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关于精英阶层与精英主义

　笔者在使用这两个词汇时，都是在汉语本义上来使用的，由于汉语字汇是“音形义”合一的，本身指代就比较明确，不需要与任何百科全书或者是西方话语体系发生联系。<br/>　　<br/>　　1、 精英的概念<br/>　　<br/>　　精英就是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人，换言之，就是在社会政治权力体系中、在经济资源占有上、在文化资源掌握上具有优势的人。精英本身是永远存在的，本身不具备造成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必然性。精英和精英主义者是不同的概念，尧舜禹都是精英，但不是精英主义者。<br/>　　<br/>　　2、 由消费主义导致精英主义<br/>　　<br/>　　精英阶层就是精英的集合名词。精英阶层在整体上是忠于精英主义的。但是精英主义仅仅是在社会认同彻底崩溃之后才产生的，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分化的结果。精英主义是在大同时代崩溃之后，个人在自然属性难以摆脱的前提下，在现实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要求在群体其他个体的欲望满足之前，优先满足个人消费欲望的驱动下所导致的、一种对他人正当利益进行抑制和剥夺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消费主义欲望的相互排斥，在结合了精英主义制度化的国家暴力机器之后，能够稳定地对多数人的正当消费利益进行长期系统排斥，才得以实现并逐步强化。<br/>　　<br/>　　人本来就是一种动物，不可能摆脱其自然属性，正如老子所言“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因此就难以避免地会受到欲望和本能的驱使，孔子也说“吾未见好色如好德者也”，这些都是人们难以摆脱自然属性制约的表现。但是自然属性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出现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在氏族公社时期，个人由于不能脱离群体而生存，人们彼此认同，因为对小群体认同的破坏就构成对小群体生存条件构成威胁，就没有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产生。二是财富和资源的有限性，不足以全面满足多数人的欲望，今天已经把财富占有作为一种社会象征，因此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br/>　　<br/>　　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是主张放任个人的欲望和本能，要求把一切优势地位都尽可能转化为经济优势，转化为对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的排他性占有，是主张促进社会分化、扩大阶层鸿沟、强化优势地位的一切思想与实践。<br/>　　<br/>　　3、 精英阶层与剥削阶级的区别<br/>　　<br/>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的西方社会里，社会最终产品的分配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相关联，当时地租和工商业利润以及工人工资，几乎就是全部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公共财政并不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据重要地位。<br/>　　<br/>　　而且当时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基本上就是聪明的技术工人事业，科学和文化事业在社会日常生活中不是一个重要事项，现代教育体系远远称不上普及。总而言之，政治权力不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得力杠杆，文化资源的掌握也不是决定社会财富分配地位的有利筹码，这只要考察一下当时的文化人的生存状况（包括马克思本人）就不难理解。<br/>　　<br/>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分配过程的全面参与，其规模和程度都是空前的，甚至西方国家公共财政占GNP的比例还高于中国；而在决定个体谁将在社会财富的最终获取上占据优先地位，即在精英群体的生成规则上，文化资源的掌握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筹码，因此不应该对教育和新闻事业垄断、学术圈子的相互封闭、以及广泛存在的而且是极其顽固近亲繁殖、裙带关系等现象感到奇怪，这不过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常规模式罢了。<br/>　　<br/>　　如果说在马克思生活的西方，是生产资料占有主要决定了个人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地位的话，那么今天的世界则是一个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总和，最终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资源分配地位。<br/>　　<br/>　　阶级的概念依托于生产资料私有占有形式，具有相对稳定和固定的性质，而今天的阶层则具有更大的流动性。马克思时代经济地位主要决定于私有制产权形式，但是今天则更多地依赖于精英的生成规则。<br/>　　<br/>　　当然所有的等级制和排除法，都会被利用来为维护既得利益阶层而起作用，而且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越是利益可观、机会成本巨大的精英群体，其既得利益群体排斥精英生成规则起作用的意愿就越强烈。由于穷国的精英阶层狭小，没有中产阶级，精英从现有既得利益团体的下坠，会直接落入社会底层，因此精英阶层就越是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稳定性，倾向于制造各种垄断壁垒防止精英生成规则起作用，防止自己被合格的精英人选替代而丧失精英地位。