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催眠术下的中国近代史

催眠术下的中国近代史

凡是古老的农业国家，它的迷信文化就一定很浓重，这钟靠天吃饭的生存方式最易理解神的存在，农业社会必定的生产能力低下使人们没有多大可能性去充分地解放自己的思想，开创新的思想境界，非洲、印度、中国、中南美洲及所有国家古代无不如此。唯有希腊，因为商业经济占一定比例，所以感觉和认知了人的作为的作用，与老天干系并不太大，所以有了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一大批哲学家、数学和几何学家，所以希腊文明的特征带有理性和科学性成分。后来的欧洲受希腊影响而受益不浅，以至发达到可以到处侵略，实因於此。除此以外凡农业国家均少不了以迷信维持政权，而越大的历史越久的农业国家其迷信力量越大越完整，印度是中国更是如此。
各种文化说到底分为信邪和不信邪两种，有出息的文化是从信邪走向不信邪的发展，没出息的文化是从信邪走向新的信邪，同时不断制造新的邪念，西方国家多属前者，而东方国家多属后者，於是捷足先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中便出来了这样的国家，他们一方面拼命发展，一方面就思考着限制他国发展，而最主要的注意力开始从纷争的欧洲各小国之间转向了东方大国，他们看到，英法经过的百年战争所想取到的利益如此之小与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实不划算，远不如向东方世界发展来得有价值和容易，而其中可利用的就是东方固有的迷信文化，当然，后来使东方各国产生的对西方国家的迷信和崇拜，则更是另一重大收获。这种新迷信更具先进性也更可怕，西方人明白，尽量使东方人迷信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正确的，就一切都好办了，这种做法我称其为国家性的催眠术。而在中招的国家中中国是比印度更甚的国家，虽然中国的挣扎与抗争比东方任何国家都曾更激烈，但由於易被催眠，故使不上劲。
催眠术产於古老的吉普赛宗教迷信文化，很可能和埃及巫术有关系，吉普赛人从非洲东北部流浪到欧洲和世界各地以后，就把他们的催眠术带到了欧洲各国并流行了几百上千年。催眠术是指让对方失去
知觉昏昏欲睡，一般当人意志钦弱受到挫折时，催眠师往往更易得手。英国人可能是最早发现可以将催眠术用于政治方面，於是就把它变成了远谋的手段，用到了一切可以用的地方。
达尔文发现物种进化论以后，他也让人发现了植物生存竞争中出於需要有些植物会产生毒
素，在通过寻找和选择之后，便发现了鸦片这种植物，於是在这朵罂粟花小草后面，一张隐约可见的勾鼻子尖脸开始阴沉的笑了。从科学的发现到政治的利用，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从达尔文的发现到鸦片的种植和贩卖到中国，这个过程却正好及时，也就是说从鸦片贩卖中得到的钱正好赶上了英国的蒸汽机时代，起到了促进他们工业革命的作用，其后果就是使他们这个对中国来说以前微不足道的远在天边的国家迅速成了中国的对头和克星，终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并且用西方神话催眠化了中国。鸦片虽不同於催眠术，但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后者建立於前者，性质更高，终至完成了使中国人从物质迷幻的鸦片转到西方不可战胜的精神迷幻。我们不能说广东人的嘴吧下贱，但因他们的吃鸦片导致了国体大亏却是事实，就象现在他们的吃出"萨尔斯"一样，所以鸦片战争之后崇洋之风日盛，而国学日衰，以至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园的地步。
更大的危害是因此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民族虚无主义，否定孔子学说，以便使中国失去了精
神支柱，其后果是趁机起势的半吊子的广东人的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不成功，又导致军阀混战，外寇入侵，国共内战，终至落得老毛这样的人掌权，无不都是糊乱受到国外思潮影响，并没有来得及很好消化，结果是弄得中不中，洋不洋。什么国家能经受得起这样长时期的折腾？弄不下去了这才又开始觉得要从传统文化里寻找些什么治
国方略，用大辫子电视剧来说事，但中洋结合的不仑不类的社会已然形成，完全没有
日本、泰国、新加坡这类国家的循序渐进的秩序和国风民风，每个人都象失了魂一样
茫茫然，昏昏然，而且世风败坏，人心可畏。说到底就是中了催眠术的后遗症，而这个催眠术又是长期的受西方各国包括俄国所鼓动的含有各种催眠术的思想混合体。当西方社会和苏联反过来想使中国从自我催眠的恶性循坏中清醒过来，以免祸及世界时，反而一发不可收拾，清醒不过来了，不但祸及邻国而且影响世界，尤其是祸乱自身，使外国亦无法从中得益，造成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头脑发涨昏头昏脑的
