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和团教案谈弱国抗衡强国之道

发生在100年前的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之役，百年间留下许多争论。
抵抗外国侵略本身，无需争论；问题在于抵抗的战略和方法是否恰当。因为在这次运动中发生了一次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事：围攻使馆区，而且是在宣战前的围攻。
其实早在围攻前，战时已经开始，西摩尔部从塘沽兵进北京，在落垡遭拦截退回，可以说，是八国首先挑起了战事。
但这不是围攻使馆区的理由。
使馆区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区域，围攻他，政治上会遭到国际舆论的反感，给侵略者以不必要的口实，军事上并不能打击侵略者的战斗力和士气，反而激起了其冒险的勇气，打消了其大规模动武的最后顾虑。而且在实际进攻中，几万清兵和义和团围攻仅有数百卫队的使馆区，却始终攻打不下，更让敌人看到了清方战斗力的虚弱。
当然，当时的国事已经万分艰危，列强已深入国境，对列强示之以强，势在必然，但绝对不是这样的做法。示之以强的最好做法，只有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做好自卫的准备。
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有。
19世纪60年代后，所谓“同治中兴”曾为中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而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左宗棠在西北的军事胜利、刘铭传等在台湾、越南的军威政声以及曾纪泽、薛福成等外交上的成功带来的，只有让潜在敌人知道入侵的巨大困难，才能有效地威慑敌人，保全疆土；在海上，远东第一、世界第五的北洋舰队巡弋列洋、炮指长崎，令东洋长时间如芒刺在背，也有效地维护了远东的安全。
然而这种威慑平衡很快被打破了，原因在于清方自己的懈惰。
海军方面，军费的大量被挪用导致军舰得不到改装补充，外行领导内行导致了训练方法落伍和战术的保守，军备供应的腐败导致一艘军舰装备两三个国家的大炮，造成“克鲁伯炮有弹无药、阿姆斯特朗炮有药无弹”的荒唐战斗窘境；陆军的问题更严重，虽然洋枪洋炮普及，但部队编制仍然沿用明代戚家军建制，采用旗－营－队三级编制，缺乏火力配置和大兵团作战的最起码条件和基本的参谋、后勤体制，甚至洋枪式样口径都有10余种，根本无法和欧日现代编制的正规军抗衡。这一切导致了甲午之败和中国国门的洞开。
然而即使在此情况下，只要战略方针对头，复兴未始无望。张之洞在湖北编练自强军，设立军工厂和铁厂就是很有远见的做法，其自强军后来是辛亥首义的精锐第八镇，其汉阳兵工厂等更直接为日后的抗日战争作出巨大贡献。萨镇冰等整顿海军也有成效，初步改变了原来各洋分治’指挥不统一的弊端，建立了巡洋、长江二舰队，初步恢复了近海战斗能力。
但这并不是当时清方的主流。
由于保守思想的抬头和内部争夺皇位斗争的尖锐，全国军备的整顿实际上被搁置了，仅有武卫军系统约5万人在名义上得到整编，且其右军袁世凯部远在山东，后军董福祥部为甘肃地方部队，装备训练都差，真正有战斗力的不过中、左、前三军，而中军荣禄部又负责保护皇城，真正上阵的聂士成、宋庆部不过2万余人而已，其他都是未经整编的杂牌勇营和义和团，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的。
应该看出，当时的清方根本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就开战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慈禧对列强意图的不明、对光绪的猜忌和若干王公大臣企图挑起外患而趁机打击政敌，夺取皇位继承权，也成了仓促上阵的直接推动力。
此役的结果导致了中国独立地位和庄王－刚毅顽固势力的同归于尽，导致了中国的更加半殖民化，导致了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更加壮大和国民更大的苦难。
