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叛变后,"小人物"如何掩护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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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极为普通的人。他不是作家或诗人,虽然参加过“湖畔诗社”,出版过诗集《苜蓿花》,但还是他自己花钱出版印刷的。他甚至算不上是个知识分子,虽然家有藏书万册,开过两家书店,办过出版社,但他十五岁就奉母命到父亲遗留的钱庄里打工学徒,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金融家。而所有的文学爱好、文化知识都是靠自学得来的。但他有着中国文化人最可宝贵的品德:重情义,爱朋友,讲义气。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为了承诺,千金散尽;为了情义,险丢性命。他叫谢旦如,又名澹如。今天知道他的人不多了。笔者曾采访他的家人,得知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小人物何以能载入史册?
1931年,瞿秋白被解除了一切职务。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没有正当职业,只靠党派发的微薄津贴过日子。离开中央后,他化名林复,剪去长发,留了一个板刷头,换了一身工人装,搬到了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两宜里一个工人聚居区过生活。但无论怎样乔装打扮,都改变不了他浓浓的知识分子气息。更要命的是他的夫人杨之华,从小家境富裕,现既要出去打工,还要操持家务,与左邻右舍打交道,几乎天天发生矛盾,时时发生争吵,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茅盾夫妇来到瞿秋白家,杨之华忙着炒菜,他们刚刚坐下准备开席,突然交通员匆匆赶来,交给瞿秋白一封信,信很简单,只有一行字: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瞿秋白知道,这是中央出大事了,让他们立即转移。于是难得准备的佳肴也顾不上吃,便匆匆送走了茅盾夫妻,与杨之华一起提了个小皮箱,搬到了杨之华的亲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再次转移,住到了愚园路树德里茅盾的家中。事后才晓得:顾顺章在武汉逗留被捕,随即叛变,整个地下党中央遭到了大破坏,瞿秋白还是周恩来在安排中央机关大转移时,特意让陈赓派人专程去通知的。
对瞿秋白的到来,茅盾非常热情。他特地让自己的孩子把床让出来给瞿秋白夫妇睡,让孩子在地板上搭铺。但毕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茅盾家就一个三楼大厢房,如果有人来,瞿秋白夫妇连躲的地方也没有。这一天,“左联”的负责人冯雪峰来茅盾家送刚刚创刊的“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瞿秋白就托冯雪峰替他找一个“可靠的”“可以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瞿秋白对冯雪峰讲:因为他身体不好,党中央已同意他休息一段时间。顺便他也准备写点东西,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冯雪峰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可以,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可靠的关系。
于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谢旦如将因为他的担当被载入史册。
掩护瞿秋白:一个小人物的登场
谢旦如,写诗时又名澹如,1904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他家几代经营钱庄,家境殷实,到了他父亲谢敏甫时,生意更为兴隆。除了祖传的福源钱庄外,在其他不少钱庄里都有股份。谢敏甫酷爱字画,藏书丰富。他在上海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旁的紫霞路购买了68号这一座豪宅,占地近一亩,三开间三进,第二进中的西厢房专门用来藏书,几十年下来总有万册。到了谢旦如这一辈,又添了许多新文化、新文学的书籍。
谢旦如十三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十五岁时,根据父亲的遗愿与母亲的安排,到福源钱庄打工,从学徒做起准备接班。除了上夜校读书,他还和同在钱庄学徒的应修人等结为好友,一起吟诗作文,并筹集一批书籍成立了“上海通信图书馆”,以书会友。于是认识了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被称之为常州三杰之一的恽代英(另两人为瞿秋白与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张太雷),深受影响。
