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的历史现在越来越清晰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17:19:48
<p>这是我认为不错的一篇文章,基本代表了我的观点,发在这里,也算是给太极张三丰关于1949年之后毛泽东时代相关争论的回复,虽然有点长,但还是希望各位能耐心的读完。</p><p>再说一遍,我向来反对无理空洞的谩骂,但是对于患有歇斯底里狂躁症的肖小之辈,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p><p><strong></strong>&nbsp;</p><p><strong>1949-1976的历史现在越来越清晰了 </strong></p><p>右而左 <br/><br/>1840年开始,那个马可波罗笔下辉煌的帝国,膝盖残废了,常常跪在西方强权面前哆嗦。1949年10月1日,一个伟大的身躯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向世界宣告,这个跪了109年的帝国,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并将有尊严的永远站立下去。 <br/><br/>“时间开始了”!才子胡风不知如何能写出如此不朽的诗句,羡煞共和国的不知多少同样豪情满怀的知识分子。那天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的李慎之先生,50年之后,还因为这神来之笔是由胡风,而不是自己写出,沧桑之心,再添几分愁绪。 <br/><br/>那天,半个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盘踞之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穷寇续追,在中南,西南,两地,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蒋介石最后两支精锐主力,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基本肃清,彻底击碎蒋介石试图依靠四川与共产党继续对峙的美梦。随后西藏也获得和平解放。 <br/><br/>时间在毛泽东洪亮的湖南口音中、在5万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在人民解放军消灭蒋介石残匪的炮火声中,开始了。那些不相信时间从此开始的懦夫们、短视者、嫉妒狂、旧王朝的卫道士们试图挑战时间。他们在上海搞金融破坏,狙击人民币,企图用经济金融的办法阻挡共产党接管政权,以为共产党真的是他们嘲笑的“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然而他们一切试图阻挡时间前进的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瓦解他们的方法是他们奉为至宝的纯经济的。因此,即便当时为上海工商界要人,后来官拜邓小平的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大老板,事后也不得不臣服于新开始的“时间”,跟上时代的脚步。 <br/><br/>在内部的敌人和看客们怀疑“时间开始了”的时候,那些习惯了中国人跪着听其呵斥的鸦片贩子、战争狂徒、浑水摸鱼者,更在新中国的大门口,以联合国和保卫自由的名义,发起了一场威胁我主权与安全的朝鲜战争。相应的“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战争,但其所带来的好处却是万代千秋的。那些假人道主义者、伪善家,以为不出兵、保全了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就是人道、就是上善、中国必然也得安全,而毛泽东牺牲了几十万生命,是首恶、是个人野心。这些成天哼哼唧唧的苍蝇们,只知道自己的营营,是“时间”最美丽的赞美诗,全然不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法则。抗美援朝的“二次战役”之后,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做了邓小平的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两朝元老、时代的亲历者、参与者、缔造者之一,尚且有如此言论,营营者们,复有何言? <br/><br/>那些在蒋介石的中国享尽了荣华富贵的体面人物们,以为复辟的机会来临,以为失去的江山可在麦克阿瑟的烟斗喷出的烟云中还回来,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暗杀和对新中国的破坏。毛泽东在人民的要求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向这些暗藏的气焰嚣张的敌人发起了镇反运动。那些营营者,对数万共产党人鲜活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同情,却对被镇压的杀人者的死耿耿于怀,暴露出他们彻头彻尾的假仁假义和对民族崛起的仇恨。他们把仇恨泼向死后的毛泽东。那个写了毛泽东xx故事的张某人,不就是一个军阀的后代么!以她为代表的一群恨毛泽东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享受着毛泽东的福荫的人们,怎么也营营着呢? <br/><br/>延安窑洞里曾传出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律)”的对话。伟人曾以坚定无可置疑的口气告诉这位民主人士,共产党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当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不顾毛泽东西柏坡时的警告,学起刘宗勉,搞起腐败的时候,毛泽东果断了打响了挑战周期律的第一枪。虽然劳苦功高的刘青山、张子善,人头落了地,但共产党的队伍,从此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纯洁,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飘扬的更高。以纯洁党内为目标的党内“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党外发起了一个旨在纯洁社会经济生活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毛泽东,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总是那么准确的抓住要害,及时出击。“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后来许多的人们指责,但那终归也不过是苍蝇们的营营而已。 <br/><br/>“反右”是苍蝇们营营了半个世纪的共和国的一件大事。感谢苍蝇们的营营,今天的人们,在这营营中,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场运动。那些被毛泽东信任和重用过的党内党外的人士们,下到普通者,上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领导人,曾辜负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和国的希望。他们制造了事端,哭喊着要复辟失去的天堂,当毛泽东迫于党内压力,给他们包藏着可怜的虚伪和自尊的精神果壳,轻轻一击的时候,他们就土崩瓦解,作鸟兽散,躲到暗角里哭嚎,一直哭到今天,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哭。更有甚者,居然不承认自己曾经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各党轮流执政,不承认自己曾鼓动学生上街,要求共产党从工厂、学校、医院滚走。这些人就像强奸了少女的小流氓,提起裤子就不认账,还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而那些该为扩大化负实际责任的领导者们,先在不负责任的加害中(必须承认这样的加害也是存在的)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又在后来更加不负责任的“历史评价”中,把一切责任推给了毛泽东,骗取了善良的人们的信任,攫取了更高的权力。如果说,明知道那些被他们迫害的人士,的确并非冰清玉洁,却别有用心将他们奉为神圣,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尚可理解,那么,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泽东的脸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该千刀万剐。好在历史无穷的嘲笑了这些没有一点智慧的纯粹的投机政客。 <br/><br/>对“大跃进”的恶毒攻击,是营营者们又一个偏爱。历史的看,“大跃进”是前7-8年社会高速发展的惯性之使然,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头脑发热。它的客观物质基础是,1949年立国、三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极短的时间和极优秀的效果完成、战后国家经济迅速全面恢复,并高速增长以及生产力在短时间里的全面提升,对生产关系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要求,即改变农业的个体分散经营的状况,改变工业生产结构和形式,向更高级的生产关系转变。其主观的基础是,共产党7-8年的所为,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进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信心,党内虽然有陈云这样的冷静者,但大气候已经决定了这样的一次“大跃进”的尝试不可避免。真实的“大跃进”其实是一个在农业领域粮食高指标和工业领域钢产量高指标(制定中就被毛泽东怀疑和压缩过)为基本标志的局部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并非一次社会所有层面的大跃进,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后果很快就被发现并纠正。但是在后来别有用心的历史解说中,“大跃进”成了毛泽东个人头脑发热导致的一场全国性、全民性的大灾难,并直接与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相连接,把共产党人主观上所作的自我批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作了客观事实,并一直这样误导无知却处于好奇渴望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如果我们在“大跃进”中,违反的只是经济规律,那么我们别有用心歪曲那段历史,则是违背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基本良知。 <br/><br/>提到“文革”,一些人就像是祖坟山被毛泽东挖了一般,怒不可遏,对毛泽东极尽诅咒之能事。他们把苍蝇的营营、泼妇的骂街、卑贱者的无耻诅咒和愚蠢者的自以为是,结合起来并发挥到极致。但是,历史并没有停止在这些人的狂吠之中。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是谈文革和林彪的,交由周恩来,先转林彪本人阅读(此一点说法不一),再给江青。这封信,是毛泽东的“咒语”,也是先知带给人间的福音。今天我们重读那信的时候发现,1966年的毛泽东已经预言了今年中国发生的一切,并预告了未来中国将要发生的一切。那些还没有读过那信的人们,去读吧,也许就像读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需要读30遍,才解其中味。那个离经叛道的卜伽丘,打响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枪,随后200年,这枪声响遍了整个欧洲,始有现代欧洲脱胎而出;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有个离经叛道者,他头顶道冠,身披袈裟,足蹬儒靴,向与西方基督教一样吃人的礼教--新儒学(宋明理学)发起攻击,但却被朝廷判了死罪。他就是明代开明思想家李贽。李贽死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夭折了。然而,毛泽东只争朝夕,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欧洲200年文艺复兴才完成的全部事业。我们有何颜面去批评“文革”,批评毛泽东?我们真的懂了文革么?(如果这坛子给面子,读者将有机会看到我关于文革的系统的哲学反思,注意,是哲学反思) <br/><br/>说毛泽东闭关锁国,简直是个弥天大谎。