可见，抵御外寇，投机取巧是不行的，侥幸渔利的想法，只能是祸国殃民。只有向古巴抗美、越南抗法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那样，凭借自己的实力，才能得到国际的尊重和敌人的正视，才能确保国家和人民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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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外国侵略本身，无需争论；问题在于抵抗的战略和方法是否恰当。因为在这次运动中发生了一次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事：围攻使馆区，而且是在宣战前的围攻。
其实早在围攻前，战时已经开始，西摩尔部从塘沽兵进北京，在落垡遭拦截退回，可以说，是八国首先挑起了战事。
但这不是围攻使馆区的理由。
使馆区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区域，围攻他，政治上会遭到国际舆论的反感，给侵略者以不必要的口实，军事上并不能打击侵略者的战斗力和士气，反而激起了其冒险的勇气，打消了其大规模动武的最后顾虑。而且在实际进攻中，几万清兵和义和团围攻仅有数百卫队的使馆区，却始终攻打不下，更让敌人看到了清方战斗力的虚弱。
当然，当时的国事已经万分艰危，列强已深入国境，对列强示之以强，势在必然，但绝对不是这样的做法。示之以强的最好做法，只有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做好自卫的准备。
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有。
19世纪60年代后，所谓“同治中兴”曾为中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而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左宗棠在西北的军事胜利、刘铭传等在台湾、越南的军威政声以及曾纪泽、薛福成等外交上的成功带来的，只有让潜在敌人知道入侵的巨大困难，才能有效地威慑敌人，保全疆土；在海上，远东第一、世界第五的北洋舰队巡弋列洋、炮指长崎，令东洋长时间如芒刺在背，也有效地维护了远东的安全。
然而这种威慑平衡很快被打破了，原因在于清方自己的懈惰。
海军方面，军费的大量被挪用导致军舰得不到改装补充，外行领导内行导致了训练方法落伍和战术的保守，军备供应的腐败导致一艘军舰装备两三个国家的大炮，造成“克鲁伯炮有弹无药、阿姆斯特朗炮有药无弹”的荒唐战斗窘境；陆军的问题更严重，虽然洋枪洋炮普及，但部队编制仍然沿用明代戚家军建制，采用旗－营－队三级编制，缺乏火力配置和大兵团作战的最起码条件和基本的参谋、后勤体制，甚至洋枪式样口径都有10余种，根本无法和欧日现代编制的正规军抗衡。这一切导致了甲午之败和中国国门的洞开。
然而即使在此情况下，只要战略方针对头，复兴未始无望。张之洞在湖北编练自强军，设立军工厂和铁厂就是很有远见的做法，其自强军后来是辛亥首义的精锐第八镇，其汉阳兵工厂等更直接为日后的抗日战争作出巨大贡献。萨镇冰等整顿海军也有成效，初步改变了原来各洋分治’指挥不统一的弊端，建立了巡洋、长江二舰队，初步恢复了近海战斗能力。
但这并不是当时清方的主流。
由于保守思想的抬头和内部争夺皇位斗争的尖锐，全国军备的整顿实际上被搁置了，仅有武卫军系统约5万人在名义上得到整编，且其右军袁世凯部远在山东，后军董福祥部为甘肃地方部队，装备训练都差，真正有战斗力的不过中、左、前三军，而中军荣禄部又负责保护皇城，真正上阵的聂士成、宋庆部不过2万余人而已，其他都是未经整编的杂牌勇营和义和团，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的。
应该看出，当时的清方根本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就开战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慈禧对列强意图的不明、对光绪的猜忌和若干王公大臣企图挑起外患而趁机打击政敌，夺取皇位继承权，也成了仓促上阵的直接推动力。
此役的结果导致了中国独立地位和庄王－刚毅顽固势力的同归于尽，导致了中国的更加半殖民化，导致了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更加壮大和国民更大的苦难。
可见，抵御外寇，投机取巧是不行的，侥幸渔利的想法，只能是祸国殃民。只有向古巴抗美、越南抗法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那样，凭借自己的实力，才能得到国际的尊重和敌人的正视，才能确保国家和人民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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