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强离婚案引出的中产阶级恐慌

http://cul.qq.com/a/20160820/020000.htm

互联网的时代舆论场，无论如何打压也免不了众声喧哗。如果只是因为喧嚣其上，就视之如泡沫，那就堕入了虚无主义的虚空。就像最近的王宝强婚变，举国谈宝宝，已经压过了举国体制的奥运赛场，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次空前的刷屏和狂欢，实在细思极恐，绝不是什么“‘吃瓜群众’的公共生活太匮乏”。而是相反！

就像已经有人注意到了王宝强婚变舆论所反映的“中产阶级忧虑”。今年以来，围绕中产阶级或者中间收入群体的公共事件接二连三地进入“喧嚣话语”的主流，比如广州医生的死亡，还比如奥运赛场上游泳与体操运动员的阶级对比。

仿佛一夜之间，中产阶级这个符号就被唤醒，一个庞大却碎片化、缺少自我认同的“中间收入群体”，在2016年一连串并非系统性意外的随机死亡事件后，才被“善待：而有了主体性。只是，当人们过分追求主体性时，难免坠入主体性的陷阱。

这些事件的象征化，无一不以集体性恐慌为中介为表达的主体性开始呈现。王宝强婚变的喧嚣背后，也是更为严重的恐慌，一种深刻的主体焦虑，弥散在看客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群体中。

这种恐慌，来自王宝强婚变案中的各种狗血情节和残酷现实：出轨、谎言、财富、欺诈、阶级、美貌，当然还有婚姻和家庭。王宝强并非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异类，无论王宝强还是马蓉，或者他们的婚姻结合，都代表着跻身演艺圈而急剧完成阶级跃升的新富。

王宝强离婚案引出的中产阶级恐慌

可是，他们的谎言、出轨和财富转移，这一切狗血，却挑战了整个中产阶级乃至整个社会对婚姻制度的信心。如果加上女权主义者此刻对专偶制婚姻的批判，可能更让一个通过婚姻完成阶级再生产的新中产群体倍感不安，他们在担心自己通过辛苦打拼获得的财富和阶级地位却可能时刻面临着不可靠的婚姻和财产制度，配偶的谎言、出轨和欺诈可能分分钟令他们一贫如洗，比诸70年的房产—财富年限更为迫切，更不确定。

这恐怕是当下中产阶级们面临的最大的财富危机，动摇着刚刚才被加持的中产阶级地位。如何才能保障如此不确定的婚姻关系，依靠爱，还是新修的婚姻法，或者其他？或者我们从未认真思考过婚姻法对中国社会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中国今天的新兴中产阶级们正在面对却倍感困惑的婚姻政治问题，婚姻对他们来说到底是什么？

其实，1950年王明领衔起草的婚姻法，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婚姻理论，也吸收了民国政府的旧婚姻法，还短暂引发了1950年代政权交替初期的高离婚率。只不过，那次离婚高潮是因为婚姻法所赋予的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与1980年代至今的离婚率上升的自由主义背景不同。而人们对这部法律的政治意义认知远远不足，影响了对1980年和2001年两次婚姻法修订的时代意义认知。

1950年婚姻法，曾经在三十年里作为中国几乎唯一一部有效实行的法律，维持着中国社会的基本家庭结构，却与市民社会无关，将与婚姻制度有关的也是黑格尔意义上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如法院、私有财产制度等都付之阕如。直到后两次修订，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开始法制和市场化进程，与婚姻有关的市民社会制度才开始一点点建立起来，两次婚姻法修订案也分别放松了离婚自由、加强了婚姻财产规定和离婚过错责任的认定，确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婚原则，几乎是同时代立法最积极反映时代要求的进步法案。

这一历程，颇类《婚姻法》所本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的倒叙。从这一经典文献出发，我们了解现代婚姻——专偶制也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为了男权的统治而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它的极端形式便是一些天主教社会的禁止离婚，对待离婚和通奸如同对待死亡，“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

