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胜利63年 志愿军烈士埋骨三八线军事禁区

图为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康明在卫星图上找到疑似152号墓

康致中入朝参战前拍下的全家福

　　志愿军烈士埋骨三八线军事禁区 烈士之子康明数十年找寻父亲康致中最后足迹

　　三八线上 无法祭拜的父亲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北纬38°线(俗称三八线)往南5公里处的板门店签订。63年后，一部名为《三八线》的电视剧，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硝烟岁月，在电视剧的热播中，今天迎来了又一个朝鲜停战纪念日。

　　《三八线》在荧屏热播两个多月，65岁的康明一直没看。他有自己的三八线故事。康明的父亲康致中，担任志愿军第1军第7师第19团的团长，1953年6月26日牺牲在三八线附近的战场。康明从小知道父亲是烈士，但他至今未能在父亲的坟前祭拜。

　　根据政策，康致中被安葬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152坟墓，此地位于三八线以北的军事禁区内。康明曾三赴朝鲜半岛，远眺父亲战斗过和葬身于兹的山峦，然而，要想踏上那片土地并不容易。他唯一且特殊的“抵达”方式，是在卫星地图上，不停缩小和放大像素，找出那个最像152墓地的阴影处，用手摩挲轻点。

　　母亲口中的父亲

　　小时候，康明知道母亲藏了一只盒子，里面有许多相片。他不止一次瞧见，母亲捧着相片独自落泪。

　　母亲曾带他去串门，看见邻居家的小孩跟爸爸有说有闹，他突然问：“别人都有爸爸，我爸呢？”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母亲哭了。康明被吓得手足无措。那时他第一次知道：爸爸牺牲了。

　　年稍长，康明逐渐接受了父亲是烈士的事实，但他无法到父亲的坟前祭拜。

　　通过盒子里的相片，通过母亲的讲述，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清晰立体起来。

　　康明的父亲康致中和母亲高亚梅都是西安人。

　　康致中曾是西安二中的进步学生。参加过西安事变前夕的学潮，后来赴延安，成为抗日大学学员。抗大毕业后，康致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曾担任第1军7师21团的政委。

　　西安解放后，高亚梅入伍了，在部队里认识了比她大14岁的康致中，两人结为夫妻。

　　1951年，康明出生。同年，第1军在为入朝作准备，康致中以实习副团长身份两次入朝，回国后，他在全军作讲话，讲解朝鲜战争特点。此时康致中由政工干部转为军事干部，从1951年12月起，担任第1军7师19团的团长。1953年1月，康致中随第1军入朝，参加了停战前的夏季战役。

　　康明家的相片盒子里，有一张父亲出征前一家人的合影。“部队开拔前，他忙得很，天天作报告。(1952年)12月31日的下午，他突然回来了，说‘明明呢，抱起来，抱起来，拍照’。”这是康明从母亲那里听说的。

　　康明未足两岁，母亲将他弄醒，抱起。康致中说，把孙副团长的孩子也抱来。一家三口拍了一张，又照了张“一家四口”的。

　　“我母亲当时怀着孕，”康明说：“父亲可能觉得，孩子快生了，他不在身边。所以把孙副团长的孩子当成自家的，拍个全家福。”

　　拍完照，康致中给妻子留下一句话：“部队明天就要走了，如果(我)回不来，你带明明回西安。”

　　一语成谶。

　　停战前的牺牲

　　1953年6月26日，停战前最后一个月，康致中牺牲在三八线附近。

　　国内第一个知此消息的，是康致中在原西北野战军时期的战友孙叔扬。孙当时在中央军委秘书处。

　　康明1966年在北京见到孙叔扬。孙讲述，他有一天看到一份电报，说第1军7师19团团部被炸。他向前方发电，问具体损失情况。回电列了一串牺牲者的名字，包括康致中。孙叔扬当时脑子嗡地一下，就瘫在椅子上。

　　康明后来找到父亲多位战友及部下，了解康致中的牺牲经过。部队那时驻扎在三八线附近的老秃山。19团担负7师的主攻任务，原定6月28日，向笛音里西北无名高地进攻。但因被俘者叛变，7师阵地布防情况已被敌方掌握。6月26日正午，美空军出动飞机40余架次，轮番空袭轰炸数小时。19团团部所在的坑道被炸塌，指挥中枢顿时瘫痪。

