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裁军新思维（转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03:18:07
中国裁军新思维
面对“跨越式军事发展”，应如孔夫子所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不是盲目乐观。
中国裁军新思维
□倪乐雄（上海）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50周年庆典活动时郑重宣告：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这一决定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世界新军事革命潮流的推动下，中国又迈出了“整军经武”的坚实一步。中国特殊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使得这次新军事革命背景下的裁军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对传统军事文化观念的一次巨大的超越。
告别农耕社会思维
对人力的依赖是原始农耕、狩猎、游牧社会环境中繁衍出来的国防观念。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认为，人心的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从先秦开始，儒家的孟子就强调“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故仁者无敌。这是儒家战争观最典型的表达。
儒家大师论兵几乎从不强调战略战术、装备武器，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在《议兵篇》中甚至给人留下否定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的印象，从而给后人造成极大的误解。晚清胡林翼曾经说：儒家兵学深藏玄机，非常人所能窥测。那么这个“玄机”是什么？
在工业革命前的冷兵器时代，军事领域的装备、技术、技巧、训练等方面的“高招”不可能让一方长久垄断，因为战争本身是社会交流的一种形式，如宋金对抗时，宋军首先使用火药于战争，火器的制作可谓当时国家第一保密的技术，但仅两年金人制造出威力比宋军更大的“霹雳炮”。所以在冷兵器时代，人多战胜人少、资源多的战胜资源少的、大国战胜小国是个基本的规律，也是基本的胜负之道。因此，儒家认为道义上的“仁”是战争之纲，纲举目张，政治层面要“施仁政”，以赢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四方来归，人多势众才能赢得军事胜利。所以只要坚守“仁义”、施仁政、得民心，小邦可变大邦，弱国可变为强国，是故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取天下。
这一“法宝”在同近代西方的技术对抗中明显失灵，至少是一半失灵。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中国一边，但却战败了。因为内战中“仁义之师”可以削弱、瓦解对方的力量，而国际间的对抗，中国的“仁义之师”凝聚自己力量的功能未变，但失去了削弱、瓦解对方的功能。对方有自己的文明价值体系，并利用它凝聚其自身的战争力量。比如西方文明认为自由是崇高的、神圣的，而世俗生活中商业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由贸易体现了自由的原则和精神，保护自由贸易不仅是维护自身的生存需要，也是维护神圣的自由原则的需要。这就是外国侵略军战斗力旺盛的精神原因。当作战双方士气相当，当侵略者和反侵略者从各自的文明价值观中获得同样高昂的精神力量后，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先进与否便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在美伊战争结果出来后，中国立刻以裁军作出反应，表明我们已经从观念上彻底摆脱依赖人力的原始军事思维方式，转向“军事技术主义”的新思维。
人与武器的统一
行动正确的前提是思维的正确，混乱的军事思维将导致混乱的军事变革。长期以来，我们始终被一个战争命题所纠缠，“人和武器哪个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回答往往是“战争中武器的因素固然不能忽视，但是，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武器是人制造的，而不是武器制造人”云云。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要竭力否定武器的作用，并把人和武器人为地对立起来，其实这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认，先进武器战胜落后武器、工业社会的热兵器战胜传统农业社会的冷兵器是历史的规律和常态。先进武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武器战胜落后武器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的生产力。而生产力是人创造的，无论落后的还是先进的，先进的人们创造并使用先进的生产力，落后的人们使用落后的生产力。
所以“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命题已经完全包含了“武器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命题，因为先进的人们必然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军事技术。反之，“武器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完全包含了“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命题，因为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军事技术的人们必然是先进的人们。