这或许是那些山盟海誓视婚姻如生死契、口口声声“只有死才能拆开”婚誓的人们真正的阶级认知，深深地烙着父权主义和私有制观念。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埃的眼中，无数水晶鞋和白马王子的童话，不过制造着男性统治的无知，藉由无知导致所谓命定之爱，即“对统治者及其统治的爱，也即对统治者的欲望，这种欲望意味着对亲身实现统治欲望的放弃”。

婚姻制度和专偶制也就如此这般成为男权统治的社会组织方式。这恐怕也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坚决拒绝专偶制的主因，她们绝不会投入专偶制婚姻的怀抱，否则便是背叛，或者“权力的拥有本身对身体的诱惑”。

王宝强离婚案引出的中产阶级恐慌

如此专偶制的另一面，也是充斥今天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王宝强婚变的八卦所在，却是恩格斯所说的丈夫大肆淫游、妻子大肆通奸的现实生活，再假之以资产阶级家庭的幸福婚姻共同体的伪饰，便构成19世纪以来典型的资产阶级财产婚的图景。

这正是今天中国新兴中产阶级们所努力追求的阶级再生产和阶级上升的社会样式，也是2001年婚姻法修订的背景。女权主义者往往也会借用恩格斯当年的话说，这种资产阶级的专偶制婚姻无异于批发式的卖淫，应当回归到恩格斯意义上无产阶级的性爱自由。

不幸的是，当下的婚姻伦理似乎在在印证着恩格斯的论断。1980年代的浪漫主义已经很罕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门当户对主义的婚姻观，在新中产阶级财富快速积累的过去二十年，婚姻重新成为阶级固化和阶级匹配的工具。

与此同时，对婚姻—财产的看重，并未妨碍淫游、出轨的泛滥，也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约炮文化的流行。一方面是极度的性开放，另一方面却是婚姻观念的保守化、婚姻市场的物质化。

从相亲电视节目到婚配网站到公园里的相亲角，匹配标准无不是直接的物质条件加上教育程度，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最赤裸裸地在婚姻市场上展现出来，如同民间结婚典礼上愈益疯狂的攀比和排场，然后转化为房地产市场的“刚需”和奢侈品市场的繁荣，后者的炫耀性消费只在显示阶级符号。

然而，这一切宛如“镀金时代”的背后，却面临着一场深刻的法律危机：淫游或出轨在今天却随时可能因为一本正经道德化的《婚姻法》当中的过错原则付出离婚和分割财产的巨大代价，这对无论指望婚姻完成阶级上升、获得财富的当事人、还是希望以婚姻巩固阶级地位的家族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王宝强，据说，就面临着财色兼失的窘况，这恐怕也是无数中产或者预备中产阶级看客们心惊肉跳的所在。这些新富们，在一个私有财产制度和市民社会不完备的国度里，一方面所有人对私有资产是否得到法院、警察机构的足够保障都不具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准备好运用家族信托管理资产，不得不让夫妻双方或者亲戚亲手介入琐碎肮脏的财产管理事务中，然后牵扯出无限的信任问题，昔日的家族制度已经无法继续承担这一财产管理职能了。

换句话说，以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如果只有《婚姻法》而缺乏充分的市民社会体系，缺乏足够的教育和独立法院，那么中产阶级的财产婚姻便形同空中楼阁，与1950到1980年的情形并无本质区别。然而，1980年后开始的法制化和市场化进程，却在过去数年间遭遇严重挫折。尽管司法体制正在努力改善，但是整个司法服务并不足以满足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们的法律需要，大大落后。

当然，法律危机的深处还是伦理问题。如果先不谈政治伦理，至少有一点，王宝强案中充斥的谎言和出轨却直接指向了一个当下中国社会无论男女交往、婚姻家庭还是普通人际关系的最基本问题——诚实。