穷国的精英阶层越表现得象统治阶级，强烈地拒绝精英生成规则的实际履行，不肯自觉遵守游戏规则，这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不论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br/>　　<br/>　　4、 中国精英主义者的表现和经济政治主张<br/>　　<br/>　　在理论和现实中，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虽然同属于精英阶层，但是社会经济地位是不同的。由于政治精英是有政治权力为基础的，是以“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国家机器为依托的，因此这种精英是第一流强有力的精英；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几乎没有什么是金钱不能购买的，因此经济精英是第二流的精英；知识精英由于掌握话语权，并根据精英生成规则对前两类精英具有替补地位，并和前两类精英具有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广泛更密切的人脉关系，得以列为第三流精英。<br/>　　<br/>　　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在理论上具有三重特色，一是纯粹的消费者立场；二是第一世界理论嗜好；三是伤痕学术情结；因此决定了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是当今世界上最真诚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经济和政治主张，其内涵是十分令人刮目相看的。<br/>　　<br/>　　主流经济学家中一些高人就是专门宣扬美国的经济竞争方略---华盛顿共识---为职业的，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和樊纲等人身上，这几个人中不仅有人私下明确提出为了实现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化“不惜死一半中国人”，更有人提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唾沫效应”，这些人与那些头脑不清楚的“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想当然地相信“西方制度万能”的人不同，他们十分清楚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化的前景与后果，但是在所不惜。<br/>　　<br/>　　在政治上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强烈支持代议制民主，这实际上有四重目的，一是可以发挥名牌知识精英的优势，有可能通过代议制民主的精英生成规则，本身由第三流的知识精英转成为第一流的政治精英；第二是着眼于精英阶层的整体利益，利用民主票决方式，追认精英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合法性。第三是因为中国民众非常贫困，由于“可自由支配的经济剩余”不足，无法顺利分摊自组织的成本和风险，也就无法因此在民主协商体制里增强自身的谈判地位，因此可以在民主的海选中一次又一次得到合法性追认。第四是在现实里，因为完全没有可以应用的“民主监督程序”，因此绝对地强调民主，就是要在事实上取消日常监督。<br/>　　<br/>　　5、 我为什么反对精英主义<br/>　　<br/>　　笔者反对精英主义，主张回归平民主义，不是因为平民主义制度比精英主义制度更易于实施，而是因为在中国的现实里，除了平民主义就没有出路。坚持在中国推行精英主义制度化，听任精英主义极端化趋势的恶性发展，就一定会剥夺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今天已经非常明显），这只能制造革命形势，葬送一切（包括精英阶层本身）。20世纪中国平民革命的产生和演变历史，对于中国人而言，实在称得上是殷鉴不远。<br/>　　<br/>　　因为中国人均资源不足，因为中国不可能根本改善在全球资源分配中的地位，因此中国最终可以获得的经济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是无法支持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在经济资源分配上必须把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政治上必须有意识地遏止精英主义的恶性膨胀，换言之，平民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就是要在经济上坚持“民本”，在政治上坚持“中庸”（抑制精英主义极端化）。对应的精英主义主张是：消费主义现代化以及在此基础的民主协商政治，就是放任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以个人消费主义欲望获得比较高程度的满足，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阶层矛盾非对抗性的基础上来运作政治协商制度。笔者不是不愿意把现代化和民主作为目标，而是现实中没有可能。<br/>　　<br/>　　在西方国家，由于其精英阶层已经在当代技术水平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上生活，而且维持这个生活水平还不需要排斥本国民众的生存利益；而且由于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或者中产阶级占多数，社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分布，不象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高度集中于精英群体内部，底层民众在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之外，仍然具有相当的可自由支配的经济资源，可以顺利地完成自组织，增强自身的谈判地位，对精英阶层实现一定程度的有效监督和制衡；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精英阶层没有第三世界国家那样走极端的倾向，而底层民众也能够增强自身的谈判能力，因此民主和契约协商制度，还是能够取得一定成效的。