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推荐]郑必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十点看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14:20:39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 郑必坚
2005年12月16日 星期五
一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发表的演讲中指出，要了解中国的发展方向，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中国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他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国选择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他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里，我想围绕胡锦涛主席提出的论点以及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中欧关系，谈十点具体的看法：
第一点：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正如胡锦涛主席强调的，中国选择和坚持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的道路。毫无疑问，在这个长过程中，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今天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不仅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而且是因为今天的中国要完成从贫穷落后的中国向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飞跃，即从不发达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飞跃的历史阶段。所以，我们说中国和平崛起是特指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达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全方位崛起。这一内涵实际上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内容：第一，这意味着一条国家发展道路，即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这又意味着一个国家发展目标，即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摆脱不发达状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的道路加上这样的目标，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
第二点，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相统一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讲和平崛起，既不是一种宣传，也不只是一种外交政策，而是整个中国的战略趋向。正如胡锦涛主席最近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阐述过的一句话：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指中国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 郑必坚
2005年12月16日 星期五
一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发表的演讲中指出，要了解中国的发展方向，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中国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他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国选择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他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里，我想围绕胡锦涛主席提出的论点以及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中欧关系，谈十点具体的看法：
第一点：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正如胡锦涛主席强调的，中国选择和坚持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的道路。毫无疑问，在这个长过程中，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今天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不仅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而且是因为今天的中国要完成从贫穷落后的中国向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飞跃，即从不发达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飞跃的历史阶段。所以，我们说中国和平崛起是特指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达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全方位崛起。这一内涵实际上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内容：第一，这意味着一条国家发展道路，即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这又意味着一个国家发展目标，即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摆脱不发达状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的道路加上这样的目标，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
第二点，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相统一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讲和平崛起，既不是一种宣传，也不只是一种外交政策，而是整个中国的战略趋向。正如胡锦涛主席最近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阐述过的一句话：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指中国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2005年12月16日 星期五
一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发表的演讲中指出，要了解中国的发展方向，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中国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他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国选择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他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里，我想围绕胡锦涛主席提出的论点以及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中欧关系，谈十点具体的看法：
