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结过婚吗？最新的讯息介绍。

谈到耶经考古学，并不限于旧约和犹太人，还有海量的研究是用来验证新约的。老的不再赘述，而新的发现呢？
以下是哈佛大学梅华龙兄的新闻稿，他在耶经考据学方面有点研讨的，注意，不是耶经考古学，前者是后者的对头。

耶稣结过婚吗？哈佛教授可能被文物伪造者骗了？

学术界的发现很少能进入公众的视野，除非这项发现的主角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如，尽管四千多年前的石峁城墙对于乐于了解中华文明起源的人们来说可谓是石破天惊的发现，但在大众媒体的考古报道当中，其受到的关注度远不如曹操墓的发掘。在西方同样如此，关于著名人物而又富有争议性的发现恐怕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这几年来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发现，恐怕是无出“耶稣可能有妻子”其右者了。
2012年，哈佛大学神学院知名学者，早期基督教史学家Karen King在罗马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她的发现：一块写有科普特语（古埃及语的后代）纸草残片上写着令人惊讶的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我的妻子……能够成为我的门徒’。”这项发现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在基督教文化圈以外的我国，都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历史上，有些人认定耶稣结过婚，并结合古代诺斯底派（Gnostic）福音的部分模棱两可的内容声称耶稣的妻子就是新约中“抹大拉的玛利亚”（Mary Magdalene）。而在正统基督教会眼中，将耶稣与女性、性、婚姻放在一起实乃大不敬。而这件新“文物”的发现则可以“证明”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耶稣妻子。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件文物的真实性。有学者指出，这篇文献的科普特语包含多处语法错误，而且有些字母的外形似乎也与其声称的年代不甚相符。但King和她的支持者则动用从哈佛、麻省理工到哥伦比亚等一系列高校的研究人员和设备，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块纸草残片是伪造的——无论是纸草纤维本身的碳十四断代，还是墨迹本身”。当然，King也表示，“这则文献并非耶稣的同时期文献”——不论耶稣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因此这则文献可能只是反映了早期教会某些分支的观点”。几年来，“耶稣有过妻子”、“他的妻子可能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早期教会中女性曾占有很高的地位”等有关此文献的一系列观点已然相当流行。
--乍一看，这个哈佛大学神学院的著名基督教史学家金女士的推测十分有力，既有科技检测的数据支持，又以历史记载的相对性作为解释，俺都要信了。21世纪的今天，这么重大的发现，应该没有西贝货吧？不过，这世界就是怕认真二字。

就在几天之前，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Ariel Sabar在该杂志2016年7-8月期发表了他为期数年的调查结果（注释1）。在这篇报道中，Sabar虽不能摆出斩钉截铁的证据，但在他可谓扣人心弦的追踪过程中涌现出的无数疑点都指向了一个可能：这块纸草残片是伪造的。不仅如此，他还用侦探小说般的笔调刻画了一个神秘、精明、古怪乃至有些阴森可怖的伪造者形象：生活在佛罗里达的德国移民Walter Fritz。在开始的抵触之后，纸草的发表者，哈佛教授Karen King终于在本月16日松口承认自己受骗了，而纸草可能系伪造：“它让天平倒向了伪造这一边。”（注释2）。
--前述新闻早已看过，梅兄在耶经考据上揭露神棍造假的文章也拜读过一些。如今又有了新段子，还是如此重磅的，涉及重量级人物，可能伪造，不是定论，但很，可，疑。