1924年,二十岁的谢旦如在应修人的介绍下,加入了由冯雪峰、潘谟华、汪静之、应修人发起的“湖畔诗社”,以诗咏志,以诗会友。这么算下来,他与冯雪峰相识也有六七个年头了。他急公好义,但凡朋友中需要帮忙的,总是挺身而出,热情相助。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先后与朋友合伙在老西门、静安寺等处开过几家书店,专门销售左翼文艺书刊。书店被查封后,他又独资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中州路)开了一家公益书店,专门买卖旧书。同时在书店的二楼秘密购置了印刷机和订书机,给中共地下党和左翼文化人印刷、装订进步刊物与文件,所有费用都是由他单独承担的。1931年2月7日,五位左翼作家殷夫、柔石、冯铿、胡也频、李求实与其他近二十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政府在龙华枪杀,其中与谢旦如相识的就有好几位。“左联”决定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五位烈士的遗像与版画封面全部用道林纸单印。而所有的选纸用料、文字编辑、排版印刷、装订发送均在老靶子路上的公益书店里完成,大多数费用由谢旦如一人承担。这是何种的担当!“一双冷眼看世人,满腔热血酬知己。”因此,当冯雪峰准备秘密安排瞿秋白夫妇住到紫霞路68号谢宅时,谢旦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为了保护家人,谢旦如连自己的夫人钱云锦也不告诉,就说自己的一位文友林先生因病需要在家里修养一段时间。随后便同夫人一块儿去说服老母亲,说是准备将自己家里的客房租出一间去挣几个零花钱。老母亲不解:说自己家里从来不缺钱,为什么要出租房子?但见儿子执意要干也就同意了。于是谢旦如夫妇连夜写了十来张空房出租的广告,贴在董家渡一带。自然第二天便有人上门前来租房,第三天房客就上门来,自然是化名为林复先生的瞿秋白与他的夫人。
从局促逼仄的大西路贫民窟搬到了独门独户的紫霞路68号,瞿秋白与杨之华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据钱云锦回忆:“不仅瞿秋白进了书房乐而忘返,连杨之华也满心欢喜地说,只要一进书房,他就钻在书堆里,一天也出不来。”“一日三餐,我们两家都是一起吃的,饭后茶余,秋白喜欢和旦如谈天,也喜欢听收音机。那一段时间,秋白足不出户,来看望他的,除了冯雪峰,好像没有别人了。”瞿秋白自己也说过:住在谢旦如家这一年多的日子里,是他一生中最平静、最舒心、最安逸的日子(杨之华回忆)。
在这一年半的日子里,瞿秋白除了读书,就是翻译写作,写就了上百万字的作品。主要有编入杂文集《乱弹及其他》中的几十篇杂文,编入《海上述林》集中的几十万字译作,以及文艺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等。
为了确保瞿秋白的安全,平素喜欢交友的谢旦如开始变得静默起来。他很少把朋友带回自己家里,更少在家中宴请亲朋好友。万一有客人来,也确保将客人活动范围基本上安排在大宅中的第一进。1932年1月,日寇发动了“一·二八事变”,谢旦如带着全家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避难,他租好了公寓,同样没有忘记替瞿秋白夫妇租了一套。一直住到5月末,中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后才搬回紫霞路老宅。
1932年7月,在冯雪峰的引领下,瞿秋白穿过大半个上海,从紫霞路来到四川北路底拉摩斯公寓拜见了他神交已久的鲁迅先生。9月1日,鲁迅先生与瞿秋白第二次见面,那是在谢旦如家里。鲁迅日记里是这么写的:“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问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何即为瞿秋白,当时许多熟悉的朋友称秋白为何苦。谢旦如的夫人钱云锦回忆:这次也是冯雪峰带路的,深通人情的鲁迅在去谢家时还特地买了一盒玩具送给谢旦如的孩子。这是谢旦如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鲁迅先生,并设家宴款待鲁迅夫妇与秋白夫妇。当他看到自己无限崇敬的文坛巨匠鲁迅先生亲自前来拜访瞿秋白,并无拘无束,相谈甚欢,更深切地认识到居住在自己家里的这位客人的珍贵。
直到1931年12月11日,为了能有一个更长久居住的更隐蔽的地方,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亲自来接走了瞿秋白夫妇。他们在谢家总共住了一年零七个月。
文字重于千金:全力保护先辈文稿
故事还没有结束。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受党中央调遣,由上海潜入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满心喜悦,杨之华在《忆秋白》中写道:秋白称苏区“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但鲁迅却认为:依照秋白的身体状况,不应该去苏区,而应该去苏联。
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被留在根据地。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福建被捕,6月18日在长汀被杀!消息传到上海,鲁迅、茅盾、郑振铎、陈望道、谢旦如等极为悲痛。他们决定尽快出版瞿秋白的遗著,以作永远的怀念!