第一点：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正如胡锦涛主席强调的，中国选择和坚持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的道路。毫无疑问，在这个长过程中，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今天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不仅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而且是因为今天的中国要完成从贫穷落后的中国向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飞跃，即从不发达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飞跃的历史阶段。所以，我们说中国和平崛起是特指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达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全方位崛起。这一内涵实际上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内容：第一，这意味着一条国家发展道路，即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这又意味着一个国家发展目标，即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摆脱不发达状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的道路加上这样的目标，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
第二点，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相统一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讲和平崛起，既不是一种宣传，也不只是一种外交政策，而是整个中国的战略趋向。正如胡锦涛主席最近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阐述过的一句话：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指中国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 郑必坚
2005年12月16日 星期五
一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发表的演讲中指出，要了解中国的发展方向，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中国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他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国选择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他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里，我想围绕胡锦涛主席提出的论点以及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中欧关系，谈十点具体的看法：
第一点：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正如胡锦涛主席强调的，中国选择和坚持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的道路。毫无疑问，在这个长过程中，要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今天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不仅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而且是因为今天的中国要完成从贫穷落后的中国向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飞跃，即从不发达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飞跃的历史阶段。所以，我们说中国和平崛起是特指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达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全方位崛起。这一内涵实际上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内容：第一，这意味着一条国家发展道路，即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这又意味着一个国家发展目标，即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中国摆脱不发达状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的道路加上这样的目标，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
第二点，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相统一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讲和平崛起，既不是一种宣传，也不只是一种外交政策，而是整个中国的战略趋向。正如胡锦涛主席最近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阐述过的一句话：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指中国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P>第三点，中国和平崛起的着眼点，是要解决13亿至15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要让占世界1/4 的人口过上一种比较体面且有尊严的生活。这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共产党打着“世界革命”的旗号，通过军事扩张谋求世界霸权是根本不同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能够在21世纪中叶完成这个基于中国特殊国情、而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其他国家都不曾碰到过的“巨型工程”，已经够我们很忙很忙的了，也已经很不容易、很了不起了。</P>
<P>第四点，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生逢其时，恰好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而根本没有必要再去重蹈当年德、日等国以对外扩张和海外殖民的方式去掠夺别国资源这样一种历史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在这一轮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参与进去，已经同国际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格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希望用改革的办法进一步完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打算挑战和颠覆现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原因之所在。</P>
<P>第五点，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邓小平先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界定为：对内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中共领导集体，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方面，全面继承并且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先生所开创的这一伟大事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内政外交中坚定地奉行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两岸谋求和解这样一种核心理念，主张建设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这样一种崭新的理念，已经、正在并且还将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P>
