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经济民族主义逆流涌动

　　最近，国际上涌起一股经济民族主义的逆流。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一些跨国购并筑起壁垒，发展中国家也放缓经济开放步伐，由此引起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前途的忧思。<br/><br/>　　在美国，国会3月份否决阿联酋迪拜港口公司控制美国六城市港口经营权；在欧洲，法国和卢森堡中止了英国米塔勒钢铁公司收购法国的阿塞罗钢铁企业，法国和西班牙政府还阻滞了意大利和德国公司的“恶意”收购；在亚洲，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收购泰国企业，引发泰国政治危机；韩国也出现抗议活动；在拉美，玻利维亚当选总统莫拉莱斯，表示要实现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的国有化；阿根廷总统内斯特宣布暂停牛肉出口，以制止国内价格上升。<br/><br/>　　上述事件，都是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对国内企业或产品实行保护，阻碍外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及进口外国产品，这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或经济爱国主义。<br/><br/>　　经济民族主义逆流涌动，是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气候相互作用形成的。美国的迪拜公司港口案，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反映出911事件后美国对恐怖活动威胁的关切。同时此案还有美国内政的背景，民主党想借布什任期无多、民意支持率下降之际，削弱白宫影响，为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占据有利地形。当然，经济考虑也是迪拜公司案的重要因素。美国经济目前受双赤字拖累，加上媒体推波助澜，一些国家或外国公司便成了替罪羊，他们的产品或兼并美国公司的行动，被挡在了美国的墙外。而欧洲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欧洲近年财政预算恶化，经济低迷，失业率处于几十年来的最高点。尽管实现了统一的欧盟，但未能制定出共同外贸和共同农业政策。举例来看，萧条的经济和高失业率，引发法国最近的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法国政府便举起“经济爱国主义”的大旗，动用行政力量，阻挠外国企业和产品的进入，以安抚民心，稳定社会和经济。<br/><br/>　　从更深层次看，经济民族主义逆流的涌动，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曲折发展进程。这个在21世纪给许多国家带来发展和繁荣的大潮，也卷起了冲击与挑战的苦水。自由贸易、离岸外包、跨国公司的出现，总体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增加了就业机会，但也损害了一些国家和群体的利益，引起新的冲突。<br/><br/>　　这些经济民族主义事件，也可看作是反全球化的举动，因为这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则，即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但与以前相比，这一系列经济民族主义事件表现出许多发人深思的新动向。首先，从前反全球化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抱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这次逆全球化而行的是欧美的发达国家，说明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也逐渐不能经受开放和竞争风险。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律师等服务业进入自由贸易领域，可能影响发达国家许多群体的利益。看来，发达国家不再是经济全球化的完全赢家，也开始尝到全球化的苦痛。<br/><br/>　　其次，以前反全球化的主角，是一些国家或国际的非政府组织，譬如劳工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而这次打头阵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美国国会对迪拜公司并购案反应过度，将企业兼并的经济行为政治化，甚至扯上反恐、文明冲突的政治和安全问题。法国政府甚至公开提出“经济爱国主义”的论调。这说明，西方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经济的结合在增强。受凯恩斯主义的驱动，美欧国家的政府更深地介入经济领域，管制跨国的贸易和经济往来，这些政府有朝大资本直接代理人蜕变的趋势。公共管理中，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介入和管制经济，本无可厚非，但将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化，则会增添问题的复杂性，损害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利益。<br/><br/>　　不过，这次经济民族化的逆流，并不能扭转经济全球化的大势。随着全球化不断进展，其弊端逐渐浮出水面，不但有输赢之分，也造成“赢家亦输，输家也赢”的局面。发达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必然反应，但不代表全球化要走回头路。这股经济民族化逆流，只是一些个别案例，并非大范围事件。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承诺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欧盟最近发表声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br/><br/>　　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尽管发生否决迪拜港口并购案，但仍将推动经济全球化作为其外交政策。美国贸易谈判副代表施瓦布，3月20日表示反对贸易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指出二者损害美国经济发展。美国最近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就包含“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开创全球经济的新领域”的内容。由于多哈回合进展乏力，美国转而推进双边自由贸易。<br/><br/>　　再者，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已获得制度和体系的保障，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虽然这些组织有时被指责偏向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它们仍是目前公认的、能够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表意见、制定规则的机构。尽管分歧很大，但多哈回合关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谈判还未夭折。<br/><br/>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说过，经济全球化的好坏，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如何应对全球化。就像一辆行驶中的自行车，全球化只有不断前行，且越骑越快，才不致于倾覆翻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着眼于共同和长远利益，通力阻遏经济民族主义的逆流，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文/齐前进）<br/><br/>最近，国际上涌起一股经济民族主义的逆流。