任何文物的研究都不能限于其本身。文物的来历和它本身的性质、内容一样具有关键意义，这一点恐怕稍微了解围绕“清华简”产生的争论的人都可以理解。无论真品赝品，文物的来历必须要讲清楚，因为这为我们判断真伪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外部信息。而记者Sabar发现，虽然哈佛方面动用了各种现代科技，但恰恰在文物来历方面并未进行太多调查。纸草主人声称所有相关人士都已经作古：包括他声称的纸草原主、一位指出这些纸草的内容可能包括《约翰福音》的德国纸草学家以及这位纸草学家的同事。于是，我们的King教授不无遗憾地表示：没办法追踪文物的来历了。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位记者却利用网络搜索引擎并多次赴德国调研、采访，并且动用了一门并不神秘的技术——打破砂锅问到底——慢慢为我们揭示了可能的事件经过。
--同样的道理和标准，俺和诸多互不相识的同仁也是出于对真相的爱好，俺还有对于教材中戕贼孩童的愤怒，分散地认真地寻找那些历史记载的源流，然后便发现了重重虚构伪造的痕迹。西方几百年的体系已经很成熟完备，可惜，谎言就是谎言，新的发现、网络讯息传递，科技考古进步，还有人们对真理的渴望，古典学大厦已经是千疮百孔。

首先，Sabar通过采访King发现纸草最终的主人所声称的转购时间（1997年）与他出示的合同有差异（1999年）。于是他调查了所有相关人物。其中疑点最大的就是那位原主人，一位姓Laukamp的德国移民。这位德国汽车零件商已经去世，晚年曾住在佛罗里达州。而他的美国邻居本告诉Sabar，Laukamp及其夫人几乎不通英文，是两杆老烟枪，看起来也没什么文化。于是第一个疑点出现了：若果真如此，一位大老粗真的会有闲情逸致收藏古玩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于是Sabar继续追踪其生前的事业。慢慢地他发现Laukamp并不是什么富豪，人到中年事业上才有些起色，于是在佛罗里达盖了栋休假房。不久，他夫人罹患癌症返回德国治疗，几年后他的公司破产，本人也最终因肺癌离世。此外，接洽King教授的人告诉她，Laukamp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东德购买了这批纸草，到90年代才卖给他本人。
--前述已经提及，几个重要当事人均已死去。这里要提一下，1582年，西方真正的统一历法-格里高利历，就是在毫无海量计算和巨大天文测量工程的前提下，由一个医生摸出一本据说是其死去的老哥的遗著的副本，献给了历法委员会，其很有可能是300年前大元帝国郭守敬领衔研制的授时历的传播简化版。须知，没有统一历法就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那些就只是传说故事。

紧接着Sabar找到了Laukamp的一位合伙人，住在佛罗里达的美籍德国人Walter Fritz。简单的网络搜索就让Sabar发现了第二个疑点：这位Fritz曾经创立过一个叫Nefer Art的艺术品公司，而Nefer在埃及语里表示“美丽”。大家别忘了，那块纸草残片由科普特语也就是古埃及语的晚期形式写成，而与文物前主人过从甚密的人中，有人至少对古代埃及语言有所了解——这难道只是巧合？紧接着，Sabar搜到一位叫Walter Fritz的人曾经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埃及学，并在1990年代初期在德国知名埃及学期刊上发表过文章。通过比较这两个Fritz的照片，Sabar确认，这两人为同一人。换句话说，纸草残片的原主曾经有个合伙人曾是懂埃及语的学者！
--即使是1880年以后才为西方所知的所谓古埃及莎草书，西方“破译”古埃及文字并编造的辞典已经问世数十载了。这个学者的文章下面还要扒皮，和前述金教授的研判有关系。

Sabar又赴德国调查。一方面从Laukamp的继子处确认了他几乎不可能是纸草的主人，因为这位仅仅受过相当于我国初中教育的零件商不仅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品位和爱好，而且还不可能在1960年代初期的东德购买纸草。因为他那时候刚刚非法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身无分文，没有财力也更没有胆量重新返回东德去买古玩。另一方面，他得知那位Fritz1990年代初从柏林自由大学埃及学项目退学，从此杳无音讯。同时，他曾经的老师告诉记者，Fritz聪明但不够努力，与其说他是学者，倒不如说他更像个销售人员，“似乎总想卖给你什么东西”。此外，据称他与他的导师关系不睦，因为他唯一发表过的文章涉嫌剽窃其导师在课堂上的讲义。最重要的是，他确实学过科普特语，但“学得并不算出色”。假如他真的伪造了这份文献，那么其半生不熟的科普特语倒是能解释其中的语法错误——而Karen King对此的解释是“这位古代的作者是个新手”。
--似曾相识的桥段，诸君可以回看那些所谓的挖宝或是考古过程，从拿破仑时期的商某，到波斯王朝的洋教官罗某，还有茶叶贩子施某，诸如此类。

