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闲聊海军上将苏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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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振华是55上将中很有点说头的一位。他是新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曾经高居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之列。他在文革初期早早就被打倒遭到磨难，复出后一度受到重用，却又身陷于政治纠缠中，最后闹得郁郁而终。一个本应有着更加光辉前途的军队领导人，为何会到了如此地步呢？
苏振华是湖南省平江县三墩戴家铺人，生于1912年6月2日，原名苏七生。20世纪的“一零后”群体，集中了开国将军中从上将到少将的大多数人员。如57名上将中有20名，175名中将中超过了100名，800名少将中超过了600名。苏振华出生的这一年还比较特殊，和他同年出生的开国上将竟然一个也没有。开国中将倒是有一大串，如陶勇、刘培善、廖容标、刘浩天、顿星云、林维先、王必成、李天焕、康志强、程世才、吴信泉、崔田民、刘转连、刘志坚、周仁杰、邱创成、徐斌洲、欧阳文、袁升平、吴富善、邓逸凡等人。苏振华，算是12年群体中最耀眼的将星了。
苏振华幼年家贫，6岁开始就去放牛、砍柴、种田、打短工，没念过什么书。14岁时，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苏振华相继参加了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跟着农民协会进行革命宣传和打土豪劣绅，受到了革命启蒙。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和平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苏振华也自此走上了军事生涯，先后参加了赤卫队、游击队，并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6月，苏振华在平江县城参加了红5军，并将名字苏七生改成了苏振华。同年11月，苏振华由共青团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30年到1936年，苏振华一直在彭德怀麾下南征北战。他历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1师3团3连战士、班长、连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排长、连党支部组织委员、连政治委员，红4师12团党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红5师13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红12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等职。苏振华作战很勇敢，思想政治水平也较高。在担任连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他遵照古田会议精神，带头反对个别干部打骂士兵，结果被捆绑起来要枪毙。由于红三军团马上要参加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苏振华被放回部队作战，这才幸免于难。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战后，苏振华仍然坚持原则，继续行使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民主权利，并得到了上级的支持。
在第一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苏振华机智果敢，完成任务坚决，表现出色，从班长一直升到了红5师13团政治委员。在1931年2月攻打土顽武装的战斗、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的莲塘圩战斗、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的草台冈战斗中，苏振华先后多次负伤，每次都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昏倒在地被抬下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斗和高虎垴战斗中，时任红三军团红5师13团政治委员的苏振华，和团长黄珍、参谋长卢绍武等人共同指挥战斗，与“堡垒推进”的优势国民党军节节血战，打得非常惨烈。战后，红13团受到了军团部的通报嘉奖。1934年8月1日，苏振华还获得了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在长征期间，苏振华率部于红三军团序列中一路闯关夺寨，官兵同甘共苦，坚持跟着中央北上转战。在黔北的土城地区，准备北渡长江入川的中央红军主力与追击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潘佐、廖泽等部展开了一场恶战。红5师中战斗力最强的红13团过湘江时减员达三分之一，此次作为军团预备队没有拉上去，苏振华是有力气没能使上；一渡赤水后的扎西整编时，苏振华调任红12团政治处主任。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斗中，苏振华与团政委钟赤兵组织突击队勇猛夺占关口，从而动摇了娄山关守敌防御，配合主力赢得了战斗主动权。钟赤兵在阻敌反扑时腿部负了重伤，苏振华接替指挥将敌人打了下去，尔后接任了团政委职务。红三军团夺取了娄山关后，苏振华和团长谢嵩指挥全团随同兄弟部队勇猛追击敌人，一举打出了遵义大捷；渡过金沙江后过彝族区时，苏振华遵照上级命令率部模范执行了民族政策；抢渡大渡河期间，红军日行百里翻山越岭。苏振华在部队中组织开展互助活动，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鼓励指战员们跟上队伍，坚持向胜利前进；当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后，苏振华率部跟着党中央坚持北上，毫不动摇；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斗中，苏振华接替患病的团长文年生指挥红12团，带领突击队勇猛突入直罗镇内，为战役全胜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苏振华有胆有识，智勇双全，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出色，成长为了红三军团的骨干指挥员之一。到了陕北后，苏振华被选送到在瓦窑堡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初，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移驻由东北军让出的延安县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战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很多将领都随同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苏振华也提出了上前线的要求，但毛泽东点名让苏振华留在“抗大”帮助办学，苏振华只好服从组织分配。他先后担任了“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大队长、第四期第一大队大队长等职，与胡耀邦等人搭档，为“抗大”的教学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苏振华小时候没有读过书，是上了红军大学后才紧急开始识字补文化，比别人下了更大的苦功夫，后学努力，进步很快。毛泽东很欣赏他，称赞其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
1939年6月下旬，“抗大”第五期与华北联合大学合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后改为青年纵队，开赴抗日前线办学。当时罗瑞卿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振华任第1团团长。在陕北学习了3年后，苏振华终于师满出山、实现夙愿，走上了抗日前线。苏振华随青年纵队到达了聂荣臻领导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民主边区，此后热诚投入了前线“抗大”的教学工作，培养出了不少抗战骨干。1940年5月，苏振华调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政治委员兼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兼任鲁西军政委员会主席。343旅是由原中央红军红一、红三军团骨干部队改编成的，是八路军第115师的主力旅。在开赴山西，挺进山东的征程中，343旅落地开花，发展出了不少部队，番号也几经变化。苏振华这时到的343旅，主要由原343旅686团3营、师直一部改编的第115师独立旅，以及原343旅685团2营扩编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经过重新合编，恢复番号而成的。其中原343旅686团3营，就是苏振华的老部队红三军团红12团。新编343旅的旅长是杨勇，在萧华调走后还兼任了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是原红三军团第4师红10团的政委，与苏振华同为红三军团主力团政委。此后，二人成为了多年搭档，发展出了著名的“杨苏纵队”。
在鲁西期间，苏振华与杨勇抗击日伪，反击顽军，扩大部队，开辟根据地，成绩斐然。1940年冬，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343旅运河支队与陈士榘率领入鲁的第115师独立支队2团合编为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旅政治委员兼鲁西军区政治委员。1941年1月，苏振华与杨勇指挥教导第3旅等部在郓城西北的潘溪渡设伏，以“围点打援”战术全歼日军第32师团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大队，歼灭软原少佐以下160余人，毙伤伪军130余人，焚毁汽车4辆，缴获枪支弹药一部，创造了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战斗中缴获了九二式步兵炮1门，对于打击日军炮楼用处极大，因而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不久，日军就叫嚣要“夺回大炮、活捉杨勇”，出动大批兵力对鲁西军区实行铁壁合围式的“扫荡”。苏振华、杨勇率鲁西军区机关、行署机关跳出敌人合围，灵活转战。为掩护军区机关和当地军民转移，教导第3旅特务3营在朝城西南的苏村地区阻击日军，与优势敌人血战竟日，以牺牲126名官兵的代价歼敌300余人，谱写了抗日战争中的又一曲壮歌。那门从日军手里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后来成为了八路军手中的拔点利器，屡立功勋。解放后，这门炮被送到了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1941年7月，中共北方局决定，将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其时杨勇已奉调赴延安，由杨得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冀鲁豫军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与杨得志主持了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的合并工作，并继续领导冀鲁豫军民千方百计与日伪顽战斗，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与敌人争夺基层政权，坚持发展生产，逐渐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其间，冀鲁豫边区进行了精兵简政，军区领导机构也进行了调整，由区委书记黄敬兼任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改任副政治委员。
1944年5月，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中共平原分局和新的冀鲁豫军区。由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黄敬任中共平原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宏坤、杨勇任军区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中共平原分局党校校长。此前，冀南区曾推行了延安倡导的“抢救运动”，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苏振华到平原分局党校上任后，根据中共北方局代书记邓小平的指示，对数百名受冤枉的干部一一甄别，重新结论，使他们放下了精神包袱，再次投入到工作中去。苏振华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军队政治工作者，为其日后的晋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苏振华与宋任穷、杨勇等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展开大反攻，先后收复延津、阳武、封丘等29座县城，并乘胜兵围开封，取得了很大胜利。1945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统一领导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分区组成的晋冀鲁豫战略根据地(后称解放区)，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10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实行整编，其中将原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杨得志、苏振华同时还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奉中共中央紧急命令，华北、华东大批部队经陆海挺进东北。晋冀鲁豫军区1纵也在进军东北之列，除1旅外，其他部队已奉命将重武器和大量弹药移交军区和地方部队，只留有少量轻武器，准备到东北再换装。其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刚刚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因国民党前后7个军正沿平汉铁路北犯，为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遂又奉中央指示打响了平汉战役。刘邓命令，1纵参加平汉战役作战。在纵队火力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苏振华立即动员部队投入战斗，并与紧急从延安返回的杨得志共同指挥，实施运动防御，节节阻击优势之敌。在主力部队到达后，杨得志、苏振华指挥1纵协同兄弟部队展开反攻，势如破竹，迫使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活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先后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阻止了其沿平汉铁路的猖狂北进，胜利结束了平汉战役。
紧接着，奉中央军委电令，杨得志、苏振华率1纵紧急北上平津，准备开赴东北。由于国民党军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帮助下从秦皇岛登陆，迅速攻占了山海关，1纵挺进东北的道路已被封锁。中央军委又令1纵不去东北，改归晋察冀军区指挥，参加保卫热河作战。杨得志、苏振华奉命率领1纵驻于热河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有理有节的“摩擦”斗争，保卫热河，配合中央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同时整顿部队，筹集粮饷，争取群众。到1945年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杨得志和副司令员曾思玉、参谋长卢绍武等军事领导干部留晋察冀军区工作。苏振华任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1纵兼程南下，归还了晋冀鲁豫军区建制。
苏振华带领1纵长途行军千余里归建后，未及充分休整，又率部参加了巨金鱼战役。苏振华指挥1纵险道疾行，强攻西台集，坚持在前线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68师主力181旅4000余人，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致电通令嘉奖。此后苏振华又率1纵参加豫皖边战役，攻克曹县，全歼守敌；坚守黄集地区，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第5军激战7昼夜，保障野战军主力北渡黄河，脱离了“黄河归故”造成的险境。1947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第1、第7纵队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1纵队，下辖原1、7纵的4个旅，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两个老搭档，再次并肩共同战斗。
在杨勇、苏振华的指挥下，1纵又投入了豫北反攻，参加围攻安阳，配合兄弟部队先后歼敌4万余人，控制了百余里的平汉铁路。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杨勇、苏振华率1纵过河后急行军奔袭郓城，一举破城，以伤亡1928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5师师部及两个旅1.1万余人，俘敌副师长明理亚，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灭敌军两个旅的范例，受到了刘邓的通令嘉奖。尔后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包围六营集，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术，在6纵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70师、第32师两个师部及两个半旅1.8万余人，俘敌整编第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少将副师长罗哲东，创造了平原运动战的经典战例。紧接着杨勇、苏振华又率1纵赶到羊山集以东地区打阻击，配合2、3纵等兄弟部队攻克羊山集，顽强吃掉了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军宋瑞珂整编第66师，终于取得了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5.6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接下来1纵在野战军序列内继续向大别山挺进，迅速跨过陇海铁路，通过黄泛区，部队舍弃重炮，轻装前进，先后抢渡沙河、汝河、淮河等河流，一路刺刀见红。经过20昼夜的艰苦行军，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终于胜利到达了大别山。然而，由于抗战期间桂系军队加强了对大别山地区的控制，其统治基础相当深厚，群众因受到胁迫不敢支援昔日的红军。刘邓大军到达这里后，遇到了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找不到向导带路，无法安置伤病员，屡遭还乡团、小保队的袭击残害等困难。刘邓下定决心，分散部队，清剿匪患，深入群众，进行土改，花大力气开展地方工作。至1947年10月中旬，刘邓大军已在大别山地区17个县建立起了政权，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背上了国民党几十个旅的兵力，想不打仗就建立起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刘邓曾几次组织兵力企图围歼国民党军整编师主力，皆因部队不会打山地战，机动速度慢，不是阻击不住敌人，就是围不住敌人，或是让敌人逃掉了，都没有达到目的。1纵参加了商城以北、中铺、斛山铺三仗，表现不佳。刘邓火了，在光山白雀园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对此，苏振华在1964年曾经有过一个回忆：“打硬仗、歼灭敌人也有争论，到了新区怕死人，越怕士气越糟，越跑越没有士气，结果是子弹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毛主席讲保存自己和歼灭敌人是对立的统一，只有歼灭了敌人才能保存自己。这个问题在大别山体会最深。当时，在白雀园附近，开了一个有名的会议。刘司令员、邓政委亲自主持，统一干部认识，提高坚持大别山的信心。会议开始前，我们还在说说笑笑，邓政委一进来就说：‘仗没打好，今天开的是不握手的会议。’听邓政委这一说，会议气氛严肃了。刘司令员张口说：‘我们野战军怎么都变成女人了？一碰到敌人就软下来了？’（注：后面实际还有一句，‘今天的会是安卵子的会’）两位首长一说，大家又惭愧又发狠了。他们精辟分析了有利和不利因素，指明了我军必胜的前途，大家心里亮堂了。讲话结束时，邓小平说：今天就不同大家握手了，等打了胜仗再握！”
其后部队吸取经验教训，无把握的仗不打，终于在张家店、歧亭、柳子港、李家集地区打了几个中小规模的胜仗，歼敌6000余人。其中1纵在歧亭、柳子港歼敌第56师3个营千余人。接下来，刘邓趁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之机，率主力南下长江北岸展开，横扫江北诸城镇，控制了东西宽约150公里的地带，颇有进窥九江之势。当时在庐山的蒋介石以为刘邓要渡江南下，急忙调湖北的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到广济一线布防，以阻止刘邓大军南下。刘邓抓住时机，在敌人必经的高山铺地区设伏，集中1纵、6纵歼敌于运动之中。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迅速奔袭集中，围住了高山铺之敌。经与6纵协同战斗两天，一举吃掉了敌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5个整团1.26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打了一个痛快的翻身仗。
高山铺战役后，为打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刘邓着眼于整个中原战局的发展，决定将部队分散行动，跳出包围圈，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与敌人周旋。同时各以一部转移到淮河以北和江汉、桐柏地区展开，扯散敌人。据此，刘伯承、张际春率野战军领导机关、中原局机关组成后方指挥所（简称后指），带1纵乘敌之隙隐蔽开进，北渡淮河，跳到外线作战，开辟新的根据地；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人组成前方指挥所，指挥2、3、6纵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从晋冀鲁豫后续南下的10、12纵在江汉、桐柏地区展开，迅速发展。
12月11日，刘邓于湖北礼山地区正式分兵。在后指北移途中，因联络失误，在光山北向店的何小寨地区与国民党军同时住进了一个村子。夜暗雾浓中，双方遭遇发生交火。刘伯承见势不妙，果断率后指机关趁敌人没搞清虚实之机悄悄转移。后国民党军察觉到眼前这股共军可能有大首脑，立即调兵围追过来。当时刘伯承、张际春身边并没有部队，形势很危险。杨勇、苏振华闻讯后指挥1纵部队跑步前进驰援，打了一天，终于挡住了国民党军3个多旅的冲击，掩护后指机关安全转移。事后刘伯承抹着汗说：“我带着直属队、中原局机关一大摊子转移，好比李逵背娘。这回差一点当了李逵，让老虎把娘吃掉，可要记取教训啊！”
根据后指指示，杨勇、苏振华率1纵进至淮河南北地区机动作战，创建淮西根据地。1947年12月底，1纵20旅攻克汝南，歼灭国民党河南省第8专署保安总队1000余人，俘虏河南省保安中将副司令温汉卿。其后20旅又西进平汉路，突袭明港车站，缴获大批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过冬的需要。因大别山之敌分兵追来，为避敌锐气，1948年1月初，杨勇、苏振华率纵队主力北上至河南项城以北地区休整；20旅旅长吴忠率旅主力伪装南进至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包信集、赵集一带活动，意在吸引敌人，为纵队主力休整和开辟根据地赢得时间。不料，在此期间这个纵队主力旅20旅却出了事。
到了包信集地区后，因连战连捷，吴忠杀得性起，还想打一仗，搞掉一些土顽武装后再转移。当时政委刘振国和副旅长李觉都认为不妥，当面之敌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战斗力很强，师长胡琏又素来狡猾，一旦被敌人粘上恐怕会遭到损失。无奈吴忠坚持己见，刘振国和李觉也只好同意在包信集一带找机会打一仗再走。
由于土顽武装熟悉地形，非常机灵，20旅一直没有找到歼敌机会。这时胡琏已嗅出了味道，指挥整编第11师各部向包信集地区围拢过来。奉杨勇、苏振华的命令，吴忠准备率20旅迅速转移。然而在转移路线上几个旅领导又发生了分歧。吴忠与李觉主张按纵队的命令向西转移，刘振国却主张向东转移。当时1纵主力正在东北方向的项城以北地区休整，向东转移有把敌人引向纵队主力的危险，也影响淮西新区的开辟，有违纵队命令。而向西转移则是水网稻田地带，部队行动困难，难以迅速摆脱敌人，在战术上不利。吴忠这次有点含糊，经过考虑后还是希望能获得两全，遂决定以配属的纵队骑兵团向西转移吸引敌人，旅主力向东转移，靠近纵队主力寻机歼敌。结果当吴忠率旅主力向东到达包信集以南小回庄一带宿营时，突遭迎面而来的整编第11师包围袭击，不久整编第10师也围了上来。危急关头，吴忠指挥部队坚决抗击优势之敌，将敌击退，双方形成对峙。拖到天黑后，吴忠命令所属58、59团组织各营交替掩护，撤出战斗，迅速转移。吴忠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汝南、明港战斗中表现优异的59团这次却掉了链子。
由于整编第11师跟进很快，58团后卫被敌缠住，经过战斗摆脱了敌人，安全转移。然而这样一来，右翼的59团阵地则被国民党军楔入，陷入了被动。59团在分头转移时，1营阴差阳错未能摆脱敌人，遭到包围袭击，损失重大，伤亡达450多人。营长郅福田不顾危险多次往返于重围间抢救连队，以致重伤被俘，后被押到河南漯河英勇就义。国民党军对这一战大肆宣传，吹嘘成了所谓的“包信集大捷”。
战后，杨勇和苏振华亲自赶到20旅驻地主持调查，严厉批评了吴忠等旅领导。在20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杨勇、苏振华宣布了处分决定：给予吴忠、刘振国、李觉严重警告处分，59团团长董正洪撤职，政委阴法唐记大过。其他从团到排的干部处分了13人，其中1营副教导员李文正抛下主力率少数人突围而去，临阵脱逃，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被按军法判处死刑。
刘伯承、邓小平闻讯后，于1月31日联名向各纵队首长下发指示，并上报中央军委，通报了59团1营遭受损失的教训。通报中的话说得很是严厉：“这次五十九团首长事前缺乏责任，处置失当，而还有少数干部，临危并未掌握部队，抗击敌人，或单身或带少数人逃命。实为解放军极端可耻行为。除由纵队严惩外，全军应引起警惕。任何疏忽大意所造成的不应有损失，都有负于人民，有负于党，有负于革命，或者是一种罪过。” 这是20旅历史上唯一一次遭到通报批评，也是野战军首长第一次联名通报批评一个团。杨勇和苏振华的心情都很沉痛，决心深刻吸取教训，加强部队的战术学习，绝不重蹈覆辙。
从1948年2月起，根据晋冀鲁豫野战军总部的指示精神，野战军各纵队开始进行整党整军运动，主要内容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的“三查三整”，同时整党要与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结合起来。杨勇和苏振华按照上级的部署在1纵开展了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通过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使指战员们进一步认识到了“为何而战”的人民军队本质，极大提高了战斗积极性。同时，为加强纵队各级领导层的团结，还组织了上级、同级、下级“三层亮”的活动，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重解决纵队、旅、团三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从党委领导、党内团结、作战、建军、执行新区政策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检查和总结。2月下旬刘邓在安徽临泉县南的韦寨重新会合后，邓小平还亲临1纵检查和指导工作，给排以上干部作了形势报告，强调了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要求部队要进行反“右倾”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做好整党整军工作。
194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调整了中原解放区的组织领导机构，由新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所属部队。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部队改称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下辖第1、2、3、4、6、9、11纵共7个纵队。此后，杨勇和苏振华指挥1纵先后参加了宛东、豫东、郑州等战役，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兄弟部队华东野战军攻坚阻敌，取得了攻占开封、刀劈襄樊、睢杞歼敌、解放郑州等作战的胜利。
在1948 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中，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首战张公店，在兄弟部队3纵、9纵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第181师6000余人，俘敌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兼第55军副军长及第181师师长米文和。接着飞兵蒙城板桥集，坚决堵住了东进徐蚌战场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在黄维兵团的12万人马中，有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8军，即原来的整编第11师。从历史上看，1纵所部在章缝集、包信集都吃过整编第11师的亏，可以说有着深仇大恨。面对强敌，杨勇、苏振华决定依托涡河、北淝河的天然障碍，将手下的1、2两个旅前后配备展开防御。双方交手后，由于1纵很少打阵地防御战，经验不足，遭到有空地优势火力的敌军猛烈冲击，伤亡很大。激战中，2旅4团团长晋士林、政委郑鲁相继壮烈牺牲。其中晋士林是苏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为解放军中少有的大学生团长，能文能武，刘邓很器重他。两年前晋士林就担任了吴忠所在20旅的59团团长，已经是一颗军中明星。不料在巨野战役的章缝集战斗中，晋士林抛弃友军独自突围，战后遭到纵队领导杨勇等人的严厉批评，将其调离了59团。两年过后，当年同在20旅任58团团长的吴忠已升为了旅长，晋士林却还在2旅当团长。这次在蒙城阻击战中，晋士林亲率突击营向占领黄家阵地的敌人反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终于洗雪了当年的章缝集之耻。
由于1纵缺乏纵深防御配置，沿河防御需要处处设防，一点被突破就只能动用预备队反击，结果全线紧张，机动兵力短缺，始终维持在用一道防线硬顶的被动态势下。在国民党军的反复突击下，1纵只得节节后退，步步防御。经过4天多激战，黄维兵团只前进了30多公里，未能实现快速向徐州靠拢的企图。其后黄维谨慎起来，将兵团改长驱直入为密集靠拢、滚动推进，速度已大为减慢。1纵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为主力及华野兄弟部队赢得了战役时间，功不可没。
在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后，1纵参加了总攻作战。黄维兵团美械优良，战斗力很强，进行了拼死抵抗，两军反复鏖战，均伤亡惨重。战斗中，苏振华亲自去前沿组织火线整编，将战斗员集中起来，并从指挥机关抽出人员补充前沿部队，使部队始终保持连续作战的能力和高昂的士气。他还组织部队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争取了大批敌军士兵携械投降。在总攻战斗最激烈艰难的关头，邓小平打电话到1纵，想让伤亡巨大的1纵撤下来休整一下。苏振华从杨勇拿着的话筒中听到后，急的一把夺过电话，大声说道：“我是苏振华。一纵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决不后撤，保证完成任务，消灭敌人！这是我和杨司令的共同意见。”邓小平听后很是欣慰，嘉许了他们的决心，并鼓励1纵再接再厉英勇战斗。最后，1纵与兄弟部队协同取得了双堆集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全歼了黄维兵团。其中1纵付出3000人的伤亡歼敌1.6万余人，并生俘兵团副司令官兼第85军军长吴绍周等将级军官9人。
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结束后，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9个军加1个特种纵队28万余人。其中原中野1纵所属部队分别编入了第16军、第18军。杨勇升任第五兵团司令员，苏振华任第五兵团政治委员，下辖第16、第17、第18军。
1949年4月21日晚，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百万人民解放军开始抢渡长江。第五兵团归于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序列内，自安徽吉阳至阜康圩之间一举渡江成功。尔后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部队直出上饶，迅速截断浙赣铁路线，切断了宁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部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集团的联系。第五兵团猛打猛追，先后解放衢州、景德镇、上饶等21座城市，歼灭逃敌一部。至5月14日，第五兵团又进入闽北，解放了建瓯、南平、古田等14座县城。5月23日毛泽东发出指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待解放上海、福州、青岛等地之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减少，“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据此，二野总部命令各兵团在浙赣铁路沿线休整，保障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防止美军出兵干涉。其中第五兵团奉命集中于上饶、弋阳地区休整。
此时，苏振华已兼任中共赣东北区委书记，在指挥第五兵团的同时，又领导冀鲁豫南下干部接管城市，建立各级党委和人民政权，认真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苏振华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政策水平很高，在整训整顿部队、主抓干部思想、领导接管城市等方面成绩卓著，很快刹住了渡江后部队中滋长的一些不良倾向，稳定了新解放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局势。
1949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第二野战军要采取大迂回动作包抄西南地区国民党军。奉二野总部的命令，杨勇、苏振华率领第五兵团隐蔽行踪，兼程行动，经湖南秘密逼近贵州，准备奇袭攻占贵阳，切断国民党军宋希濂兵团、罗广文兵团退向云南的道路。从11月1日起，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从湖南芷江、晃县等地突然发起进攻，兵分多路向贵州挺进。兵团全体官兵斗志高昂，翻山越岭，日夜兼行，猛插敌巢。驻守贵州的国民党军发觉第五兵团的意图后，其第8、第89、第49军仓惶失措，纷纷后撤，已准备放弃贵阳。杨勇、苏振华见敌人要跑，当即命令兵团主力第16军快速前进，直逼贵阳。11月15日，第16军一举解放贵阳，切断了川东国民党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对重庆形成迂回之势。杨勇、苏振华继续指挥第五兵团穷追猛打，兼程北上，又进占毕节，强渡岷江，攻占乐山，抢渡大渡河，堵住了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残部的最后逃路。12月19日，第16军一部在峨边县西北的金口河地区全歼国民党残军千余人，活捉了宋希濂。
在此期间，苏振华已奉中共中央命令兼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委兼贵阳市军管会主任，于11月中旬开始主政贵州。后来知道，中央的这一任命是由二野政委邓小平力荐而来的。12月，杨勇指挥第五兵团部队继续插向川南，参加成都战役。苏振华与贵州省委副书记徐运北等人进行运筹策划，稳步实施了接管和治理贵州的工作。四川解放后，1950年1月，杨勇也受命兼任了贵州军区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苏振华、杨勇等人组织部队清剿贵州境内的国民党残军和土匪，经过一年半时间作战4000余次，歼灭土匪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炮17万余件，基本上消灭了全省性匪乱，巩固了人民政权。与此同时，苏振华、杨勇等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开展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的工作，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搞好工业建设，恢复商业流通，发展交通、邮电事业，创造较好的社会环境，并根据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强民族团结，实行特殊政策等，将贵州的工作搞得蒸蒸日上。
1950年初，根据中共中央、中共西南局及第二野战军的指示，苏振华、杨勇开始组织张国华率第18军向西藏进军。他们动员贵州省和留在贵州的部队准备了2000匹骡马、配备有40辆汽车的两个运输团和一个工兵团调拨给第18军，将当时最好的装备和物资全力支援进军西藏。1950年3月底，第18军先遣队就在第52师师长吴忠率领下向西康进军。10月，第18军北线集团部队发起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解放昌都，打开了进藏门户，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停止抵抗，接受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条件，促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协定的达成。1951年7月，第18军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领下向西藏进军。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第18军于10月26日进抵拉萨，将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
1950年底，杨勇被调去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苏振华继续主持贵州的恢复治理工作，并兼任了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苏振华领导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白手创业，使贵州的工农商学建设全面提高，全省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苏振华主政贵州5年，政绩显著，显示出了其在党政军全面工作上的优秀才干。
1954年4月，苏振华奉命调离贵州进京。根据中央的安排，苏振华被调入海军，担任了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海军党委副书记。当时的海军司令员、党委书记是萧劲光，政委职务空着，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正在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副司令员有王宏坤、罗舜初等人。苏振华被调到海军，实际上是主持了海军的全面政治工作，足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的信任。
到了海军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苏振华强调海军要边打仗边建设，积极准备对盘踞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进行长期作战，并逐步实现海军的现代化。苏振华首先参与领导了武装护航、保证海上安全行动，组织海军加强沿海巡逻，坚决与敌作战，打击国民党海军对海上交通和渔业生产的袭扰破坏。1954年7月，为挫败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在策划的所谓“共同防御”阴谋，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军区以海空军轰炸浙东沿海的上下大陈岛，以陆军一部攻击一江山岛。根据军委命令，萧劲光、苏振华组织华东军区海军鱼雷快艇大队实施出击作战，对活动于大陈岛、渔山列岛和一江山岛之间的国民党军舰进行打击。11月14日凌晨，海军鱼雷快艇大队运用小艇打大舰的战法，在高岛海域一举击沉了国民党海军排水量1430吨的美制护卫舰“太平”号，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有力夺得了战区制海权。 1955年1月，在司令员萧劲光因病赴广州疗养期间，苏振华与海军其他领导坐镇指挥室，指挥华东军区海军配合陆军、空军实施三军协同登陆作战，经过激烈战斗解放了一江山岛。虽然美国与台湾当局已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并不愿意卷入中国沿海岛屿战争，因此拒绝“协防”大陈岛。蒋介石无力单独防守大陈岛，不得不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帮助下将军民人员从大陈、披山、渔山、南麂山列岛撤出。解放军趁势进军，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获得解放。由于人民海军敢打敢拼的英勇精神，受到了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的嘉奖。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苏振华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之所以获得的八一勋章是二级的，是因为按规定一级八一勋章是授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1937年7月6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师级以上干部。在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苏振华还是团级干部，级别不够，故只获得了二级八一勋章。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苏振华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苏振华为首任海军政治委员。
在从海军副政委到政委的任上，苏振华始终强调坚持党对海军的绝对领导，实施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并下大力气抓海军的科研业务，重视科学家和专家的作用，培养青年技术干部，引进外军新式装备等，兢兢业业做了很多工作，使人民海军初步发展成为了一支具有近海防御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政治风浪的不断冲击，不论是苏振华个人，还是海军的建设，也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遭到了错误批判，并被撤销了领导职务。作为彭德怀红三军团的老部下，苏振华的表现颇为不同寻常。在会上，苏振华积极发言，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进行了有力揭批。且看他的几段发言：
“这次以彭德怀同志为主帅、张闻天同志为副帅发动的向党的猖狂进攻和分裂党的活动，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一，军人挂帅，文人当军师，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党的政治纲领；二，锋芒是直接对着党的总路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重新结合，卷土重来，但主帅是经验主义者；四，选择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大有猖狂进攻之势的时候，也就是在党遇到暂时的、局部的困难的时候，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黄克诚同志，你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你们究竟要搞什么鬼？你们不是正人君子、一贯正确吗？”
