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视界下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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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视界下的中日关系 （中国）<a href="http://www.eobserver.com.cn/" target="_blank">经济观察报</a> 　(2006-02-18) 　　从歌舞伎到音乐剧 　　“日本的政治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40岁的日本民主党参议员铃木宽说。民主党甚至比铃木宽更加年轻，这个历史不到十年的政党将在9月11日开始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对自民党发起挑战。 　　8岁的时候，铃木宽和普通日本人一样，吃惊地在电视中看到了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拥抱握手的场面。12岁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铃木宽感觉好像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然而，由田中角荣和周恩来开创的两国关系，正处于自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糟糕的局面，两国高层之间的互访甚至中断长达四年之久。 　　铃木宽说，如果民主党上台执政，将致力于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党首冈田克也提出，一旦民主党上台，将会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对于一些中国的观察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期许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靖国神社问题如同是中日关系这条河流中的硬石，只有规避一途。 　　然而这一幻象有可能在几天之内被打破。来自《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表明，自民党的支持率达到了33%，增加了3个百分点，而民主党是16%，只增加了1个百分点。来自共同社和《读卖新闻》的消息更是认为，自民党将在众议院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本来是民主党势力范围的大城市，也开始成为自民党的票箱。 　　“日本的政治变化多端，人们把它叫作剧场政治。”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副校长白石隆说。 　　舆情的波动不完全是最后结果的指针，但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与舆论互相呼应，不断叠加，可以左右选情。“日本政治受舆论影响很大，而舆论则被电视所左右。”铃木宽说，在激烈的选战中，小泉依然可以巩固着自己在电视镜头前的个人优势。 　　而让铃木宽没有想到的是，小泉在选战中采取了出奇制胜的“刺客”战略。那些在邮政民营化法案中投了反对票的自民党议员被视为改革事业的“叛徒”，小泉另外选择了一批候选人代表自民党参加竞选。这些候选人竟然大部分是女性，她们的目标就是以一对一的选战方式，在选举中战胜那些上了年纪的男性“叛徒”。 　　深受电视政论节目欢迎的环境厅长官小池百合子，她的对手将是最著名的“叛徒”小林兴起。一位来自大藏省的官员，他的竞争对手则是一位前职业模特。小泉的“刺客”阵容中还包括一家国外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畅销的烹饪书籍作家。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猪口邦子也接受了小泉首相的邀请，谋求众议院议员的位置。“民主的核心哲学要素就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猪口邦子说。她拒绝使用“刺客”这样的词语，因为在民主政治的氛围下，“刺杀”是没有空间的。她强调，这一举动并不是个人行为。 　　“因为日本的民主需要新生。”猪口邦子说。 　　即使是最为资深的政治观察家也难以预计，在女选民眼中有着贝克汉姆式个人魅力的小泉究竟会给日本政治留下多少变化。但是与四年前相比，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似乎正在重新拾起对于政党政治和改革前途的兴趣。根据一项预测，选民的投票率可能超过70%。 　　四年之后，吸引选民的不再只是小泉的发型和谈吐，“狮心王”小泉能否有一往无前的改革决心将是民意的指针。 　　横亘在每一个改革者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完成特殊法人的废除和民营化改造。由日本政府设立，类似国有企业的“特殊法人”，涉及道路公团、住宅、金融等很宽泛的领域，他们大量获得政府财政补贴、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在它们的背后则是日本社会中政府、官僚与财团“三位一体”的三角关系。分析家史蒂芬·丘吉说，“日本式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老大哥。而结构本身充当老大哥，这使得体制变革极度困难。” 　　