　　坑道是螺旋式的，上下四层，两个出口，空间很大，可容纳数百人。刚被炸时，离坑口近的人冲了出来，但轰炸批次越来越多，整个山很快垮了下来。

　　坑道里正在召开战前会议，连级以上干部基本都在。包括团长康致中、政委孙泽东、参谋长王伯明在内的114人全部被埋。团级干部中，仅副团长孙锡成一人幸免，所辖各营的连长也多数遇难。

　　“坑道炸塌后，里面和外面都在挖。起初时候还能打电话，我父亲说，快挖，里面憋的很。但是挖一锹，却陷进两锹土，根本挖不进去。外边挖土的战士也被炸死不少。之后，通讯就断了，里面没了声音。当时还在作战，就没有再挖下去。”康明说。

　　这天傍晚，在敌阵地前潜伏了整整一白天，等待攻击指令的“突击2连”奉令撤回。得知团营首长牺牲，战士们坚决要求再战。28日，战斗猝然打响。19团仅用4分钟就占领高地。敌军展开反扑，悉数被击退。

　　执行任务的2连被换下时仅剩33人。连长王银楼，多年后升任7师的师长。他告诉康明：战士们打急了眼，没有一个退却，牺牲的人都喊过“为康团长报仇”、“为孙政委报仇”的口号。

　　三八线上的墓地

　　上小学时，康明发现，作为烈士的父亲，却没有葬在西安烈士陵园。那时就有了疑问：父亲葬在哪儿？

　　在母亲收藏的信件里，他找到线索。1953年8月，7师政治部来信：致中同志就地临时安葬，准备迁回沈阳。

　　就地临时安葬，是战时惯例。

　　国内集中安葬志愿军烈士的陵园有三处，分别为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湖北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其中，沈阳和丹东的陵园建于1951年，赤壁是中南军区预备野战医院所在地，接受过1200多名志愿军伤病员。除此外，其余归国烈士遗体，散葬于国内各地。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原规划安葬特级、一级战斗英雄和团以上干部。康致中本在此列。

　　而在1956年，7师政治部在另一封写给高亚梅的信中称：致中同志仍在朝鲜安葬，地点为江原道铁原郡朔字一五二号坟墓一号墓。

　　康明在19团原1营通讯员孙泉友那里得知，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开始挖掘炸塌的坑道。一个工兵营，挖了一个多月。

　　坑道里的时间已经凝固。100多个人像睡着了：政委的脸压着电话机，已经嵌进肉里；参谋长在土上半跪着，手握工兵锹，保持挖掘的姿势；康致中则躺在行军床上，盖着被子，帽子戴得整整齐齐，面容庄严。

　　离康致中不远，墙上有一张作战地图，右侧斜插着康明两岁时的照片。由于坑道潮湿，照片发霉，烂了一角。康明翻出一封家信，1953年4月，康致中在信中让妻子寄孩子的照片。在回信中康致中说，收到照片后，插在地图上，想念的时候，时常看两眼。

　　康明觉得，这是他和父亲最近的距离，“冥冥中，我又陪伴了他一个多月。”

　　根据7师政委戴金川的回忆，起初康致中等人被安葬在老秃山战场附近，那里依山傍水，有条小河叫艾川。装殓康致中的是一只大炮的炮弹箱。1954年，康致中等人被集中迁葬在152号坟墓，康致中为1号墓。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成立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在朝鲜陆续修建8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分别位于桧仓、云山、价川、长津湖、开城、上甘岭、金城、新安州。

　　由于作战地域广，战线长，战场情况复杂，桧仓等8处陵园并没有收葬全部志愿军烈士。很多烈士分散葬在朝鲜各地，还有的则葬在韩国境内。

　　未能收葬部分就包括152号墓地。停战时，那里是军事缓冲区，如今成为罕有人至的军事禁区。而像152号墓地一样迷失在三八线上的墓地，并不止一处。

　　“康孙支队”的后代

　　康明一直有个念想：去三八线上，找到152号墓地。

　　康明辗转获得一张152号墓地的照片。照片备注，152号墓地又叫“江原道铁原郡上马山里青云洞老秃山志愿军烈士陵园”。这是父亲的战友们1958年离朝归国前，到墓地告别时所拍。墓园有栅栏，园中修了一座六角亭，亭内有纪念碑，上刻“永垂不朽”。亭后第一排有五座墓，依次属于康致中、政委孙泽东等人。