于是Sabar把精力放在了那位Fritz身上。长话短说，一开始抗拒采访的Fritz最终承认他在柏林自由大学学过埃及学，并且自己就是纸草的主人，并且也就是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哈佛教授Karen King。但他坚决否认自己伪造了纸草。他还出示过其他证据，譬如一位叫Peter Munro的德国学者——也是他曾经的一位老师（而他从没告诉过King教授他学过埃及学和科普特语）——曾经于1982年鉴定过那批纸草并指出其中有些内容与《约翰福音》有关。然而，在所谓Munro写给纸草主人的信件中，却出现了把某些德语词里的--拼成-ss-的现象——而直到1990年代中期德语正字法改革之后这种拼法才正式出现，而不大可能出现在他声称的1982年。此外，Munro的前妻告诉Sabar，1980年代早期她正在学习科普特语，如果她的前夫那时发现了如此有趣的一批科普特语古文献，他不可能对她隐瞒。总之，Fritz举出的证据链条是禁不起推敲的。
而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是，Sabar表示Walter Fritz在King教授公开发表这份“耶稣曾经娶妻”的古代文献仅仅数周之前，买下了一个叫做gospelofjesuswife.com的域名——“耶稣妻子福音网”！一切似乎都变得非常明显了。
--惯于撒谎的会习惯于撒谎，呵呵。商某在宣布破译古埃及文字后，秘密找书商收回并销毁自己前面印刷的著作，为什么？因合同诈骗而败诉破产的走私者施某在发掘特洛伊的笔记里满纸谎言，为什么？

其实，Sabar也并不是唯一调查此事的人士。早就有人指出，那一批纸草中至少有一篇笔迹类似的是伪造品。因而“耶稣妻子”这篇也同样需要仔细审查。只不过King教授等学者坚持相信现代科技的断代，尽管其断代只能证明两件事：一、纸草来自古代；二、墨水不含现代成分。而这两条信息并不能证明文物是真品，因为伪造者靠古方制墨是有先例的。
总之，似乎一切细节都告诉人们——所谓耶稣曾经有妻子的古文本很可能是伪造品，而背后主使就是这位Fritz，也就是将文物交给哈佛King教授的那个人。
--科技检测也是有局限的，本地相关人士就有论文阐述，需要数据和可靠记载的相互比对。何况，这草席片子是否是古代的，出土后保存对检测数据的影响，业内那是常识。另外，万年唐三彩的段子可不是假新闻。呵呵。

然而Sabar的发现远远不止于此。他惊奇地发现，Fritz的生意经远远不限于汽车零件和艺术品。本世纪初，他居然办过一个成人色情网站，而网站的主角竟是他自己的妻子。似乎他们二人对性有异于常人的理解和推崇。Sabar指出，《达芬奇密码》的主角，小说中哈佛教授Langdon曾经说，“对早期教会而言，人们利用性与神直接对话的行为给教会当权者造成了极大威胁，因此后者竭尽全力将性妖魔化，使之成为罪恶、恶心的行为。”另外，Fritz还说他妻子会突然开口说神谕，用的语言可能是耶稣所讲的阿拉姆语（Aramaic）。那么，Fritz和他那位声称接受过神谕可以未卜先知的妻子是否受到过《达芬奇密码》的启发，或至少笃信某种圣化性行为的神秘信条呢？Sabar发现，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成人网站开通于2003年4月，也就是《达芬奇密码》出版仅仅一个月之后。而这是不是另一个巧合呢？
而在Fritz与Sabar见面时，他坦承自己觉得诺斯底派的福音书——也就是可能被解读为提及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婚姻关系的古文献——“时代更早，因而远比新约收录的四福音要可信得多”。更令Sabar惊讶的是，被旧时同事称为精明商人的Fritz在席间“本相毕露”，突然提议要让Sabar帮他写本书，书的内容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不为人知的故事”。他说，传统教会压制女性的地位，而且性被丑化，而这本书要纠正这种观点。但他本人并不想出现在这本书里——如同在“耶稣有妻子”引发的一系列争论里一样，“他只想作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已”，Sabar说。
直到事件的最后，我们也不知道Fritz是否伪造了这份文献。但种种迹象表明，他有信仰和物质上的动机、也有技术上的能力伪造——除了科普特语之外，他还学过实用艺术，自己可以创作艺术品，并且在之前的公司里卖过古玩赝品。
--某些著名所谓古埃及莎草书，俺不说是纸，它们的来源就是古董商的收藏。还有某些著名的史诗、巨著，也是臭名昭著的赝品制造者的宝贝。