结果不是政府老做错事就是总让奸人当了道，政治催眠术又反过来被老毛所利用，成为强有力的维护政权的手段。文革后有所谓"辛辛苦苦四十年，一觉醒来解放前"的说法，但是否真的从梦中一觉醒来了并未可知，迷魂药吃得太足了，怎么容易一下子彻底醒来？何况民族性就是喜欢淘醉的，我们也可能刚从政治催眠术中爬起来又掉进改革开放的经济的催眠术中，然后又掉进港台西方文化的催眠术中，只有到了真正有能力认清自已的时候，才算从催眠术中得到了清醒。中国古来的治国平天下的心志，修身养性、敬重独立情志和思考，重气节、讲道义、重品性的传统全被政治收买了去，又迷失在金钱的粪堆里，好象吃了"AX"一样，完全受人受风气受形势指挥，造成了"小人同而不和"的可怕而宠大的小市民社会，失去了传统的匹夫不可夺志的人生追求原则及"君子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
我们还是回到近代史说起，我们拿日本来比较，可以看出我们中了多么深的催眠。近代以来日本同样遭受到西方社会的侵袭和思想方面的催眠，可是日本人却表现得完全
不同，这是因为西方社会集中精力对付的是代表亚洲的中国，印度早已被他们控制，而日本还并不起眼，再加日本是个非常注重实际的民族, 懂得如何与西方人周旋, 以致使日本避开了正面打击迅速站立了起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让日本人亲眼目睹了在西方侵略打击下的中国惨败情状，深刻体会到东方文化的弱处，他们的感觉和体会特别复杂，所以他们的军纪就比西方人好，因为他们就是长期从中国吸收的文化养料，而崇拜的文化母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但自已的强盛又证明东方文化并不是一无可取，眼见中国的失败将危及到日本，必得不择手段以自保，所以抢先趁机发动了中日之战，用赔款得以迅速崛起，终於掌握了机会，不但拯救了自身，还发动了日俄战争，取得了胜利后, 不但在亚洲站立起来，还打破了西方人不可战胜的催眠术。从此便采取了 "失之欧洲, 取之亚洲"的侵略国策。我们可以从桂太郎执政期的政府的作为来看看在关键
时刻他们的决策和战略眼光是何等的清醒，在桂太郎执政时期他领导做了两件了不起的事，第一就是和从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孤傲的英国结了盟约，第二就是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强俄。日本才得以站立来，并振奋了整个亚洲各国，开始了寻求从西方控制、侵略和掠夺中解放自己的独立斗争。
桂太郎曾和到访的孙中山有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谈，并取得了共识，其内容大致意译如
下，桂太郎说：当此之时，西方对亚洲的压迫和侵略可为甚矣，东方是到了最危险的境地，也失望到了极点，清国如此腐败无
能，连存立都如此困难，又谈何发展？此时军国主义的大陆俄国从北面压下来，世界霸主的英国凭其海军实力将最大的经济力从南面逼上来，日本为自存，就不能同时对付两强，所幸的是此时英俄是站在对立地位的两个国家，使日本得以利用其矛盾而与英国结盟，侥幸地打败了俄国。俄国其实不是最大的敌人，但俄国是亚洲最急切和凶恶的敌人，打败俄国急是救了，但又会变成英国的独霸亚洲局面，英国的海军绝非日本可敌，日俄之战以后，日英同盟的效用便终止了，此后日即不必联英，英也更不需要日本，在太平洋上从此就变成了敌对国家，此时的日本唯一的生路只能是尽力阻断英俄的联系，然后对英作战，
必须打倒英国霸权，东方才会有安全，日本也才能生存。此生存问题是关系到从鞑靼海峡及至整个西太平洋所有东方民族的命运，全系此计划的成败而定。现今世界只有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问题，又皆受英国的武力与经济的压迫，如能解除其武力，则经济压迫不成问题。这三个国家皆是最富的生产国，又只有中国有可能帮得上日本，但中国内即不修明，利权又任意放弃，又持远交近攻之策以对付日本，中日之战如中胜，则绝不会有日俄战争，而是中日俄战争或中俄之战，那就不会将此战的沉重牺牲归之於日本，故我认为此两战，日本不过是以人民的生死拼国家的存亡而己，岜能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侵略，则会将日本陷于危亡，是可恨的事了，为此日本考虑与德国结盟以牵制英国，此计如果得行，则日本可望得到安全之保障。这是日本最大的秘密，半点透露出去都将致日本於最不利的地位，尚若与德同盟还未就时，而英倾全力来攻，日本实不能抵挡，......。今听孙先生一席话使我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就没有可担忧的了，望我两共同携手达成此一目的，造成中日德土之同盟，以解印度问题，然后世界有色人种皆可以得到苏生。东半球的和平就看我俩的努力了。如果中国能强起来，我们日本绝不做移民中国的打算，而是向美澳新大陆去寻求发展和移民，这才是日本的真正出路，故能决定将来世界局势的惟有先生与我和德皇三人而己。我如继续掌权，必将促成与德国的联盟。但眼下中国的局势不容乐观，我还不能助先生倒袁，是因时机未成，乃一大憾事，但会尽力助先生修建完铁路，等待时机重整旗鼓去作奋斗，以便尽早掌权，而袁世凯终非民国之忠臣，也有碍国家之发展，望能互相协助，以达此一目标。