根据鲁迅先生的计划,谢旦如将瞿秋白在他家写就或翻译的文稿,一叠叠整理好,总有近百万字,送到鲁迅先生家里。杨之华认为应该先出版他的著述,这无疑是正确的。鲁迅认为这些文字虽然是最宝贵的,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未必行得通,隐姓埋名还无法公开出版,不如保存起来,交后人出版。目前最急迫的是先出版他的译作,于是定下了出版两巨册《海上述林》的计划。鲁迅亲自编辑、定稿、写序言,排版、校对后打成纸型送到日本装订。鲁迅甚至虚拟了“诸夏怀霜”出版社(取全中国怀念瞿霜之意,瞿霜为瞿秋白——笔者注),独家经营为内山书店,而大部分经费是由谢旦如无偿提供的。遗憾的是,《海上述林》上卷送到上海时,鲁迅先生尚健在,等下卷送到上海时,他已经与世长辞了!除了《海上述林》,还有许多杂文、诗作、文艺理论著述的手稿依旧留存在谢旦如家中。他将这些文稿视作生命,珍藏在一只小皮箱里。几乎就在瞿秋白慷慨赴义的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负责人方志敏也在福建被捕,关押在南昌。方志敏在狱中将近七个月的时间里,写下了十多万文字的文稿,先后托人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以及自传等文稿带到上海,辗转交到了宋庆龄手里。宋又将这些文稿转交给冯雪峰。冯想了又想,觉得最可靠的保存者还是谢旦如。以后经过冯,陆续送给他的手稿,还有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胡也频烈士的《秋》《故乡》,郭沫若的诗稿《五月歌》等。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闸北、南市等华界进行狂轰滥炸。在无数次军阀混战中,始终保持宁静的紫霞路一带被炸成一片废址,谢旦如家片瓦不存,家道急剧中落。但谢旦如逃难时始终拎着那只珍藏着许多先辈文稿的小皮箱,他的信念是千金可以散尽,但文字重于千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英美租界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只有法租界由于法国政府投降并与希特勒结盟,尚在苟延残喘。谢旦如看到这险峻的局势,觉得手稿藏在皮箱里还不保险。如有可能,还是要尽早出版成书,让它们流传开来,传存下去。为此,他冒着极大风险,在法租界注册了一个出版社“霞社”,精心编辑,出版了瞿秋白杂文集《乱弹及其他》、论文集《社会科学概念》等。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文章集合在一起,以《方志敏自传》为题出版。所有的费用都是由他承担的。这些小册子不仅在法租界、整个上海流传开来,还传到了大后方重庆与延安。
1948年底,上海局势骤紧,谢旦如的儿子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军警追杀,被地下党送到解放区。谢旦如立刻想到这些文稿,将它们全部转移到夫人娘家。钱云锦甚至将文稿缝在老母亲的寿衣里,躲过一劫。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谢旦如如释重负,他和他所保存的文稿终于重见天日了。他细细整理,分门别类,分几次全部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
(本文原题《白色恐怖中的谢旦如与瞿秋白》,刊于8月1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http://war.163.com/16/0816/09/BUJ5IAGR00014OVF.html这是一位极为普通的人。他不是作家或诗人,虽然参加过“湖畔诗社”,出版过诗集《苜蓿花》,但还是他自己花钱出版印刷的。他甚至算不上是个知识分子,虽然家有藏书万册,开过两家书店,办过出版社,但他十五岁就奉母命到父亲遗留的钱庄里打工学徒,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金融家。而所有的文学爱好、文化知识都是靠自学得来的。但他有着中国文化人最可宝贵的品德:重情义,爱朋友,讲义气。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为了承诺,千金散尽;为了情义,险丢性命。他叫谢旦如,又名澹如。今天知道他的人不多了。笔者曾采访他的家人,得知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小人物何以能载入史册?