我们也不能忘记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哈佛神学院知名教授Karen King。Sabar在完成采访和调查之后曾经提出要与她当面交流，被她婉拒。她当时表示“更关心哥伦比亚大学的测试结果”。然而除了机器之外，King教授是否忘了其实人也可以找寻真相？是什么让她忽略了Fritz提供的证据链里面某些相当明显的纰漏呢？这位Fritz与她交流时，有时表示自己并不懂科普特语，有时却又能“试着”翻译这份文件的部分词句。难道教授没有注意到吗？此外，又是什么让她跳过对文物来历的考证，直接就跨到对其历史意义的解读呢？在哈佛神学院网站上我们可以读到对她的采访，其中有她对这篇文献的理解：这篇文献并不能证明耶稣是否结过婚，但至少可以证明在古代某些基督徒看来“那些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女人，是可以做耶稣的门徒的”（注释3），因为彼时教会中正在争论基督徒是否应该独身守贞。Sabar在其报道中不无暗示地指出，Fritz或许恰恰是看中了King教授的女性主义倾向，投其所好地送给她这份一定程度上可能契合其观点的“佐证”，从而引其上钩，成为其行骗的帮凶。
诚然，这种揣测过于主观了，近乎于诽谤和阴谋论。当然，翻开King的简历，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其研究方向的两个特征：诺斯底派；性别、女性与教会。不得不说科普特语关于“耶稣有妻子”的文献足以让这样一位学者感到兴奋。更何况，对于基督教历史的学者来说，几乎任何关于耶稣的新发现都足以让一位学者载入史册。除了那位高深莫测的Fritz之外，个人价值观、立场、名利会不会成为另一只将严肃学者引向歧途的“看不见的手”呢？所以，King仅仅是一位受害者吗？
我们看到，她似乎一直都知道Fritz的名字，那么她何以都没有发现过曾经有一篇埃及学论文的作者也叫这个名字？Fritz声称1982年已故的柏林自由大学Munro教授曾经鉴定过这批纸草，而根据其简历1982年King教授本人正在自由大学访学并从事科普特文献方面的研究，如果真有此事，她当时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不是有些奇怪吗？至少她想核实此事，恐怕比一位圈外的记者要容易许多。但几年来King教授至少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做过。
无论如何，这出好戏给我们这些局外人带来的最大教训，恐怕就是千万不可忽视人的主观动机。关于主观动机的推测在学术研究里或许无法上台面，但现实往往比学术所呈现的要复杂许多。Sabar的报道围绕着动机——Fritz可能的造假动机，King轻信的原因以及一直捍卫自己观点的潜在动机。我们作为读者也不禁好奇记者本人，Ariel Sabar，一位来自库尔德地区的犹太学者的后代（他的父亲是UCLA的阿拉姆语专家），为什么会花费如此大的经历，去挖掘一段与自己的信仰和文化背景并不直接相关的故事。