如果说,当时烟雾遮住了人们眼睛,一时还看不到这个纵深的话,那么,今天因为时间洗刷了历史,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家已经认清了事实。毛泽东从湖南一师开始,就是放眼世界的,他怎么可能自锁国门?延安时期,他突破重重艰难,与大洋彼岸的记者们结成好友,现实的目的是让他们在西方世界宣传共产党,长远的目标则是要与遥远世界建立互信,建立彼此的了解。《别了,司徒登雷》有多少遗憾留给历史?那时毛泽东希望美国有他同样的眼光,看到未来世界里另一支主宰力量,并与之结合,而不是对立,但是这个彼此的了解,非要经过一场死伤百万的大厮杀和几十年的封锁与反封锁,才姗姗来迟。换句话说,那扇沉重的国门,是由外面的敌人关上的。鉴于实际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毛泽东不得不“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在打扫房子(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和巩固国防建设、改造国家工业体系、建立新型的文化道德等等)的同时,一刻也不曾忘记请客,并将生命的最后几年,大部分时间用在请客上,并最终把美国集团怦然关上的中国国门从里向外推开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1972年前后的中美中日中法中澳等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和更广泛的外交成就的取得,那么,1979年中国的邓小平副总理决不可能找到去美国的路!为了给后来者铺平通往国际社会的道路,??。时间在1949年开始,但没有在1976年终结。1949年-1976年是毛泽东亲自主宰的历史,1976年到今天则是毛泽东让别人从反面解释前28年历史的历史。从1949年,到今天,历史的实际主导者,无疑都是毛泽东。生前的毛泽东让灵魂坐在云端俯视人间,看妖魔鬼怪尽现本色,并不时发出预警,但俗众们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灵魂。于是,那个“荒唐年代”“荒唐”的一切,从哲学家的伟大的头脑中走出,变成社会改造的具体行动时,几乎没有一个人理解哲学家的睿智。毛泽东满足卑贱者的表现欲和善良者的美好愿望,留下了反面教材。这样,就有了1976年后毛泽东靠灵魂而非靠肉体主宰的历史。实际上,从他1949年主导中国的那一刻开始,就有着两条路线进行着实质性的斗争。虽然毛泽东不得不直接告诉他的同志、他的人民,敌人就在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善良的人们觉得毛泽东是在疑神疑鬼,是在捕风捉影。 <br/><br/>马克思认为,以往哲学都只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先是合理解释了世界,然后按照解释得到的逻辑和结论,又改造了世界,最后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的预告和警示。我们中的一些,目光短浅,把毛泽东上帝般的拯救和改造,视为独裁专制,把他改造了的世界叫做地狱、解释清楚了的世界叫做乌托邦。于是,一度被毛泽东收归到潘多拉盒子里的小鬼大鬼、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就又被放到了人间,兴风作浪,比以往更惨烈的祸害世界。今天的学者专家,告诉我们,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代表了人类的最后归宿,是此岸也是彼岸,是人性最美好的展示,是人性本真的要求,是人性本身。 <br/><br/>马克思的警告式预言避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唯能说明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政治家和负责任的学者们,及时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并在马克思的警告之下,改造了自己的社会,修正了自己的目标,并克制了一些贪婪,把普通民众的生存也当作社会和谐最根本的一环,才避免了社会发展的断裂。列宁在一个农奴制的苏俄建立了社会主义,后来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发展起一个超级工业和军事大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自己的国家,在推翻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统治后,在经过了“三大改造”后,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发展,因为,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的目标和道路的指向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只是在过程和程序上,因地制宜,进行了改造和压缩,该超越的过程刻不容缓去勇敢超越。这是实事求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试图超越的,就是那个赤裸裸的人吃人的残酷的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去迎头赶上现代资本主义,并最终超越现代资本主义。这里必须要对马克思之前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之后,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进行改造和发展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加以区分。可以说,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取得了实际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br/><br/>然而,毛泽东的路没有被继承,那个被毛泽东刻意回避了的原始资本主义被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照搬到了毛泽东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次空前的伟大的社会改造的成果,付诸水流。毛泽东不是失败于任何敌人,仅失败于生命的短暂。那些从不相信毛泽东的人,总以为自己正确,在毛泽东亲自主政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正确。1976年后,这个机会到来了。他们首先倡导的就是“补课”、“交学费”,人们其实和倡导者一样都知道这补课的含义,但人们真诚的虔敬的接受了倡导,把一个10亿人的国家交给某些人当作过河的石头。这样在“不争议”的一公斤的智慧下,就有了现在不得不争议的社会现实。18世纪伦敦上空飘荡的污染空气200年后飘到了北京上空。这是中国应该遭受的惩罚,还是我们不该交的学费?我深以为怀疑!巴尔扎克,雨果,狄根斯笔下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飞落在今天的中国大地,这是猥琐与倒退,还是崇高与进步?历史不会停留在今天,北京上空的黑雾终会消失,飞来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也会再飞走,但它将会是以无数生灵遭本可避免的摧残甚至死灭为代价的。如果毛泽东的路不中断被继续到今天呢?1970年代我们几乎能造出绝大部分世界最先进的东西,今天我们买来了世界上一切最先进的东西。制造和卖,真的没有区别吗? <br/><br/>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量和范围越是增加,他就变得越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变成一种更加廉价的商品。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增值的是与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贬值。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他还把自己和工人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它生产商品成比例。马克思继续说:不错,劳动给富人生产出美丽的东西—但对工人来说,他生产出贫困。它给富人造出宫殿,却给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给富人生产出美,却给工人自己产生出残废和畸形。机器在取代劳动,但机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种原始而残酷的劳动中,同时又把另一些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智慧,却在工人身上产生出愚昧和痴呆。 <br/><br/></p><p>这是我认为不错的一篇文章,基本代表了我的观点,发在这里,也算是给太极张三丰关于1949年之后毛泽东时代相关争论的回复,虽然有点长,但还是希望各位能耐心的读完。</p><p>再说一遍,我向来反对无理空洞的谩骂,但是对于患有歇斯底里狂躁症的肖小之辈,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p><p><strong></strong>&nbsp;</p><p><strong>1949-1976的历史现在越来越清晰了 </strong></p><p>右而左 <br/><br/>1840年开始,那个马可波罗笔下辉煌的帝国,膝盖残废了,常常跪在西方强权面前哆嗦。1949年10月1日,一个伟大的身躯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向世界宣告,这个跪了109年的帝国,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并将有尊严的永远站立下去。 <br/><br/>“时间开始了”!才子胡风不知如何能写出如此不朽的诗句,羡煞共和国的不知多少同样豪情满怀的知识分子。那天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的李慎之先生,50年之后,还因为这神来之笔是由胡风,而不是自己写出,沧桑之心,再添几分愁绪。 <br/><br/>那天,半个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盘踞之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穷寇续追,在中南,西南,两地,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蒋介石最后两支精锐主力,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基本肃清,彻底击碎蒋介石试图依靠四川与共产党继续对峙的美梦。随后西藏也获得和平解放。 <br/><br/>时间在毛泽东洪亮的湖南口音中、在5万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在人民解放军消灭蒋介石残匪的炮火声中,开始了。那些不相信时间从此开始的懦夫们、短视者、嫉妒狂、旧王朝的卫道士们试图挑战时间。他们在上海搞金融破坏,狙击人民币,企图用经济金融的办法阻挡共产党接管政权,以为共产党真的是他们嘲笑的“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然而他们一切试图阻挡时间前进的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瓦解他们的方法是他们奉为至宝的纯经济的。因此,即便当时为上海工商界要人,后来官拜邓小平的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大老板,事后也不得不臣服于新开始的“时间”,跟上时代的脚步。 <br/><br/>在内部的敌人和看客们怀疑“时间开始了”的时候,那些习惯了中国人跪着听其呵斥的鸦片贩子、战争狂徒、浑水摸鱼者,更在新中国的大门口,以联合国和保卫自由的名义,发起了一场威胁我主权与安全的朝鲜战争。相应的“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战争,但其所带来的好处却是万代千秋的。那些假人道主义者、伪善家,以为不出兵、保全了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就是人道、就是上善、中国必然也得安全,而毛泽东牺牲了几十万生命,是首恶、是个人野心。这些成天哼哼唧唧的苍蝇们,只知道自己的营营,是“时间”最美丽的赞美诗,全然不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法则。