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东亚地区的日中关系(讲演稿)[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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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东亚地区的日中关系(讲演稿)
2002年12月25日 16:10

  

今年8月,日本共同通讯社邀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田中明彦先生,以“21世纪东亚地区的日中关系”为题作了一场演讲。


以下是他演讲的内容和有关问答


日中恢复邦交以来,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来讲,两国关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10年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交流活动已经涉及到各个方面,不单单是友好人士或者经商人员,在我现在工作的东京大学就有640名中国学生。这和我7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等国际问题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当时东大几乎还没有中国留学生。由此可见,日中两国之间或许正在形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基础,尽管在政治问题上还有这样那样的摩擦。当然,日中关系中仍存在相当脆弱的部分也是事实。从外部环境上来看,21世纪的“世界体系”还存在相当不安定的因素,东亚各国的关系中也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部分。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今后日中两国在东亚地区的责任非常重大。我认为,通过两国的合作努力一定能够在东亚地区构筑新的国际关系框架。


在此,我想通过讨论几个决定日中关系动向的几个要素,一方面来回顾一下恢复邦交以来走过的30年,同时以此为基础展望一下今后的发展趋势。


一般来讲,要谈当今的两国关系就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世界体系的动向;(2)国内政治的动向;(3)两国间的相互作用。下面就从这三方面讨论回顾一下过去的30年。


(1)世界体系的动向


如果讲过去的日中关系大框架,可以说一定会谈到世界体系的格局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本身就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格局变动的影响。此后,日中之间延续“不正常状态”也是因为二战后出现了冷战局面。1972年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也是因为所谓的冷战格局有了变化,当时美国和苏联之间在核军备方面达到平衡,另外由于普遍担心美国经济的下滑,美国还想体面地退出越南战争,因此选择了与中国进行和解。


同时中国方面,毛泽东选择跟美国携手并进,也是因为认识到当时世界体系的变动。也就是说,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使得美中两国选择了和解。因此,日中之间能在30年前实现恢复邦交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大背景的变化。


70年代以后大约20年间,世界体系变动的特点是,一方面冷战这样的军事意识形态继续存在,另一方面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进入了两种现象并列的时代。这样一来,可以说美中关系已经不太可能出现决定性的恶化了。就像时常提到的,1982年9月党代表大会上胡耀邦提出“独立自主外交”,并表明要从美国一边倒的外交转为同苏联也搞好关系。但即便如此,世界形势整体上看还是一场新冷战。因此80年代时,不太可能发生像“中苏一体化”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从大的框架来考虑,70、80年代,日本和中国在安全保障方面没有产生很大的矛盾。


然后,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刚才提到七八十年代世界体系特点为一方面新冷战,另一方面是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经济联系增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从这个意思上来讲,和世界经济的这个趋势是非常融合的。这种情况下,发展日中关系也世界体系的动向也是一致的。因此,70年代到90年代初的20年,日中关系虽然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由于这个外部环境的存在,最后也没有走向完全恶化。


但是,90年前后冷战格局消失了,这给世界体系带来了很大变化。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苏联这个共同的威胁不复存在。从世界范围来看,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比较优越的印象也油然而生。从经济上讲,以西方为主体的相互经济联系扩展到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等地区,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好像要带来国际金融的一体化。


在上述环境中,中国的存在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已经和先前有所不同了,从冷战终结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比较优越的观点上来看,中国已经渐渐失去了原来的重要型,甚至成为意识形态上相对立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从经济的全球化观点来看,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


只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发展方向会给人带来怀疑,因此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美中关系也好,日中关系也好,和中国的关系进入90年代以来,和70、80年代有很大差别的观点开始受到重视。


但是,中国和日美这种对立和曾经的美苏冷战是不一样的,美苏冷战是全方位的,绝对性的。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冷静的考虑一下,其实和当时苏联所带来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美国的军事优势是相当明显的。另外,从意识形态上讲,虽然存在一定对立。但中国也根本没有全面、绝对的否定西方自由主义。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远远要比当时的苏联被动,根本没有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整个世界的倾向。中国只是表示不能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而没有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压给美国。冷战时,至少是初期,当时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度是要把马列主义推向全世界,从而达到驱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这个和冷战后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状况大相径庭。


而且,9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的自由化程度反而不断高涨,对于美国人来说,虽然还称不上充分的自由,但意识形态上来看,中国越来越接近美国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所以说美中对立不可能像曾经的美苏对立那样带有全面性和绝对性。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政策,和美日两国关系的恶化就会受到自身某种程度的制约。


以上所述概括一下就是,世界体系的格局已经不能保障美中关系和日中关系像上世纪70、80年代那样的亲密与协调。同时也不会再带来像70年代以前那种敌对关系。不过,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可以说还有很多新的不确定因素将不断影响世界体系的发展。那就是国家以外的行为主体、非国家主体的重要性。非政府组织(NGO)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恐怖主义网络的威胁也在不断扩大。恐怖威胁的扩大就必须要有国际协作,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与别国的关系将向好的方向发展。去年的9-11事件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动向。