1931年,瞿秋白被解除了一切职务。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没有正当职业,只靠党派发的微薄津贴过日子。离开中央后,他化名林复,剪去长发,留了一个板刷头,换了一身工人装,搬到了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两宜里一个工人聚居区过生活。但无论怎样乔装打扮,都改变不了他浓浓的知识分子气息。更要命的是他的夫人杨之华,从小家境富裕,现既要出去打工,还要操持家务,与左邻右舍打交道,几乎天天发生矛盾,时时发生争吵,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茅盾夫妇来到瞿秋白家,杨之华忙着炒菜,他们刚刚坐下准备开席,突然交通员匆匆赶来,交给瞿秋白一封信,信很简单,只有一行字: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瞿秋白知道,这是中央出大事了,让他们立即转移。于是难得准备的佳肴也顾不上吃,便匆匆送走了茅盾夫妻,与杨之华一起提了个小皮箱,搬到了杨之华的亲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再次转移,住到了愚园路树德里茅盾的家中。事后才晓得:顾顺章在武汉逗留被捕,随即叛变,整个地下党中央遭到了大破坏,瞿秋白还是周恩来在安排中央机关大转移时,特意让陈赓派人专程去通知的。
对瞿秋白的到来,茅盾非常热情。他特地让自己的孩子把床让出来给瞿秋白夫妇睡,让孩子在地板上搭铺。但毕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茅盾家就一个三楼大厢房,如果有人来,瞿秋白夫妇连躲的地方也没有。这一天,“左联”的负责人冯雪峰来茅盾家送刚刚创刊的“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瞿秋白就托冯雪峰替他找一个“可靠的”“可以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瞿秋白对冯雪峰讲:因为他身体不好,党中央已同意他休息一段时间。顺便他也准备写点东西,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冯雪峰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可以,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可靠的关系。
于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谢旦如将因为他的担当被载入史册。
掩护瞿秋白:一个小人物的登场
谢旦如,写诗时又名澹如,1904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他家几代经营钱庄,家境殷实,到了他父亲谢敏甫时,生意更为兴隆。除了祖传的福源钱庄外,在其他不少钱庄里都有股份。谢敏甫酷爱字画,藏书丰富。他在上海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旁的紫霞路购买了68号这一座豪宅,占地近一亩,三开间三进,第二进中的西厢房专门用来藏书,几十年下来总有万册。到了谢旦如这一辈,又添了许多新文化、新文学的书籍。
谢旦如十三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十五岁时,根据父亲的遗愿与母亲的安排,到福源钱庄打工,从学徒做起准备接班。除了上夜校读书,他还和同在钱庄学徒的应修人等结为好友,一起吟诗作文,并筹集一批书籍成立了“上海通信图书馆”,以书会友。于是认识了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被称之为常州三杰之一的恽代英(另两人为瞿秋白与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张太雷),深受影响。
1924年,二十岁的谢旦如在应修人的介绍下,加入了由冯雪峰、潘谟华、汪静之、应修人发起的“湖畔诗社”,以诗咏志,以诗会友。这么算下来,他与冯雪峰相识也有六七个年头了。他急公好义,但凡朋友中需要帮忙的,总是挺身而出,热情相助。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先后与朋友合伙在老西门、静安寺等处开过几家书店,专门销售左翼文艺书刊。书店被查封后,他又独资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中州路)开了一家公益书店,专门买卖旧书。同时在书店的二楼秘密购置了印刷机和订书机,给中共地下党和左翼文化人印刷、装订进步刊物与文件,所有费用都是由他单独承担的。