　　看过照片，康明萌生一种使命感：“我想我父亲是1号，那么我得去找2号3号的孩子，大家一起去把父亲们的遗骨接回来。”

　　1970年代，康明打听到政委孙泽东的儿子孙群凯在北京化工机械厂，去厂里找他。站门口等了许久，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小伙走到跟前问：“你是‘康孙支队’康的儿子吗？”

　　这是康明第一次听说“康孙支队”，但他立即明白过来，康孙支队是19团的代号。他反问：“你是孙政委的孩子？”四目相对，两人紧紧拥抱。

　　孙群凯的成长经历很坎坷。母亲将他交给爷爷抚养，爷爷窘迫，他一度流落街头，靠父亲的老战友偶尔接济，艰难长大。康明找到他时，他快结婚了，蜗居在胡同里，家里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和两张柜子。康明留给他20块钱，当作贺礼。

　　在那个年代，20块钱是康明半个月的工资。康明对孙群凯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像是找到了兄弟。

　　康明的母亲也改嫁过，但他在相对和睦的环境中长大。对父亲的思念，从童年贯穿到晚年。

　　他的曾用名是康毅军，这是父亲以“第1军”谐音取的名。年轻时，他用的手表、地图筒、哨子等，都是父亲的遗物。他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军人，在戈壁滩上当过5年坦克兵。退伍回乡，一直在西安工作，最后在微电机研究所退休。老来别无挂念，“既不想吃得多好，也不想买车买房”，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把父亲接回来，让他落叶归根。

　　2010年，康明的母亲去世，留下遗言：“把骨灰撒了”。他曾想过，把母亲骨灰撒在山东荣成的黄河入海口，那里离父亲最近。但又想，也许有一天，他能接回父亲，将父母合葬一处。因此，母亲的骨灰一直未撒。

　　根据康明掌握的情况，除了炸死在坑道中的志愿军，152墓地还葬有7师其他烈士。包括8团1营副营长张八和7师后勤部长杜耀亭。张八是著名战斗英雄和爆破英雄，中流弹身亡。杜耀亭则是在“7·27”停战前一天的下午，被敌军倾泻的炸弹炸死，最后装入棺材的是一堆碎肉。

　　葬在152号墓地的团级干部有11人。康明和其他9家的孩子保持联系，“只有一个人没找到家属。实习副团长王德勇，陕西商洛人。”这些后代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有的是下岗工人，有的则是农民，康明说，他们都想找回自己父亲的遗骸，但多数人有心无力。

　　杜耀亭的妻子吕瑞清，是唯一去过152号墓地的烈士遗属。

　　停战前夕，她接到丈夫来信，说快回国了，而后噩耗传来。吕瑞清始终不信，嚷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1954年，军部特批她去朝鲜。刨开杜耀亭的墓，棺中不见尸首，只有一汪浑水，上面飘着轻软的东西，细看，是一层鹅毛。

　　吕瑞清突然静默，而后大哭。她明白了，这是临行前她亲手给丈夫织的鹅毛被。

　　时移世易，康明已经很难再像吕瑞清一样踏上三八线。

　　康明曾向有关部门去信了解情况，回信称，要去那里，除非得到朝鲜有关方面的许可。

　　特殊的“抵达”

　　康明选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寻找152号墓地。

　　2005年，他接触到卫星地图软件，突发奇想，在电脑上打开地图搜索起来。无数次放大和缩小像素，无数次失败后，终于找到一个疑似152号墓地的位置。智能手机普及后，更加便捷，在手机上下载卫星地图软件，随时随地能查。对旁人来讲，在朝鲜的地图上找出一座墓地令人头大，但他花五六分钟就能做到。

　　2013年6月，康明的寻亲故事，在电视上播出。同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向中方表示将归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遗骸。韩方表示，归还遗骸能抚平战争留下的伤痕，也有利于推动韩中两国发展友好关系、构筑互信。

　　在近期热播的《三八线》剧中，第38集的片尾镜头锁定在2014年3月28日，辽宁沈阳。是日临近清明，肃穆和悲戚的气息在城市的薄雾中弥漫，由韩国向中方移交的首批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搭载专机归国，放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遗骸归来时，康明也在。他和各地赶来的志愿军后代步入陵园，献菊花、插中华烟、摆上西凤酒，祭奠437个“回家”的无名烈士。但他心里清楚，这里面没有父亲。