总之,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从世界体系观点上讲,中国和别国关系中肯定的方面增加了。只从这样世界体系格局观点来考察日中关系的话,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也没有像70、80年代那样容易的维持两国关系,但也不是像60年代以前那样的艰难了。我想大概就是进入了这样的中间地带。只是,决定两国双边关系的不仅是世界体系,还应有其他因素,比如说日中双方的内政,还有两国的相互作用也非常重要。


(2)国内环境的动向


70年代初和现在作一比较的话,日中两国的国内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在1972年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日本则不久结束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同时在政治上,自民党的五派体制基本趋于完成。


从政治上的决策特征来看,中国在外交方面自上而下的决策倾向非常明显,也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影响力是压倒性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交涉虽有周恩来主持,但他还是把与田中角荣的交涉情况逐一向毛泽东报告,原则性的决策还是由毛泽东拿主意。与此相比较,日本的政治领导人的权限较弱,我认为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国内动向的左右。但是日中恢复邦交时期,田中角荣的权力基础非常雄厚,再加上日本国内的亲社会主义势力的影响力到70年代初还是相当强的,中国只要在这股势力上做些工作,在日本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是邓小平的时代。经济上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内政治虽有各种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但邓小平的威信极其大,给日中关系带来影响的政治决定依旧自上而下进行,国内舆论的影响力基本上没有。比如钓鱼岛问题,邓小平说搁置也就完事了。


7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可以说是以田中派和竹下派占主导地位的五派体制形成时期。虽然也有较为激烈的争斗,但从战后日本的国内政治动向来看,还算是比较稳定的时期。经济上成功的克服了石油危机带来的影响,80年代初期虽然在与美国的经济摩擦上经常受到批评,但是自我感觉还是很好,出现了“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现象。日本人对日本经济的信心也达到了顶峰。但是在这个时期,国内的亲社会主义势力逐渐减少,换句话说,支持中国的势力在70、80年代开始不断减弱。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从国内环境层面上看,中国和日本双方都开始向多元化急速发展。中国已由邓小平时代进入江泽民时代。当然自上而下的形态没有很大变化,但信息控制已比80年代减弱不少,信息化浪潮也正在席卷整个中国。关于日本,自民党政权曾经一时下台,94年虽然重返执政党地位,但由于此后的选举制度改革等原因,五派体制实际上已经有名无实。帮派领导人的影响力也出现了决定性的下降。政治决策的中心不再明朗。


此后小泉上台,一方面由于政治改革的影响和小泉本人的个性,首相府主导的由上而下倾向有所增强,这样的趋势是否能够稳定下来目前还不能判断。另一方面,日本在经济上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日本人的自信也下降了不少。有关日中关系上,再一点就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亲社会主义势力的影响力有了决定性的下降,同时支持台湾等实行民主化的势力已经非常的强大。


以上所述的是围绕日中关系的两国国内政治情况。这个对日中关系的大局控制到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从中国的领导层角度来看,国内政治这一点上在70、80年代比较容易掌控。中国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因此没有什么反对派,在日本也有亲中国的势力,只要对那些人做些工作就可以了。日本自民党帮派的主流,特别是田中派、竹下派能够接受的话,日中关系的大局总有办法控制。可是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日中关系的大局把握上,中国领导层现在开始不得不考虑到国内反对人士的声音。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也没了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好的人士。反过来赞许台湾推进民主化的人开始逐渐增多。


同样,日本的领导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很难把握日中关系的大局。曾经一时,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言九鼎”,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大的舆论支持搞好日中关系。中国有时说的尽管显得未免无理但也认为要洗耳恭听。自民党内部只要帮派领导人达成一致的话,自民党内部也不会出现杂声。


帮派领导人的这般力量进入90年代后就减弱了,对中国的批判也时常以帮派为单位进行。再加上,民主党也开始反对,和先驱党组建联合政权的话,先驱党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自民党整体很难形成统一的意志,日本特色的达成一致变得很难作出政治性决定,为了迎合个别群体利益,部分势力突然进行政治行动的事件也随意的出现了。比如说,2000年的对华农产品紧急进口限制措施问题。这是在与日中关系和日本外交事宜都基本上没有关系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并具体付诸实施,直到最后的最后才扭转僵局并达成妥协。从这个国内环境上看,90年代到21世纪的日中关系和80年代以前相比,可以说已经变得很难把握了。


(3)两国之间的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的力量同样非常重要。简单的划分的话,是不是可以分成“彼此促进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对抗的相互作用”。促进型的是良性循环;对抗型的就是相反,对方令自己不快从而实行报复,也就是所谓的恶性循环。


通常,日中关系中相互对抗的方面比较引人注目。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也成不了新闻。见之于报端是都是相互指责型的话题,纵观这30年的日中关系史,日中航空协定,和平友好条约的反霸权条约问题,教科书问题,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光华寮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反应,钓鱼岛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中国的核试验问题,台湾海峡危机,日美防卫问题,还有最近的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李登辉访日问题,经济摩擦问题等,如果写写日中历史的话,这些事情可以列出一大串。


