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一）[看完后再回复哦]

<p><b><font color="#ffcc99"></font></b></p><p>　　基督教是一种热衷于传教的宗教。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 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甚至鼓吹"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 压制殖民地的工具"。<br/>　　　　<br/>　　参与贩卖鸦片　　<br/>　　　<br/>　　在鸦片战争前的七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一千箱（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鸦片输入中国。到十九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四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四百银元到八百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br/><br/>　　参与鸦片贸易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 "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象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 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 马礼逊教育会" ，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 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 中华医药传教会" ，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br/><br/>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 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 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 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br/><br/>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 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 郭实腊工作了三天，我给了他一千块钱。" 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 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 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 " 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 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br/>反对禁烟由于外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 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象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 月27日同意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到5 月 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八箱），6 月3 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 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十人一起从澳门乘坐" 马礼逊" 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中国官员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 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十一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 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br/><br/>　　1839年9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中方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 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 林则徐的代表用" 打仗不怕 " 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猩猩地对此表示，" 令我们很痛心".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传教士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p><p><b><font color="#ffcc99"></font></b></p><p>　　基督教是一种热衷于传教的宗教。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 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甚至鼓吹"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 压制殖民地的工具"。<br/>　　　　<br/>　　参与贩卖鸦片　　<br/>　　　<br/>　　在鸦片战争前的七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一千箱（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鸦片输入中国。到十九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四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四百银元到八百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br/><br/>　　参与鸦片贸易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 "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象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 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 马礼逊教育会" ，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 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 中华医药传教会" ，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br/><br/>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 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 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 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br/><br/>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 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 郭实腊工作了三天，我给了他一千块钱。" 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 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 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 " 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 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br/>反对禁烟由于外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 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象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 月27日同意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到5 月 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八箱），6 月3 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 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十人一起从澳门乘坐" 马礼逊" 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中国官员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 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十一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 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br/><br/>　　1839年9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中方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 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 林则徐的代表用" 打仗不怕 " 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猩猩地对此表示，" 令我们很痛心".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传教士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