一个本质上统一的命题怎么会变成两个对立的命题呢？笔者以为一是由于儒家谈兵从不涉及武器装备，战术训练，而许多人又没弄清荀子表面强调仁义、轻视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背后的真正含义。二是100多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军事技术极端落后的状态下抵抗着外国入侵，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强调人、精神、意志、勇气等非武器因素的重要性，以弥补军事技术和武器落后的不足。对于一个军事技术极端落后的国家，在对抗拥有先进武器的强大敌人时，是绝对不能承认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真理与国家政治需要发生冲突时，只能委屈真理一下，故而有几十年的批判“唯武器论”现象。
所以，人与武器的对立的伪命题只是政治运作的权宜之计，不幸的是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这是科学真理，比如现在有些人谈论了一通新军事革命的必要性后，生怕被套上一顶“唯武器论”的帽子，赶紧再背诵一遍“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陈辞滥调，以防不测。笔者曾经在一次讨论台湾军事问题的会上分析武器数量和质量，突然一位研究了一辈子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教授打断我说：“你这是唯武器论，战争胜败的关键是你敢不敢打！”我一时不知所措。笔者殷切期望在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浪潮中，不再听到标志着中国军事思维混乱、低能的关于人与武器哪个更重要的讨论。
中国军事变革任重道远
1991年的海湾战争事实上已宣告机械化作战样式破产，信息化战争已翩然登场，其特点是情报收集、目标侦察和锁定、适时打击的精确性极高。
最近的美伊战争中，一场被人忽视的坦克交战显示了信息化战胜了机械化。在沙尘暴的掩护下，伊拉克十几辆坦克乘机作越野进攻，但美英坦克中都装有计算机，在信息战体制中，每一辆坦克都是“联网”的，五角大楼、多哈中央司令部、师旅团指挥部、营连指挥所和每辆坦克本身都可从计算机屏幕上了解整个战场情况，作出最佳选择。伊军坦克完全成了瞎子，等发觉时已经无法摆脱被全歼的命运，美英坦克毫毛未损。此战表明：编入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化坦克已经战胜机械化坦克，此战意义相当于1918年亚眠会战中的一个重要插曲，英法联军12辆被打散的装甲车单独深入德军后方，连续摧毁两个司令部、一支庞大的运输队、一段铁路线、一支就餐的部队。20世纪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富勒就是从这个插曲中受到极大的启发，最早预言了机械化战争的到来。
根据军事发展史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军事改革，一般理论酝酿在先，试验性组建在后，新型军队由点到面、由小到大，最后完成全军的改革。比如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建立新型陆军。再如机械化战争诞生时，最早是英国的霍巴特将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试验性的坦克旅，接着苏联的图哈恰夫斯基建立机械化军，“现代坦克战之父”古德里安领导的德国军事改革最具成效，走在当时的最前列，美国则由巴顿在倡导。当初，各国机械化作战单位都从一个营、一个旅的规模开始起步，毫无疑问，中国应当模仿美军数字化第4步兵师，首先建立“样板部队”，然后向全军普及。
军事变革后的新型军队必定战胜传统落后的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法国在同一个时代层面上抗衡，法国坦克、火炮的数量和质量都大于、优于德国，但法国拘泥于一战的经验，没有集中编组成大的作战单位，而德国最早编组成装甲师，每辆坦克都配置了无线电通讯设备，就凭两个优势轻松地摧毁了法国的坦克部队，六星期征服了法兰西。
而等到大家都达到了新型军队的水准后，接下去是拼资源消耗，在“可持续性”上进行最后较量。德国二战中败于美国，从军事技术角度看，并非败于军队没有实现现代化，而是败于资源的短缺，这又和没有掌握制海权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我军实现了数字化，达到了现代化水准，在未来战争的资源消耗中，能否取得优势则取决于对世界资源的控制。
现在人们都在津津乐道于“跨越式军事发展”，其实“跨越式发展”往往是现代化严重滞后的国家的被迫选择，比如19世纪“洋务运动”企图跨越商业资本主义发育期，直接进入工业社会。应该看到，这种发展模式是非常规的、被迫的、冒险的、前景难测的、困难是意想不到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就是明证。面对“跨越式军事发展”，应如孔夫子所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不是盲目乐观。
如果了解20世纪军事史，中国军队将怀有一种深深的历史性遗憾，二战时别人在打机械化战争时，我们的水准处于1918年的水准。二战结束后，我们为此准备了几十年，当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打一场真正的机械化战争，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中国军事史上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好事？坏事？中国裁军新思维