竟有如此之多的相互指责话题,两国间的关系自然十分复杂。各自仅限于自己利益的问题来指责对方,要停止这样相互指责的现象就显得非常困难。我想,要使日本国内和中国国内双方都能接受,那么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极其困难的。不过,幸运的是,双方的相互指责形成的恶性循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达破坏日中关系的程度。很多场合都是考虑到日中关系的整体利益而从政治角度上解决了各个问题。这种解决大多也是各自仍有不满,或是暂时搁置而已。相互对抗造成的两国关系破裂最终得以幸免的原因,大概还是刚才所说的世界格局大背景吧。这样的世界体系使得日中双方认为“关系破裂都没好处”“也没什么办法,就算了吧”,因此两国关系才勉强得以维持。


当然,良性循环的相互作用也不是说没有。最低限度考虑一下,虽然不是说的很清楚,但是两国关系最终得以维持也是有其意义的。尽管发生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而说不上很满意,但日中关系还是正常的发展到现在,这本身如果放在近代史上考虑的话,已经是算是相当了不起的伟业。从1840年开始来看,日中之间总会发生某些事情。1840年-1870年的30年基本上没什么关系,但是1870年开始的30年就开始了战争,1900年-1930年就更是不得了,1930年-1960年从战争开始走向冷战,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可言。纵观近代史上的日中关系史,要像这样没有战争的度过30年已经很了不起。换句话说,我想维持正常的关系本身将成为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前奏吧。


为什么希望两国关系维持正常,我想这和世界体系的动向有关系,包括两国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人员交流的扩大,还有社会层面上相同经历的增加等。


总结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中关系的处理无论从国内环境来看,还是世界体系的变化来看,都比80年代变得更加困难了。但是日中间交流的规模和实际情况来看,21世纪开头的现在不管在幅度还是深度上,都是80年代中期无与伦比的。如此之多的人际交流而建立的这种联系可以说已经使得破坏这种关系对谁都不利。当然经济上、社会上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会在各个领域产生摩擦和纠纷,而且社会的多元化趋势使得解决摩擦和纠纷变得更加困难。因此,相互对抗的情况今后也不可能没有。如果不谨慎对待的话,相互对抗的力量导致两国关系大局遭到破坏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然而从大局上看,如果任由相互对抗的力量发展,那与两国关系中相互促进产生的利益相比较,成本实在太高。因此我想政治领导人如何正确把握大局就显得非常重要。


但是,多元化的社会中,政治领导人的决定也离不开社会整体的动向。我认为,日中关系要相互促进,作为社会整体的两国人民之间如何加深理解才是阻止关系恶化的最重要力量。


从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这10年中,人员交流有了爆发性的增长。而且也不仅是日中之间相互交流的10年,而是整个东亚地区经济联系增强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和东南亚、中国和东南亚、日中韩的相互交流增加的时代。这10年虽然也有各种不安定因素,但总的来说也是东亚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武力冲突。即使曾经有过危机,但最终还是实现了和平,这一点在近代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今天,维持和发展东亚地区的和平不管对日本还是中国来说都已逐渐产生巨大利益。因此更进一步说,维持日中良好关系不仅是对两国人民的责任,同时也正在成为对整个东亚地区的责任。


朱镕基总理提出东盟和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构想,小泉首相则提出了日本和东盟之间的全面经济合作构想。日本的媒体评论说,这是日中两国在争夺将来在东亚地区的领导权,但我认为这是目光短浅的看法。现在对于日中双方来说,包括两国在内的大东亚框架的变化对于两国都很有利,不管是哪部分,只要自由贸易有了进展,不光对于双方,整个地区都会受益。如果日中之间展开这样的竞争,那我认为这是绝对应该加以倡导的竞争。为了在东亚地区实现和平与繁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自由,只有日中两国展开竞争才是将来日中关系应有的状况。21世纪东亚地区的日中关系(讲演稿)
2002年12月25日 16:10

  

今年8月,日本共同通讯社邀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田中明彦先生,以“21世纪东亚地区的日中关系”为题作了一场演讲。


以下是他演讲的内容和有关问答


日中恢复邦交以来,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来讲,两国关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10年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交流活动已经涉及到各个方面,不单单是友好人士或者经商人员,在我现在工作的东京大学就有640名中国学生。这和我7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等国际问题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当时东大几乎还没有中国留学生。由此可见,日中两国之间或许正在形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基础,尽管在政治问题上还有这样那样的摩擦。当然,日中关系中仍存在相当脆弱的部分也是事实。从外部环境上来看,21世纪的“世界体系”还存在相当不安定的因素,东亚各国的关系中也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部分。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今后日中两国在东亚地区的责任非常重大。我认为,通过两国的合作努力一定能够在东亚地区构筑新的国际关系框架。