“彭德怀同志长期把自己装成一个君子，在军队和部分群众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党的威信、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他分享了一份。如果不彻底揭穿他野心家的本质，不把他伪君子的画皮扒掉，是能迷惑一部分人的。”
“彭德怀认为时机到了，乘机向党进攻。”
……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贺龙、罗瑞卿、陶铸、李井泉、柯庆施、黄永胜、萧华、苏振华等人都是积极揭发批判彭德怀的干将，大力为领袖保驾护航，会后都更加得到了信任。作为彭德怀军中老部下的苏振华，能如此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其起到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当然，是非功过，历史早已给出了回答。
1959年9月，中央军委改组后增加了新的成员，其中除了原来的军委组成人员外，苏振华醒目地晋身为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无疑，这是对他在庐山会议上积极表现的嘉奖。
从1959年年末开始，海军东海舰队接连出了一些较严重的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1959年12月1日，从苏联引进的海军418号潜艇在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参加攻潜演习训练时，被配合训练的东海舰队护卫舰“衡阳”号撞中沉没，艇长以下39人中仅有一人生还，铸成了海军建立以来最严重的训练事故；1960年1月12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2师5团飞行员杨德才，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驻地浙江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在台湾宜兰附近坠机身亡。这是大陆军方第一架叛逃台湾的军用飞机。不久，海军航空兵第2师就与驻宁波的海军航空兵第6师对调了防务；1962年3月3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6师16团飞行员刘承司，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安全飞抵台湾桃园机场。刘承司因而获得台方奖励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刘承司是第一个驾驶战斗机成功飞抵台湾的解放军军官，当时产生的政治影响极大。事后海军航空兵第6师被海军党委严厉整顿，许多干部也因此遭到整肃。
海军接连出了这么多事故，其时又正值国家遇到严重饥荒和经济困难，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还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林彪非常着急。在他的授意下，组成了以杨成武为团长，刘志坚为副团长，李作鹏等为团员的中央军委检查团，到海军东海舰队检查工作。经过内查外调后，军委检查团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材料》（以下简称《汇报材料》），主要内容是：一，肯定了在海军党委领导下的海军建设成绩；二，认为海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各级党委内部不团结，没有把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摆在第一位，犯了方向性的工作错误；三，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海军工作的六条建议。中央军委肯定了军委检查团的这份汇报材料，责令海军对工作进行改进。主管海军政治工作的苏振华自然感到了沉重压力，只能痛切检讨，表示一定要总结教训，采取措施，努力改进海军的工作。
由于海军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身体不好，脑血管末梢破裂，经常头昏，工作上很受影响。为加强海军的力量，1962年6月，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调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员（林彪先是建议调李天佑去海军，萧劲光不同意，指名调李作鹏），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担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海军的领导班子调整为：萧劲光任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任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刘道生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杜义德任副政委、党委副书记，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苏振华是55上将中很有点说头的一位。他是新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曾经高居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之列。他在文革初期早早就被打倒遭到磨难，复出后一度受到重用，却又身陷于政治纠缠中，最后闹得郁郁而终。一个本应有着更加光辉前途的军队领导人，为何会到了如此地步呢？
苏振华是湖南省平江县三墩戴家铺人，生于1912年6月2日，原名苏七生。20世纪的“一零后”群体，集中了开国将军中从上将到少将的大多数人员。如57名上将中有20名，175名中将中超过了100名，800名少将中超过了600名。苏振华出生的这一年还比较特殊，和他同年出生的开国上将竟然一个也没有。开国中将倒是有一大串，如陶勇、刘培善、廖容标、刘浩天、顿星云、林维先、王必成、李天焕、康志强、程世才、吴信泉、崔田民、刘转连、刘志坚、周仁杰、邱创成、徐斌洲、欧阳文、袁升平、吴富善、邓逸凡等人。苏振华，算是12年群体中最耀眼的将星了。
苏振华幼年家贫，6岁开始就去放牛、砍柴、种田、打短工，没念过什么书。14岁时，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苏振华相继参加了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跟着农民协会进行革命宣传和打土豪劣绅，受到了革命启蒙。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和平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苏振华也自此走上了军事生涯，先后参加了赤卫队、游击队，并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6月，苏振华在平江县城参加了红5军，并将名字苏七生改成了苏振华。同年11月，苏振华由共青团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30年到1936年，苏振华一直在彭德怀麾下南征北战。他历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1师3团3连战士、班长、连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排长、连党支部组织委员、连政治委员，红4师12团党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红5师13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红12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等职。苏振华作战很勇敢，思想政治水平也较高。在担任连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他遵照古田会议精神，带头反对个别干部打骂士兵，结果被捆绑起来要枪毙。由于红三军团马上要参加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苏振华被放回部队作战，这才幸免于难。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战后，苏振华仍然坚持原则，继续行使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民主权利，并得到了上级的支持。
在第一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苏振华机智果敢，完成任务坚决，表现出色，从班长一直升到了红5师13团政治委员。在1931年2月攻打土顽武装的战斗、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的莲塘圩战斗、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的草台冈战斗中，苏振华先后多次负伤，每次都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昏倒在地被抬下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斗和高虎垴战斗中，时任红三军团红5师13团政治委员的苏振华，和团长黄珍、参谋长卢绍武等人共同指挥战斗，与“堡垒推进”的优势国民党军节节血战，打得非常惨烈。战后，红13团受到了军团部的通报嘉奖。1934年8月1日，苏振华还获得了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在长征期间，苏振华率部于红三军团序列中一路闯关夺寨，官兵同甘共苦，坚持跟着中央北上转战。在黔北的土城地区，准备北渡长江入川的中央红军主力与追击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潘佐、廖泽等部展开了一场恶战。红5师中战斗力最强的红13团过湘江时减员达三分之一，此次作为军团预备队没有拉上去，苏振华是有力气没能使上；一渡赤水后的扎西整编时，苏振华调任红12团政治处主任。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斗中，苏振华与团政委钟赤兵组织突击队勇猛夺占关口，从而动摇了娄山关守敌防御，配合主力赢得了战斗主动权。钟赤兵在阻敌反扑时腿部负了重伤，苏振华接替指挥将敌人打了下去，尔后接任了团政委职务。红三军团夺取了娄山关后，苏振华和团长谢嵩指挥全团随同兄弟部队勇猛追击敌人，一举打出了遵义大捷；渡过金沙江后过彝族区时，苏振华遵照上级命令率部模范执行了民族政策；抢渡大渡河期间，红军日行百里翻山越岭。苏振华在部队中组织开展互助活动，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鼓励指战员们跟上队伍，坚持向胜利前进；当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后，苏振华率部跟着党中央坚持北上，毫不动摇；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斗中，苏振华接替患病的团长文年生指挥红12团，带领突击队勇猛突入直罗镇内，为战役全胜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苏振华有胆有识，智勇双全，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出色，成长为了红三军团的骨干指挥员之一。到了陕北后，苏振华被选送到在瓦窑堡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初，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移驻由东北军让出的延安县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战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很多将领都随同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苏振华也提出了上前线的要求，但毛泽东点名让苏振华留在“抗大”帮助办学，苏振华只好服从组织分配。他先后担任了“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大队长、第四期第一大队大队长等职，与胡耀邦等人搭档，为“抗大”的教学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苏振华小时候没有读过书，是上了红军大学后才紧急开始识字补文化，比别人下了更大的苦功夫，后学努力，进步很快。毛泽东很欣赏他，称赞其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
1939年6月下旬，“抗大”第五期与华北联合大学合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后改为青年纵队，开赴抗日前线办学。当时罗瑞卿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振华任第1团团长。在陕北学习了3年后，苏振华终于师满出山、实现夙愿，走上了抗日前线。苏振华随青年纵队到达了聂荣臻领导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民主边区，此后热诚投入了前线“抗大”的教学工作，培养出了不少抗战骨干。1940年5月，苏振华调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政治委员兼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兼任鲁西军政委员会主席。343旅是由原中央红军红一、红三军团骨干部队改编成的，是八路军第115师的主力旅。在开赴山西，挺进山东的征程中，343旅落地开花，发展出了不少部队，番号也几经变化。苏振华这时到的343旅，主要由原343旅686团3营、师直一部改编的第115师独立旅，以及原343旅685团2营扩编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经过重新合编，恢复番号而成的。其中原343旅686团3营，就是苏振华的老部队红三军团红12团。新编343旅的旅长是杨勇，在萧华调走后还兼任了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是原红三军团第4师红10团的政委，与苏振华同为红三军团主力团政委。此后，二人成为了多年搭档，发展出了著名的“杨苏纵队”。
在鲁西期间，苏振华与杨勇抗击日伪，反击顽军，扩大部队，开辟根据地，成绩斐然。1940年冬，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343旅运河支队与陈士榘率领入鲁的第115师独立支队2团合编为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旅政治委员兼鲁西军区政治委员。1941年1月，苏振华与杨勇指挥教导第3旅等部在郓城西北的潘溪渡设伏，以“围点打援”战术全歼日军第32师团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大队，歼灭软原少佐以下160余人，毙伤伪军130余人，焚毁汽车4辆，缴获枪支弹药一部，创造了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战斗中缴获了九二式步兵炮1门，对于打击日军炮楼用处极大，因而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不久，日军就叫嚣要“夺回大炮、活捉杨勇”，出动大批兵力对鲁西军区实行铁壁合围式的“扫荡”。苏振华、杨勇率鲁西军区机关、行署机关跳出敌人合围，灵活转战。为掩护军区机关和当地军民转移，教导第3旅特务3营在朝城西南的苏村地区阻击日军，与优势敌人血战竟日，以牺牲126名官兵的代价歼敌300余人，谱写了抗日战争中的又一曲壮歌。那门从日军手里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后来成为了八路军手中的拔点利器，屡立功勋。解放后，这门炮被送到了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1941年7月，中共北方局决定，将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其时杨勇已奉调赴延安，由杨得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冀鲁豫军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与杨得志主持了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的合并工作，并继续领导冀鲁豫军民千方百计与日伪顽战斗，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与敌人争夺基层政权，坚持发展生产，逐渐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其间，冀鲁豫边区进行了精兵简政，军区领导机构也进行了调整，由区委书记黄敬兼任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改任副政治委员。
1944年5月，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中共平原分局和新的冀鲁豫军区。由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黄敬任中共平原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宏坤、杨勇任军区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中共平原分局党校校长。此前，冀南区曾推行了延安倡导的“抢救运动”，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苏振华到平原分局党校上任后，根据中共北方局代书记邓小平的指示，对数百名受冤枉的干部一一甄别，重新结论，使他们放下了精神包袱，再次投入到工作中去。苏振华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军队政治工作者，为其日后的晋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苏振华与宋任穷、杨勇等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展开大反攻，先后收复延津、阳武、封丘等29座县城，并乘胜兵围开封，取得了很大胜利。1945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统一领导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分区组成的晋冀鲁豫战略根据地(后称解放区)，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10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实行整编，其中将原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杨得志、苏振华同时还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奉中共中央紧急命令，华北、华东大批部队经陆海挺进东北。晋冀鲁豫军区1纵也在进军东北之列，除1旅外，其他部队已奉命将重武器和大量弹药移交军区和地方部队，只留有少量轻武器，准备到东北再换装。其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刚刚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因国民党前后7个军正沿平汉铁路北犯，为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遂又奉中央指示打响了平汉战役。刘邓命令，1纵参加平汉战役作战。在纵队火力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苏振华立即动员部队投入战斗，并与紧急从延安返回的杨得志共同指挥，实施运动防御，节节阻击优势之敌。在主力部队到达后，杨得志、苏振华指挥1纵协同兄弟部队展开反攻，势如破竹，迫使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活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先后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阻止了其沿平汉铁路的猖狂北进，胜利结束了平汉战役。
紧接着，奉中央军委电令，杨得志、苏振华率1纵紧急北上平津，准备开赴东北。由于国民党军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帮助下从秦皇岛登陆，迅速攻占了山海关，1纵挺进东北的道路已被封锁。中央军委又令1纵不去东北，改归晋察冀军区指挥，参加保卫热河作战。杨得志、苏振华奉命率领1纵驻于热河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有理有节的“摩擦”斗争，保卫热河，配合中央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同时整顿部队，筹集粮饷，争取群众。到1945年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杨得志和副司令员曾思玉、参谋长卢绍武等军事领导干部留晋察冀军区工作。苏振华任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1纵兼程南下，归还了晋冀鲁豫军区建制。
苏振华带领1纵长途行军千余里归建后，未及充分休整，又率部参加了巨金鱼战役。苏振华指挥1纵险道疾行，强攻西台集，坚持在前线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68师主力181旅4000余人，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致电通令嘉奖。此后苏振华又率1纵参加豫皖边战役，攻克曹县，全歼守敌；坚守黄集地区，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第5军激战7昼夜，保障野战军主力北渡黄河，脱离了“黄河归故”造成的险境。1947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第1、第7纵队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1纵队，下辖原1、7纵的4个旅，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两个老搭档，再次并肩共同战斗。
在杨勇、苏振华的指挥下，1纵又投入了豫北反攻，参加围攻安阳，配合兄弟部队先后歼敌4万余人，控制了百余里的平汉铁路。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杨勇、苏振华率1纵过河后急行军奔袭郓城，一举破城，以伤亡1928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5师师部及两个旅1.1万余人，俘敌副师长明理亚，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灭敌军两个旅的范例，受到了刘邓的通令嘉奖。尔后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包围六营集，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术，在6纵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70师、第32师两个师部及两个半旅1.8万余人，俘敌整编第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少将副师长罗哲东，创造了平原运动战的经典战例。紧接着杨勇、苏振华又率1纵赶到羊山集以东地区打阻击，配合2、3纵等兄弟部队攻克羊山集，顽强吃掉了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军宋瑞珂整编第66师，终于取得了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5.6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接下来1纵在野战军序列内继续向大别山挺进，迅速跨过陇海铁路，通过黄泛区，部队舍弃重炮，轻装前进，先后抢渡沙河、汝河、淮河等河流，一路刺刀见红。经过20昼夜的艰苦行军，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终于胜利到达了大别山。然而，由于抗战期间桂系军队加强了对大别山地区的控制，其统治基础相当深厚，群众因受到胁迫不敢支援昔日的红军。刘邓大军到达这里后，遇到了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找不到向导带路，无法安置伤病员，屡遭还乡团、小保队的袭击残害等困难。刘邓下定决心，分散部队，清剿匪患，深入群众，进行土改，花大力气开展地方工作。至1947年10月中旬，刘邓大军已在大别山地区17个县建立起了政权，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背上了国民党几十个旅的兵力，想不打仗就建立起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刘邓曾几次组织兵力企图围歼国民党军整编师主力，皆因部队不会打山地战，机动速度慢，不是阻击不住敌人，就是围不住敌人，或是让敌人逃掉了，都没有达到目的。1纵参加了商城以北、中铺、斛山铺三仗，表现不佳。刘邓火了，在光山白雀园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对此，苏振华在1964年曾经有过一个回忆：“打硬仗、歼灭敌人也有争论，到了新区怕死人，越怕士气越糟，越跑越没有士气，结果是子弹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毛主席讲保存自己和歼灭敌人是对立的统一，只有歼灭了敌人才能保存自己。这个问题在大别山体会最深。当时，在白雀园附近，开了一个有名的会议。刘司令员、邓政委亲自主持，统一干部认识，提高坚持大别山的信心。会议开始前，我们还在说说笑笑，邓政委一进来就说：‘仗没打好，今天开的是不握手的会议。’听邓政委这一说，会议气氛严肃了。刘司令员张口说：‘我们野战军怎么都变成女人了？一碰到敌人就软下来了？’（注：后面实际还有一句，‘今天的会是安卵子的会’）两位首长一说，大家又惭愧又发狠了。他们精辟分析了有利和不利因素，指明了我军必胜的前途，大家心里亮堂了。讲话结束时，邓小平说：今天就不同大家握手了，等打了胜仗再握！”
其后部队吸取经验教训，无把握的仗不打，终于在张家店、歧亭、柳子港、李家集地区打了几个中小规模的胜仗，歼敌6000余人。其中1纵在歧亭、柳子港歼敌第56师3个营千余人。接下来，刘邓趁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之机，率主力南下长江北岸展开，横扫江北诸城镇，控制了东西宽约150公里的地带，颇有进窥九江之势。当时在庐山的蒋介石以为刘邓要渡江南下，急忙调湖北的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到广济一线布防，以阻止刘邓大军南下。刘邓抓住时机，在敌人必经的高山铺地区设伏，集中1纵、6纵歼敌于运动之中。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迅速奔袭集中，围住了高山铺之敌。经与6纵协同战斗两天，一举吃掉了敌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5个整团1.26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打了一个痛快的翻身仗。
高山铺战役后，为打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刘邓着眼于整个中原战局的发展，决定将部队分散行动，跳出包围圈，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与敌人周旋。同时各以一部转移到淮河以北和江汉、桐柏地区展开，扯散敌人。据此，刘伯承、张际春率野战军领导机关、中原局机关组成后方指挥所（简称后指），带1纵乘敌之隙隐蔽开进，北渡淮河，跳到外线作战，开辟新的根据地；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人组成前方指挥所，指挥2、3、6纵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从晋冀鲁豫后续南下的10、12纵在江汉、桐柏地区展开，迅速发展。
12月11日，刘邓于湖北礼山地区正式分兵。在后指北移途中，因联络失误，在光山北向店的何小寨地区与国民党军同时住进了一个村子。夜暗雾浓中，双方遭遇发生交火。刘伯承见势不妙，果断率后指机关趁敌人没搞清虚实之机悄悄转移。后国民党军察觉到眼前这股共军可能有大首脑，立即调兵围追过来。当时刘伯承、张际春身边并没有部队，形势很危险。杨勇、苏振华闻讯后指挥1纵部队跑步前进驰援，打了一天，终于挡住了国民党军3个多旅的冲击，掩护后指机关安全转移。事后刘伯承抹着汗说：“我带着直属队、中原局机关一大摊子转移，好比李逵背娘。这回差一点当了李逵，让老虎把娘吃掉，可要记取教训啊！”
根据后指指示，杨勇、苏振华率1纵进至淮河南北地区机动作战，创建淮西根据地。1947年12月底，1纵20旅攻克汝南，歼灭国民党河南省第8专署保安总队1000余人，俘虏河南省保安中将副司令温汉卿。其后20旅又西进平汉路，突袭明港车站，缴获大批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过冬的需要。因大别山之敌分兵追来，为避敌锐气，1948年1月初，杨勇、苏振华率纵队主力北上至河南项城以北地区休整；20旅旅长吴忠率旅主力伪装南进至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包信集、赵集一带活动，意在吸引敌人，为纵队主力休整和开辟根据地赢得时间。不料，在此期间这个纵队主力旅20旅却出了事。
到了包信集地区后，因连战连捷，吴忠杀得性起，还想打一仗，搞掉一些土顽武装后再转移。当时政委刘振国和副旅长李觉都认为不妥，当面之敌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战斗力很强，师长胡琏又素来狡猾，一旦被敌人粘上恐怕会遭到损失。无奈吴忠坚持己见，刘振国和李觉也只好同意在包信集一带找机会打一仗再走。
由于土顽武装熟悉地形，非常机灵，20旅一直没有找到歼敌机会。这时胡琏已嗅出了味道，指挥整编第11师各部向包信集地区围拢过来。奉杨勇、苏振华的命令，吴忠准备率20旅迅速转移。然而在转移路线上几个旅领导又发生了分歧。吴忠与李觉主张按纵队的命令向西转移，刘振国却主张向东转移。当时1纵主力正在东北方向的项城以北地区休整，向东转移有把敌人引向纵队主力的危险，也影响淮西新区的开辟，有违纵队命令。而向西转移则是水网稻田地带，部队行动困难，难以迅速摆脱敌人，在战术上不利。吴忠这次有点含糊，经过考虑后还是希望能获得两全，遂决定以配属的纵队骑兵团向西转移吸引敌人，旅主力向东转移，靠近纵队主力寻机歼敌。结果当吴忠率旅主力向东到达包信集以南小回庄一带宿营时，突遭迎面而来的整编第11师包围袭击，不久整编第10师也围了上来。危急关头，吴忠指挥部队坚决抗击优势之敌，将敌击退，双方形成对峙。拖到天黑后，吴忠命令所属58、59团组织各营交替掩护，撤出战斗，迅速转移。吴忠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汝南、明港战斗中表现优异的59团这次却掉了链子。
由于整编第11师跟进很快，58团后卫被敌缠住，经过战斗摆脱了敌人，安全转移。然而这样一来，右翼的59团阵地则被国民党军楔入，陷入了被动。59团在分头转移时，1营阴差阳错未能摆脱敌人，遭到包围袭击，损失重大，伤亡达450多人。营长郅福田不顾危险多次往返于重围间抢救连队，以致重伤被俘，后被押到河南漯河英勇就义。国民党军对这一战大肆宣传，吹嘘成了所谓的“包信集大捷”。
战后，杨勇和苏振华亲自赶到20旅驻地主持调查，严厉批评了吴忠等旅领导。在20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杨勇、苏振华宣布了处分决定：给予吴忠、刘振国、李觉严重警告处分，59团团长董正洪撤职，政委阴法唐记大过。其他从团到排的干部处分了13人，其中1营副教导员李文正抛下主力率少数人突围而去，临阵脱逃，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被按军法判处死刑。
刘伯承、邓小平闻讯后，于1月31日联名向各纵队首长下发指示，并上报中央军委，通报了59团1营遭受损失的教训。通报中的话说得很是严厉：“这次五十九团首长事前缺乏责任，处置失当，而还有少数干部，临危并未掌握部队，抗击敌人，或单身或带少数人逃命。实为解放军极端可耻行为。除由纵队严惩外，全军应引起警惕。任何疏忽大意所造成的不应有损失，都有负于人民，有负于党，有负于革命，或者是一种罪过。” 这是20旅历史上唯一一次遭到通报批评，也是野战军首长第一次联名通报批评一个团。杨勇和苏振华的心情都很沉痛，决心深刻吸取教训，加强部队的战术学习，绝不重蹈覆辙。
从1948年2月起，根据晋冀鲁豫野战军总部的指示精神，野战军各纵队开始进行整党整军运动，主要内容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的“三查三整”，同时整党要与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结合起来。杨勇和苏振华按照上级的部署在1纵开展了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通过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使指战员们进一步认识到了“为何而战”的人民军队本质，极大提高了战斗积极性。同时，为加强纵队各级领导层的团结，还组织了上级、同级、下级“三层亮”的活动，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重解决纵队、旅、团三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从党委领导、党内团结、作战、建军、执行新区政策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检查和总结。2月下旬刘邓在安徽临泉县南的韦寨重新会合后，邓小平还亲临1纵检查和指导工作，给排以上干部作了形势报告，强调了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要求部队要进行反“右倾”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做好整党整军工作。
194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调整了中原解放区的组织领导机构，由新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所属部队。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部队改称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下辖第1、2、3、4、6、9、11纵共7个纵队。此后，杨勇和苏振华指挥1纵先后参加了宛东、豫东、郑州等战役，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兄弟部队华东野战军攻坚阻敌，取得了攻占开封、刀劈襄樊、睢杞歼敌、解放郑州等作战的胜利。
在1948 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中，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首战张公店，在兄弟部队3纵、9纵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第181师6000余人，俘敌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兼第55军副军长及第181师师长米文和。接着飞兵蒙城板桥集，坚决堵住了东进徐蚌战场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在黄维兵团的12万人马中，有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8军，即原来的整编第11师。从历史上看，1纵所部在章缝集、包信集都吃过整编第11师的亏，可以说有着深仇大恨。面对强敌，杨勇、苏振华决定依托涡河、北淝河的天然障碍，将手下的1、2两个旅前后配备展开防御。双方交手后，由于1纵很少打阵地防御战，经验不足，遭到有空地优势火力的敌军猛烈冲击，伤亡很大。激战中，2旅4团团长晋士林、政委郑鲁相继壮烈牺牲。其中晋士林是苏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为解放军中少有的大学生团长，能文能武，刘邓很器重他。两年前晋士林就担任了吴忠所在20旅的59团团长，已经是一颗军中明星。不料在巨野战役的章缝集战斗中，晋士林抛弃友军独自突围，战后遭到纵队领导杨勇等人的严厉批评，将其调离了59团。两年过后，当年同在20旅任58团团长的吴忠已升为了旅长，晋士林却还在2旅当团长。这次在蒙城阻击战中，晋士林亲率突击营向占领黄家阵地的敌人反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终于洗雪了当年的章缝集之耻。
由于1纵缺乏纵深防御配置，沿河防御需要处处设防，一点被突破就只能动用预备队反击，结果全线紧张，机动兵力短缺，始终维持在用一道防线硬顶的被动态势下。在国民党军的反复突击下，1纵只得节节后退，步步防御。经过4天多激战，黄维兵团只前进了30多公里，未能实现快速向徐州靠拢的企图。其后黄维谨慎起来，将兵团改长驱直入为密集靠拢、滚动推进，速度已大为减慢。1纵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为主力及华野兄弟部队赢得了战役时间，功不可没。
在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后，1纵参加了总攻作战。黄维兵团美械优良，战斗力很强，进行了拼死抵抗，两军反复鏖战，均伤亡惨重。战斗中，苏振华亲自去前沿组织火线整编，将战斗员集中起来，并从指挥机关抽出人员补充前沿部队，使部队始终保持连续作战的能力和高昂的士气。他还组织部队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争取了大批敌军士兵携械投降。在总攻战斗最激烈艰难的关头，邓小平打电话到1纵，想让伤亡巨大的1纵撤下来休整一下。苏振华从杨勇拿着的话筒中听到后，急的一把夺过电话，大声说道：“我是苏振华。一纵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决不后撤，保证完成任务，消灭敌人！这是我和杨司令的共同意见。”邓小平听后很是欣慰，嘉许了他们的决心，并鼓励1纵再接再厉英勇战斗。最后，1纵与兄弟部队协同取得了双堆集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全歼了黄维兵团。其中1纵付出3000人的伤亡歼敌1.6万余人，并生俘兵团副司令官兼第85军军长吴绍周等将级军官9人。
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结束后，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9个军加1个特种纵队28万余人。其中原中野1纵所属部队分别编入了第16军、第18军。杨勇升任第五兵团司令员，苏振华任第五兵团政治委员，下辖第16、第17、第18军。
1949年4月21日晚，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百万人民解放军开始抢渡长江。第五兵团归于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序列内，自安徽吉阳至阜康圩之间一举渡江成功。尔后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部队直出上饶，迅速截断浙赣铁路线，切断了宁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部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集团的联系。第五兵团猛打猛追，先后解放衢州、景德镇、上饶等21座城市，歼灭逃敌一部。至5月14日，第五兵团又进入闽北，解放了建瓯、南平、古田等14座县城。5月23日毛泽东发出指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待解放上海、福州、青岛等地之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减少，“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据此，二野总部命令各兵团在浙赣铁路沿线休整，保障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防止美军出兵干涉。其中第五兵团奉命集中于上饶、弋阳地区休整。
此时，苏振华已兼任中共赣东北区委书记，在指挥第五兵团的同时，又领导冀鲁豫南下干部接管城市，建立各级党委和人民政权，认真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苏振华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政策水平很高，在整训整顿部队、主抓干部思想、领导接管城市等方面成绩卓著，很快刹住了渡江后部队中滋长的一些不良倾向，稳定了新解放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局势。
1949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第二野战军要采取大迂回动作包抄西南地区国民党军。奉二野总部的命令，杨勇、苏振华率领第五兵团隐蔽行踪，兼程行动，经湖南秘密逼近贵州，准备奇袭攻占贵阳，切断国民党军宋希濂兵团、罗广文兵团退向云南的道路。从11月1日起，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从湖南芷江、晃县等地突然发起进攻，兵分多路向贵州挺进。兵团全体官兵斗志高昂，翻山越岭，日夜兼行，猛插敌巢。驻守贵州的国民党军发觉第五兵团的意图后，其第8、第89、第49军仓惶失措，纷纷后撤，已准备放弃贵阳。杨勇、苏振华见敌人要跑，当即命令兵团主力第16军快速前进，直逼贵阳。11月15日，第16军一举解放贵阳，切断了川东国民党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对重庆形成迂回之势。杨勇、苏振华继续指挥第五兵团穷追猛打，兼程北上，又进占毕节，强渡岷江，攻占乐山，抢渡大渡河，堵住了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残部的最后逃路。12月19日，第16军一部在峨边县西北的金口河地区全歼国民党残军千余人，活捉了宋希濂。
在此期间，苏振华已奉中共中央命令兼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委兼贵阳市军管会主任，于11月中旬开始主政贵州。后来知道，中央的这一任命是由二野政委邓小平力荐而来的。12月，杨勇指挥第五兵团部队继续插向川南，参加成都战役。苏振华与贵州省委副书记徐运北等人进行运筹策划，稳步实施了接管和治理贵州的工作。四川解放后，1950年1月，杨勇也受命兼任了贵州军区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苏振华、杨勇等人组织部队清剿贵州境内的国民党残军和土匪，经过一年半时间作战4000余次，歼灭土匪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炮17万余件，基本上消灭了全省性匪乱，巩固了人民政权。与此同时，苏振华、杨勇等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开展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的工作，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搞好工业建设，恢复商业流通，发展交通、邮电事业，创造较好的社会环境，并根据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强民族团结，实行特殊政策等，将贵州的工作搞得蒸蒸日上。
1950年初，根据中共中央、中共西南局及第二野战军的指示，苏振华、杨勇开始组织张国华率第18军向西藏进军。他们动员贵州省和留在贵州的部队准备了2000匹骡马、配备有40辆汽车的两个运输团和一个工兵团调拨给第18军，将当时最好的装备和物资全力支援进军西藏。1950年3月底，第18军先遣队就在第52师师长吴忠率领下向西康进军。10月，第18军北线集团部队发起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解放昌都，打开了进藏门户，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停止抵抗，接受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条件，促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协定的达成。1951年7月，第18军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领下向西藏进军。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第18军于10月26日进抵拉萨，将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
1950年底，杨勇被调去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苏振华继续主持贵州的恢复治理工作，并兼任了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苏振华领导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白手创业，使贵州的工农商学建设全面提高，全省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苏振华主政贵州5年，政绩显著，显示出了其在党政军全面工作上的优秀才干。
1954年4月，苏振华奉命调离贵州进京。根据中央的安排，苏振华被调入海军，担任了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海军党委副书记。当时的海军司令员、党委书记是萧劲光，政委职务空着，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正在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副司令员有王宏坤、罗舜初等人。苏振华被调到海军，实际上是主持了海军的全面政治工作，足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的信任。
