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民众不怕市场化改革 只痛恨伪市场化改革(1)

　　 我这样描述“伪市场化”：打着市场化改革之旗号，使少数人获益、多数人受损的所谓改革。捡与百姓切身利益最相关的“伪市场化”改革说事，医改、教改、房改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使多数人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的现状。<br/><br/>　　 篇幅所限，我只对过去20余年间医改的伪市场化特征作个简略剖析：<br/><br/>　　 回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国有、集体企业开始发放奖金。作为公益事业单位接受政府全额财政拨款的医院因不是营利企业而没有奖金来源。最初的变通是医院举办劳动服务公司，倒卖部分药品、建立院属小药厂、推倒医院围墙建营业房出租或直接作为院属劳务公司的营业用房，由此产生的经营性收入进入预算外账户用于改善医护人员福利……<br/><br/>　　 在最初的市场化风潮中，政府对医疗机构出现的所谓市场化倾向没什么约束性定规，几乎放任自流。几年下来，瞅着医院的小日子过得相对滋润，地方政府乘机减少了对医卫机构的财政拨款。<br/><br/>　　 这样做要支付代价，地方政府只能放任医院开始明着、暗着、直接或变相地调高医疗服务价格。医疗服务价格一旦突破“公益”的限制，势必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而地方政府则进一步减少财政拨款，逼迫医院“自食其力”，演变为医院职工自我集资更新医疗仪器再通过医疗服务市场化翻本获利。<br/><br/>　　 后来，公立医院的全民事业蜕变为事业单位而企业化管理。为利所驱、为利堕落，公立医院大面积的医卫腐败之所以不可收拾，根子就在于地方政府放弃了普遍医卫服务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br/><br/>　　 看病贵，使医院成为营利单位，医卫垄断又使医卫系统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最大利益，就是既坐享公益名头之下的各种政策保护（譬如不缴税），又分食市场化之好处。<br/><br/>　　 垄断必造成看病难，迫于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大势”，也迫于缓释民怨，医卫行政机构开启了一条放松市场准入限制的“缝”。然而政策歧视壁垒重重，公立与民营医院之间的竞争极不公平，再加上公立医院普遍的“坏榜样”，众民营医院甭说想通过正当医卫服务赢利，就连维持门面都难。于是，民营医院也普遍学坏，随之而来的所谓加强监管又致使新的市场进入者必须支付更高的寻租成本。<br/><br/>　　 如此循环往复，所谓的医卫改革整个儿变味。最终演变成百姓看不起病和不敢看病。还须指明的是，所谓改革即便到了这一步，还不是引发民间积怨的全部原因。还有两大因素对民间积怨“火上浇油”：<br/><br/>　　 一条，一方面地方政府辩白：医卫投入不足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又拿着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建立“院中院”：高干病房以及“贵族病房”越来越星级化。<br/><br/>　　 再一条，在医保、企业、个人共同负担医卫服务费用的名义下，先不说农民群体，只说传统的医卫服务大锅饭享受者，除公务员群体之外，其他社会成员的医疗保障都因改革受到了削弱，惟独公务员群体的医疗保障待遇上升到法律保障层面。<br/><br/>　　 综上所言，民间对伪市场化医改的意见，既来自于自身的直接感受，又来自于反差的强烈剌激。<br/><br/>　　 尽管医改积弊丛生，包括教改和房改在内———它们还不至于构成舆论普遍质疑中国改革的全部因素。事实是，自改革启程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项目都存在着不到位、走偏路的现象，譬如国企改革。正因为几乎所有的改革都呈现着不同程度的不公平与不公正，才会使“郎顾之争”这颗“火星”，迅速引燃社会对改革的广泛质疑及对改革命运与前景的大讨论。<br/><br/>　　 需要指出的是，民间对改革的普遍质疑与少数人试图利用民意借机全盘否定改革有原则区别。前者，反映为百姓对改革命运和前景的忧思，后者则属权贵阶层乘势将水搅浑的一股逆流。因为，倘若改革因拨正方向而深化下去，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当受损害。<br/><br/>　　 对改革命运和前景的大讨论已持续一年有余，可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家舆情研究机构就人们支持或反对改革的态度倾向作出有说服力的统计分析。相反，国外的研究机构却不断公布着这类统计抽样调查。最新的如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和民意调查机构‘环球扫描’”在全球20个国家进行的民意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热爱自由市场经济的程度甚至超过美国人，名列全球之首。该项调查显示，中国至少有超过70％的人仍想通过公平的市场经济机制来实现他们的致富梦想，74％的人认同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好、最有前途的经济体制，随后的排名则分别为菲律宾（73％）、美国（71％）……<br/><br/>　　 对此民调结论，我知道有些人一定会持反对意见，因为马里兰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有人甚至会指斥人家“不怀好意”。<br/><br/>　　 没关系，要想得出“民众不痛恨市场化只痛恨伪市场化”的结论，通过回顾改革的历程同样可以得到求证。改革初期，因改革而受益的首先是广大农民，接着是城市的工人阶层。