抗美援朝的“二次战役”之后,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做了邓小平的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两朝元老、时代的亲历者、参与者、缔造者之一,尚且有如此言论,营营者们,复有何言? <br/><br/>那些在蒋介石的中国享尽了荣华富贵的体面人物们,以为复辟的机会来临,以为失去的江山可在麦克阿瑟的烟斗喷出的烟云中还回来,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暗杀和对新中国的破坏。毛泽东在人民的要求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向这些暗藏的气焰嚣张的敌人发起了镇反运动。那些营营者,对数万共产党人鲜活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同情,却对被镇压的杀人者的死耿耿于怀,暴露出他们彻头彻尾的假仁假义和对民族崛起的仇恨。他们把仇恨泼向死后的毛泽东。那个写了毛泽东xx故事的张某人,不就是一个军阀的后代么!以她为代表的一群恨毛泽东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享受着毛泽东的福荫的人们,怎么也营营着呢? <br/><br/>延安窑洞里曾传出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律)”的对话。伟人曾以坚定无可置疑的口气告诉这位民主人士,共产党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当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不顾毛泽东西柏坡时的警告,学起刘宗勉,搞起腐败的时候,毛泽东果断了打响了挑战周期律的第一枪。虽然劳苦功高的刘青山、张子善,人头落了地,但共产党的队伍,从此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纯洁,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飘扬的更高。以纯洁党内为目标的党内“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党外发起了一个旨在纯洁社会经济生活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毛泽东,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总是那么准确的抓住要害,及时出击。“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后来许多的人们指责,但那终归也不过是苍蝇们的营营而已。 <br/><br/>“反右”是苍蝇们营营了半个世纪的共和国的一件大事。感谢苍蝇们的营营,今天的人们,在这营营中,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场运动。那些被毛泽东信任和重用过的党内党外的人士们,下到普通者,上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领导人,曾辜负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和国的希望。他们制造了事端,哭喊着要复辟失去的天堂,当毛泽东迫于党内压力,给他们包藏着可怜的虚伪和自尊的精神果壳,轻轻一击的时候,他们就土崩瓦解,作鸟兽散,躲到暗角里哭嚎,一直哭到今天,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哭。更有甚者,居然不承认自己曾经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各党轮流执政,不承认自己曾鼓动学生上街,要求共产党从工厂、学校、医院滚走。这些人就像强奸了少女的小流氓,提起裤子就不认账,还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而那些该为扩大化负实际责任的领导者们,先在不负责任的加害中(必须承认这样的加害也是存在的)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又在后来更加不负责任的“历史评价”中,把一切责任推给了毛泽东,骗取了善良的人们的信任,攫取了更高的权力。如果说,明知道那些被他们迫害的人士,的确并非冰清玉洁,却别有用心将他们奉为神圣,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尚可理解,那么,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泽东的脸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该千刀万剐。好在历史无穷的嘲笑了这些没有一点智慧的纯粹的投机政客。 <br/><br/>对“大跃进”的恶毒攻击,是营营者们又一个偏爱。历史的看,“大跃进”是前7-8年社会高速发展的惯性之使然,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头脑发热。它的客观物质基础是,1949年立国、三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极短的时间和极优秀的效果完成、战后国家经济迅速全面恢复,并高速增长以及生产力在短时间里的全面提升,对生产关系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要求,即改变农业的个体分散经营的状况,改变工业生产结构和形式,向更高级的生产关系转变。其主观的基础是,共产党7-8年的所为,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进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信心,党内虽然有陈云这样的冷静者,但大气候已经决定了这样的一次“大跃进”的尝试不可避免。真实的“大跃进”其实是一个在农业领域粮食高指标和工业领域钢产量高指标(制定中就被毛泽东怀疑和压缩过)为基本标志的局部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并非一次社会所有层面的大跃进,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后果很快就被发现并纠正。但是在后来别有用心的历史解说中,“大跃进”成了毛泽东个人头脑发热导致的一场全国性、全民性的大灾难,并直接与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相连接,把共产党人主观上所作的自我批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作了客观事实,并一直这样误导无知却处于好奇渴望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如果我们在“大跃进”中,违反的只是经济规律,那么我们别有用心歪曲那段历史,则是违背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基本良知。 <br/><br/>提到“文革”,一些人就像是祖坟山被毛泽东挖了一般,怒不可遏,对毛泽东极尽诅咒之能事。他们把苍蝇的营营、泼妇的骂街、卑贱者的无耻诅咒和愚蠢者的自以为是,结合起来并发挥到极致。但是,历史并没有停止在这些人的狂吠之中。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是谈文革和林彪的,交由周恩来,先转林彪本人阅读(此一点说法不一),再给江青。这封信,是毛泽东的“咒语”,也是先知带给人间的福音。今天我们重读那信的时候发现,1966年的毛泽东已经预言了今年中国发生的一切,并预告了未来中国将要发生的一切。那些还没有读过那信的人们,去读吧,也许就像读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需要读30遍,才解其中味。那个离经叛道的卜伽丘,打响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枪,随后200年,这枪声响遍了整个欧洲,始有现代欧洲脱胎而出;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有个离经叛道者,他头顶道冠,身披袈裟,足蹬儒靴,向与西方基督教一样吃人的礼教--新儒学(宋明理学)发起攻击,但却被朝廷判了死罪。他就是明代开明思想家李贽。李贽死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夭折了。然而,毛泽东只争朝夕,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欧洲200年文艺复兴才完成的全部事业。我们有何颜面去批评“文革”,批评毛泽东?我们真的懂了文革么?(如果这坛子给面子,读者将有机会看到我关于文革的系统的哲学反思,注意,是哲学反思) <br/><br/>说毛泽东闭关锁国,简直是个弥天大谎。如果说,当时烟雾遮住了人们眼睛,一时还看不到这个纵深的话,那么,今天因为时间洗刷了历史,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家已经认清了事实。毛泽东从湖南一师开始,就是放眼世界的,他怎么可能自锁国门?延安时期,他突破重重艰难,与大洋彼岸的记者们结成好友,现实的目的是让他们在西方世界宣传共产党,长远的目标则是要与遥远世界建立互信,建立彼此的了解。《别了,司徒登雷》有多少遗憾留给历史?那时毛泽东希望美国有他同样的眼光,看到未来世界里另一支主宰力量,并与之结合,而不是对立,但是这个彼此的了解,非要经过一场死伤百万的大厮杀和几十年的封锁与反封锁,才姗姗来迟。换句话说,那扇沉重的国门,是由外面的敌人关上的。鉴于实际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毛泽东不得不“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在打扫房子(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和巩固国防建设、改造国家工业体系、建立新型的文化道德等等)的同时,一刻也不曾忘记请客,并将生命的最后几年,大部分时间用在请客上,并最终把美国集团怦然关上的中国国门从里向外推开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1972年前后的中美中日中法中澳等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和更广泛的外交成就的取得,那么,1979年中国的邓小平副总理决不可能找到去美国的路!为了给后来者铺平通往国际社会的道路,??。时间在1949年开始,但没有在1976年终结。1949年-1976年是毛泽东亲自主宰的历史,1976年到今天则是毛泽东让别人从反面解释前28年历史的历史。从1949年,到今天,历史的实际主导者,无疑都是毛泽东。生前的毛泽东让灵魂坐在云端俯视人间,看妖魔鬼怪尽现本色,并不时发出预警,但俗众们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灵魂。于是,那个“荒唐年代”“荒唐”的一切,从哲学家的伟大的头脑中走出,变成社会改造的具体行动时,几乎没有一个人理解哲学家的睿智。毛泽东满足卑贱者的表现欲和善良者的美好愿望,留下了反面教材。这样,就有了1976年后毛泽东靠灵魂而非靠肉体主宰的历史。实际上,从他1949年主导中国的那一刻开始,就有着两条路线进行着实质性的斗争。虽然毛泽东不得不直接告诉他的同志、他的人民,敌人就在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善良的人们觉得毛泽东是在疑神疑鬼,是在捕风捉影。 <br/><br/>马克思认为,以往哲学都只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先是合理解释了世界,然后按照解释得到的逻辑和结论,又改造了世界,最后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的预告和警示。我们中的一些,目光短浅,把毛泽东上帝般的拯救和改造,视为独裁专制,把他改造了的世界叫做地狱、解释清楚了的世界叫做乌托邦。于是,一度被毛泽东收归到潘多拉盒子里的小鬼大鬼、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就又被放到了人间,兴风作浪,比以往更惨烈的祸害世界。今天的学者专家,告诉我们,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代表了人类的最后归宿,是此岸也是彼岸,是人性最美好的展示,是人性本真的要求,是人性本身。 <br/><br/>马克思的警告式预言避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唯能说明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政治家和负责任的学者们,及时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并在马克思的警告之下,改造了自己的社会,修正了自己的目标,并克制了一些贪婪,把普通民众的生存也当作社会和谐最根本的一环,才避免了社会发展的断裂。