　　康明的努力，让寻墓有了越来越多的眉目，以前说他执拗，不理解他的老伴，现在也变了态度。老伴如今对康明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一些志愿军后代通过QQ找到康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找回父辈的遗骸。

　　2013年7月底，正逢停战60年，康明和一些志愿军后代赴韩旅行。他们先后去了巨济岛战俘营、铁原战场遗址、台风瞭望台、坡州“敌军墓地”。

　　瞭望台上有一架望远镜，可以清晰望见三八线北的山峦。康明急切地在镜筒里搜索152号坟墓，但徒劳无获。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拿出事先准备的一面幕帐，把19团全团干部的照片挂起，宣读祭文，遥祭152号墓。韩国哨兵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事，请示上级后，默许了他的行为，但要求在游客到来前结束。

　　韩国之行后，康明还去过朝鲜。尽管没能前往152号墓地，他在江原道元山市马山里的一个志愿军墓地祭奠了这里的烈士，并将碑文发回国内。在志愿者帮助下，康明找到马山里墓部分烈士的后代。60多年来，这些烈士家属从不知道亲人埋骨何处。

　　2015年底，康明得知152号墓地更准确的信息。刻着“永垂不朽”的碑还在，但六角亭没了，墓园里坟包尚存，但坟前不见石碑。那附近有一所小学，校长说，很久没见外人来此。

　　根据新的信息，他在卫星图上找到一个新地点，更像152号墓。因为卫星俯拍的缘故，那些坟包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圆坑，石碑隐约可见，附近有树，有村舍，有农田。

　　康明期待有一天能到那里。

　　“那个位置，我到了就能马上找到。往下挖，我父亲一定在下面。”康明激动地说。他的手指在手机地图上点拨起来，这是现在他唯一的“抵达”方式。

　　那片阴影处，康明无数次想过站在那里，告诉父亲，要接他“回家”。离此最近的一次是韩国之行。铁丝网前，他掏出一条软中华香烟，用尽所有的力气，扔向北方。他相信，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就在不远处。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李显峰(除署名外)

图为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康明在卫星图上找到疑似152号墓

康致中入朝参战前拍下的全家福

　　志愿军烈士埋骨三八线军事禁区 烈士之子康明数十年找寻父亲康致中最后足迹

　　三八线上 无法祭拜的父亲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北纬38°线(俗称三八线)往南5公里处的板门店签订。63年后，一部名为《三八线》的电视剧，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硝烟岁月，在电视剧的热播中，今天迎来了又一个朝鲜停战纪念日。

　　《三八线》在荧屏热播两个多月，65岁的康明一直没看。他有自己的三八线故事。康明的父亲康致中，担任志愿军第1军第7师第19团的团长，1953年6月26日牺牲在三八线附近的战场。康明从小知道父亲是烈士，但他至今未能在父亲的坟前祭拜。

　　根据政策，康致中被安葬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152坟墓，此地位于三八线以北的军事禁区内。康明曾三赴朝鲜半岛，远眺父亲战斗过和葬身于兹的山峦，然而，要想踏上那片土地并不容易。他唯一且特殊的“抵达”方式，是在卫星地图上，不停缩小和放大像素，找出那个最像152墓地的阴影处，用手摩挲轻点。

　　母亲口中的父亲

　　小时候，康明知道母亲藏了一只盒子，里面有许多相片。他不止一次瞧见，母亲捧着相片独自落泪。

　　母亲曾带他去串门，看见邻居家的小孩跟爸爸有说有闹，他突然问：“别人都有爸爸，我爸呢？”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母亲哭了。康明被吓得手足无措。那时他第一次知道：爸爸牺牲了。

　　年稍长，康明逐渐接受了父亲是烈士的事实，但他无法到父亲的坟前祭拜。

　　通过盒子里的相片，通过母亲的讲述，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清晰立体起来。

　　康明的父亲康致中和母亲高亚梅都是西安人。

　　康致中曾是西安二中的进步学生。参加过西安事变前夕的学潮，后来赴延安，成为抗日大学学员。抗大毕业后，康致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曾担任第1军7师21团的政委。