不论文物真伪，耶稣是否结过婚、早期教会中女性的地位、当代教会和整体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等等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和社会话题。然而，学术议题与社会议题难分难解的关系，有意无意之间却可以让学术走上歧途。
（文/梅华龙）http://cul.qq.com/a/20160623/010246.htm中文版谈到耶经考古学，并不限于旧约和犹太人，还有海量的研究是用来验证新约的。老的不再赘述，而新的发现呢？
以下是哈佛大学梅华龙兄的新闻稿，他在耶经考据学方面有点研讨的，注意，不是耶经考古学，前者是后者的对头。

耶稣结过婚吗？哈佛教授可能被文物伪造者骗了？

学术界的发现很少能进入公众的视野，除非这项发现的主角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如，尽管四千多年前的石峁城墙对于乐于了解中华文明起源的人们来说可谓是石破天惊的发现，但在大众媒体的考古报道当中，其受到的关注度远不如曹操墓的发掘。在西方同样如此，关于著名人物而又富有争议性的发现恐怕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这几年来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发现，恐怕是无出“耶稣可能有妻子”其右者了。
2012年，哈佛大学神学院知名学者，早期基督教史学家Karen King在罗马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她的发现：一块写有科普特语（古埃及语的后代）纸草残片上写着令人惊讶的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我的妻子……能够成为我的门徒’。”这项发现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在基督教文化圈以外的我国，都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历史上，有些人认定耶稣结过婚，并结合古代诺斯底派（Gnostic）福音的部分模棱两可的内容声称耶稣的妻子就是新约中“抹大拉的玛利亚”（Mary Magdalene）。而在正统基督教会眼中，将耶稣与女性、性、婚姻放在一起实乃大不敬。而这件新“文物”的发现则可以“证明”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耶稣妻子。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件文物的真实性。有学者指出，这篇文献的科普特语包含多处语法错误，而且有些字母的外形似乎也与其声称的年代不甚相符。但King和她的支持者则动用从哈佛、麻省理工到哥伦比亚等一系列高校的研究人员和设备，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块纸草残片是伪造的——无论是纸草纤维本身的碳十四断代，还是墨迹本身”。当然，King也表示，“这则文献并非耶稣的同时期文献”——不论耶稣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因此这则文献可能只是反映了早期教会某些分支的观点”。几年来，“耶稣有过妻子”、“他的妻子可能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早期教会中女性曾占有很高的地位”等有关此文献的一系列观点已然相当流行。
--乍一看，这个哈佛大学神学院的著名基督教史学家金女士的推测十分有力，既有科技检测的数据支持，又以历史记载的相对性作为解释，俺都要信了。21世纪的今天，这么重大的发现，应该没有西贝货吧？不过，这世界就是怕认真二字。

就在几天之前，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Ariel Sabar在该杂志2016年7-8月期发表了他为期数年的调查结果（注释1）。在这篇报道中，Sabar虽不能摆出斩钉截铁的证据，但在他可谓扣人心弦的追踪过程中涌现出的无数疑点都指向了一个可能：这块纸草残片是伪造的。不仅如此，他还用侦探小说般的笔调刻画了一个神秘、精明、古怪乃至有些阴森可怖的伪造者形象：生活在佛罗里达的德国移民Walter Fritz。在开始的抵触之后，纸草的发表者，哈佛教授Karen King终于在本月16日松口承认自己受骗了，而纸草可能系伪造：“它让天平倒向了伪造这一边。”（注释2）。
--前述新闻早已看过，梅兄在耶经考据上揭露神棍造假的文章也拜读过一些。如今又有了新段子，还是如此重磅的，涉及重量级人物，可能伪造，不是定论，但很，可，疑。