面对“跨越式军事发展”，应如孔夫子所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不是盲目乐观。
中国裁军新思维
□倪乐雄（上海）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50周年庆典活动时郑重宣告：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这一决定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世界新军事革命潮流的推动下，中国又迈出了“整军经武”的坚实一步。中国特殊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使得这次新军事革命背景下的裁军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对传统军事文化观念的一次巨大的超越。
告别农耕社会思维
对人力的依赖是原始农耕、狩猎、游牧社会环境中繁衍出来的国防观念。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认为，人心的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从先秦开始，儒家的孟子就强调“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故仁者无敌。这是儒家战争观最典型的表达。
儒家大师论兵几乎从不强调战略战术、装备武器，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在《议兵篇》中甚至给人留下否定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的印象，从而给后人造成极大的误解。晚清胡林翼曾经说：儒家兵学深藏玄机，非常人所能窥测。那么这个“玄机”是什么？
在工业革命前的冷兵器时代，军事领域的装备、技术、技巧、训练等方面的“高招”不可能让一方长久垄断，因为战争本身是社会交流的一种形式，如宋金对抗时，宋军首先使用火药于战争，火器的制作可谓当时国家第一保密的技术，但仅两年金人制造出威力比宋军更大的“霹雳炮”。所以在冷兵器时代，人多战胜人少、资源多的战胜资源少的、大国战胜小国是个基本的规律，也是基本的胜负之道。因此，儒家认为道义上的“仁”是战争之纲，纲举目张，政治层面要“施仁政”，以赢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四方来归，人多势众才能赢得军事胜利。所以只要坚守“仁义”、施仁政、得民心，小邦可变大邦，弱国可变为强国，是故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取天下。
这一“法宝”在同近代西方的技术对抗中明显失灵，至少是一半失灵。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中国一边，但却战败了。因为内战中“仁义之师”可以削弱、瓦解对方的力量，而国际间的对抗，中国的“仁义之师”凝聚自己力量的功能未变，但失去了削弱、瓦解对方的功能。对方有自己的文明价值体系，并利用它凝聚其自身的战争力量。比如西方文明认为自由是崇高的、神圣的，而世俗生活中商业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由贸易体现了自由的原则和精神，保护自由贸易不仅是维护自身的生存需要，也是维护神圣的自由原则的需要。这就是外国侵略军战斗力旺盛的精神原因。当作战双方士气相当，当侵略者和反侵略者从各自的文明价值观中获得同样高昂的精神力量后，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先进与否便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在美伊战争结果出来后，中国立刻以裁军作出反应，表明我们已经从观念上彻底摆脱依赖人力的原始军事思维方式，转向“军事技术主义”的新思维。
人与武器的统一
行动正确的前提是思维的正确，混乱的军事思维将导致混乱的军事变革。长期以来，我们始终被一个战争命题所纠缠，“人和武器哪个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回答往往是“战争中武器的因素固然不能忽视，但是，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武器是人制造的，而不是武器制造人”云云。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要竭力否定武器的作用，并把人和武器人为地对立起来，其实这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认，先进武器战胜落后武器、工业社会的热兵器战胜传统农业社会的冷兵器是历史的规律和常态。先进武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武器战胜落后武器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的生产力。而生产力是人创造的，无论落后的还是先进的，先进的人们创造并使用先进的生产力，落后的人们使用落后的生产力。
所以“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命题已经完全包含了“武器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命题，因为先进的人们必然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军事技术。反之，“武器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完全包含了“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命题，因为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军事技术的人们必然是先进的人们。