可惜桂太郎死得过早，孙中山叹息日本再没有一个有如此眼光和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了，
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於现在的日本了。桂太郎之后的日本政坛确实不再有他那样眼界的人物了，以致错误地打算从侵华中寻找出路，提出日本的问题要在中国解决, 企图靠站在亚洲身上与欧洲列强抗衡，结果受到双向的打击，落得战败的下场，而中国也因孙中山的去世再无可与日本携手之人，导致政策转变，形势全非, 否则历史可能重写。但这些不是要讨论的，我只是想说明，我们要面对的, 日本象豺狼一样, 英国象狐狸一样，俄国象熊一样，全都是不易被催眠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却又整天考虑着设法催眠对方的国家，这对我们的危害和险情有多大，能不清醒吗？其实世界上能有多少公义？我们先是被基督教催眠出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又被俄国催眠出社会主义的共产兰图，结果前面导致清朝灭亡，列强纷纷入侵，后者导致国民经济凡乎破产，而曰本呢？战败了又起来，自然不愿意向一个睡不清醒的人道歉。植物世界动物世界都要不择手段才能竞争和生存下去，人类又何尝不是？当一个国家弱的时候，他就老是呼吁和平和正义，这有时会显得很可怜。我们看日本近代以来是如何竞争上去的就是很好例子，战后，日本在军事上失败了，但由於他们清醒，不信什么主义能救日本，而是实干，终於在经济上又成了世界强国，达到了以前军事上没有达到的地位，日本的产品使日本丢失的脸面重新拾回来了，那就是亚洲人的产品不比欧洲人差，象军事上一样，经济上欧洲人产品一定好的催眠术观念也都得到破除。
说完这一些，我们中国人应该做些什么呢？但习惯於被催眠的中国人要习惯於清醒并不容易，随时再冒出个什么形势提出个什么口号，又可能全体被迷惑而蜂涌齐上，因为我们的习惯势力是太强大了，时刻会使大家失
去理智，比方我们现在刚有两个钱便不知自已姓什么了，比阔、吃喝成风、遍地麻
桨等，完全是玩物丧志的沉迷，最近据报导某市因搞形象工程，想用啤酒做喷泉，或者不久后还会再出几千年前的肉林也不一定。一有条件便自我催眠起来，还不可悲？
老毛说得对，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马克思写&??&??资本论&??&??应该也有他的隐因可能不被人们所知，虽然我对马克思仍抱非常尊敬的态度，但我认为作为犹太人，他在当时己是深感犹太人在欧洲所处的紧迫状态，为了能改变欧洲各国及世界对犹太人的长久反感，最好的方法是能宣扬一种学说来改变大多数的人们的旧观念，提倡一种普世公义的学说，於是马克思就代表了犹太人的共同忧虑或者是潜意识吧，专门研究了写作&??&??资本论&??&??。犹太人的处境使他们不喜欢民族主义和强烈的国家观念，他们更乐於提倡世界主义，而要达到此一目的，必须要以公正和对人民的
同情做起，所以，在还没有解决"私心"这个最原始最本质的人性问题以前，就提出了
共产主义兰图，这个学说最终只能变成贫穷国家的催眠术，而贪穷落后国家的民众因为教育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其思想觉浯一定不会高，也就不可能带来高质量的生产和社会发展，兰图就只能停留在理想当中而无力付诸实施。其实基督教就是犹太人创立出来的一种名声美好的世界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一样，也是普世性的。基督教产生於农业社会的文明，共产主义产生於工业文明的起始。但基督教产生后造成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直致马丁。路德的改革才变得不再严酷。共产革命更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血腥气，掌权之后严酷无比，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大致相同。这就真是奇怪了，美好的事为什么要用黑暗的手段来完成？是不是和催眠有关呢？清醒的人做事反差不会这么大吧？文革时期两派武斗可以使城市毁掉，而旗号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两派其实都被严重催眠。