任何文物的研究都不能限于其本身。文物的来历和它本身的性质、内容一样具有关键意义，这一点恐怕稍微了解围绕“清华简”产生的争论的人都可以理解。无论真品赝品，文物的来历必须要讲清楚，因为这为我们判断真伪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外部信息。而记者Sabar发现，虽然哈佛方面动用了各种现代科技，但恰恰在文物来历方面并未进行太多调查。纸草主人声称所有相关人士都已经作古：包括他声称的纸草原主、一位指出这些纸草的内容可能包括《约翰福音》的德国纸草学家以及这位纸草学家的同事。于是，我们的King教授不无遗憾地表示：没办法追踪文物的来历了。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位记者却利用网络搜索引擎并多次赴德国调研、采访，并且动用了一门并不神秘的技术——打破砂锅问到底——慢慢为我们揭示了可能的事件经过。
--同样的道理和标准，俺和诸多互不相识的同仁也是出于对真相的爱好，俺还有对于教材中戕贼孩童的愤怒，分散地认真地寻找那些历史记载的源流，然后便发现了重重虚构伪造的痕迹。西方几百年的体系已经很成熟完备，可惜，谎言就是谎言，新的发现、网络讯息传递，科技考古进步，还有人们对真理的渴望，古典学大厦已经是千疮百孔。

首先，Sabar通过采访King发现纸草最终的主人所声称的转购时间（1997年）与他出示的合同有差异（1999年）。于是他调查了所有相关人物。其中疑点最大的就是那位原主人，一位姓Laukamp的德国移民。这位德国汽车零件商已经去世，晚年曾住在佛罗里达州。而他的美国邻居本告诉Sabar，Laukamp及其夫人几乎不通英文，是两杆老烟枪，看起来也没什么文化。于是第一个疑点出现了：若果真如此，一位大老粗真的会有闲情逸致收藏古玩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于是Sabar继续追踪其生前的事业。慢慢地他发现Laukamp并不是什么富豪，人到中年事业上才有些起色，于是在佛罗里达盖了栋休假房。不久，他夫人罹患癌症返回德国治疗，几年后他的公司破产，本人也最终因肺癌离世。此外，接洽King教授的人告诉她，Laukamp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东德购买了这批纸草，到90年代才卖给他本人。
--前述已经提及，几个重要当事人均已死去。这里要提一下，1582年，西方真正的统一历法-格里高利历，就是在毫无海量计算和巨大天文测量工程的前提下，由一个医生摸出一本据说是其死去的老哥的遗著的副本，献给了历法委员会，其很有可能是300年前大元帝国郭守敬领衔研制的授时历的传播简化版。须知，没有统一历法就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那些就只是传说故事。

紧接着Sabar找到了Laukamp的一位合伙人，住在佛罗里达的美籍德国人Walter Fritz。简单的网络搜索就让Sabar发现了第二个疑点：这位Fritz曾经创立过一个叫Nefer Art的艺术品公司，而Nefer在埃及语里表示“美丽”。大家别忘了，那块纸草残片由科普特语也就是古埃及语的晚期形式写成，而与文物前主人过从甚密的人中，有人至少对古代埃及语言有所了解——这难道只是巧合？紧接着，Sabar搜到一位叫Walter Fritz的人曾经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埃及学，并在1990年代初期在德国知名埃及学期刊上发表过文章。通过比较这两个Fritz的照片，Sabar确认，这两人为同一人。换句话说，纸草残片的原主曾经有个合伙人曾是懂埃及语的学者！
--即使是1880年以后才为西方所知的所谓古埃及莎草书，西方“破译”古埃及文字并编造的辞典已经问世数十载了。这个学者的文章下面还要扒皮，和前述金教授的研判有关系。

Sabar又赴德国调查。一方面从Laukamp的继子处确认了他几乎不可能是纸草的主人，因为这位仅仅受过相当于我国初中教育的零件商不仅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品位和爱好，而且还不可能在1960年代初期的东德购买纸草。因为他那时候刚刚非法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身无分文，没有财力也更没有胆量重新返回东德去买古玩。另一方面，他得知那位Fritz1990年代初从柏林自由大学埃及学项目退学，从此杳无音讯。同时，他曾经的老师告诉记者，Fritz聪明但不够努力，与其说他是学者，倒不如说他更像个销售人员，“似乎总想卖给你什么东西”。此外，据称他与他的导师关系不睦，因为他唯一发表过的文章涉嫌剽窃其导师在课堂上的讲义。最重要的是，他确实学过科普特语，但“学得并不算出色”。假如他真的伪造了这份文献，那么其半生不熟的科普特语倒是能解释其中的语法错误——而Karen King对此的解释是“这位古代的作者是个新手”。
--似曾相识的桥段，诸君可以回看那些所谓的挖宝或是考古过程，从拿破仑时期的商某，到波斯王朝的洋教官罗某，还有茶叶贩子施某，诸如此类。