<P>第六点，“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最深刻的内涵，就是同当代人类文明相交汇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有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讲信修睦、善待邻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近代以来，中国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深知强权之可恶、和平之可贵。也正因为这样，所以邓小平先生一再告诫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国过去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发展起来了也决不能称霸。现在，永不称霸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而是要用其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族文化，去点燃人类文明之光！” </P>
<P>换句话说，当代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这四个方面的文明建设统一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把继承传统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立足中国同面向世界结合起来，把积极建设和谐中国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结合起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弘扬中华文明新的光彩，塑造中华民族新的形象，共同推动一个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和谐而又具有充分活力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如果能理解这一点，相信人们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没有什么可担心、可忧虑、可害怕的了。</P>
<P>第七点，中国选择和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应对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战略选择。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各种挑战，特别是资源包括能源的挑战、生态环境的挑战、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这 “三大挑战”。我们的应对方法是实现“三个超越”，即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推进新型工业化；超越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这就是要在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的条件下努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复兴。这是因为，这三大战略所追求的，乃是中国特色的 “节约型社会”、“学习型社会”、“城乡协调型社会”、“开放型社会”的有机统一，是和谐而又活跃的“和谐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变革，必然是在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新的自我改造，中国社会的新的自我改造，13亿乃至15亿中国国民素质的新的自我改造。</P>
<P>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而绝不是别的什么梦。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就做不起人均年消费石油25桶的“美国梦”，中国在人均年消费石油不到1.5桶的情况下，还在强调 “十一五”期间即到2010年要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20%。又比如，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那种世界近代历史以来曾经以6000多万人口向海外移民、到处建立殖民地来实现自身发展的“欧洲梦”，我们只是脚踏实地地在自己的国土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身庞大的农村人口转移问题。又比如，在增强综合国力上，我们也决不做“苏联梦”，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一股劲地搞军备竞赛、对外“输出革命”，而我们只输出电脑，不输出革命。</P>
<P>第八点，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为进一步推进中欧关系包括中英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欧洲包括英国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课题之一。中欧关系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美好的前景。中国的市场对欧洲是开放的。去年，扩大后的欧盟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也由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上升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双方去年贸易额为1730亿美元。预料今年将达到 2000亿美元。我们希望在推动经济、贸易和金融、科技、教育以及环境保护合作的同时，中欧、中英双方还应加强在当前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对话与磋商，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伊拉克、伊朗、朝核问题等地区热点。中欧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立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一个负责人的大国，为中欧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我们与许多欧洲一样支持多边主义，主张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重视文明的多样性和宽容性。</P>
<P>第九点，如何看待中欧之间的贸易磨擦。随着中欧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出现一些磨擦是难免的，关键是要从双边关系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今年夏天双方就纺织品问题达成了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协议，这一协议体现了中欧相互妥协和相互体谅的精神。我认为，只要双方都能坚持这种精神，中欧未来也会较好的处理类似争执。</P>
<P>第十点，中国为解决和平崛起中的一系列难题，需要向欧洲学习，向英国学习。我们所理解的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家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向欧洲学习，并学到了许多经验。这种学习当然没有完结。随着中国拓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我们愈益感到欧洲经验的重要性。</P>