但是向特殊法人开刀，廓清政界与财团间的关系，并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竞争环境，已经成为日本政治家无法回避的话题。 　　铃木宽对于邮政民营化投了反对票，他认为道路公团更是日本改革的心腹之患，小泉专注于邮政改革，则是避重就轻，并且对于养老金和教育、治安等民生问题缺乏关注。 　　临近大选的时候，人们却发现，民主党与小泉的自民党之间的竞选纲领正在趋同，甚至更为激进。当自民党为是否削减10%的社会服务支出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民主党却计划削减20%，并且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削减10万亿日元的政府开支。 　　无论大选胜负如何，日本政坛将会变得更加新潮，新旧之间，仿佛歌舞伎与音乐剧的差别。如果民主党上台，将会一改自民党的独占地位。即使小泉的自民党获胜，那也将是一个抛弃了守旧的邮政派的新自民党。对于任何一个希望赢取民意的政治家来说，民生问题第一次成为选举的必修课。两党相争也使日本民众有了更多的选择。 　　如果小泉在经济改革上的建树还有争议，那么“鲁莽”的小泉正在给日本政坛带来“鲇鱼效应”。 　　“小泉是属于我们这一类的，我在小泉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说。在中曾根的心目中，从1950年代开始，这些有所建树的自民党首相包括了：提出修改宪法和打开与苏联外交大门的鸠山一郎，修改了日美安保条约的岸信介，完成“收入倍增”计划、大幅度提高日本民众生活水平的池田勇人，实现日韩邦交正常化的佐藤荣作，以及恢复中日邦交的田中角荣。 　　倾听与观察 　　在中国观察家的心目中，小泉与中曾根的相似之处主要在于，中曾根是第一个在执政期间于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小泉则在2001年复制了中曾根的行为。 　　“自信必须从欣赏、尊重我们的过去开始。”中曾根解释自己的行为时说。对于小泉，中曾根说：“他的顽固究竟是出于真诚的个人信仰，还是有策略地展示自己的道德观，现在还不太清楚。”惟一清楚的是，伴随着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两国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关注依然不可避免。 　　“过去，中方总是拿着稿子念，喊几句政治标语，说一下历史问题，然后讨论会结束。”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国分良成说。 　　两个国家之间的误读正在继续。一项由中日两国相关机构完成的调查表明，在中国，文化程度越高，越意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但对中日关系的前景越消极。历史问题被中国民众看作中日关系的首要问题。而在日本的调查中，说起中国人的职业，人们联想起的是政治家和共产党员，对于中国的历史人物，绝大多数人提到的是毛泽东。 　　“日中之间奇怪的现象是，双方的交流在1980年代后变得频繁，按道理应该更加了解对方，可是抵触声音反而在上升。”日本驻华使馆公使井出敬二说。 　　“两国之间都存在着对信息的过度消费，而没有作出有效的决策，如果是一个企业，这是最糟糕的做法。”原麦肯锡东京分公司负责人横山桢德说。 　　而让观察家们更为忧虑的是，除了成为死结的历史问题，危及中日关系的还有石油资源、领土争端、《日美安保条约》，更重要的是，东亚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大国能否并存的问题。 　　对于胶着的现实，中国观察家们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日本政界出现了“总保守化”趋势，吃美式黄油长大的“战后新生代”成为各界主流，新闻媒体和舆论总体上向右转。 　　中国的崛起也使得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日本感受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中国威胁论”，它无法预测一个经济急速上升、军事日益现代化、近在咫尺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们还会在私下抱怨，中国人似乎对于日本的援助并不领情，并且对于令人难堪的历史不依不饶。 　　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解释。双方的观察家们都认为，两国关系处于一种“战略贫困”的状态。“国家领导人的决断”、“各界人士的作用”、“友好关系渠道”，这些曾经奏效的因素正在失去效力。 　　现实的无力感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让这种思维的贫困和纷乱继续左右生活？我们是否错过了对于日本一些变化的耐心和认真的观察，很多时候，这些变化静水流深，却往往为我们的视野所过滤或者忽略。 　　“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并不像中国那样一眼就能够看穿的，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由上而下的，不是日本政府让做的，而是微观性变化的结果。”白石隆说。 　　