　　西安解放后，高亚梅入伍了，在部队里认识了比她大14岁的康致中，两人结为夫妻。

　　1951年，康明出生。同年，第1军在为入朝作准备，康致中以实习副团长身份两次入朝，回国后，他在全军作讲话，讲解朝鲜战争特点。此时康致中由政工干部转为军事干部，从1951年12月起，担任第1军7师19团的团长。1953年1月，康致中随第1军入朝，参加了停战前的夏季战役。

　　康明家的相片盒子里，有一张父亲出征前一家人的合影。“部队开拔前，他忙得很，天天作报告。(1952年)12月31日的下午，他突然回来了，说‘明明呢，抱起来，抱起来，拍照’。”这是康明从母亲那里听说的。

　　康明未足两岁，母亲将他弄醒，抱起。康致中说，把孙副团长的孩子也抱来。一家三口拍了一张，又照了张“一家四口”的。

　　“我母亲当时怀着孕，”康明说：“父亲可能觉得，孩子快生了，他不在身边。所以把孙副团长的孩子当成自家的，拍个全家福。”

　　拍完照，康致中给妻子留下一句话：“部队明天就要走了，如果(我)回不来，你带明明回西安。”

　　一语成谶。

　　停战前的牺牲

　　1953年6月26日，停战前最后一个月，康致中牺牲在三八线附近。

　　国内第一个知此消息的，是康致中在原西北野战军时期的战友孙叔扬。孙当时在中央军委秘书处。

　　康明1966年在北京见到孙叔扬。孙讲述，他有一天看到一份电报，说第1军7师19团团部被炸。他向前方发电，问具体损失情况。回电列了一串牺牲者的名字，包括康致中。孙叔扬当时脑子嗡地一下，就瘫在椅子上。

　　康明后来找到父亲多位战友及部下，了解康致中的牺牲经过。部队那时驻扎在三八线附近的老秃山。19团担负7师的主攻任务，原定6月28日，向笛音里西北无名高地进攻。但因被俘者叛变，7师阵地布防情况已被敌方掌握。6月26日正午，美空军出动飞机40余架次，轮番空袭轰炸数小时。19团团部所在的坑道被炸塌，指挥中枢顿时瘫痪。

　　坑道是螺旋式的，上下四层，两个出口，空间很大，可容纳数百人。刚被炸时，离坑口近的人冲了出来，但轰炸批次越来越多，整个山很快垮了下来。

　　坑道里正在召开战前会议，连级以上干部基本都在。包括团长康致中、政委孙泽东、参谋长王伯明在内的114人全部被埋。团级干部中，仅副团长孙锡成一人幸免，所辖各营的连长也多数遇难。

　　“坑道炸塌后，里面和外面都在挖。起初时候还能打电话，我父亲说，快挖，里面憋的很。但是挖一锹，却陷进两锹土，根本挖不进去。外边挖土的战士也被炸死不少。之后，通讯就断了，里面没了声音。当时还在作战，就没有再挖下去。”康明说。

　　这天傍晚，在敌阵地前潜伏了整整一白天，等待攻击指令的“突击2连”奉令撤回。得知团营首长牺牲，战士们坚决要求再战。28日，战斗猝然打响。19团仅用4分钟就占领高地。敌军展开反扑，悉数被击退。

　　执行任务的2连被换下时仅剩33人。连长王银楼，多年后升任7师的师长。他告诉康明：战士们打急了眼，没有一个退却，牺牲的人都喊过“为康团长报仇”、“为孙政委报仇”的口号。

　　三八线上的墓地

　　上小学时，康明发现，作为烈士的父亲，却没有葬在西安烈士陵园。那时就有了疑问：父亲葬在哪儿？

　　在母亲收藏的信件里，他找到线索。1953年8月，7师政治部来信：致中同志就地临时安葬，准备迁回沈阳。

　　就地临时安葬，是战时惯例。

　　国内集中安葬志愿军烈士的陵园有三处，分别为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湖北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其中，沈阳和丹东的陵园建于1951年，赤壁是中南军区预备野战医院所在地，接受过1200多名志愿军伤病员。除此外，其余归国烈士遗体，散葬于国内各地。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原规划安葬特级、一级战斗英雄和团以上干部。康致中本在此列。