因为，如果法律环境糟糕、正义难求，人们尚可用脚投票另觅桃花源，而若伦理层面出现危机，对每个人来说，实在是每天日常生活的噩梦，可能随身被枕边人、身边人欺骗。这种如同利维坦一般的丛林世界，也许才是王宝强婚变案喧嚣言论里每个看客、每次刷屏背后真正的恐慌。

郑也夫也好，普特南也好，或者社会资本理论本身，他们对社会信任下降的描述，从中国的“杀熟”到美国的一个人打保龄球，已经迅速演变为一场婚姻信任危机，也许其严重性甚至超过文革时期的人人自危。因为公民社会不彰，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基本单位成为最后的牺牲品，不能不说是一场潜在的巨大灾难。

然而，从诚实出发，或许也能在无数的争论中，在女权对专偶制的批评中，找到一个共同的连接。毕竟，即便是偷情、出轨或者超越专偶制的开放性关系，都存在一个可能被遵守的共同伦理——诚实。

如Easton&Hardy倡导的，在她们撰写的著作《伦理浪女》一书中所述，即便浪女也需要恪守诚实，然后才可能享受各种性爱的自由和愉悦，并且不至于伤害他人、爱人和已有的婚姻。公众对马蓉的指责和道德要求无非如此，对中央电视台等公共伦理的要求也不过于此。

王宝强离婚案引出的中产阶级恐慌

如果背离诚实，那么一切的情感、关系和行动，都将沦为最虚伪的表演。那似乎是演员们在水银灯前所擅长的，却太容易带给自己也带给看客一个错觉，所谓戏子无情的刻板印象，也是这次王宝强虽然拥粉甚众却始终被质疑其“老实人形象”的原因之一。

至于那些平常陷入淫游、出轨纠结甚至乐在其中的人们，因为对诚实这一人类社会最底线伦理的背叛，时间久了，总是或多或少地被谎言和伪饰塑造为表演性人格（障碍）。而表演性人格（障碍）所特有的抑郁症便是其伴生物和结果，也常被用来继续表演，装扮成受害者。这在婚姻亲密关系中屡见不鲜。

剩下的问题，这些法律危机、伦理危机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解决？如果不能，是否意味着一场潜在的社会失序危机的到来？这个问题的实质，也许在于，就像中国碎片化的中产阶级其主体性概念本身，是在一连串非正常死亡后被“喧嚣”所定义，王宝强婚变狂欢之后接下来的，中产阶级们是否还能主宰自己的婚姻？

其实，在狂欢的过程中，一个虽受压制却蓬勃向上的社会域却在呈现，也是齐泽克意义上指称对象对象征化的永久反抗，尽管它至前为止只是由无数次插曲性事件构成的制度恐慌、伦理恐慌所表达出来的集体情绪。

不过，所谓指称对象，也就是诸如中产阶级这个简单符号本身所包含的潜在政治意义，却是可能由此组成一个新的政治域，通过“创造和维系它所代表的政治群体而发挥政治效力，从而创造新的主体－角色和新的利益的能力”。

这是巴特勒的“身体之重”在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所对应的婚姻制度和婚姻关系，尤其是中产阶级在其中面对不确定的法律和伦理环境而表达出来的忧虑所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齐泽克意义上的述行（理论），以一种刷屏式的狂欢表演来反抗另一种表演，这种近乎暴民式的谴责和行为简直就是人民主权在通过自我创造的暴力行为而进入存在。

只是，在王宝强案中，他们所述行的人民主权是婚姻主权，一种坚决维护专偶制的带有强烈阶级色彩的主权意志，一种维护中产阶级意志的转化。

至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我们都没有理由低估王宝强婚变案的舆论喧嚣。透过刷屏，我们看到恐慌。透过恐慌，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政治域正在诞生，要求一个完备自足可靠的市民社会，能够保障婚姻和财产以及伦理社会。