从哲学上说，共产党宣称自己已经发现了社会发展真理，因此认为他人不必再寻找其它真理了，於是理所当然地垄断了 "真理"，但也有人认为真理谁也说不清己被永远发现和永远掌握了，真理只有在各种观点的争持之下才可能发现，就答发现了真理，真理也常是相对的常变的，即便有永恒的真理，也不归谁垄断，只有维持不断的争论探讨，才有可能真正接近或找到真理，为了有一个能保持争论的环境，就必须有一个自由的制度来保证，这就是自由世界存在的理由。共产党人认为 "真理"即己找到，争论就不再需要，以免费时费功夫，自由观念不消除只会碍事，掌握了 "真理"之后就是怎样领导大家去一起干和怎样干的事了。党的高层在领导上有时不得己也会发生方法上的争执，但不能因此分权，而是规定谁说了算，於是不断集中权利，直到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终於规定一切必须"一元化"领导，听"英明"领袖的。但当发现领袖的领导越来越不对劲甚至发生了灾难性后果时，那处理的方法是让客观真理的现实服从领袖的"意志"，绝不能动摇领袖的"真理"代表性，当年的"反冒进"就是这个问题的表现。不幸的是国家一旦由意志控制，问题往往就越搞越复杂。
初期的共产党认为唯一的真理即然已被发现，就要拿出手段去做，只要目的能达到，手段可以不择，列宁、托洛斯基等就是这样的党领导，但他们还至少咬住了革命目的和忠於自己认为的真理。等到了斯大林这批领导人物时，是不是真理和革命目标已不太重要，但还是在追求，也尽量保持目标的正确，重要的是自己能确保有权利去领导贯彻"革命路线"。等到老毛、金曰成这一批人时，其实变成了纯粹为了获得政权的活动，一旦获得政权，便具有"总算找到了一个旗号可以号令天下了" 的心态，所以重要的是权利而不是怎么做和做什么，同时要不断防止失去权利，那怕在党内也不能被谁抢去了权利，这时候的真理即不重要也所剩无几。正因为这样，宣传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能通过宣传而使每个人都变成雷峰式的人，那一切事都会好办了。这个时期的党员其性质己由原先的共产党信仰变成了忠於和服从领袖，於是党员就有了党徒的性质，或者说变成了宗教信徒的性质。佛教的三个要素是佛、法、僧，在中国也就成了领袖(佛)、毛选(法)、党员(僧)的新宗教，而一切均和真理关系不大了。
人的意志软弱即有教养上的问题也有本性上的问题，否则催眠术无以实施，当人处於贫困时，由於意志容易软弱，教养也难充分得到，故常会被一步登天的说教所迷惑，走入迷途，关於这点，所有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都是一律的先被某种迷信说教所催眠所打动，陈胜吴广、黄巾起义、太平天国等等皆是，而到了大跃进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轻易相信亩产十万厅的神话和政治挂帅的说教下便产生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我们比古代都不如的地方就是相信依靠什么党来领导便能解决一切向题，因此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这是即便封建社会时代的昏君也从没这样用过人的事。
从历史角度看，任何国家的成为富强，其实都是通过极现实的作为来实行的，没有什么神的帮助，也不是靠什么主义，虽然古代也不以主义来论事论路线，比方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工业革命、意大利文艺复兴、唐宗宋祖等。大事如此，小事亦如此，要做好一件事都需要方法对才行，方法和主义是两回事，做事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很多种，这些方法经常是即可适应这个主义，又可对应另一个相反的主义或观念，同时也会即不适合这个主义，也不对应那个主义。或者，某个治国方法此时适合这个主义，过一阵又不适应了，说不定又适合了敌对的主义和观念，即然这样，指望靠某一个主义就可一劳永逸地正确指导做任何事，看
来是多少荒唐，实质就是想懒。在哲学上"主义"和"方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任何主义碰到具体治国问题时都耍具体表现在一种方法上，甚至几种主义都会集中选择同一方法，秦用法制变强，汉用儒术稳固政权，都是由时势所决定的，所以决定成败的，最后还是方法，方法跟着主义便死，主义跟着方法便活，方法是纯科学的选择，主义却可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用於号召还可以，用於具体解决问题却不怎么可以。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以某种方法去摸石头，靠主义是预测不到石头的。正因为主义是容易带有感情成份的，是信仰性的，所以易走火入魔，产生矛盾，造成破坏性地争斗，党的路线斗争次数之多之残酷，说来也是荒唐，目的是以幌子夺权。宗教说穿了也就是一种主义，所以宗教战争特别残酷，所有政治斗争一旦出於主义就会很残酷，就是这个道理。
思想感情的表达用文化来体现比用主义和观念来体现要安全得多，我们往往会注意是什么国家怎样的曾侵略了我们，但很少会去发现有什么主义灭亡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和传统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正因为凡是主义就一定会带有催眠性质，如果说适当的催眠有怡情和解脱的效用的话，过度的催眠无异於自杀，这样，如果不醒悟和缺乏自信，再被什么催眠，即使外国不侵略，也已离亡国不远了。催眠术下的中国近代史