一个本质上统一的命题怎么会变成两个对立的命题呢？笔者以为一是由于儒家谈兵从不涉及武器装备，战术训练，而许多人又没弄清荀子表面强调仁义、轻视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背后的真正含义。二是100多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军事技术极端落后的状态下抵抗着外国入侵，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强调人、精神、意志、勇气等非武器因素的重要性，以弥补军事技术和武器落后的不足。对于一个军事技术极端落后的国家，在对抗拥有先进武器的强大敌人时，是绝对不能承认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真理与国家政治需要发生冲突时，只能委屈真理一下，故而有几十年的批判“唯武器论”现象。
所以，人与武器的对立的伪命题只是政治运作的权宜之计，不幸的是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这是科学真理，比如现在有些人谈论了一通新军事革命的必要性后，生怕被套上一顶“唯武器论”的帽子，赶紧再背诵一遍“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陈辞滥调，以防不测。笔者曾经在一次讨论台湾军事问题的会上分析武器数量和质量，突然一位研究了一辈子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教授打断我说：“你这是唯武器论，战争胜败的关键是你敢不敢打！”我一时不知所措。笔者殷切期望在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浪潮中，不再听到标志着中国军事思维混乱、低能的关于人与武器哪个更重要的讨论。
中国军事变革任重道远
1991年的海湾战争事实上已宣告机械化作战样式破产，信息化战争已翩然登场，其特点是情报收集、目标侦察和锁定、适时打击的精确性极高。
最近的美伊战争中，一场被人忽视的坦克交战显示了信息化战胜了机械化。在沙尘暴的掩护下，伊拉克十几辆坦克乘机作越野进攻，但美英坦克中都装有计算机，在信息战体制中，每一辆坦克都是“联网”的，五角大楼、多哈中央司令部、师旅团指挥部、营连指挥所和每辆坦克本身都可从计算机屏幕上了解整个战场情况，作出最佳选择。伊军坦克完全成了瞎子，等发觉时已经无法摆脱被全歼的命运，美英坦克毫毛未损。此战表明：编入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化坦克已经战胜机械化坦克，此战意义相当于1918年亚眠会战中的一个重要插曲，英法联军12辆被打散的装甲车单独深入德军后方，连续摧毁两个司令部、一支庞大的运输队、一段铁路线、一支就餐的部队。20世纪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富勒就是从这个插曲中受到极大的启发，最早预言了机械化战争的到来。
根据军事发展史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军事改革，一般理论酝酿在先，试验性组建在后，新型军队由点到面、由小到大，最后完成全军的改革。比如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建立新型陆军。再如机械化战争诞生时，最早是英国的霍巴特将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试验性的坦克旅，接着苏联的图哈恰夫斯基建立机械化军，“现代坦克战之父”古德里安领导的德国军事改革最具成效，走在当时的最前列，美国则由巴顿在倡导。当初，各国机械化作战单位都从一个营、一个旅的规模开始起步，毫无疑问，中国应当模仿美军数字化第4步兵师，首先建立“样板部队”，然后向全军普及。
军事变革后的新型军队必定战胜传统落后的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法国在同一个时代层面上抗衡，法国坦克、火炮的数量和质量都大于、优于德国，但法国拘泥于一战的经验，没有集中编组成大的作战单位，而德国最早编组成装甲师，每辆坦克都配置了无线电通讯设备，就凭两个优势轻松地摧毁了法国的坦克部队，六星期征服了法兰西。
而等到大家都达到了新型军队的水准后，接下去是拼资源消耗，在“可持续性”上进行最后较量。德国二战中败于美国，从军事技术角度看，并非败于军队没有实现现代化，而是败于资源的短缺，这又和没有掌握制海权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我军实现了数字化，达到了现代化水准，在未来战争的资源消耗中，能否取得优势则取决于对世界资源的控制。
现在人们都在津津乐道于“跨越式军事发展”，其实“跨越式发展”往往是现代化严重滞后的国家的被迫选择，比如19世纪“洋务运动”企图跨越商业资本主义发育期，直接进入工业社会。应该看到，这种发展模式是非常规的、被迫的、冒险的、前景难测的、困难是意想不到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就是明证。面对“跨越式军事发展”，应如孔夫子所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不是盲目乐观。
如果了解20世纪军事史，中国军队将怀有一种深深的历史性遗憾，二战时别人在打机械化战争时，我们的水准处于1918年的水准。二战结束后，我们为此准备了几十年，当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打一场真正的机械化战争，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中国军事史上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好事？坏事？