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一些跨国购并筑起壁垒，发展中国家也放缓经济开放步伐，由此引起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前途的忧思。<br/><br/>　　在美国，国会3月份否决阿联酋迪拜港口公司控制美国六城市港口经营权；在欧洲，法国和卢森堡中止了英国米塔勒钢铁公司收购法国的阿塞罗钢铁企业，法国和西班牙政府还阻滞了意大利和德国公司的“恶意”收购；在亚洲，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收购泰国企业，引发泰国政治危机；韩国也出现抗议活动；在拉美，玻利维亚当选总统莫拉莱斯，表示要实现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的国有化；阿根廷总统内斯特宣布暂停牛肉出口，以制止国内价格上升。<br/><br/>　　上述事件，都是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对国内企业或产品实行保护，阻碍外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及进口外国产品，这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或经济爱国主义。<br/><br/>　　经济民族主义逆流涌动，是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气候相互作用形成的。美国的迪拜公司港口案，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反映出911事件后美国对恐怖活动威胁的关切。同时此案还有美国内政的背景，民主党想借布什任期无多、民意支持率下降之际，削弱白宫影响，为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占据有利地形。当然，经济考虑也是迪拜公司案的重要因素。美国经济目前受双赤字拖累，加上媒体推波助澜，一些国家或外国公司便成了替罪羊，他们的产品或兼并美国公司的行动，被挡在了美国的墙外。而欧洲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欧洲近年财政预算恶化，经济低迷，失业率处于几十年来的最高点。尽管实现了统一的欧盟，但未能制定出共同外贸和共同农业政策。举例来看，萧条的经济和高失业率，引发法国最近的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法国政府便举起“经济爱国主义”的大旗，动用行政力量，阻挠外国企业和产品的进入，以安抚民心，稳定社会和经济。<br/><br/>　　从更深层次看，经济民族主义逆流的涌动，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曲折发展进程。这个在21世纪给许多国家带来发展和繁荣的大潮，也卷起了冲击与挑战的苦水。自由贸易、离岸外包、跨国公司的出现，总体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增加了就业机会，但也损害了一些国家和群体的利益，引起新的冲突。<br/><br/>　　这些经济民族主义事件，也可看作是反全球化的举动，因为这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则，即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但与以前相比，这一系列经济民族主义事件表现出许多发人深思的新动向。首先，从前反全球化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抱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这次逆全球化而行的是欧美的发达国家，说明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也逐渐不能经受开放和竞争风险。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律师等服务业进入自由贸易领域，可能影响发达国家许多群体的利益。看来，发达国家不再是经济全球化的完全赢家，也开始尝到全球化的苦痛。<br/><br/>　　其次，以前反全球化的主角，是一些国家或国际的非政府组织，譬如劳工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而这次打头阵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美国国会对迪拜公司并购案反应过度，将企业兼并的经济行为政治化，甚至扯上反恐、文明冲突的政治和安全问题。法国政府甚至公开提出“经济爱国主义”的论调。这说明，西方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经济的结合在增强。受凯恩斯主义的驱动，美欧国家的政府更深地介入经济领域，管制跨国的贸易和经济往来，这些政府有朝大资本直接代理人蜕变的趋势。公共管理中，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介入和管制经济，本无可厚非，但将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化，则会增添问题的复杂性，损害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利益。<br/><br/>　　不过，这次经济民族化的逆流，并不能扭转经济全球化的大势。随着全球化不断进展，其弊端逐渐浮出水面，不但有输赢之分，也造成“赢家亦输，输家也赢”的局面。发达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必然反应，但不代表全球化要走回头路。这股经济民族化逆流，只是一些个别案例，并非大范围事件。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承诺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欧盟最近发表声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br/><br/>　　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尽管发生否决迪拜港口并购案，但仍将推动经济全球化作为其外交政策。美国贸易谈判副代表施瓦布，3月20日表示反对贸易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指出二者损害美国经济发展。美国最近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就包含“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开创全球经济的新领域”的内容。由于多哈回合进展乏力，美国转而推进双边自由贸易。<br/><br/>　　再者，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已获得制度和体系的保障，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虽然这些组织有时被指责偏向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它们仍是目前公认的、能够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表意见、制定规则的机构。尽管分歧很大，但多哈回合关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谈判还未夭折。<br/><br/>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说过，经济全球化的好坏，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如何应对全球化。就像一辆行驶中的自行车，全球化只有不断前行，且越骑越快，才不致于倾覆翻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着眼于共同和长远利益，通力阻遏经济民族主义的逆流，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文/齐前进）<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