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西方对华偏见阻碍贸易自由化进程

无论用哪一种标准来衡量（尤其是脱贫情况），几乎都可以说中国25年来的经济自由化进程是非常成功的。奇迹般的经济增速令外界观察人士叹为观止，他们纷纷发布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但对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其说值得庆贺，倒不如说让他们忧心忡忡。当然，他们并不是反对中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只是担心自己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br/><br/>这些忧心忡忡的西方人所持的“中国威胁论”主要基于以下一些观点：<br/><br/>--二十年后的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br/><br/>--中国具有扩张倾向，对邻国构成威胁。虽然经济逐步自由化，中国人依然有重商主义思想。他们人为保持人民币低汇率，使得出口价格具有竞争力、而进口价格高昂，由此获得的利润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这让一些人认为中国控制了美元的命运。<br/><br/>--中国不仅在国际市场大量采购资源产品，还试图控制它们。中国与诸如苏丹、津巴布韦、伊朗等这些人权保护状况最差的国家商讨双边协定，以便获得对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品的控制。这也成为中国保护这些国家免受联合国制裁和禁运的动因。<br/><br/>--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国的行为或许可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中国的国有企业控制了非洲诸多的矿井、土地、渔场、森林等资源。2004年，中国从非洲的进口额增长了80%以上，未来资源的需求只会继续上升。<br/><br/>如果接受了这些观点，那么就等于接受了这样一种远景构想，即这个未来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将成为一个咄咄逼人的独裁国，不仅会向世界源源不断地索取庞大的能源和原材料，而且还会毫无忌惮地动用武力胁迫比其弱小的国家助其达成目标和得到其需要的资源产品。<br/><br/>对于一些西方人而言，这种担忧一定似曾相识，应会让他们想起19世纪末德国工业化崛起时英国的忧虑。但从更普遍意义上说，中国资源控制的战略更近于欧洲历史。以前，欧洲殖民强国的竞争就不仅限于向其他市场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往往还会试图彻底控制这些市场。而且，既然他们的所谓控制就是要将其他人都排除在外，就时常引起局势紧张以及土地争夺，因为拥有了土地也就拥有了占领市场所需的原材料。在二十世纪末的世纪之交，欧洲国家盛行的重商主义政策造就了一个放任式的全球市场，让所有国家卷入了一场有赢就必有输的零和世界大战。<br/><br/>于是一些西方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当阻止中国的发展。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应停止向那些价格被人为压低的中国商品开放市场，不再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他们说，他们的政府应限制中国对他们国家资源的控制，制止中国控股他们国内企业的企图。如果遵循这样的逻辑，西方国家或许会得到两个结果：一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迈向繁荣的速度会稍稍减缓，二是中国人将确信西方人对自己抱有敌意，想尽一切可能阻止中国将其人民带离贫穷和饥饿。<br/><br/>我们来打个比方。假使美国真的采纳了舒默-格雷厄姆(Schumer-Graham)提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7.5%的关税作为对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的报复，再假使这一举动导致中国出口推动型经济增长完全陷入停滞、外国投资纷纷撤离、中国爆发金融危机。那么，这一切可能造成的最为影响深远的后果将会是，整整一代中国人从懂事起就会坚定不移地相信，美国曾试图通过商战毁掉他们。<br/><br/>当然，保护主义并非都得这般极端。美国和欧盟的许多贸易政策早已让许多中国人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我们不妨来看两个例子：中国的出口问题和中国公司试图收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UNOCAL Corporation)时所遭遇的挫折。<br/><br/>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此它作出了艰难的让步，让步幅度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时的承诺。但在中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加入WTO的渴望并没有为他们赢得多少回报。最近我在几所中国大学讨论全球化时，就常常有学生提出，西方并非真的信奉自由贸易，这种说法多多少少是正确的。纺织服装贸易就是一个例子，足可说明西方国家的口是心非。欧盟和美国2005年年初取消了服装配额，这距离他们第一次作出承诺已过去了10年。但当他们看到取消配额后廉价服装进口猛增的情形时，没过几个月它们就又重新恢复了配额。<br/><br/>许多中国人觉得自己很受伤害。每次中国公司有机会前进时，就发现道路被堵死了。最糟糕的是这里存在著歧视，从而制造了双方之间的仇恨和敌对情绪。许多中国人告诉我，2004年9月，他们听到西班牙工人为抗议自由贸易、放火焚毁从中国进口的鞋时非常震惊。<br/><br/>在这个许多人依然牢记鸦片战争条约和殖民时期耻辱的古老国家，外国人的粗暴侮辱行为是一个敏感话题。