外报:影响世界方式转变 战略对话成中国外交亮点

<p>外报:影响世界方式转变 战略对话成中国外交亮点&nbsp; </p><p>--------------------------------------------------------------------------------<br/>2006年05月31日 <br/>&nbsp;<br/>　　中新网5月31日电 今日出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刊载国际问题学者韦弦的文章称，战略对话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亮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大幅度提升，影响世界的方式和手段也发生了转变，主要是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p><p>&nbsp;</p><p>　　文章说，战略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对中国外交来说早已不是新鲜词语。到目前为止，中国与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基本上都建立了相应的战略对话机制。战略对话对中国外交及其国际战略的推展，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p><p>　　中国的战略对话机制真正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还是去年8月份开始的中美战略对话。在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举行了第一轮战略对话一个多月之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发表了他那篇引起深刻讨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演说。从此，战略对话和战略定位成为中美关系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外界判断中美关系的重要看点。</p><p>　　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对话，因双边关系近两年的僵局而颇引人注目。从去年开始，两国已经举行了五次战略对话，在高层对话中断的情势下，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事实上已经成为两国间主要的沟通渠道。这几次次战略对话，涉及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教科书问题等。两国外长的卡塔尔会晤，应该也是5月7日中日第五轮战略对话的内容之一。</p><p>　　实际上，中国与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建立战略对话关系，并非始于美国或日本。虽然名称不同，特别是一些对话在开始阶段并未冠以“战略”之名，但中国推展战略对话机制应该也有10年的历史了。</p><p>　　比较早的当属1996年，中国与俄罗斯确立元首会晤机制，虽无“战略对话”之名，却享战略对话之实。此后中俄元首和议会领导人的年度互访以及总理定期会晤等，也都具有战略意义。直到去年2月启动的中俄国家安全磋商机制，完全具备了高层战略对话的内涵。</p><p>　　真正冠以战略对话名称的则肇始于1997年中法战略对话关系。而中国大幅度推展战略对话关系颇见成效则在2005年。</p><p>　　2005年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与印度外交秘书萨兰在举行了首次战略对话。5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举行了第一轮中日战略对话。8月，中美第一轮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10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与英国外交部副次官欧威廉举行了首轮中英战略安全对话。12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伦敦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外交兼贸工国务大臣皮尔逊等欧盟“三驾马车”高官举行首轮中欧战略对话。</p><p>　　战略对话日益频繁</p><p>　　由此可见，2005年当是中国外交名副其实的“战略对话年”。短短一年之间，中国启动了与世界多个重要力量之间的战略对话，足见“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概念与内涵，也凸显出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对中国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p><p>　　文章认为，与1990年代相比，最近两年中国启动的战略对话机制不再局限，或者并不特别彰显高层特色，而是基本保持在副外长层面，既包括战略议题，也涵盖一些具体的外交议程。</p><p>　　对于有论者指出，中国启动的战略对话机制有两种作用，一为推动双边关系，二为解决双边问题。文章称，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但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有的战略对话不仅仅发挥一种作用，而是囊括两种作用。比如即将启动的中德战略对话，既需要推动双边关系的深化，又需要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人权、知识产权、对华军售解禁等问题。</p><p>　　而且，战略对话的“战略”作用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意涵。因为对话内容不局限在双边关系上，更涉及地区乃至全球战略格局与架构。</p><p>　　所以，不妨把中国启动的战略对话机制的作用，表述为探索、深化战略关系和调整、解决外交议题。比如中美战略对话，第一轮谈的主要是战略问题，看起来很空，实际上很快就落到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实处。通过战略对话，中美互相了解，调整战略关系的定位。到了第二次战略对话，各种外交议题就开始摆上台面，对话开始发挥调整、解决外交议题的作用。</p><p>　　战略需要是主因</p><p>　　文章说，战略对话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亮点，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外交内在需求是密不可分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转变或重新确立，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领导人头脑中的重要课题。</p><p>　　中国历来是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力量，但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战略力量重要性主要来自面积、块头。但197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大幅度提升，影响世界的方式和手段也发生了转变，主要是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p><p>　　在战略利益方面也有同样的转捩。随着经济的开放，中国的国际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逐渐拓展，中国的战略利益随着中国商品和中国人的足迹延伸到世界各地。</p><p>　　一直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并不十分明晰，或者说缺乏明确的战略指引。从毛泽东时代的“三个世界”到邓小平时代的“和平与发展”，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判断，只是说明了中国对当时世界和世界趋势的看法，却没有在此基础上明确中国的国际战略、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上述三大战略问题上渐渐有了一些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还没有长、中、短期的具体意向、思路甚至落实措施。</p><p>　　应该说，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转变或重新确立的需要，催生了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力量之间的战略对话。