<P>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因此，欧洲深知和平的珍贵。特别是冷战格局结束后，欧洲在一体化方面有序地推进，出现了和平统一、和平崛起的新局面。这种统一和平崛起，并非没有困难和问题，但是欧洲从建立煤钢共同体开始，创立了欧盟，并进而一步一步地扩大欧盟。欧洲逐渐成为世界上令人注目的一极政治力量。特别是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中，建立统一大市场，实现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的四大自由流通，以及统一货币的发行，为欧盟成员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上的好处。正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保证了欧洲联合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经验，对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推进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P>
<P>我们也注意到，欧洲自战后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转变和社会转型。特别是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种变动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导致社会分化加剧、矛盾增加，包括最近巴黎发生的骚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我们相信，具有丰富经验的欧洲人民能够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经验。</P>
<P>总之，我认为，战后欧洲振兴和崛起的经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十分重要、十分有益，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学习。当今世界，中国与欧洲，即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都处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我们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必将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在这种战略态势下，我们更需要欧洲的经验，我们更需要欧洲的朋友，相信今天这样的讲演和交流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这样的机制是有强大生命力的。</P>
<P>第四点，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生逢其时，恰好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而根本没有必要再去重蹈当年德、日等国以对外扩张和海外殖民的方式去掠夺别国资源这样一种历史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在这一轮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参与进去，已经同国际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经济格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希望用改革的办法进一步完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打算挑战和颠覆现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原因之所在。</P>
<P>第五点，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邓小平先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界定为：对内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中共领导集体，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方面，全面继承并且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先生所开创的这一伟大事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内政外交中坚定地奉行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两岸谋求和解这样一种核心理念，主张建设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这样一种崭新的理念，已经、正在并且还将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P>
<P>第六点，“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最深刻的内涵，就是同当代人类文明相交汇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有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讲信修睦、善待邻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近代以来，中国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深知强权之可恶、和平之可贵。也正因为这样，所以邓小平先生一再告诫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国过去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发展起来了也决不能称霸。现在，永不称霸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而是要用其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族文化，去点燃人类文明之光！” </P>
<P>换句话说，当代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这四个方面的文明建设统一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把继承传统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立足中国同面向世界结合起来，把积极建设和谐中国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结合起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弘扬中华文明新的光彩，塑造中华民族新的形象，共同推动一个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和谐而又具有充分活力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如果能理解这一点，相信人们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没有什么可担心、可忧虑、可害怕的了。</P>
<P>第七点，中国选择和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应对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战略选择。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各种挑战，特别是资源包括能源的挑战、生态环境的挑战、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这 “三大挑战”。我们的应对方法是实现“三个超越”，即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推进新型工业化；超越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这就是要在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的条件下努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复兴。这是因为，这三大战略所追求的，乃是中国特色的 “节约型社会”、“学习型社会”、“城乡协调型社会”、“开放型社会”的有机统一，是和谐而又活跃的“和谐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变革，必然是在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新的自我改造，中国社会的新的自我改造，13亿乃至15亿中国国民素质的新的自我改造。</P>