面对“跨越式军事发展”，应如孔夫子所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不是盲目乐观。
中国裁军新思维
□倪乐雄（上海）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50周年庆典活动时郑重宣告：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这一决定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世界新军事革命潮流的推动下，中国又迈出了“整军经武”的坚实一步。中国特殊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使得这次新军事革命背景下的裁军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对传统军事文化观念的一次巨大的超越。
告别农耕社会思维
对人力的依赖是原始农耕、狩猎、游牧社会环境中繁衍出来的国防观念。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认为，人心的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从先秦开始，儒家的孟子就强调“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故仁者无敌。这是儒家战争观最典型的表达。
儒家大师论兵几乎从不强调战略战术、装备武器，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在《议兵篇》中甚至给人留下否定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的印象，从而给后人造成极大的误解。晚清胡林翼曾经说：儒家兵学深藏玄机，非常人所能窥测。那么这个“玄机”是什么？
在工业革命前的冷兵器时代，军事领域的装备、技术、技巧、训练等方面的“高招”不可能让一方长久垄断，因为战争本身是社会交流的一种形式，如宋金对抗时，宋军首先使用火药于战争，火器的制作可谓当时国家第一保密的技术，但仅两年金人制造出威力比宋军更大的“霹雳炮”。所以在冷兵器时代，人多战胜人少、资源多的战胜资源少的、大国战胜小国是个基本的规律，也是基本的胜负之道。因此，儒家认为道义上的“仁”是战争之纲，纲举目张，政治层面要“施仁政”，以赢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四方来归，人多势众才能赢得军事胜利。所以只要坚守“仁义”、施仁政、得民心，小邦可变大邦，弱国可变为强国，是故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取天下。
这一“法宝”在同近代西方的技术对抗中明显失灵，至少是一半失灵。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中国一边，但却战败了。因为内战中“仁义之师”可以削弱、瓦解对方的力量，而国际间的对抗，中国的“仁义之师”凝聚自己力量的功能未变，但失去了削弱、瓦解对方的功能。对方有自己的文明价值体系，并利用它凝聚其自身的战争力量。比如西方文明认为自由是崇高的、神圣的，而世俗生活中商业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由贸易体现了自由的原则和精神，保护自由贸易不仅是维护自身的生存需要，也是维护神圣的自由原则的需要。这就是外国侵略军战斗力旺盛的精神原因。当作战双方士气相当，当侵略者和反侵略者从各自的文明价值观中获得同样高昂的精神力量后，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先进与否便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在美伊战争结果出来后，中国立刻以裁军作出反应，表明我们已经从观念上彻底摆脱依赖人力的原始军事思维方式，转向“军事技术主义”的新思维。
人与武器的统一
行动正确的前提是思维的正确，混乱的军事思维将导致混乱的军事变革。长期以来，我们始终被一个战争命题所纠缠，“人和武器哪个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回答往往是“战争中武器的因素固然不能忽视，但是，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武器是人制造的，而不是武器制造人”云云。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要竭力否定武器的作用，并把人和武器人为地对立起来，其实这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认，先进武器战胜落后武器、工业社会的热兵器战胜传统农业社会的冷兵器是历史的规律和常态。先进武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武器战胜落后武器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的生产力。而生产力是人创造的，无论落后的还是先进的，先进的人们创造并使用先进的生产力，落后的人们使用落后的生产力。
所以“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命题已经完全包含了“武器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命题，因为先进的人们必然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军事技术。反之，“武器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完全包含了“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命题，因为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军事技术的人们必然是先进的人们。