凡是古老的农业国家，它的迷信文化就一定很浓重，这钟靠天吃饭的生存方式最易理解神的存在，农业社会必定的生产能力低下使人们没有多大可能性去充分地解放自己的思想，开创新的思想境界，非洲、印度、中国、中南美洲及所有国家古代无不如此。唯有希腊，因为商业经济占一定比例，所以感觉和认知了人的作为的作用，与老天干系并不太大，所以有了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一大批哲学家、数学和几何学家，所以希腊文明的特征带有理性和科学性成分。后来的欧洲受希腊影响而受益不浅，以至发达到可以到处侵略，实因於此。除此以外凡农业国家均少不了以迷信维持政权，而越大的历史越久的农业国家其迷信力量越大越完整，印度是中国更是如此。
各种文化说到底分为信邪和不信邪两种，有出息的文化是从信邪走向不信邪的发展，没出息的文化是从信邪走向新的信邪，同时不断制造新的邪念，西方国家多属前者，而东方国家多属后者，於是捷足先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中便出来了这样的国家，他们一方面拼命发展，一方面就思考着限制他国发展，而最主要的注意力开始从纷争的欧洲各小国之间转向了东方大国，他们看到，英法经过的百年战争所想取到的利益如此之小与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实不划算，远不如向东方世界发展来得有价值和容易，而其中可利用的就是东方固有的迷信文化，当然，后来使东方各国产生的对西方国家的迷信和崇拜，则更是另一重大收获。这种新迷信更具先进性也更可怕，西方人明白，尽量使东方人迷信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正确的，就一切都好办了，这种做法我称其为国家性的催眠术。而在中招的国家中中国是比印度更甚的国家，虽然中国的挣扎与抗争比东方任何国家都曾更激烈，但由於易被催眠，故使不上劲。
催眠术产於古老的吉普赛宗教迷信文化，很可能和埃及巫术有关系，吉普赛人从非洲东北部流浪到欧洲和世界各地以后，就把他们的催眠术带到了欧洲各国并流行了几百上千年。催眠术是指让对方失去
知觉昏昏欲睡，一般当人意志钦弱受到挫折时，催眠师往往更易得手。英国人可能是最早发现可以将催眠术用于政治方面，於是就把它变成了远谋的手段，用到了一切可以用的地方。
达尔文发现物种进化论以后，他也让人发现了植物生存竞争中出於需要有些植物会产生毒
素，在通过寻找和选择之后，便发现了鸦片这种植物，於是在这朵罂粟花小草后面，一张隐约可见的勾鼻子尖脸开始阴沉的笑了。从科学的发现到政治的利用，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从达尔文的发现到鸦片的种植和贩卖到中国，这个过程却正好及时，也就是说从鸦片贩卖中得到的钱正好赶上了英国的蒸汽机时代，起到了促进他们工业革命的作用，其后果就是使他们这个对中国来说以前微不足道的远在天边的国家迅速成了中国的对头和克星，终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并且用西方神话催眠化了中国。鸦片虽不同於催眠术，但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后者建立於前者，性质更高，终至完成了使中国人从物质迷幻的鸦片转到西方不可战胜的精神迷幻。我们不能说广东人的嘴吧下贱，但因他们的吃鸦片导致了国体大亏却是事实，就象现在他们的吃出"萨尔斯"一样，所以鸦片战争之后崇洋之风日盛，而国学日衰，以至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园的地步。
更大的危害是因此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民族虚无主义，否定孔子学说，以便使中国失去了精
神支柱，其后果是趁机起势的半吊子的广东人的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不成功，又导致军阀混战，外寇入侵，国共内战，终至落得老毛这样的人掌权，无不都是糊乱受到国外思潮影响，并没有来得及很好消化，结果是弄得中不中，洋不洋。什么国家能经受得起这样长时期的折腾？弄不下去了这才又开始觉得要从传统文化里寻找些什么治
国方略，用大辫子电视剧来说事，但中洋结合的不仑不类的社会已然形成，完全没有
日本、泰国、新加坡这类国家的循序渐进的秩序和国风民风，每个人都象失了魂一样
茫茫然，昏昏然，而且世风败坏，人心可畏。说到底就是中了催眠术的后遗症，而这个催眠术又是长期的受西方各国包括俄国所鼓动的含有各种催眠术的思想混合体。当西方社会和苏联反过来想使中国从自我催眠的恶性循坏中清醒过来，以免祸及世界时，反而一发不可收拾，清醒不过来了，不但祸及邻国而且影响世界，尤其是祸乱自身，使外国亦无法从中得益，造成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头脑发涨昏头昏脑的