但是，我们惯于把日本的政党政治看作由领导人定调的卡拉OK，因此在我们眼里，小泉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和忍耐力的莽夫；我们惯于嘲笑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对于这个仍然处在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上游的国家缺乏必要的敬意和学习精神；我们还乐于把日本比作亚洲的瑞士——富裕、舒适，在政治上却无足轻重；人们喜欢引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来说明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暧昧不明，却忘记了缺乏节制的夸张事物的某一方面会导致偏狭；我们为否认历史的不协调声音所恼，但是我们的疏忽之处在于，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一种声音再响亮，也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部。 　　中国的崛起注定要改变中日关系的格局，而历史的教训也让人们不能忘怀，但同样重要的是，文明的进程已经超越了以战争划分势力范围手段的阶段。过去强国用战争方能取得的资源及其他经济利益，现在通过市场交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后发展国家也有可能通过市场获取自身发展的必要手段。尽管有种种不完善和不公平之处，但全球市场经济下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总体上说是互利体系。这样的格局下，以邻为壑没有出路。 　　“GDP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以此为标准，中国经济一定会超过日本。”日本前通产省次官福川伸次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是田中角荣的秘书官，至今笃信田中角荣和周恩来之间求大同存小异的政治智慧。 　　福川伸次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力量变化是一个新课题，日本采取一些遏制政策，或者中国遏制日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日本国民不会这么想。因为GDP并不是衡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惟一标准，日本应该要成为一个能够让人民有充实的生活的国家，对世界起稳定作用的国家，对人类进步有所贡献的国家。 　　“我们应该采取新的生活方式。”福川伸次说。 　　而早在19世纪最后一年，梁启超就已经说过：乡人、国人、世界人是人们思想升华的三个阶段。观察国家大事，必须以世界人的眼光和现代文明已有的高度为基本出发点。 　　我们需要观察的这个国家，曾经创造了经济神话，但是也拥有了一个臃肿的机体；他们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却发现这些公司与银行高达20％的坏账联系紧密；麦克阿瑟为他们创制了一个民主政体，民主却没有成为全部的生活方式。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中国并不只是一个旁观者。放宽视界下的中日关系 （中国）<a href="http://www.eobserver.com.cn/" target="_blank">经济观察报</a> 　(2006-02-18) 　　从歌舞伎到音乐剧 　　“日本的政治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40岁的日本民主党参议员铃木宽说。民主党甚至比铃木宽更加年轻，这个历史不到十年的政党将在9月11日开始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对自民党发起挑战。 　　8岁的时候，铃木宽和普通日本人一样，吃惊地在电视中看到了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拥抱握手的场面。12岁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铃木宽感觉好像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然而，由田中角荣和周恩来开创的两国关系，正处于自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糟糕的局面，两国高层之间的互访甚至中断长达四年之久。 　　铃木宽说，如果民主党上台执政，将致力于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党首冈田克也提出，一旦民主党上台，将会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对于一些中国的观察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期许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靖国神社问题如同是中日关系这条河流中的硬石，只有规避一途。 　　然而这一幻象有可能在几天之内被打破。来自《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表明，自民党的支持率达到了33%，增加了3个百分点，而民主党是16%，只增加了1个百分点。来自共同社和《读卖新闻》的消息更是认为，自民党将在众议院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本来是民主党势力范围的大城市，也开始成为自民党的票箱。 　　“日本的政治变化多端，人们把它叫作剧场政治。”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副校长白石隆说。 　　舆情的波动不完全是最后结果的指针，但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与舆论互相呼应，不断叠加，可以左右选情。