列宁在一个农奴制的苏俄建立了社会主义,后来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发展起一个超级工业和军事大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自己的国家,在推翻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统治后,在经过了“三大改造”后,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发展,因为,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的目标和道路的指向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只是在过程和程序上,因地制宜,进行了改造和压缩,该超越的过程刻不容缓去勇敢超越。这是实事求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试图超越的,就是那个赤裸裸的人吃人的残酷的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去迎头赶上现代资本主义,并最终超越现代资本主义。这里必须要对马克思之前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之后,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进行改造和发展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加以区分。可以说,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取得了实际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br/><br/>然而,毛泽东的路没有被继承,那个被毛泽东刻意回避了的原始资本主义被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照搬到了毛泽东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次空前的伟大的社会改造的成果,付诸水流。毛泽东不是失败于任何敌人,仅失败于生命的短暂。那些从不相信毛泽东的人,总以为自己正确,在毛泽东亲自主政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正确。1976年后,这个机会到来了。他们首先倡导的就是“补课”、“交学费”,人们其实和倡导者一样都知道这补课的含义,但人们真诚的虔敬的接受了倡导,把一个10亿人的国家交给某些人当作过河的石头。这样在“不争议”的一公斤的智慧下,就有了现在不得不争议的社会现实。18世纪伦敦上空飘荡的污染空气200年后飘到了北京上空。这是中国应该遭受的惩罚,还是我们不该交的学费?我深以为怀疑!巴尔扎克,雨果,狄根斯笔下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飞落在今天的中国大地,这是猥琐与倒退,还是崇高与进步?历史不会停留在今天,北京上空的黑雾终会消失,飞来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也会再飞走,但它将会是以无数生灵遭本可避免的摧残甚至死灭为代价的。如果毛泽东的路不中断被继续到今天呢?1970年代我们几乎能造出绝大部分世界最先进的东西,今天我们买来了世界上一切最先进的东西。制造和卖,真的没有区别吗? <br/><br/>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量和范围越是增加,他就变得越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变成一种更加廉价的商品。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增值的是与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贬值。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他还把自己和工人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它生产商品成比例。马克思继续说:不错,劳动给富人生产出美丽的东西—但对工人来说,他生产出贫困。它给富人造出宫殿,却给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给富人生产出美,却给工人自己产生出残废和畸形。机器在取代劳动,但机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种原始而残酷的劳动中,同时又把另一些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智慧,却在工人身上产生出愚昧和痴呆。 <br/><br/></p>
<p>这是原始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现在,善良的人们,当你读了这段文字,你还会否定,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吗?你还会怀疑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你还怀疑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梦话一样的警告还是捕风捉影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难能可贵的,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共产党内,除了毛泽东谁还有资格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谁还敢不知羞耻说自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如果歪曲也是一种发展的话,那么有人发展了很多。 <br/><br/>80年代的某个日子,在天安门广场耸立了20多年的马恩列斯的画像被请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孙中山的画像。毛泽东的画像虽然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但在毛泽东曾经的敌人那里,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纯粹的装饰物,不再具有生命、意志、自由、民主的含义,不再具有国家合法性、共产党合法的含义。他们或许在为那尊画像烦恼、尴尬。 <br/><br/>对于中断历史的痛惜,让人们变得智慧了。苦难的中国,对于她的英雄的时代超越性和历史使命感的完全理解,命定要在一个中断历史的无穷大代价的基础上完成。谁让我们是一个只有孔家的虚伪礼仪没有真正哲学的民族!既然我们没有哲学家洞察历史和未来的智慧,那就让现实的惨烈来当我们的老师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气馁,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毛泽东,有过毛泽东的时代,尤其有过毛泽东的文革后,学会了一点哲学的思考,开始懂得一点历史的纵深。 <br/><br/>其实,毛泽东去世后,远不到28年,人们就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先知先觉的警告,终于认情了敌人。他们是腐败分子、腐败分子的保护人、腐败的赞美人与辩护人、腐败制度的催生者、他们也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文化人、文艺工作者、经济学家、学者、教授,等等,等等。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单。生前的毛泽东苦口婆心却没有多少人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今天,毛泽东不再说一句话,他曾经热爱,现在依然热爱,并将永远热爱的人们,就在许多事情上,完全的理解了他。当某些自以为正确的人,以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却浑然不知这个所谓新时代是毛泽东用来教育他的人民的。历史必然要回归毛泽东的人间正道。不管这个回归要多长时间,要付出多大代价,它必然发生。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是一个终结的过去存在,从更广大的历史视角中看,它恰是一个越来越近的未来存在。这便是历史的逻辑,我们无力抗拒。“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发挥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这个斗争中的一面,阐述清楚了这个斗争的全部。这就是对马克思的超越。 <br/><br/>毛泽东以前的历史书,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名字组成,即便出现了小老百姓,那也是盗匪、刁民、流氓、恶棍、刺客,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有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才子佳人那般高尚和高贵的。但1949-1976的历史里,出现那么多小老百姓的名字。他们是张思德、雷锋、王杰、戴碧蓉、董存瑞、黄继光、王国藩、王进喜、陈永贵、郭凤莲、邱少云、蔡永祥,等等,等等。他们来自江河,来自草原,来自战场,来自农村,来自工厂,来自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他们是道德星空里闪烁的星,令我们敬畏,但他们却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之间行走,他们是我们的学生、老师、同事、战友、兄妹、父母,他们真实、亲切、高尚、脱离了低级趣味。他们是时代的代表,也是我们自己的化身。我们多少人实际上和他们达到了一样的境界,一样的道德。只是真实历史不必要记下我们每一个名字,就让他们作为代表载入史册,就已经足够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微者最高贵”,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br/><br/>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被引入,不如说是作为一种人类崇高的新型道德价值体系被接纳和被实践。在毛泽东的中国,这个道德价值体系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是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比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优劣之后,旨在为一个庞大民族找到其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位置,而做出调整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孙中山慨叹中国是一盘散沙,但他基于少数人,排斥工农大众的精英革命,最终遭到失败,没有完成对这盘散沙的最终改造。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忠诚”,它的发动者名为孔孟实是皇上,它的落脚点和最终的收益者,也是皇上。正如同黑格尔所言,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皇上。“仁义礼智信”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保持皇上的自由。“温良恭俭让”所强调的是封建时代被统治者的个人的修养,也非国家民族精神。因之,社会因为纵向的盲目忠诚和横向的谦让,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亲和性,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尤其是没有成为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表面上,具有一个所谓文明古国的一切外在特征,它的民众恭恭敬敬、和和气气,社会仿佛吉祥如意、生产蒸蒸日上、商业发达、文化繁荣,但是,它实质上是一盘散沙。这被1840年以来英国人的枪炮和以后一再屈辱的历史所一再验证。1840年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戳破那层纸,让皇帝的新衣,为普通民众所知道而已。当毛??有很快得到改变,只是经过了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手工业改造、人民公社化、还有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这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才最终构建起来,并为大多数一般民众接受和遵循,一盘散沙才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在1949年开始的时间里,过去历史上皇上一个人的自由,终被全民自由所代替。