到了海军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苏振华强调海军要边打仗边建设，积极准备对盘踞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进行长期作战，并逐步实现海军的现代化。苏振华首先参与领导了武装护航、保证海上安全行动，组织海军加强沿海巡逻，坚决与敌作战，打击国民党海军对海上交通和渔业生产的袭扰破坏。1954年7月，为挫败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在策划的所谓“共同防御”阴谋，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军区以海空军轰炸浙东沿海的上下大陈岛，以陆军一部攻击一江山岛。根据军委命令，萧劲光、苏振华组织华东军区海军鱼雷快艇大队实施出击作战，对活动于大陈岛、渔山列岛和一江山岛之间的国民党军舰进行打击。11月14日凌晨，海军鱼雷快艇大队运用小艇打大舰的战法，在高岛海域一举击沉了国民党海军排水量1430吨的美制护卫舰“太平”号，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有力夺得了战区制海权。 1955年1月，在司令员萧劲光因病赴广州疗养期间，苏振华与海军其他领导坐镇指挥室，指挥华东军区海军配合陆军、空军实施三军协同登陆作战，经过激烈战斗解放了一江山岛。虽然美国与台湾当局已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并不愿意卷入中国沿海岛屿战争，因此拒绝“协防”大陈岛。蒋介石无力单独防守大陈岛，不得不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帮助下将军民人员从大陈、披山、渔山、南麂山列岛撤出。解放军趁势进军，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获得解放。由于人民海军敢打敢拼的英勇精神，受到了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的嘉奖。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苏振华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之所以获得的八一勋章是二级的，是因为按规定一级八一勋章是授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1937年7月6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师级以上干部。在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苏振华还是团级干部，级别不够，故只获得了二级八一勋章。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苏振华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苏振华为首任海军政治委员。
在从海军副政委到政委的任上，苏振华始终强调坚持党对海军的绝对领导，实施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并下大力气抓海军的科研业务，重视科学家和专家的作用，培养青年技术干部，引进外军新式装备等，兢兢业业做了很多工作，使人民海军初步发展成为了一支具有近海防御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政治风浪的不断冲击，不论是苏振华个人，还是海军的建设，也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遭到了错误批判，并被撤销了领导职务。作为彭德怀红三军团的老部下，苏振华的表现颇为不同寻常。在会上，苏振华积极发言，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进行了有力揭批。且看他的几段发言：
“这次以彭德怀同志为主帅、张闻天同志为副帅发动的向党的猖狂进攻和分裂党的活动，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一，军人挂帅，文人当军师，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党的政治纲领；二，锋芒是直接对着党的总路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重新结合，卷土重来，但主帅是经验主义者；四，选择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大有猖狂进攻之势的时候，也就是在党遇到暂时的、局部的困难的时候，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黄克诚同志，你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你们究竟要搞什么鬼？你们不是正人君子、一贯正确吗？”
“彭德怀同志长期把自己装成一个君子，在军队和部分群众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党的威信、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他分享了一份。如果不彻底揭穿他野心家的本质，不把他伪君子的画皮扒掉，是能迷惑一部分人的。”
“彭德怀认为时机到了，乘机向党进攻。”
……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贺龙、罗瑞卿、陶铸、李井泉、柯庆施、黄永胜、萧华、苏振华等人都是积极揭发批判彭德怀的干将，大力为领袖保驾护航，会后都更加得到了信任。作为彭德怀军中老部下的苏振华，能如此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其起到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当然，是非功过，历史早已给出了回答。
1959年9月，中央军委改组后增加了新的成员，其中除了原来的军委组成人员外，苏振华醒目地晋身为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无疑，这是对他在庐山会议上积极表现的嘉奖。
从1959年年末开始，海军东海舰队接连出了一些较严重的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1959年12月1日，从苏联引进的海军418号潜艇在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参加攻潜演习训练时，被配合训练的东海舰队护卫舰“衡阳”号撞中沉没，艇长以下39人中仅有一人生还，铸成了海军建立以来最严重的训练事故；1960年1月12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2师5团飞行员杨德才，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驻地浙江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在台湾宜兰附近坠机身亡。这是大陆军方第一架叛逃台湾的军用飞机。不久，海军航空兵第2师就与驻宁波的海军航空兵第6师对调了防务；1962年3月3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6师16团飞行员刘承司，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安全飞抵台湾桃园机场。刘承司因而获得台方奖励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刘承司是第一个驾驶战斗机成功飞抵台湾的解放军军官，当时产生的政治影响极大。事后海军航空兵第6师被海军党委严厉整顿，许多干部也因此遭到整肃。
海军接连出了这么多事故，其时又正值国家遇到严重饥荒和经济困难，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还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林彪非常着急。在他的授意下，组成了以杨成武为团长，刘志坚为副团长，李作鹏等为团员的中央军委检查团，到海军东海舰队检查工作。经过内查外调后，军委检查团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材料》（以下简称《汇报材料》），主要内容是：一，肯定了在海军党委领导下的海军建设成绩；二，认为海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各级党委内部不团结，没有把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摆在第一位，犯了方向性的工作错误；三，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海军工作的六条建议。中央军委肯定了军委检查团的这份汇报材料，责令海军对工作进行改进。主管海军政治工作的苏振华自然感到了沉重压力，只能痛切检讨，表示一定要总结教训，采取措施，努力改进海军的工作。
由于海军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身体不好，脑血管末梢破裂，经常头昏，工作上很受影响。为加强海军的力量，1962年6月，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调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员（林彪先是建议调李天佑去海军，萧劲光不同意，指名调李作鹏），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担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海军的领导班子调整为：萧劲光任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任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刘道生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杜义德任副政委、党委副书记，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苏振华是湖南省平江县三墩戴家铺人，生于1912年6月2日，原名苏七生。20世纪的“一零后”群体，集中了开国将军中从上将到少将的大多数人员。如57名上将中有20名，175名中将中超过了100名，800名少将中超过了600名。苏振华出生的这一年还比较特殊，和他同年出生的开国上将竟然一个也没有。开国中将倒是有一大串，如陶勇、刘培善、廖容标、刘浩天、顿星云、林维先、王必成、李天焕、康志强、程世才、吴信泉、崔田民、刘转连、刘志坚、周仁杰、邱创成、徐斌洲、欧阳文、袁升平、吴富善、邓逸凡等人。苏振华，算是12年群体中最耀眼的将星了。
苏振华幼年家贫，6岁开始就去放牛、砍柴、种田、打短工，没念过什么书。14岁时，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苏振华相继参加了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跟着农民协会进行革命宣传和打土豪劣绅，受到了革命启蒙。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和平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苏振华也自此走上了军事生涯，先后参加了赤卫队、游击队，并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6月，苏振华在平江县城参加了红5军，并将名字苏七生改成了苏振华。同年11月，苏振华由共青团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30年到1936年，苏振华一直在彭德怀麾下南征北战。他历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1师3团3连战士、班长、连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排长、连党支部组织委员、连政治委员，红4师12团党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红5师13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红12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等职。苏振华作战很勇敢，思想政治水平也较高。在担任连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他遵照古田会议精神，带头反对个别干部打骂士兵，结果被捆绑起来要枪毙。由于红三军团马上要参加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苏振华被放回部队作战，这才幸免于难。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战后，苏振华仍然坚持原则，继续行使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民主权利，并得到了上级的支持。
在第一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苏振华机智果敢，完成任务坚决，表现出色，从班长一直升到了红5师13团政治委员。在1931年2月攻打土顽武装的战斗、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的莲塘圩战斗、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的草台冈战斗中，苏振华先后多次负伤，每次都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昏倒在地被抬下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斗和高虎垴战斗中，时任红三军团红5师13团政治委员的苏振华，和团长黄珍、参谋长卢绍武等人共同指挥战斗，与“堡垒推进”的优势国民党军节节血战，打得非常惨烈。战后，红13团受到了军团部的通报嘉奖。1934年8月1日，苏振华还获得了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在长征期间，苏振华率部于红三军团序列中一路闯关夺寨，官兵同甘共苦，坚持跟着中央北上转战。在黔北的土城地区，准备北渡长江入川的中央红军主力与追击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潘佐、廖泽等部展开了一场恶战。红5师中战斗力最强的红13团过湘江时减员达三分之一，此次作为军团预备队没有拉上去，苏振华是有力气没能使上；一渡赤水后的扎西整编时，苏振华调任红12团政治处主任。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斗中，苏振华与团政委钟赤兵组织突击队勇猛夺占关口，从而动摇了娄山关守敌防御，配合主力赢得了战斗主动权。钟赤兵在阻敌反扑时腿部负了重伤，苏振华接替指挥将敌人打了下去，尔后接任了团政委职务。红三军团夺取了娄山关后，苏振华和团长谢嵩指挥全团随同兄弟部队勇猛追击敌人，一举打出了遵义大捷；渡过金沙江后过彝族区时，苏振华遵照上级命令率部模范执行了民族政策；抢渡大渡河期间，红军日行百里翻山越岭。苏振华在部队中组织开展互助活动，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鼓励指战员们跟上队伍，坚持向胜利前进；当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后，苏振华率部跟着党中央坚持北上，毫不动摇；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斗中，苏振华接替患病的团长文年生指挥红12团，带领突击队勇猛突入直罗镇内，为战役全胜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苏振华有胆有识，智勇双全，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出色，成长为了红三军团的骨干指挥员之一。到了陕北后，苏振华被选送到在瓦窑堡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初，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移驻由东北军让出的延安县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战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很多将领都随同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苏振华也提出了上前线的要求，但毛泽东点名让苏振华留在“抗大”帮助办学，苏振华只好服从组织分配。他先后担任了“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大队长、第四期第一大队大队长等职，与胡耀邦等人搭档，为“抗大”的教学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苏振华小时候没有读过书，是上了红军大学后才紧急开始识字补文化，比别人下了更大的苦功夫，后学努力，进步很快。毛泽东很欣赏他，称赞其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
1939年6月下旬，“抗大”第五期与华北联合大学合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后改为青年纵队，开赴抗日前线办学。当时罗瑞卿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振华任第1团团长。在陕北学习了3年后，苏振华终于师满出山、实现夙愿，走上了抗日前线。苏振华随青年纵队到达了聂荣臻领导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民主边区，此后热诚投入了前线“抗大”的教学工作，培养出了不少抗战骨干。1940年5月，苏振华调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政治委员兼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兼任鲁西军政委员会主席。343旅是由原中央红军红一、红三军团骨干部队改编成的，是八路军第115师的主力旅。在开赴山西，挺进山东的征程中，343旅落地开花，发展出了不少部队，番号也几经变化。苏振华这时到的343旅，主要由原343旅686团3营、师直一部改编的第115师独立旅，以及原343旅685团2营扩编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经过重新合编，恢复番号而成的。其中原343旅686团3营，就是苏振华的老部队红三军团红12团。新编343旅的旅长是杨勇，在萧华调走后还兼任了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是原红三军团第4师红10团的政委，与苏振华同为红三军团主力团政委。此后，二人成为了多年搭档，发展出了著名的“杨苏纵队”。
在鲁西期间，苏振华与杨勇抗击日伪，反击顽军，扩大部队，开辟根据地，成绩斐然。1940年冬，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343旅运河支队与陈士榘率领入鲁的第115师独立支队2团合编为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旅政治委员兼鲁西军区政治委员。1941年1月，苏振华与杨勇指挥教导第3旅等部在郓城西北的潘溪渡设伏，以“围点打援”战术全歼日军第32师团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大队，歼灭软原少佐以下160余人，毙伤伪军130余人，焚毁汽车4辆，缴获枪支弹药一部，创造了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战斗中缴获了九二式步兵炮1门，对于打击日军炮楼用处极大，因而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不久，日军就叫嚣要“夺回大炮、活捉杨勇”，出动大批兵力对鲁西军区实行铁壁合围式的“扫荡”。苏振华、杨勇率鲁西军区机关、行署机关跳出敌人合围，灵活转战。为掩护军区机关和当地军民转移，教导第3旅特务3营在朝城西南的苏村地区阻击日军，与优势敌人血战竟日，以牺牲126名官兵的代价歼敌300余人，谱写了抗日战争中的又一曲壮歌。那门从日军手里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后来成为了八路军手中的拔点利器，屡立功勋。解放后，这门炮被送到了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1941年7月，中共北方局决定，将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其时杨勇已奉调赴延安，由杨得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冀鲁豫军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与杨得志主持了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的合并工作，并继续领导冀鲁豫军民千方百计与日伪顽战斗，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与敌人争夺基层政权，坚持发展生产，逐渐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其间，冀鲁豫边区进行了精兵简政，军区领导机构也进行了调整，由区委书记黄敬兼任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改任副政治委员。
1944年5月，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中共平原分局和新的冀鲁豫军区。由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黄敬任中共平原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宏坤、杨勇任军区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中共平原分局党校校长。此前，冀南区曾推行了延安倡导的“抢救运动”，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苏振华到平原分局党校上任后，根据中共北方局代书记邓小平的指示，对数百名受冤枉的干部一一甄别，重新结论，使他们放下了精神包袱，再次投入到工作中去。苏振华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军队政治工作者，为其日后的晋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苏振华与宋任穷、杨勇等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展开大反攻，先后收复延津、阳武、封丘等29座县城，并乘胜兵围开封，取得了很大胜利。1945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统一领导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分区组成的晋冀鲁豫战略根据地(后称解放区)，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10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实行整编，其中将原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杨得志、苏振华同时还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奉中共中央紧急命令，华北、华东大批部队经陆海挺进东北。晋冀鲁豫军区1纵也在进军东北之列，除1旅外，其他部队已奉命将重武器和大量弹药移交军区和地方部队，只留有少量轻武器，准备到东北再换装。其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刚刚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因国民党前后7个军正沿平汉铁路北犯，为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遂又奉中央指示打响了平汉战役。刘邓命令，1纵参加平汉战役作战。在纵队火力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苏振华立即动员部队投入战斗，并与紧急从延安返回的杨得志共同指挥，实施运动防御，节节阻击优势之敌。在主力部队到达后，杨得志、苏振华指挥1纵协同兄弟部队展开反攻，势如破竹，迫使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活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先后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阻止了其沿平汉铁路的猖狂北进，胜利结束了平汉战役。
紧接着，奉中央军委电令，杨得志、苏振华率1纵紧急北上平津，准备开赴东北。由于国民党军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帮助下从秦皇岛登陆，迅速攻占了山海关，1纵挺进东北的道路已被封锁。中央军委又令1纵不去东北，改归晋察冀军区指挥，参加保卫热河作战。杨得志、苏振华奉命率领1纵驻于热河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有理有节的“摩擦”斗争，保卫热河，配合中央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同时整顿部队，筹集粮饷，争取群众。到1945年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杨得志和副司令员曾思玉、参谋长卢绍武等军事领导干部留晋察冀军区工作。苏振华任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1纵兼程南下，归还了晋冀鲁豫军区建制。
苏振华带领1纵长途行军千余里归建后，未及充分休整，又率部参加了巨金鱼战役。苏振华指挥1纵险道疾行，强攻西台集，坚持在前线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68师主力181旅4000余人，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致电通令嘉奖。此后苏振华又率1纵参加豫皖边战役，攻克曹县，全歼守敌；坚守黄集地区，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第5军激战7昼夜，保障野战军主力北渡黄河，脱离了“黄河归故”造成的险境。1947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第1、第7纵队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1纵队，下辖原1、7纵的4个旅，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两个老搭档，再次并肩共同战斗。
在杨勇、苏振华的指挥下，1纵又投入了豫北反攻，参加围攻安阳，配合兄弟部队先后歼敌4万余人，控制了百余里的平汉铁路。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杨勇、苏振华率1纵过河后急行军奔袭郓城，一举破城，以伤亡1928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5师师部及两个旅1.1万余人，俘敌副师长明理亚，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灭敌军两个旅的范例，受到了刘邓的通令嘉奖。尔后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包围六营集，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术，在6纵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70师、第32师两个师部及两个半旅1.8万余人，俘敌整编第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少将副师长罗哲东，创造了平原运动战的经典战例。紧接着杨勇、苏振华又率1纵赶到羊山集以东地区打阻击，配合2、3纵等兄弟部队攻克羊山集，顽强吃掉了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军宋瑞珂整编第66师，终于取得了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5.6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接下来1纵在野战军序列内继续向大别山挺进，迅速跨过陇海铁路，通过黄泛区，部队舍弃重炮，轻装前进，先后抢渡沙河、汝河、淮河等河流，一路刺刀见红。经过20昼夜的艰苦行军，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终于胜利到达了大别山。然而，由于抗战期间桂系军队加强了对大别山地区的控制，其统治基础相当深厚，群众因受到胁迫不敢支援昔日的红军。刘邓大军到达这里后，遇到了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找不到向导带路，无法安置伤病员，屡遭还乡团、小保队的袭击残害等困难。刘邓下定决心，分散部队，清剿匪患，深入群众，进行土改，花大力气开展地方工作。至1947年10月中旬，刘邓大军已在大别山地区17个县建立起了政权，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背上了国民党几十个旅的兵力，想不打仗就建立起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刘邓曾几次组织兵力企图围歼国民党军整编师主力，皆因部队不会打山地战，机动速度慢，不是阻击不住敌人，就是围不住敌人，或是让敌人逃掉了，都没有达到目的。1纵参加了商城以北、中铺、斛山铺三仗，表现不佳。刘邓火了，在光山白雀园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对此，苏振华在1964年曾经有过一个回忆：“打硬仗、歼灭敌人也有争论，到了新区怕死人，越怕士气越糟，越跑越没有士气，结果是子弹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毛主席讲保存自己和歼灭敌人是对立的统一，只有歼灭了敌人才能保存自己。这个问题在大别山体会最深。当时，在白雀园附近，开了一个有名的会议。刘司令员、邓政委亲自主持，统一干部认识，提高坚持大别山的信心。会议开始前，我们还在说说笑笑，邓政委一进来就说：‘仗没打好，今天开的是不握手的会议。’听邓政委这一说，会议气氛严肃了。刘司令员张口说：‘我们野战军怎么都变成女人了？一碰到敌人就软下来了？’（注：后面实际还有一句，‘今天的会是安卵子的会’）两位首长一说，大家又惭愧又发狠了。他们精辟分析了有利和不利因素，指明了我军必胜的前途，大家心里亮堂了。讲话结束时，邓小平说：今天就不同大家握手了，等打了胜仗再握！”
其后部队吸取经验教训，无把握的仗不打，终于在张家店、歧亭、柳子港、李家集地区打了几个中小规模的胜仗，歼敌6000余人。其中1纵在歧亭、柳子港歼敌第56师3个营千余人。接下来，刘邓趁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之机，率主力南下长江北岸展开，横扫江北诸城镇，控制了东西宽约150公里的地带，颇有进窥九江之势。当时在庐山的蒋介石以为刘邓要渡江南下，急忙调湖北的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到广济一线布防，以阻止刘邓大军南下。刘邓抓住时机，在敌人必经的高山铺地区设伏，集中1纵、6纵歼敌于运动之中。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迅速奔袭集中，围住了高山铺之敌。经与6纵协同战斗两天，一举吃掉了敌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5个整团1.26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打了一个痛快的翻身仗。
高山铺战役后，为打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刘邓着眼于整个中原战局的发展，决定将部队分散行动，跳出包围圈，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与敌人周旋。同时各以一部转移到淮河以北和江汉、桐柏地区展开，扯散敌人。据此，刘伯承、张际春率野战军领导机关、中原局机关组成后方指挥所（简称后指），带1纵乘敌之隙隐蔽开进，北渡淮河，跳到外线作战，开辟新的根据地；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人组成前方指挥所，指挥2、3、6纵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从晋冀鲁豫后续南下的10、12纵在江汉、桐柏地区展开，迅速发展。
12月11日，刘邓于湖北礼山地区正式分兵。在后指北移途中，因联络失误，在光山北向店的何小寨地区与国民党军同时住进了一个村子。夜暗雾浓中，双方遭遇发生交火。刘伯承见势不妙，果断率后指机关趁敌人没搞清虚实之机悄悄转移。后国民党军察觉到眼前这股共军可能有大首脑，立即调兵围追过来。当时刘伯承、张际春身边并没有部队，形势很危险。杨勇、苏振华闻讯后指挥1纵部队跑步前进驰援，打了一天，终于挡住了国民党军3个多旅的冲击，掩护后指机关安全转移。事后刘伯承抹着汗说：“我带着直属队、中原局机关一大摊子转移，好比李逵背娘。这回差一点当了李逵，让老虎把娘吃掉，可要记取教训啊！”
根据后指指示，杨勇、苏振华率1纵进至淮河南北地区机动作战，创建淮西根据地。1947年12月底，1纵20旅攻克汝南，歼灭国民党河南省第8专署保安总队1000余人，俘虏河南省保安中将副司令温汉卿。其后20旅又西进平汉路，突袭明港车站，缴获大批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过冬的需要。因大别山之敌分兵追来，为避敌锐气，1948年1月初，杨勇、苏振华率纵队主力北上至河南项城以北地区休整；20旅旅长吴忠率旅主力伪装南进至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包信集、赵集一带活动，意在吸引敌人，为纵队主力休整和开辟根据地赢得时间。不料，在此期间这个纵队主力旅20旅却出了事。
到了包信集地区后，因连战连捷，吴忠杀得性起，还想打一仗，搞掉一些土顽武装后再转移。当时政委刘振国和副旅长李觉都认为不妥，当面之敌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战斗力很强，师长胡琏又素来狡猾，一旦被敌人粘上恐怕会遭到损失。无奈吴忠坚持己见，刘振国和李觉也只好同意在包信集一带找机会打一仗再走。
由于土顽武装熟悉地形，非常机灵，20旅一直没有找到歼敌机会。这时胡琏已嗅出了味道，指挥整编第11师各部向包信集地区围拢过来。奉杨勇、苏振华的命令，吴忠准备率20旅迅速转移。然而在转移路线上几个旅领导又发生了分歧。吴忠与李觉主张按纵队的命令向西转移，刘振国却主张向东转移。当时1纵主力正在东北方向的项城以北地区休整，向东转移有把敌人引向纵队主力的危险，也影响淮西新区的开辟，有违纵队命令。而向西转移则是水网稻田地带，部队行动困难，难以迅速摆脱敌人，在战术上不利。吴忠这次有点含糊，经过考虑后还是希望能获得两全，遂决定以配属的纵队骑兵团向西转移吸引敌人，旅主力向东转移，靠近纵队主力寻机歼敌。结果当吴忠率旅主力向东到达包信集以南小回庄一带宿营时，突遭迎面而来的整编第11师包围袭击，不久整编第10师也围了上来。危急关头，吴忠指挥部队坚决抗击优势之敌，将敌击退，双方形成对峙。拖到天黑后，吴忠命令所属58、59团组织各营交替掩护，撤出战斗，迅速转移。吴忠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汝南、明港战斗中表现优异的59团这次却掉了链子。
由于整编第11师跟进很快，58团后卫被敌缠住，经过战斗摆脱了敌人，安全转移。然而这样一来，右翼的59团阵地则被国民党军楔入，陷入了被动。59团在分头转移时，1营阴差阳错未能摆脱敌人，遭到包围袭击，损失重大，伤亡达450多人。营长郅福田不顾危险多次往返于重围间抢救连队，以致重伤被俘，后被押到河南漯河英勇就义。国民党军对这一战大肆宣传，吹嘘成了所谓的“包信集大捷”。
战后，杨勇和苏振华亲自赶到20旅驻地主持调查，严厉批评了吴忠等旅领导。在20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杨勇、苏振华宣布了处分决定：给予吴忠、刘振国、李觉严重警告处分，59团团长董正洪撤职，政委阴法唐记大过。其他从团到排的干部处分了13人，其中1营副教导员李文正抛下主力率少数人突围而去，临阵脱逃，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被按军法判处死刑。
刘伯承、邓小平闻讯后，于1月31日联名向各纵队首长下发指示，并上报中央军委，通报了59团1营遭受损失的教训。通报中的话说得很是严厉：“这次五十九团首长事前缺乏责任，处置失当，而还有少数干部，临危并未掌握部队，抗击敌人，或单身或带少数人逃命。实为解放军极端可耻行为。除由纵队严惩外，全军应引起警惕。任何疏忽大意所造成的不应有损失，都有负于人民，有负于党，有负于革命，或者是一种罪过。” 这是20旅历史上唯一一次遭到通报批评，也是野战军首长第一次联名通报批评一个团。杨勇和苏振华的心情都很沉痛，决心深刻吸取教训，加强部队的战术学习，绝不重蹈覆辙。
从1948年2月起，根据晋冀鲁豫野战军总部的指示精神，野战军各纵队开始进行整党整军运动，主要内容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的“三查三整”，同时整党要与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结合起来。杨勇和苏振华按照上级的部署在1纵开展了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通过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使指战员们进一步认识到了“为何而战”的人民军队本质，极大提高了战斗积极性。同时，为加强纵队各级领导层的团结，还组织了上级、同级、下级“三层亮”的活动，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重解决纵队、旅、团三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从党委领导、党内团结、作战、建军、执行新区政策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检查和总结。2月下旬刘邓在安徽临泉县南的韦寨重新会合后，邓小平还亲临1纵检查和指导工作，给排以上干部作了形势报告，强调了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要求部队要进行反“右倾”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做好整党整军工作。
194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调整了中原解放区的组织领导机构，由新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所属部队。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部队改称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下辖第1、2、3、4、6、9、11纵共7个纵队。此后，杨勇和苏振华指挥1纵先后参加了宛东、豫东、郑州等战役，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兄弟部队华东野战军攻坚阻敌，取得了攻占开封、刀劈襄樊、睢杞歼敌、解放郑州等作战的胜利。
在1948 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中，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首战张公店，在兄弟部队3纵、9纵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第181师6000余人，俘敌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兼第55军副军长及第181师师长米文和。接着飞兵蒙城板桥集，坚决堵住了东进徐蚌战场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在黄维兵团的12万人马中，有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8军，即原来的整编第11师。从历史上看，1纵所部在章缝集、包信集都吃过整编第11师的亏，可以说有着深仇大恨。面对强敌，杨勇、苏振华决定依托涡河、北淝河的天然障碍，将手下的1、2两个旅前后配备展开防御。双方交手后，由于1纵很少打阵地防御战，经验不足，遭到有空地优势火力的敌军猛烈冲击，伤亡很大。激战中，2旅4团团长晋士林、政委郑鲁相继壮烈牺牲。其中晋士林是苏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为解放军中少有的大学生团长，能文能武，刘邓很器重他。两年前晋士林就担任了吴忠所在20旅的59团团长，已经是一颗军中明星。不料在巨野战役的章缝集战斗中，晋士林抛弃友军独自突围，战后遭到纵队领导杨勇等人的严厉批评，将其调离了59团。两年过后，当年同在20旅任58团团长的吴忠已升为了旅长，晋士林却还在2旅当团长。这次在蒙城阻击战中，晋士林亲率突击营向占领黄家阵地的敌人反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终于洗雪了当年的章缝集之耻。
由于1纵缺乏纵深防御配置，沿河防御需要处处设防，一点被突破就只能动用预备队反击，结果全线紧张，机动兵力短缺，始终维持在用一道防线硬顶的被动态势下。在国民党军的反复突击下，1纵只得节节后退，步步防御。经过4天多激战，黄维兵团只前进了30多公里，未能实现快速向徐州靠拢的企图。其后黄维谨慎起来，将兵团改长驱直入为密集靠拢、滚动推进，速度已大为减慢。1纵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为主力及华野兄弟部队赢得了战役时间，功不可没。
在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后，1纵参加了总攻作战。黄维兵团美械优良，战斗力很强，进行了拼死抵抗，两军反复鏖战，均伤亡惨重。战斗中，苏振华亲自去前沿组织火线整编，将战斗员集中起来，并从指挥机关抽出人员补充前沿部队，使部队始终保持连续作战的能力和高昂的士气。他还组织部队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争取了大批敌军士兵携械投降。在总攻战斗最激烈艰难的关头，邓小平打电话到1纵，想让伤亡巨大的1纵撤下来休整一下。苏振华从杨勇拿着的话筒中听到后，急的一把夺过电话，大声说道：“我是苏振华。一纵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决不后撤，保证完成任务，消灭敌人！这是我和杨司令的共同意见。”邓小平听后很是欣慰，嘉许了他们的决心，并鼓励1纵再接再厉英勇战斗。最后，1纵与兄弟部队协同取得了双堆集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全歼了黄维兵团。其中1纵付出3000人的伤亡歼敌1.6万余人，并生俘兵团副司令官兼第85军军长吴绍周等将级军官9人。
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结束后，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9个军加1个特种纵队28万余人。其中原中野1纵所属部队分别编入了第16军、第18军。杨勇升任第五兵团司令员，苏振华任第五兵团政治委员，下辖第16、第17、第18军。
1949年4月21日晚，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百万人民解放军开始抢渡长江。第五兵团归于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序列内，自安徽吉阳至阜康圩之间一举渡江成功。尔后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部队直出上饶，迅速截断浙赣铁路线，切断了宁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部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集团的联系。第五兵团猛打猛追，先后解放衢州、景德镇、上饶等21座城市，歼灭逃敌一部。至5月14日，第五兵团又进入闽北，解放了建瓯、南平、古田等14座县城。5月23日毛泽东发出指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待解放上海、福州、青岛等地之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减少，“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据此，二野总部命令各兵团在浙赣铁路沿线休整，保障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防止美军出兵干涉。其中第五兵团奉命集中于上饶、弋阳地区休整。
此时，苏振华已兼任中共赣东北区委书记，在指挥第五兵团的同时，又领导冀鲁豫南下干部接管城市，建立各级党委和人民政权，认真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苏振华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政策水平很高，在整训整顿部队、主抓干部思想、领导接管城市等方面成绩卓著，很快刹住了渡江后部队中滋长的一些不良倾向，稳定了新解放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局势。
1949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第二野战军要采取大迂回动作包抄西南地区国民党军。奉二野总部的命令，杨勇、苏振华率领第五兵团隐蔽行踪，兼程行动，经湖南秘密逼近贵州，准备奇袭攻占贵阳，切断国民党军宋希濂兵团、罗广文兵团退向云南的道路。从11月1日起，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从湖南芷江、晃县等地突然发起进攻，兵分多路向贵州挺进。兵团全体官兵斗志高昂，翻山越岭，日夜兼行，猛插敌巢。驻守贵州的国民党军发觉第五兵团的意图后，其第8、第89、第49军仓惶失措，纷纷后撤，已准备放弃贵阳。杨勇、苏振华见敌人要跑，当即命令兵团主力第16军快速前进，直逼贵阳。11月15日，第16军一举解放贵阳，切断了川东国民党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对重庆形成迂回之势。杨勇、苏振华继续指挥第五兵团穷追猛打，兼程北上，又进占毕节，强渡岷江，攻占乐山，抢渡大渡河，堵住了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残部的最后逃路。12月19日，第16军一部在峨边县西北的金口河地区全歼国民党残军千余人，活捉了宋希濂。