1931年2月7日,五位左翼作家殷夫、柔石、冯铿、胡也频、李求实与其他近二十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政府在龙华枪杀,其中与谢旦如相识的就有好几位。“左联”决定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五位烈士的遗像与版画封面全部用道林纸单印。而所有的选纸用料、文字编辑、排版印刷、装订发送均在老靶子路上的公益书店里完成,大多数费用由谢旦如一人承担。这是何种的担当!“一双冷眼看世人,满腔热血酬知己。”因此,当冯雪峰准备秘密安排瞿秋白夫妇住到紫霞路68号谢宅时,谢旦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为了保护家人,谢旦如连自己的夫人钱云锦也不告诉,就说自己的一位文友林先生因病需要在家里修养一段时间。随后便同夫人一块儿去说服老母亲,说是准备将自己家里的客房租出一间去挣几个零花钱。老母亲不解:说自己家里从来不缺钱,为什么要出租房子?但见儿子执意要干也就同意了。于是谢旦如夫妇连夜写了十来张空房出租的广告,贴在董家渡一带。自然第二天便有人上门前来租房,第三天房客就上门来,自然是化名为林复先生的瞿秋白与他的夫人。
从局促逼仄的大西路贫民窟搬到了独门独户的紫霞路68号,瞿秋白与杨之华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据钱云锦回忆:“不仅瞿秋白进了书房乐而忘返,连杨之华也满心欢喜地说,只要一进书房,他就钻在书堆里,一天也出不来。”“一日三餐,我们两家都是一起吃的,饭后茶余,秋白喜欢和旦如谈天,也喜欢听收音机。那一段时间,秋白足不出户,来看望他的,除了冯雪峰,好像没有别人了。”瞿秋白自己也说过:住在谢旦如家这一年多的日子里,是他一生中最平静、最舒心、最安逸的日子(杨之华回忆)。
在这一年半的日子里,瞿秋白除了读书,就是翻译写作,写就了上百万字的作品。主要有编入杂文集《乱弹及其他》中的几十篇杂文,编入《海上述林》集中的几十万字译作,以及文艺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等。
为了确保瞿秋白的安全,平素喜欢交友的谢旦如开始变得静默起来。他很少把朋友带回自己家里,更少在家中宴请亲朋好友。万一有客人来,也确保将客人活动范围基本上安排在大宅中的第一进。1932年1月,日寇发动了“一·二八事变”,谢旦如带着全家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避难,他租好了公寓,同样没有忘记替瞿秋白夫妇租了一套。一直住到5月末,中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后才搬回紫霞路老宅。
1932年7月,在冯雪峰的引领下,瞿秋白穿过大半个上海,从紫霞路来到四川北路底拉摩斯公寓拜见了他神交已久的鲁迅先生。9月1日,鲁迅先生与瞿秋白第二次见面,那是在谢旦如家里。鲁迅日记里是这么写的:“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问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何即为瞿秋白,当时许多熟悉的朋友称秋白为何苦。谢旦如的夫人钱云锦回忆:这次也是冯雪峰带路的,深通人情的鲁迅在去谢家时还特地买了一盒玩具送给谢旦如的孩子。这是谢旦如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鲁迅先生,并设家宴款待鲁迅夫妇与秋白夫妇。当他看到自己无限崇敬的文坛巨匠鲁迅先生亲自前来拜访瞿秋白,并无拘无束,相谈甚欢,更深切地认识到居住在自己家里的这位客人的珍贵。
直到1931年12月11日,为了能有一个更长久居住的更隐蔽的地方,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亲自来接走了瞿秋白夫妇。他们在谢家总共住了一年零七个月。
文字重于千金:全力保护先辈文稿
故事还没有结束。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受党中央调遣,由上海潜入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满心喜悦,杨之华在《忆秋白》中写道:秋白称苏区“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但鲁迅却认为:依照秋白的身体状况,不应该去苏区,而应该去苏联。
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被留在根据地。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福建被捕,6月18日在长汀被杀!消息传到上海,鲁迅、茅盾、郑振铎、陈望道、谢旦如等极为悲痛。他们决定尽快出版瞿秋白的遗著,以作永远的怀念!