<P>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而绝不是别的什么梦。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就做不起人均年消费石油25桶的“美国梦”，中国在人均年消费石油不到1.5桶的情况下，还在强调 “十一五”期间即到2010年要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20%。又比如，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那种世界近代历史以来曾经以6000多万人口向海外移民、到处建立殖民地来实现自身发展的“欧洲梦”，我们只是脚踏实地地在自己的国土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身庞大的农村人口转移问题。又比如，在增强综合国力上，我们也决不做“苏联梦”，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一股劲地搞军备竞赛、对外“输出革命”，而我们只输出电脑，不输出革命。</P>
<P>第八点，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为进一步推进中欧关系包括中英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欧洲包括英国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课题之一。中欧关系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美好的前景。中国的市场对欧洲是开放的。去年，扩大后的欧盟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也由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上升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双方去年贸易额为1730亿美元。预料今年将达到 2000亿美元。我们希望在推动经济、贸易和金融、科技、教育以及环境保护合作的同时，中欧、中英双方还应加强在当前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对话与磋商，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伊拉克、伊朗、朝核问题等地区热点。中欧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立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一个负责人的大国，为中欧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我们与许多欧洲一样支持多边主义，主张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重视文明的多样性和宽容性。</P>
<P>第九点，如何看待中欧之间的贸易磨擦。随着中欧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出现一些磨擦是难免的，关键是要从双边关系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今年夏天双方就纺织品问题达成了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协议，这一协议体现了中欧相互妥协和相互体谅的精神。我认为，只要双方都能坚持这种精神，中欧未来也会较好的处理类似争执。</P>
<P>第十点，中国为解决和平崛起中的一系列难题，需要向欧洲学习，向英国学习。我们所理解的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家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向欧洲学习，并学到了许多经验。这种学习当然没有完结。随着中国拓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我们愈益感到欧洲经验的重要性。</P>
<P>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因此，欧洲深知和平的珍贵。特别是冷战格局结束后，欧洲在一体化方面有序地推进，出现了和平统一、和平崛起的新局面。这种统一和平崛起，并非没有困难和问题，但是欧洲从建立煤钢共同体开始，创立了欧盟，并进而一步一步地扩大欧盟。欧洲逐渐成为世界上令人注目的一极政治力量。特别是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中，建立统一大市场，实现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的四大自由流通，以及统一货币的发行，为欧盟成员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上的好处。正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保证了欧洲联合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经验，对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推进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P>
<P>我们也注意到，欧洲自战后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转变和社会转型。特别是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种变动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导致社会分化加剧、矛盾增加，包括最近巴黎发生的骚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我们相信，具有丰富经验的欧洲人民能够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经验。</P>
<P>总之，我认为，战后欧洲振兴和崛起的经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十分重要、十分有益，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学习。当今世界，中国与欧洲，即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都处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我们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必将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在这种战略态势下，我们更需要欧洲的经验，我们更需要欧洲的朋友，相信今天这样的讲演和交流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这样的机制是有强大生命力的。</P>
<P>郑必坚专访"未遂"记</P>
<P>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390 border=0>
<TR>
<TD>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TD></TR>
<TR>
<TD>2005年12月19日 星期一</TD></TR></TABLE></P>
<P>自</P><FONT>
<P>从听说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即将在伦敦作“中国和平崛起论”演说，我就多方联系，试图单独采访一下这位曾身居要职的中共资深理论家。</P>
<P>首先，我与郑必坚此行的英方组织者──英国外交政策中心联系。我打电话找到了负责郑必坚在英活动安排的萨姆·文森特，告诉他我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我们网站主要面向中国大陆的读者云云。文森特很热情地答应“尽力”帮我安排一次专访，并把采访时间初步拟定在郑必坚演说之后不久。</P>
<P>不料，一天后，文森特通过电子邮件“遗憾地”通知我：原先拟定的采访时段“已经另有安排”。但他应允帮我另外安排一个时段。不久他又来了一封电邮，问我：“你能否同时与贵报的英文记者一起采访郑先生？这样，你们的英文报纸和中文网就可以同时刊登这篇专访。”</P>