（本文原标题《出轨、离婚和财产：中产阶级的恐慌》）http://cul.qq.com/a/20160820/020000.htm

互联网的时代舆论场，无论如何打压也免不了众声喧哗。如果只是因为喧嚣其上，就视之如泡沫，那就堕入了虚无主义的虚空。就像最近的王宝强婚变，举国谈宝宝，已经压过了举国体制的奥运赛场，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次空前的刷屏和狂欢，实在细思极恐，绝不是什么“‘吃瓜群众’的公共生活太匮乏”。而是相反！

就像已经有人注意到了王宝强婚变舆论所反映的“中产阶级忧虑”。今年以来，围绕中产阶级或者中间收入群体的公共事件接二连三地进入“喧嚣话语”的主流，比如广州医生的死亡，还比如奥运赛场上游泳与体操运动员的阶级对比。

仿佛一夜之间，中产阶级这个符号就被唤醒，一个庞大却碎片化、缺少自我认同的“中间收入群体”，在2016年一连串并非系统性意外的随机死亡事件后，才被“善待：而有了主体性。只是，当人们过分追求主体性时，难免坠入主体性的陷阱。

这些事件的象征化，无一不以集体性恐慌为中介为表达的主体性开始呈现。王宝强婚变的喧嚣背后，也是更为严重的恐慌，一种深刻的主体焦虑，弥散在看客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群体中。

这种恐慌，来自王宝强婚变案中的各种狗血情节和残酷现实：出轨、谎言、财富、欺诈、阶级、美貌，当然还有婚姻和家庭。王宝强并非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异类，无论王宝强还是马蓉，或者他们的婚姻结合，都代表着跻身演艺圈而急剧完成阶级跃升的新富。

王宝强离婚案引出的中产阶级恐慌

可是，他们的谎言、出轨和财富转移，这一切狗血，却挑战了整个中产阶级乃至整个社会对婚姻制度的信心。如果加上女权主义者此刻对专偶制婚姻的批判，可能更让一个通过婚姻完成阶级再生产的新中产群体倍感不安，他们在担心自己通过辛苦打拼获得的财富和阶级地位却可能时刻面临着不可靠的婚姻和财产制度，配偶的谎言、出轨和欺诈可能分分钟令他们一贫如洗，比诸70年的房产—财富年限更为迫切，更不确定。

这恐怕是当下中产阶级们面临的最大的财富危机，动摇着刚刚才被加持的中产阶级地位。如何才能保障如此不确定的婚姻关系，依靠爱，还是新修的婚姻法，或者其他？或者我们从未认真思考过婚姻法对中国社会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中国今天的新兴中产阶级们正在面对却倍感困惑的婚姻政治问题，婚姻对他们来说到底是什么？

其实，1950年王明领衔起草的婚姻法，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婚姻理论，也吸收了民国政府的旧婚姻法，还短暂引发了1950年代政权交替初期的高离婚率。只不过，那次离婚高潮是因为婚姻法所赋予的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与1980年代至今的离婚率上升的自由主义背景不同。而人们对这部法律的政治意义认知远远不足，影响了对1980年和2001年两次婚姻法修订的时代意义认知。

1950年婚姻法，曾经在三十年里作为中国几乎唯一一部有效实行的法律，维持着中国社会的基本家庭结构，却与市民社会无关，将与婚姻制度有关的也是黑格尔意义上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如法院、私有财产制度等都付之阕如。直到后两次修订，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开始法制和市场化进程，与婚姻有关的市民社会制度才开始一点点建立起来，两次婚姻法修订案也分别放松了离婚自由、加强了婚姻财产规定和离婚过错责任的认定，确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婚原则，几乎是同时代立法最积极反映时代要求的进步法案。

这一历程，颇类《婚姻法》所本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的倒叙。从这一经典文献出发，我们了解现代婚姻——专偶制也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为了男权的统治而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它的极端形式便是一些天主教社会的禁止离婚，对待离婚和通奸如同对待死亡，“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