换言之，西方国家由于国内阶层矛盾本身的非对抗性（其经济基础是社会已经实现了普遍富裕和发达，标志是中产阶级占据多数），使得民主制度具有现实可能性，而民主的实施又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矛盾缓和措施。实际上在西方是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带来了民主的有效性，而不是“民主迷信”者所宣扬的“制度万能”，是民主带来了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而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只能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br/>　　<br/>　　许多人对于现存国际经济规则持有盲目的幻想，以为中国的经济技术竞争力，是可以不受限制地提高，直到足以改变中国在全球资源分配地位的程度。这个幻想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就是中国人在下水之前不仅可以学会游泳，而且在学会游泳之后参加世界游泳比赛时，能够夺取全部金银铜铁牌。因为今天的国际经济规则是在“技术垄断”地位和“体系化实力”支持下的垄断企业，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垄断利润，中国企业在两个方面具有巨大差距，第一是中国人在自己过穷日子的条件下，无法在整体上领导世界消费主义的技术潮流（个别例外倒是有可能出现，但是中国人口庞大，如果不实现全面领先，就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源份额）；而且中国企业不仅自身规模小，而且背后没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支持，依靠中小规模的“单打一”的企业，根本就无法与在西方完善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支持下的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竞争，最近20年来中国企业的边缘化（就是企业净产值率低下---包括利润微薄、对国家税收贡献不足、对工人不做维持生命简单再生产的最低限度的支付等三个主要方面）的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那种完全依赖技术和管理优势进行竞争的企业，根本在今天的市场里就不可能存在，今天的竞争实力就是比一个“体系化实力”，除了企业本身之外，最重要的是站在企业背后的“国家资源动员体系”，没有这个资源动员体系，企业就无法快速和低成本地获取发展生产所必须的人力物力资源，在西方国家资源动员体系就是几百年来发展完善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是用财政体系来弥补金融体系的不足。<br/>笔者在使用这两个词汇时，都是在汉语本义上来使用的，由于汉语字汇是“音形义”合一的，本身指代就比较明确，不需要与任何百科全书或者是西方话语体系发生联系。<br/>　　<br/>　　1、 精英的概念<br/>　　<br/>　　精英就是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人，换言之，就是在社会政治权力体系中、在经济资源占有上、在文化资源掌握上具有优势的人。精英本身是永远存在的，本身不具备造成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必然性。精英和精英主义者是不同的概念，尧舜禹都是精英，但不是精英主义者。<br/>　　<br/>　　2、 由消费主义导致精英主义<br/>　　<br/>　　精英阶层就是精英的集合名词。精英阶层在整体上是忠于精英主义的。但是精英主义仅仅是在社会认同彻底崩溃之后才产生的，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分化的结果。精英主义是在大同时代崩溃之后，个人在自然属性难以摆脱的前提下，在现实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要求在群体其他个体的欲望满足之前，优先满足个人消费欲望的驱动下所导致的、一种对他人正当利益进行抑制和剥夺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消费主义欲望的相互排斥，在结合了精英主义制度化的国家暴力机器之后，能够稳定地对多数人的正当消费利益进行长期系统排斥，才得以实现并逐步强化。<br/>　　<br/>　　人本来就是一种动物，不可能摆脱其自然属性，正如老子所言“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因此就难以避免地会受到欲望和本能的驱使，孔子也说“吾未见好色如好德者也”，这些都是人们难以摆脱自然属性制约的表现。但是自然属性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出现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在氏族公社时期，个人由于不能脱离群体而生存，人们彼此认同，因为对小群体认同的破坏就构成对小群体生存条件构成威胁，就没有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产生。二是财富和资源的有限性，不足以全面满足多数人的欲望，今天已经把财富占有作为一种社会象征，因此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br/>　　<br/>　　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是主张放任个人的欲望和本能，要求把一切优势地位都尽可能转化为经济优势，转化为对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的排他性占有，是主张促进社会分化、扩大阶层鸿沟、强化优势地位的一切思想与实践。