于是Sabar把精力放在了那位Fritz身上。长话短说，一开始抗拒采访的Fritz最终承认他在柏林自由大学学过埃及学，并且自己就是纸草的主人，并且也就是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哈佛教授Karen King。但他坚决否认自己伪造了纸草。他还出示过其他证据，譬如一位叫Peter Munro的德国学者——也是他曾经的一位老师（而他从没告诉过King教授他学过埃及学和科普特语）——曾经于1982年鉴定过那批纸草并指出其中有些内容与《约翰福音》有关。然而，在所谓Munro写给纸草主人的信件中，却出现了把某些德语词里的--拼成-ss-的现象——而直到1990年代中期德语正字法改革之后这种拼法才正式出现，而不大可能出现在他声称的1982年。此外，Munro的前妻告诉Sabar，1980年代早期她正在学习科普特语，如果她的前夫那时发现了如此有趣的一批科普特语古文献，他不可能对她隐瞒。总之，Fritz举出的证据链条是禁不起推敲的。
而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是，Sabar表示Walter Fritz在King教授公开发表这份“耶稣曾经娶妻”的古代文献仅仅数周之前，买下了一个叫做gospelofjesuswife.com的域名——“耶稣妻子福音网”！一切似乎都变得非常明显了。
--惯于撒谎的会习惯于撒谎，呵呵。商某在宣布破译古埃及文字后，秘密找书商收回并销毁自己前面印刷的著作，为什么？因合同诈骗而败诉破产的走私者施某在发掘特洛伊的笔记里满纸谎言，为什么？

其实，Sabar也并不是唯一调查此事的人士。早就有人指出，那一批纸草中至少有一篇笔迹类似的是伪造品。因而“耶稣妻子”这篇也同样需要仔细审查。只不过King教授等学者坚持相信现代科技的断代，尽管其断代只能证明两件事：一、纸草来自古代；二、墨水不含现代成分。而这两条信息并不能证明文物是真品，因为伪造者靠古方制墨是有先例的。
总之，似乎一切细节都告诉人们——所谓耶稣曾经有妻子的古文本很可能是伪造品，而背后主使就是这位Fritz，也就是将文物交给哈佛King教授的那个人。
--科技检测也是有局限的，本地相关人士就有论文阐述，需要数据和可靠记载的相互比对。何况，这草席片子是否是古代的，出土后保存对检测数据的影响，业内那是常识。另外，万年唐三彩的段子可不是假新闻。呵呵。

然而Sabar的发现远远不止于此。他惊奇地发现，Fritz的生意经远远不限于汽车零件和艺术品。本世纪初，他居然办过一个成人色情网站，而网站的主角竟是他自己的妻子。似乎他们二人对性有异于常人的理解和推崇。Sabar指出，《达芬奇密码》的主角，小说中哈佛教授Langdon曾经说，“对早期教会而言，人们利用性与神直接对话的行为给教会当权者造成了极大威胁，因此后者竭尽全力将性妖魔化，使之成为罪恶、恶心的行为。”另外，Fritz还说他妻子会突然开口说神谕，用的语言可能是耶稣所讲的阿拉姆语（Aramaic）。那么，Fritz和他那位声称接受过神谕可以未卜先知的妻子是否受到过《达芬奇密码》的启发，或至少笃信某种圣化性行为的神秘信条呢？Sabar发现，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成人网站开通于2003年4月，也就是《达芬奇密码》出版仅仅一个月之后。而这是不是另一个巧合呢？
而在Fritz与Sabar见面时，他坦承自己觉得诺斯底派的福音书——也就是可能被解读为提及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婚姻关系的古文献——“时代更早，因而远比新约收录的四福音要可信得多”。更令Sabar惊讶的是，被旧时同事称为精明商人的Fritz在席间“本相毕露”，突然提议要让Sabar帮他写本书，书的内容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不为人知的故事”。他说，传统教会压制女性的地位，而且性被丑化，而这本书要纠正这种观点。但他本人并不想出现在这本书里——如同在“耶稣有妻子”引发的一系列争论里一样，“他只想作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已”，Sabar说。
直到事件的最后，我们也不知道Fritz是否伪造了这份文献。但种种迹象表明，他有信仰和物质上的动机、也有技术上的能力伪造——除了科普特语之外，他还学过实用艺术，自己可以创作艺术品，并且在之前的公司里卖过古玩赝品。
--某些著名所谓古埃及莎草书，俺不说是纸，它们的来源就是古董商的收藏。还有某些著名的史诗、巨著，也是臭名昭著的赝品制造者的宝贝。