　　而在1956年，7师政治部在另一封写给高亚梅的信中称：致中同志仍在朝鲜安葬，地点为江原道铁原郡朔字一五二号坟墓一号墓。

　　康明在19团原1营通讯员孙泉友那里得知，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开始挖掘炸塌的坑道。一个工兵营，挖了一个多月。

　　坑道里的时间已经凝固。100多个人像睡着了：政委的脸压着电话机，已经嵌进肉里；参谋长在土上半跪着，手握工兵锹，保持挖掘的姿势；康致中则躺在行军床上，盖着被子，帽子戴得整整齐齐，面容庄严。

　　离康致中不远，墙上有一张作战地图，右侧斜插着康明两岁时的照片。由于坑道潮湿，照片发霉，烂了一角。康明翻出一封家信，1953年4月，康致中在信中让妻子寄孩子的照片。在回信中康致中说，收到照片后，插在地图上，想念的时候，时常看两眼。

　　康明觉得，这是他和父亲最近的距离，“冥冥中，我又陪伴了他一个多月。”

　　根据7师政委戴金川的回忆，起初康致中等人被安葬在老秃山战场附近，那里依山傍水，有条小河叫艾川。装殓康致中的是一只大炮的炮弹箱。1954年，康致中等人被集中迁葬在152号坟墓，康致中为1号墓。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成立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在朝鲜陆续修建8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分别位于桧仓、云山、价川、长津湖、开城、上甘岭、金城、新安州。

　　由于作战地域广，战线长，战场情况复杂，桧仓等8处陵园并没有收葬全部志愿军烈士。很多烈士分散葬在朝鲜各地，还有的则葬在韩国境内。

　　未能收葬部分就包括152号墓地。停战时，那里是军事缓冲区，如今成为罕有人至的军事禁区。而像152号墓地一样迷失在三八线上的墓地，并不止一处。

　　“康孙支队”的后代

　　康明一直有个念想：去三八线上，找到152号墓地。

　　康明辗转获得一张152号墓地的照片。照片备注，152号墓地又叫“江原道铁原郡上马山里青云洞老秃山志愿军烈士陵园”。这是父亲的战友们1958年离朝归国前，到墓地告别时所拍。墓园有栅栏，园中修了一座六角亭，亭内有纪念碑，上刻“永垂不朽”。亭后第一排有五座墓，依次属于康致中、政委孙泽东等人。

　　看过照片，康明萌生一种使命感：“我想我父亲是1号，那么我得去找2号3号的孩子，大家一起去把父亲们的遗骨接回来。”

　　1970年代，康明打听到政委孙泽东的儿子孙群凯在北京化工机械厂，去厂里找他。站门口等了许久，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小伙走到跟前问：“你是‘康孙支队’康的儿子吗？”

　　这是康明第一次听说“康孙支队”，但他立即明白过来，康孙支队是19团的代号。他反问：“你是孙政委的孩子？”四目相对，两人紧紧拥抱。

　　孙群凯的成长经历很坎坷。母亲将他交给爷爷抚养，爷爷窘迫，他一度流落街头，靠父亲的老战友偶尔接济，艰难长大。康明找到他时，他快结婚了，蜗居在胡同里，家里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和两张柜子。康明留给他20块钱，当作贺礼。

　　在那个年代，20块钱是康明半个月的工资。康明对孙群凯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像是找到了兄弟。

　　康明的母亲也改嫁过，但他在相对和睦的环境中长大。对父亲的思念，从童年贯穿到晚年。

　　他的曾用名是康毅军，这是父亲以“第1军”谐音取的名。年轻时，他用的手表、地图筒、哨子等，都是父亲的遗物。他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军人，在戈壁滩上当过5年坦克兵。退伍回乡，一直在西安工作，最后在微电机研究所退休。老来别无挂念，“既不想吃得多好，也不想买车买房”，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把父亲接回来，让他落叶归根。

　　2010年，康明的母亲去世，留下遗言：“把骨灰撒了”。他曾想过，把母亲骨灰撒在山东荣成的黄河入海口，那里离父亲最近。但又想，也许有一天，他能接回父亲，将父母合葬一处。因此，母亲的骨灰一直未撒。

　　根据康明掌握的情况，除了炸死在坑道中的志愿军，152墓地还葬有7师其他烈士。包括8团1营副营长张八和7师后勤部长杜耀亭。张八是著名战斗英雄和爆破英雄，中流弹身亡。杜耀亭则是在“7·27”停战前一天的下午，被敌军倾泻的炸弹炸死，最后装入棺材的是一堆碎肉。