在此,我想通过讨论几个决定日中关系动向的几个要素,一方面来回顾一下恢复邦交以来走过的30年,同时以此为基础展望一下今后的发展趋势。


一般来讲,要谈当今的两国关系就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世界体系的动向;(2)国内政治的动向;(3)两国间的相互作用。下面就从这三方面讨论回顾一下过去的30年。


(1)世界体系的动向


如果讲过去的日中关系大框架,可以说一定会谈到世界体系的格局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本身就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格局变动的影响。此后,日中之间延续“不正常状态”也是因为二战后出现了冷战局面。1972年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也是因为所谓的冷战格局有了变化,当时美国和苏联之间在核军备方面达到平衡,另外由于普遍担心美国经济的下滑,美国还想体面地退出越南战争,因此选择了与中国进行和解。


同时中国方面,毛泽东选择跟美国携手并进,也是因为认识到当时世界体系的变动。也就是说,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使得美中两国选择了和解。因此,日中之间能在30年前实现恢复邦交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大背景的变化。


70年代以后大约20年间,世界体系变动的特点是,一方面冷战这样的军事意识形态继续存在,另一方面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进入了两种现象并列的时代。这样一来,可以说美中关系已经不太可能出现决定性的恶化了。就像时常提到的,1982年9月党代表大会上胡耀邦提出“独立自主外交”,并表明要从美国一边倒的外交转为同苏联也搞好关系。但即便如此,世界形势整体上看还是一场新冷战。因此80年代时,不太可能发生像“中苏一体化”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从大的框架来考虑,70、80年代,日本和中国在安全保障方面没有产生很大的矛盾。


然后,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刚才提到七八十年代世界体系特点为一方面新冷战,另一方面是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经济联系增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从这个意思上来讲,和世界经济的这个趋势是非常融合的。这种情况下,发展日中关系也世界体系的动向也是一致的。因此,70年代到90年代初的20年,日中关系虽然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由于这个外部环境的存在,最后也没有走向完全恶化。


但是,90年前后冷战格局消失了,这给世界体系带来了很大变化。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苏联这个共同的威胁不复存在。从世界范围来看,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比较优越的印象也油然而生。从经济上讲,以西方为主体的相互经济联系扩展到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等地区,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好像要带来国际金融的一体化。


在上述环境中,中国的存在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已经和先前有所不同了,从冷战终结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比较优越的观点上来看,中国已经渐渐失去了原来的重要型,甚至成为意识形态上相对立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从经济的全球化观点来看,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


只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发展方向会给人带来怀疑,因此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美中关系也好,日中关系也好,和中国的关系进入90年代以来,和70、80年代有很大差别的观点开始受到重视。


但是,中国和日美这种对立和曾经的美苏冷战是不一样的,美苏冷战是全方位的,绝对性的。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冷静的考虑一下,其实和当时苏联所带来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美国的军事优势是相当明显的。另外,从意识形态上讲,虽然存在一定对立。但中国也根本没有全面、绝对的否定西方自由主义。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远远要比当时的苏联被动,根本没有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整个世界的倾向。中国只是表示不能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而没有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压给美国。冷战时,至少是初期,当时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度是要把马列主义推向全世界,从而达到驱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这个和冷战后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状况大相径庭。


而且,9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的自由化程度反而不断高涨,对于美国人来说,虽然还称不上充分的自由,但意识形态上来看,中国越来越接近美国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所以说美中对立不可能像曾经的美苏对立那样带有全面性和绝对性。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政策,和美日两国关系的恶化就会受到自身某种程度的制约。


以上所述概括一下就是,世界体系的格局已经不能保障美中关系和日中关系像上世纪70、80年代那样的亲密与协调。同时也不会再带来像70年代以前那种敌对关系。不过,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可以说还有很多新的不确定因素将不断影响世界体系的发展。那就是国家以外的行为主体、非国家主体的重要性。非政府组织(NGO)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恐怖主义网络的威胁也在不断扩大。恐怖威胁的扩大就必须要有国际协作,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与别国的关系将向好的方向发展。去年的9-11事件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动向。


总之,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从世界体系观点上讲,中国和别国关系中肯定的方面增加了。只从这样世界体系格局观点来考察日中关系的话,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也没有像70、80年代那样容易的维持两国关系,但也不是像60年代以前那样的艰难了。我想大概就是进入了这样的中间地带。只是,决定两国双边关系的不仅是世界体系,还应有其他因素,比如说日中双方的内政,还有两国的相互作用也非常重要。


(2)国内环境的动向


70年代初和现在作一比较的话,日中两国的国内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在1972年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日本则不久结束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同时在政治上,自民党的五派体制基本趋于完成。