根据鲁迅先生的计划,谢旦如将瞿秋白在他家写就或翻译的文稿,一叠叠整理好,总有近百万字,送到鲁迅先生家里。杨之华认为应该先出版他的著述,这无疑是正确的。鲁迅认为这些文字虽然是最宝贵的,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未必行得通,隐姓埋名还无法公开出版,不如保存起来,交后人出版。目前最急迫的是先出版他的译作,于是定下了出版两巨册《海上述林》的计划。鲁迅亲自编辑、定稿、写序言,排版、校对后打成纸型送到日本装订。鲁迅甚至虚拟了“诸夏怀霜”出版社(取全中国怀念瞿霜之意,瞿霜为瞿秋白——笔者注),独家经营为内山书店,而大部分经费是由谢旦如无偿提供的。遗憾的是,《海上述林》上卷送到上海时,鲁迅先生尚健在,等下卷送到上海时,他已经与世长辞了!除了《海上述林》,还有许多杂文、诗作、文艺理论著述的手稿依旧留存在谢旦如家中。他将这些文稿视作生命,珍藏在一只小皮箱里。几乎就在瞿秋白慷慨赴义的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负责人方志敏也在福建被捕,关押在南昌。方志敏在狱中将近七个月的时间里,写下了十多万文字的文稿,先后托人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以及自传等文稿带到上海,辗转交到了宋庆龄手里。宋又将这些文稿转交给冯雪峰。冯想了又想,觉得最可靠的保存者还是谢旦如。以后经过冯,陆续送给他的手稿,还有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胡也频烈士的《秋》《故乡》,郭沫若的诗稿《五月歌》等。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闸北、南市等华界进行狂轰滥炸。在无数次军阀混战中,始终保持宁静的紫霞路一带被炸成一片废址,谢旦如家片瓦不存,家道急剧中落。但谢旦如逃难时始终拎着那只珍藏着许多先辈文稿的小皮箱,他的信念是千金可以散尽,但文字重于千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英美租界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只有法租界由于法国政府投降并与希特勒结盟,尚在苟延残喘。谢旦如看到这险峻的局势,觉得手稿藏在皮箱里还不保险。如有可能,还是要尽早出版成书,让它们流传开来,传存下去。为此,他冒着极大风险,在法租界注册了一个出版社“霞社”,精心编辑,出版了瞿秋白杂文集《乱弹及其他》、论文集《社会科学概念》等。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文章集合在一起,以《方志敏自传》为题出版。所有的费用都是由他承担的。这些小册子不仅在法租界、整个上海流传开来,还传到了大后方重庆与延安。
1948年底,上海局势骤紧,谢旦如的儿子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军警追杀,被地下党送到解放区。谢旦如立刻想到这些文稿,将它们全部转移到夫人娘家。钱云锦甚至将文稿缝在老母亲的寿衣里,躲过一劫。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谢旦如如释重负,他和他所保存的文稿终于重见天日了。他细细整理,分门别类,分几次全部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
(本文原题《白色恐怖中的谢旦如与瞿秋白》,刊于8月1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http://war.163.com/16/0816/09/BUJ5IAGR00014OVF.html
有古义士之风
1962年9月谢老先生因脑溢血逝世。1961年11月曾自杀未成。1966年墓地被捣毁。
真有侠客之风!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