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骑征文]论明成祖对北部边防的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8 23:12:31
<p><strong>铁骑征文]论明成祖对北部边防的改革</strong></p><p>建文帝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其后就开始了对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的调整。本文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要论述,以期对明代前期的北部边防及其对明中后期的影响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 <br/><br/>一、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 <br/><br/>洪武时期的的北部边防建设包括五个方面:1、迁徙山后之民进入内地以造成与蒙古交界的无人地带。2、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3、为解决边防驻军的供饷而形成的边防屯田与开中法。4、巡边与制度的形成。5、诸王防边。永乐时期最主要的调整是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兵力部署的调整)、巡边制度的形成及诸王防边(指挥系统的调整)。为使大家对成祖时期的北部边防调整有更清楚认识,所以对几个方面做一个介绍。 <br/>1、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 <br/>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是洪武乃至整个明代北部边防的基本建设,它是北部防线的物质基础。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便强调“古者王公设险以守其国”[1],命令根据刘基的“军卫法”建立并完善卫所制。“度其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设立”,并于沿边设都卫以统辖之。洪武八年,改都卫为都司,北部边地共有燕山、西安、太原、大同、定辽等六个都围改为都司、行都司,加上大宁、万全两都司、共形成了八大边地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隶于五府、而听命于兵部”[2]都司设都指挥使、下设同知二、佥事四,再下设有战备、训练、屯种等机构,是边地军民合一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负责本军区的卫、所事务及防御作战的指挥。每都司形成一个边防重镇、每镇配以重兵,当时北部边地各都司兵力约有全国的二分之一以上。在洪武时期所确定的北边防卫体系中,大宁、开平、兴和、东胜这几个卫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宁为北平行都司之所在,领有十卫,“西南距北平布政司八百里”;开平卫“属北平都司”[3],从“北平至开平七百六十五里,置十四驿”[4],并在开平地区设有五屯卫;兴和守御千户所 “东北有灵霄峰,南有威远川,西有鱼儿烁,又西有集宁路,元直隶中书省”[5];东胜卫为洪武四年正月所置,“二十五年八月分置东胜左右中前后五卫,属行都司”[6],卫下辖有五个千户所。在明朝的北边防线上,从辽东都司到大宁都司、开平卫、兴和所、大同都司、东胜卫,东西联络,互相呼应,使明朝的北边防线由点到面,稳步地向长城以北推进了几百里。再加上西北地区陕西都司所辖的宁夏卫、兰州卫、庄浪卫、凉州卫、山丹卫、甘肃卫等,构成了一条绵亘万余里的北边防线。 <br/>2、巡边制度的形成及诸王防边: <br/>朱元璋所确定的“固守封疆”的基本原则是“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7]。这成为明代北部边防的基本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之下,当北边防线基本稳定后,又进一步规定了每年春、秋定期巡边的制度,作为边防部队的一项根本任务,常年执行。特别是每年秋收时节,为防备蒙古族的入掠而定期调兵防守,由此而形成明代北部边防线特有的秋防。洪武九年正月,朱元璋命中山侯汤和、颖川侯傅友德、佥都督蓝玉及王弼等率师往延安防边,他敕谕说:“自古重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与胡虏接境,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为防止蒙古族入掠所造成的损害,朱元璋屡敕边将严为之备,他告诫汤和等人“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致有失”。[8]其实巡边是在洪武前期实行的边防领导体制,在洪武后期(洪武二十三年后)朱元璋的儿子们长大以后开始以诸王防边代替功臣武将的制度巡边。史称:朱元璋惩戒前人孤立之败,“于是大封诸子,建亘边陲。北平天险,为元故都,以王燕;东历渔阳、卢龙,出喜峰,包大宁,控葆塞山戎,以王宁;东渡榆关,跨辽东,西并海,被朝鲜、联开原,交市东北诸夷,以王辽;西按古北口,濒于雍河,中更上谷、云中,巩居庸,蔽雁门,以王谷若代;雁门之南,太原其都会也,表里河山,以王晋;逾河而西,历延、庆、韦、灵,又逾河北,保宁夏,倚贺兰,以王庆;兼淆、陇之险,周、秦都折之地,牧之野,直走金城,以王秦;西渡河,领张掖、酒泉诸郡,西肩嘉峪,护西域诸国,以王肃;此九王者,皆塞王也[9]”。这是朱元璋为用“诸王防边”所做的精心布置,他的意图是由诸子镇守边陲,共同拱卫皇室,以实现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与他的愿望大相径庭,诸王防边的结果是导致了靖难之役的爆发,最终燕王夺得皇位是为明成祖,其登基不久就开始了对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调整。 <br/><br/>二、明成祖对北部边防的调整 <br/><br/>1、对边防的指挥系统调整: <br/>永乐帝即位后,有鉴于自己的篡权谋位,为了防止靖难之役的悲剧重演,其首先是废除了藩王守边的体制,使不合理的家族军事体制不复存在,又取消了以高级将领巡边、备边、有警时充当临时统帅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派总兵镇守边防要地,实行重点防御。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巡边并没有真正废除,仅仅在永乐一朝没有巡边,在以后的洪熙、宣德年间都有过,只是角色换成了明代的君主,到“土木之变”以后的明朝皇帝受“土木之变”的影响很少轻易巡边,转而任命得力的总督、巡抚和总兵等巡边。永乐时,明王朝先后在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五地派出总兵官镇守边防要地.总兵官一般由侯、伯、都督等高级将领担任,由皇帝直接任命。当时,宁夏为左都督何福;大同为江阴侯吴高;宣府为武安侯郑亨; 甘肃为左都督宋晨;辽东总兵官刘贞;再有永平、山海为成安侯郭亮,这里共计六镇。但是《明史》和《皇明九边考》均称初设军镇为四: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其实不然,这里主要是不应把延绥列为初设之军镇。关于这一点,严从简所论比较准确。其谓:“洪武间东西紫塞,绵亘相延万里,其外密迩龙沙,屯戍兵众。乃设陕西行都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万全都司于宣府,又于庆峰口北古惠州地设大宁都司,并辽东都司为五边。陕西宁夏即赵元昊所居地设宁夏左等五卫,亦为重镇。”这里的五边加上宁夏,实为六镇。其实延绥成为军事重镇是在正统以后的事.《明史》将延绥列为初设四镇实为谬误。(关于这个问题余同元先生在1989年《安徽师大学报》第二期发表的《明代九边述论》中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如需进一步了解关于军镇的设立情况,请参见此文。)镇守总兵官与巡边、备边的将领不同,镇守总兵官有明显的镇戌之地,在边防前沿开府设衙,是专职的边防指挥者。镇守总兵官权力较重,既节制当地都司卫所,又统驭备御军队,允许“便宜行事”如明成祖在给甘肃总兵官宋晟的敕书中就明确表示:“朕既付卿以门困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之,而后以闻。”[9]在派设总兵官以后,做为省级军事机构的都司要受总兵官节制,但其对边防的的参预逐渐减少,呈淡出的趋势。总兵官往往直接征调都司所属的各级将佐,委以差事,其中就包括都司长官都指挥使等.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统兵体制,从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到守备、千总、把总、百总等,各任其事,分担责任,完全按照临战状态来组织,因此,比较适合边防需要。 <br/>2、对沿边兵力部署的调整: <br/>明成祖对沿边兵力部署的调整主要包括边卫的内徙和内地军队往边塞的征调与集结。边卫的内徙主要集中在大宁、东胜两地。洪武时,明朝在大宁设置北平行都司后改称大宁都司。关于大宁都司内迁的原因现在史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史料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有两条,一是《明实录》关于宁王徙封南昌的记载:“大宁兵戈之后,民物凋耗” [11]故徙迁宁王于南昌。另一方面是《明史》称:“天下既定,徙宁王于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12]前面的说法显然是对成祖的一种美化。而后一种说法决非无根之谈,观成祖即位到永乐元年在北部边防所布置的镇守总兵官来看,惟独没有大宁,可是如果按照朱元璋的设计的话,大宁是肯定会设立镇守总兵官的。由是可知,成祖将大宁地割给三卫是确有其事的。明成祖在登基以后就决定迁都北京,因此加强北京的军事力量成为大宁都司及其下属卫所内徙的又一原因。而东胜一带诸卫所内迁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加强京营外围力量。同时,东胜一带地处偏远,边饷供给困难,这也是卫所内迁的又一个原因。而在明成祖新的边防体系中大宁及东胜的战略地位已经下降,再象洪武时那样屯住重兵已无必要。 <br/>沿边兵力部署的另一个变化是边军更多的集结在边防最前沿。洪武时期,朱元璋强调的是“通为一边”的整体防御,其十分重视边防的层次性,边军的部署呈现纵深分布的特点。永乐以前,设于山后诸卫虽位于交通要路、重要城市,但基本上无险可守,主要通过驻扎重兵,相互驰援来进行防御。卫实际上发挥着“营”的作用。但永乐初,在化整为零,兵力减少的情况下,实施驰援联防的防御方法已不可能,利用险地、设关立卡、各自为战则成为卫所唯一的选择。这样,诸卫所就必须与地理形势结合起来,必须撤至山前,利用地形、守卫山口遂成为总的发展趋势。如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等北通蒙古的山口关隘都成为卫所相对集中的地方。卫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卫”。这正是“设关……所以防守,立营……所以应援”[13]的道理。这样沿边兵力的相对集中都屯住在镇守总兵官驻地,形成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加强边防,抵御来犯之敌。 <br/>3、明成祖迁都北京: <br/>明成祖即位以后对北部边防进行了调整,但其最大的调整应该是迁都北京。迁都北京虽不能否认有政治上的原因,但是显然更多的是着眼于北部边防建设,即通过迁都来实现对北部边防的组合改造。 <br/>洪武时,明王朝京军仅四十八卫,“士卒之数,二十万七千八百有奇。”迁都后,明成祖“增京卫为七十二,” “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亦谓之五军。”在五军营之外,又增设三千营和神机营。三千营以所收服的“边外降丁”为主;神机营则是在征安南得火器法后,“立营肄习”[14]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共有京军约三十余万。不仅如此,明王朝还“岁调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兵番上京师”[15]隶于五军营,与京军一起操练。