从政治上的决策特征来看,中国在外交方面自上而下的决策倾向非常明显,也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影响力是压倒性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交涉虽有周恩来主持,但他还是把与田中角荣的交涉情况逐一向毛泽东报告,原则性的决策还是由毛泽东拿主意。与此相比较,日本的政治领导人的权限较弱,我认为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国内动向的左右。但是日中恢复邦交时期,田中角荣的权力基础非常雄厚,再加上日本国内的亲社会主义势力的影响力到70年代初还是相当强的,中国只要在这股势力上做些工作,在日本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是邓小平的时代。经济上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内政治虽有各种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但邓小平的威信极其大,给日中关系带来影响的政治决定依旧自上而下进行,国内舆论的影响力基本上没有。比如钓鱼岛问题,邓小平说搁置也就完事了。


7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可以说是以田中派和竹下派占主导地位的五派体制形成时期。虽然也有较为激烈的争斗,但从战后日本的国内政治动向来看,还算是比较稳定的时期。经济上成功的克服了石油危机带来的影响,80年代初期虽然在与美国的经济摩擦上经常受到批评,但是自我感觉还是很好,出现了“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现象。日本人对日本经济的信心也达到了顶峰。但是在这个时期,国内的亲社会主义势力逐渐减少,换句话说,支持中国的势力在70、80年代开始不断减弱。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从国内环境层面上看,中国和日本双方都开始向多元化急速发展。中国已由邓小平时代进入江泽民时代。当然自上而下的形态没有很大变化,但信息控制已比80年代减弱不少,信息化浪潮也正在席卷整个中国。关于日本,自民党政权曾经一时下台,94年虽然重返执政党地位,但由于此后的选举制度改革等原因,五派体制实际上已经有名无实。帮派领导人的影响力也出现了决定性的下降。政治决策的中心不再明朗。


此后小泉上台,一方面由于政治改革的影响和小泉本人的个性,首相府主导的由上而下倾向有所增强,这样的趋势是否能够稳定下来目前还不能判断。另一方面,日本在经济上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日本人的自信也下降了不少。有关日中关系上,再一点就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亲社会主义势力的影响力有了决定性的下降,同时支持台湾等实行民主化的势力已经非常的强大。


以上所述的是围绕日中关系的两国国内政治情况。这个对日中关系的大局控制到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从中国的领导层角度来看,国内政治这一点上在70、80年代比较容易掌控。中国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因此没有什么反对派,在日本也有亲中国的势力,只要对那些人做些工作就可以了。日本自民党帮派的主流,特别是田中派、竹下派能够接受的话,日中关系的大局总有办法控制。可是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日中关系的大局把握上,中国领导层现在开始不得不考虑到国内反对人士的声音。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也没了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好的人士。反过来赞许台湾推进民主化的人开始逐渐增多。


同样,日本的领导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很难把握日中关系的大局。曾经一时,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言九鼎”,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大的舆论支持搞好日中关系。中国有时说的尽管显得未免无理但也认为要洗耳恭听。自民党内部只要帮派领导人达成一致的话,自民党内部也不会出现杂声。


帮派领导人的这般力量进入90年代后就减弱了,对中国的批判也时常以帮派为单位进行。再加上,民主党也开始反对,和先驱党组建联合政权的话,先驱党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自民党整体很难形成统一的意志,日本特色的达成一致变得很难作出政治性决定,为了迎合个别群体利益,部分势力突然进行政治行动的事件也随意的出现了。比如说,2000年的对华农产品紧急进口限制措施问题。这是在与日中关系和日本外交事宜都基本上没有关系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并具体付诸实施,直到最后的最后才扭转僵局并达成妥协。从这个国内环境上看,90年代到21世纪的日中关系和80年代以前相比,可以说已经变得很难把握了。


(3)两国之间的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的力量同样非常重要。简单的划分的话,是不是可以分成“彼此促进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对抗的相互作用”。促进型的是良性循环;对抗型的就是相反,对方令自己不快从而实行报复,也就是所谓的恶性循环。


通常,日中关系中相互对抗的方面比较引人注目。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也成不了新闻。见之于报端是都是相互指责型的话题,纵观这30年的日中关系史,日中航空协定,和平友好条约的反霸权条约问题,教科书问题,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光华寮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反应,钓鱼岛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中国的核试验问题,台湾海峡危机,日美防卫问题,还有最近的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李登辉访日问题,经济摩擦问题等,如果写写日中历史的话,这些事情可以列出一大串。


竟有如此之多的相互指责话题,两国间的关系自然十分复杂。各自仅限于自己利益的问题来指责对方,要停止这样相互指责的现象就显得非常困难。我想,要使日本国内和中国国内双方都能接受,那么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极其困难的。不过,幸运的是,双方的相互指责形成的恶性循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达破坏日中关系的程度。很多场合都是考虑到日中关系的整体利益而从政治角度上解决了各个问题。这种解决大多也是各自仍有不满,或是暂时搁置而已。相互对抗造成的两国关系破裂最终得以幸免的原因,大概还是刚才所说的世界格局大背景吧。这样的世界体系使得日中双方认为“关系破裂都没好处”“也没什么办法,就算了吧”,因此两国关系才勉强得以维持。