“日本政治受舆论影响很大，而舆论则被电视所左右。”铃木宽说，在激烈的选战中，小泉依然可以巩固着自己在电视镜头前的个人优势。 　　而让铃木宽没有想到的是，小泉在选战中采取了出奇制胜的“刺客”战略。那些在邮政民营化法案中投了反对票的自民党议员被视为改革事业的“叛徒”，小泉另外选择了一批候选人代表自民党参加竞选。这些候选人竟然大部分是女性，她们的目标就是以一对一的选战方式，在选举中战胜那些上了年纪的男性“叛徒”。 　　深受电视政论节目欢迎的环境厅长官小池百合子，她的对手将是最著名的“叛徒”小林兴起。一位来自大藏省的官员，他的竞争对手则是一位前职业模特。小泉的“刺客”阵容中还包括一家国外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畅销的烹饪书籍作家。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猪口邦子也接受了小泉首相的邀请，谋求众议院议员的位置。“民主的核心哲学要素就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猪口邦子说。她拒绝使用“刺客”这样的词语，因为在民主政治的氛围下，“刺杀”是没有空间的。她强调，这一举动并不是个人行为。 　　“因为日本的民主需要新生。”猪口邦子说。 　　即使是最为资深的政治观察家也难以预计，在女选民眼中有着贝克汉姆式个人魅力的小泉究竟会给日本政治留下多少变化。但是与四年前相比，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似乎正在重新拾起对于政党政治和改革前途的兴趣。根据一项预测，选民的投票率可能超过70%。 　　四年之后，吸引选民的不再只是小泉的发型和谈吐，“狮心王”小泉能否有一往无前的改革决心将是民意的指针。 　　横亘在每一个改革者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完成特殊法人的废除和民营化改造。由日本政府设立，类似国有企业的“特殊法人”，涉及道路公团、住宅、金融等很宽泛的领域，他们大量获得政府财政补贴、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在它们的背后则是日本社会中政府、官僚与财团“三位一体”的三角关系。分析家史蒂芬·丘吉说，“日本式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老大哥。而结构本身充当老大哥，这使得体制变革极度困难。” 　　但是向特殊法人开刀，廓清政界与财团间的关系，并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竞争环境，已经成为日本政治家无法回避的话题。 　　铃木宽对于邮政民营化投了反对票，他认为道路公团更是日本改革的心腹之患，小泉专注于邮政改革，则是避重就轻，并且对于养老金和教育、治安等民生问题缺乏关注。 　　临近大选的时候，人们却发现，民主党与小泉的自民党之间的竞选纲领正在趋同，甚至更为激进。当自民党为是否削减10%的社会服务支出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民主党却计划削减20%，并且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削减10万亿日元的政府开支。 　　无论大选胜负如何，日本政坛将会变得更加新潮，新旧之间，仿佛歌舞伎与音乐剧的差别。如果民主党上台，将会一改自民党的独占地位。即使小泉的自民党获胜，那也将是一个抛弃了守旧的邮政派的新自民党。对于任何一个希望赢取民意的政治家来说，民生问题第一次成为选举的必修课。两党相争也使日本民众有了更多的选择。 　　如果小泉在经济改革上的建树还有争议，那么“鲁莽”的小泉正在给日本政坛带来“鲇鱼效应”。 　　“小泉是属于我们这一类的，我在小泉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说。在中曾根的心目中，从1950年代开始，这些有所建树的自民党首相包括了：提出修改宪法和打开与苏联外交大门的鸠山一郎，修改了日美安保条约的岸信介，完成“收入倍增”计划、大幅度提高日本民众生活水平的池田勇人，实现日韩邦交正常化的佐藤荣作，以及恢复中日邦交的田中角荣。 　　倾听与观察 　　在中国观察家的心目中，小泉与中曾根的相似之处主要在于，中曾根是第一个在执政期间于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小泉则在2001年复制了中曾根的行为。 　　“自信必须从欣赏、尊重我们的过去开始。”中曾根解释自己的行为时说。对于小泉，中曾根说：“他的顽固究竟是出于真诚的个人信仰，还是有策略地展示自己的道德观，现在还不太清楚。”惟一清楚的是，伴随着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两国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关注依然不可避免。 　　“过去，中方总是拿着稿子念，喊几句政治标语，说一下历史问题，然后讨论会结束。”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国分良成说。 　　两个国家之间的误读正在继续。一项由中日两国相关机构完成的调查表明，在中国，文化程度越高，越意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但对中日关系的前景越消极。历史问题被中国民众看作中日关系的首要问题。而在日本的调查中，说起中国人的职业，人们联想起的是政治家和共产党员，对于中国的历史人物，绝大多数人提到的是毛泽东。 　　“日中之间奇怪的现象是，双方的交流在1980年代后变得频繁，按道理应该更加了解对方，可是抵触声音反而在上升。”日本驻华使馆公使井出敬二说。 　　“两国之间都存在着对信息的过度消费，而没有作出有效的决策，如果是一个企业，这是最糟糕的做法。”