<P>我在回邮中说：“考虑到离演说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英文记者已经来不及了。”</P>
<P>此后，专访之事便没了下落。</P>
<P><STRONG>“无意颠覆国际秩序”</STRONG></P>
<P>很快，到了郑必坚演说的日子──12月15日。我决定直接找中方代表团的成员联系专访。</P>
<P>演说地点在伦敦市中心的外国记者协会大楼。我提前半小时来到了会场。在会场外的人群中，一个中国人主动与我打招呼，互相交换名片之后，我才知道，此人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秘书长王学军。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单独采访郑必坚的要求，王学军爽快地答应帮我“联系联系”。</P>
<P>郑必坚的演说不长，共有十点看法，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从经济角度论证中国无须“暴力崛起”的第四点：</P>
<P>“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而根本没有必要再去重蹈当年德、日等国以对外扩张和海外殖民的方式去掠夺别国资源这样一种历史的覆辙。……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希望用改革的办法进一步完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打算挑战和颠覆现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本报中文网上周五已全文刊登了郑必坚的演说稿，请参见<a href="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_unreg.jsp?id=001002142" target="_blank" >《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十点看法》</A>）</P>
<P>演说结束后，是台下听众提问。提问者中除一人是中国《经济日报》驻英国记者之外，其余均为英国人，问题也大多聚焦在经济问题上。</P>
<P>第一个提问者的问题也许代表了不少欧洲人的担忧，大意是：即使不谈中国的军费问题，仅谈经贸问题，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影响也是喜忧参半：中国近些年来激增的廉价出口品，一方面降低了西方的通货膨胀率，但另一方面也冲击了西方的制造业，并带来了失业。</P>
<P>答问时，郑必坚引用了一串统计数字，说明中国不仅是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2001-2003年，中国每年进口总额为3000亿美元，预计今后五年中国的年进口额将增至6000亿美元，而到了2010-2020年，随着中国GDP翻两番，中国年进口额将进一步增至12000亿美元。他还透露，中国今后的外贸政策将是：逐步实现进出口的平衡，而非一味追求贸易顺差；逐步实现外汇收支平衡，而非一味追求扩大外汇储备。</P>
<P>针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记者有关中国如何处理中美之间能源竞争的提问，郑必坚似乎也是有备而来，又提供了一串数字：中国当然是能源消耗大国，但中国也是能源生产大国，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94%的能源消耗是靠自己生产，只有6%依靠进口，今后的能源战略也是立足国内，自产能源不低于能耗的90%，此外，中国还要开发新的能源，尽量减少对石油的依赖。</P>
<P><STRONG>郑必坚“周游列国”</STRONG></P>
<P>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研究：古往今来的大国，包括历史上的中国，在其崛起之初，是否曾经反复向外界强调：自己的崛起不仅现在是和平的，将来也是和平的？</P>
<P>但这正是中国特使郑必坚一直在全球做的事情。</P>
<P>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分析“中国和平崛起论”时说：今天的中国“花了许多时间担心别的国家对它的看法。”</P>
<P>而在郑必坚及其代表团其他成员看来，中国的这种“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P>
<P>郑必坚演说结束后，立即被一批英国记者围了起来。看到没有机会单独与郑必坚交谈，我便与代表团的另一位高级成员、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聊了起来。</P>
<P>李君如向我介绍说，他们这次访问了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到处宣讲“中国和平崛起论”，英国是他们此行的最后一站。他说，他们此前还访问过其它地区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威胁论”的发源地──美国，他们走访了美国上上下下许多政府部门、公司、智库、大学，“访问很成功”。</P>
<P>“你说的‘很成功’是什么含义？”我追问。</P>
<P>“你是否知道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不久前讲的一句话？” 李君如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了我一句。</P>
<P>佐立克今年九月下旬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演讲时曾说：“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P>
<P>“你指的是佐立克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一说？”我试探着问。</P>
<P>李君如点点头：“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克林顿时期的‘战略伙伴’、到布什上台之初的‘战略对手’、再到如今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的变化。我认为，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与中国政府对‘和平崛起’的反复强调，以及与我们的赴美对话、交流之旅，不能说毫无关系。”</P>
<P><STRONG>“和平崛起论”也有“浮沉”？</STRONG></P>
<P>应该说，中国对外宣称“和平崛起”是有诚意的，而且如同郑必坚在演说中所言，该理论“既不是一种宣传，也不只是一种外交政策，而是整个中国的战略趋向。”</P>
<P>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纪梭（Kishore Mahbubani）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应该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P>
<P>纪梭在今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外宣称“和平崛起”，“一方面反映了北京对自身国力现状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已经接受了美国自二战以来一直宣扬的发展观──国家的繁荣不必通过军事征服获得，经贸融合才是通往经济增长的稳妥之路，北京还注意到：转而信奉这一哲学的日本和德国也因此获益，迅速从二战的废墟中重新崛起。”</P>
<P>据称，最早公开提出“中国和平崛起论”的人，就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参与中共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党内理论家郑必坚。</P>
<P>2003年11月3日，已退出政坛、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的郑必坚，在中国海南省举行的博鳌论坛上，首次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新概念。</P>
<P>后来，包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内的中共要员也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频频使用“和平崛起”这个词。海外政界、商界和舆论界也因此急于了解这个词出台的幕后背景。</P>
