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负责？(ZT)

自由之声 www.Freelysay.com  作者：高昱  来源：《商务周刊》  2003-9-13 　
     
     面孔的变化固然可以缓解某些激烈的情绪，却根本不能解决在很多城市都发生着的这种政府、地产商和民众三者间的利益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所定义的“强迫交易罪”，却在南京市邓府巷等地方赤裸裸地发生了——

　　文/高昱
      一场早在预料之中的悲剧发生了。今天，它发生在南京城里，发生在39岁的残疾人翁彪身上，但明天，它同样可能发生在其他的城市，发生在我们每个普通居民身上。8月22日，家住南京市邓府巷同庆里的翁彪在邓府巷拆迁办公室自焚，在场的7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受伤，翁的烧伤面积达到97％，到9月5日，有消息说，翁彪已经死亡，但具体死亡时间因政府严格保密而不详。据南京市政府介绍，改建后的邓府巷，“将成为一个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商贸区，集商贸、休闲和娱乐为一体”，但是，这个宏伟的城市构想，让我们的城市拆迁史上又多了一件血腥的案例。

　　据说，南京市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处理翁彪家属的安置工作，并组织有关部门对自焚事件的真相展开调查。

　　那么，究竟谁该为翁彪自焚负责？有政府官员认为，直接责任人是翁彪本人。上海《外滩画报》的报道援引当地派出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人士的话说：“大家都说翁彪是自焚，其实是纵火，是蓄意伤人。”他解释说，自焚是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来达到某种目的，可翁彪的本意并不是要伤害自己，而是想以伤害他人来威胁拆迁办，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翁彪的家属和邻人驳斥了这一说法：翁彪平时为人老实厚道，并不偏激，“不是被逼到绝处，谁愿意为了万把块钱而放弃自己的生命！”

　　他们谴责，正是拆迁办的粗暴与蛮横，“杀”了翁彪。一些有良知的媒体也先后发表报道和评论，谴责这些拆迁“强盗”。

　　然而，即使态度不粗暴，不蛮横，拆迁办就不搞强制拆迁了？《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打碎了这些良好的愿望，它的第21条写得清清楚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所在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执行。”

　　即使态度不粗暴，不蛮横，就能避免因为拆迁导致居民无家可归的悲哀吗？1998年的北京平安大道拆迁，获得了政府官员和地产业内人士的一致称赞，因为那是北京首次引入货币补偿的办法，即房地产公司按照原住房面积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地价补偿标准，将旧房换算为人民币，-次性付给拆迁户，使得向来被视作“老大难”的拆迁安置简化为纯粹的商品交换，房地产公司和拆迁户都既是销售商，又是消费者。据说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财物换算，矛盾的双方各得其所，政府也卸下了包袱。而此次南京市邓府巷拆迁，同样采用了这种“先进”的货币补偿方式，而且是按照政府所能给予的最高补偿标准。但翁彪一家仍然买不起房子，这不是态度和蔼可亲还是粗暴蛮横的问题，而是最根本的利益分配问题——房子拆了，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商贸区建起来了，房价又涨起来了，地产商发财了，政府的税收增加了，但给翁彪们的补偿，却少得让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面孔的变化固然可以缓解某些激烈的情绪，却根本不能解决在很多城市都发生着的这种政府、地产商和民众三者间的利益矛盾。很多人会问，拆迁办的人为什么这么恶，可我恰好有一个女同学在拆迁办工作，这个向来与人为善的姑娘也谴责拆迁中的“打砸抢”，但她替自己的同事辩护说：“我们在依法办事，按规定该补多少就补多少，不能因为个别人不配合而耽误整个工程，可是有些钉子户就是既不懂法，又老向政府提高出规定标准的过分要求。”

　　很明显，站在不同利益方的角度，对错是非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

　　令人沉重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代表政府的拆迁办与地产商站在了一起。在强制拆迁纠纷中，我们还常常能够看到以公安局名义下发给“钉子户”的限期搬迁令，相反，公安和其他部门对拆迁中“轻则断水断电，重则打砸威胁”、私闯民宅、甚至动用“黑社会”的行径却不管不问。一些地方制订的拆迁管理办法更是让拆迁户无处说话，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由宰割。

　　在经济利益上，政府同样最大限度地保护着地产商。《外滩画报》注意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细节：南京市有“区位补偿单价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确定，定期公布”这一条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也大打折扣。知情人士透露，南京市现在实行的区位补偿单价还是1998年公布的价格，有关部门根本没有很好履行“定期公布”的职责。事实上，近两年来，南京的平均房价每平方米涨幅超过千元，可按照目前执行的补偿标准，补偿款只能购回原条件的住房2/3的面积。

　　中国《合同法》第4条写得明白：“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除涉及国防、外交等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之外的商业拆迁，拆迁当事人双方本属独立和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法律要求的是平等交易和契约自由。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所定义的“强迫交易罪”，却在南京市邓府巷等地方赤裸裸地发生着。

　　谁都知道拆迁背后蕴涵着什么样的利润，而自从“经营城市”在中国蔓延之后，诸多地方政府也以空前的热情加入到这场盛宴，在“为民办实事”、“推动地方经济”的招牌下，卖地成风，拆迁成风，旧城改造成风。统计数据显示，南京去年城市拆迁量为1.9万户，今年上半年，城市拆迁已达1.76万户，预计下半年还有1万户。

　　增加税收并不是坏事，但当政府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一座城市的时候，面对政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诉求，和它手中掌握的强力机器，被它抛离的被拆迁户还有平等交易和契约自由的机会吗？面对烈火中的翁彪，我们必须要问：“民众利益国家化，国家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公司化”这样的概念偷换，还没有到被制止的时候吗？自由之声 www.Freelysay.com  作者：高昱  来源：《商务周刊》  2003-9-13 　
     