在此期间，苏振华已奉中共中央命令兼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委兼贵阳市军管会主任，于11月中旬开始主政贵州。后来知道，中央的这一任命是由二野政委邓小平力荐而来的。12月，杨勇指挥第五兵团部队继续插向川南，参加成都战役。苏振华与贵州省委副书记徐运北等人进行运筹策划，稳步实施了接管和治理贵州的工作。四川解放后，1950年1月，杨勇也受命兼任了贵州军区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苏振华、杨勇等人组织部队清剿贵州境内的国民党残军和土匪，经过一年半时间作战4000余次，歼灭土匪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炮17万余件，基本上消灭了全省性匪乱，巩固了人民政权。与此同时，苏振华、杨勇等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开展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的工作，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搞好工业建设，恢复商业流通，发展交通、邮电事业，创造较好的社会环境，并根据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强民族团结，实行特殊政策等，将贵州的工作搞得蒸蒸日上。
1950年初，根据中共中央、中共西南局及第二野战军的指示，苏振华、杨勇开始组织张国华率第18军向西藏进军。他们动员贵州省和留在贵州的部队准备了2000匹骡马、配备有40辆汽车的两个运输团和一个工兵团调拨给第18军，将当时最好的装备和物资全力支援进军西藏。1950年3月底，第18军先遣队就在第52师师长吴忠率领下向西康进军。10月，第18军北线集团部队发起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解放昌都，打开了进藏门户，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停止抵抗，接受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条件，促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协定的达成。1951年7月，第18军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领下向西藏进军。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第18军于10月26日进抵拉萨，将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
1950年底，杨勇被调去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苏振华继续主持贵州的恢复治理工作，并兼任了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苏振华领导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白手创业，使贵州的工农商学建设全面提高，全省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苏振华主政贵州5年，政绩显著，显示出了其在党政军全面工作上的优秀才干。
1954年4月，苏振华奉命调离贵州进京。根据中央的安排，苏振华被调入海军，担任了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海军党委副书记。当时的海军司令员、党委书记是萧劲光，政委职务空着，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正在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副司令员有王宏坤、罗舜初等人。苏振华被调到海军，实际上是主持了海军的全面政治工作，足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的信任。
到了海军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苏振华强调海军要边打仗边建设，积极准备对盘踞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进行长期作战，并逐步实现海军的现代化。苏振华首先参与领导了武装护航、保证海上安全行动，组织海军加强沿海巡逻，坚决与敌作战，打击国民党海军对海上交通和渔业生产的袭扰破坏。1954年7月，为挫败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在策划的所谓“共同防御”阴谋，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军区以海空军轰炸浙东沿海的上下大陈岛，以陆军一部攻击一江山岛。根据军委命令，萧劲光、苏振华组织华东军区海军鱼雷快艇大队实施出击作战，对活动于大陈岛、渔山列岛和一江山岛之间的国民党军舰进行打击。11月14日凌晨，海军鱼雷快艇大队运用小艇打大舰的战法，在高岛海域一举击沉了国民党海军排水量1430吨的美制护卫舰“太平”号，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有力夺得了战区制海权。 1955年1月，在司令员萧劲光因病赴广州疗养期间，苏振华与海军其他领导坐镇指挥室，指挥华东军区海军配合陆军、空军实施三军协同登陆作战，经过激烈战斗解放了一江山岛。虽然美国与台湾当局已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并不愿意卷入中国沿海岛屿战争，因此拒绝“协防”大陈岛。蒋介石无力单独防守大陈岛，不得不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帮助下将军民人员从大陈、披山、渔山、南麂山列岛撤出。解放军趁势进军，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获得解放。由于人民海军敢打敢拼的英勇精神，受到了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的嘉奖。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苏振华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之所以获得的八一勋章是二级的，是因为按规定一级八一勋章是授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1937年7月6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师级以上干部。在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苏振华还是团级干部，级别不够，故只获得了二级八一勋章。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苏振华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苏振华为首任海军政治委员。
在从海军副政委到政委的任上，苏振华始终强调坚持党对海军的绝对领导，实施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并下大力气抓海军的科研业务，重视科学家和专家的作用，培养青年技术干部，引进外军新式装备等，兢兢业业做了很多工作，使人民海军初步发展成为了一支具有近海防御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政治风浪的不断冲击，不论是苏振华个人，还是海军的建设，也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遭到了错误批判，并被撤销了领导职务。作为彭德怀红三军团的老部下，苏振华的表现颇为不同寻常。在会上，苏振华积极发言，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进行了有力揭批。且看他的几段发言：
“这次以彭德怀同志为主帅、张闻天同志为副帅发动的向党的猖狂进攻和分裂党的活动，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一，军人挂帅，文人当军师，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党的政治纲领；二，锋芒是直接对着党的总路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重新结合，卷土重来，但主帅是经验主义者；四，选择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大有猖狂进攻之势的时候，也就是在党遇到暂时的、局部的困难的时候，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黄克诚同志，你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你们究竟要搞什么鬼？你们不是正人君子、一贯正确吗？”
“彭德怀同志长期把自己装成一个君子，在军队和部分群众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党的威信、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他分享了一份。如果不彻底揭穿他野心家的本质，不把他伪君子的画皮扒掉，是能迷惑一部分人的。”
“彭德怀认为时机到了，乘机向党进攻。”
……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贺龙、罗瑞卿、陶铸、李井泉、柯庆施、黄永胜、萧华、苏振华等人都是积极揭发批判彭德怀的干将，大力为领袖保驾护航，会后都更加得到了信任。作为彭德怀军中老部下的苏振华，能如此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其起到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当然，是非功过，历史早已给出了回答。
1959年9月，中央军委改组后增加了新的成员，其中除了原来的军委组成人员外，苏振华醒目地晋身为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无疑，这是对他在庐山会议上积极表现的嘉奖。
从1959年年末开始，海军东海舰队接连出了一些较严重的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1959年12月1日，从苏联引进的海军418号潜艇在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参加攻潜演习训练时，被配合训练的东海舰队护卫舰“衡阳”号撞中沉没，艇长以下39人中仅有一人生还，铸成了海军建立以来最严重的训练事故；1960年1月12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2师5团飞行员杨德才，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驻地浙江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在台湾宜兰附近坠机身亡。这是大陆军方第一架叛逃台湾的军用飞机。不久，海军航空兵第2师就与驻宁波的海军航空兵第6师对调了防务；1962年3月3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6师16团飞行员刘承司，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安全飞抵台湾桃园机场。刘承司因而获得台方奖励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刘承司是第一个驾驶战斗机成功飞抵台湾的解放军军官，当时产生的政治影响极大。事后海军航空兵第6师被海军党委严厉整顿，许多干部也因此遭到整肃。
海军接连出了这么多事故，其时又正值国家遇到严重饥荒和经济困难，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还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林彪非常着急。在他的授意下，组成了以杨成武为团长，刘志坚为副团长，李作鹏等为团员的中央军委检查团，到海军东海舰队检查工作。经过内查外调后，军委检查团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材料》（以下简称《汇报材料》），主要内容是：一，肯定了在海军党委领导下的海军建设成绩；二，认为海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各级党委内部不团结，没有把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摆在第一位，犯了方向性的工作错误；三，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海军工作的六条建议。中央军委肯定了军委检查团的这份汇报材料，责令海军对工作进行改进。主管海军政治工作的苏振华自然感到了沉重压力，只能痛切检讨，表示一定要总结教训，采取措施，努力改进海军的工作。
由于海军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身体不好，脑血管末梢破裂，经常头昏，工作上很受影响。为加强海军的力量，1962年6月，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调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员（林彪先是建议调李天佑去海军，萧劲光不同意，指名调李作鹏），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担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海军的领导班子调整为：萧劲光任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任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刘道生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杜义德任副政委、党委副书记，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苏振华是55上将中很有点说头的一位。他是新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曾经高居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之列。他在文革初期早早就被打倒遭到磨难，复出后一度受到重用，却又身陷于政治纠缠中，最后闹得郁郁而终。一个本应有着更加光辉前途的军队领导人，为何会到了如此地步呢？
苏振华是湖南省平江县三墩戴家铺人，生于1912年6月2日，原名苏七生。20世纪的“一零后”群体，集中了开国将军中从上将到少将的大多数人员。如57名上将中有20名，175名中将中超过了100名，800名少将中超过了600名。苏振华出生的这一年还比较特殊，和他同年出生的开国上将竟然一个也没有。开国中将倒是有一大串，如陶勇、刘培善、廖容标、刘浩天、顿星云、林维先、王必成、李天焕、康志强、程世才、吴信泉、崔田民、刘转连、刘志坚、周仁杰、邱创成、徐斌洲、欧阳文、袁升平、吴富善、邓逸凡等人。苏振华，算是12年群体中最耀眼的将星了。
苏振华幼年家贫，6岁开始就去放牛、砍柴、种田、打短工，没念过什么书。14岁时，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苏振华相继参加了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跟着农民协会进行革命宣传和打土豪劣绅，受到了革命启蒙。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和平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苏振华也自此走上了军事生涯，先后参加了赤卫队、游击队，并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6月，苏振华在平江县城参加了红5军，并将名字苏七生改成了苏振华。同年11月，苏振华由共青团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30年到1936年，苏振华一直在彭德怀麾下南征北战。他历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1师3团3连战士、班长、连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排长、连党支部组织委员、连政治委员，红4师12团党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红5师13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红12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等职。苏振华作战很勇敢，思想政治水平也较高。在担任连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他遵照古田会议精神，带头反对个别干部打骂士兵，结果被捆绑起来要枪毙。由于红三军团马上要参加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苏振华被放回部队作战，这才幸免于难。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战后，苏振华仍然坚持原则，继续行使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民主权利，并得到了上级的支持。
在第一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苏振华机智果敢，完成任务坚决，表现出色，从班长一直升到了红5师13团政治委员。在1931年2月攻打土顽武装的战斗、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的莲塘圩战斗、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的草台冈战斗中，苏振华先后多次负伤，每次都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昏倒在地被抬下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斗和高虎垴战斗中，时任红三军团红5师13团政治委员的苏振华，和团长黄珍、参谋长卢绍武等人共同指挥战斗，与“堡垒推进”的优势国民党军节节血战，打得非常惨烈。战后，红13团受到了军团部的通报嘉奖。1934年8月1日，苏振华还获得了中革军委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在长征期间，苏振华率部于红三军团序列中一路闯关夺寨，官兵同甘共苦，坚持跟着中央北上转战。在黔北的土城地区，准备北渡长江入川的中央红军主力与追击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潘佐、廖泽等部展开了一场恶战。红5师中战斗力最强的红13团过湘江时减员达三分之一，此次作为军团预备队没有拉上去，苏振华是有力气没能使上；一渡赤水后的扎西整编时，苏振华调任红12团政治处主任。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斗中，苏振华与团政委钟赤兵组织突击队勇猛夺占关口，从而动摇了娄山关守敌防御，配合主力赢得了战斗主动权。钟赤兵在阻敌反扑时腿部负了重伤，苏振华接替指挥将敌人打了下去，尔后接任了团政委职务。红三军团夺取了娄山关后，苏振华和团长谢嵩指挥全团随同兄弟部队勇猛追击敌人，一举打出了遵义大捷；渡过金沙江后过彝族区时，苏振华遵照上级命令率部模范执行了民族政策；抢渡大渡河期间，红军日行百里翻山越岭。苏振华在部队中组织开展互助活动，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鼓励指战员们跟上队伍，坚持向胜利前进；当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后，苏振华率部跟着党中央坚持北上，毫不动摇；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斗中，苏振华接替患病的团长文年生指挥红12团，带领突击队勇猛突入直罗镇内，为战役全胜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苏振华有胆有识，智勇双全，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出色，成长为了红三军团的骨干指挥员之一。到了陕北后，苏振华被选送到在瓦窑堡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初，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移驻由东北军让出的延安县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战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很多将领都随同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苏振华也提出了上前线的要求，但毛泽东点名让苏振华留在“抗大”帮助办学，苏振华只好服从组织分配。他先后担任了“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大队长、第四期第一大队大队长等职，与胡耀邦等人搭档，为“抗大”的教学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苏振华小时候没有读过书，是上了红军大学后才紧急开始识字补文化，比别人下了更大的苦功夫，后学努力，进步很快。毛泽东很欣赏他，称赞其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
1939年6月下旬，“抗大”第五期与华北联合大学合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后改为青年纵队，开赴抗日前线办学。当时罗瑞卿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振华任第1团团长。在陕北学习了3年后，苏振华终于师满出山、实现夙愿，走上了抗日前线。苏振华随青年纵队到达了聂荣臻领导创建的晋察冀抗日民主边区，此后热诚投入了前线“抗大”的教学工作，培养出了不少抗战骨干。1940年5月，苏振华调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政治委员兼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兼任鲁西军政委员会主席。343旅是由原中央红军红一、红三军团骨干部队改编成的，是八路军第115师的主力旅。在开赴山西，挺进山东的征程中，343旅落地开花，发展出了不少部队，番号也几经变化。苏振华这时到的343旅，主要由原343旅686团3营、师直一部改编的第115师独立旅，以及原343旅685团2营扩编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经过重新合编，恢复番号而成的。其中原343旅686团3营，就是苏振华的老部队红三军团红12团。新编343旅的旅长是杨勇，在萧华调走后还兼任了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是原红三军团第4师红10团的政委，与苏振华同为红三军团主力团政委。此后，二人成为了多年搭档，发展出了著名的“杨苏纵队”。
在鲁西期间，苏振华与杨勇抗击日伪，反击顽军，扩大部队，开辟根据地，成绩斐然。1940年冬，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343旅运河支队与陈士榘率领入鲁的第115师独立支队2团合编为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旅政治委员兼鲁西军区政治委员。1941年1月，苏振华与杨勇指挥教导第3旅等部在郓城西北的潘溪渡设伏，以“围点打援”战术全歼日军第32师团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大队，歼灭软原少佐以下160余人，毙伤伪军130余人，焚毁汽车4辆，缴获枪支弹药一部，创造了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战斗中缴获了九二式步兵炮1门，对于打击日军炮楼用处极大，因而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不久，日军就叫嚣要“夺回大炮、活捉杨勇”，出动大批兵力对鲁西军区实行铁壁合围式的“扫荡”。苏振华、杨勇率鲁西军区机关、行署机关跳出敌人合围，灵活转战。为掩护军区机关和当地军民转移，教导第3旅特务3营在朝城西南的苏村地区阻击日军，与优势敌人血战竟日，以牺牲126名官兵的代价歼敌300余人，谱写了抗日战争中的又一曲壮歌。那门从日军手里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后来成为了八路军手中的拔点利器，屡立功勋。解放后，这门炮被送到了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1941年7月，中共北方局决定，将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其时杨勇已奉调赴延安，由杨得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冀鲁豫军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与杨得志主持了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的合并工作，并继续领导冀鲁豫军民千方百计与日伪顽战斗，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与敌人争夺基层政权，坚持发展生产，逐渐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其间，冀鲁豫边区进行了精兵简政，军区领导机构也进行了调整，由区委书记黄敬兼任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改任副政治委员。
1944年5月，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中共平原分局和新的冀鲁豫军区。由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黄敬任中共平原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宏坤、杨勇任军区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中共平原分局党校校长。此前，冀南区曾推行了延安倡导的“抢救运动”，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苏振华到平原分局党校上任后，根据中共北方局代书记邓小平的指示，对数百名受冤枉的干部一一甄别，重新结论，使他们放下了精神包袱，再次投入到工作中去。苏振华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军队政治工作者，为其日后的晋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苏振华与宋任穷、杨勇等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展开大反攻，先后收复延津、阳武、封丘等29座县城，并乘胜兵围开封，取得了很大胜利。1945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统一领导由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分区组成的晋冀鲁豫战略根据地(后称解放区)，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10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实行整编，其中将原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杨得志、苏振华同时还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奉中共中央紧急命令，华北、华东大批部队经陆海挺进东北。晋冀鲁豫军区1纵也在进军东北之列，除1旅外，其他部队已奉命将重武器和大量弹药移交军区和地方部队，只留有少量轻武器，准备到东北再换装。其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刚刚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因国民党前后7个军正沿平汉铁路北犯，为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遂又奉中央指示打响了平汉战役。刘邓命令，1纵参加平汉战役作战。在纵队火力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苏振华立即动员部队投入战斗，并与紧急从延安返回的杨得志共同指挥，实施运动防御，节节阻击优势之敌。在主力部队到达后，杨得志、苏振华指挥1纵协同兄弟部队展开反攻，势如破竹，迫使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活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先后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阻止了其沿平汉铁路的猖狂北进，胜利结束了平汉战役。
紧接着，奉中央军委电令，杨得志、苏振华率1纵紧急北上平津，准备开赴东北。由于国民党军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帮助下从秦皇岛登陆，迅速攻占了山海关，1纵挺进东北的道路已被封锁。中央军委又令1纵不去东北，改归晋察冀军区指挥，参加保卫热河作战。杨得志、苏振华奉命率领1纵驻于热河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有理有节的“摩擦”斗争，保卫热河，配合中央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同时整顿部队，筹集粮饷，争取群众。到1945年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杨得志和副司令员曾思玉、参谋长卢绍武等军事领导干部留晋察冀军区工作。苏振华任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1纵兼程南下，归还了晋冀鲁豫军区建制。
苏振华带领1纵长途行军千余里归建后，未及充分休整，又率部参加了巨金鱼战役。苏振华指挥1纵险道疾行，强攻西台集，坚持在前线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68师主力181旅4000余人，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致电通令嘉奖。此后苏振华又率1纵参加豫皖边战役，攻克曹县，全歼守敌；坚守黄集地区，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第5军激战7昼夜，保障野战军主力北渡黄河，脱离了“黄河归故”造成的险境。1947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第1、第7纵队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1纵队，下辖原1、7纵的4个旅，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两个老搭档，再次并肩共同战斗。
在杨勇、苏振华的指挥下，1纵又投入了豫北反攻，参加围攻安阳，配合兄弟部队先后歼敌4万余人，控制了百余里的平汉铁路。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杨勇、苏振华率1纵过河后急行军奔袭郓城，一举破城，以伤亡1928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5师师部及两个旅1.1万余人，俘敌副师长明理亚，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灭敌军两个旅的范例，受到了刘邓的通令嘉奖。尔后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包围六营集，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术，在6纵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70师、第32师两个师部及两个半旅1.8万余人，俘敌整编第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少将副师长罗哲东，创造了平原运动战的经典战例。紧接着杨勇、苏振华又率1纵赶到羊山集以东地区打阻击，配合2、3纵等兄弟部队攻克羊山集，顽强吃掉了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军宋瑞珂整编第66师，终于取得了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5.6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接下来1纵在野战军序列内继续向大别山挺进，迅速跨过陇海铁路，通过黄泛区，部队舍弃重炮，轻装前进，先后抢渡沙河、汝河、淮河等河流，一路刺刀见红。经过20昼夜的艰苦行军，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终于胜利到达了大别山。然而，由于抗战期间桂系军队加强了对大别山地区的控制，其统治基础相当深厚，群众因受到胁迫不敢支援昔日的红军。刘邓大军到达这里后，遇到了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找不到向导带路，无法安置伤病员，屡遭还乡团、小保队的袭击残害等困难。刘邓下定决心，分散部队，清剿匪患，深入群众，进行土改，花大力气开展地方工作。至1947年10月中旬，刘邓大军已在大别山地区17个县建立起了政权，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背上了国民党几十个旅的兵力，想不打仗就建立起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刘邓曾几次组织兵力企图围歼国民党军整编师主力，皆因部队不会打山地战，机动速度慢，不是阻击不住敌人，就是围不住敌人，或是让敌人逃掉了，都没有达到目的。1纵参加了商城以北、中铺、斛山铺三仗，表现不佳。刘邓火了，在光山白雀园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对此，苏振华在1964年曾经有过一个回忆：“打硬仗、歼灭敌人也有争论，到了新区怕死人，越怕士气越糟，越跑越没有士气，结果是子弹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毛主席讲保存自己和歼灭敌人是对立的统一，只有歼灭了敌人才能保存自己。这个问题在大别山体会最深。当时，在白雀园附近，开了一个有名的会议。刘司令员、邓政委亲自主持，统一干部认识，提高坚持大别山的信心。会议开始前，我们还在说说笑笑，邓政委一进来就说：‘仗没打好，今天开的是不握手的会议。’听邓政委这一说，会议气氛严肃了。刘司令员张口说：‘我们野战军怎么都变成女人了？一碰到敌人就软下来了？’（注：后面实际还有一句，‘今天的会是安卵子的会’）两位首长一说，大家又惭愧又发狠了。他们精辟分析了有利和不利因素，指明了我军必胜的前途，大家心里亮堂了。讲话结束时，邓小平说：今天就不同大家握手了，等打了胜仗再握！”
其后部队吸取经验教训，无把握的仗不打，终于在张家店、歧亭、柳子港、李家集地区打了几个中小规模的胜仗，歼敌6000余人。其中1纵在歧亭、柳子港歼敌第56师3个营千余人。接下来，刘邓趁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之机，率主力南下长江北岸展开，横扫江北诸城镇，控制了东西宽约150公里的地带，颇有进窥九江之势。当时在庐山的蒋介石以为刘邓要渡江南下，急忙调湖北的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到广济一线布防，以阻止刘邓大军南下。刘邓抓住时机，在敌人必经的高山铺地区设伏，集中1纵、6纵歼敌于运动之中。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迅速奔袭集中，围住了高山铺之敌。经与6纵协同战斗两天，一举吃掉了敌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5个整团1.26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打了一个痛快的翻身仗。
高山铺战役后，为打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刘邓着眼于整个中原战局的发展，决定将部队分散行动，跳出包围圈，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与敌人周旋。同时各以一部转移到淮河以北和江汉、桐柏地区展开，扯散敌人。据此，刘伯承、张际春率野战军领导机关、中原局机关组成后方指挥所（简称后指），带1纵乘敌之隙隐蔽开进，北渡淮河，跳到外线作战，开辟新的根据地；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人组成前方指挥所，指挥2、3、6纵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从晋冀鲁豫后续南下的10、12纵在江汉、桐柏地区展开，迅速发展。
12月11日，刘邓于湖北礼山地区正式分兵。在后指北移途中，因联络失误，在光山北向店的何小寨地区与国民党军同时住进了一个村子。夜暗雾浓中，双方遭遇发生交火。刘伯承见势不妙，果断率后指机关趁敌人没搞清虚实之机悄悄转移。后国民党军察觉到眼前这股共军可能有大首脑，立即调兵围追过来。当时刘伯承、张际春身边并没有部队，形势很危险。杨勇、苏振华闻讯后指挥1纵部队跑步前进驰援，打了一天，终于挡住了国民党军3个多旅的冲击，掩护后指机关安全转移。事后刘伯承抹着汗说：“我带着直属队、中原局机关一大摊子转移，好比李逵背娘。这回差一点当了李逵，让老虎把娘吃掉，可要记取教训啊！”
根据后指指示，杨勇、苏振华率1纵进至淮河南北地区机动作战，创建淮西根据地。1947年12月底，1纵20旅攻克汝南，歼灭国民党河南省第8专署保安总队1000余人，俘虏河南省保安中将副司令温汉卿。其后20旅又西进平汉路，突袭明港车站，缴获大批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过冬的需要。因大别山之敌分兵追来，为避敌锐气，1948年1月初，杨勇、苏振华率纵队主力北上至河南项城以北地区休整；20旅旅长吴忠率旅主力伪装南进至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包信集、赵集一带活动，意在吸引敌人，为纵队主力休整和开辟根据地赢得时间。不料，在此期间这个纵队主力旅20旅却出了事。
到了包信集地区后，因连战连捷，吴忠杀得性起，还想打一仗，搞掉一些土顽武装后再转移。当时政委刘振国和副旅长李觉都认为不妥，当面之敌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战斗力很强，师长胡琏又素来狡猾，一旦被敌人粘上恐怕会遭到损失。无奈吴忠坚持己见，刘振国和李觉也只好同意在包信集一带找机会打一仗再走。
由于土顽武装熟悉地形，非常机灵，20旅一直没有找到歼敌机会。这时胡琏已嗅出了味道，指挥整编第11师各部向包信集地区围拢过来。奉杨勇、苏振华的命令，吴忠准备率20旅迅速转移。然而在转移路线上几个旅领导又发生了分歧。吴忠与李觉主张按纵队的命令向西转移，刘振国却主张向东转移。当时1纵主力正在东北方向的项城以北地区休整，向东转移有把敌人引向纵队主力的危险，也影响淮西新区的开辟，有违纵队命令。而向西转移则是水网稻田地带，部队行动困难，难以迅速摆脱敌人，在战术上不利。吴忠这次有点含糊，经过考虑后还是希望能获得两全，遂决定以配属的纵队骑兵团向西转移吸引敌人，旅主力向东转移，靠近纵队主力寻机歼敌。结果当吴忠率旅主力向东到达包信集以南小回庄一带宿营时，突遭迎面而来的整编第11师包围袭击，不久整编第10师也围了上来。危急关头，吴忠指挥部队坚决抗击优势之敌，将敌击退，双方形成对峙。拖到天黑后，吴忠命令所属58、59团组织各营交替掩护，撤出战斗，迅速转移。吴忠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汝南、明港战斗中表现优异的59团这次却掉了链子。
由于整编第11师跟进很快，58团后卫被敌缠住，经过战斗摆脱了敌人，安全转移。然而这样一来，右翼的59团阵地则被国民党军楔入，陷入了被动。59团在分头转移时，1营阴差阳错未能摆脱敌人，遭到包围袭击，损失重大，伤亡达450多人。营长郅福田不顾危险多次往返于重围间抢救连队，以致重伤被俘，后被押到河南漯河英勇就义。国民党军对这一战大肆宣传，吹嘘成了所谓的“包信集大捷”。
战后，杨勇和苏振华亲自赶到20旅驻地主持调查，严厉批评了吴忠等旅领导。在20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杨勇、苏振华宣布了处分决定：给予吴忠、刘振国、李觉严重警告处分，59团团长董正洪撤职，政委阴法唐记大过。其他从团到排的干部处分了13人，其中1营副教导员李文正抛下主力率少数人突围而去，临阵脱逃，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被按军法判处死刑。
刘伯承、邓小平闻讯后，于1月31日联名向各纵队首长下发指示，并上报中央军委，通报了59团1营遭受损失的教训。通报中的话说得很是严厉：“这次五十九团首长事前缺乏责任，处置失当，而还有少数干部，临危并未掌握部队，抗击敌人，或单身或带少数人逃命。实为解放军极端可耻行为。除由纵队严惩外，全军应引起警惕。任何疏忽大意所造成的不应有损失，都有负于人民，有负于党，有负于革命，或者是一种罪过。” 这是20旅历史上唯一一次遭到通报批评，也是野战军首长第一次联名通报批评一个团。杨勇和苏振华的心情都很沉痛，决心深刻吸取教训，加强部队的战术学习，绝不重蹈覆辙。
从1948年2月起，根据晋冀鲁豫野战军总部的指示精神，野战军各纵队开始进行整党整军运动，主要内容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的“三查三整”，同时整党要与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结合起来。杨勇和苏振华按照上级的部署在1纵开展了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通过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使指战员们进一步认识到了“为何而战”的人民军队本质，极大提高了战斗积极性。同时，为加强纵队各级领导层的团结，还组织了上级、同级、下级“三层亮”的活动，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重解决纵队、旅、团三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从党委领导、党内团结、作战、建军、执行新区政策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检查和总结。2月下旬刘邓在安徽临泉县南的韦寨重新会合后，邓小平还亲临1纵检查和指导工作，给排以上干部作了形势报告，强调了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要求部队要进行反“右倾”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做好整党整军工作。
194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调整了中原解放区的组织领导机构，由新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所属部队。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部队改称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下辖第1、2、3、4、6、9、11纵共7个纵队。此后，杨勇和苏振华指挥1纵先后参加了宛东、豫东、郑州等战役，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兄弟部队华东野战军攻坚阻敌，取得了攻占开封、刀劈襄樊、睢杞歼敌、解放郑州等作战的胜利。
在1948 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中，杨勇、苏振华指挥1纵首战张公店，在兄弟部队3纵、9纵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第181师6000余人，俘敌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兼第55军副军长及第181师师长米文和。接着飞兵蒙城板桥集，坚决堵住了东进徐蚌战场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在黄维兵团的12万人马中，有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8军，即原来的整编第11师。从历史上看，1纵所部在章缝集、包信集都吃过整编第11师的亏，可以说有着深仇大恨。面对强敌，杨勇、苏振华决定依托涡河、北淝河的天然障碍，将手下的1、2两个旅前后配备展开防御。双方交手后，由于1纵很少打阵地防御战，经验不足，遭到有空地优势火力的敌军猛烈冲击，伤亡很大。激战中，2旅4团团长晋士林、政委郑鲁相继壮烈牺牲。其中晋士林是苏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为解放军中少有的大学生团长，能文能武，刘邓很器重他。两年前晋士林就担任了吴忠所在20旅的59团团长，已经是一颗军中明星。不料在巨野战役的章缝集战斗中，晋士林抛弃友军独自突围，战后遭到纵队领导杨勇等人的严厉批评，将其调离了59团。两年过后，当年同在20旅任58团团长的吴忠已升为了旅长，晋士林却还在2旅当团长。这次在蒙城阻击战中，晋士林亲率突击营向占领黄家阵地的敌人反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终于洗雪了当年的章缝集之耻。
由于1纵缺乏纵深防御配置，沿河防御需要处处设防，一点被突破就只能动用预备队反击，结果全线紧张，机动兵力短缺，始终维持在用一道防线硬顶的被动态势下。在国民党军的反复突击下，1纵只得节节后退，步步防御。经过4天多激战，黄维兵团只前进了30多公里，未能实现快速向徐州靠拢的企图。其后黄维谨慎起来，将兵团改长驱直入为密集靠拢、滚动推进，速度已大为减慢。1纵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为主力及华野兄弟部队赢得了战役时间，功不可没。
