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警惕社会问题的并发症

高度警惕社会问题的并发症  
2006年01月24日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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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问题处在一种并发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量大，种类全。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可以这样说，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现阶段几乎都存在；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存在或很少出现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也往往能找到不少。这些社会问题包括：贫困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平均主义问题，劳动保护问题，劳资纠纷与冲突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行业不正之风问题，农民工问题，生态破坏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失业问题，住房难问题，看病难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城市强行拆迁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儿童失学问题，立法滞后与执法不严问题，道德滑坡问题，女性地位问题，代际矛盾问题，老年人问题，治安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诚信问题，同性恋问题，“六害现象”亦即卖淫嫖娼、淫秽物品、赌博、拐卖妇女儿童、贩毒吸毒、封建迷信，等等。这些问题几乎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纵向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问题就其时代属性而言，不仅仅有属于传统社会的问题、转型社会的问题，还有属于较发达社会者甚至是“后现代社会”的问题。
第二，连带性较强。中国现阶段社会问题的连带性很强、波及面十分广泛。这些社会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从而使得社会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问题，进而引发出种种社会风险。比如，重庆市万州区一名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搬运工，本来是一件问题不大的治安事件却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第三，特别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虽说中国现阶段社会问题种类全、数量大，但这些社会问题对于社会整体的影响度及影响面是不一样的。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社会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比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会出现一种并发症的状态？从特定时代背景的角度看，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利益结构在不可避免地进行大幅度调整。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现在的改革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增益型的改革转变为利益调整型的改革。中国改革的初期是增益型的改革。就一般情况来说，凡是卷入改革的人几乎都是赢家而没有输家，而且，卷入改革的人在利益方面的增进并不意味其他人或群体在利益方面同时要损失些什么。如今中国的改革则是利益调整型的改革，这就意味着大范围的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在利益调整型的改革过程中，这一群体的利益增进，常常会意味着另一群体的利益损失，以往的那种卷入改革过程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比如，资方的利润高一些，就往往意味着工人的收入要低一些。另外，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亦即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复杂化的状态，人们表达自己利益意识的方式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情形。总而言之，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在客观上容易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第二，社会经济领域往往缺乏正常的秩序和健全的规则体系。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这样的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原来的许多规则不管用了，而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目前处在规则的真空时期。中国社会目前的信用体系之所以比较薄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于此。这样，对于一些社会成员来说，往往是无章可循，因而容易产生形形色色的违规行为。
第三，社会焦虑。如果只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很不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社会的控制是十分有效的，再加上当时民众的信仰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样，就总体而言，整个社会的秩序十分稳固，规则虽然简单但是十分明确。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比较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这种洗牌过程在短时期内就要完成。所以，社会成员经济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大起大落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这样，大量的社会成员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会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一步使整个社会迷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往往会形成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另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放大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感受，加剧对问题的不满。
总之，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各种能量大量地释放出来，而不健全的社会规则体系难以有效地整合来自各种渠道的、性质不尽相同的能量，同时，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又使得各种负面的力量呈现出某种放大、膨胀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种种社会问题就会迅速形成和积累，社会问题并发症的状态便得以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问题的并发症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呈加速度演化的趋势。所以，对于这一问题，整个社会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
至于解决社会问题并发症的对策，涉及到方方面面。这里只强调一点，就是要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将之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中国现阶段大量的社会问题非常明显地集中在与民众基本生计有直接关联的部位。任何使民众基本生活水准有所下降的举动均会招致广泛的抵触。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应当“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要想从总体上解决社会问题并发症问题，就必须由此入手。必须保证社会成员对于日常生活消费品的满足。如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能够得到保证并能够得到持续提高的话，那么，中国就能够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吴忠民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5年12月27日高度警惕社会问题的并发症  
2006年01月24日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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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问题处在一种并发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量大，种类全。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可以这样说，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现阶段几乎都存在；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存在或很少出现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也往往能找到不少。这些社会问题包括：贫困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平均主义问题，劳动保护问题，劳资纠纷与冲突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行业不正之风问题，农民工问题，生态破坏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失业问题，住房难问题，看病难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城市强行拆迁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儿童失学问题，立法滞后与执法不严问题，道德滑坡问题，女性地位问题，代际矛盾问题，老年人问题，治安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诚信问题，同性恋问题，“六害现象”亦即卖淫嫖娼、淫秽物品、赌博、拐卖妇女儿童、贩毒吸毒、封建迷信，等等。这些问题几乎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纵向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问题就其时代属性而言，不仅仅有属于传统社会的问题、转型社会的问题，还有属于较发达社会者甚至是“后现代社会”的问题。
第二，连带性较强。中国现阶段社会问题的连带性很强、波及面十分广泛。这些社会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从而使得社会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问题，进而引发出种种社会风险。比如，重庆市万州区一名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搬运工，本来是一件问题不大的治安事件却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第三，特别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虽说中国现阶段社会问题种类全、数量大，但这些社会问题对于社会整体的影响度及影响面是不一样的。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社会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比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会出现一种并发症的状态？从特定时代背景的角度看，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利益结构在不可避免地进行大幅度调整。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现在的改革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增益型的改革转变为利益调整型的改革。中国改革的初期是增益型的改革。就一般情况来说，凡是卷入改革的人几乎都是赢家而没有输家，而且，卷入改革的人在利益方面的增进并不意味其他人或群体在利益方面同时要损失些什么。如今中国的改革则是利益调整型的改革，这就意味着大范围的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在利益调整型的改革过程中，这一群体的利益增进，常常会意味着另一群体的利益损失，以往的那种卷入改革过程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比如，资方的利润高一些，就往往意味着工人的收入要低一些。另外，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亦即民众民主意识的增强，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复杂化的状态，人们表达自己利益意识的方式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情形。总而言之，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在客观上容易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第二，社会经济领域往往缺乏正常的秩序和健全的规则体系。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这样的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原来的许多规则不管用了，而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目前处在规则的真空时期。中国社会目前的信用体系之所以比较薄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于此。这样，对于一些社会成员来说，往往是无章可循，因而容易产生形形色色的违规行为。
第三，社会焦虑。如果只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很不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社会的控制是十分有效的，再加上当时民众的信仰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样，就总体而言，整个社会的秩序十分稳固，规则虽然简单但是十分明确。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比较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这种洗牌过程在短时期内就要完成。所以，社会成员经济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大起大落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这样，大量的社会成员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会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一步使整个社会迷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往往会形成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另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放大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感受，加剧对问题的不满。
总之，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各种能量大量地释放出来，而不健全的社会规则体系难以有效地整合来自各种渠道的、性质不尽相同的能量，同时，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又使得各种负面的力量呈现出某种放大、膨胀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种种社会问题就会迅速形成和积累，社会问题并发症的状态便得以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问题的并发症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呈加速度演化的趋势。所以，对于这一问题，整个社会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
至于解决社会问题并发症的对策，涉及到方方面面。这里只强调一点，就是要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将之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中国现阶段大量的社会问题非常明显地集中在与民众基本生计有直接关联的部位。任何使民众基本生活水准有所下降的举动均会招致广泛的抵触。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应当“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要想从总体上解决社会问题并发症问题，就必须由此入手。必须保证社会成员对于日常生活消费品的满足。如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能够得到保证并能够得到持续提高的话，那么，中国就能够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吴忠民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5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