<br/>　　<br/>　　3、 精英阶层与剥削阶级的区别<br/>　　<br/>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的西方社会里，社会最终产品的分配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相关联，当时地租和工商业利润以及工人工资，几乎就是全部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公共财政并不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据重要地位。<br/>　　<br/>　　而且当时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基本上就是聪明的技术工人事业，科学和文化事业在社会日常生活中不是一个重要事项，现代教育体系远远称不上普及。总而言之，政治权力不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得力杠杆，文化资源的掌握也不是决定社会财富分配地位的有利筹码，这只要考察一下当时的文化人的生存状况（包括马克思本人）就不难理解。<br/>　　<br/>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分配过程的全面参与，其规模和程度都是空前的，甚至西方国家公共财政占GNP的比例还高于中国；而在决定个体谁将在社会财富的最终获取上占据优先地位，即在精英群体的生成规则上，文化资源的掌握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筹码，因此不应该对教育和新闻事业垄断、学术圈子的相互封闭、以及广泛存在的而且是极其顽固近亲繁殖、裙带关系等现象感到奇怪，这不过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常规模式罢了。<br/>　　<br/>　　如果说在马克思生活的西方，是生产资料占有主要决定了个人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地位的话，那么今天的世界则是一个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总和，最终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资源分配地位。<br/>　　<br/>　　阶级的概念依托于生产资料私有占有形式，具有相对稳定和固定的性质，而今天的阶层则具有更大的流动性。马克思时代经济地位主要决定于私有制产权形式，但是今天则更多地依赖于精英的生成规则。<br/>　　<br/>　　当然所有的等级制和排除法，都会被利用来为维护既得利益阶层而起作用，而且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越是利益可观、机会成本巨大的精英群体，其既得利益群体排斥精英生成规则起作用的意愿就越强烈。由于穷国的精英阶层狭小，没有中产阶级，精英从现有既得利益团体的下坠，会直接落入社会底层，因此精英阶层就越是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稳定性，倾向于制造各种垄断壁垒防止精英生成规则起作用，防止自己被合格的精英人选替代而丧失精英地位。穷国的精英阶层越表现得象统治阶级，强烈地拒绝精英生成规则的实际履行，不肯自觉遵守游戏规则，这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不论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br/>　　<br/>　　4、 中国精英主义者的表现和经济政治主张<br/>　　<br/>　　在理论和现实中，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虽然同属于精英阶层，但是社会经济地位是不同的。由于政治精英是有政治权力为基础的，是以“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国家机器为依托的，因此这种精英是第一流强有力的精英；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几乎没有什么是金钱不能购买的，因此经济精英是第二流的精英；知识精英由于掌握话语权，并根据精英生成规则对前两类精英具有替补地位，并和前两类精英具有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广泛更密切的人脉关系，得以列为第三流精英。<br/>　　<br/>　　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在理论上具有三重特色，一是纯粹的消费者立场；二是第一世界理论嗜好；三是伤痕学术情结；因此决定了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是当今世界上最真诚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经济和政治主张，其内涵是十分令人刮目相看的。<br/>　　<br/>　　主流经济学家中一些高人就是专门宣扬美国的经济竞争方略---华盛顿共识---为职业的，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和樊纲等人身上，这几个人中不仅有人私下明确提出为了实现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化“不惜死一半中国人”，更有人提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唾沫效应”，这些人与那些头脑不清楚的“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想当然地相信“西方制度万能”的人不同，他们十分清楚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化的前景与后果，但是在所不惜。<br/>　　<br/>　　在政治上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强烈支持代议制民主，这实际上有四重目的，一是可以发挥名牌知识精英的优势，有可能通过代议制民主的精英生成规则，本身由第三流的知识精英转成为第一流的政治精英；第二是着眼于精英阶层的整体利益，利用民主票决方式，追认精英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合法性。