在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后，1纵参加了总攻作战。黄维兵团美械优良，战斗力很强，进行了拼死抵抗，两军反复鏖战，均伤亡惨重。战斗中，苏振华亲自去前沿组织火线整编，将战斗员集中起来，并从指挥机关抽出人员补充前沿部队，使部队始终保持连续作战的能力和高昂的士气。他还组织部队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争取了大批敌军士兵携械投降。在总攻战斗最激烈艰难的关头，邓小平打电话到1纵，想让伤亡巨大的1纵撤下来休整一下。苏振华从杨勇拿着的话筒中听到后，急的一把夺过电话，大声说道：“我是苏振华。一纵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决不后撤，保证完成任务，消灭敌人！这是我和杨司令的共同意见。”邓小平听后很是欣慰，嘉许了他们的决心，并鼓励1纵再接再厉英勇战斗。最后，1纵与兄弟部队协同取得了双堆集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全歼了黄维兵团。其中1纵付出3000人的伤亡歼敌1.6万余人，并生俘兵团副司令官兼第85军军长吴绍周等将级军官9人。
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结束后，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9个军加1个特种纵队28万余人。其中原中野1纵所属部队分别编入了第16军、第18军。杨勇升任第五兵团司令员，苏振华任第五兵团政治委员，下辖第16、第17、第18军。
1949年4月21日晚，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百万人民解放军开始抢渡长江。第五兵团归于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序列内，自安徽吉阳至阜康圩之间一举渡江成功。尔后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部队直出上饶，迅速截断浙赣铁路线，切断了宁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部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集团的联系。第五兵团猛打猛追，先后解放衢州、景德镇、上饶等21座城市，歼灭逃敌一部。至5月14日，第五兵团又进入闽北，解放了建瓯、南平、古田等14座县城。5月23日毛泽东发出指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待解放上海、福州、青岛等地之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减少，“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据此，二野总部命令各兵团在浙赣铁路沿线休整，保障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防止美军出兵干涉。其中第五兵团奉命集中于上饶、弋阳地区休整。
此时，苏振华已兼任中共赣东北区委书记，在指挥第五兵团的同时，又领导冀鲁豫南下干部接管城市，建立各级党委和人民政权，认真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苏振华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政策水平很高，在整训整顿部队、主抓干部思想、领导接管城市等方面成绩卓著，很快刹住了渡江后部队中滋长的一些不良倾向，稳定了新解放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局势。
1949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第二野战军要采取大迂回动作包抄西南地区国民党军。奉二野总部的命令，杨勇、苏振华率领第五兵团隐蔽行踪，兼程行动，经湖南秘密逼近贵州，准备奇袭攻占贵阳，切断国民党军宋希濂兵团、罗广文兵团退向云南的道路。从11月1日起，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从湖南芷江、晃县等地突然发起进攻，兵分多路向贵州挺进。兵团全体官兵斗志高昂，翻山越岭，日夜兼行，猛插敌巢。驻守贵州的国民党军发觉第五兵团的意图后，其第8、第89、第49军仓惶失措，纷纷后撤，已准备放弃贵阳。杨勇、苏振华见敌人要跑，当即命令兵团主力第16军快速前进，直逼贵阳。11月15日，第16军一举解放贵阳，切断了川东国民党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对重庆形成迂回之势。杨勇、苏振华继续指挥第五兵团穷追猛打，兼程北上，又进占毕节，强渡岷江，攻占乐山，抢渡大渡河，堵住了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残部的最后逃路。12月19日，第16军一部在峨边县西北的金口河地区全歼国民党残军千余人，活捉了宋希濂。
在此期间，苏振华已奉中共中央命令兼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委兼贵阳市军管会主任，于11月中旬开始主政贵州。后来知道，中央的这一任命是由二野政委邓小平力荐而来的。12月，杨勇指挥第五兵团部队继续插向川南，参加成都战役。苏振华与贵州省委副书记徐运北等人进行运筹策划，稳步实施了接管和治理贵州的工作。四川解放后，1950年1月，杨勇也受命兼任了贵州军区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苏振华、杨勇等人组织部队清剿贵州境内的国民党残军和土匪，经过一年半时间作战4000余次，歼灭土匪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炮17万余件，基本上消灭了全省性匪乱，巩固了人民政权。与此同时，苏振华、杨勇等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开展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的工作，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搞好工业建设，恢复商业流通，发展交通、邮电事业，创造较好的社会环境，并根据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强民族团结，实行特殊政策等，将贵州的工作搞得蒸蒸日上。
1950年初，根据中共中央、中共西南局及第二野战军的指示，苏振华、杨勇开始组织张国华率第18军向西藏进军。他们动员贵州省和留在贵州的部队准备了2000匹骡马、配备有40辆汽车的两个运输团和一个工兵团调拨给第18军，将当时最好的装备和物资全力支援进军西藏。1950年3月底，第18军先遣队就在第52师师长吴忠率领下向西康进军。10月，第18军北线集团部队发起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解放昌都，打开了进藏门户，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停止抵抗，接受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条件，促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协定的达成。1951年7月，第18军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领下向西藏进军。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第18军于10月26日进抵拉萨，将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
1950年底，杨勇被调去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苏振华继续主持贵州的恢复治理工作，并兼任了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苏振华领导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白手创业，使贵州的工农商学建设全面提高，全省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苏振华主政贵州5年，政绩显著，显示出了其在党政军全面工作上的优秀才干。
1954年4月，苏振华奉命调离贵州进京。根据中央的安排，苏振华被调入海军，担任了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海军党委副书记。当时的海军司令员、党委书记是萧劲光，政委职务空着，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正在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副司令员有王宏坤、罗舜初等人。苏振华被调到海军，实际上是主持了海军的全面政治工作，足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的信任。
到了海军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苏振华强调海军要边打仗边建设，积极准备对盘踞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进行长期作战，并逐步实现海军的现代化。苏振华首先参与领导了武装护航、保证海上安全行动，组织海军加强沿海巡逻，坚决与敌作战，打击国民党海军对海上交通和渔业生产的袭扰破坏。1954年7月，为挫败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在策划的所谓“共同防御”阴谋，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军区以海空军轰炸浙东沿海的上下大陈岛，以陆军一部攻击一江山岛。根据军委命令，萧劲光、苏振华组织华东军区海军鱼雷快艇大队实施出击作战，对活动于大陈岛、渔山列岛和一江山岛之间的国民党军舰进行打击。11月14日凌晨，海军鱼雷快艇大队运用小艇打大舰的战法，在高岛海域一举击沉了国民党海军排水量1430吨的美制护卫舰“太平”号，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有力夺得了战区制海权。 1955年1月，在司令员萧劲光因病赴广州疗养期间，苏振华与海军其他领导坐镇指挥室，指挥华东军区海军配合陆军、空军实施三军协同登陆作战，经过激烈战斗解放了一江山岛。虽然美国与台湾当局已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并不愿意卷入中国沿海岛屿战争，因此拒绝“协防”大陈岛。蒋介石无力单独防守大陈岛，不得不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帮助下将军民人员从大陈、披山、渔山、南麂山列岛撤出。解放军趁势进军，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获得解放。由于人民海军敢打敢拼的英勇精神，受到了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的嘉奖。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苏振华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之所以获得的八一勋章是二级的，是因为按规定一级八一勋章是授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1937年7月6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师级以上干部。在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苏振华还是团级干部，级别不够，故只获得了二级八一勋章。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苏振华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苏振华为首任海军政治委员。
在从海军副政委到政委的任上，苏振华始终强调坚持党对海军的绝对领导，实施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并下大力气抓海军的科研业务，重视科学家和专家的作用，培养青年技术干部，引进外军新式装备等，兢兢业业做了很多工作，使人民海军初步发展成为了一支具有近海防御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政治风浪的不断冲击，不论是苏振华个人，还是海军的建设，也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遭到了错误批判，并被撤销了领导职务。作为彭德怀红三军团的老部下，苏振华的表现颇为不同寻常。在会上，苏振华积极发言，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进行了有力揭批。且看他的几段发言：
“这次以彭德怀同志为主帅、张闻天同志为副帅发动的向党的猖狂进攻和分裂党的活动，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一，军人挂帅，文人当军师，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党的政治纲领；二，锋芒是直接对着党的总路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重新结合，卷土重来，但主帅是经验主义者；四，选择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大有猖狂进攻之势的时候，也就是在党遇到暂时的、局部的困难的时候，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黄克诚同志，你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你们究竟要搞什么鬼？你们不是正人君子、一贯正确吗？”
“彭德怀同志长期把自己装成一个君子，在军队和部分群众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党的威信、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他分享了一份。如果不彻底揭穿他野心家的本质，不把他伪君子的画皮扒掉，是能迷惑一部分人的。”
“彭德怀认为时机到了，乘机向党进攻。”
……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贺龙、罗瑞卿、陶铸、李井泉、柯庆施、黄永胜、萧华、苏振华等人都是积极揭发批判彭德怀的干将，大力为领袖保驾护航，会后都更加得到了信任。作为彭德怀军中老部下的苏振华，能如此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其起到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当然，是非功过，历史早已给出了回答。
1959年9月，中央军委改组后增加了新的成员，其中除了原来的军委组成人员外，苏振华醒目地晋身为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无疑，这是对他在庐山会议上积极表现的嘉奖。
从1959年年末开始，海军东海舰队接连出了一些较严重的政治事件和训练事故。1959年12月1日，从苏联引进的海军418号潜艇在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参加攻潜演习训练时，被配合训练的东海舰队护卫舰“衡阳”号撞中沉没，艇长以下39人中仅有一人生还，铸成了海军建立以来最严重的训练事故；1960年1月12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2师5团飞行员杨德才，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驻地浙江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在台湾宜兰附近坠机身亡。这是大陆军方第一架叛逃台湾的军用飞机。不久，海军航空兵第2师就与驻宁波的海军航空兵第6师对调了防务；1962年3月3日，东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6师16团飞行员刘承司，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路桥机场起飞逃往台湾，后安全飞抵台湾桃园机场。刘承司因而获得台方奖励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刘承司是第一个驾驶战斗机成功飞抵台湾的解放军军官，当时产生的政治影响极大。事后海军航空兵第6师被海军党委严厉整顿，许多干部也因此遭到整肃。
海军接连出了这么多事故，其时又正值国家遇到严重饥荒和经济困难，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还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林彪非常着急。在他的授意下，组成了以杨成武为团长，刘志坚为副团长，李作鹏等为团员的中央军委检查团，到海军东海舰队检查工作。经过内查外调后，军委检查团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材料》（以下简称《汇报材料》），主要内容是：一，肯定了在海军党委领导下的海军建设成绩；二，认为海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各级党委内部不团结，没有把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摆在第一位，犯了方向性的工作错误；三，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海军工作的六条建议。中央军委肯定了军委检查团的这份汇报材料，责令海军对工作进行改进。主管海军政治工作的苏振华自然感到了沉重压力，只能痛切检讨，表示一定要总结教训，采取措施，努力改进海军的工作。
由于海军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身体不好，脑血管末梢破裂，经常头昏，工作上很受影响。为加强海军的力量，1962年6月，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调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员（林彪先是建议调李天佑去海军，萧劲光不同意，指名调李作鹏），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担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海军的领导班子调整为：萧劲光任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任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刘道生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杜义德任副政委、党委副书记，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在1962年12月到1963年1月召开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林彪同志三条指示，加强海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会议结束之前，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代表中央军委到会讲了话。其讲话的主要基调与军委检查团的《汇报材料》基本相同，引人注目的是，罗瑞卿在讲到海军党委常委领导工作的职责时，提出了一个明确要求：“鉴于萧劲光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日常工作，海军主要工作的安排为：李作鹏和张秀川挡在第一线，苏振华、王宏坤挡第二线，萧劲光挡第三线。有了三道防线，海军的工作就能搞好。”
以罗瑞卿当时的地位来论，他的这一要求不可能是自行其是，应该是代表了中央军委的意见，也就是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的意见。这下好，李作鹏和张秀川到海军刚半年就成了“第一线”，把原来的海军领导都撂到后边去了。他们调来的名义之一就是要加强海军领导班子的团结，这样一搞，还团结得了吗？
更有甚之的是，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后，中央军委便根据会议的情况和军委检查团的《汇报材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其中点名批评了海军的主要领导：“萧劲光同志作为党委第一书记，官僚主义和家长作风相当厉害，很多情况不了解，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有个人说了算、个人否定集体、少数否定多数等不正常现象。”
“苏振华同志作为党委第二书记，坚决原则不够，没有把主要精力去抓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在思想政治领导上起到应有作用。”
萧劲光知道了报告中对他的指责后，不禁感到心灰意懒：“看了军委对海军问题，特别是对我的错误所作的结论，我心真有点凉了，沉闷得很。……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组织上我必须服从。……当然，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即准备被罢官撤职。”至于苏振华是什么心情，笔者还没看到具体材料，但想必好不到哪里去。
后来有人说：“在林彪指使下，李作鹏被派到海军夺权。”相关的历史著作也都基本持这一观点。尽管李作鹏本人还在回忆录中对此竭力辩解，然而客观事实如此，辩解有用吗？
好在，毛泽东早就发下话来：“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这就是毛泽东的“5.2批示”，不让动海军的领导班子，萧劲光还是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
萧劲光知道后很是激动。7月3日，他在病房里写信给毛泽东，郑重表态：“我现在虽然有病，正在疗养，希望能争取早日恢复，能把我最后一段时间和精力为党做点有益的事情，求得少犯错误，或不犯严重错误，以补偿过去工作中的某些损失。”
这一风波暂时算过去了。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李作鹏和张秀川来了之后，海军领导班子不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分歧越来越大，后来甚至发展到拉帮结派，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隐患。这些且容当后叙。
1963年以后，苏振华将主要精力放到了加强战备训练和组织指挥作战上。他多次与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刘道生深入基层视察，总结先进教学训练经验，推广装备训练创新等典型经验，主张以打击国民党空军P2V7型侦察机为主要目标的协同照明作战方案，组建和加强了“611照明攻击大队”（即海军航空兵第4师独立第5大队）等。1964年6月11日，海军航空兵第4师独立第5大队运用轰炸机和歼击机协同照明的战法，在胶东半岛莱阳县上空击落国民党空军黑蝙蝠中队P2V7型电子侦察机1架，击毙机上13名乘员，缴获收集核试验情报用的空气采样器1具、未及发射的“响尾蛇”导弹4枚，以及电子侦察和干扰设备等。苏振华非常兴奋，立即从北京乘飞机赶到P2V7型飞机坠落现场，与指战员们一起总结战斗经验。这次作战胜利惊动了中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称赞。
此后，萧劲光、苏振华又指挥海军舰艇部队连续出击，接连击沉了国民党军特务船多艘，沉重打击了其窜扰大陆沿海的侦察活动。针对国民党空军出动有“西方战略眼睛”之称的RF101型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侵扰的行为，苏振华、刘道生下部队与指战员们一起研究作战方案，精心设置了秘密伏击圈套。1964年12月18日，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歼-6战机分队在浙江温岭上空一举击落RF101型高空侦察机1架，生俘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第6大队4中队少校飞行官谢翔鹤。国防部因此嘉奖了海军航空兵的出色战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还接见了作战有功人员。毛泽东当时握住击落敌机的第4师10团副团长王鸿喜的手，连声称赞道：“打得好，打得好！”
1965年越南战争开始扩大化，美军飞机也多次入侵中国海南岛领空进行侦察和挑衅。苏振华再次下到南海前线检查战备，并与海军航空兵指战员一起研究打击入侵美机的作战方案。在他们的努力下，1965年3月24日，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中队长王相一，驾驶歼-6战机在海南岛万宁上空第一次击落了美军AQM34A“火蜂”式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3月31日，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副大队长舒积成，驾歼-6战机再次击落入侵海南岛陵水上空的美军“火蜂”式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4月9日，美军4架F4B型“鬼怪”式战斗机侵入海南岛上空，南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8师24团4架歼-5战斗机立即起飞截击，双方展开空中格斗。美军入侵飞机首先发射“麻雀—Ⅲ型”导弹，但因惊慌失措，却误把自己的1架飞机击落了，其余美机见状只好掉头逃出中国领空。这就是当年震动很大、众说纷纭的“4.9空战”。战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祖国领空不容侵犯》的社论，但对这次空战的详细情况没有公开报道。美国人仍然嘴硬，其国防部发言人声称：“美国没有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交战是在海面上进行的。”并威胁说：“美国飞机始终被授权自卫。”于是，同年9月20日，双方在海南岛上空再次爆发空战。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大队长高翔、副大队长黄凤生驾驶歼-6战机英勇出击，一举击落入侵的美军F104C型战斗轰炸机1架，俘获军号为4360的美军上尉飞行员菲利普•史密斯。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在历次作战中打得英勇顽强，取得了先后击落国民党空军和美军飞机24架、击伤7架的光辉战绩。1965年12月29日，国防部命令授予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以“海空雄鹰团”光荣称号。
在海军航空兵屡创佳绩的同时，萧劲光、苏振华也指挥海军舰艇部队主动出击，打击侵扰福建沿海的国民党海军。经过“8.6”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先后击沉国民党海军“章江”号、“剑门”号猎潜舰和“永昌号”护航炮舰，击伤“永泰号”大型猎潜舰，毙伤俘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少将、“剑门”号舰长王韫山中校、“永昌号”舰长陈德奎以下约300人。对于海军的辉煌战绩，国防部发布了嘉奖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也接见了两次作战的有功人员。战后，海军党委发布命令，授予“8.6”海战中战绩显著的611号护卫艇以“海上英雄艇”、119号鱼雷艇以“英雄快艇”光荣称号；611号护卫艇机电兵麦贤得在战斗中头部负重伤，脑浆溢出，仍以顽强的意志操纵机器，坚持完成了任务，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光荣称号；588号护卫艇在崇武以东海战中以猛虎下山之势痛击敌人，荣立战功，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光荣称号。
1965年是海空对敌作战捷报频传的一年，全年两次海战、四次空战全部奏凯而还，打出了海军的军威，受到了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的屡次嘉奖。苏振华是身经百战的优秀军人，在捍卫祖海疆、打击入侵敌人的战斗中，他收获了光辉的荣誉。然而，苏振华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阵营中，噩运却等待着他。
自从1962年海军遭到了中央军委的批评之后，海军党委竭力贯彻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开展学习“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运动，使海军的面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各级党委班子的工作也是得力的，因而受到了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领导的表扬。在1964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指示推广全军“大比武”运动，“掀起军事训练高潮”后，海军也是紧跟的。萧劲光带病坐镇领导，苏振华、刘道生等人还深入到部队中去总结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经验。在举行海军“尖子”单位表演和“比武大会”时，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刘道生等领导也都亲临现场观摩，助威叫好。然而进入1965年后，林彪突然发难指责“大比武”是“军事冲击了政治”，是非常错误的，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冲垮，结果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
林彪的指示一出，全军震动，罗瑞卿尽管心里不服，也只好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布置向下传达。海军的工作好不容易有了些起色，又要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党委内部立即产生了分歧。如李作鹏、张秀川主张坚决贯彻林彪的指示，萧劲光赞同李作鹏、张秀川等的意见，苏振华则心情不痛快，借口抓海军装备工作不理这事，刘道生也借口海军装备技术复杂，对于纠正“军事冲击政治”表面拥护实则不支持。李作鹏觉得党委内部有阻力，遂向萧劲光、苏振华提出召开党委常委会解决问题。1965年3月，海军党委常委召开了整风会议。结果在会上李作鹏指责党委内部不团结，有人对贯彻林彪的指示既不积极也不抵制，还有的人既消极又抵制。他一时动不了苏振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刘道生，批评刘道生与党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原则分歧，犯了“单纯军事观点”错误。刘道生当然不服，与李作鹏发生激烈争论。对于李刘之争，大家都心知肚明，谁都不愿意改变观点，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吵了20多天，虽然没有动得了刘道生，但在李作鹏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分工等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一，军、政工作由萧劲光、苏振华同志全面领导。日常军事行政工作，统由李作鹏负责处理。并建立海军首长集体办公制度，由李作鹏主持。苏振华、杜义德应以主要精力抓好政治思想工作；二，改变党委书记、副书记轮流主持党委日常工作的情况，决定由苏振华、王宏坤主持党委日常工作。如苏、王不在家或身体不好时，则由李作鹏、杜义德负责（党委第一书记的萧劲光无须负责）；三、今后不提“海军党委以萧、苏为核心”，而应强调党委是统一和团结的核心。
这又是一次赤裸裸的夺权企图，实际是要李作鹏成为海军党委的核心。萧劲光很是不满，但没有发作，表面上还支持李作鹏。苏振华则忍无可忍，会后将李作鹏的发言记录呈送给了罗瑞卿。对于这个报告，林彪主持的中央军委于5月29日正式批复同意。消息传开后，连兄弟军兵种也知道了，不免私下议论：“李作鹏中将真‘中’，把萧劲光大将都架空了。”
罗瑞卿自59年庐山会议后便身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是军中的大红人。他号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又是林彪红一军团的老部下，很受毛泽东、林彪的信任，因此才受中央军委委托但起了协助林彪管理军队的重任。然而近几年间他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走得很近，观点也基本一致，这令林彪很是不满。同时，罗瑞卿作风强悍，工作起来有时不顾方法，不够尊重人，以致得罪了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结果到了1965年时，罗瑞卿多次遭到林彪的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很微妙，加上在军队中的积怨，他的地位已然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罗瑞卿仍然不察，对林彪关于“军事冲击政治”的批评感到不满，在向下传达时还打了折扣。对于海军的问题，罗瑞卿在贺龙的支持下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所谓“军事冲击政治”实属小题大做。虽然他改变不了林彪的意见，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做了努力。一次军委办公会议后，他把李作鹏留下，当面提出海军的问题不要再扯下去了，到此为止，要搞好团结，大家集中力量做好工作。
让海军内部的争论偃旗息鼓，中止“突出政治”的努力，这当然是与林彪的指示相违背的。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终于在1965年底的上海会议上爆发出来，罗瑞卿就此被打倒。从根本上说，海军内部的矛盾发展升级不过是军队高层政治斗争的一种反映，只是当时海军主要领导还没有察觉。至于李作鹏本人，他应该是心中有数的，至少林彪是给他通了气的，否则就不会有前后这一时期的表演。
1965年10月25日，召开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准备讨论李作鹏组织起草的《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实质是要进一步贯彻林彪的指示，要在海军工作中“突出政治”。苏振华的态度一如从前，既不积极也不抵制，借口要到南海舰队检查工作，抬腿就走人了。一部分会议代表一看政委如此，便也借口工作忙或要搞“四清”而不来参加会议。这样一来，海军内部的分歧就已表面化了。在萧劲光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会上李作鹏等人的观点虽然占了主要地位，但分歧仍然不小，争论激烈。会上还有不少人给萧劲光“提意见”，气得萧劲光在散会后几乎站不起来。会议期间，林彪看到会议简报后很高兴，让秘书给李作鹏打电话，指示说：“海军这几年工作有很大进步，不是很小进步。现在的样子和三年以前的样子明显不同。一个军种几十万人，这种进步和转变很不容易。”根据林彪的要求，李作鹏要张秀川组织撰写了《海军党委党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尔后上报给了林彪。在这份情况报告中，李作鹏告了苏振华、刘道生的状，指责他们在落实林彪指示的态度和行动上都是不正确的。
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开到12月初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也奉召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罗瑞卿遭到背靠背的突然批判，就此被打倒。萧、苏、李等人回到北京后，由李作鹏在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上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罗瑞卿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林彪同志、反对突出政治”，海军当然要肃清他的“流毒”影响。正好，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还在召开，按照这种趋势，海军内部也将掀起一番整肃的浪潮。然而，毛泽东发下来了指示：会议涉及海军等单位高级将领的问题，一律不准向下传达，文件至此为止。毛泽东还特别召见了萧劲光，对他说：“海军的问题与罗瑞卿的问题是两回事，不要相提并论。”这么一来，在海军中的追责也只好停止。
12月21日，开了近两个月的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终于闭幕。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李作鹏等的意见在海军占了上风。不过苏振华、刘道生仍在位，消极抵抗在继续，分歧已经表面化，事情显然还没有完。
在海军高层间，李作鹏、张秀川和王宏坤观点一致，因而结合到了一起，常在会议上与苏振华、刘道生等对峙，甚至攻击萧劲光。在打倒罗瑞卿的事情上，受叶群代表林彪之托，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炮制了一份7000多字的材料，揭发罗瑞卿“怀有巨大阴谋”，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到了1966年3月，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上海会议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罗瑞卿。罗的问题迅速升级，被上纲到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反党性质的错误”。罗瑞卿想找毛泽东申诉，找林彪解释，都无法奏效。巨大的压力之下，他在会议中途突然跳楼自杀。人虽没死，却摔坏了腿，后因治疗不力而造成终身残疾。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又抛出了几份材料，强行将萧劲光、苏振华与罗瑞卿联系在一起，指责他们也犯了方向性错误。由于毛泽东的干预，三人的材料没有被会议印发。此后，海军中就流传了所谓“李、王、张”的说法，意指他们拉派别，反对萧劲光、苏振华等海军主要领导。
1966年5月27日，召开了海军党委第三届三次会议，讨论学习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同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在海军中的错误影响。在此之前，李作鹏已上了庐山养病，没有参加会议。6月16日会议结束，17日又召开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从三届三次会议到党委扩大会议，主要论调都是揭发批判萧劲光和苏振华。刚刚由海军副司令员改任海军第二政委的王宏坤首先发难，要求研究“海军军事路线错误与罗瑞卿的关系”，并鼓励与会众人“齐心协力揭开党委内部的盖子”，“党委内部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扯？一定要扯，开除党籍、杀头也要扯”等。在他的带动下，担任会议秘书长的张秀川等人群起响应，从此会议上棒子砖头乱飞。指责萧劲光和苏振华在海军执行了“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要他们供认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抓海军的罗瑞卿分子”，有3个小组甚至已公开提出了撤换会议领导的问题，有的人还提出要王宏坤出来领导会议。李作鹏人虽不在北京，但密切关注着会议动向。当张秀川将会上的情况向李作鹏作了电话汇报后，李作鹏的答复只有一句话：“群众这么要求，就按群众的意见办。”于是，会议材料组连夜加班，将3个小组要求撤换会议领导的提议编成简报，正式报送总政和中央军委。
由于巨大的压力，萧劲光和苏振华都在会议上做了书面检讨。会下，萧劲光、苏振华满怀义愤地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报送给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叶剑英很快请示在大连休养的林彪，林彪表示“海军现在的领导不能变”，要求萧、苏与李、张要互相支持等。对于海军的异常情况，中共中央也很重视，于7月4日开会常委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专门研究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当时常委会议指出：“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是第二位的”，“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指王宏坤、张秀川、吴瑞林（时任南海舰队司令员）、周志先（时任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等人），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等。很明确，严肃批评了在海军搞夺权的行动。
7月7日，贺龙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议，海军党委常委列席，传达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关于海军的指示。8日，叶剑英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关于海军问题的指示，尖锐地指出：“会议要罢萧、苏的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似乎非把萧、苏搞成黑帮，推到‘罗瑞卿反党集团’里面不可”，“中央和军委密切注意着你们会议的发展，认为很危险。危险的不是萧、苏，危险的是引导会议把萧、苏搞成黑帮分子的同志。你们的会议已到黄河边了！中央如果不管，对党的事业不利，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等等。叶剑英还当众点名：“李作鹏利用王宏坤的老资格，在海军工作时间长，把他推到前台，自己在后边摇鹅毛扇子。意见好像是群众提出来的，这不能怪群众，因为领导上有人在引导。”
中央和军委一发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风向突变，转为揭发批判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搞地下活动。会议转过头来又是一边倒，什么“李、王、张的地下活动由来已久”，“海政是李、王、张地下活动的基地”，李、王、张不只是搞“地下活动”，实质是“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等。一时间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全面紧张。王宏坤、张秀川多次检查仍不能过关，以致病倒住院。李作鹏虽然身在庐山，也只好交枪检讨，在给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信中表示：“如果李、王、张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对于会议上对李、王、张的猛烈揭发批判，8月6日，萧劲光和苏振华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信，表明了态度：“我们以冷静的头脑和极其慎重的态度，首先把事实逐件核对清楚，然后充分说明各自的观点，最后达到既要弄清是非，又不伤害同志的目的。”
林彪由于身体不好一直养病，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都是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罗瑞卿倒台后，叶剑英兼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贺龙主持军委工作，在很多观点上与贺龙一致。对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而批判李、王、张，林彪很为不满。在7月初叶剑英向他汇报时，他就曾指示：“李作鹏、张秀川同志到海军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是好的。如果撤换李、张，实际工作又没有人做”，“萧、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萧、苏的威信。”8月13日，刚刚参加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再次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 8月17日，林彪召见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说：“海军会议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应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做好海军的工作。”要求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张“适可而止”，并说：“斗了李、王、张四十多天，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之后林彪又下了三条指示：第一，会议简报不准再出；第二，会议文件不准再印发；第三，工作组起了很坏的作用，立即撤回。
对于林彪的指示，叶剑英也很不满。17日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找萧劲光、苏振华和李作鹏通气，忍不住发起了牢骚：“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私人的干部，批评一下你（指林彪）的部下，就不满意，就批评不得……。”之后他宣布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立即停会，会议简报立即停发，增补李作鹏为海军党委第三书记（后军委并未正式下文）。
8月18日，叶剑英、萧华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于是，会议立即降温。同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当见到李作鹏时，毛泽东当面批评说：“萧劲光是个老同志，苏振华是个好同志，你们整他们做什么？！”