当然,良性循环的相互作用也不是说没有。最低限度考虑一下,虽然不是说的很清楚,但是两国关系最终得以维持也是有其意义的。尽管发生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而说不上很满意,但日中关系还是正常的发展到现在,这本身如果放在近代史上考虑的话,已经是算是相当了不起的伟业。从1840年开始来看,日中之间总会发生某些事情。1840年-1870年的30年基本上没什么关系,但是1870年开始的30年就开始了战争,1900年-1930年就更是不得了,1930年-1960年从战争开始走向冷战,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可言。纵观近代史上的日中关系史,要像这样没有战争的度过30年已经很了不起。换句话说,我想维持正常的关系本身将成为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前奏吧。


为什么希望两国关系维持正常,我想这和世界体系的动向有关系,包括两国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人员交流的扩大,还有社会层面上相同经历的增加等。


总结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中关系的处理无论从国内环境来看,还是世界体系的变化来看,都比80年代变得更加困难了。但是日中间交流的规模和实际情况来看,21世纪开头的现在不管在幅度还是深度上,都是80年代中期无与伦比的。如此之多的人际交流而建立的这种联系可以说已经使得破坏这种关系对谁都不利。当然经济上、社会上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会在各个领域产生摩擦和纠纷,而且社会的多元化趋势使得解决摩擦和纠纷变得更加困难。因此,相互对抗的情况今后也不可能没有。如果不谨慎对待的话,相互对抗的力量导致两国关系大局遭到破坏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然而从大局上看,如果任由相互对抗的力量发展,那与两国关系中相互促进产生的利益相比较,成本实在太高。因此我想政治领导人如何正确把握大局就显得非常重要。


但是,多元化的社会中,政治领导人的决定也离不开社会整体的动向。我认为,日中关系要相互促进,作为社会整体的两国人民之间如何加深理解才是阻止关系恶化的最重要力量。


从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这10年中,人员交流有了爆发性的增长。而且也不仅是日中之间相互交流的10年,而是整个东亚地区经济联系增强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和东南亚、中国和东南亚、日中韩的相互交流增加的时代。这10年虽然也有各种不安定因素,但总的来说也是东亚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武力冲突。即使曾经有过危机,但最终还是实现了和平,这一点在近代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今天,维持和发展东亚地区的和平不管对日本还是中国来说都已逐渐产生巨大利益。因此更进一步说,维持日中良好关系不仅是对两国人民的责任,同时也正在成为对整个东亚地区的责任。


朱镕基总理提出东盟和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构想,小泉首相则提出了日本和东盟之间的全面经济合作构想。日本的媒体评论说,这是日中两国在争夺将来在东亚地区的领导权,但我认为这是目光短浅的看法。现在对于日中双方来说,包括两国在内的大东亚框架的变化对于两国都很有利,不管是哪部分,只要自由贸易有了进展,不光对于双方,整个地区都会受益。如果日中之间展开这样的竞争,那我认为这是绝对应该加以倡导的竞争。为了在东亚地区实现和平与繁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自由,只有日中两国展开竞争才是将来日中关系应有的状况。
(续)

提问一:今年5月,民主党的菅直人在上海发表讲话称:“应当同意台湾加入联合国。”同样在5月,福田官房长官发言称:“同意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如何?”这样接连的发言好像暗示日本政府和在野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将做较大的改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田中答:从刚才讲到的背景上来看,在日本出现这样的想法也是极其自然的。从根本的体系问题上来讲,中国很重要没有错,但已经没有冷战是那么重要了。冷战时中国的重要性在于日本有可能直接受到“中苏联盟”的侵略。或者从日本的保守层来看,在意识形态上有突然被共产主义颠覆的威胁。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中国走到苏联的对立面就显得意义重大。也鉴于此,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要求作出适当考虑也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可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已经不再是物质上生存和意识形态上根本性的威胁了。已经不用再靠中国来维持那种情况了。另一方面,台湾的民主化得到很大发展。“台湾为什么遭到中国如此的冷遇”,在日本人中间产生这样的感情也是相当自然的。


问题是海峡两岸如果比斗勇气,毫无顾忌直至导致正面冲突的话,事情就不好办了。因此,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有所收敛。但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话会激起两岸的冲突,所以日本政治家就尝试性的说些话,然后密切注视中方的反应与态度,日方也只能做些这样的事。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菅直人的发言也好,福田的发言也好,对日本来说都有其自身目的与意义的。


提问二:正如很多人所说,中国的对日政策已经不得不重视社会舆论了。中国对于舆论而言,所能采取政策的余地已经变得很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的政坛现在缺少可以成为日中桥梁这样的人。您如何看这样的现状?