第三是因为中国民众非常贫困，由于“可自由支配的经济剩余”不足，无法顺利分摊自组织的成本和风险，也就无法因此在民主协商体制里增强自身的谈判地位，因此可以在民主的海选中一次又一次得到合法性追认。第四是在现实里，因为完全没有可以应用的“民主监督程序”，因此绝对地强调民主，就是要在事实上取消日常监督。<br/>　　<br/>　　5、 我为什么反对精英主义<br/>　　<br/>　　笔者反对精英主义，主张回归平民主义，不是因为平民主义制度比精英主义制度更易于实施，而是因为在中国的现实里，除了平民主义就没有出路。坚持在中国推行精英主义制度化，听任精英主义极端化趋势的恶性发展，就一定会剥夺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今天已经非常明显），这只能制造革命形势，葬送一切（包括精英阶层本身）。20世纪中国平民革命的产生和演变历史，对于中国人而言，实在称得上是殷鉴不远。<br/>　　<br/>　　因为中国人均资源不足，因为中国不可能根本改善在全球资源分配中的地位，因此中国最终可以获得的经济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是无法支持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在经济资源分配上必须把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政治上必须有意识地遏止精英主义的恶性膨胀，换言之，平民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就是要在经济上坚持“民本”，在政治上坚持“中庸”（抑制精英主义极端化）。对应的精英主义主张是：消费主义现代化以及在此基础的民主协商政治，就是放任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以个人消费主义欲望获得比较高程度的满足，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阶层矛盾非对抗性的基础上来运作政治协商制度。笔者不是不愿意把现代化和民主作为目标，而是现实中没有可能。<br/>　　<br/>　　在西方国家，由于其精英阶层已经在当代技术水平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上生活，而且维持这个生活水平还不需要排斥本国民众的生存利益；而且由于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或者中产阶级占多数，社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分布，不象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高度集中于精英群体内部，底层民众在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之外，仍然具有相当的可自由支配的经济资源，可以顺利地完成自组织，增强自身的谈判地位，对精英阶层实现一定程度的有效监督和制衡；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精英阶层没有第三世界国家那样走极端的倾向，而底层民众也能够增强自身的谈判能力，因此民主和契约协商制度，还是能够取得一定成效的。换言之，西方国家由于国内阶层矛盾本身的非对抗性（其经济基础是社会已经实现了普遍富裕和发达，标志是中产阶级占据多数），使得民主制度具有现实可能性，而民主的实施又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矛盾缓和措施。实际上在西方是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带来了民主的有效性，而不是“民主迷信”者所宣扬的“制度万能”，是民主带来了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而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只能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br/>　　<br/>　　许多人对于现存国际经济规则持有盲目的幻想，以为中国的经济技术竞争力，是可以不受限制地提高，直到足以改变中国在全球资源分配地位的程度。这个幻想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就是中国人在下水之前不仅可以学会游泳，而且在学会游泳之后参加世界游泳比赛时，能够夺取全部金银铜铁牌。因为今天的国际经济规则是在“技术垄断”地位和“体系化实力”支持下的垄断企业，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垄断利润，中国企业在两个方面具有巨大差距，第一是中国人在自己过穷日子的条件下，无法在整体上领导世界消费主义的技术潮流（个别例外倒是有可能出现，但是中国人口庞大，如果不实现全面领先，就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源份额）；而且中国企业不仅自身规模小，而且背后没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支持，依靠中小规模的“单打一”的企业，根本就无法与在西方完善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支持下的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竞争，最近20年来中国企业的边缘化（就是企业净产值率低下---包括利润微薄、对国家税收贡献不足、对工人不做维持生命简单再生产的最低限度的支付等三个主要方面）的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那种完全依赖技术和管理优势进行竞争的企业，根本在今天的市场里就不可能存在，今天的竞争实力就是比一个“体系化实力”，除了企业本身之外，最重要的是站在企业背后的“国家资源动员体系”，没有这个资源动员体系，企业就无法快速和低成本地获取发展生产所必须的人力物力资源，在西方国家资源动员体系就是几百年来发展完善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是用财政体系来弥补金融体系的不足。<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