一个本质上统一的命题怎么会变成两个对立的命题呢？笔者以为一是由于儒家谈兵从不涉及武器装备，战术训练，而许多人又没弄清荀子表面强调仁义、轻视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背后的真正含义。二是100多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军事技术极端落后的状态下抵抗着外国入侵，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强调人、精神、意志、勇气等非武器因素的重要性，以弥补军事技术和武器落后的不足。对于一个军事技术极端落后的国家，在对抗拥有先进武器的强大敌人时，是绝对不能承认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真理与国家政治需要发生冲突时，只能委屈真理一下，故而有几十年的批判“唯武器论”现象。
所以，人与武器的对立的伪命题只是政治运作的权宜之计，不幸的是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这是科学真理，比如现在有些人谈论了一通新军事革命的必要性后，生怕被套上一顶“唯武器论”的帽子，赶紧再背诵一遍“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陈辞滥调，以防不测。笔者曾经在一次讨论台湾军事问题的会上分析武器数量和质量，突然一位研究了一辈子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教授打断我说：“你这是唯武器论，战争胜败的关键是你敢不敢打！”我一时不知所措。笔者殷切期望在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浪潮中，不再听到标志着中国军事思维混乱、低能的关于人与武器哪个更重要的讨论。
中国军事变革任重道远
1991年的海湾战争事实上已宣告机械化作战样式破产，信息化战争已翩然登场，其特点是情报收集、目标侦察和锁定、适时打击的精确性极高。
最近的美伊战争中，一场被人忽视的坦克交战显示了信息化战胜了机械化。在沙尘暴的掩护下，伊拉克十几辆坦克乘机作越野进攻，但美英坦克中都装有计算机，在信息战体制中，每一辆坦克都是“联网”的，五角大楼、多哈中央司令部、师旅团指挥部、营连指挥所和每辆坦克本身都可从计算机屏幕上了解整个战场情况，作出最佳选择。伊军坦克完全成了瞎子，等发觉时已经无法摆脱被全歼的命运，美英坦克毫毛未损。此战表明：编入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化坦克已经战胜机械化坦克，此战意义相当于1918年亚眠会战中的一个重要插曲，英法联军12辆被打散的装甲车单独深入德军后方，连续摧毁两个司令部、一支庞大的运输队、一段铁路线、一支就餐的部队。20世纪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富勒就是从这个插曲中受到极大的启发，最早预言了机械化战争的到来。
根据军事发展史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军事改革，一般理论酝酿在先，试验性组建在后，新型军队由点到面、由小到大，最后完成全军的改革。比如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建立新型陆军。再如机械化战争诞生时，最早是英国的霍巴特将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试验性的坦克旅，接着苏联的图哈恰夫斯基建立机械化军，“现代坦克战之父”古德里安领导的德国军事改革最具成效，走在当时的最前列，美国则由巴顿在倡导。当初，各国机械化作战单位都从一个营、一个旅的规模开始起步，毫无疑问，中国应当模仿美军数字化第4步兵师，首先建立“样板部队”，然后向全军普及。
军事变革后的新型军队必定战胜传统落后的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法国在同一个时代层面上抗衡，法国坦克、火炮的数量和质量都大于、优于德国，但法国拘泥于一战的经验，没有集中编组成大的作战单位，而德国最早编组成装甲师，每辆坦克都配置了无线电通讯设备，就凭两个优势轻松地摧毁了法国的坦克部队，六星期征服了法兰西。
而等到大家都达到了新型军队的水准后，接下去是拼资源消耗，在“可持续性”上进行最后较量。德国二战中败于美国，从军事技术角度看，并非败于军队没有实现现代化，而是败于资源的短缺，这又和没有掌握制海权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我军实现了数字化，达到了现代化水准，在未来战争的资源消耗中，能否取得优势则取决于对世界资源的控制。
现在人们都在津津乐道于“跨越式军事发展”，其实“跨越式发展”往往是现代化严重滞后的国家的被迫选择，比如19世纪“洋务运动”企图跨越商业资本主义发育期，直接进入工业社会。应该看到，这种发展模式是非常规的、被迫的、冒险的、前景难测的、困难是意想不到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就是明证。面对“跨越式军事发展”，应如孔夫子所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不是盲目乐观。
如果了解20世纪军事史，中国军队将怀有一种深深的历史性遗憾，二战时别人在打机械化战争时，我们的水准处于1918年的水准。二战结束后，我们为此准备了几十年，当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打一场真正的机械化战争，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中国军事史上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好事？坏事？中国裁军新思维
面对“跨越式军事发展”，应如孔夫子所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不是盲目乐观。