两个占人口绝对多数的社会群体因改革而率先受益，为改革的合理性提供了最初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我这样描述“伪市场化”：打着市场化改革之旗号，使少数人获益、多数人受损的所谓改革。捡与百姓切身利益最相关的“伪市场化”改革说事，医改、教改、房改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使多数人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的现状。<br/><br/>　　 篇幅所限，我只对过去20余年间医改的伪市场化特征作个简略剖析：<br/><br/>　　 回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国有、集体企业开始发放奖金。作为公益事业单位接受政府全额财政拨款的医院因不是营利企业而没有奖金来源。最初的变通是医院举办劳动服务公司，倒卖部分药品、建立院属小药厂、推倒医院围墙建营业房出租或直接作为院属劳务公司的营业用房，由此产生的经营性收入进入预算外账户用于改善医护人员福利……<br/><br/>　　 在最初的市场化风潮中，政府对医疗机构出现的所谓市场化倾向没什么约束性定规，几乎放任自流。几年下来，瞅着医院的小日子过得相对滋润，地方政府乘机减少了对医卫机构的财政拨款。<br/><br/>　　 这样做要支付代价，地方政府只能放任医院开始明着、暗着、直接或变相地调高医疗服务价格。医疗服务价格一旦突破“公益”的限制，势必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而地方政府则进一步减少财政拨款，逼迫医院“自食其力”，演变为医院职工自我集资更新医疗仪器再通过医疗服务市场化翻本获利。<br/><br/>　　 后来，公立医院的全民事业蜕变为事业单位而企业化管理。为利所驱、为利堕落，公立医院大面积的医卫腐败之所以不可收拾，根子就在于地方政府放弃了普遍医卫服务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br/><br/>　　 看病贵，使医院成为营利单位，医卫垄断又使医卫系统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最大利益，就是既坐享公益名头之下的各种政策保护（譬如不缴税），又分食市场化之好处。<br/><br/>　　 垄断必造成看病难，迫于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大势”，也迫于缓释民怨，医卫行政机构开启了一条放松市场准入限制的“缝”。然而政策歧视壁垒重重，公立与民营医院之间的竞争极不公平，再加上公立医院普遍的“坏榜样”，众民营医院甭说想通过正当医卫服务赢利，就连维持门面都难。于是，民营医院也普遍学坏，随之而来的所谓加强监管又致使新的市场进入者必须支付更高的寻租成本。<br/><br/>　　 如此循环往复，所谓的医卫改革整个儿变味。最终演变成百姓看不起病和不敢看病。还须指明的是，所谓改革即便到了这一步，还不是引发民间积怨的全部原因。还有两大因素对民间积怨“火上浇油”：<br/><br/>　　 一条，一方面地方政府辩白：医卫投入不足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又拿着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建立“院中院”：高干病房以及“贵族病房”越来越星级化。<br/><br/>　　 再一条，在医保、企业、个人共同负担医卫服务费用的名义下，先不说农民群体，只说传统的医卫服务大锅饭享受者，除公务员群体之外，其他社会成员的医疗保障都因改革受到了削弱，惟独公务员群体的医疗保障待遇上升到法律保障层面。<br/><br/>　　 综上所言，民间对伪市场化医改的意见，既来自于自身的直接感受，又来自于反差的强烈剌激。<br/><br/>　　 尽管医改积弊丛生，包括教改和房改在内———它们还不至于构成舆论普遍质疑中国改革的全部因素。事实是，自改革启程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项目都存在着不到位、走偏路的现象，譬如国企改革。正因为几乎所有的改革都呈现着不同程度的不公平与不公正，才会使“郎顾之争”这颗“火星”，迅速引燃社会对改革的广泛质疑及对改革命运与前景的大讨论。<br/><br/>　　 需要指出的是，民间对改革的普遍质疑与少数人试图利用民意借机全盘否定改革有原则区别。前者，反映为百姓对改革命运和前景的忧思，后者则属权贵阶层乘势将水搅浑的一股逆流。因为，倘若改革因拨正方向而深化下去，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当受损害。<br/><br/>　　 对改革命运和前景的大讨论已持续一年有余，可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家舆情研究机构就人们支持或反对改革的态度倾向作出有说服力的统计分析。相反，国外的研究机构却不断公布着这类统计抽样调查。最新的如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和民意调查机构‘环球扫描’”在全球20个国家进行的民意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热爱自由市场经济的程度甚至超过美国人，名列全球之首。该项调查显示，中国至少有超过70％的人仍想通过公平的市场经济机制来实现他们的致富梦想，74％的人认同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好、最有前途的经济体制，随后的排名则分别为菲律宾（73％）、美国（71％）……<br/><br/>　　 对此民调结论，我知道有些人一定会持反对意见，因为马里兰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有人甚至会指斥人家“不怀好意”。<br/><br/>　　 没关系，要想得出“民众不痛恨市场化只痛恨伪市场化”的结论，通过回顾改革的历程同样可以得到求证。改革初期，因改革而受益的首先是广大农民，接着是城市的工人阶层。两个占人口绝对多数的社会群体因改革而率先受益，为改革的合理性提供了最初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