我们也不能忘记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哈佛神学院知名教授Karen King。Sabar在完成采访和调查之后曾经提出要与她当面交流，被她婉拒。她当时表示“更关心哥伦比亚大学的测试结果”。然而除了机器之外，King教授是否忘了其实人也可以找寻真相？是什么让她忽略了Fritz提供的证据链里面某些相当明显的纰漏呢？这位Fritz与她交流时，有时表示自己并不懂科普特语，有时却又能“试着”翻译这份文件的部分词句。难道教授没有注意到吗？此外，又是什么让她跳过对文物来历的考证，直接就跨到对其历史意义的解读呢？在哈佛神学院网站上我们可以读到对她的采访，其中有她对这篇文献的理解：这篇文献并不能证明耶稣是否结过婚，但至少可以证明在古代某些基督徒看来“那些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女人，是可以做耶稣的门徒的”（注释3），因为彼时教会中正在争论基督徒是否应该独身守贞。Sabar在其报道中不无暗示地指出，Fritz或许恰恰是看中了King教授的女性主义倾向，投其所好地送给她这份一定程度上可能契合其观点的“佐证”，从而引其上钩，成为其行骗的帮凶。
诚然，这种揣测过于主观了，近乎于诽谤和阴谋论。当然，翻开King的简历，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其研究方向的两个特征：诺斯底派；性别、女性与教会。不得不说科普特语关于“耶稣有妻子”的文献足以让这样一位学者感到兴奋。更何况，对于基督教历史的学者来说，几乎任何关于耶稣的新发现都足以让一位学者载入史册。除了那位高深莫测的Fritz之外，个人价值观、立场、名利会不会成为另一只将严肃学者引向歧途的“看不见的手”呢？所以，King仅仅是一位受害者吗？
我们看到，她似乎一直都知道Fritz的名字，那么她何以都没有发现过曾经有一篇埃及学论文的作者也叫这个名字？Fritz声称1982年已故的柏林自由大学Munro教授曾经鉴定过这批纸草，而根据其简历1982年King教授本人正在自由大学访学并从事科普特文献方面的研究，如果真有此事，她当时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不是有些奇怪吗？至少她想核实此事，恐怕比一位圈外的记者要容易许多。但几年来King教授至少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做过。
无论如何，这出好戏给我们这些局外人带来的最大教训，恐怕就是千万不可忽视人的主观动机。关于主观动机的推测在学术研究里或许无法上台面，但现实往往比学术所呈现的要复杂许多。Sabar的报道围绕着动机——Fritz可能的造假动机，King轻信的原因以及一直捍卫自己观点的潜在动机。我们作为读者也不禁好奇记者本人，Ariel Sabar，一位来自库尔德地区的犹太学者的后代（他的父亲是UCLA的阿拉姆语专家），为什么会花费如此大的经历，去挖掘一段与自己的信仰和文化背景并不直接相关的故事。

不论文物真伪，耶稣是否结过婚、早期教会中女性的地位、当代教会和整体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等等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和社会话题。然而，学术议题与社会议题难分难解的关系，有意无意之间却可以让学术走上歧途。
（文/梅华龙）http://cul.qq.com/a/20160623/010246.htm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