番上京操军每年春秋二季轮换,每班十六万人。如果加上番上京操军,京营总人数约近五十万。此外,明成祖又在京城周围的北直隶地区,先后安置了六十一卫,总计约二十八万人。虽然它们并不属于京军,但由于地处京畿,拱卫京师,因此,实际上成为京营的外围力量和预备部队。这样,京营及其外围军事力量已达到七十多万人。 <br/>如此强大的部队屯住在靠近边防最前沿的京畿地区,对北部边防来说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后盾。实际上,明成祖迁都北京,正是为了让京军参预到北部边防中去。但京军不可能像边军一样常年守边御敌,它的主要职责是拱卫京师,因此,它对北部边防的参预主要是发挥它的威慑力和战斗力,给予边防以强有力的支持。正是因为有了京军的参预,明成祖才能对北部边防的攻防组合进行改造。京军作为机动部队,承担了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任务,其中包括正面迎击大举入犯的敌军,以及出塞作战,对蒙古诸部予以战略打击。这样,既可减轻边军防守的压力,又解决了洪武时攻防组合上的缺陷,同时还保持了战略上的主动。所以,在新的边防体系中,京军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至关重要。 <br/>与此相对应,边军则主要承担了守御之责。按明成祖的要求,边军的职责首先是确保城池不失,然后才是予来犯之敌以打击。“严固边备,审度事机,可发军则发,不可即止,务在万全,慎毋轻率前进。”[16]很显然,明成祖并不过份寄望于边将杀敌立功,而是强调以守边为重。正因此,在加强边防前沿军事力量的同时,明成祖十分重视防御工事的修筑,“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堑,以防虏寇”。[17]而且他还亲自规划,“命边将置屯堡为守备,计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离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壕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入大堡,并力固守”[18]。明成祖曾长期参预北部边防,对其利害所在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敕谕边将,在沿边修筑墩台,加强了望,并对墩台修筑格式亲自加以设计:“高五丈有奇,四围城高一丈,外开壕堑、吊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积水。墩置官军三十一人守燎,以绳梯上下。”[19]在他的督促下,沿边各处边防设施得到了修缮。 <br/>当然,强调守备和防御并不意味着边军只是消极防守,恰恰相反,明成祖派高级将领充任镇守总兵官就是为了加强边军的作战能力。他曾敕谕边将:“虏至即相机剿除”,“若有机可乘,亦不宜失”。[20]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边军占有优势的情况下,把握战机,予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这是边军将士的职责。只不过存在一个基本前提:“务出万全”,即必须有十分把握,才出兵迎战。否则应以固守为宜。 <br/>明成祖的一系列调整举措,使北部边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边防体系开始形成。 <br/>首先,洪武边防的诸多缺陷已得到克服和改善,明王朝开始设置专职边防机构和区域性指挥中枢,以镇守总兵官为统帅的局部边防力量成为较为独立的边防单位。尽管明成祖采取重点防御的边防政策,只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五个军镇,但分地防御的格局已具雏型。至此,明王朝已经能够根据需要,轻重适度地组织边防,充分发挥各边镇独立守御的能力,将局部与整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京军的参预不仅充实、壮大了北部边防力量,也使明王朝北部边防的攻防组合得到了改善。在没有增加封建国家财政负担,仍保持京边军队比例合理的情况下,北部边防却有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承担起战略打击的任务,这不能不说是明成祖的一大贡献。正是因为有京军作后盾,明成祖才能从容规划,将北部边防分割成数个独立性很强的边防单位(边镇),也使得以镇守总兵官为首的各边镇能够专心致力于守备事宜。第三,明成祖调整兵力部署,一方面使得边防前沿的军事力量增强,并确保了兵力部署与边防指挥机制的协调一致;另一方面,防线的部分收缩并没有破坏北部边防的整体性,相反,在京营力量得以强化后,重点防御与整体防御得到很好的结合。 <br/>由于蒙古诸部内讧分裂,势力衰微,所以永乐年间北部边防并没有承受太大的压力和严峻的考验,其优劣似乎难以断言。但同时必须看到,明成祖的几次出塞作战对鞑靼和瓦剌都给予了一定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北部边防的压力。虽然这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非单纯依靠京军,但其出发点无疑是要完成战略打击的任务,而且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的三次北征中,京军已经成为主力。因此,从现实效果来看,永乐年间的边防策略是成功的,明成祖所进行的调整和改造使北部边防做到了攻防有序。 <br/><br/>三、明成祖调整北部边防的影响 <br/><br/>明成祖对北部边防的调整对明代中后期的边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r/>1、对边防指挥系统调整的影响。 <br/>①、明成祖登基不久就废除了“藩王守边”的制度,这就避免了藩王握重兵以自居局面的产生,从根本上消除了内忧。为以后明朝的内部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br/>②、以派总兵官镇守要地的制度代替以高级将领巡边的制度,这使其分地防御的调整得到初步的体现,这就为以后的“九边”的设置奠定了基础。