中国裁军新思维
□倪乐雄（上海）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50周年庆典活动时郑重宣告：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这一决定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世界新军事革命潮流的推动下，中国又迈出了“整军经武”的坚实一步。中国特殊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使得这次新军事革命背景下的裁军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对传统军事文化观念的一次巨大的超越。
告别农耕社会思维
对人力的依赖是原始农耕、狩猎、游牧社会环境中繁衍出来的国防观念。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认为，人心的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从先秦开始，儒家的孟子就强调“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故仁者无敌。这是儒家战争观最典型的表达。
儒家大师论兵几乎从不强调战略战术、装备武器，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在《议兵篇》中甚至给人留下否定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的印象，从而给后人造成极大的误解。晚清胡林翼曾经说：儒家兵学深藏玄机，非常人所能窥测。那么这个“玄机”是什么？
在工业革命前的冷兵器时代，军事领域的装备、技术、技巧、训练等方面的“高招”不可能让一方长久垄断，因为战争本身是社会交流的一种形式，如宋金对抗时，宋军首先使用火药于战争，火器的制作可谓当时国家第一保密的技术，但仅两年金人制造出威力比宋军更大的“霹雳炮”。所以在冷兵器时代，人多战胜人少、资源多的战胜资源少的、大国战胜小国是个基本的规律，也是基本的胜负之道。因此，儒家认为道义上的“仁”是战争之纲，纲举目张，政治层面要“施仁政”，以赢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四方来归，人多势众才能赢得军事胜利。所以只要坚守“仁义”、施仁政、得民心，小邦可变大邦，弱国可变为强国，是故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取天下。
这一“法宝”在同近代西方的技术对抗中明显失灵，至少是一半失灵。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中国一边，但却战败了。因为内战中“仁义之师”可以削弱、瓦解对方的力量，而国际间的对抗，中国的“仁义之师”凝聚自己力量的功能未变，但失去了削弱、瓦解对方的功能。对方有自己的文明价值体系，并利用它凝聚其自身的战争力量。比如西方文明认为自由是崇高的、神圣的，而世俗生活中商业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由贸易体现了自由的原则和精神，保护自由贸易不仅是维护自身的生存需要，也是维护神圣的自由原则的需要。这就是外国侵略军战斗力旺盛的精神原因。当作战双方士气相当，当侵略者和反侵略者从各自的文明价值观中获得同样高昂的精神力量后，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先进与否便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在美伊战争结果出来后，中国立刻以裁军作出反应，表明我们已经从观念上彻底摆脱依赖人力的原始军事思维方式，转向“军事技术主义”的新思维。
人与武器的统一
行动正确的前提是思维的正确，混乱的军事思维将导致混乱的军事变革。长期以来，我们始终被一个战争命题所纠缠，“人和武器哪个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回答往往是“战争中武器的因素固然不能忽视，但是，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武器是人制造的，而不是武器制造人”云云。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要竭力否定武器的作用，并把人和武器人为地对立起来，其实这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认，先进武器战胜落后武器、工业社会的热兵器战胜传统农业社会的冷兵器是历史的规律和常态。先进武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武器战胜落后武器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的生产力。而生产力是人创造的，无论落后的还是先进的，先进的人们创造并使用先进的生产力，落后的人们使用落后的生产力。
所以“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命题已经完全包含了“武器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命题，因为先进的人们必然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军事技术。反之，“武器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完全包含了“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命题，因为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军事技术的人们必然是先进的人们。