在中国，如果西方人表现得好像他们与生俱来地就有权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就会引起受辱和爱国的激烈情绪。正如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多恩(James A. Dorn)警告的那样，“如果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拒绝其进入我们的市场，这太虚伪了，这样做只会让那些早就不信任美国的强硬派遂了心愿。”<br/><br/>过去10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指控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从1995年到2004年，全球范围内中国遭遇到了411起反倾销指控；同期，美国有152起，欧盟有55起。未来10年，WTO还将允许成员国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虽然其市场自由化程度已高于其他许多成员国。如果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就意味著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裁定往往具有主观性。对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往往并不意味著售价低于成本。出口价格不会和生产成本比较，而是确定一个替代国，计算替代国的一个替代成本，进行比较。<br/><br/>举个例子，如果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计算中国床的“真实”成本，就会采用其他国家（往往不必是那些生产最相似商品的国家）的几十个价格作为替代，并用几百个估算值进行综合。<br/><br/>正如贸易政策分析中心(Center for Trade Policy Analysis)的艾肯森(Daniel Ikenson)所说，“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个流程也只能得出随意的结果。”但有时情况会糟得多，因为这种方法往往会比通常的计算法得出更高的倾销界线。<br/><br/>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新闻稿总是得意地说，他们针对中国提起的反倾销指控大大超出了克林顿政府时期，似乎阻止它的消费者购买最廉价的商品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br/><br/>这些做法给中国传递了两个信息：首先，目前的世界贸易是一场重商主义的零和游戏，有人得，必有人失。其次，西方正在竭尽全力阻止中国赢得这场游戏。如今，中国也已学会了西方的坏习惯。2000年，中国提起了6宗反倾销指控。2004年，这个数量增加到了27宗，超过了除欧盟外其他所有国家和关税同盟。<br/><br/>美国政府在美国能源公司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的出售交易上横插一脚，是另一个不祥的征兆。2005年8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放弃了185亿美元的收购计划，原因就是美国国会要求对交易进行漫长的审查，可能导致交易推迟5个月。后来，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以177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雪佛龙公司(Chevron)。<br/><br/>美国议员们在反对中方收购时提出的理由是国家安全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证明加州联合石油公司控制的资源关乎美国国家安全。事实上，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的产量不到美国原油、凝析油和天然气产量的1%，在消费市场的占有率就更低了。<br/><br/>这宗事件中最大的安全风险是美国国会否决了这宗收购。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国会不要将正常的商业交往政治化，但美国议员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就是顽固的重商主义。如果中国在公开市场收购企业和资源的渠道受阻，那么中国政府与一些西方议员眼中的“流氓国家”通过双边协定或“能源外交”协定取得类似资源的做法就不应受到谴责。<br/><br/>如果对中国重商主义的担忧使得西方的重商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那么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国和西方都会基于此类政策将促进其商业利益的极端保守思维，继续强化其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事实上，这对谁都没有好处。企图先发制人，只会使本来有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国家变成强劲的对手。<br/><br/>也有另一种可能：正如历史不断重现的那样，开放的市场和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出现有助于稳定和贸易自由化。开放的市场也有助于和谐国际关系。正如鼓吹自由贸易的人士所言，防止两国边境兵戎相见的最佳办法是允许货物跨越边境。加强经济融合，深化贸易关系以及跨国持股并不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倒是没有这些反而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br/><br/><i>（编者按：作者诺伯格(Johan Norberg)是斯德哥尔摩自由市场智囊机构Timbro的政治研究主管。）</i><!