它的标志是,对外拥有实质意义上的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主权,在内部则建立起主人翁的个体民众的社会自觉,一般民众有了国家为我,我为国家这种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具体的表现形式则是,男女平等,官民平等,财富在全社会进行基本平等的生产和分配,话语权基本掌握在社会普通民众之手,那些捏着笔杆子的,或主动或被迫成为普通大众的代言人,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即所谓三大差别在大范围高程度缩小。更重要的是个体成员和国家结成了互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爱国家即爱自己,珍爱自己的荣誉、节操、坚信爱劳动爱人民是崇高的修养,即是爱国家,会得到国家的表扬鼓舞。对“好人好事”即时表扬,并授予各种相应的荣誉称号,如光荣军属、先进生产者、先进个人集体、三好学生、五好家庭、学雷锋标兵等等,都是这个互信结成的标志。随着这个互相的结成,一盘散沙最终铸造成为国家意志体:一个由自由意志统一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政治事务中最大的政治实体,最终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时,我们自己形容为扬眉吐气。 <br/><br/>历史上的英雄有天生的,有时势造出来的,有自我成长而来的。秦皇汉武是天生,唐宗宋祖是时势造成,毛泽东则是自我成长的。革命有两种,为了自己的革命和为了自由的革命。陈胜吴广,完不成军令,就揭竿而起,是为了自己的革命。他们看到和觊觎的是秦二世屁股底下的龙椅和身上的黄袍。他们在鱼肚里放进去的是卑微的道德和我们民族的奴性。斯巴达克斯则不同,角斗场上的胜利可以让他在罗马君主与贵族的歇斯底里的变态的快乐中获得自由,但他拒绝了这施舍,因为还有无数人要为那些王公贵族的变态的快乐失去生命,他要为这些人的自由,高昂起头颅,握紧手中的剑。斯巴达克斯死了,被君主绞死了,但他让最高贵者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高贵:自由和为自由献身的意志。罗马帝国动摇了,但西方的自由却在罗马帝国最后的轰然倒塌中在现实社会萌芽了,不再只是希腊哲学家的理想。这是斯巴达克斯的贡献。毛泽东和斯巴达克斯一样,所从事的是为了自由的革命。他本可以继承一份不错的家业,做个小地主,三妻四妾,享受今天的精英们高扬的所谓“人性”;也可以当个小乡绅,长袍马褂,走东串西,为邻里乡亲的芝麻小事,操操心,迎来几分尊敬和心安理得;或者当个教书匠,摇头晃脑,之乎者也,传播所谓的仁义道德。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为自由的革命,选择了斯巴达克斯的路。普罗米修斯以自己的死,为人类向神要来自由,毛泽东则是代表被压迫的人向压迫者要来自由。 <br/><br/>1949年前的毛泽东,容易被认作一代草莽枭雄,因为1949年以前的全部革命都可能被误解为是陈胜吴广为了秦二世的龙椅和黄袍的革命。而1949-1976的历史,最终证明了毛泽东不是草莽枭雄、不是为了自己、不是时势造出来的。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只是伟人祠里一个普通的伟人,伟人星空里一颗普通的星,而1949年后,我们不得不为毛泽东单建一座伟人祠,历史伟人的星空里,毛泽东成为了最耀眼的一颗,那些渺小的嫉妒者,试图遮挡住他的光辉,但总是被他发出的光照见得更加渺小。 <br/><br/>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他选择了死,并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不得不也扛这样的一副十字架去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与基督不同的是,毛泽东自己精心的、自觉自愿的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并把自己钉了上去。基督的神性就这样被毛泽东超越了。毛泽东“钉死”了自己,而人民获得了自由。被他拯救的人们,虔诚的将他解救下十字架,就这样他复活了,并将不再死去,并将庇佑每一个弱小者的心灵和魂魄。当他们孤独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不再孤独;当他们害怕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有力量;当他们失去生的勇气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看到曙光和希望,就会懂得珍爱生命。 <br/><br/>联合国曾下半旗为一个白人种族曾视为狗的民族的领袖致哀。请问,毛泽东之前的中国人有谁可以获得这个荣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人有几个还可以获得这种荣耀?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那个视毛泽东为政治宿敌的张国焘无限感慨的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这个“我们”,是大写的我们,它代表的是理想、正义、自由、奋斗、历史使命和民族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时代决没有过去。 <br/><br/>1949-1976的历史现在越来越清晰了:那是一个建设的、而非破坏的年代;一个理想的、而非庸俗的年代;一个高扬道德的、而非宣扬物欲的年代;一个人民民主自由、扬眉吐气的、而非少数人独裁专制的、人民为奴隶的时代;一个自力更生、敢想敢干的、而非洋奴哲学的、需要阿Q的年代;一个进取的创造了无数奇迹的、而非平庸的无所作为的年代。一句话,一个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的国家成为了现实的年代。今天,经济崩溃被大家认识到是个弥天大谎、闭关锁国是无耻的栽赃、迫害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小流氓式的自我辩解、文革为浩劫则是哲学无能者的信口雌黄。我们要感谢那个时代的主人们,但我们也不能忘掉为那个时代付出了青春爱情幸福乃至生命的普通大众,他们中确有一些无谓的生命牺牲。但这就是历史,我们要学会悼念亡者和和自我忏悔,但不能忘却。 <br/><br/>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1949年开始的时间如是说。 <br/></p>
<p>粗粗看了下,楼主的思想真是左的可爱。先说一点:</p><p>“然而,毛泽东的路没有被继承,那个被毛泽东刻意回避了的原始资本主义被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照搬到了毛泽东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次空前的伟大的社会改造的成果,付诸水流。”</p><p>这是在质疑现在党的领导!什么叫没有继承?你的意思现在党的领导是篡夺的?就凭这一句话,搁三十年前,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p>
理想没有了,道德沦丧了,还剩下什么呢?
<p>我也转篇文章。</p><p>在中文网站上广为流传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故事让人看了不禁摇头。该故事说:</p><p>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nbsp;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nbsp;<br/><br/>  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破格悼念显得人格非凡。&nbsp;<br/><br/>  可惜这是不真实的。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nbsp;<br/>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nbsp;<br/><br/>  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nbsp;<br/><br/>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杜撰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nbsp;<br/><br/>  周恩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nbsp;<br/><br/>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人被认为是坚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人性不曾灭绝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绝没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中国民间老冒。&nbsp;<br/><br/>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情节。&nbsp;<br/><br/>  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杜撰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nbsp;<br/><br/>  看了同为驻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宗道一批评吴妙发的一篇文章后,才对这位吴外交官的轻率妄言习惯有所认识。宗道一指出吴妙发所著的三部关于乔冠华与联合国的书里存在着多处错误、抄袭、和编造现象。例如把周恩来会见瓦尔德海姆的照片说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历史一刻”,他大段抄袭熊向晖等人的书作,添油加醋地编造领袖言论,竟还能把林彪宣读520声明的情形描写成“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坚定的语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等等。宗道一不得不规劝吴妙发:“须知创作不应抄袭,史作不该杜撰。这是常规,并非苛求。”&nbsp;<br/>&nbsp;<br/>  原来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作者。其故事的可信度可想而知了。杜撰情节,用假故事去“缅怀伟人”。这样的做法不能为周恩来增光,反给周添尴尬。&nbsp;<br/><br/>  顺便说,为了证明谁谁伟大,就编造洋人怎样敬仰他的故事。这种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在一个声称很讨厌“挟洋自重”的国度里,这做法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nbsp;<br/></p>
<p>回云霞:</p><p>我不知道你是来抓反党分子的,还是准备来面对真实的现实的。如果是前者,那么请告诉我什么是“共产党”,再来谈什么是“反党”.</p><p>关于周总理降半旗的事,今日暂时下线,回头我会给你一个详细的回复来告诉你网络写手事怎样歪曲篡改历史的。</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28 16:20:51编辑过]
楼上的说得好呀。~~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云霞</i>在2006-2-28 15:55:00的发言:</b><br/><p>你要走了,我也来说两句。</p><p>关于周总理降半旗的事,我也是在网上随便找的,真伪不用你来给我解释。</p><p>再有奉劝你一句,<strong>主席的功劳很大,但是躺在功劳簿上打着主席的旗号对文革之类的错误翻案就算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不允许的。不错,现在中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谁也无法容忍,但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靠回到毛泽东时代选择一个领袖就能解决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不是某个领袖</strong>。</p><p>今天的中国人民选择了党的领导,不仅仅包括了那4万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也包括了10万万正在富裕强盛的中国人民!</p>需要面对现实的不是我,而是你。你一直在i逃避,沉醉在毛泽东时代的过去的辉煌中,怎样才能面对今天的现实。<br/></div><p>——说得好,既然这位老弟说了,我就不重复了!</p>