结果不是政府老做错事就是总让奸人当了道，政治催眠术又反过来被老毛所利用，成为强有力的维护政权的手段。文革后有所谓"辛辛苦苦四十年，一觉醒来解放前"的说法，但是否真的从梦中一觉醒来了并未可知，迷魂药吃得太足了，怎么容易一下子彻底醒来？何况民族性就是喜欢淘醉的，我们也可能刚从政治催眠术中爬起来又掉进改革开放的经济的催眠术中，然后又掉进港台西方文化的催眠术中，只有到了真正有能力认清自已的时候，才算从催眠术中得到了清醒。中国古来的治国平天下的心志，修身养性、敬重独立情志和思考，重气节、讲道义、重品性的传统全被政治收买了去，又迷失在金钱的粪堆里，好象吃了"AX"一样，完全受人受风气受形势指挥，造成了"小人同而不和"的可怕而宠大的小市民社会，失去了传统的匹夫不可夺志的人生追求原则及"君子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
我们还是回到近代史说起，我们拿日本来比较，可以看出我们中了多么深的催眠。近代以来日本同样遭受到西方社会的侵袭和思想方面的催眠，可是日本人却表现得完全
不同，这是因为西方社会集中精力对付的是代表亚洲的中国，印度早已被他们控制，而日本还并不起眼，再加日本是个非常注重实际的民族, 懂得如何与西方人周旋, 以致使日本避开了正面打击迅速站立了起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让日本人亲眼目睹了在西方侵略打击下的中国惨败情状，深刻体会到东方文化的弱处，他们的感觉和体会特别复杂，所以他们的军纪就比西方人好，因为他们就是长期从中国吸收的文化养料，而崇拜的文化母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但自已的强盛又证明东方文化并不是一无可取，眼见中国的失败将危及到日本，必得不择手段以自保，所以抢先趁机发动了中日之战，用赔款得以迅速崛起，终於掌握了机会，不但拯救了自身，还发动了日俄战争，取得了胜利后, 不但在亚洲站立起来，还打破了西方人不可战胜的催眠术。从此便采取了 "失之欧洲, 取之亚洲"的侵略国策。我们可以从桂太郎执政期的政府的作为来看看在关键
时刻他们的决策和战略眼光是何等的清醒，在桂太郎执政时期他领导做了两件了不起的事，第一就是和从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孤傲的英国结了盟约，第二就是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强俄。日本才得以站立来，并振奋了整个亚洲各国，开始了寻求从西方控制、侵略和掠夺中解放自己的独立斗争。
桂太郎曾和到访的孙中山有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谈，并取得了共识，其内容大致意译如
下，桂太郎说：当此之时，西方对亚洲的压迫和侵略可为甚矣，东方是到了最危险的境地，也失望到了极点，清国如此腐败无
能，连存立都如此困难，又谈何发展？此时军国主义的大陆俄国从北面压下来，世界霸主的英国凭其海军实力将最大的经济力从南面逼上来，日本为自存，就不能同时对付两强，所幸的是此时英俄是站在对立地位的两个国家，使日本得以利用其矛盾而与英国结盟，侥幸地打败了俄国。俄国其实不是最大的敌人，但俄国是亚洲最急切和凶恶的敌人，打败俄国急是救了，但又会变成英国的独霸亚洲局面，英国的海军绝非日本可敌，日俄之战以后，日英同盟的效用便终止了，此后日即不必联英，英也更不需要日本，在太平洋上从此就变成了敌对国家，此时的日本唯一的生路只能是尽力阻断英俄的联系，然后对英作战，
必须打倒英国霸权，东方才会有安全，日本也才能生存。此生存问题是关系到从鞑靼海峡及至整个西太平洋所有东方民族的命运，全系此计划的成败而定。现今世界只有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问题，又皆受英国的武力与经济的压迫，如能解除其武力，则经济压迫不成问题。这三个国家皆是最富的生产国，又只有中国有可能帮得上日本，但中国内即不修明，利权又任意放弃，又持远交近攻之策以对付日本，中日之战如中胜，则绝不会有日俄战争，而是中日俄战争或中俄之战，那就不会将此战的沉重牺牲归之於日本，故我认为此两战，日本不过是以人民的生死拼国家的存亡而己，岜能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侵略，则会将日本陷于危亡，是可恨的事了，为此日本考虑与德国结盟以牵制英国，此计如果得行，则日本可望得到安全之保障。这是日本最大的秘密，半点透露出去都将致日本於最不利的地位，尚若与德同盟还未就时，而英倾全力来攻，日本实不能抵挡，......。今听孙先生一席话使我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就没有可担忧的了，望我两共同携手达成此一目的，造成中日德土之同盟，以解印度问题，然后世界有色人种皆可以得到苏生。东半球的和平就看我俩的努力了。如果中国能强起来，我们日本绝不做移民中国的打算，而是向美澳新大陆去寻求发展和移民，这才是日本的真正出路，故能决定将来世界局势的惟有先生与我和德皇三人而己。我如继续掌权，必将促成与德国的联盟。但眼下中国的局势不容乐观，我还不能助先生倒袁，是因时机未成，乃一大憾事，但会尽力助先生修建完铁路，等待时机重整旗鼓去作奋斗，以便尽早掌权，而袁世凯终非民国之忠臣，也有碍国家之发展，望能互相协助，以达此一目标。