田中答:整体上有这个倾向。中国国内多元的要素也不断增强。看一下网络的话,相当过激的言论也不少。对于领导人来说,看上去对日本比较软弱的对策很难实行。比起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时代选择空间缩小了。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化,江泽民说停止也就这样完事了。如果不想把事情闹大,比如沈阳领事馆事件,也能做到不在正规媒体上报道。不过这样做变得很难确是事实。这个事实将成为中国领导人和日本领导人共同的重大挑战。


这样的情况是否对于某方单方面有利还不清楚。但是这样下去,双方会利用舆论之间的相互指责展开复杂的游戏。朱镕基总理访日时也说过,中国互联网上现在反日言论十分强烈,我也没有办法那么简单就办到。我看其中有30%是真心话,而70%看上去像是对日本的恫吓。但不管怎么说,变难已是事实。


到了这样的阶段,曾经的友好人士,或者说关键位置上有否熟识两国情况的人到底有多重要呢?首先事实已经表明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原则上讲,我想还是希望有这样的人存在,并发挥一定的作用。中国的中央委员,最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位置上能有了解日本的人,日本如果在自民党的关键位置上有了解中国的官员存在,那也是非常好的事情,一旦发生了什么问题,通过这样的渠道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这这种理想状况到底能否在今后建立也显得非常微妙。多元化的时代中,决策本身有可能因各种因素而出现180度大转弯,所以即使有这样的人存在,关键位置这样的说法原本就有吗?中国的外交部领导层中有如此之多的日本通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感到多了事情反而更难办了。在日本,如果一说能讲中文,而且对中国的事情又非常了解,他的信任度马上就会下降(笑)。所谓的中国帮(日本称China School)还是不干为好了。日本通、中国通两边都不讨好,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在中国,与其说中国通、日本通或“友好人士”,还不如多增加一些知晓日本、美国、欧洲的人。总的说来,我认为光靠专家来掌控日中关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日中之间一旦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时,能够阻止其发展的已经不是几个专家了,而是双方社会整体有更多的人形成一种共识,也就是认识到“这样下去事情会越来越糟”,我想或许只有这一条解决途径。


提问三:谋求东亚共存共荣的努力还在进行。但是我感到在战略上没有认真对待的是日本。日本是不是应该在构筑21世纪东亚宏图上付出更多的努力。


田中答:正是如此。努力推进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日本和中国,特别是日本应该尽力而为,这是我的看法。到97、98年为止,对于东亚地区的合作框架问题,中国显得非常消极。当榊原英资(原大藏省财务官)先生倡导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时候,最后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美国,但中国对此也相当冷淡,其实是反对的。然而,这二三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上考虑的话,日本确实还需要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再多一分努力。


朱镕基总理表示将和东盟搞自由贸易协定(FTA),小泉说要和东盟搞经济合作,既然这样的话,我想那就比比看到底谁能抢先一步。只是由于现实政治状况,国内的制约比较大。日本和东盟谈判时,在哪些领域会取得进展值得关注。


我曾经在某个会议上讲,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说是经济问题,自由化问题,从一个侧面讲是正确的,但却把问题简单化了。日本与东盟的合作也好,东亚区域构想也好,对于日本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问题。我说这个决策不是经济上合不合算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欧盟和北美都在形成相当范围的区域整体,也不是说想跟美国展开较量,日本应该更多的考虑一下和周边地区的合作问题,或者说长远一点看,形成在世界上带有影响的区域依托。


在构筑这样的框架时,为了最大程度上为日本国民谋利益,就应该朝着日本所希望的方向努力。为此,框架构筑的开创期,是否被普遍认为是“创始人”(Founding Father)就意义重大。东亚地区大的区域构想出台了,创始人是朱镕基和江泽民,这样了怎么办呢?我想会对日本长远的将来产生极大的影响。


提问四:今后30年,如果考虑将来的对华政策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构想和采取怎样的政策?要引导中国朝着日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应该做些什么?


田中答:如果只说希望的话,希望中国解决国际性问题时放弃使用武力。或者最好是从一开始就不要考虑使用武力这种手段。如果能满足这样的条件,正如小泉首相所说,中国发展成为强大、富裕、民主的国家是非常好的事情。对于日本,市场会扩大,我想日本人中间出现移居中国的人也很好。但是怎么办才能做到这样呢?其一,通过相互依存的共识,加强在战争对谁都不利这一点上的认识。这一认识能否马上增强还不清楚。但是也有部分中国人认为干什么都需要武力才能解决。比如台湾问题。这样一来,一旦使用武力对自己也是有损害的,日本在周边地区建立一种体制就显得很重要。如果说靠什么来建立的话,那就是日美同盟。从现在的军事平衡上来看,只要日美同盟不解散而继续存在,中国就不可能在东亚的海上占据军事优势。我想总的来说就是要延续这种情况。


但据我所见,日美同盟不管如何加强,决不会像30年代那样去进攻中国。日本人中间如果存在想进攻中国的人,那是得不到舆论支持的。如果中国在军事上发生什么事情时,一直能够保证我方的军事优势,最好是中方认为向日美同盟挑战是“金钱的浪费”。如果不这样想的话,日美同盟是肯定要维持下去的。


我个人认为,同时表明“中国不是威胁,强大的中国对日本也有利”和“日美同盟要坚持下去”是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政策。