<P>据中国官方媒体介绍，中共高层内部使用“和平崛起”这个词远远早于2003年11月3日，但始作俑者也是郑必坚。中国官方报纸的一篇文章说，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郑必坚，很早就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名义上书中共中央，提出若干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和平崛起”。“和平崛起”课题组随后在胡锦涛“建议就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展开研究”的批示下正式成立，核心研究人员为8人，研究内容则涵盖了内政、外交、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大约一年以后，“和平崛起”理论基本成型。</P>
<P>但不知什么缘故，“和平崛起”一词问世不到半年就从中国外交辞令的热门词汇中逐渐淡去，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也不再使用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发展”一词。西方媒体也注意到，在今年四月的海南博鳌论坛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11次使用了“和平”这个词，但却没有一次提及“崛起”一词。</P>
<P>而这一微妙变化的幕后背景，再次成为海外舆论纷纷猜测的对象，西方有些媒体的报道还认为，“和平崛起”一词的“无疾而终”，是因为郑必坚及其代表的党内温和派在权力斗争中“失宠”。</P>
<P>工作午餐期间，我终于找了一个机会，与郑必坚聊了几句，问了我最想知道的问题──</P>
<P>“为什么如今中国不再使用‘和平崛起’这个词了？”</P>
<P>郑必坚略微思考了一下，然后说：“中国并没有放弃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是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外界所说的权力斗争或政策变化，只不过‘和平发展’一词较为温和，不易引起国际上的猜疑罢了。”</P>
<P>确实，既然郑必坚如今仍在周游列国，公开宣讲他的“和平崛起论”，那么，“失宠论”大概也就不攻自破了吧。</P>
<P>但我仍然还有一个疑问：“中国国内对您的理论还有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强调‘和平’束缚了中国在一旦发生国际冲突时的应对手段。”</P>
<P>这一回，郑必坚没有停顿：“我们说的‘和平崛起’，指的是中国不会先发制人，以武力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或者用暴力方式挑战和颠覆现存国际秩序，并不意味着在面临国土分裂或遭到侵略时放弃使用武力。”</P>
<P><STRONG>主要听众是国际社会</STRONG></P>
<P>离开外国记者协会大楼，我恰好与BBC国际部的两位英文电台记者同行。他们得意地告诉我：郑必坚演说一结束，他们就对郑必坚进行了独家录音采访。</P>
<P>噢，原来是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的文森特把早先应允我的“时段”挪给了BBC。</P>
<P>不过，我也不埋怨文森特：他必须尊重客人的意愿。联想起文森特曾特意叮嘱我通知本报英文记者一起采访，我若有所悟：既然“中国和平崛起论”主要是说给国际听众听的，所以优先照顾英文媒体也合情合理。</P>
<P>我也不指望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秘书长王学军的安排了，因为我已经自己主动“安排”了与郑必坚的短暂对话，问到了我最想问的问题。</P></FONT>
<P>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390 border=0>
<TR>
<TD>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TD></TR>
<TR>
<TD>2005年12月19日 星期一</TD></TR></TABLE></P>
<P>自</P><FONT>
<P>从听说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即将在伦敦作“中国和平崛起论”演说，我就多方联系，试图单独采访一下这位曾身居要职的中共资深理论家。</P>
<P>首先，我与郑必坚此行的英方组织者──英国外交政策中心联系。我打电话找到了负责郑必坚在英活动安排的萨姆·文森特，告诉他我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我们网站主要面向中国大陆的读者云云。文森特很热情地答应“尽力”帮我安排一次专访，并把采访时间初步拟定在郑必坚演说之后不久。</P>
<P>不料，一天后，文森特通过电子邮件“遗憾地”通知我：原先拟定的采访时段“已经另有安排”。但他应允帮我另外安排一个时段。不久他又来了一封电邮，问我：“你能否同时与贵报的英文记者一起采访郑先生？这样，你们的英文报纸和中文网就可以同时刊登这篇专访。”</P>
<P>我在回邮中说：“考虑到离演说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英文记者已经来不及了。”</P>
<P>此后，专访之事便没了下落。</P>
<P><STRONG>“无意颠覆国际秩序”</STRONG></P>
<P>很快，到了郑必坚演说的日子──12月15日。我决定直接找中方代表团的成员联系专访。</P>
<P>演说地点在伦敦市中心的外国记者协会大楼。我提前半小时来到了会场。在会场外的人群中，一个中国人主动与我打招呼，互相交换名片之后，我才知道，此人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秘书长王学军。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单独采访郑必坚的要求，王学军爽快地答应帮我“联系联系”。</P>
<P>郑必坚的演说不长，共有十点看法，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从经济角度论证中国无须“暴力崛起”的第四点：</P>
<P>“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而根本没有必要再去重蹈当年德、日等国以对外扩张和海外殖民的方式去掠夺别国资源这样一种历史的覆辙。……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希望用改革的办法进一步完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打算挑战和颠覆现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本报中文网上周五已全文刊登了郑必坚的演说稿，请参见<a href="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_unreg.jsp?id=001002142" target="_blank" >《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十点看法》</A>）</P>
<P>演说结束后，是台下听众提问。提问者中除一人是中国《经济日报》驻英国记者之外，其余均为英国人，问题也大多聚焦在经济问题上。</P>
<P>第一个提问者的问题也许代表了不少欧洲人的担忧，大意是：即使不谈中国的军费问题，仅谈经贸问题，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影响也是喜忧参半：中国近些年来激增的廉价出口品，一方面降低了西方的通货膨胀率，但另一方面也冲击了西方的制造业，并带来了失业。</P>
<P>答问时，郑必坚引用了一串统计数字，说明中国不仅是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2001-2003年，中国每年进口总额为3000亿美元，预计今后五年中国的年进口额将增至6000亿美元，而到了2010-2020年，随着中国GDP翻两番，中国年进口额将进一步增至12000亿美元。他还透露，中国今后的外贸政策将是：逐步实现进出口的平衡，而非一味追求贸易顺差；逐步实现外汇收支平衡，而非一味追求扩大外汇储备。</P>
<P>针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记者有关中国如何处理中美之间能源竞争的提问，郑必坚似乎也是有备而来，又提供了一串数字：中国当然是能源消耗大国，但中国也是能源生产大国，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94%的能源消耗是靠自己生产，只有6%依靠进口，今后的能源战略也是立足国内，自产能源不低于能耗的90%，此外，中国还要开发新的能源，尽量减少对石油的依赖。</P>
<P><STRONG>郑必坚“周游列国”</STRONG></P>