8月25日，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否定了第三届二次会议时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历时3个多月的海军党委第三届三次会议、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终于结束。苏振华虽然当面对李作鹏说：“你们搞非组织活动是客观存在的”，但在起草会议决议时还是主张删除了批判李、王、张的词语，以团结为重。自然，由于李作鹏等人挨批，他们一直主张的肃清“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海军工作的错误影响，一时也没有了市场。
海军党委的这次长会大起大落，可谓惊心动魄。不论是批判萧劲光、苏振华，还是批判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都是墙倒众人推，拳脚齐下，有很多不实之词。除了海军党委班子长期积累的矛盾外，从根本上说，还是军界高层政治斗争在海军中的反映。林彪坚定地支持李作鹏和张秀川，李、张就联合王宏坤在海军中搞事；毛泽东指示萧劲光的司令员位置不能动，于是矛头就主要冲着苏振华，捎带着萧劲光；叶剑英显然是支持萧劲光、苏振华的；贺龙与叶剑英观点一致，曾表示海军领导班子“个别也可以做些调整嘛”，“王宏坤可以调出来”；林彪则坚决表示“海军的班子现在不要动”，由此与贺龙发生冲突，指责贺龙在军队中“到处插手”；而罗瑞卿的倒台引起了军界内部的重新洗牌站队，又正好为海军内部的矛盾大暴露提供了战场……。
这只是中场休息，后边还有戏。
在海军党委开会期间，文革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一时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像烈火一般烧遍了中国。会后不久，海军机关就有人贴出了大字报，披露了三届三次会议和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广大群众立即愤怒了，集中火力声讨李、王、张，什么“油炸”、“炮轰”、“火烧”，将他们批得焦头烂额。事后，担任了全军文革组长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认为，苏振华是这张大字报的后台，是他指使某干部贴的。对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向批判李、王、张，徐向前是不同意的，曾经比林彪还要早的提出了异议。如此，他对苏振华的态度就不会很好。加上这次大字报事件，不管是不是苏振华的责任，他算是又挂上号了！林彪对海军开展“四大”的情况也很关心，9月下旬还专门到海军机关看了大字报，并对海军党委班子表示：“希望你们原班人马都在海军工作，我们没有把你们哪一个人调出海军，你们要把谁排挤出去，我们也不赞成。”
林彪是这样说，形势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文革这样天下大乱的局面下，李作鹏挨批判，自有林彪罩着他。萧劲光再挨批，也动摇不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顶多是让“烧一烧”，但不能“烧焦”了。而苏振华一旦入了另册，又有谁保他呢？贺龙应该可以保他，但当时贺龙已经自身难保。叶剑英能为苏振华说话，但说不说还要看形势发展。叶参座老成谋国，不到急了的时候，向来不太做引火烧身的事。于是，当又一位军中大佬贺龙被批判为“大土匪”、“大野心家”，被中央送到西山软禁起来的时候，陆海空军再次面临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苏振华，终于在劫难逃了。
当中共中央同意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后，各军事院校立即成立了五花八门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到处串联，大肆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甚至进京围攻国防部大楼，揪斗侮辱军队干部，当即搞乱了军队。1967年1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徐向前、叶剑英、陈毅等军委副主席出席，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干部均参加，海军有萧劲光、王宏坤和李作鹏参加。徐向前代表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发表讲话：“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只准打毛主席的红旗，不准打白旗，不准打灰旗。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
会议结束后，全军文革派人向造反派群众组织宣布了这一决定，当晚造反派就把苏振华抓走了。
1月18日海军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军委和全军文革关于苏振华问题的决定，统一了“苏振华是海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代表”的认识，决定撤销他的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并决定改组海军党委。同时，萧劲光提议李作鹏主持海军党委常委工作。会议还决定萧劲光任海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李作鹏任常务副组长，王宏坤任副组长，张秀川任办公室主任。苏振华从此被打倒在地，成了“彭（德怀）、黄（克诚）漏网分子”、“三反分子”、“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贺、罗篡军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刘、邓黑司令部在海军的代理人”等。此后海军也遭到整肃，刘道生、杜义德及各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被打倒，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海军参谋长张学思还被迫害致死。
苏振华被造反派揪走后，遭到了拳打脚踢、罚“喷气式”、下跪认罪等残酷体罚。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时还批评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李作鹏则在回忆中写道：“我看了后（苏振华被批斗场面），觉得这样的残酷批斗会把人整死。因此我反复考虑，最后下决心将苏振华保护起来，当天就派人，以海军党委的名义，把苏振华从造反群众组织手里要了出来，然后交给海政保卫部，负责把他秘密藏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经过多次与造反派抢夺和反抢夺，东藏藏，西躲躲，终于保住了苏振华，没有被造反派再次抢走。形势稍微稳定后，将他疏散到湘南海军一个机场内隐蔽居住，生活上也给予适当照顾，救了他一条老命。”
对于苏振华被揪走后的下落，一般史料都是说他在遭到残酷迫害后，于1969年10月被秘密关押到湖南冷水滩海军农场“劳动改造”，身心受到很大摧残。至于李作鹏的回忆，现在还属于是一面之词。不管怎么说，苏振华总算是死里逃生，坚持了下来。
苏振华曾有过三次婚姻，但都波波折折。
第一次是家里收养的一个叫“娇妹子”的姑娘，苏振华16岁参加革命离家前与其圆房成了亲。10个月后“娇妹子”生下一个男孩，就是苏振华的长子苏桂璋，但她自己却不幸因难产身亡。
第二次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时，认识了女生队一个叫孟玮的姑娘。孟玮是河南南阳师范学校的高才生，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引起了苏振华的好感。经过同志们的积极撮合，苏振华与孟玮结婚了。婚后，在南征北战的革命征程中，他们生育了6个子女。建国后，他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了，但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争吵却逐渐增多。孟玮在战争年代头部曾受过伤，从1957年后脑子开始出现幻觉，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终于，孟玮借口说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初恋男友，而且男友终身未娶也在等她，向苏振华提出了离婚要求。她很快写了一份离婚报告，然后就离家出走住到了单位宿舍里。苏振华并不同意和孟玮离婚，就把离婚报告压了下来，没有签字。领导和同志们也都来做工作，劝说孟玮改变心意，然而无济于事。分居两年多后，两个人终于离婚了。
与孟玮离婚后，苏振华一边要工作，一边还要带着6个孩子生活，日子过得很辛苦。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看到了苏振华拖儿带女的情景，就把这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不愧为领袖风范，当场指示：“让他放肆找一个！”于是，在同志们的撮合下，苏振华认识了海政文工团风华正茂的舞蹈演员陆迪伦。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1960年春天，在军委副主席贺龙主持下，两个人结婚了。其时，苏振华48岁，陆迪伦24岁。
这第三次婚姻开始也不顺利。除了外界对他们“老少配”疑虑的目光外，孟玮生的6个子女并不太接受陆迪伦，她在家里的地位很是尴尬。然而陆迪伦性格坚强，对苏振华前妻生的孩子视如己出，逐渐温暖了他们的心，赢得了孩子们的尊重。后来，陆迪伦也为苏振华生育了两个儿子。
苏振华落难后，他的子女们也受到牵连，分别被斗争、下放，天各一方。陆迪伦则不离不弃，跟随苏振华并带着两个小儿子来到湖南冷水滩海军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这时苏振华已经57岁了，战争年代留给他的伤病经常发作，再担负农场繁重的劳动实在是体力难支。陆迪伦就抢着替苏振华分担劳动，悉心照顾丈夫的身体，还鼓励苏振华坚强地活下去。这段相濡以沫共患难的日子，后来被二人称为是“幸福时光”。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曾经不可一世的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四大金刚”也随即垮台，文革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看，每到这种时候，必然要伴随着一次军政界的重新洗牌站队。谁上谁下，不惟天时，亦抑人谋，就看谁能抓住机会。在陆迪伦的努力劝慰下，当年12月13日，苏振华从冷水滩海军农场写了一封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表示“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然而专案组却不给向上转这封信，令苏振华不免一时气馁。1972年1月初，苏振华的胰腺炎等疾病发作，被折磨得痛苦不堪。陆迪伦向专案组提出给苏振华治病并改善他的生活状况，结果被专案组认为这是要“反扑”，竟然遭到了专案组人员的毒打。陆迪伦坚强不屈，不畏一死地顽强与他们斗争。由于苏振华的病况确实严重，陆迪伦又很难对付，专案组也怕搞出事来，只好同意让苏振华回北京治病。1972年2月，专案组人员押送苏振华、陆迪伦回到北京，将苏振华秘密送入阜外医院小儿科住院，严加监护，不许用真名字，甚至把病房的窗户也钉死了。这时陆迪伦利用自己有限的自由，四处寻访苏振华在昔日的故旧，希望能改善他的医疗条件，并将申诉材料寄给了萧劲光等人。最后，她把苏振华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偷偷送到了中南海的接待室。
其时正值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大病一场之际，加上1972年1月陈毅逝世，毛泽东突然现身陈毅追悼会，释放出了要解放一批老干部的信号。周恩来抓住时机将其推动执行，中国的政治气氛出现了宽松缓和的短暂迹象。由于陆迪伦的坚持，苏振华的信终于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与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一样，他们的命运由此得以改变。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对苏振华的信进行了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于是，在主持中共中央全面工作的周恩来的安排下，苏振华被转至解放军301医院治病，又决定将其分配回海军任第二政委。其时海军的第二政委是王宏坤，李作鹏倒台后，由于徐向前的力保，王宏坤经过被审查后终于过了关。苏振华考虑直接顶替王宏坤的职务并不妥，王并没有被调离海军，这样会给以后的工作增加矛盾。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请求回海军后担任副职。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1972年5月22日，苏振华被任命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和海军党委第三书记。
由于毛泽东的强力保护，虽历经文革风浪，萧劲光仍然在海军司令员的位置上没有动。尽管他的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职务被李作鹏夺去两年多，但至苏振华回到海军时，萧劲光又复任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萧、苏二人在海军共事多年，曾经观点接近，相互支持，个人关系很好。当初萧劲光收到了陆迪伦寄来的为苏振华申诉的信件后，立即就设法将其转呈给了毛泽东。如今经过劫难后再度于海军岗位上重聚，自然是感慨万端。然而二人不会想到，时势难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产生了裂痕。
苏振华恢复工作不久，便参加了当年7月至1973年2月举行的海军党委第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本来会议是要根据中央精神研究海军的“批林整风”问题，第一阶段开得也还算正常。9月21日，萧劲光与苏振华、王宏坤、吴瑞林（时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被召去列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不利大团结。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萧、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张春桥和江青等人严厉指责海军四届五次全会“走偏了方向”，要求会议第二阶段要纠偏，“以批林为重点”，“九大” 以来为重点。于是萧劲光、苏振华等回去后扭转了会议方向，重点揭批与林彪集团有瓜葛的人。结果就挂上了同李作鹏等关系密切的海军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王宏坤和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吴瑞林，把他们揭批了一顿。不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开了有海军常委列席的军委办公会议，肯定了海军四届五次全会的做法，并就全会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周恩来也指示：“会议不要开得太长，要适时结束。”到了11月后，海军党委向中央呈送了全会总结报告，准备结束会议。然而，毛泽东知道了海军四届五次全会第二阶段的情况后，认为批王、吴是“颠倒了主次”，又作了批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研究，全盘否定了海军党委4个月来的会议，决定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六大军区各派一名负责人参加海军四届五次全会后期的会议，帮助海军“批林整风”。
结果会议方向再度被逆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分管海军工作的张春桥实际上主导了会议，排斥了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对会议的领导，把会议方向引向了批判萧劲光。在他的指令下，成立了以苏振华为首的领导小组，在会议期间又组织了40多人参加的小型会，专门“帮助”萧劲光认识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这一指控纯属莫须有，然而不论萧劲光怎么辩解，就是过不了关。“帮助”会大小开了30多次，把萧劲光折腾得心脏病反复发作，身体几乎弄垮了。最后，萧劲光顶不住了，只好在检讨中违心承认自己上了林彪的“贼船”。1973年2月下旬，海军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终于结束，通过了张春桥修改审定的会议情况报告，给肖劲光做了上了林彪“贼船”的结论。不过，由于毛泽东的干预，萧劲光虽然在会后被解除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但仍是海军“终身司令员”。
在会议后半程期间，苏振华因胰腺炎住院治疗，没有参加全部会议。不过，他领导主持对萧劲光“帮助”会的事实俱在，责任无法推卸。两位曾经亲密合作的老战友，从此大大疏远了。
萧劲光挨批后，苏振华接替了其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并被任命为海军第一政委，全面主持海军工作。萧劲光虽然还是司令员，却在海军党委常委分工中只管调研工作，失去了实权，苏振华成为了海军说一不二的一把手。1973年8月，苏振华参加了中共十大，当选为195名中央委员之一，并在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重新复出后，苏振华的行情节节看好。
主持海军工作后，苏振华的长处又显示了出来。他重点抓了海军的装备和训练工作，重视科技人员，重视日常训练，逐步恢复了作战训练、后勤保障、装备修理、工程建设、舰艇制造、海军院校等工作的正常秩序。受周恩来、叶剑英的委托，苏振华还担任了核潜艇建造、保障远程导弹全程试验工程领导小组组长，调查研究，真抓实干，协调各方面力量加快了这两项工程的建设速度，为打造悍卫国家安全的“卫国长剑”付出了很大努力。
1974年1月初，南越西贡当局宣布将在西沙地区勘探石油。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重申了中国对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对此南越当局置若罔闻，派军舰侵入西沙群岛之永乐群岛海域，挑衅正在作业的中国渔船，炮击中国岛屿，并派兵强行登陆中国领土金银岛、甘泉岛，企图以此为跳板进一步侵占其各岛。海军南海舰队立即出动舰艇，前往西沙群岛海域护渔并与南越军舰形成对峙。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情况严重，西沙要准备打仗。经报请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指示由“叶剑英召集军委五人小组研究商讨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五人小组的成员是：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由叶剑英、邓小平负责。他们经过研究后，于1月18日夜23时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关于我在西沙永乐群岛同越伪军舰的斗争问题》的指示：“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对西贡越伪集团的入侵必须坚决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打第一枪；如越伪军舰首先射击，则应坚决自卫还击。”
根据军委五人小组的部署，苏振华奉命在总参协助叶剑英、邓小平实施指挥。他命令海军加强战备，并指挥南海舰队将鱼雷快艇、护卫艇、登陆舰等转进至榆林待命，海军航空兵部队转进至前线机场，准备作战。同时，许世友任司令员的广州军区也指示海南军区在榆林集结两个营部队，准备支援西沙作战。
1974年1月19日，爆发了著名的西沙海战。中国海军在民兵配合下，运用小艇打大舰、海上拼刺刀的英勇战法，重创南越海军，取得了海战的胜利。根据战斗形势的发展，苏振华认为机不可失，向军委五人小组建议继续收复被南越当局侵占的岛屿。叶剑英、邓小平将苏振华的建议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苏振华受命后立即指挥南海舰队协助许世友指挥的广州军区陆军部队，实施两栖登陆，于1月20日一举收复了被南越军队侵占的甘泉、金银和珊瑚（1956年被南越当局侵占）三岛，取得了西沙自卫反击战的伟大胜利。至此，西沙群岛全部归于了祖国怀抱。
由于苏振华的出色表现，战后，中央政治局向毛泽东建议：“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苏振华成为了军委六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讨论处理中央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地位进一步显赫起来。
以罗瑞卿当时的地位来论，他的这一要求不可能是自行其是，应该是代表了中央军委的意见，也就是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的意见。这下好，李作鹏和张秀川到海军刚半年就成了“第一线”，把原来的海军领导都撂到后边去了。他们调来的名义之一就是要加强海军领导班子的团结，这样一搞，还团结得了吗？
更有甚之的是，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后，中央军委便根据会议的情况和军委检查团的《汇报材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其中点名批评了海军的主要领导：“萧劲光同志作为党委第一书记，官僚主义和家长作风相当厉害，很多情况不了解，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有个人说了算、个人否定集体、少数否定多数等不正常现象。”
“苏振华同志作为党委第二书记，坚决原则不够，没有把主要精力去抓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在思想政治领导上起到应有作用。”
萧劲光知道了报告中对他的指责后，不禁感到心灰意懒：“看了军委对海军问题，特别是对我的错误所作的结论，我心真有点凉了，沉闷得很。……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组织上我必须服从。……当然，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即准备被罢官撤职。”至于苏振华是什么心情，笔者还没看到具体材料，但想必好不到哪里去。
后来有人说：“在林彪指使下，李作鹏被派到海军夺权。”相关的历史著作也都基本持这一观点。尽管李作鹏本人还在回忆录中对此竭力辩解，然而客观事实如此，辩解有用吗？
好在，毛泽东早就发下话来：“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这就是毛泽东的“5.2批示”，不让动海军的领导班子，萧劲光还是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
萧劲光知道后很是激动。7月3日，他在病房里写信给毛泽东，郑重表态：“我现在虽然有病，正在疗养，希望能争取早日恢复，能把我最后一段时间和精力为党做点有益的事情，求得少犯错误，或不犯严重错误，以补偿过去工作中的某些损失。”
这一风波暂时算过去了。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李作鹏和张秀川来了之后，海军领导班子不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分歧越来越大，后来甚至发展到拉帮结派，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隐患。这些且容当后叙。
1963年以后，苏振华将主要精力放到了加强战备训练和组织指挥作战上。他多次与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刘道生深入基层视察，总结先进教学训练经验，推广装备训练创新等典型经验，主张以打击国民党空军P2V7型侦察机为主要目标的协同照明作战方案，组建和加强了“611照明攻击大队”（即海军航空兵第4师独立第5大队）等。1964年6月11日，海军航空兵第4师独立第5大队运用轰炸机和歼击机协同照明的战法，在胶东半岛莱阳县上空击落国民党空军黑蝙蝠中队P2V7型电子侦察机1架，击毙机上13名乘员，缴获收集核试验情报用的空气采样器1具、未及发射的“响尾蛇”导弹4枚，以及电子侦察和干扰设备等。苏振华非常兴奋，立即从北京乘飞机赶到P2V7型飞机坠落现场，与指战员们一起总结战斗经验。这次作战胜利惊动了中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称赞。
此后，萧劲光、苏振华又指挥海军舰艇部队连续出击，接连击沉了国民党军特务船多艘，沉重打击了其窜扰大陆沿海的侦察活动。针对国民党空军出动有“西方战略眼睛”之称的RF101型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侵扰的行为，苏振华、刘道生下部队与指战员们一起研究作战方案，精心设置了秘密伏击圈套。1964年12月18日，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歼-6战机分队在浙江温岭上空一举击落RF101型高空侦察机1架，生俘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第6大队4中队少校飞行官谢翔鹤。国防部因此嘉奖了海军航空兵的出色战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还接见了作战有功人员。毛泽东当时握住击落敌机的第4师10团副团长王鸿喜的手，连声称赞道：“打得好，打得好！”
1965年越南战争开始扩大化，美军飞机也多次入侵中国海南岛领空进行侦察和挑衅。苏振华再次下到南海前线检查战备，并与海军航空兵指战员一起研究打击入侵美机的作战方案。在他们的努力下，1965年3月24日，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中队长王相一，驾驶歼-6战机在海南岛万宁上空第一次击落了美军AQM34A“火蜂”式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3月31日，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副大队长舒积成，驾歼-6战机再次击落入侵海南岛陵水上空的美军“火蜂”式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4月9日，美军4架F4B型“鬼怪”式战斗机侵入海南岛上空，南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第8师24团4架歼-5战斗机立即起飞截击，双方展开空中格斗。美军入侵飞机首先发射“麻雀—Ⅲ型”导弹，但因惊慌失措，却误把自己的1架飞机击落了，其余美机见状只好掉头逃出中国领空。这就是当年震动很大、众说纷纭的“4.9空战”。战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祖国领空不容侵犯》的社论，但对这次空战的详细情况没有公开报道。美国人仍然嘴硬，其国防部发言人声称：“美国没有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交战是在海面上进行的。”并威胁说：“美国飞机始终被授权自卫。”于是，同年9月20日，双方在海南岛上空再次爆发空战。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大队长高翔、副大队长黄凤生驾驶歼-6战机英勇出击，一举击落入侵的美军F104C型战斗轰炸机1架，俘获军号为4360的美军上尉飞行员菲利普•史密斯。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在历次作战中打得英勇顽强，取得了先后击落国民党空军和美军飞机24架、击伤7架的光辉战绩。1965年12月29日，国防部命令授予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以“海空雄鹰团”光荣称号。
在海军航空兵屡创佳绩的同时，萧劲光、苏振华也指挥海军舰艇部队主动出击，打击侵扰福建沿海的国民党海军。经过“8.6”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先后击沉国民党海军“章江”号、“剑门”号猎潜舰和“永昌号”护航炮舰，击伤“永泰号”大型猎潜舰，毙伤俘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少将、“剑门”号舰长王韫山中校、“永昌号”舰长陈德奎以下约300人。对于海军的辉煌战绩，国防部发布了嘉奖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也接见了两次作战的有功人员。战后，海军党委发布命令，授予“8.6”海战中战绩显著的611号护卫艇以“海上英雄艇”、119号鱼雷艇以“英雄快艇”光荣称号；611号护卫艇机电兵麦贤得在战斗中头部负重伤，脑浆溢出，仍以顽强的意志操纵机器，坚持完成了任务，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光荣称号；588号护卫艇在崇武以东海战中以猛虎下山之势痛击敌人，荣立战功，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光荣称号。
1965年是海空对敌作战捷报频传的一年，全年两次海战、四次空战全部奏凯而还，打出了海军的军威，受到了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的屡次嘉奖。苏振华是身经百战的优秀军人，在捍卫祖海疆、打击入侵敌人的战斗中，他收获了光辉的荣誉。然而，苏振华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阵营中，噩运却等待着他。
自从1962年海军遭到了中央军委的批评之后，海军党委竭力贯彻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开展学习“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运动，使海军的面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各级党委班子的工作也是得力的，因而受到了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领导的表扬。在1964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指示推广全军“大比武”运动，“掀起军事训练高潮”后，海军也是紧跟的。萧劲光带病坐镇领导，苏振华、刘道生等人还深入到部队中去总结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经验。在举行海军“尖子”单位表演和“比武大会”时，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刘道生等领导也都亲临现场观摩，助威叫好。然而进入1965年后，林彪突然发难指责“大比武”是“军事冲击了政治”，是非常错误的，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冲垮，结果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
林彪的指示一出，全军震动，罗瑞卿尽管心里不服，也只好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布置向下传达。海军的工作好不容易有了些起色，又要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党委内部立即产生了分歧。如李作鹏、张秀川主张坚决贯彻林彪的指示，萧劲光赞同李作鹏、张秀川等的意见，苏振华则心情不痛快，借口抓海军装备工作不理这事，刘道生也借口海军装备技术复杂，对于纠正“军事冲击政治”表面拥护实则不支持。李作鹏觉得党委内部有阻力，遂向萧劲光、苏振华提出召开党委常委会解决问题。1965年3月，海军党委常委召开了整风会议。结果在会上李作鹏指责党委内部不团结，有人对贯彻林彪的指示既不积极也不抵制，还有的人既消极又抵制。他一时动不了苏振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刘道生，批评刘道生与党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原则分歧，犯了“单纯军事观点”错误。刘道生当然不服，与李作鹏发生激烈争论。对于李刘之争，大家都心知肚明，谁都不愿意改变观点，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吵了20多天，虽然没有动得了刘道生，但在李作鹏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分工等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一，军、政工作由萧劲光、苏振华同志全面领导。日常军事行政工作，统由李作鹏负责处理。并建立海军首长集体办公制度，由李作鹏主持。苏振华、杜义德应以主要精力抓好政治思想工作；二，改变党委书记、副书记轮流主持党委日常工作的情况，决定由苏振华、王宏坤主持党委日常工作。如苏、王不在家或身体不好时，则由李作鹏、杜义德负责（党委第一书记的萧劲光无须负责）；三、今后不提“海军党委以萧、苏为核心”，而应强调党委是统一和团结的核心。
这又是一次赤裸裸的夺权企图，实际是要李作鹏成为海军党委的核心。萧劲光很是不满，但没有发作，表面上还支持李作鹏。苏振华则忍无可忍，会后将李作鹏的发言记录呈送给了罗瑞卿。对于这个报告，林彪主持的中央军委于5月29日正式批复同意。消息传开后，连兄弟军兵种也知道了，不免私下议论：“李作鹏中将真‘中’，把萧劲光大将都架空了。”
罗瑞卿自59年庐山会议后便身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是军中的大红人。他号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又是林彪红一军团的老部下，很受毛泽东、林彪的信任，因此才受中央军委委托但起了协助林彪管理军队的重任。然而近几年间他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走得很近，观点也基本一致，这令林彪很是不满。同时，罗瑞卿作风强悍，工作起来有时不顾方法，不够尊重人，以致得罪了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结果到了1965年时，罗瑞卿多次遭到林彪的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很微妙，加上在军队中的积怨，他的地位已然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罗瑞卿仍然不察，对林彪关于“军事冲击政治”的批评感到不满，在向下传达时还打了折扣。对于海军的问题，罗瑞卿在贺龙的支持下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所谓“军事冲击政治”实属小题大做。虽然他改变不了林彪的意见，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做了努力。一次军委办公会议后，他把李作鹏留下，当面提出海军的问题不要再扯下去了，到此为止，要搞好团结，大家集中力量做好工作。
让海军内部的争论偃旗息鼓，中止“突出政治”的努力，这当然是与林彪的指示相违背的。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终于在1965年底的上海会议上爆发出来，罗瑞卿就此被打倒。从根本上说，海军内部的矛盾发展升级不过是军队高层政治斗争的一种反映，只是当时海军主要领导还没有察觉。至于李作鹏本人，他应该是心中有数的，至少林彪是给他通了气的，否则就不会有前后这一时期的表演。
1965年10月25日，召开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准备讨论李作鹏组织起草的《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实质是要进一步贯彻林彪的指示，要在海军工作中“突出政治”。苏振华的态度一如从前，既不积极也不抵制，借口要到南海舰队检查工作，抬腿就走人了。一部分会议代表一看政委如此，便也借口工作忙或要搞“四清”而不来参加会议。这样一来，海军内部的分歧就已表面化了。在萧劲光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会上李作鹏等人的观点虽然占了主要地位，但分歧仍然不小，争论激烈。会上还有不少人给萧劲光“提意见”，气得萧劲光在散会后几乎站不起来。会议期间，林彪看到会议简报后很高兴，让秘书给李作鹏打电话，指示说：“海军这几年工作有很大进步，不是很小进步。现在的样子和三年以前的样子明显不同。一个军种几十万人，这种进步和转变很不容易。”根据林彪的要求，李作鹏要张秀川组织撰写了《海军党委党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尔后上报给了林彪。在这份情况报告中，李作鹏告了苏振华、刘道生的状，指责他们在落实林彪指示的态度和行动上都是不正确的。
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开到12月初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也奉召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罗瑞卿遭到背靠背的突然批判，就此被打倒。萧、苏、李等人回到北京后，由李作鹏在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上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罗瑞卿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林彪同志、反对突出政治”，海军当然要肃清他的“流毒”影响。正好，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还在召开，按照这种趋势，海军内部也将掀起一番整肃的浪潮。然而，毛泽东发下来了指示：会议涉及海军等单位高级将领的问题，一律不准向下传达，文件至此为止。毛泽东还特别召见了萧劲光，对他说：“海军的问题与罗瑞卿的问题是两回事，不要相提并论。”这么一来，在海军中的追责也只好停止。
12月21日，开了近两个月的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终于闭幕。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李作鹏等的意见在海军占了上风。不过苏振华、刘道生仍在位，消极抵抗在继续，分歧已经表面化，事情显然还没有完。
在海军高层间，李作鹏、张秀川和王宏坤观点一致，因而结合到了一起，常在会议上与苏振华、刘道生等对峙，甚至攻击萧劲光。在打倒罗瑞卿的事情上，受叶群代表林彪之托，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炮制了一份7000多字的材料，揭发罗瑞卿“怀有巨大阴谋”，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到了1966年3月，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上海会议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罗瑞卿。罗的问题迅速升级，被上纲到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反党性质的错误”。罗瑞卿想找毛泽东申诉，找林彪解释，都无法奏效。巨大的压力之下，他在会议中途突然跳楼自杀。人虽没死，却摔坏了腿，后因治疗不力而造成终身残疾。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又抛出了几份材料，强行将萧劲光、苏振华与罗瑞卿联系在一起，指责他们也犯了方向性错误。由于毛泽东的干预，三人的材料没有被会议印发。此后，海军中就流传了所谓“李、王、张”的说法，意指他们拉派别，反对萧劲光、苏振华等海军主要领导。
1966年5月27日，召开了海军党委第三届三次会议，讨论学习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同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在海军中的错误影响。在此之前，李作鹏已上了庐山养病，没有参加会议。6月16日会议结束，17日又召开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从三届三次会议到党委扩大会议，主要论调都是揭发批判萧劲光和苏振华。刚刚由海军副司令员改任海军第二政委的王宏坤首先发难，要求研究“海军军事路线错误与罗瑞卿的关系”，并鼓励与会众人“齐心协力揭开党委内部的盖子”，“党委内部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扯？一定要扯，开除党籍、杀头也要扯”等。在他的带动下，担任会议秘书长的张秀川等人群起响应，从此会议上棒子砖头乱飞。指责萧劲光和苏振华在海军执行了“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要他们供认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抓海军的罗瑞卿分子”，有3个小组甚至已公开提出了撤换会议领导的问题，有的人还提出要王宏坤出来领导会议。李作鹏人虽不在北京，但密切关注着会议动向。当张秀川将会上的情况向李作鹏作了电话汇报后，李作鹏的答复只有一句话：“群众这么要求，就按群众的意见办。”于是，会议材料组连夜加班，将3个小组要求撤换会议领导的提议编成简报，正式报送总政和中央军委。
由于巨大的压力，萧劲光和苏振华都在会议上做了书面检讨。会下，萧劲光、苏振华满怀义愤地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报送给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叶剑英很快请示在大连休养的林彪，林彪表示“海军现在的领导不能变”，要求萧、苏与李、张要互相支持等。对于海军的异常情况，中共中央也很重视，于7月4日开会常委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专门研究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当时常委会议指出：“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是第二位的”，“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指王宏坤、张秀川、吴瑞林（时任南海舰队司令员）、周志先（时任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等人），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等。很明确，严肃批评了在海军搞夺权的行动。
7月7日，贺龙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议，海军党委常委列席，传达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关于海军的指示。8日，叶剑英向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关于海军问题的指示，尖锐地指出：“会议要罢萧、苏的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似乎非把萧、苏搞成黑帮，推到‘罗瑞卿反党集团’里面不可”，“中央和军委密切注意着你们会议的发展，认为很危险。危险的不是萧、苏，危险的是引导会议把萧、苏搞成黑帮分子的同志。你们的会议已到黄河边了！中央如果不管，对党的事业不利，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等等。叶剑英还当众点名：“李作鹏利用王宏坤的老资格，在海军工作时间长，把他推到前台，自己在后边摇鹅毛扇子。意见好像是群众提出来的，这不能怪群众，因为领导上有人在引导。”
中央和军委一发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风向突变，转为揭发批判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搞地下活动。会议转过头来又是一边倒，什么“李、王、张的地下活动由来已久”，“海政是李、王、张地下活动的基地”，李、王、张不只是搞“地下活动”，实质是“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等。一时间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全面紧张。王宏坤、张秀川多次检查仍不能过关，以致病倒住院。李作鹏虽然身在庐山，也只好交枪检讨，在给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信中表示：“如果李、王、张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对于会议上对李、王、张的猛烈揭发批判，8月6日，萧劲光和苏振华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信，表明了态度：“我们以冷静的头脑和极其慎重的态度，首先把事实逐件核对清楚，然后充分说明各自的观点，最后达到既要弄清是非，又不伤害同志的目的。”
林彪由于身体不好一直养病，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都是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罗瑞卿倒台后，叶剑英兼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贺龙主持军委工作，在很多观点上与贺龙一致。对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而批判李、王、张，林彪很为不满。在7月初叶剑英向他汇报时，他就曾指示：“李作鹏、张秀川同志到海军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是好的。如果撤换李、张，实际工作又没有人做”，“萧、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萧、苏的威信。”8月13日，刚刚参加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再次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 8月17日，林彪召见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说：“海军会议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应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做好海军的工作。”要求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张“适可而止”，并说：“斗了李、王、张四十多天，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之后林彪又下了三条指示：第一，会议简报不准再出；第二，会议文件不准再印发；第三，工作组起了很坏的作用，立即撤回。