永乐以后诸帝在永乐初设军镇的基础上又有所添置,到明孝宗时共有九个军镇,分别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21]通过“九边”的设置可以看出永乐以后的诸帝基本上是沿袭了永乐时期的边防框架,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永乐以后诸帝大多是昏聩无能之辈,根本不了解永乐边防攻防平衡的要旨,放弃军事主动权,一味经营这“九边”,拼命在防守上下工夫,结果陷入了消极防守的被动局面。 <br/>2、对沿边兵力部署调整的影响。 <br/>明成祖对沿边兵力的调整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边卫的内迁方面。而其中以大宁、东胜的内迁尤为突出。 <br/>洪武时期太祖在长城以北设立了大宁、开平和东胜等卫,目的是使辽东、宣府、大同相互沟通。永乐元年后这些卫所内迁,使辽东、宣府和大同孤立,从而导致明中后期北部边防日趋紧张的局面。因此,现在史学界大都对此持否定看法,很多人认为放弃大宁是极大的失策。他们认为,放弃了大宁等于是在开平和辽东这条防线上打开了个大大的缺口,蒙古军可以自由出入。同时,东胜卫也做了内撤,这样就使北边防线出现了两个大的缺口,一个是在辽东与开平之间,一是大同与宁夏之间。由此而使开平卫势孤援绝,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开平卫设于洪武二年,明将李文忠攻克上都之后,其位于宣府城东七百里,置有八个驿站,东与大宁相接,西连独石,由独石通兴和卫),及至宣宗宣德年间由于后方补给不济,不得不把开平卫移位于独石。宣德时虽然将开平卫内迁,但还是经常派凭前往巡哨,等到“土木之变”发生以后,明朝北边险要尽失,边防形势愈加衰弱。因此大多数学者的普遍结论是:明成祖主动放弃大宁、东胜引起了永乐以后北部边防内缩的连锁反应。对这种片面看问题的方法笔者个人不能苟同。首先,因为放弃大宁使太祖的边防政策失去效果,所以成祖在调整边防政策时必须要将大宁、东胜两卫的失去考虑其中,这样就形成了永乐时期攻防平衡的边防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大宁、东胜诸卫的必要性并不是很大。到明中期这一问题之所以显得特别突出正是如上文所说的是因为京军衰弱,明统治者放弃了战略打击的军事手段从而出现了明代中后期边防被动的局面。这就从一方面证明了永乐边防体系的成熟与完善,也证明了成祖对沿边兵力部署调整的成功。其次,宣德时开平卫移位独石主要原因是开平屯田不便,关于“开平势孤”的说法只能算做是次要原因。并不是所谓的什么连锁反应。可见,明成祖对北部边防兵力调整是很成功的,虽然他的调整确实使明代中后期的边防出现了被动局面,但是这个责任应该由永乐以后诸帝来负不应该由他来负。 <br/>3、迁都北京对北部边防的影响。 <br/>洪武时,明太祖十分强调攻防一体,边军既要在都司、卫所长官的率领下,承担守备和防御的任务,同时又必须听调、参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正面迎击大举入犯的敌军及对北元蒙古贵族势力进行战略打击。这就使得北部边防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在大军集结,出塞北征时,各地的守备力量削弱,一旦蒙古军队了解实情,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引开大军,然后趁虚而入,明王朝边防必将遭受重创。针对这一隐患,朱元璋也颇有顾虑。他曾尝试着让巡边、备边将领带领从内地征调的军队前往边塞驻扎。这些来自内地的军队充当了边防的机动部队,一旦有警,则随临时统帅(即被授以印信的巡边或备边将领),出塞迎击来犯之敌。但这种做法同样不尽如人意,首先,征调的内地军队如果数量庞大,那就会有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疑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如果征调的军队数量有限,则起不到机动部队的作用。其次,内地军队难以适应塞外恶劣的作战环境。战斗力远逊于边军,获胜难有把握。所以,这一尝试并没有转变成定制。而明成祖通过迁都北京,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正如上文所说,迁都北京在没有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保持京军军队比例合理的情况下,使北方有了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可谓是一举两得。 <br/><br/>结束语 <br/><br/>综上所述,明成祖时对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调整从永乐朝来说是很成功的。他的调整,可以说,一方面避免了唐朝“藩镇割据”,内轻外重,皇权衰弱的危险;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洪武时期过度的边防军费开支,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当然,成祖的调整是建立在太祖的基础上的,所不同的是,太祖只知道以王室来拱卫皇权,不免有重蹈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风险,所以,成祖登基以后,迫不及待的削夺诸王之权,代之以军镇,可以说,内乱的危险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同时,沿边军镇的设立与迁都北京相得益彰,最初的目的是加强北部边防,防止蒙古东山再起。明成祖还希望通过军镇的设立,锐意经营北部,开疆扩土。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永乐以后诸帝大多是昏聩无能之辈根本不了解永乐边防攻放平衡的要旨,放弃军事主动权,一味得经营这“九边”,拼命在防守上下工夫,结果陷入了消极防守的被动局面。他们既不明白成祖设边镇的初衷,又不能在祖先基业上更进一步,等到满州兴起,又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沿边军镇尽失,使这些重要的军事据点完全成为了“敌资”,满族的入主中原,多少与这些军镇的丢失有一定的联系。 <br/></p><p><strong>铁骑征文]论明成祖对北部边防的改革</strong></p><p>建文帝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其后就开始了对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的调整。本文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要论述,以期对明代前期的北部边防及其对明中后期的影响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 <br/><br/>一、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 <br/><br/>洪武时期的的北部边防建设包括五个方面:1、迁徙山后之民进入内地以造成与蒙古交界的无人地带。2、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3、为解决边防驻军的供饷而形成的边防屯田与开中法。4、巡边与制度的形成。5、诸王防边。永乐时期最主要的调整是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兵力部署的调整)、巡边制度的形成及诸王防边(指挥系统的调整)。为使大家对成祖时期的北部边防调整有更清楚认识,所以对几个方面做一个介绍。 <br/>1、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 <br/>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是洪武乃至整个明代北部边防的基本建设,它是北部防线的物质基础。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便强调“古者王公设险以守其国”[1],命令根据刘基的“军卫法”建立并完善卫所制。“度其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设立”,并于沿边设都卫以统辖之。洪武八年,改都卫为都司,北部边地共有燕山、西安、太原、大同、定辽等六个都围改为都司、行都司,加上大宁、万全两都司、共形成了八大边地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隶于五府、而听命于兵部”[2]都司设都指挥使、下设同知二、佥事四,再下设有战备、训练、屯种等机构,是边地军民合一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负责本军区的卫、所事务及防御作战的指挥。每都司形成一个边防重镇、每镇配以重兵,当时北部边地各都司兵力约有全国的二分之一以上。在洪武时期所确定的北边防卫体系中,大宁、开平、兴和、东胜这几个卫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宁为北平行都司之所在,领有十卫,“西南距北平布政司八百里”;开平卫“属北平都司”[3],从“北平至开平七百六十五里,置十四驿”[4],并在开平地区设有五屯卫;兴和守御千户所 “东北有灵霄峰,南有威远川,西有鱼儿烁,又西有集宁路,元直隶中书省”[5];东胜卫为洪武四年正月所置,“二十五年八月分置东胜左右中前后五卫,属行都司”[6],卫下辖有五个千户所。在明朝的北边防线上,从辽东都司到大宁都司、开平卫、兴和所、大同都司、东胜卫,东西联络,互相呼应,使明朝的北边防线由点到面,稳步地向长城以北推进了几百里。再加上西北地区陕西都司所辖的宁夏卫、兰州卫、庄浪卫、凉州卫、山丹卫、甘肃卫等,构成了一条绵亘万余里的北边防线。 <br/>2、巡边制度的形成及诸王防边: <br/>朱元璋所确定的“固守封疆”的基本原则是“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7]。这成为明代北部边防的基本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之下,当北边防线基本稳定后,又进一步规定了每年春、秋定期巡边的制度,作为边防部队的一项根本任务,常年执行。特别是每年秋收时节,为防备蒙古族的入掠而定期调兵防守,由此而形成明代北部边防线特有的秋防。洪武九年正月,朱元璋命中山侯汤和、颖川侯傅友德、佥都督蓝玉及王弼等率师往延安防边,他敕谕说:“自古重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与胡虏接境,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为防止蒙古族入掠所造成的损害,朱元璋屡敕边将严为之备,他告诫汤和等人“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致有失”。[8]其实巡边是在洪武前期实行的边防领导体制,在洪武后期(洪武二十三年后)朱元璋的儿子们长大以后开始以诸王防边代替功臣武将的制度巡边。史称:朱元璋惩戒前人孤立之败,“于是大封诸子,建亘边陲。北平天险,为元故都,以王燕;东历渔阳、卢龙,出喜峰,包大宁,控葆塞山戎,以王宁;东渡榆关,跨辽东,西并海,被朝鲜、联开原,交市东北诸夷,以王辽;西按古北口,濒于雍河,中更上谷、云中,巩居庸,蔽雁门,以王谷若代;雁门之南,太原其都会也,表里河山,以王晋;逾河而西,历延、庆、韦、灵,又逾河北,保宁夏,倚贺兰,以王庆;兼淆、陇之险,周、秦都折之地,牧之野,直走金城,以王秦;西渡河,领张掖、酒泉诸郡,西肩嘉峪,护西域诸国,以王肃;此九王者,皆塞王也[9]”。这是朱元璋为用“诸王防边”所做的精心布置,他的意图是由诸子镇守边陲,共同拱卫皇室,以实现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与他的愿望大相径庭,诸王防边的结果是导致了靖难之役的爆发,最终燕王夺得皇位是为明成祖,其登基不久就开始了对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调整。 <br/><br/>二、明成祖对北部边防的调整 <br/><br/>1、对边防的指挥系统调整: <br/>永乐帝即位后,有鉴于自己的篡权谋位,为了防止靖难之役的悲剧重演,其首先是废除了藩王守边的体制,使不合理的家族军事体制不复存在,又取消了以高级将领巡边、备边、有警时充当临时统帅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派总兵镇守边防要地,实行重点防御。