可惜桂太郎死得过早，孙中山叹息日本再没有一个有如此眼光和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了，
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於现在的日本了。桂太郎之后的日本政坛确实不再有他那样眼界的人物了，以致错误地打算从侵华中寻找出路，提出日本的问题要在中国解决, 企图靠站在亚洲身上与欧洲列强抗衡，结果受到双向的打击，落得战败的下场，而中国也因孙中山的去世再无可与日本携手之人，导致政策转变，形势全非, 否则历史可能重写。但这些不是要讨论的，我只是想说明，我们要面对的, 日本象豺狼一样, 英国象狐狸一样，俄国象熊一样，全都是不易被催眠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却又整天考虑着设法催眠对方的国家，这对我们的危害和险情有多大，能不清醒吗？其实世界上能有多少公义？我们先是被基督教催眠出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又被俄国催眠出社会主义的共产兰图，结果前面导致清朝灭亡，列强纷纷入侵，后者导致国民经济凡乎破产，而曰本呢？战败了又起来，自然不愿意向一个睡不清醒的人道歉。植物世界动物世界都要不择手段才能竞争和生存下去，人类又何尝不是？当一个国家弱的时候，他就老是呼吁和平和正义，这有时会显得很可怜。我们看日本近代以来是如何竞争上去的就是很好例子，战后，日本在军事上失败了，但由於他们清醒，不信什么主义能救日本，而是实干，终於在经济上又成了世界强国，达到了以前军事上没有达到的地位，日本的产品使日本丢失的脸面重新拾回来了，那就是亚洲人的产品不比欧洲人差，象军事上一样，经济上欧洲人产品一定好的催眠术观念也都得到破除。
说完这一些，我们中国人应该做些什么呢？但习惯於被催眠的中国人要习惯於清醒并不容易，随时再冒出个什么形势提出个什么口号，又可能全体被迷惑而蜂涌齐上，因为我们的习惯势力是太强大了，时刻会使大家失
去理智，比方我们现在刚有两个钱便不知自已姓什么了，比阔、吃喝成风、遍地麻
桨等，完全是玩物丧志的沉迷，最近据报导某市因搞形象工程，想用啤酒做喷泉，或者不久后还会再出几千年前的肉林也不一定。一有条件便自我催眠起来，还不可悲？
老毛说得对，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马克思写&??&??资本论&??&??应该也有他的隐因可能不被人们所知，虽然我对马克思仍抱非常尊敬的态度，但我认为作为犹太人，他在当时己是深感犹太人在欧洲所处的紧迫状态，为了能改变欧洲各国及世界对犹太人的长久反感，最好的方法是能宣扬一种学说来改变大多数的人们的旧观念，提倡一种普世公义的学说，於是马克思就代表了犹太人的共同忧虑或者是潜意识吧，专门研究了写作&??&??资本论&??&??。犹太人的处境使他们不喜欢民族主义和强烈的国家观念，他们更乐於提倡世界主义，而要达到此一目的，必须要以公正和对人民的
同情做起，所以，在还没有解决"私心"这个最原始最本质的人性问题以前，就提出了
共产主义兰图，这个学说最终只能变成贫穷国家的催眠术，而贪穷落后国家的民众因为教育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其思想觉浯一定不会高，也就不可能带来高质量的生产和社会发展，兰图就只能停留在理想当中而无力付诸实施。其实基督教就是犹太人创立出来的一种名声美好的世界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一样，也是普世性的。基督教产生於农业社会的文明，共产主义产生於工业文明的起始。但基督教产生后造成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直致马丁。路德的改革才变得不再严酷。共产革命更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血腥气，掌权之后严酷无比，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大致相同。这就真是奇怪了，美好的事为什么要用黑暗的手段来完成？是不是和催眠有关呢？清醒的人做事反差不会这么大吧？文革时期两派武斗可以使城市毁掉，而旗号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两派其实都被严重催眠。
从哲学上说，共产党宣称自己已经发现了社会发展真理，因此认为他人不必再寻找其它真理了，於是理所当然地垄断了 "真理"，但也有人认为真理谁也说不清己被永远发现和永远掌握了，真理只有在各种观点的争持之下才可能发现，就答发现了真理，真理也常是相对的常变的，即便有永恒的真理，也不归谁垄断，只有维持不断的争论探讨，才有可能真正接近或找到真理，为了有一个能保持争论的环境，就必须有一个自由的制度来保证，这就是自由世界存在的理由。共产党人认为 "真理"即己找到，争论就不再需要，以免费时费功夫，自由观念不消除只会碍事，掌握了 "真理"之后就是怎样领导大家去一起干和怎样干的事了。党的高层在领导上有时不得己也会发生方法上的争执，但不能因此分权，而是规定谁说了算，於是不断集中权利，直到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终於规定一切必须"一元化"领导，听"英明"领袖的。但当发现领袖的领导越来越不对劲甚至发生了灾难性后果时，那处理的方法是让客观真理的现实服从领袖的"意志"，绝不能动摇领袖的"真理"代表性，当年的"反冒进"就是这个问题的表现。不幸的是国家一旦由意志控制，问题往往就越搞越复杂。