--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br/>无论用哪一种标准来衡量（尤其是脱贫情况），几乎都可以说中国25年来的经济自由化进程是非常成功的。奇迹般的经济增速令外界观察人士叹为观止，他们纷纷发布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但对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其说值得庆贺，倒不如说让他们忧心忡忡。当然，他们并不是反对中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只是担心自己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br/><br/>这些忧心忡忡的西方人所持的“中国威胁论”主要基于以下一些观点：<br/><br/>--二十年后的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br/><br/>--中国具有扩张倾向，对邻国构成威胁。虽然经济逐步自由化，中国人依然有重商主义思想。他们人为保持人民币低汇率，使得出口价格具有竞争力、而进口价格高昂，由此获得的利润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这让一些人认为中国控制了美元的命运。<br/><br/>--中国不仅在国际市场大量采购资源产品，还试图控制它们。中国与诸如苏丹、津巴布韦、伊朗等这些人权保护状况最差的国家商讨双边协定，以便获得对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品的控制。这也成为中国保护这些国家免受联合国制裁和禁运的动因。<br/><br/>--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国的行为或许可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中国的国有企业控制了非洲诸多的矿井、土地、渔场、森林等资源。2004年，中国从非洲的进口额增长了80%以上，未来资源的需求只会继续上升。<br/><br/>如果接受了这些观点，那么就等于接受了这样一种远景构想，即这个未来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将成为一个咄咄逼人的独裁国，不仅会向世界源源不断地索取庞大的能源和原材料，而且还会毫无忌惮地动用武力胁迫比其弱小的国家助其达成目标和得到其需要的资源产品。<br/><br/>对于一些西方人而言，这种担忧一定似曾相识，应会让他们想起19世纪末德国工业化崛起时英国的忧虑。但从更普遍意义上说，中国资源控制的战略更近于欧洲历史。以前，欧洲殖民强国的竞争就不仅限于向其他市场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往往还会试图彻底控制这些市场。而且，既然他们的所谓控制就是要将其他人都排除在外，就时常引起局势紧张以及土地争夺，因为拥有了土地也就拥有了占领市场所需的原材料。在二十世纪末的世纪之交，欧洲国家盛行的重商主义政策造就了一个放任式的全球市场，让所有国家卷入了一场有赢就必有输的零和世界大战。<br/><br/>于是一些西方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当阻止中国的发展。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应停止向那些价格被人为压低的中国商品开放市场，不再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他们说，他们的政府应限制中国对他们国家资源的控制，制止中国控股他们国内企业的企图。如果遵循这样的逻辑，西方国家或许会得到两个结果：一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迈向繁荣的速度会稍稍减缓，二是中国人将确信西方人对自己抱有敌意，想尽一切可能阻止中国将其人民带离贫穷和饥饿。<br/><br/>我们来打个比方。假使美国真的采纳了舒默-格雷厄姆(Schumer-Graham)提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7.5%的关税作为对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的报复，再假使这一举动导致中国出口推动型经济增长完全陷入停滞、外国投资纷纷撤离、中国爆发金融危机。那么，这一切可能造成的最为影响深远的后果将会是，整整一代中国人从懂事起就会坚定不移地相信，美国曾试图通过商战毁掉他们。<br/><br/>当然，保护主义并非都得这般极端。美国和欧盟的许多贸易政策早已让许多中国人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我们不妨来看两个例子：中国的出口问题和中国公司试图收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UNOCAL Corporation)时所遭遇的挫折。<br/><br/>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此它作出了艰难的让步，让步幅度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时的承诺。但在中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加入WTO的渴望并没有为他们赢得多少回报。最近我在几所中国大学讨论全球化时，就常常有学生提出，西方并非真的信奉自由贸易，这种说法多多少少是正确的。纺织服装贸易就是一个例子，足可说明西方国家的口是心非。欧盟和美国2005年年初取消了服装配额，这距离他们第一次作出承诺已过去了10年。但当他们看到取消配额后廉价服装进口猛增的情形时，没过几个月它们就又重新恢复了配额。<br/><br/>许多中国人觉得自己很受伤害。每次中国公司有机会前进时，就发现道路被堵死了。最糟糕的是这里存在著歧视，从而制造了双方之间的仇恨和敌对情绪。许多中国人告诉我，2004年9月，他们听到西班牙工人为抗议自由贸易、放火焚毁从中国进口的鞋时非常震惊。<br/><br/>在这个许多人依然牢记鸦片战争条约和殖民时期耻辱的古老国家，外国人的粗暴侮辱行为是一个敏感话题。