对于林彪的指示，叶剑英也很不满。17日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找萧劲光、苏振华和李作鹏通气，忍不住发起了牢骚：“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私人的干部，批评一下你（指林彪）的部下，就不满意，就批评不得……。”之后他宣布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立即停会，会议简报立即停发，增补李作鹏为海军党委第三书记（后军委并未正式下文）。
8月18日，叶剑英、萧华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于是，会议立即降温。同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当见到李作鹏时，毛泽东当面批评说：“萧劲光是个老同志，苏振华是个好同志，你们整他们做什么？！”
8月25日，通过了《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决议，否定了第三届二次会议时关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历时3个多月的海军党委第三届三次会议、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终于结束。苏振华虽然当面对李作鹏说：“你们搞非组织活动是客观存在的”，但在起草会议决议时还是主张删除了批判李、王、张的词语，以团结为重。自然，由于李作鹏等人挨批，他们一直主张的肃清“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海军工作的错误影响，一时也没有了市场。
海军党委的这次长会大起大落，可谓惊心动魄。不论是批判萧劲光、苏振华，还是批判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都是墙倒众人推，拳脚齐下，有很多不实之词。除了海军党委班子长期积累的矛盾外，从根本上说，还是军界高层政治斗争在海军中的反映。林彪坚定地支持李作鹏和张秀川，李、张就联合王宏坤在海军中搞事；毛泽东指示萧劲光的司令员位置不能动，于是矛头就主要冲着苏振华，捎带着萧劲光；叶剑英显然是支持萧劲光、苏振华的；贺龙与叶剑英观点一致，曾表示海军领导班子“个别也可以做些调整嘛”，“王宏坤可以调出来”；林彪则坚决表示“海军的班子现在不要动”，由此与贺龙发生冲突，指责贺龙在军队中“到处插手”；而罗瑞卿的倒台引起了军界内部的重新洗牌站队，又正好为海军内部的矛盾大暴露提供了战场……。
这只是中场休息，后边还有戏。
在海军党委开会期间，文革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一时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像烈火一般烧遍了中国。会后不久，海军机关就有人贴出了大字报，披露了三届三次会议和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广大群众立即愤怒了，集中火力声讨李、王、张，什么“油炸”、“炮轰”、“火烧”，将他们批得焦头烂额。事后，担任了全军文革组长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认为，苏振华是这张大字报的后台，是他指使某干部贴的。对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向批判李、王、张，徐向前是不同意的，曾经比林彪还要早的提出了异议。如此，他对苏振华的态度就不会很好。加上这次大字报事件，不管是不是苏振华的责任，他算是又挂上号了！林彪对海军开展“四大”的情况也很关心，9月下旬还专门到海军机关看了大字报，并对海军党委班子表示：“希望你们原班人马都在海军工作，我们没有把你们哪一个人调出海军，你们要把谁排挤出去，我们也不赞成。”
林彪是这样说，形势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文革这样天下大乱的局面下，李作鹏挨批判，自有林彪罩着他。萧劲光再挨批，也动摇不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顶多是让“烧一烧”，但不能“烧焦”了。而苏振华一旦入了另册，又有谁保他呢？贺龙应该可以保他，但当时贺龙已经自身难保。叶剑英能为苏振华说话，但说不说还要看形势发展。叶参座老成谋国，不到急了的时候，向来不太做引火烧身的事。于是，当又一位军中大佬贺龙被批判为“大土匪”、“大野心家”，被中央送到西山软禁起来的时候，陆海空军再次面临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苏振华，终于在劫难逃了。
当中共中央同意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后，各军事院校立即成立了五花八门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到处串联，大肆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甚至进京围攻国防部大楼，揪斗侮辱军队干部，当即搞乱了军队。1967年1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徐向前、叶剑英、陈毅等军委副主席出席，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干部均参加，海军有萧劲光、王宏坤和李作鹏参加。徐向前代表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发表讲话：“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只准打毛主席的红旗，不准打白旗，不准打灰旗。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
会议结束后，全军文革派人向造反派群众组织宣布了这一决定，当晚造反派就把苏振华抓走了。
1月18日海军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军委和全军文革关于苏振华问题的决定，统一了“苏振华是海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代表”的认识，决定撤销他的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并决定改组海军党委。同时，萧劲光提议李作鹏主持海军党委常委工作。会议还决定萧劲光任海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李作鹏任常务副组长，王宏坤任副组长，张秀川任办公室主任。苏振华从此被打倒在地，成了“彭（德怀）、黄（克诚）漏网分子”、“三反分子”、“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贺、罗篡军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刘、邓黑司令部在海军的代理人”等。此后海军也遭到整肃，刘道生、杜义德及各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被打倒，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海军参谋长张学思还被迫害致死。
苏振华被造反派揪走后，遭到了拳打脚踢、罚“喷气式”、下跪认罪等残酷体罚。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时还批评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李作鹏则在回忆中写道：“我看了后（苏振华被批斗场面），觉得这样的残酷批斗会把人整死。因此我反复考虑，最后下决心将苏振华保护起来，当天就派人，以海军党委的名义，把苏振华从造反群众组织手里要了出来，然后交给海政保卫部，负责把他秘密藏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经过多次与造反派抢夺和反抢夺，东藏藏，西躲躲，终于保住了苏振华，没有被造反派再次抢走。形势稍微稳定后，将他疏散到湘南海军一个机场内隐蔽居住，生活上也给予适当照顾，救了他一条老命。”
对于苏振华被揪走后的下落，一般史料都是说他在遭到残酷迫害后，于1969年10月被秘密关押到湖南冷水滩海军农场“劳动改造”，身心受到很大摧残。至于李作鹏的回忆，现在还属于是一面之词。不管怎么说，苏振华总算是死里逃生，坚持了下来。
苏振华曾有过三次婚姻，但都波波折折。
第一次是家里收养的一个叫“娇妹子”的姑娘，苏振华16岁参加革命离家前与其圆房成了亲。10个月后“娇妹子”生下一个男孩，就是苏振华的长子苏桂璋，但她自己却不幸因难产身亡。
第二次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时，认识了女生队一个叫孟玮的姑娘。孟玮是河南南阳师范学校的高才生，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引起了苏振华的好感。经过同志们的积极撮合，苏振华与孟玮结婚了。婚后，在南征北战的革命征程中，他们生育了6个子女。建国后，他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了，但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争吵却逐渐增多。孟玮在战争年代头部曾受过伤，从1957年后脑子开始出现幻觉，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终于，孟玮借口说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初恋男友，而且男友终身未娶也在等她，向苏振华提出了离婚要求。她很快写了一份离婚报告，然后就离家出走住到了单位宿舍里。苏振华并不同意和孟玮离婚，就把离婚报告压了下来，没有签字。领导和同志们也都来做工作，劝说孟玮改变心意，然而无济于事。分居两年多后，两个人终于离婚了。
与孟玮离婚后，苏振华一边要工作，一边还要带着6个孩子生活，日子过得很辛苦。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看到了苏振华拖儿带女的情景，就把这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不愧为领袖风范，当场指示：“让他放肆找一个！”于是，在同志们的撮合下，苏振华认识了海政文工团风华正茂的舞蹈演员陆迪伦。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1960年春天，在军委副主席贺龙主持下，两个人结婚了。其时，苏振华48岁，陆迪伦24岁。
这第三次婚姻开始也不顺利。除了外界对他们“老少配”疑虑的目光外，孟玮生的6个子女并不太接受陆迪伦，她在家里的地位很是尴尬。然而陆迪伦性格坚强，对苏振华前妻生的孩子视如己出，逐渐温暖了他们的心，赢得了孩子们的尊重。后来，陆迪伦也为苏振华生育了两个儿子。
苏振华落难后，他的子女们也受到牵连，分别被斗争、下放，天各一方。陆迪伦则不离不弃，跟随苏振华并带着两个小儿子来到湖南冷水滩海军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这时苏振华已经57岁了，战争年代留给他的伤病经常发作，再担负农场繁重的劳动实在是体力难支。陆迪伦就抢着替苏振华分担劳动，悉心照顾丈夫的身体，还鼓励苏振华坚强地活下去。这段相濡以沫共患难的日子，后来被二人称为是“幸福时光”。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曾经不可一世的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四大金刚”也随即垮台，文革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看，每到这种时候，必然要伴随着一次军政界的重新洗牌站队。谁上谁下，不惟天时，亦抑人谋，就看谁能抓住机会。在陆迪伦的努力劝慰下，当年12月13日，苏振华从冷水滩海军农场写了一封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表示“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然而专案组却不给向上转这封信，令苏振华不免一时气馁。1972年1月初，苏振华的胰腺炎等疾病发作，被折磨得痛苦不堪。陆迪伦向专案组提出给苏振华治病并改善他的生活状况，结果被专案组认为这是要“反扑”，竟然遭到了专案组人员的毒打。陆迪伦坚强不屈，不畏一死地顽强与他们斗争。由于苏振华的病况确实严重，陆迪伦又很难对付，专案组也怕搞出事来，只好同意让苏振华回北京治病。1972年2月，专案组人员押送苏振华、陆迪伦回到北京，将苏振华秘密送入阜外医院小儿科住院，严加监护，不许用真名字，甚至把病房的窗户也钉死了。这时陆迪伦利用自己有限的自由，四处寻访苏振华在昔日的故旧，希望能改善他的医疗条件，并将申诉材料寄给了萧劲光等人。最后，她把苏振华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偷偷送到了中南海的接待室。
其时正值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大病一场之际，加上1972年1月陈毅逝世，毛泽东突然现身陈毅追悼会，释放出了要解放一批老干部的信号。周恩来抓住时机将其推动执行，中国的政治气氛出现了宽松缓和的短暂迹象。由于陆迪伦的坚持，苏振华的信终于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与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一样，他们的命运由此得以改变。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对苏振华的信进行了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于是，在主持中共中央全面工作的周恩来的安排下，苏振华被转至解放军301医院治病，又决定将其分配回海军任第二政委。其时海军的第二政委是王宏坤，李作鹏倒台后，由于徐向前的力保，王宏坤经过被审查后终于过了关。苏振华考虑直接顶替王宏坤的职务并不妥，王并没有被调离海军，这样会给以后的工作增加矛盾。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请求回海军后担任副职。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1972年5月22日，苏振华被任命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和海军党委第三书记。
由于毛泽东的强力保护，虽历经文革风浪，萧劲光仍然在海军司令员的位置上没有动。尽管他的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职务被李作鹏夺去两年多，但至苏振华回到海军时，萧劲光又复任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萧、苏二人在海军共事多年，曾经观点接近，相互支持，个人关系很好。当初萧劲光收到了陆迪伦寄来的为苏振华申诉的信件后，立即就设法将其转呈给了毛泽东。如今经过劫难后再度于海军岗位上重聚，自然是感慨万端。然而二人不会想到，时势难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产生了裂痕。
苏振华恢复工作不久，便参加了当年7月至1973年2月举行的海军党委第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本来会议是要根据中央精神研究海军的“批林整风”问题，第一阶段开得也还算正常。9月21日，萧劲光与苏振华、王宏坤、吴瑞林（时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被召去列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不利大团结。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萧、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张春桥和江青等人严厉指责海军四届五次全会“走偏了方向”，要求会议第二阶段要纠偏，“以批林为重点”，“九大” 以来为重点。于是萧劲光、苏振华等回去后扭转了会议方向，重点揭批与林彪集团有瓜葛的人。结果就挂上了同李作鹏等关系密切的海军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王宏坤和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吴瑞林，把他们揭批了一顿。不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开了有海军常委列席的军委办公会议，肯定了海军四届五次全会的做法，并就全会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周恩来也指示：“会议不要开得太长，要适时结束。”到了11月后，海军党委向中央呈送了全会总结报告，准备结束会议。然而，毛泽东知道了海军四届五次全会第二阶段的情况后，认为批王、吴是“颠倒了主次”，又作了批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研究，全盘否定了海军党委4个月来的会议，决定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六大军区各派一名负责人参加海军四届五次全会后期的会议，帮助海军“批林整风”。
结果会议方向再度被逆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分管海军工作的张春桥实际上主导了会议，排斥了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对会议的领导，把会议方向引向了批判萧劲光。在他的指令下，成立了以苏振华为首的领导小组，在会议期间又组织了40多人参加的小型会，专门“帮助”萧劲光认识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这一指控纯属莫须有，然而不论萧劲光怎么辩解，就是过不了关。“帮助”会大小开了30多次，把萧劲光折腾得心脏病反复发作，身体几乎弄垮了。最后，萧劲光顶不住了，只好在检讨中违心承认自己上了林彪的“贼船”。1973年2月下旬，海军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终于结束，通过了张春桥修改审定的会议情况报告，给肖劲光做了上了林彪“贼船”的结论。不过，由于毛泽东的干预，萧劲光虽然在会后被解除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但仍是海军“终身司令员”。
在会议后半程期间，苏振华因胰腺炎住院治疗，没有参加全部会议。不过，他领导主持对萧劲光“帮助”会的事实俱在，责任无法推卸。两位曾经亲密合作的老战友，从此大大疏远了。
萧劲光挨批后，苏振华接替了其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并被任命为海军第一政委，全面主持海军工作。萧劲光虽然还是司令员，却在海军党委常委分工中只管调研工作，失去了实权，苏振华成为了海军说一不二的一把手。1973年8月，苏振华参加了中共十大，当选为195名中央委员之一，并在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重新复出后，苏振华的行情节节看好。
主持海军工作后，苏振华的长处又显示了出来。他重点抓了海军的装备和训练工作，重视科技人员，重视日常训练，逐步恢复了作战训练、后勤保障、装备修理、工程建设、舰艇制造、海军院校等工作的正常秩序。受周恩来、叶剑英的委托，苏振华还担任了核潜艇建造、保障远程导弹全程试验工程领导小组组长，调查研究，真抓实干，协调各方面力量加快了这两项工程的建设速度，为打造悍卫国家安全的“卫国长剑”付出了很大努力。
1974年1月初，南越西贡当局宣布将在西沙地区勘探石油。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重申了中国对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对此南越当局置若罔闻，派军舰侵入西沙群岛之永乐群岛海域，挑衅正在作业的中国渔船，炮击中国岛屿，并派兵强行登陆中国领土金银岛、甘泉岛，企图以此为跳板进一步侵占其各岛。海军南海舰队立即出动舰艇，前往西沙群岛海域护渔并与南越军舰形成对峙。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情况严重，西沙要准备打仗。经报请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指示由“叶剑英召集军委五人小组研究商讨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五人小组的成员是：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由叶剑英、邓小平负责。他们经过研究后，于1月18日夜23时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关于我在西沙永乐群岛同越伪军舰的斗争问题》的指示：“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对西贡越伪集团的入侵必须坚决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打第一枪；如越伪军舰首先射击，则应坚决自卫还击。”
根据军委五人小组的部署，苏振华奉命在总参协助叶剑英、邓小平实施指挥。他命令海军加强战备，并指挥南海舰队将鱼雷快艇、护卫艇、登陆舰等转进至榆林待命，海军航空兵部队转进至前线机场，准备作战。同时，许世友任司令员的广州军区也指示海南军区在榆林集结两个营部队，准备支援西沙作战。
1974年1月19日，爆发了著名的西沙海战。中国海军在民兵配合下，运用小艇打大舰、海上拼刺刀的英勇战法，重创南越海军，取得了海战的胜利。根据战斗形势的发展，苏振华认为机不可失，向军委五人小组建议继续收复被南越当局侵占的岛屿。叶剑英、邓小平将苏振华的建议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苏振华受命后立即指挥南海舰队协助许世友指挥的广州军区陆军部队，实施两栖登陆，于1月20日一举收复了被南越军队侵占的甘泉、金银和珊瑚（1956年被南越当局侵占）三岛，取得了西沙自卫反击战的伟大胜利。至此，西沙群岛全部归于了祖国怀抱。
由于苏振华的出色表现，战后，中央政治局向毛泽东建议：“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苏振华成为了军委六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讨论处理中央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地位进一步显赫起来。
1974年初，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江青在前台坐镇的“批林批孔”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按照规定，军队中的“批林批孔”运动也由军委六人小组领导。可能是出于对文革前至文革初期遭难原因的反思，以及对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结果的总结，苏振华一反当年对于上边要求“突出政治”时的消极抵制做法，变得非常活跃起来。他花了很大力气在海军推动“批林批孔”运动，并签发了以海军党委名义给江青的致敬信，还先后两次印发江青给他的亲笔信，掀起了紧跟上级的强大声势。在3月召开的海军“批林批孔”汇报会上，苏振华公开指责萧劲光在两年前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代表海军的发言有问题，有些地方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苏振华嫌海军各单位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积极，“不揭盖子”，于是不顾萧劲光和大多数常委的反对，强行推动在东海舰队航空兵机关搞以大字报为武器的“批林批孔”试点。结果海军内部一时间也像社会上那样大字报满天飞，大家思想大乱，互相揭发批判，到处挖“复辟倒退”势力，海军的建设工作又一次停滞。在这一过程中，萧劲光等领导干部被指责为是海军搞“复辟倒退”的黑后台，再次受到了伤害。
由于海军的“批林批孔”运动一枝独秀，1974年6月26日，江青来到海军，在苏振华陪同下登上了大连海军基地的军舰巡视。当时江青看到了水兵戴的水兵帽上的飘带时，不满地说：“这是记念纳尔逊的，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苏振华听了后赶紧下令，要全海军士兵都把帽子上的飘带剪掉。有人提出异议，苏振华却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是外国的东西”，“江青同志讨厌这个东西”。曾经顶着上级指示不办的苏振华，如今也很懂“政治”了。
1975年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受命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以西沙作战时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由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11人组成中央军委常委会，作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
早在邓小平被从江西监护地召回北京待用时，已恢复工作的苏振华就和尤太忠等人去看望了老领导，众人相谈甚欢。如今邓小平重新复出，对于昔日老部下苏振华也是重用的。苏振华不但主持海军工作，参与军委领导工作，还参加军队的整顿和编制体制调整工作，甚至受邓小平指派去列席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帮助掌舵。在197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苏振华积极贯彻执行邓小平整顿军队的方针，与邓合作得很好。
1975年5月2日23时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同时也是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当握到苏振华的手时，他特意戴上眼镜，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口齿不清地说道：“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 然后又伸出小拇指，不无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郑重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江青、王洪文等人严肃地指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这个“三要三不要”，原本是在林彪事件时毛泽东专门提出来的。如今用到“四人帮”身上，其严厉性显而易见。在后来的相关史书中，多认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过，从以后事情的发展看，毛泽东对于江青等人的批评仍是属于提醒的范畴，还到不了警告的程度，更不要说是“解决”了。因为毛泽东当时担心的并不是所谓“四人帮”要“篡党夺权”的问题，而是江青等人不能理解他的政治意图，偏偏骄横跋扈，争权夺利，与复出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及叶剑英等老干部作对，政治格局未免太小。毛泽东期望的是文革派与解放了的老干部们要达成合作，最好是团结一致，才能既保持文革的政治成果，又能够治理国家，从而稳定党和国家的大局。毛泽东自知已时日无多，这是他的政治交代，左右两派缺一不可。对于江青等人拉帮结派的做法，毛泽东是“恨铁不成钢”。
毛泽东一表态，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便纷纷发言批起了“四人帮”。苏振华的发言也很积极，这与一年前他竭力贯彻江青等人指示的做法又大相径庭。实际上，早在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批评江青等人的“四人小宗派”时，苏振华就有了警惕。这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告诉他，自己的人生荣辱系于毛泽东一身，其他人都不在话下。紧跟毛泽东，成了对他最重要的政治启示。因此，当江青等代表毛泽东推行“批林批孔”运动时，苏振华就跟着“批林批孔”；当毛泽东亲自指示批“四人帮”时，他就立即转向了批“四人帮”。政治斗争的风浪，就是这样塑造了一个人。
此后，中央政治局分别在5月27日和6月3日开会，讨论学习毛泽东的指示。苏振华均积极发言，当面批评了江青、王洪文等人。6月5日，苏振华写了一封信，准备向毛泽东揭发“四人帮”的问题。在上呈毛泽东前，苏振华先把信送交叶剑英、邓小平看过，他们也都同意这封信的内容。在送给病重的周恩来看时，洞察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表示先不要送主席，怕干扰他解决“四人帮”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周恩来深知，跟着毛泽东的拍子批批“四人帮”可以，你要是认真起来说江青等人的坏话，毛泽东是不高兴的。周恩来是希望能保护苏振华。总理发话了，苏振华就没有把信递上去。不过，邓小平还是过于心急，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把这封信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果然，毛泽东很不高兴，就此对苏振华有了看法。
到了197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对于在各行各业大搞整顿的邓小平已极度失望，认为他是铁了心要翻文革的案，不能再用，于是决定换马。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下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提出要“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当时还没有公开批判邓小平，但党内高层都知道这股风就是冲着邓小平去的。在研究海军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时，萧劲光认为将近一年来在海军的整顿工作做得很好，是有成绩的，党委内部的思想也比较一致。现在突然要转这么大一个弯子，恐怕大家不好接受，也容易引起混乱。因此，萧劲光建议海军不要抢先贯彻中央这个打招呼，看看情况再说。然而苏振华已认定“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的主张，毫无疑问必须要紧跟。于是，苏振华没有听从萧劲光的建议，而是在海军中积极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身体力行大加挞伐，调门很高。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实际上已被停止工作，形势更加逆转。对于一年来自己紧跟邓小平对军队搞整顿，现在又如何收拾局面，苏振华比较疑虑。经过考虑再三，他于2月1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指出对于去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强调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现在下边有不同的看法。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苏振华认为那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有的问题也有错误。因而建议“军委常委对这次会议的几个主要文件重新进行审查，凡符合主席建军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应坚持下去，继续贯彻执行，凡不符合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应坚决纠正。”
很明显，苏振华在信中说得如此委婉，是在试探毛泽东的态度。一是在看毛对邓小平、叶剑英的态度；二是看毛对自己的态度。如果毛批评了去年的工作，那么自己就赶快转向；如果毛还有所保留，那么自己至少是执行了一部分正确的方针，也好调整下一步的工作方向。令苏振华意料不到的是，毛泽东对他的信不置可否，没有回音。
没过几天，中共中央就任命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全面工作。接着，《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文向全国普通群众印发。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各地方、军区一把手会议，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指示开展对邓小平的点名批评。这一下苏振华就明白了，邓小平已经彻底失势，毛泽东又将华国锋立为了接班人。苏振华不再犹豫，立即在海军中加大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力度，并开始指名道姓批判邓小平。
在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于4月7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叶剑英也被宣布“因病休息”，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陈锡联主持。当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通知叶剑英参加。奇怪的是，也未通知苏振华参加。后来得知，毛泽东在委托联络员毛远新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指示时，特意点名：“苏不找”。为什么呢？后来华国锋对此有过解释，可能是因为苏振华在1975年6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揭发“四人帮”的问题，毛不高兴了。不过再想想，仅是那一封信的原因吗？有没有苏振华2月1日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那会不会是一种“骑墙”的表示？
当中央传达了“两个决议”后，苏振华很快在海军组织召开了海直机关拥护“两个决议”的大会。苏振华在书面发言中严厉指称：“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说明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已经发展到对抗性矛盾”等。此后苏振华在海军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门越来越高，说了许多过头话，甚至用恶毒语言对邓小平进行了人身攻击。对此，萧劲光等人很不理解，但在那种形势下又没法提出反驳意见，只好保持沉默。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会不注意到昔日老部下苏振华的态度。虽然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很多人说些违心的话也可以理解。邓小平本人就说过不少。然而以苏振华与邓的渊源关系，话却说得这么过分，邓小平不伤心也是不可能的。
1976年5月以后，毛泽东病得越来越重，国家的形势也动荡不安，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都是紧紧的。苏振华这时除继续主持海军工作外，还受命主持朱德医疗小组的工作。对于当前的政治形势，久历风浪的苏振华明白，必须要选边站队，有所决定了。从他后来的表现看，是断然抛弃了“四人帮”，坚定地站到了华国锋、叶剑英一边。就在江青等人极力在政治局闹腾，企图掌握更多的权柄之时，苏振华则经常跑到在西山“因病休息”的叶剑英住处，密告“四人帮”在政治局的言论、表现及非组织活动。
当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四人帮”发展到大闹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已经没法正常开展工作了。很多老干部都意识到，党和国家已经面临了严重危机。这个时候，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便开始秘密串联，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晚，苏振华来到叶剑英的家里，向叶建议，要赶快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还提出了四条具体建议：一要抓军队，军队不能让四人帮插手，要把军队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二要抓舆论，设法把四人帮控制的报刊、电台抓过来；三要对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安全特别注意，不要老住在一个地方，要经常变动；四要赶快下手，夜长梦多，要注意保密。
叶剑英听完后，要苏振华当面向华国锋提出建议。苏振华走后，叶剑英还和华国锋打了招呼。后来苏振华就直接找了华国锋面谈，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受华国锋、叶剑英的委托，苏振华先后找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等谈话，表示：目前情况复杂，务必掌握好部队，保持部队稳定，不受干扰。除了叶帅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调动部队，特别是不准任何人调部队进北京。要掌握好全军情况，不能出半点差错。吴忠和王尚荣等人心领神会，坚定地站到了华、叶一边。不过，萧劲光后来回忆，他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找苏振华交换意见，并就“四人帮”的问题吹吹风，没想到苏振华对此却不置可否，令萧劲光很是失望。
回头来看，苏振华本已决心要协助华、叶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为何对萧劲光却没有表示呢？是不是萧劲光没有把受叶剑英委托的来意说清楚，而苏振华又出于保密的考虑呢？不管怎么说，由此可以看出苏振华并不很信任萧劲光，一对曾经的亲密战友再也没有走到一起。
在密云不雨的最后日子里，苏振华受命在下边奔走联络，并秘密清查了军政界中给江青写“劝进信”的人员，从而掌握了主动。当“四人帮”大闹政治局时，苏振华还和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为华国锋解围，令华国锋很是感激。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代表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集团。此后，由叶剑英点将，中央政治局通过，苏振华与倪志福、彭冲等带领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受中央军委之命，苏振华调动陆海军在上海周边布防，行威摄之势，以防止发生突然事变。经过周密部署，顺利解决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上海市委，任命苏振华为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为市委第二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为市委第三书记、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在他们和中央工作组的努力下，有力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大小余党的罪行，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清查、复查工作，恢复了生产建设，保证了城市供应，安定了人心，终于稳定了上海的形势。中共中央对此表扬称：“大乱子没出，中乱子没出，小乱子也没出。”
“四人帮”垮台后，根据中央指示，海军开展了“揭批查”运动，以清算“四人帮”的错误影响，肃清余毒流行。这时有人给中央写信，揭发苏振华曾紧跟“四人帮”。对此，华国锋在信上批示道： “苏振华同志跟四人帮斗争是积极坚决的。”当时华国锋已经成了新的“英明领袖”，这个批示自然把不同声音都压下去了。苏振华也依靠华国锋的批示为挡箭牌，拒绝了萧劲光等海军党委成员对他的批评。不仅如此，苏振华以抓所谓海军中“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为名，对揭发他问题的人行打击报复之事，又造成了海军内部不少新的矛盾。
华国锋支持苏振华，苏振华也拥护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苏振华表示：“我们要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来对待华主席，我们要像紧跟毛主席那样紧跟华主席。”对于当时提出的“两个凡是”主张，苏振华也是积极拥护的。因此，他一度发表意见，要求坚持“批邓”，并反对邓小平的复出。然而全党上下拥护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众意汹涌，连华国锋也改变了态度，表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水到渠成。到了这时候，苏振华才不吭声了。
1977年春天，苏振华和倪志福从上海回北京汇报工作，暂住在西山。一天他们遇到了正在散步的邓小平，于是有了一番交谈。面对恩怨交织的这个老领导，不知道其时苏振华是何等心情。据倪志福后来回忆说，苏振华曾对邓小平说：“大家都希望您尽早出来工作。您出来工作的条件成熟了，我们拥护您。”
1977年7月，召开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再次成为“三副一正”(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苏振华参加了全会，据说是“积极拥护”中央的决议。
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苏振华被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通过了由63人组成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这也是建国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届中央军委。苏振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常委。这届军委人数虽多，但很多人都属于名誉性质，如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已经丧失思维能力，根本不能工作。主要管事的，除了强悍的副主席邓小平外，就是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等几个常委了。其中，重新复出并担任了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引人注目。罗瑞卿虽然在文革中因延误治疗而落下了腿部的终身残疾，但其多年养成的强悍的工作能力实令人不能小视。后来的事情证明，罗瑞卿成为了邓小平复出后在军队中最重要的帮手之一。
1978年3月9日晚，海军南海舰队160号导弹驱逐舰在广东省湛江港爆炸沉没，导致死亡134人，负伤28人，成为了海军建立以来的最严重的一起事故。160号舰是中国自行研制的最大型水面舰艇051型导弹驱逐舰（西方称“旅大”级）的南海首舰，这一事故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后来查明，爆炸是该舰一名电工副分队长因对其“男女关系问题”所受处分不满，内部矛盾激化，在该舰准备出航之际蓄意制造的恶性事件。
苏振华其时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上海，海军的工作是在家的萧劲光等人管得多。得知事故消息时，苏振华正率上海代表团在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他当即赶到海军司令部作战指挥室了解情况，组织救援，并指定海军副政委卢仁灿、参谋长杨国宇冒着雷雨乘飞机赶往事故现场调查处理，同时向军委、总参作了报告。人民海军的底子薄，好舰大舰少，一下子报废这么大一艘军舰，苏振华痛心不已。他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请求，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从上海抽回海军，后得到批准。
对于这次爆炸事故，苏振华主持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要求要认真总结160号舰爆炸事故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杜绝事故隐患。会议决定，在全海军开展“查整改”运动，查流毒，整班子，改作风。随后苏振华和其他海军领导带领大批干部下基层调查、蹲点和帮助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并且一定程度上调整了领导班子。当然，也有史料对于苏振华在“查整改”运动中的表现是是这样描述的：苏振华同志出于个人需要，推行“左”的做法，搞扩大化，借此机会打击一批与他有不同意见，揭发他错误的同志，动辄点名批判、宣布停职、撤职、隔离审查，甚至逮捕。错整了一大批干部，造成了严重后果。
邓小平在接到160号舰爆炸的报告后，对苏振华提出了严肃批评。后来很多史料中描述，“海军主要负责人”（指苏振华）对于批评“不服气”，于4月12日去找华国锋“告状”。而据华国锋回忆，当时他正打算在访问朝鲜后，回来顺便去旅顺看看海军部队，但日程未定。“苏振华同志要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运动，离开北京时间比较长，按惯例政治局同志离京时间较长，都要向中央报告。在他向我请假时，我顺便告诉他我拟看望海军部队的打算。”这算是“告状”吗？
接下来就是苏振华晚年的一个著名疑案：检阅海军事件。
就在4月12日找华国锋“告状”之后，当晚苏振华便召集杜义德、刘道生、卢仁灿、杨国宇开会，宣布华国锋在访问朝鲜回国后要到大连看看海军，估计时间是在5月10日。要求立即准备，一定要搞好这次视察。苏振华还责成杨国宇到旅顺去亲自布置，与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傅继泽研究具体方案，要求绝对保密。杨走之前先向萧劲光报告一下，看看有什么指示。第二天，杨国宇就去萧劲光家里作了汇报。萧劲光表示这是一件大好事，是对海军的鼓舞，要求一定要把这次检阅搞好，凡是新型舰艇，都列队检阅。杨国宇于4月15日到了旅顺，同傅继泽研究了检阅方案。两人提出动用78条舰艇、12架轰炸机、24架歼击机参加检阅。其后杨国宇又打电话给苏振华，表示应该先向总参报告一下，可能徐向前副主席和杨勇、王尚荣副总长知道后都会参加。苏振华指示杨国宇回北京后亲自将此事向邓小平报告一下。杨国宇考虑到自己的级别不够，表示不好报告，最好是由总参报告。苏振华又让杨国宇先向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报告。