新世纪的中国，需要通过战略对话带来的互动与磨合，来探求、理解并最终确立自己的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br/>&nbsp;<br/></p><p>外报:影响世界方式转变 战略对话成中国外交亮点&nbsp; </p><p>--------------------------------------------------------------------------------<br/>2006年05月31日 <br/>&nbsp;<br/>　　中新网5月31日电 今日出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刊载国际问题学者韦弦的文章称，战略对话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亮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大幅度提升，影响世界的方式和手段也发生了转变，主要是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p><p>&nbsp;</p><p>　　文章说，战略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对中国外交来说早已不是新鲜词语。到目前为止，中国与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基本上都建立了相应的战略对话机制。战略对话对中国外交及其国际战略的推展，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p><p>　　中国的战略对话机制真正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还是去年8月份开始的中美战略对话。在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举行了第一轮战略对话一个多月之后，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发表了他那篇引起深刻讨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演说。从此，战略对话和战略定位成为中美关系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外界判断中美关系的重要看点。</p><p>　　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对话，因双边关系近两年的僵局而颇引人注目。从去年开始，两国已经举行了五次战略对话，在高层对话中断的情势下，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事实上已经成为两国间主要的沟通渠道。这几次次战略对话，涉及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教科书问题等。两国外长的卡塔尔会晤，应该也是5月7日中日第五轮战略对话的内容之一。</p><p>　　实际上，中国与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建立战略对话关系，并非始于美国或日本。虽然名称不同，特别是一些对话在开始阶段并未冠以“战略”之名，但中国推展战略对话机制应该也有10年的历史了。</p><p>　　比较早的当属1996年，中国与俄罗斯确立元首会晤机制，虽无“战略对话”之名，却享战略对话之实。此后中俄元首和议会领导人的年度互访以及总理定期会晤等，也都具有战略意义。直到去年2月启动的中俄国家安全磋商机制，完全具备了高层战略对话的内涵。</p><p>　　真正冠以战略对话名称的则肇始于1997年中法战略对话关系。而中国大幅度推展战略对话关系颇见成效则在2005年。</p><p>　　2005年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与印度外交秘书萨兰在举行了首次战略对话。5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举行了第一轮中日战略对话。8月，中美第一轮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10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与英国外交部副次官欧威廉举行了首轮中英战略安全对话。12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伦敦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外交兼贸工国务大臣皮尔逊等欧盟“三驾马车”高官举行首轮中欧战略对话。</p><p>　　战略对话日益频繁</p><p>　　由此可见，2005年当是中国外交名副其实的“战略对话年”。短短一年之间，中国启动了与世界多个重要力量之间的战略对话，足见“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概念与内涵，也凸显出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对中国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p><p>　　文章认为，与1990年代相比，最近两年中国启动的战略对话机制不再局限，或者并不特别彰显高层特色，而是基本保持在副外长层面，既包括战略议题，也涵盖一些具体的外交议程。</p><p>　　对于有论者指出，中国启动的战略对话机制有两种作用，一为推动双边关系，二为解决双边问题。文章称，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但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有的战略对话不仅仅发挥一种作用，而是囊括两种作用。比如即将启动的中德战略对话，既需要推动双边关系的深化，又需要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人权、知识产权、对华军售解禁等问题。</p><p>　　而且，战略对话的“战略”作用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意涵。因为对话内容不局限在双边关系上，更涉及地区乃至全球战略格局与架构。</p><p>　　所以，不妨把中国启动的战略对话机制的作用，表述为探索、深化战略关系和调整、解决外交议题。比如中美战略对话，第一轮谈的主要是战略问题，看起来很空，实际上很快就落到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实处。通过战略对话，中美互相了解，调整战略关系的定位。到了第二次战略对话，各种外交议题就开始摆上台面，对话开始发挥调整、解决外交议题的作用。</p><p>　　战略需要是主因</p><p>　　文章说，战略对话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亮点，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外交内在需求是密不可分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转变或重新确立，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领导人头脑中的重要课题。</p><p>　　中国历来是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力量，但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战略力量重要性主要来自面积、块头。但197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大幅度提升，影响世界的方式和手段也发生了转变，主要是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p><p>　　在战略利益方面也有同样的转捩。随着经济的开放，中国的国际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逐渐拓展，中国的战略利益随着中国商品和中国人的足迹延伸到世界各地。</p><p>　　一直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并不十分明晰，或者说缺乏明确的战略指引。从毛泽东时代的“三个世界”到邓小平时代的“和平与发展”，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判断，只是说明了中国对当时世界和世界趋势的看法，却没有在此基础上明确中国的国际战略、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上述三大战略问题上渐渐有了一些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还没有长、中、短期的具体意向、思路甚至落实措施。</p><p>　　应该说，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转变或重新确立的需要，催生了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力量之间的战略对话。新世纪的中国，需要通过战略对话带来的互动与磨合，来探求、理解并最终确立自己的战略定位、战略利益和国际战略。<br/>&nbs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