但是,直至前些时候还被某些中国人说,说了这个就不能说那个,日本要讲清到底是选择中国,还是美国。不过不能这样说,如果只能取一方的话,是搞不好关系的,仅此而已。


最近日本被中国说,到底会成为像德国那样呢,还是英国那样?德国和法国恢复关系分别成为欧盟的主人公。然而英国还是没进入欧元区,继续保持与美国的暧昧关系。日本会不会成为向英国一样呢?如果日本二者只能选一的话,日本只能说,中国变富变强没关系,但一旦发生战争就麻烦了。也就是这么回事。


提问五:有人讲日中30年的关系是“伟业”,欧洲的德法关系也一样。因为有苏联的存在和北约、欧盟等安定的地区框架。东亚地区能建立怎么样的具体框架呢?9-11事件以后,世界体系的变化一个关键字就是“整合”。俄罗斯加入了北约(原文如此,应为俄罗斯与北约接近:编者注),现在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先加入了世贸组织,下一步会如何呢?安全保障方面会踏出一步进行某些合作吗?


田中答:从世界史上看,德法的60年是有点不可想象的伟业。直到20世纪的差不多2个世纪里,最有可能将世界带入大规模战争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战争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这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德法在战后有共同的敌人,还有北约和欧盟。


日本和中国等做同样的事情就比较难。72年以后,从世界体系上讲,相对比较容易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因为那时有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存在。但是20年过去了,什么地区整合都没有进展,然后就进入了90年代。


东亚地区围绕日中的框架问题,安全保障从顺序上讲,那不得不延迟到相当后面。因此不能假设共同的敌人。总的说来,双方现在是相互疑神疑鬼的现状。为了安全保障两国进行合作是最后的目标。


这样的话,只能从经济上先考虑。经济上大家一起赚钱,形成统一市场,大家致富,我想就是逐渐建立这样的框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东亚这种做法上讲是正确的。然后就是中国市场与东南亚市场进行统一。那时如果日本的主导权没有把握的话,从长远看,在新框架中参与决策的途径就会不一样,因此日本应该在此过程中尽力争取掌握主导权。从这个侧面上讲,应从经济第一的观点考虑。


我想还有就是某种文化和文化的整合。这种文化的整合与其说是儒教文化,还不如说是当前的流行文化。东亚风格的近代文化、亚太文化、或者稍微傲慢一点说日本流行文化。总之和传统文化不一样,在亚洲共享各种近现代的东西。可以是服装、电影、电视游戏,也可以是凯蒂猫。这种文化的共享将和经济一起向前大步发展。因此,音乐和电影也有相当重要的一面。我想东亚的文化正在形成不一定会被好莱坞支配的独立文化圈。曾经是美国的支配型文化,世界性的热点都是先在美国上榜,然后走红整个世界。但是现在东亚地区产生的音乐潮流,也用不着再上美国的流行榜了。突然之间在日本和香港一夜走红就可以了。我想这就是某种文化上的联系在诞生。


“经济”“文化”,希望学术和研究也是。在推进这些的时候,想办法防止战争爆发的途径就是和美国建立同盟关系。这样的构想最不希望发生的是美国突然宣布半途而废。不过现在美国也要跟恐怖主义作斗争,所以不会说放弃同盟关系。日本就要利用这样的关系,一方面防止战争的发生,另一方面推进经济和文化上的合作交流,再过30年,情况会有很大不同。希望的是,中国也在这30年中实现某种民主化,我想这样就会好办很多。这一两年,有意思的是,因为屡屡要求结束日美安保体制,但事实上并没有效果,所以,“前几年我们一直说多国间安保和日美安保无法共存,但老那么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干脆决定不说”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好。但是问题是中间如果发生战争,也就全功尽弃了。构想毕竟不是十分可靠的,很大程度上还是只能期待中国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智慧了。


田中明彦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专门从事日本外交、东亚国际政治以及日美中关系研究。1954年出生,197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系,8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取得博士学位。90年出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94年到95年间出任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2002年4月出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


著作有《日中关系1945-199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等众多作品。


就21世纪日本安全保障问题,田中呼吁防卫能力的完善以及日美关系的维持、加强和外交一样具有重要作用,并主张必须在宪法上明确有关安全保障的方针,以及尽快建立有事法制体系。



据日本共同社
个人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客观的演讲,而且他的看法很独到,比如说提到了中日双方多元化带来的外交空间压缩现象,再有通过竞争甚至是民间不断地冲突来加强双边的了解和融和。
抵制日货  打击日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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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不反省过去有什么资格谈未来?
法德和解的基础是德国对于历史的彻底反省和放弃谋求欧洲领袖地位。
日本哪一点做到了?日本是不是还梦想伙同美国主宰远东事务(周边事态)?日本有没有再一次击倒快速发展的中国的愿望?日本对台湾有没有野心?
大家可以看的很清楚。
中国人是善良的,但不意味中国可以对日本无动于衷,不是中国现在发展了就和日本找岔,就算中国没有发展成现在这样,中国也不能无视日本的种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