初期的共产党认为唯一的真理即然已被发现，就要拿出手段去做，只要目的能达到，手段可以不择，列宁、托洛斯基等就是这样的党领导，但他们还至少咬住了革命目的和忠於自己认为的真理。等到了斯大林这批领导人物时，是不是真理和革命目标已不太重要，但还是在追求，也尽量保持目标的正确，重要的是自己能确保有权利去领导贯彻"革命路线"。等到老毛、金曰成这一批人时，其实变成了纯粹为了获得政权的活动，一旦获得政权，便具有"总算找到了一个旗号可以号令天下了" 的心态，所以重要的是权利而不是怎么做和做什么，同时要不断防止失去权利，那怕在党内也不能被谁抢去了权利，这时候的真理即不重要也所剩无几。正因为这样，宣传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能通过宣传而使每个人都变成雷峰式的人，那一切事都会好办了。这个时期的党员其性质己由原先的共产党信仰变成了忠於和服从领袖，於是党员就有了党徒的性质，或者说变成了宗教信徒的性质。佛教的三个要素是佛、法、僧，在中国也就成了领袖(佛)、毛选(法)、党员(僧)的新宗教，而一切均和真理关系不大了。
人的意志软弱即有教养上的问题也有本性上的问题，否则催眠术无以实施，当人处於贫困时，由於意志容易软弱，教养也难充分得到，故常会被一步登天的说教所迷惑，走入迷途，关於这点，所有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都是一律的先被某种迷信说教所催眠所打动，陈胜吴广、黄巾起义、太平天国等等皆是，而到了大跃进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轻易相信亩产十万厅的神话和政治挂帅的说教下便产生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我们比古代都不如的地方就是相信依靠什么党来领导便能解决一切向题，因此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这是即便封建社会时代的昏君也从没这样用过人的事。
从历史角度看，任何国家的成为富强，其实都是通过极现实的作为来实行的，没有什么神的帮助，也不是靠什么主义，虽然古代也不以主义来论事论路线，比方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工业革命、意大利文艺复兴、唐宗宋祖等。大事如此，小事亦如此，要做好一件事都需要方法对才行，方法和主义是两回事，做事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很多种，这些方法经常是即可适应这个主义，又可对应另一个相反的主义或观念，同时也会即不适合这个主义，也不对应那个主义。或者，某个治国方法此时适合这个主义，过一阵又不适应了，说不定又适合了敌对的主义和观念，即然这样，指望靠某一个主义就可一劳永逸地正确指导做任何事，看
来是多少荒唐，实质就是想懒。在哲学上"主义"和"方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任何主义碰到具体治国问题时都耍具体表现在一种方法上，甚至几种主义都会集中选择同一方法，秦用法制变强，汉用儒术稳固政权，都是由时势所决定的，所以决定成败的，最后还是方法，方法跟着主义便死，主义跟着方法便活，方法是纯科学的选择，主义却可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用於号召还可以，用於具体解决问题却不怎么可以。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以某种方法去摸石头，靠主义是预测不到石头的。正因为主义是容易带有感情成份的，是信仰性的，所以易走火入魔，产生矛盾，造成破坏性地争斗，党的路线斗争次数之多之残酷，说来也是荒唐，目的是以幌子夺权。宗教说穿了也就是一种主义，所以宗教战争特别残酷，所有政治斗争一旦出於主义就会很残酷，就是这个道理。
思想感情的表达用文化来体现比用主义和观念来体现要安全得多，我们往往会注意是什么国家怎样的曾侵略了我们，但很少会去发现有什么主义灭亡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和传统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正因为凡是主义就一定会带有催眠性质，如果说适当的催眠有怡情和解脱的效用的话，过度的催眠无异於自杀，这样，如果不醒悟和缺乏自信，再被什么催眠，即使外国不侵略，也已离亡国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