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巡边并没有真正废除,仅仅在永乐一朝没有巡边,在以后的洪熙、宣德年间都有过,只是角色换成了明代的君主,到“土木之变”以后的明朝皇帝受“土木之变”的影响很少轻易巡边,转而任命得力的总督、巡抚和总兵等巡边。永乐时,明王朝先后在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五地派出总兵官镇守边防要地.总兵官一般由侯、伯、都督等高级将领担任,由皇帝直接任命。当时,宁夏为左都督何福;大同为江阴侯吴高;宣府为武安侯郑亨; 甘肃为左都督宋晨;辽东总兵官刘贞;再有永平、山海为成安侯郭亮,这里共计六镇。但是《明史》和《皇明九边考》均称初设军镇为四: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其实不然,这里主要是不应把延绥列为初设之军镇。关于这一点,严从简所论比较准确。其谓:“洪武间东西紫塞,绵亘相延万里,其外密迩龙沙,屯戍兵众。乃设陕西行都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万全都司于宣府,又于庆峰口北古惠州地设大宁都司,并辽东都司为五边。陕西宁夏即赵元昊所居地设宁夏左等五卫,亦为重镇。”这里的五边加上宁夏,实为六镇。其实延绥成为军事重镇是在正统以后的事.《明史》将延绥列为初设四镇实为谬误。(关于这个问题余同元先生在1989年《安徽师大学报》第二期发表的《明代九边述论》中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如需进一步了解关于军镇的设立情况,请参见此文。)镇守总兵官与巡边、备边的将领不同,镇守总兵官有明显的镇戌之地,在边防前沿开府设衙,是专职的边防指挥者。镇守总兵官权力较重,既节制当地都司卫所,又统驭备御军队,允许“便宜行事”如明成祖在给甘肃总兵官宋晟的敕书中就明确表示:“朕既付卿以门困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之,而后以闻。”[9]在派设总兵官以后,做为省级军事机构的都司要受总兵官节制,但其对边防的的参预逐渐减少,呈淡出的趋势。总兵官往往直接征调都司所属的各级将佐,委以差事,其中就包括都司长官都指挥使等.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统兵体制,从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到守备、千总、把总、百总等,各任其事,分担责任,完全按照临战状态来组织,因此,比较适合边防需要。 <br/>2、对沿边兵力部署的调整: <br/>明成祖对沿边兵力部署的调整主要包括边卫的内徙和内地军队往边塞的征调与集结。边卫的内徙主要集中在大宁、东胜两地。洪武时,明朝在大宁设置北平行都司后改称大宁都司。关于大宁都司内迁的原因现在史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史料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有两条,一是《明实录》关于宁王徙封南昌的记载:“大宁兵戈之后,民物凋耗” [11]故徙迁宁王于南昌。另一方面是《明史》称:“天下既定,徙宁王于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12]前面的说法显然是对成祖的一种美化。而后一种说法决非无根之谈,观成祖即位到永乐元年在北部边防所布置的镇守总兵官来看,惟独没有大宁,可是如果按照朱元璋的设计的话,大宁是肯定会设立镇守总兵官的。由是可知,成祖将大宁地割给三卫是确有其事的。明成祖在登基以后就决定迁都北京,因此加强北京的军事力量成为大宁都司及其下属卫所内徙的又一原因。而东胜一带诸卫所内迁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加强京营外围力量。同时,东胜一带地处偏远,边饷供给困难,这也是卫所内迁的又一个原因。而在明成祖新的边防体系中大宁及东胜的战略地位已经下降,再象洪武时那样屯住重兵已无必要。 <br/>沿边兵力部署的另一个变化是边军更多的集结在边防最前沿。洪武时期,朱元璋强调的是“通为一边”的整体防御,其十分重视边防的层次性,边军的部署呈现纵深分布的特点。永乐以前,设于山后诸卫虽位于交通要路、重要城市,但基本上无险可守,主要通过驻扎重兵,相互驰援来进行防御。卫实际上发挥着“营”的作用。但永乐初,在化整为零,兵力减少的情况下,实施驰援联防的防御方法已不可能,利用险地、设关立卡、各自为战则成为卫所唯一的选择。这样,诸卫所就必须与地理形势结合起来,必须撤至山前,利用地形、守卫山口遂成为总的发展趋势。如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等北通蒙古的山口关隘都成为卫所相对集中的地方。卫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卫”。这正是“设关……所以防守,立营……所以应援”[13]的道理。这样沿边兵力的相对集中都屯住在镇守总兵官驻地,形成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加强边防,抵御来犯之敌。 <br/>3、明成祖迁都北京: <br/>明成祖即位以后对北部边防进行了调整,但其最大的调整应该是迁都北京。迁都北京虽不能否认有政治上的原因,但是显然更多的是着眼于北部边防建设,即通过迁都来实现对北部边防的组合改造。 <br/>洪武时,明王朝京军仅四十八卫,“士卒之数,二十万七千八百有奇。”迁都后,明成祖“增京卫为七十二,” “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亦谓之五军。”在五军营之外,又增设三千营和神机营。三千营以所收服的“边外降丁”为主;神机营则是在征安南得火器法后,“立营肄习”[14]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共有京军约三十余万。不仅如此,明王朝还“岁调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兵番上京师”[15]隶于五军营,与京军一起操练。番上京操军每年春秋二季轮换,每班十六万人。如果加上番上京操军,京营总人数约近五十万。此外,明成祖又在京城周围的北直隶地区,先后安置了六十一卫,总计约二十八万人。