一个本质上统一的命题怎么会变成两个对立的命题呢？笔者以为一是由于儒家谈兵从不涉及武器装备，战术训练，而许多人又没弄清荀子表面强调仁义、轻视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背后的真正含义。二是100多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军事技术极端落后的状态下抵抗着外国入侵，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强调人、精神、意志、勇气等非武器因素的重要性，以弥补军事技术和武器落后的不足。对于一个军事技术极端落后的国家，在对抗拥有先进武器的强大敌人时，是绝对不能承认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真理与国家政治需要发生冲突时，只能委屈真理一下，故而有几十年的批判“唯武器论”现象。
所以，人与武器的对立的伪命题只是政治运作的权宜之计，不幸的是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这是科学真理，比如现在有些人谈论了一通新军事革命的必要性后，生怕被套上一顶“唯武器论”的帽子，赶紧再背诵一遍“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陈辞滥调，以防不测。笔者曾经在一次讨论台湾军事问题的会上分析武器数量和质量，突然一位研究了一辈子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教授打断我说：“你这是唯武器论，战争胜败的关键是你敢不敢打！”我一时不知所措。笔者殷切期望在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浪潮中，不再听到标志着中国军事思维混乱、低能的关于人与武器哪个更重要的讨论。
中国军事变革任重道远
1991年的海湾战争事实上已宣告机械化作战样式破产，信息化战争已翩然登场，其特点是情报收集、目标侦察和锁定、适时打击的精确性极高。
最近的美伊战争中，一场被人忽视的坦克交战显示了信息化战胜了机械化。在沙尘暴的掩护下，伊拉克十几辆坦克乘机作越野进攻，但美英坦克中都装有计算机，在信息战体制中，每一辆坦克都是“联网”的，五角大楼、多哈中央司令部、师旅团指挥部、营连指挥所和每辆坦克本身都可从计算机屏幕上了解整个战场情况，作出最佳选择。伊军坦克完全成了瞎子，等发觉时已经无法摆脱被全歼的命运，美英坦克毫毛未损。此战表明：编入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化坦克已经战胜机械化坦克，此战意义相当于1918年亚眠会战中的一个重要插曲，英法联军12辆被打散的装甲车单独深入德军后方，连续摧毁两个司令部、一支庞大的运输队、一段铁路线、一支就餐的部队。20世纪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富勒就是从这个插曲中受到极大的启发，最早预言了机械化战争的到来。
根据军事发展史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军事改革，一般理论酝酿在先，试验性组建在后，新型军队由点到面、由小到大，最后完成全军的改革。比如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建立新型陆军。再如机械化战争诞生时，最早是英国的霍巴特将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试验性的坦克旅，接着苏联的图哈恰夫斯基建立机械化军，“现代坦克战之父”古德里安领导的德国军事改革最具成效，走在当时的最前列，美国则由巴顿在倡导。当初，各国机械化作战单位都从一个营、一个旅的规模开始起步，毫无疑问，中国应当模仿美军数字化第4步兵师，首先建立“样板部队”，然后向全军普及。
军事变革后的新型军队必定战胜传统落后的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法国在同一个时代层面上抗衡，法国坦克、火炮的数量和质量都大于、优于德国，但法国拘泥于一战的经验，没有集中编组成大的作战单位，而德国最早编组成装甲师，每辆坦克都配置了无线电通讯设备，就凭两个优势轻松地摧毁了法国的坦克部队，六星期征服了法兰西。
而等到大家都达到了新型军队的水准后，接下去是拼资源消耗，在“可持续性”上进行最后较量。德国二战中败于美国，从军事技术角度看，并非败于军队没有实现现代化，而是败于资源的短缺，这又和没有掌握制海权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我军实现了数字化，达到了现代化水准，在未来战争的资源消耗中，能否取得优势则取决于对世界资源的控制。
现在人们都在津津乐道于“跨越式军事发展”，其实“跨越式发展”往往是现代化严重滞后的国家的被迫选择，比如19世纪“洋务运动”企图跨越商业资本主义发育期，直接进入工业社会。应该看到，这种发展模式是非常规的、被迫的、冒险的、前景难测的、困难是意想不到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就是明证。面对“跨越式军事发展”，应如孔夫子所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不是盲目乐观。
如果了解20世纪军事史，中国军队将怀有一种深深的历史性遗憾，二战时别人在打机械化战争时，我们的水准处于1918年的水准。二战结束后，我们为此准备了几十年，当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打一场真正的机械化战争，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中国军事史上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好事？坏事？
喜欢扔砖头的人都哪去了？
变革说到底是人的变革。即使强悍的38军配备了美四师的装备他也不会用，路还应一不一不走得好，但可以小步快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