4月17日，杨国宇回到北京，即去301医院向正试用假肢的罗瑞卿报告了检阅之事。据杨国宇回忆，罗瑞卿当场指示了三条：一，保证安全，个别舰艇、个别项目无把握的不搞；二，国际国内有什么影响？这（么）大兵力光演习一下不行，我还是讲一定要有把握；三，4月22日动好。据《罗瑞卿传》所载：“杨国宇走后，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然而华国锋回忆：“后来访朝回国后，工作安排太紧，也就没有去成。”杨国宇的回忆也证实：“后来上级通知说：华主席访问朝鲜回国后工作很忙，不去旅顺了。”这次演习终于没有搞成。到底是邓小平制止的？还是华国锋自己主动提出不去的？
还有的史料是这样说的：1978年他（指邓小平）针对海军出现重大事故的问题对海军工作作了一些批评。苏振华同志对批评不服，心怀不满，转而到华国锋同志那里告状，华对苏表示支持，同时他们避开海军司令萧劲光，不经军委集体讨论单独商定检阅海军事项。决定后也不向军委和总参报告，不经过具体业务部门就擅自于1978年4月着手调集海军大量舰艇北上旅顺演习。实际上这是对批评做出的一种姿态（邓小平讲：这是一种较量），动机是不好的，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是不正常的。萧劲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去军委、总参报告，萧劲光也马上直接打电话给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向他报告了这件事。罗瑞卿不同意这次演习，便打电话给华国峰同志，想申诉自己的意见，然而华国峰同志竟拒绝接电话。罗瑞卿只有转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经军委集体研究，认为海军集中这样多的兵力在旅顺搞演习、检阅不妥，及时终止了这次错误行动。
一年多后，邓小平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曾谈及此事，他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大海军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制止。”此时，苏振华与罗瑞卿都已病逝。
华国锋后来回忆：“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看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众说纷纭。要不说是疑案呢。
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在全国展开。邓小平支持这一讨论，“凡是派”则反对这一讨论，双方阵营分明。在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推动下，《解放军报》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军队也跟着动了起来。然而，由于苏振华的阻挠，海军迟迟没有表态。当萧劲光等人在海军党委常委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苏振华却说：“你们也不看看形势，中央没有表态，弄不好要犯错误。”于是，苏振华便在后来被指控为：压制了海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至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苏振华带病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见证了新时期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实施惩罚越南的军事行动，决定海军组织特别舰艇编队，守卫中国领海，配合陆上作战。苏振华参加了决定出兵的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决策。回来后，萧劲光、苏振华召集其他领导研究了海军的军事部署，决定由南海舰队组建一支代号为“217”的机动舰艇编队，辖各型舰艇百余艘和海军航空兵作战飞机百余架，在北部湾川岛以西的各港口集结，预计将分批次在北部湾、海南岛和西沙海域巡弋，严密监视苏越海军的动向，随时准备保卫祖国海疆。
12月31日，苏振华感到身体不适，医生坚持要他住院治疗，他却不肯。1979年1月7日起，苏振华抱病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第五届二次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因大势所趋，苏振华在会上系统地检查了海军多年来“左”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说：“‘批林批孔’以来的错误，凡是海军党委发了文件、指示的，责任在海军党委。我在海军工作二十几年，过去工作中有错误，重新工作后，也有不少错误。我是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主持党委日常工作，我的错误对海军常委工作中的错误有很大影响。我不仅要认真检查个人的错误，而且对海军常委工作中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欢迎同志们批评。”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苏振华也作了检讨：“海军党委常委没有讨论过，也没有组织部队开展学习讨论，是错误的。”“由于我没有及时在海军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束缚了同志们思想，造成了被动……责任在我。”
1月23日，海军党委第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海军党委关于海军历史遗留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海军党委在批林批孔以来特别是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主要错误》的文件，强调所有上述错误“责任由海军党委承担”。
也有史料说：直至1979年1月的军委扩大会上，萧劲光同志就苏振华同志的错误提出批评，王震同志也提出分量很重的批评时，苏振华同志仍不接受意见，甚至振振有词地说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批评他要通过中央。当时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同志十分严肃地说：“你要考虑你问题的性质”。苏振华同志这才无话可辩，静下来接受与会同志的批评帮助。
春节期间，苏振华抱病到海军驻京机关、连队看望了干部、战士。他还准备亲自到南海舰队去慰问一线指战员，并检查警戒苏越的战备工作。为此，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刘道生、参谋长杨国宇，南海舰队司令员傅继泽、政委段德彰等人已先期到达了广西龙门岛，准备迎接苏振华。然而，苏振华再也来不了了。
由于病情突然加重，苏振华被送进医院治疗。2月6日，苏振华还向医院请假，参加了海军所属一个研究院的会议，并作了40多分钟的发言，谈了对海军装备建设前景的看法。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会议。
1979年2月7日18时42分，苏振华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猝然逝世，享年67岁。身后，中共中央隆重追悼了苏振华，并将他的骨灰撒向了广袤辽阔的南海。
然而盖棺却没有论定。
苏振华病逝后，中央军委调叶飞担任海军第一政委和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他到任后，与萧劲光、刘道生、杜义德等领导继续推动海军拨乱反正的工作，也逐步揭开了苏振华的盖子。
1981年，中共中央鉴于苏振华的错误对海军影响很深很广，因而军委办公会议为解决苏振华的问题专门发了（1981）16号《纪要》。萧劲光也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纪要》。会上党委常委们一致认为，苏振华的问题既然发展成为严重影响海军建设的问题，那么，正确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分清是非，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增强团结的目的。
关于苏振华的功过，有关史料是这样说的：苏振华同志是个老同志了，战争年代就是刘邓大军的一员大将，几十年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对党、对人民、对海军建设都是有贡献的，不因为谈其错误而抹杀了他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功绩，“文革”初期苏振华同志抵制“四人帮”左倾错误也是有功的。我们在今天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错误，一方面是为了正确认识海军的这段历史，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增强团结；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为了追究个人的责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苏振华同志犯的错误，既有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的客观历史原因，又有主观思想原因，即私心太重。对此，萧劲光同志评价说：“是不是政治品质问题，我想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认为，苏振华同志一生的功过对我党、我军、我国人民都是有经验教训可借鉴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应当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的最终目的。
对于中央给苏振华的评价，他的夫人陆迪伦和子女们并不接受。2011年时，他们曾多次上书中共中央、总政宣传部和海军领导，要求届时按中央的规定和惯例，举行苏振华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直到2011年12月18日，这些要求被中央拒绝，称考虑到苏振华在文革期间和其后一段时间所犯错误的性质和影响，可由家属在其家乡举办小型纪念活动。
得到这个回复不久，陆迪伦便于2012年2月抑郁而终，时年76岁。离苏振华的百年诞辰，尚有不到4个月。
由于海军的“批林批孔”运动一枝独秀，1974年6月26日，江青来到海军，在苏振华陪同下登上了大连海军基地的军舰巡视。当时江青看到了水兵戴的水兵帽上的飘带时，不满地说：“这是记念纳尔逊的，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苏振华听了后赶紧下令，要全海军士兵都把帽子上的飘带剪掉。有人提出异议，苏振华却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是外国的东西”，“江青同志讨厌这个东西”。曾经顶着上级指示不办的苏振华，如今也很懂“政治”了。
1975年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受命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以西沙作战时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由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11人组成中央军委常委会，作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
早在邓小平被从江西监护地召回北京待用时，已恢复工作的苏振华就和尤太忠等人去看望了老领导，众人相谈甚欢。如今邓小平重新复出，对于昔日老部下苏振华也是重用的。苏振华不但主持海军工作，参与军委领导工作，还参加军队的整顿和编制体制调整工作，甚至受邓小平指派去列席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帮助掌舵。在197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苏振华积极贯彻执行邓小平整顿军队的方针，与邓合作得很好。
1975年5月2日23时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同时也是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当握到苏振华的手时，他特意戴上眼镜，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口齿不清地说道：“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 然后又伸出小拇指，不无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郑重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江青、王洪文等人严肃地指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这个“三要三不要”，原本是在林彪事件时毛泽东专门提出来的。如今用到“四人帮”身上，其严厉性显而易见。在后来的相关史书中，多认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过，从以后事情的发展看，毛泽东对于江青等人的批评仍是属于提醒的范畴，还到不了警告的程度，更不要说是“解决”了。因为毛泽东当时担心的并不是所谓“四人帮”要“篡党夺权”的问题，而是江青等人不能理解他的政治意图，偏偏骄横跋扈，争权夺利，与复出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及叶剑英等老干部作对，政治格局未免太小。毛泽东期望的是文革派与解放了的老干部们要达成合作，最好是团结一致，才能既保持文革的政治成果，又能够治理国家，从而稳定党和国家的大局。毛泽东自知已时日无多，这是他的政治交代，左右两派缺一不可。对于江青等人拉帮结派的做法，毛泽东是“恨铁不成钢”。
毛泽东一表态，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便纷纷发言批起了“四人帮”。苏振华的发言也很积极，这与一年前他竭力贯彻江青等人指示的做法又大相径庭。实际上，早在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批评江青等人的“四人小宗派”时，苏振华就有了警惕。这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告诉他，自己的人生荣辱系于毛泽东一身，其他人都不在话下。紧跟毛泽东，成了对他最重要的政治启示。因此，当江青等代表毛泽东推行“批林批孔”运动时，苏振华就跟着“批林批孔”；当毛泽东亲自指示批“四人帮”时，他就立即转向了批“四人帮”。政治斗争的风浪，就是这样塑造了一个人。
此后，中央政治局分别在5月27日和6月3日开会，讨论学习毛泽东的指示。苏振华均积极发言，当面批评了江青、王洪文等人。6月5日，苏振华写了一封信，准备向毛泽东揭发“四人帮”的问题。在上呈毛泽东前，苏振华先把信送交叶剑英、邓小平看过，他们也都同意这封信的内容。在送给病重的周恩来看时，洞察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表示先不要送主席，怕干扰他解决“四人帮”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周恩来深知，跟着毛泽东的拍子批批“四人帮”可以，你要是认真起来说江青等人的坏话，毛泽东是不高兴的。周恩来是希望能保护苏振华。总理发话了，苏振华就没有把信递上去。不过，邓小平还是过于心急，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把这封信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果然，毛泽东很不高兴，就此对苏振华有了看法。
到了197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对于在各行各业大搞整顿的邓小平已极度失望，认为他是铁了心要翻文革的案，不能再用，于是决定换马。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下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提出要“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当时还没有公开批判邓小平，但党内高层都知道这股风就是冲着邓小平去的。在研究海军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时，萧劲光认为将近一年来在海军的整顿工作做得很好，是有成绩的，党委内部的思想也比较一致。现在突然要转这么大一个弯子，恐怕大家不好接受，也容易引起混乱。因此，萧劲光建议海军不要抢先贯彻中央这个打招呼，看看情况再说。然而苏振华已认定“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的主张，毫无疑问必须要紧跟。于是，苏振华没有听从萧劲光的建议，而是在海军中积极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身体力行大加挞伐，调门很高。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实际上已被停止工作，形势更加逆转。对于一年来自己紧跟邓小平对军队搞整顿，现在又如何收拾局面，苏振华比较疑虑。经过考虑再三，他于2月1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指出对于去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强调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现在下边有不同的看法。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苏振华认为那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有的问题也有错误。因而建议“军委常委对这次会议的几个主要文件重新进行审查，凡符合主席建军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应坚持下去，继续贯彻执行，凡不符合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应坚决纠正。”
很明显，苏振华在信中说得如此委婉，是在试探毛泽东的态度。一是在看毛对邓小平、叶剑英的态度；二是看毛对自己的态度。如果毛批评了去年的工作，那么自己就赶快转向；如果毛还有所保留，那么自己至少是执行了一部分正确的方针，也好调整下一步的工作方向。令苏振华意料不到的是，毛泽东对他的信不置可否，没有回音。
没过几天，中共中央就任命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全面工作。接着，《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文向全国普通群众印发。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各地方、军区一把手会议，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指示开展对邓小平的点名批评。这一下苏振华就明白了，邓小平已经彻底失势，毛泽东又将华国锋立为了接班人。苏振华不再犹豫，立即在海军中加大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力度，并开始指名道姓批判邓小平。
在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于4月7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叶剑英也被宣布“因病休息”，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陈锡联主持。当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通知叶剑英参加。奇怪的是，也未通知苏振华参加。后来得知，毛泽东在委托联络员毛远新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指示时，特意点名：“苏不找”。为什么呢？后来华国锋对此有过解释，可能是因为苏振华在1975年6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揭发“四人帮”的问题，毛不高兴了。不过再想想，仅是那一封信的原因吗？有没有苏振华2月1日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那会不会是一种“骑墙”的表示？
当中央传达了“两个决议”后，苏振华很快在海军组织召开了海直机关拥护“两个决议”的大会。苏振华在书面发言中严厉指称：“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说明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已经发展到对抗性矛盾”等。此后苏振华在海军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门越来越高，说了许多过头话，甚至用恶毒语言对邓小平进行了人身攻击。对此，萧劲光等人很不理解，但在那种形势下又没法提出反驳意见，只好保持沉默。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会不注意到昔日老部下苏振华的态度。虽然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很多人说些违心的话也可以理解。邓小平本人就说过不少。然而以苏振华与邓的渊源关系，话却说得这么过分，邓小平不伤心也是不可能的。
1976年5月以后，毛泽东病得越来越重，国家的形势也动荡不安，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都是紧紧的。苏振华这时除继续主持海军工作外，还受命主持朱德医疗小组的工作。对于当前的政治形势，久历风浪的苏振华明白，必须要选边站队，有所决定了。从他后来的表现看，是断然抛弃了“四人帮”，坚定地站到了华国锋、叶剑英一边。就在江青等人极力在政治局闹腾，企图掌握更多的权柄之时，苏振华则经常跑到在西山“因病休息”的叶剑英住处，密告“四人帮”在政治局的言论、表现及非组织活动。
当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四人帮”发展到大闹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已经没法正常开展工作了。很多老干部都意识到，党和国家已经面临了严重危机。这个时候，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便开始秘密串联，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晚，苏振华来到叶剑英的家里，向叶建议，要赶快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还提出了四条具体建议：一要抓军队，军队不能让四人帮插手，要把军队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二要抓舆论，设法把四人帮控制的报刊、电台抓过来；三要对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安全特别注意，不要老住在一个地方，要经常变动；四要赶快下手，夜长梦多，要注意保密。
叶剑英听完后，要苏振华当面向华国锋提出建议。苏振华走后，叶剑英还和华国锋打了招呼。后来苏振华就直接找了华国锋面谈，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受华国锋、叶剑英的委托，苏振华先后找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等谈话，表示：目前情况复杂，务必掌握好部队，保持部队稳定，不受干扰。除了叶帅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调动部队，特别是不准任何人调部队进北京。要掌握好全军情况，不能出半点差错。吴忠和王尚荣等人心领神会，坚定地站到了华、叶一边。不过，萧劲光后来回忆，他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找苏振华交换意见，并就“四人帮”的问题吹吹风，没想到苏振华对此却不置可否，令萧劲光很是失望。
回头来看，苏振华本已决心要协助华、叶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为何对萧劲光却没有表示呢？是不是萧劲光没有把受叶剑英委托的来意说清楚，而苏振华又出于保密的考虑呢？不管怎么说，由此可以看出苏振华并不很信任萧劲光，一对曾经的亲密战友再也没有走到一起。
在密云不雨的最后日子里，苏振华受命在下边奔走联络，并秘密清查了军政界中给江青写“劝进信”的人员，从而掌握了主动。当“四人帮”大闹政治局时，苏振华还和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为华国锋解围，令华国锋很是感激。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代表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集团。此后，由叶剑英点将，中央政治局通过，苏振华与倪志福、彭冲等带领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受中央军委之命，苏振华调动陆海军在上海周边布防，行威摄之势，以防止发生突然事变。经过周密部署，顺利解决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上海市委，任命苏振华为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为市委第二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为市委第三书记、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在他们和中央工作组的努力下，有力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大小余党的罪行，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清查、复查工作，恢复了生产建设，保证了城市供应，安定了人心，终于稳定了上海的形势。中共中央对此表扬称：“大乱子没出，中乱子没出，小乱子也没出。”
“四人帮”垮台后，根据中央指示，海军开展了“揭批查”运动，以清算“四人帮”的错误影响，肃清余毒流行。这时有人给中央写信，揭发苏振华曾紧跟“四人帮”。对此，华国锋在信上批示道： “苏振华同志跟四人帮斗争是积极坚决的。”当时华国锋已经成了新的“英明领袖”，这个批示自然把不同声音都压下去了。苏振华也依靠华国锋的批示为挡箭牌，拒绝了萧劲光等海军党委成员对他的批评。不仅如此，苏振华以抓所谓海军中“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为名，对揭发他问题的人行打击报复之事，又造成了海军内部不少新的矛盾。
华国锋支持苏振华，苏振华也拥护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苏振华表示：“我们要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来对待华主席，我们要像紧跟毛主席那样紧跟华主席。”对于当时提出的“两个凡是”主张，苏振华也是积极拥护的。因此，他一度发表意见，要求坚持“批邓”，并反对邓小平的复出。然而全党上下拥护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众意汹涌，连华国锋也改变了态度，表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水到渠成。到了这时候，苏振华才不吭声了。
1977年春天，苏振华和倪志福从上海回北京汇报工作，暂住在西山。一天他们遇到了正在散步的邓小平，于是有了一番交谈。面对恩怨交织的这个老领导，不知道其时苏振华是何等心情。据倪志福后来回忆说，苏振华曾对邓小平说：“大家都希望您尽早出来工作。您出来工作的条件成熟了，我们拥护您。”
1977年7月，召开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再次成为“三副一正”(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苏振华参加了全会，据说是“积极拥护”中央的决议。
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苏振华被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通过了由63人组成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这也是建国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届中央军委。苏振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常委。这届军委人数虽多，但很多人都属于名誉性质，如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已经丧失思维能力，根本不能工作。主要管事的，除了强悍的副主席邓小平外，就是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等几个常委了。其中，重新复出并担任了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引人注目。罗瑞卿虽然在文革中因延误治疗而落下了腿部的终身残疾，但其多年养成的强悍的工作能力实令人不能小视。后来的事情证明，罗瑞卿成为了邓小平复出后在军队中最重要的帮手之一。
1978年3月9日晚，海军南海舰队160号导弹驱逐舰在广东省湛江港爆炸沉没，导致死亡134人，负伤28人，成为了海军建立以来的最严重的一起事故。160号舰是中国自行研制的最大型水面舰艇051型导弹驱逐舰（西方称“旅大”级）的南海首舰，这一事故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后来查明，爆炸是该舰一名电工副分队长因对其“男女关系问题”所受处分不满，内部矛盾激化，在该舰准备出航之际蓄意制造的恶性事件。
苏振华其时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上海，海军的工作是在家的萧劲光等人管得多。得知事故消息时，苏振华正率上海代表团在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他当即赶到海军司令部作战指挥室了解情况，组织救援，并指定海军副政委卢仁灿、参谋长杨国宇冒着雷雨乘飞机赶往事故现场调查处理，同时向军委、总参作了报告。人民海军的底子薄，好舰大舰少，一下子报废这么大一艘军舰，苏振华痛心不已。他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请求，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从上海抽回海军，后得到批准。
对于这次爆炸事故，苏振华主持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要求要认真总结160号舰爆炸事故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杜绝事故隐患。会议决定，在全海军开展“查整改”运动，查流毒，整班子，改作风。随后苏振华和其他海军领导带领大批干部下基层调查、蹲点和帮助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并且一定程度上调整了领导班子。当然，也有史料对于苏振华在“查整改”运动中的表现是是这样描述的：苏振华同志出于个人需要，推行“左”的做法，搞扩大化，借此机会打击一批与他有不同意见，揭发他错误的同志，动辄点名批判、宣布停职、撤职、隔离审查，甚至逮捕。错整了一大批干部，造成了严重后果。
邓小平在接到160号舰爆炸的报告后，对苏振华提出了严肃批评。后来很多史料中描述，“海军主要负责人”（指苏振华）对于批评“不服气”，于4月12日去找华国锋“告状”。而据华国锋回忆，当时他正打算在访问朝鲜后，回来顺便去旅顺看看海军部队，但日程未定。“苏振华同志要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运动，离开北京时间比较长，按惯例政治局同志离京时间较长，都要向中央报告。在他向我请假时，我顺便告诉他我拟看望海军部队的打算。”这算是“告状”吗？
接下来就是苏振华晚年的一个著名疑案：检阅海军事件。
就在4月12日找华国锋“告状”之后，当晚苏振华便召集杜义德、刘道生、卢仁灿、杨国宇开会，宣布华国锋在访问朝鲜回国后要到大连看看海军，估计时间是在5月10日。要求立即准备，一定要搞好这次视察。苏振华还责成杨国宇到旅顺去亲自布置，与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傅继泽研究具体方案，要求绝对保密。杨走之前先向萧劲光报告一下，看看有什么指示。第二天，杨国宇就去萧劲光家里作了汇报。萧劲光表示这是一件大好事，是对海军的鼓舞，要求一定要把这次检阅搞好，凡是新型舰艇，都列队检阅。杨国宇于4月15日到了旅顺，同傅继泽研究了检阅方案。两人提出动用78条舰艇、12架轰炸机、24架歼击机参加检阅。其后杨国宇又打电话给苏振华，表示应该先向总参报告一下，可能徐向前副主席和杨勇、王尚荣副总长知道后都会参加。苏振华指示杨国宇回北京后亲自将此事向邓小平报告一下。杨国宇考虑到自己的级别不够，表示不好报告，最好是由总参报告。苏振华又让杨国宇先向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报告。
4月17日，杨国宇回到北京，即去301医院向正试用假肢的罗瑞卿报告了检阅之事。据杨国宇回忆，罗瑞卿当场指示了三条：一，保证安全，个别舰艇、个别项目无把握的不搞；二，国际国内有什么影响？这（么）大兵力光演习一下不行，我还是讲一定要有把握；三，4月22日动好。据《罗瑞卿传》所载：“杨国宇走后，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然而华国锋回忆：“后来访朝回国后，工作安排太紧，也就没有去成。”杨国宇的回忆也证实：“后来上级通知说：华主席访问朝鲜回国后工作很忙，不去旅顺了。”这次演习终于没有搞成。到底是邓小平制止的？还是华国锋自己主动提出不去的？
还有的史料是这样说的：1978年他（指邓小平）针对海军出现重大事故的问题对海军工作作了一些批评。苏振华同志对批评不服，心怀不满，转而到华国锋同志那里告状，华对苏表示支持，同时他们避开海军司令萧劲光，不经军委集体讨论单独商定检阅海军事项。决定后也不向军委和总参报告，不经过具体业务部门就擅自于1978年4月着手调集海军大量舰艇北上旅顺演习。实际上这是对批评做出的一种姿态（邓小平讲：这是一种较量），动机是不好的，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是不正常的。萧劲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去军委、总参报告，萧劲光也马上直接打电话给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向他报告了这件事。罗瑞卿不同意这次演习，便打电话给华国峰同志，想申诉自己的意见，然而华国峰同志竟拒绝接电话。罗瑞卿只有转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经军委集体研究，认为海军集中这样多的兵力在旅顺搞演习、检阅不妥，及时终止了这次错误行动。
一年多后，邓小平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曾谈及此事，他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大海军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制止。”此时，苏振华与罗瑞卿都已病逝。
华国锋后来回忆：“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看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众说纷纭。要不说是疑案呢。
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在全国展开。邓小平支持这一讨论，“凡是派”则反对这一讨论，双方阵营分明。在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推动下，《解放军报》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军队也跟着动了起来。然而，由于苏振华的阻挠，海军迟迟没有表态。当萧劲光等人在海军党委常委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苏振华却说：“你们也不看看形势，中央没有表态，弄不好要犯错误。”于是，苏振华便在后来被指控为：压制了海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至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苏振华带病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见证了新时期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实施惩罚越南的军事行动，决定海军组织特别舰艇编队，守卫中国领海，配合陆上作战。苏振华参加了决定出兵的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决策。回来后，萧劲光、苏振华召集其他领导研究了海军的军事部署，决定由南海舰队组建一支代号为“217”的机动舰艇编队，辖各型舰艇百余艘和海军航空兵作战飞机百余架，在北部湾川岛以西的各港口集结，预计将分批次在北部湾、海南岛和西沙海域巡弋，严密监视苏越海军的动向，随时准备保卫祖国海疆。
12月31日，苏振华感到身体不适，医生坚持要他住院治疗，他却不肯。1979年1月7日起，苏振华抱病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第五届二次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因大势所趋，苏振华在会上系统地检查了海军多年来“左”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说：“‘批林批孔’以来的错误，凡是海军党委发了文件、指示的，责任在海军党委。我在海军工作二十几年，过去工作中有错误，重新工作后，也有不少错误。我是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主持党委日常工作，我的错误对海军常委工作中的错误有很大影响。我不仅要认真检查个人的错误，而且对海军常委工作中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欢迎同志们批评。”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苏振华也作了检讨：“海军党委常委没有讨论过，也没有组织部队开展学习讨论，是错误的。”“由于我没有及时在海军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束缚了同志们思想，造成了被动……责任在我。”
1月23日，海军党委第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海军党委关于海军历史遗留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海军党委在批林批孔以来特别是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主要错误》的文件，强调所有上述错误“责任由海军党委承担”。
也有史料说：直至1979年1月的军委扩大会上，萧劲光同志就苏振华同志的错误提出批评，王震同志也提出分量很重的批评时，苏振华同志仍不接受意见，甚至振振有词地说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批评他要通过中央。当时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同志十分严肃地说：“你要考虑你问题的性质”。苏振华同志这才无话可辩，静下来接受与会同志的批评帮助。
春节期间，苏振华抱病到海军驻京机关、连队看望了干部、战士。他还准备亲自到南海舰队去慰问一线指战员，并检查警戒苏越的战备工作。为此，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刘道生、参谋长杨国宇，南海舰队司令员傅继泽、政委段德彰等人已先期到达了广西龙门岛，准备迎接苏振华。然而，苏振华再也来不了了。
由于病情突然加重，苏振华被送进医院治疗。2月6日，苏振华还向医院请假，参加了海军所属一个研究院的会议，并作了40多分钟的发言，谈了对海军装备建设前景的看法。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会议。
1979年2月7日18时42分，苏振华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猝然逝世，享年67岁。身后，中共中央隆重追悼了苏振华，并将他的骨灰撒向了广袤辽阔的南海。
然而盖棺却没有论定。
苏振华病逝后，中央军委调叶飞担任海军第一政委和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他到任后，与萧劲光、刘道生、杜义德等领导继续推动海军拨乱反正的工作，也逐步揭开了苏振华的盖子。
1981年，中共中央鉴于苏振华的错误对海军影响很深很广，因而军委办公会议为解决苏振华的问题专门发了（1981）16号《纪要》。萧劲光也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纪要》。会上党委常委们一致认为，苏振华的问题既然发展成为严重影响海军建设的问题，那么，正确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分清是非，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增强团结的目的。
关于苏振华的功过，有关史料是这样说的：苏振华同志是个老同志了，战争年代就是刘邓大军的一员大将，几十年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对党、对人民、对海军建设都是有贡献的，不因为谈其错误而抹杀了他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功绩，“文革”初期苏振华同志抵制“四人帮”左倾错误也是有功的。我们在今天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错误，一方面是为了正确认识海军的这段历史，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增强团结；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为了追究个人的责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苏振华同志犯的错误，既有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的客观历史原因，又有主观思想原因，即私心太重。对此，萧劲光同志评价说：“是不是政治品质问题，我想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认为，苏振华同志一生的功过对我党、我军、我国人民都是有经验教训可借鉴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应当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的最终目的。
对于中央给苏振华的评价，他的夫人陆迪伦和子女们并不接受。2011年时，他们曾多次上书中共中央、总政宣传部和海军领导，要求届时按中央的规定和惯例，举行苏振华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直到2011年12月18日，这些要求被中央拒绝，称考虑到苏振华在文革期间和其后一段时间所犯错误的性质和影响，可由家属在其家乡举办小型纪念活动。
得到这个回复不久，陆迪伦便于2012年2月抑郁而终，时年76岁。离苏振华的百年诞辰，尚有不到4个月。
军事干部不想着如何提升部队战斗力，一门心思搞政治投机，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只知道苏小明是他姑娘，当年唱过 军港之夜。
军人最好远离政治。
当然，在国家民族的危机时刻，还是应该果断出手的。
当然，在国家民族的危机时刻，还是应该果断出手的。
李无敌 发表于 2016-8-15 11:26
只知道苏小明是他姑娘，当年唱过 军港之夜。
苏振华可没有女儿叫苏小明。她爹姓董。
只知道苏小明是他姑娘，当年唱过 军港之夜。
苏振华可没有女儿叫苏小明。她爹姓董。
苏振华与陆迪伦相差20多岁，是不是也属于建国后的换妻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kkwu999 发表于 2016-8-15 13:10
苏振华与陆迪伦相差20多岁，是不是也属于建国后的换妻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苏女儿早就写了文章，苏离婚起因在前妻孟玮。
苏振华与陆迪伦相差20多岁，是不是也属于建国后的换妻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苏女儿早就写了文章，苏离婚起因在前妻孟玮。
苏振华混过了文革，却倒在了凡是派的大旗下。
dizangli1 发表于 2016-8-15 11:19
军事干部不想着如何提升部队战斗力，一门心思搞政治投机，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也是自保啊。
当敢练兵能打仗不懂政治的都变成岳飞了。
那么请不要责怪将领选择做张俊，张俊可鄙，岳飞可敬。但不怪高宗怪张俊，也是笑话
军事干部不想着如何提升部队战斗力，一门心思搞政治投机，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也是自保啊。
当敢练兵能打仗不懂政治的都变成岳飞了。
那么请不要责怪将领选择做张俊，张俊可鄙，岳飞可敬。但不怪高宗怪张俊，也是笑话
李无敌 发表于 2016-8-15 11:26
只知道苏小明是他姑娘，当年唱过 军港之夜。
第一次听说啊，
只知道苏小明是他姑娘，当年唱过 军港之夜。
第一次听说啊，
没办法没死保自己的老领导，关键时刻掉链子，
李作鹏和张秀川被派去海军任职，还不是那几年海军年年出事吗？班子内斗，训练松松垮垮，安全事故频繁出现。这才是林彪能把李和张派过去的前提啊。海军当时要是一切都好，能掺沙子进去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