<P>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研究：古往今来的大国，包括历史上的中国，在其崛起之初，是否曾经反复向外界强调：自己的崛起不仅现在是和平的，将来也是和平的？</P>
<P>但这正是中国特使郑必坚一直在全球做的事情。</P>
<P>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分析“中国和平崛起论”时说：今天的中国“花了许多时间担心别的国家对它的看法。”</P>
<P>而在郑必坚及其代表团其他成员看来，中国的这种“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P>
<P>郑必坚演说结束后，立即被一批英国记者围了起来。看到没有机会单独与郑必坚交谈，我便与代表团的另一位高级成员、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聊了起来。</P>
<P>李君如向我介绍说，他们这次访问了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到处宣讲“中国和平崛起论”，英国是他们此行的最后一站。他说，他们此前还访问过其它地区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威胁论”的发源地──美国，他们走访了美国上上下下许多政府部门、公司、智库、大学，“访问很成功”。</P>
<P>“你说的‘很成功’是什么含义？”我追问。</P>
<P>“你是否知道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不久前讲的一句话？” 李君如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了我一句。</P>
<P>佐立克今年九月下旬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演讲时曾说：“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P>
<P>“你指的是佐立克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一说？”我试探着问。</P>
<P>李君如点点头：“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克林顿时期的‘战略伙伴’、到布什上台之初的‘战略对手’、再到如今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的变化。我认为，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与中国政府对‘和平崛起’的反复强调，以及与我们的赴美对话、交流之旅，不能说毫无关系。”</P>
<P><STRONG>“和平崛起论”也有“浮沉”？</STRONG></P>
<P>应该说，中国对外宣称“和平崛起”是有诚意的，而且如同郑必坚在演说中所言，该理论“既不是一种宣传，也不只是一种外交政策，而是整个中国的战略趋向。”</P>
<P>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纪梭（Kishore Mahbubani）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应该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P>
<P>纪梭在今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外宣称“和平崛起”，“一方面反映了北京对自身国力现状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已经接受了美国自二战以来一直宣扬的发展观──国家的繁荣不必通过军事征服获得，经贸融合才是通往经济增长的稳妥之路，北京还注意到：转而信奉这一哲学的日本和德国也因此获益，迅速从二战的废墟中重新崛起。”</P>
<P>据称，最早公开提出“中国和平崛起论”的人，就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参与中共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党内理论家郑必坚。</P>
<P>2003年11月3日，已退出政坛、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的郑必坚，在中国海南省举行的博鳌论坛上，首次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新概念。</P>
<P>后来，包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内的中共要员也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频频使用“和平崛起”这个词。海外政界、商界和舆论界也因此急于了解这个词出台的幕后背景。</P>
<P>据中国官方媒体介绍，中共高层内部使用“和平崛起”这个词远远早于2003年11月3日，但始作俑者也是郑必坚。中国官方报纸的一篇文章说，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郑必坚，很早就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名义上书中共中央，提出若干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和平崛起”。“和平崛起”课题组随后在胡锦涛“建议就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展开研究”的批示下正式成立，核心研究人员为8人，研究内容则涵盖了内政、外交、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大约一年以后，“和平崛起”理论基本成型。</P>
<P>但不知什么缘故，“和平崛起”一词问世不到半年就从中国外交辞令的热门词汇中逐渐淡去，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也不再使用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发展”一词。西方媒体也注意到，在今年四月的海南博鳌论坛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11次使用了“和平”这个词，但却没有一次提及“崛起”一词。</P>
<P>而这一微妙变化的幕后背景，再次成为海外舆论纷纷猜测的对象，西方有些媒体的报道还认为，“和平崛起”一词的“无疾而终”，是因为郑必坚及其代表的党内温和派在权力斗争中“失宠”。</P>
<P>工作午餐期间，我终于找了一个机会，与郑必坚聊了几句，问了我最想知道的问题──</P>
<P>“为什么如今中国不再使用‘和平崛起’这个词了？”</P>
<P>郑必坚略微思考了一下，然后说：“中国并没有放弃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是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外界所说的权力斗争或政策变化，只不过‘和平发展’一词较为温和，不易引起国际上的猜疑罢了。”</P>
<P>确实，既然郑必坚如今仍在周游列国，公开宣讲他的“和平崛起论”，那么，“失宠论”大概也就不攻自破了吧。</P>
<P>但我仍然还有一个疑问：“中国国内对您的理论还有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强调‘和平’束缚了中国在一旦发生国际冲突时的应对手段。”</P>
<P>这一回，郑必坚没有停顿：“我们说的‘和平崛起’，指的是中国不会先发制人，以武力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或者用暴力方式挑战和颠覆现存国际秩序，并不意味着在面临国土分裂或遭到侵略时放弃使用武力。”</P>
<P><STRONG>主要听众是国际社会</STRONG></P>
<P>离开外国记者协会大楼，我恰好与BBC国际部的两位英文电台记者同行。他们得意地告诉我：郑必坚演说一结束，他们就对郑必坚进行了独家录音采访。</P>
<P>噢，原来是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的文森特把早先应允我的“时段”挪给了BBC。</P>
<P>不过，我也不埋怨文森特：他必须尊重客人的意愿。联想起文森特曾特意叮嘱我通知本报英文记者一起采访，我若有所悟：既然“中国和平崛起论”主要是说给国际听众听的，所以优先照顾英文媒体也合情合理。</P>
<P>我也不指望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秘书长王学军的安排了，因为我已经自己主动“安排”了与郑必坚的短暂对话，问到了我最想问的问题。</P></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