<p>历史,是迷雾的代名词……清晰……再民主的国家都不可能留下一个清晰的历史……</p>
<p>to:云霞</p><p>“周总理降半旗的事,我也是在网上随便找的,真伪不用你来给我解释。”这是你的原话。拒绝辨认真伪,拒绝别人评价,那我就不明白你在一个公开论坛发这个贴是什么意思了。你这一“随便”,历史就完全变了味,“随便”相信了这样一篇旨在诋毁周恩来形象、污蔑我党宣传真实性的文章,并义务为之宣传。很难想象,一个不愿意辨别真伪、又很“随便”的人,会去客观的评价毛泽东。</p><p>你祭出“反党”的帽子,又不愿意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只是一口咬定对文革有不同认识就是“反党”,这不禁让我想到文革时当权派压制群众的说法:反对党委书记就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毛泽东对这种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的反感可以说是最强烈的,所以才有了一场大民主的实践。奇怪的是,这种文革运动要反对的专制作风,最后竟然成了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之一。</p><p>需要指出的是,主席他老人家生前不允许的是翻案,而不是文革。毛主席对文革的评价是三分失误七分成绩,我认为这个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文革中毛主席提醒全党所要防范和警惕的,现在正在活生生的上演,毛主席预言的“江山变色”的危险现在依然存在,如你所说,“现在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不要忘记,这些问题恰恰是毛主席早在40年前就已经告诫过全党的。</p><p>我们并非要在时空上回到毛泽东时代,也从来不会把解决问题寄托在一两个领袖人物身上,但是在30年后,毛主席发动文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却仍然存在,这难道还不能引起警醒和反思吗?</p><p>也许你看到了现实的问题,但是你又不肯寻找现实问题的根源所在。不看方向,闭着眼睛在河里摸,是摸不到真理的。10万万中国人民都富裕强盛了吗?还是一部分人先富(或者是暴富)起来了?你这10万万包括下岗无助的城市贫民吗?包括毫无保障东奔西突的民工大军吗?包括冒着生命危险在井下挖掘的矿工吗?恐怕逃避现实的正是你自己。</p><p>口口声声说“主席功劳很大”,大在哪里?1949起,主席所做的一切,无一不是右派泼污水的靶子,甚至49年以前也不对了,毛泽东还有正确的地方吗?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手法还要玩到几时?14万万中国人民当真那么好骗?毛主席是党和国家的领袖和缔造者,难道你看不出否定毛泽东背后的真正用心?还是让我来奉劝你一句吧:文革反思在8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不过那次是知识分子“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的妖魔化抹黑,现在也该轮到14万万中国人民全体来反思了。<br/></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6-2-28 19:09:00的发言:</b> <p>你祭出“反党”的帽子,又不愿意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只是一口咬定对文革有不同认识就是“反党”,这不禁让我想到文革时当权派压制群众的说法:反对党委书记就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毛泽东对这种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的反感可以说是最强烈的,所以才有了一场大民主的实践。奇怪的是,这种文革运动要反对的专制作风,最后竟然成了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之一。</p></div><p>文革运动要反对的专制作风???文革运动是中国空前绝后的大专制.在当时,你敢说党有错误?这不是当权派压制群众的说法,是实际情况.毛有错误,你也承认.文革中容的人说吗?</p>
<p>文革运动要反对专制作风,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比如说当时提倡“反潮流精神”,鼓励“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就是指群众对领导有意见有不满,就大胆的提出来,而不要当“小绵羊”,还有“四大”可以保证这种不满意见以最直接方式出现,中央支持群众反对官僚。</p><p>事实上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压制群众的情况出现,反对领导的认往往被上纲上线道反党、反革命,甚至被抓去关押、游街。北大五十多天的工作组就是这样的工作方式,所以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也有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p>
<p>5楼的关于周总理降半旗的事,发贴者云霞不愿意讨论其真伪,不过这没关系,他可以不必看下面的内容。</p><p>这篇文章网上多有转贴,原来还附有联合国旗典的原文,在此有必要一并贴出来:</p><p>
附:联合国旗典与规则中有关的致哀部分。 </p><p>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 <br/>V. MOURNING a. Upon the death of a Head of State or Head of <br/>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br/>flown at half-mast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at the <br/>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and at United Nations offices <br/>located in that Member State; b. On such occasions, at <br/>Headquarters and at Geneva,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br/>flown at half-mast for one day immediately upon learning of <br/>the death. If, however, Flags, have already been flying on <br/>that day they will not normally be lowered, but will instead <br/>be flown at half-mast on the day following the death; c. <br/>Should the procedure in paragraph (b) above not be practicable <br/>due to weather conditions or other reasons, the United Nations <br/>Flag may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the day of the funeral. <br/>Unde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it may be flown at half-mast <br/>on both the day of the death and the day of the funeral; d. <br/>United Nations offices other than those covered by paragraph <br/>(a) a! bove in the case of the death of a national figure or a <br/>Head of State or Head of 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 will <br/>use their discre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ocal practice, <br/>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otoco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br/>Foreign Affairs and/or the Dean of the locally accredited <br/>Diplomatic Corps; e. The head of a specialized agency is <br/>authoriz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lower the United <br/>Nations Flag flown by the agency to half-mast in cases where <br/>he wishes to follow the official mourning of the country in <br/>which the office of the agency is located. He may also lower <br/>the United Nations Flag to half-mast on any occasion when the <br/>specialized agency is in official mourning; f. The United <br/>Nations Flag may also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special <br/>instruction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death of a world <br/>leader who has had a significant connection with the United <br/>Nations; g. The Secretary-General may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br/>decide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 herever displayed, <br/>shall be flown at half-mast during a period of official United <br/>Nations mourning; h.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hen displayed at <br/>half-mast should first be hoisted to the peak for an instant <br/>and then lowered to the half-mast position. The Flag should <br/>again be raised to the peak before it is lowered for the day; <br/>i.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s flown at half-mast no other <br/>flag will be displayed; j. Crepe streamers may be affixed to <br/>flagstaffs flying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n a funeral <br/>procession only by order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br/>United Nations; k.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s used to <br/>cover a casket, it should not be lowered into the grave or <br/>allowed to touch the ground.