这或许是那些山盟海誓视婚姻如生死契、口口声声“只有死才能拆开”婚誓的人们真正的阶级认知，深深地烙着父权主义和私有制观念。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埃的眼中，无数水晶鞋和白马王子的童话，不过制造着男性统治的无知，藉由无知导致所谓命定之爱，即“对统治者及其统治的爱，也即对统治者的欲望，这种欲望意味着对亲身实现统治欲望的放弃”。

婚姻制度和专偶制也就如此这般成为男权统治的社会组织方式。这恐怕也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坚决拒绝专偶制的主因，她们绝不会投入专偶制婚姻的怀抱，否则便是背叛，或者“权力的拥有本身对身体的诱惑”。

王宝强离婚案引出的中产阶级恐慌

如此专偶制的另一面，也是充斥今天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王宝强婚变的八卦所在，却是恩格斯所说的丈夫大肆淫游、妻子大肆通奸的现实生活，再假之以资产阶级家庭的幸福婚姻共同体的伪饰，便构成19世纪以来典型的资产阶级财产婚的图景。

这正是今天中国新兴中产阶级们所努力追求的阶级再生产和阶级上升的社会样式，也是2001年婚姻法修订的背景。女权主义者往往也会借用恩格斯当年的话说，这种资产阶级的专偶制婚姻无异于批发式的卖淫，应当回归到恩格斯意义上无产阶级的性爱自由。

不幸的是，当下的婚姻伦理似乎在在印证着恩格斯的论断。1980年代的浪漫主义已经很罕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门当户对主义的婚姻观，在新中产阶级财富快速积累的过去二十年，婚姻重新成为阶级固化和阶级匹配的工具。

与此同时，对婚姻—财产的看重，并未妨碍淫游、出轨的泛滥，也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约炮文化的流行。一方面是极度的性开放，另一方面却是婚姻观念的保守化、婚姻市场的物质化。

从相亲电视节目到婚配网站到公园里的相亲角，匹配标准无不是直接的物质条件加上教育程度，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最赤裸裸地在婚姻市场上展现出来，如同民间结婚典礼上愈益疯狂的攀比和排场，然后转化为房地产市场的“刚需”和奢侈品市场的繁荣，后者的炫耀性消费只在显示阶级符号。

然而，这一切宛如“镀金时代”的背后，却面临着一场深刻的法律危机：淫游或出轨在今天却随时可能因为一本正经道德化的《婚姻法》当中的过错原则付出离婚和分割财产的巨大代价，这对无论指望婚姻完成阶级上升、获得财富的当事人、还是希望以婚姻巩固阶级地位的家族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王宝强，据说，就面临着财色兼失的窘况，这恐怕也是无数中产或者预备中产阶级看客们心惊肉跳的所在。这些新富们，在一个私有财产制度和市民社会不完备的国度里，一方面所有人对私有资产是否得到法院、警察机构的足够保障都不具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准备好运用家族信托管理资产，不得不让夫妻双方或者亲戚亲手介入琐碎肮脏的财产管理事务中，然后牵扯出无限的信任问题，昔日的家族制度已经无法继续承担这一财产管理职能了。

换句话说，以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如果只有《婚姻法》而缺乏充分的市民社会体系，缺乏足够的教育和独立法院，那么中产阶级的财产婚姻便形同空中楼阁，与1950到1980年的情形并无本质区别。然而，1980年后开始的法制化和市场化进程，却在过去数年间遭遇严重挫折。尽管司法体制正在努力改善，但是整个司法服务并不足以满足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们的法律需要，大大落后。

当然，法律危机的深处还是伦理问题。如果先不谈政治伦理，至少有一点，王宝强案中充斥的谎言和出轨却直接指向了一个当下中国社会无论男女交往、婚姻家庭还是普通人际关系的最基本问题——诚实。