虽然它们并不属于京军,但由于地处京畿,拱卫京师,因此,实际上成为京营的外围力量和预备部队。这样,京营及其外围军事力量已达到七十多万人。 <br/>如此强大的部队屯住在靠近边防最前沿的京畿地区,对北部边防来说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后盾。实际上,明成祖迁都北京,正是为了让京军参预到北部边防中去。但京军不可能像边军一样常年守边御敌,它的主要职责是拱卫京师,因此,它对北部边防的参预主要是发挥它的威慑力和战斗力,给予边防以强有力的支持。正是因为有了京军的参预,明成祖才能对北部边防的攻防组合进行改造。京军作为机动部队,承担了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任务,其中包括正面迎击大举入犯的敌军,以及出塞作战,对蒙古诸部予以战略打击。这样,既可减轻边军防守的压力,又解决了洪武时攻防组合上的缺陷,同时还保持了战略上的主动。所以,在新的边防体系中,京军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至关重要。 <br/>与此相对应,边军则主要承担了守御之责。按明成祖的要求,边军的职责首先是确保城池不失,然后才是予来犯之敌以打击。“严固边备,审度事机,可发军则发,不可即止,务在万全,慎毋轻率前进。”[16]很显然,明成祖并不过份寄望于边将杀敌立功,而是强调以守边为重。正因此,在加强边防前沿军事力量的同时,明成祖十分重视防御工事的修筑,“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堑,以防虏寇”。[17]而且他还亲自规划,“命边将置屯堡为守备,计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离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壕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入大堡,并力固守”[18]。明成祖曾长期参预北部边防,对其利害所在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敕谕边将,在沿边修筑墩台,加强了望,并对墩台修筑格式亲自加以设计:“高五丈有奇,四围城高一丈,外开壕堑、吊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积水。墩置官军三十一人守燎,以绳梯上下。”[19]在他的督促下,沿边各处边防设施得到了修缮。 <br/>当然,强调守备和防御并不意味着边军只是消极防守,恰恰相反,明成祖派高级将领充任镇守总兵官就是为了加强边军的作战能力。他曾敕谕边将:“虏至即相机剿除”,“若有机可乘,亦不宜失”。[20]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边军占有优势的情况下,把握战机,予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这是边军将士的职责。只不过存在一个基本前提:“务出万全”,即必须有十分把握,才出兵迎战。否则应以固守为宜。 <br/>明成祖的一系列调整举措,使北部边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边防体系开始形成。 <br/>首先,洪武边防的诸多缺陷已得到克服和改善,明王朝开始设置专职边防机构和区域性指挥中枢,以镇守总兵官为统帅的局部边防力量成为较为独立的边防单位。尽管明成祖采取重点防御的边防政策,只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五个军镇,但分地防御的格局已具雏型。至此,明王朝已经能够根据需要,轻重适度地组织边防,充分发挥各边镇独立守御的能力,将局部与整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京军的参预不仅充实、壮大了北部边防力量,也使明王朝北部边防的攻防组合得到了改善。在没有增加封建国家财政负担,仍保持京边军队比例合理的情况下,北部边防却有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承担起战略打击的任务,这不能不说是明成祖的一大贡献。正是因为有京军作后盾,明成祖才能从容规划,将北部边防分割成数个独立性很强的边防单位(边镇),也使得以镇守总兵官为首的各边镇能够专心致力于守备事宜。第三,明成祖调整兵力部署,一方面使得边防前沿的军事力量增强,并确保了兵力部署与边防指挥机制的协调一致;另一方面,防线的部分收缩并没有破坏北部边防的整体性,相反,在京营力量得以强化后,重点防御与整体防御得到很好的结合。 <br/>由于蒙古诸部内讧分裂,势力衰微,所以永乐年间北部边防并没有承受太大的压力和严峻的考验,其优劣似乎难以断言。但同时必须看到,明成祖的几次出塞作战对鞑靼和瓦剌都给予了一定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北部边防的压力。虽然这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非单纯依靠京军,但其出发点无疑是要完成战略打击的任务,而且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的三次北征中,京军已经成为主力。因此,从现实效果来看,永乐年间的边防策略是成功的,明成祖所进行的调整和改造使北部边防做到了攻防有序。 <br/><br/>三、明成祖调整北部边防的影响 <br/><br/>明成祖对北部边防的调整对明代中后期的边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r/>1、对边防指挥系统调整的影响。 <br/>①、明成祖登基不久就废除了“藩王守边”的制度,这就避免了藩王握重兵以自居局面的产生,从根本上消除了内忧。为以后明朝的内部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br/>②、以派总兵官镇守要地的制度代替以高级将领巡边的制度,这使其分地防御的调整得到初步的体现,这就为以后的“九边”的设置奠定了基础。