</p><p>这篇文章的主要根据来自与这部旗典,但是我们看到,联合国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也就是旗典的a条: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 V. MOURNING a. Upon the death of <b>a Head of State<font color="#ff0000"> or </font>Head of Government</b> of a Member State,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flown at half-mast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at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and at United Nations offices located in that Member State......<br/></p><p>请注意在 a Head of State <font color="#ff0000">or </font>Head of 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中间的这个<font color="#ff0000"> or </font>(而不是<font color="#ff0000"> and</font>!),英文or(或者)和and(和)不同,它是一个二选一的排它概念,是唯一选择的,也就是说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只俱其一、不可兼得。</p><p>一般情况下,联合国只为成员国的最高领袖人物即国家元首的去世降半旗,而有些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比如一些英联邦国家),只有政府首脑,所以才会有“或者政府首脑去世”降半旗的规定。<br/></p><p>但是76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去世时,毛主席仍然在世,为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降半旗,完全是出于破例,原因就是联合国秘书长解释的那样,周是一个为人类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p><p>文章挖苦说中国媒体把瓦尔德海姆弄成“老支书”式的人物,但是我们看看这位“老支书”有没有执行特例为杰出人物降半旗的权力呢?请参照旗典降半旗规则中第f条赋予联合国秘书长特殊权力:f.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may also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special instruction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death of a world leader who has had a significant connec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p><p>文章说周恩来的财产联合国无从得知,但是要知道周恩来和联合国打交道从抗美援朝时期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中国在和“联合国军”交战。周总理是国际知名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家,他的财产状况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联合国的资料库里如果连这都没有,那是其工作人员的失职。</p><p>秘书长所赞扬的并不是周恩来计划生育才“身后无子女”,而是称道周恩来对待孩子的态度。周恩来曾就“身后无子女”专门回答过提问,他说:全世界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这种博大博爱的胸襟不正是令全人类都景仰的美德吗?</p><p>文章坚称吴妙发是在杜撰,可是其证据却只是另一位并不曾亲历降半旗过程、持相反观点外交官的一面之词。而且,这位外交官并未对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究竟是不是破例做任何评价,作者又根据什么就一厢情愿的指认这位外交官在为此事“辟谣”呢? </p><p>文章的作者钻了一个语言理解上的漏洞,故意混淆概念。根据作者对旗典的了解程度来看,他绝不是是出于局部盲点的无知,而是居心叵测的造谣。作者硬要说“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是想证明周恩来没那么伟大吗?还是想证明作为中国人没什么可骄傲的?</p><p>这些年网上不时出现一些别有用心的文章,往往故作惊人之言,对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大肆诋毁,刻意打击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我劝各位爱国者对这样的谎言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要无意中成了人家的义务宣传员。<br/></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6-2-28 21:15:00的发言:</b><br/><p>文革运动要反对专制作风,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比如说当时提倡“反潮流精神”,鼓励“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就是指群众对领导有意见有不满,就大胆的提出来,而不要当“小绵羊”,还有“四大”可以保证这种不满意见以最直接方式出现,中央支持群众反对官僚。</p><p>事实上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压制群众的情况出现,反对领导的认往往被上纲上线道反党、反革命,甚至被抓去关押、游街。北大五十多天的工作组就是这样的工作方式,所以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也有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p></div><p>之后呢?你能反对革委会吗?你能反对四人帮吗?你能反对成分论吗?你能给刘主席说话么?</p>
<p></p><p>群众为什么不打倒革委会呢?为什么不拥护刘主席呢?借用时下最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那就是:他们是革委会的既得利益者。革委会上台后,成了党委、职能管理部门之外的第三股制衡组织,这有点三权分立的那么个意思,群众不用担心有压制自己的人了,革委会自己就是造反上台的,革委会压制群众,群众也可以造反建立新的革委会嘛,如果这种造反的意识人人都有,那谁还敢压制群众呢?至于成分论,从一开始就不赞同,毛泽东的话:讲成分,不唯成分论。</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6-2-28 21:55:00的发言:</b><br/><p></p><p>群众为什么不打倒革委会呢?为什么不拥护刘主席呢?借用时下最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那就是:他们是革委会的既得利益者。革委会上台后,成了党委、职能管理部门之外的第三股制衡组织,这有点三权分立的那么个意思,群众不用担心有压制自己的人了,革委会自己就是造反上台的,革委会压制群众,群众也可以造反建立新的革委会嘛,如果这种造反的意识人人都有,那谁还敢压制群众呢?至于成分论,从一开始就不赞同,毛泽东的话:讲成分,不唯成分论。</p></div><p>呵呵,可惜啊,不能送你回文革.要不看看你如何革革委会的命.你给指出一个被革倒的革委会?你还不知道革委会的权力吧.成分论就是世界历史上最操蛋的歧视.讲成分,不唯成分论。笑话.成分不好你就上不了学.成分不好你就只能干最脏最累的工作.</p>
文章是新红卫兵写的吧?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6-2-28 21:55:00的发言:</b><br/><p></p><p>群众为什么不打倒革委会呢?为什么不拥护刘主席呢?借用时下最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那就是:他们是革委会的既得利益者。革委会上台后,成了党委、职能管理部门之外的第三股制衡组织,这有点三权分立的那么个意思,群众不用担心有压制自己的人了,革委会自己就是造反上台的,革委会压制群众,群众也可以造反建立新的革委会嘛,如果这种造反的意识人人都有,那谁还敢压制群众呢?至于成分论,从一开始就不赞同,毛泽东的话:讲成分,不唯成分论。</p></div><p>呵呵,那么请问:老百姓拥护周总理,又遭到了什么待遇?如果毛主席万古千秋,去给周总理吊丧的老百姓会平反吗?</p>
<div style="FONT-SIZE: 10pt; HEIGHT: 200px; LINE-HEIGHT: normal; MARGIN-TOP: 10px; OVERFLOW-X: hidden; PADDING-RIGHT: 0px; TEXT-INDENT: 0px; WIDTH: 97%; WORD-BREAK: break-all; word-wrap: break-word;"><p>粗粗看了下,楼主的思想真是左的可爱。先说一点:</p><p>“然而,毛泽东的路没有被继承,那个被毛泽东刻意回避了的原始资本主义被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照搬到了毛泽东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次空前的伟大的社会改造的成果,付诸水流。”</p><p>这是在质疑现在党的领导!什么叫没有继承?你的意思现在党的领导是篡夺的?就凭这一句话,搁三十年前,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p></div>
你说人家“搁三十年前,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莫非你赞同“三十年前”的标准?<br/>如果你不认同,那么人家就算是“质疑现在党的领导!”又有什么问题?<br/>您老人家又何必上纲上线、拉大旗、扯虎皮???<br/><br/>
<p>楼主没有被划成反革命恰恰说明了现在比以前进步,而楼主认为现在不如从前恰恰是自己扇了自己的耳光。</p>
<p>如此羡慕就去北朝鲜接受胖子的主题思想去吧</p><p>满塞,满塞</p>
看到新东西了,长见识
是啊,楼主移民朝鲜好了,鲁迅说了,求仁得仁何所怨,有喜欢燧人氏之前民风淳朴的,须得身体力行吃生肉,万万不可让那些崇古的老爷们衔冤坐汽车。
有些东西谁知道呢???[em05]
楼主可以去看看病了
<p>现在才是周期律显现的时候</p>
<p>什么年代了?还有人认为整天饿死人,整天打死人的社会是辉煌的?是值得怀念的?还竟然能够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文革也成了好事了,实在是强</p><p></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6-2-28 21:20:00的发言:</b><br/><p>5楼的关于周总理降半旗的事,发贴者云霞不愿意讨论其真伪,不过这没关系,他可以不必看下面的内容。</p><p>这篇文章网上多有转贴,原来还附有联合国旗典的原文,在此有必要一并贴出来:</p><p></p><div class="quote">附:联合国旗典与规则中有关的致哀部分。 <p></p><p>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 <br/>V. MOURNING a. Upon the death of a Head of State or Head of <br/>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br/>flown at half-mast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at the <br/>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and at United Nations offices <br/>located in that Member State; b. On such occasions, at <br/>Headquarters and at Geneva,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br/>flown at half-mast for one day immediately upon learning of <br/>the death. If, however, Flags, have already been flying on <br/>that day they will not normally be lowered, but will instead <br/>be flown at half-mast on the day following the death; c. <br/>Should the procedure in paragraph (b) above not be practicable <br/>due to weather conditions or other reasons, the United Nations <br/>Flag may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the day of the funeral. <br/>Unde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it may be flown at half-mast <br/>on both the day of the death and the day of the funeral; d. <br/>United Nations offices other than those covered by paragraph <br/>(a) a! bove in the case of the death of a national figure or a <br/>Head of State or Head of 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 will <br/>use their discre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ocal practice, <br/>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otoco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br/>Foreign Affairs and/or the Dean of the locally accredited <br/>Diplomatic Corps; e. The head of a specialized agency is <br/>authoriz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lower the United <br/>Nations Flag flown by the agency to half-mast in cases where <br/>he wishes to follow the official mourning of the country in <br/>which the office of the agency is located. He may also lower <br/>the United Nations Flag to half-mast on any occasion when the <br/>specialized agency is in official mourning; f. The United <br/>Nations Flag may also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special <br/>instruction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death of a world <br/>leader who has had a significant connection with the United <br/>Nations; g. The Secretary-General may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br/>decide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 herever displayed, <br/>shall be flown at half-mast during a period of official United <br/>Nations mourning; h.