在中国，如果西方人表现得好像他们与生俱来地就有权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就会引起受辱和爱国的激烈情绪。正如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多恩(James A. Dorn)警告的那样，“如果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拒绝其进入我们的市场，这太虚伪了，这样做只会让那些早就不信任美国的强硬派遂了心愿。”<br/><br/>过去10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指控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从1995年到2004年，全球范围内中国遭遇到了411起反倾销指控；同期，美国有152起，欧盟有55起。未来10年，WTO还将允许成员国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虽然其市场自由化程度已高于其他许多成员国。如果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就意味著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裁定往往具有主观性。对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往往并不意味著售价低于成本。出口价格不会和生产成本比较，而是确定一个替代国，计算替代国的一个替代成本，进行比较。<br/><br/>举个例子，如果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计算中国床的“真实”成本，就会采用其他国家（往往不必是那些生产最相似商品的国家）的几十个价格作为替代，并用几百个估算值进行综合。<br/><br/>正如贸易政策分析中心(Center for Trade Policy Analysis)的艾肯森(Daniel Ikenson)所说，“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个流程也只能得出随意的结果。”但有时情况会糟得多，因为这种方法往往会比通常的计算法得出更高的倾销界线。<br/><br/>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新闻稿总是得意地说，他们针对中国提起的反倾销指控大大超出了克林顿政府时期，似乎阻止它的消费者购买最廉价的商品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br/><br/>这些做法给中国传递了两个信息：首先，目前的世界贸易是一场重商主义的零和游戏，有人得，必有人失。其次，西方正在竭尽全力阻止中国赢得这场游戏。如今，中国也已学会了西方的坏习惯。2000年，中国提起了6宗反倾销指控。2004年，这个数量增加到了27宗，超过了除欧盟外其他所有国家和关税同盟。<br/><br/>美国政府在美国能源公司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的出售交易上横插一脚，是另一个不祥的征兆。2005年8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放弃了185亿美元的收购计划，原因就是美国国会要求对交易进行漫长的审查，可能导致交易推迟5个月。后来，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以177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雪佛龙公司(Chevron)。<br/><br/>美国议员们在反对中方收购时提出的理由是国家安全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证明加州联合石油公司控制的资源关乎美国国家安全。事实上，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的产量不到美国原油、凝析油和天然气产量的1%，在消费市场的占有率就更低了。<br/><br/>这宗事件中最大的安全风险是美国国会否决了这宗收购。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国会不要将正常的商业交往政治化，但美国议员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就是顽固的重商主义。如果中国在公开市场收购企业和资源的渠道受阻，那么中国政府与一些西方议员眼中的“流氓国家”通过双边协定或“能源外交”协定取得类似资源的做法就不应受到谴责。<br/><br/>如果对中国重商主义的担忧使得西方的重商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那么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国和西方都会基于此类政策将促进其商业利益的极端保守思维，继续强化其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事实上，这对谁都没有好处。企图先发制人，只会使本来有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国家变成强劲的对手。<br/><br/>也有另一种可能：正如历史不断重现的那样，开放的市场和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出现有助于稳定和贸易自由化。开放的市场也有助于和谐国际关系。正如鼓吹自由贸易的人士所言，防止两国边境兵戎相见的最佳办法是允许货物跨越边境。加强经济融合，深化贸易关系以及跨国持股并不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倒是没有这些反而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br/><br/><i>（编者按：作者诺伯格(Johan Norberg)是斯德哥尔摩自由市场智囊机构Timbro的政治研究主管。）</i><!--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