永乐以后诸帝在永乐初设军镇的基础上又有所添置,到明孝宗时共有九个军镇,分别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21]通过“九边”的设置可以看出永乐以后的诸帝基本上是沿袭了永乐时期的边防框架,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永乐以后诸帝大多是昏聩无能之辈,根本不了解永乐边防攻防平衡的要旨,放弃军事主动权,一味经营这“九边”,拼命在防守上下工夫,结果陷入了消极防守的被动局面。 <br/>2、对沿边兵力部署调整的影响。 <br/>明成祖对沿边兵力的调整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边卫的内迁方面。而其中以大宁、东胜的内迁尤为突出。 <br/>洪武时期太祖在长城以北设立了大宁、开平和东胜等卫,目的是使辽东、宣府、大同相互沟通。永乐元年后这些卫所内迁,使辽东、宣府和大同孤立,从而导致明中后期北部边防日趋紧张的局面。因此,现在史学界大都对此持否定看法,很多人认为放弃大宁是极大的失策。他们认为,放弃了大宁等于是在开平和辽东这条防线上打开了个大大的缺口,蒙古军可以自由出入。同时,东胜卫也做了内撤,这样就使北边防线出现了两个大的缺口,一个是在辽东与开平之间,一是大同与宁夏之间。由此而使开平卫势孤援绝,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开平卫设于洪武二年,明将李文忠攻克上都之后,其位于宣府城东七百里,置有八个驿站,东与大宁相接,西连独石,由独石通兴和卫),及至宣宗宣德年间由于后方补给不济,不得不把开平卫移位于独石。宣德时虽然将开平卫内迁,但还是经常派凭前往巡哨,等到“土木之变”发生以后,明朝北边险要尽失,边防形势愈加衰弱。因此大多数学者的普遍结论是:明成祖主动放弃大宁、东胜引起了永乐以后北部边防内缩的连锁反应。对这种片面看问题的方法笔者个人不能苟同。首先,因为放弃大宁使太祖的边防政策失去效果,所以成祖在调整边防政策时必须要将大宁、东胜两卫的失去考虑其中,这样就形成了永乐时期攻防平衡的边防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大宁、东胜诸卫的必要性并不是很大。到明中期这一问题之所以显得特别突出正是如上文所说的是因为京军衰弱,明统治者放弃了战略打击的军事手段从而出现了明代中后期边防被动的局面。这就从一方面证明了永乐边防体系的成熟与完善,也证明了成祖对沿边兵力部署调整的成功。其次,宣德时开平卫移位独石主要原因是开平屯田不便,关于“开平势孤”的说法只能算做是次要原因。并不是所谓的什么连锁反应。可见,明成祖对北部边防兵力调整是很成功的,虽然他的调整确实使明代中后期的边防出现了被动局面,但是这个责任应该由永乐以后诸帝来负不应该由他来负。 <br/>3、迁都北京对北部边防的影响。 <br/>洪武时,明太祖十分强调攻防一体,边军既要在都司、卫所长官的率领下,承担守备和防御的任务,同时又必须听调、参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正面迎击大举入犯的敌军及对北元蒙古贵族势力进行战略打击。这就使得北部边防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在大军集结,出塞北征时,各地的守备力量削弱,一旦蒙古军队了解实情,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引开大军,然后趁虚而入,明王朝边防必将遭受重创。针对这一隐患,朱元璋也颇有顾虑。他曾尝试着让巡边、备边将领带领从内地征调的军队前往边塞驻扎。这些来自内地的军队充当了边防的机动部队,一旦有警,则随临时统帅(即被授以印信的巡边或备边将领),出塞迎击来犯之敌。但这种做法同样不尽如人意,首先,征调的内地军队如果数量庞大,那就会有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疑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如果征调的军队数量有限,则起不到机动部队的作用。其次,内地军队难以适应塞外恶劣的作战环境。战斗力远逊于边军,获胜难有把握。所以,这一尝试并没有转变成定制。而明成祖通过迁都北京,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正如上文所说,迁都北京在没有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保持京军军队比例合理的情况下,使北方有了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可谓是一举两得。 <br/><br/>结束语 <br/><br/>综上所述,明成祖时对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调整从永乐朝来说是很成功的。他的调整,可以说,一方面避免了唐朝“藩镇割据”,内轻外重,皇权衰弱的危险;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洪武时期过度的边防军费开支,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当然,成祖的调整是建立在太祖的基础上的,所不同的是,太祖只知道以王室来拱卫皇权,不免有重蹈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风险,所以,成祖登基以后,迫不及待的削夺诸王之权,代之以军镇,可以说,内乱的危险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同时,沿边军镇的设立与迁都北京相得益彰,最初的目的是加强北部边防,防止蒙古东山再起。明成祖还希望通过军镇的设立,锐意经营北部,开疆扩土。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永乐以后诸帝大多是昏聩无能之辈根本不了解永乐边防攻放平衡的要旨,放弃军事主动权,一味得经营这“九边”,拼命在防守上下工夫,结果陷入了消极防守的被动局面。他们既不明白成祖设边镇的初衷,又不能在祖先基业上更进一步,等到满州兴起,又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沿边军镇尽失,使这些重要的军事据点完全成为了“敌资”,满族的入主中原,多少与这些军镇的丢失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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