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hen displayed at <br/>half-mast should first be hoisted to the peak for an instant <br/>and then lowered to the half-mast position. The Flag should <br/>again be raised to the peak before it is lowered for the day; <br/>i.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s flown at half-mast no other <br/>flag will be displayed; j. Crepe streamers may be affixed to <br/>flagstaffs flying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n a funeral <br/>procession only by order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br/>United Nations; k.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s used to <br/>cover a casket, it should not be lowered into the grave or <br/>allowed to touch the ground. </p></div><p></p><p>这篇文章的主要根据来自与这部旗典,但是我们看到,联合国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也就是旗典的a条: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 V. MOURNING a. Upon the death of <b>a Head of State<font color="#ff0000"> or </font>Head of Government</b> of a Member State,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flown at half-mast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at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and at United Nations offices located in that Member State......<br/></p><p>请注意在 a Head of State <font color="#ff0000">or </font>Head of 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中间的这个<font color="#ff0000"> or </font>(而不是<font color="#ff0000"> and</font>!),英文or(或者)和and(和)不同,它是一个二选一的排它概念,是唯一选择的,也就是说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只俱其一、不可兼得。</p><p>一般情况下,联合国只为成员国的最高领袖人物即国家元首的去世降半旗,而有些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比如一些英联邦国家),只有政府首脑,所以才会有“或者政府首脑去世”降半旗的规定。<br/></p><p>但是76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去世时,毛主席仍然在世,为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降半旗,完全是出于破例,原因就是联合国秘书长解释的那样,周是一个为人类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p><p>文章挖苦说中国媒体把瓦尔德海姆弄成“老支书”式的人物,但是我们看看这位“老支书”有没有执行特例为杰出人物降半旗的权力呢?请参照旗典降半旗规则中第f条赋予联合国秘书长特殊权力:f.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may also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special instruction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death of a world leader who has had a significant connec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p><p>文章说周恩来的财产联合国无从得知,但是要知道周恩来和联合国打交道从抗美援朝时期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中国在和“联合国军”交战。周总理是国际知名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家,他的财产状况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联合国的资料库里如果连这都没有,那是其工作人员的失职。</p><p>秘书长所赞扬的并不是周恩来计划生育才“身后无子女”,而是称道周恩来对待孩子的态度。周恩来曾就“身后无子女”专门回答过提问,他说:全世界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这种博大博爱的胸襟不正是令全人类都景仰的美德吗?</p><p>文章坚称吴妙发是在杜撰,可是其证据却只是另一位并不曾亲历降半旗过程、持相反观点外交官的一面之词。而且,这位外交官并未对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究竟是不是破例做任何评价,作者又根据什么就一厢情愿的指认这位外交官在为此事“辟谣”呢? </p><p>文章的作者钻了一个语言理解上的漏洞,故意混淆概念。根据作者对旗典的了解程度来看,他绝不是是出于局部盲点的无知,而是居心叵测的造谣。作者硬要说“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是想证明周恩来没那么伟大吗?还是想证明作为中国人没什么可骄傲的?</p><p>这些年网上不时出现一些别有用心的文章,往往故作惊人之言,对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大肆诋毁,刻意打击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我劝各位爱国者对这样的谎言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要无意中成了人家的义务宣传员。<br/></p></div><p>1、咱们权且不去计较and、or的含义。就算你的逻辑对的,但是请注意,当时的中国没有国家主席! </p><p>也就是说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p><p>毛泽东是执政党的领袖,指中国实际上的第一把手,但联合国必须要承认法律上的第一把手。所以才会出现为周毛都下半旗的现象。 </p><p>2、那些口口声声这件事情属实的人,至今拿不出什么过硬的证据。 </p><p>我说的证据包括:联合国的记录,联合国秘书长那次讲话的记录,世界各大新闻机构的报道。 </p><p>有么?这种号称导致许多国家外交官抗议的破例事件不会没有人报道吧?难道各国的中宣部都封锁消息了? </p><p>反倒是有人专门发函去联合国想查证秘书长的这个讲话,却被告知查不到! </p><p>热爱周总理是对的,但不要把周总理和谎言联系起来,否则全中国人民都不答应!</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6-2-28 21:55:00的发言:</b><br/><p></p><p>群众为什么不打倒革委会呢?为什么不拥护刘主席呢?借用时下最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那就是:他们是革委会的既得利益者。革委会上台后,成了党委、职能管理部门之外的第三股制衡组织,这有点三权分立的那么个意思,群众不用担心有压制自己的人了,革委会自己就是造反上台的,革委会压制群众,群众也可以造反建立新的革委会嘛,如果这种造反的意识人人都有,那谁还敢压制群众呢?至于成分论,从一开始就不赞同,毛泽东的话:讲成分,不唯成分论。</p></div><p>太假打了。很多坏事都是革委会做的。比如当年的知青要招工返城,很多女孩子被迫献身,这个数量在全国范围来看,应该是非常惊人的,可惜已经永远也难以查实了。连起码的公检法都不能运作的社会,居然奢谈三权分立?今天中国固然也没有实现三权分立,但至少还能维持一个表面的法制状态吧!!! </p><p>&nbsp; </p><p>硬要说文革不错,估计你选择的参照是原始社会吧。</p>
<p>朝鲜的今天,正是我们昨天的真实写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严酷的思想管制,只能一时奏效,绝不是什么灵丹妙药。 </p><p>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抑制个人消费,剥削大众的极端做法。为了达成目的,也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愚弄与压迫。这就是要把人当驴使,为了让驴安分,还得蒙上驴的眼睛。那些不肯被蒙上眼睛的,当然就会被踏上一万只脚了。 </p><p>我国有名的亩产万斤,就是典型的愚民杰作。明明是谎言,农村出身的毛不可能不清楚,但反对者,即使是贵为开国元勋也会遭到迫害。敢说真话如张志新之类的小人物就更活不了了。 </p>
<p>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短时间内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被束缚的人是缺乏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的,用现在话说,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p><p>包产到户不过是一种最原始的小农经济,都表现得比集体公社的大锅饭更优越,可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 </p><p>文革是毛摧残人性登峰造极之作。人类进步的历史,本身就是人性解放的历史,而文革时期的中国政府倒行逆施,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最为反动的一个政府,集秦代焚书坑儒,明代东厂及清朝文字狱之大成,而其破坏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更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大陆几乎荡然无存。 </p><p>&nbsp; </p><p>今天人们对文革的定性是空前浩劫,这并非是语气夸张,而是一个相当准确的定义。为了不危及中共的统治,也为了避免内乱,邓复出后没有彻底清算文革错误,并小心翼翼的维护了毛的地位,但那并不说明文革有丝毫的可取之处。</p>
<p>楼主文章的精髓在于:</p><p>
</p><p>&nbsp;《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量和范围越是增加,他就变得越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变成一种更加廉价的商品。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增值的是与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贬值。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他还把自己和工人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它生产商品成比例。马克思继续说:不错,劳动给富人生产出美丽的东西—但对工人来说,他生产出贫困。它给富人造出宫殿,却给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给富人生产出美,却给工人自己产生出残废和畸形。机器在取代劳动,但机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种原始而残酷的劳动中,同时又把另一些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智慧,却在工人身上产生出愚昧和痴呆。 <br/></p><p>
</p><p>你们争来争去没意义,说的都不是一回事,文革是巩固政权和稳定社会的必然需要,和本文的中心思想无关.</p>
<p>高屋建瓴,路人无能悟,故鄙之,谁的悲哀?</p><p></p><p>好文,收藏!</p>
楼主的大脑出问题了?
磨刀,等待下一次暴风雨.....
<p>现在在学VB。“x&nbsp;or y”有三种情况:1,x成立而y不成立;2,x不成立而y成立;3,x、y都成立。</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灰尘的孩子</i>在2006-2-28 20:14: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6-2-28 19:09:00的发言:</b> <p>你祭出“反党”的帽子,又不愿意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只是一口咬定对文革有不同认识就是“反党”,这不禁让我想到文革时当权派压制群众的说法:反对党委书记就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毛泽东对这种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的反感可以说是最强烈的,所以才有了一场大民主的实践。奇怪的是,这种文革运动要反对的专制作风,最后竟然成了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之一。</p></div><p>文革运动要反对的专制作风???文革运动是中国空前绝后的大专制.在当时,你敢说党有错误?这不是当权派压制群众的说法,是实际情况.毛有错误,你也承认.文革中容的人说吗?</p></div><p></p><p>虽然是一个帮派的</p><p>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说.......</p><p>阁下对文革太不了解了</p>
做事情不能只看目的,而更要看结果。目的是我们猜测的,只有运动的决策者自己知道,结果却是我们真正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