原麦肯锡东京分公司负责人横山桢德说。 　　而让观察家们更为忧虑的是，除了成为死结的历史问题，危及中日关系的还有石油资源、领土争端、《日美安保条约》，更重要的是，东亚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大国能否并存的问题。 　　对于胶着的现实，中国观察家们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日本政界出现了“总保守化”趋势，吃美式黄油长大的“战后新生代”成为各界主流，新闻媒体和舆论总体上向右转。 　　中国的崛起也使得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日本感受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中国威胁论”，它无法预测一个经济急速上升、军事日益现代化、近在咫尺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们还会在私下抱怨，中国人似乎对于日本的援助并不领情，并且对于令人难堪的历史不依不饶。 　　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解释。双方的观察家们都认为，两国关系处于一种“战略贫困”的状态。“国家领导人的决断”、“各界人士的作用”、“友好关系渠道”，这些曾经奏效的因素正在失去效力。 　　现实的无力感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让这种思维的贫困和纷乱继续左右生活？我们是否错过了对于日本一些变化的耐心和认真的观察，很多时候，这些变化静水流深，却往往为我们的视野所过滤或者忽略。 　　“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并不像中国那样一眼就能够看穿的，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由上而下的，不是日本政府让做的，而是微观性变化的结果。”白石隆说。 　　但是，我们惯于把日本的政党政治看作由领导人定调的卡拉OK，因此在我们眼里，小泉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和忍耐力的莽夫；我们惯于嘲笑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对于这个仍然处在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上游的国家缺乏必要的敬意和学习精神；我们还乐于把日本比作亚洲的瑞士——富裕、舒适，在政治上却无足轻重；人们喜欢引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来说明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暧昧不明，却忘记了缺乏节制的夸张事物的某一方面会导致偏狭；我们为否认历史的不协调声音所恼，但是我们的疏忽之处在于，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一种声音再响亮，也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部。 　　中国的崛起注定要改变中日关系的格局，而历史的教训也让人们不能忘怀，但同样重要的是，文明的进程已经超越了以战争划分势力范围手段的阶段。过去强国用战争方能取得的资源及其他经济利益，现在通过市场交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后发展国家也有可能通过市场获取自身发展的必要手段。尽管有种种不完善和不公平之处，但全球市场经济下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总体上说是互利体系。这样的格局下，以邻为壑没有出路。 　　“GDP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以此为标准，中国经济一定会超过日本。”日本前通产省次官福川伸次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是田中角荣的秘书官，至今笃信田中角荣和周恩来之间求大同存小异的政治智慧。 　　福川伸次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力量变化是一个新课题，日本采取一些遏制政策，或者中国遏制日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日本国民不会这么想。因为GDP并不是衡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惟一标准，日本应该要成为一个能够让人民有充实的生活的国家，对世界起稳定作用的国家，对人类进步有所贡献的国家。 　　“我们应该采取新的生活方式。”福川伸次说。 　　而早在19世纪最后一年，梁启超就已经说过：乡人、国人、世界人是人们思想升华的三个阶段。观察国家大事，必须以世界人的眼光和现代文明已有的高度为基本出发点。 　　我们需要观察的这个国家，曾经创造了经济神话，但是也拥有了一个臃肿的机体；他们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却发现这些公司与银行高达20％的坏账联系紧密；麦克阿瑟为他们创制了一个民主政体，民主却没有成为全部的生活方式。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中国并不只是一个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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