　　葬在152号墓地的团级干部有11人。康明和其他9家的孩子保持联系，“只有一个人没找到家属。实习副团长王德勇，陕西商洛人。”这些后代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有的是下岗工人，有的则是农民，康明说，他们都想找回自己父亲的遗骸，但多数人有心无力。

　　杜耀亭的妻子吕瑞清，是唯一去过152号墓地的烈士遗属。

　　停战前夕，她接到丈夫来信，说快回国了，而后噩耗传来。吕瑞清始终不信，嚷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1954年，军部特批她去朝鲜。刨开杜耀亭的墓，棺中不见尸首，只有一汪浑水，上面飘着轻软的东西，细看，是一层鹅毛。

　　吕瑞清突然静默，而后大哭。她明白了，这是临行前她亲手给丈夫织的鹅毛被。

　　时移世易，康明已经很难再像吕瑞清一样踏上三八线。

　　康明曾向有关部门去信了解情况，回信称，要去那里，除非得到朝鲜有关方面的许可。

　　特殊的“抵达”

　　康明选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寻找152号墓地。

　　2005年，他接触到卫星地图软件，突发奇想，在电脑上打开地图搜索起来。无数次放大和缩小像素，无数次失败后，终于找到一个疑似152号墓地的位置。智能手机普及后，更加便捷，在手机上下载卫星地图软件，随时随地能查。对旁人来讲，在朝鲜的地图上找出一座墓地令人头大，但他花五六分钟就能做到。

　　2013年6月，康明的寻亲故事，在电视上播出。同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向中方表示将归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遗骸。韩方表示，归还遗骸能抚平战争留下的伤痕，也有利于推动韩中两国发展友好关系、构筑互信。

　　在近期热播的《三八线》剧中，第38集的片尾镜头锁定在2014年3月28日，辽宁沈阳。是日临近清明，肃穆和悲戚的气息在城市的薄雾中弥漫，由韩国向中方移交的首批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搭载专机归国，放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遗骸归来时，康明也在。他和各地赶来的志愿军后代步入陵园，献菊花、插中华烟、摆上西凤酒，祭奠437个“回家”的无名烈士。但他心里清楚，这里面没有父亲。

　　康明的努力，让寻墓有了越来越多的眉目，以前说他执拗，不理解他的老伴，现在也变了态度。老伴如今对康明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一些志愿军后代通过QQ找到康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找回父辈的遗骸。

　　2013年7月底，正逢停战60年，康明和一些志愿军后代赴韩旅行。他们先后去了巨济岛战俘营、铁原战场遗址、台风瞭望台、坡州“敌军墓地”。

　　瞭望台上有一架望远镜，可以清晰望见三八线北的山峦。康明急切地在镜筒里搜索152号坟墓，但徒劳无获。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拿出事先准备的一面幕帐，把19团全团干部的照片挂起，宣读祭文，遥祭152号墓。韩国哨兵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事，请示上级后，默许了他的行为，但要求在游客到来前结束。

　　韩国之行后，康明还去过朝鲜。尽管没能前往152号墓地，他在江原道元山市马山里的一个志愿军墓地祭奠了这里的烈士，并将碑文发回国内。在志愿者帮助下，康明找到马山里墓部分烈士的后代。60多年来，这些烈士家属从不知道亲人埋骨何处。

　　2015年底，康明得知152号墓地更准确的信息。刻着“永垂不朽”的碑还在，但六角亭没了，墓园里坟包尚存，但坟前不见石碑。那附近有一所小学，校长说，很久没见外人来此。

　　根据新的信息，他在卫星图上找到一个新地点，更像152号墓。因为卫星俯拍的缘故，那些坟包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圆坑，石碑隐约可见，附近有树，有村舍，有农田。

　　康明期待有一天能到那里。

　　“那个位置，我到了就能马上找到。往下挖，我父亲一定在下面。”康明激动地说。他的手指在手机地图上点拨起来，这是现在他唯一的“抵达”方式。

　　那片阴影处，康明无数次想过站在那里，告诉父亲，要接他“回家”。离此最近的一次是韩国之行。铁丝网前，他掏出一条软中华香烟，用尽所有的力气，扔向北方。他相信，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就在不远处。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李显峰(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