因为，如果法律环境糟糕、正义难求，人们尚可用脚投票另觅桃花源，而若伦理层面出现危机，对每个人来说，实在是每天日常生活的噩梦，可能随身被枕边人、身边人欺骗。这种如同利维坦一般的丛林世界，也许才是王宝强婚变案喧嚣言论里每个看客、每次刷屏背后真正的恐慌。

郑也夫也好，普特南也好，或者社会资本理论本身，他们对社会信任下降的描述，从中国的“杀熟”到美国的一个人打保龄球，已经迅速演变为一场婚姻信任危机，也许其严重性甚至超过文革时期的人人自危。因为公民社会不彰，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基本单位成为最后的牺牲品，不能不说是一场潜在的巨大灾难。

然而，从诚实出发，或许也能在无数的争论中，在女权对专偶制的批评中，找到一个共同的连接。毕竟，即便是偷情、出轨或者超越专偶制的开放性关系，都存在一个可能被遵守的共同伦理——诚实。

如Easton&Hardy倡导的，在她们撰写的著作《伦理浪女》一书中所述，即便浪女也需要恪守诚实，然后才可能享受各种性爱的自由和愉悦，并且不至于伤害他人、爱人和已有的婚姻。公众对马蓉的指责和道德要求无非如此，对中央电视台等公共伦理的要求也不过于此。

王宝强离婚案引出的中产阶级恐慌

如果背离诚实，那么一切的情感、关系和行动，都将沦为最虚伪的表演。那似乎是演员们在水银灯前所擅长的，却太容易带给自己也带给看客一个错觉，所谓戏子无情的刻板印象，也是这次王宝强虽然拥粉甚众却始终被质疑其“老实人形象”的原因之一。

至于那些平常陷入淫游、出轨纠结甚至乐在其中的人们，因为对诚实这一人类社会最底线伦理的背叛，时间久了，总是或多或少地被谎言和伪饰塑造为表演性人格（障碍）。而表演性人格（障碍）所特有的抑郁症便是其伴生物和结果，也常被用来继续表演，装扮成受害者。这在婚姻亲密关系中屡见不鲜。

剩下的问题，这些法律危机、伦理危机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解决？如果不能，是否意味着一场潜在的社会失序危机的到来？这个问题的实质，也许在于，就像中国碎片化的中产阶级其主体性概念本身，是在一连串非正常死亡后被“喧嚣”所定义，王宝强婚变狂欢之后接下来的，中产阶级们是否还能主宰自己的婚姻？

其实，在狂欢的过程中，一个虽受压制却蓬勃向上的社会域却在呈现，也是齐泽克意义上指称对象对象征化的永久反抗，尽管它至前为止只是由无数次插曲性事件构成的制度恐慌、伦理恐慌所表达出来的集体情绪。

不过，所谓指称对象，也就是诸如中产阶级这个简单符号本身所包含的潜在政治意义，却是可能由此组成一个新的政治域，通过“创造和维系它所代表的政治群体而发挥政治效力，从而创造新的主体－角色和新的利益的能力”。

这是巴特勒的“身体之重”在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所对应的婚姻制度和婚姻关系，尤其是中产阶级在其中面对不确定的法律和伦理环境而表达出来的忧虑所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齐泽克意义上的述行（理论），以一种刷屏式的狂欢表演来反抗另一种表演，这种近乎暴民式的谴责和行为简直就是人民主权在通过自我创造的暴力行为而进入存在。

只是，在王宝强案中，他们所述行的人民主权是婚姻主权，一种坚决维护专偶制的带有强烈阶级色彩的主权意志，一种维护中产阶级意志的转化。

至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我们都没有理由低估王宝强婚变案的舆论喧嚣。透过刷屏，我们看到恐慌。透过恐慌，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政治域正在诞生，要求一个完备自足可靠的市民社会，能够保障婚姻和财产以及伦理社会。

（本文原标题《出轨、离婚和财产：中产阶级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