     面孔的变化固然可以缓解某些激烈的情绪，却根本不能解决在很多城市都发生着的这种政府、地产商和民众三者间的利益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所定义的“强迫交易罪”，却在南京市邓府巷等地方赤裸裸地发生了——

　　文/高昱
      一场早在预料之中的悲剧发生了。今天，它发生在南京城里，发生在39岁的残疾人翁彪身上，但明天，它同样可能发生在其他的城市，发生在我们每个普通居民身上。8月22日，家住南京市邓府巷同庆里的翁彪在邓府巷拆迁办公室自焚，在场的7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受伤，翁的烧伤面积达到97％，到9月5日，有消息说，翁彪已经死亡，但具体死亡时间因政府严格保密而不详。据南京市政府介绍，改建后的邓府巷，“将成为一个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商贸区，集商贸、休闲和娱乐为一体”，但是，这个宏伟的城市构想，让我们的城市拆迁史上又多了一件血腥的案例。

　　据说，南京市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处理翁彪家属的安置工作，并组织有关部门对自焚事件的真相展开调查。

　　那么，究竟谁该为翁彪自焚负责？有政府官员认为，直接责任人是翁彪本人。上海《外滩画报》的报道援引当地派出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人士的话说：“大家都说翁彪是自焚，其实是纵火，是蓄意伤人。”他解释说，自焚是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来达到某种目的，可翁彪的本意并不是要伤害自己，而是想以伤害他人来威胁拆迁办，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翁彪的家属和邻人驳斥了这一说法：翁彪平时为人老实厚道，并不偏激，“不是被逼到绝处，谁愿意为了万把块钱而放弃自己的生命！”

　　他们谴责，正是拆迁办的粗暴与蛮横，“杀”了翁彪。一些有良知的媒体也先后发表报道和评论，谴责这些拆迁“强盗”。

　　然而，即使态度不粗暴，不蛮横，拆迁办就不搞强制拆迁了？《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打碎了这些良好的愿望，它的第21条写得清清楚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所在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执行。”

　　即使态度不粗暴，不蛮横，就能避免因为拆迁导致居民无家可归的悲哀吗？1998年的北京平安大道拆迁，获得了政府官员和地产业内人士的一致称赞，因为那是北京首次引入货币补偿的办法，即房地产公司按照原住房面积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地价补偿标准，将旧房换算为人民币，-次性付给拆迁户，使得向来被视作“老大难”的拆迁安置简化为纯粹的商品交换，房地产公司和拆迁户都既是销售商，又是消费者。据说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财物换算，矛盾的双方各得其所，政府也卸下了包袱。而此次南京市邓府巷拆迁，同样采用了这种“先进”的货币补偿方式，而且是按照政府所能给予的最高补偿标准。但翁彪一家仍然买不起房子，这不是态度和蔼可亲还是粗暴蛮横的问题，而是最根本的利益分配问题——房子拆了，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商贸区建起来了，房价又涨起来了，地产商发财了，政府的税收增加了，但给翁彪们的补偿，却少得让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面孔的变化固然可以缓解某些激烈的情绪，却根本不能解决在很多城市都发生着的这种政府、地产商和民众三者间的利益矛盾。很多人会问，拆迁办的人为什么这么恶，可我恰好有一个女同学在拆迁办工作，这个向来与人为善的姑娘也谴责拆迁中的“打砸抢”，但她替自己的同事辩护说：“我们在依法办事，按规定该补多少就补多少，不能因为个别人不配合而耽误整个工程，可是有些钉子户就是既不懂法，又老向政府提高出规定标准的过分要求。”

　　很明显，站在不同利益方的角度，对错是非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

　　令人沉重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代表政府的拆迁办与地产商站在了一起。在强制拆迁纠纷中，我们还常常能够看到以公安局名义下发给“钉子户”的限期搬迁令，相反，公安和其他部门对拆迁中“轻则断水断电，重则打砸威胁”、私闯民宅、甚至动用“黑社会”的行径却不管不问。一些地方制订的拆迁管理办法更是让拆迁户无处说话，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由宰割。

　　在经济利益上，政府同样最大限度地保护着地产商。《外滩画报》注意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细节：南京市有“区位补偿单价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确定，定期公布”这一条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也大打折扣。知情人士透露，南京市现在实行的区位补偿单价还是1998年公布的价格，有关部门根本没有很好履行“定期公布”的职责。事实上，近两年来，南京的平均房价每平方米涨幅超过千元，可按照目前执行的补偿标准，补偿款只能购回原条件的住房2/3的面积。

　　中国《合同法》第4条写得明白：“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除涉及国防、外交等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之外的商业拆迁，拆迁当事人双方本属独立和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法律要求的是平等交易和契约自由。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所定义的“强迫交易罪”，却在南京市邓府巷等地方赤裸裸地发生着。

　　谁都知道拆迁背后蕴涵着什么样的利润，而自从“经营城市”在中国蔓延之后，诸多地方政府也以空前的热情加入到这场盛宴，在“为民办实事”、“推动地方经济”的招牌下，卖地成风，拆迁成风，旧城改造成风。统计数据显示，南京去年城市拆迁量为1.9万户，今年上半年，城市拆迁已达1.76万户，预计下半年还有1万户。

　　增加税收并不是坏事，但当政府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一座城市的时候，面对政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诉求，和它手中掌握的强力机器，被它抛离的被拆迁户还有平等交易和契约自由的机会吗？面对烈火中的翁彪，我们必须要问：“民众利益国家化，国家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公司化”这样的概念偷换，还没有到被制止的时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