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军队建设造成的四大影响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中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加上毛泽东的军队要支持工农业生产、对学生实行军训、对乱的单位实行军管的批示，这就是留名历史的“三支两军”。在这种大背景下，军队相当程度上卷入了政治运动中，由此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总的来看，文革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突出政治冲击了军事训练。在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提议下，1966年8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规定政治教育时间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部队为40%，半训部队和半生产部队为20%，生产部队为10%。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给政治教育让路。由此，军队中凡是不赞成“突出政治”和多抓了一点训练的人，都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锦标主义”，甚至是“否定政治力量，妄图以技术压革命”的政治帽子，遭到冲击和批判。当时军队和地方中都推崇又红又专，实际上是以红为主，专则没有多大地位。如果有人肯于钻研业务，就要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这样，就在军队中造成了军事干部不敢抓训练、战士不敢学技术的普遍现象。同时为了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全军先后派出了280万名干部、战士介入政治运动，占到了6、70年代全军最高员额的40%以上，由此大量占用了军队本来就不多的训练时间，导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军军事训练的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说军队战斗力没有受到削弱，那是很奇怪的事情。据1969年5月对一个大军区中的18名师长、92名团长进行的调查，其中有半数人不会组织本级战斗演习；2个师的109名基层干部中仅有10%能组织本级训练；有的作训参谋不知道什么是行军序列；营、连干部多数不会组织行军、宿营和战场生活管理，有的连队干部甚至连军语也不懂。

空军更是重灾区。在1964年，空军飞行员年平均飞行小时数达到了120小时，不逊于美苏军队。而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居然锐减到23.5小时，有的部队甚至不到18个小时！文革期间，空军飞行员平均年飞行小时数只有不到40小时，不足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1970年代，作为台海战斗第一线的广州军区空军，其飞行员居然有超过98%没有打过空靶，超过80%的飞行员没有进行过任何战术训练，大部分飞行员甚至连航炮实弹射击都没有参加过。著名的海军东海舰队“海空雄鹰团”原本是三种气象能打、四种气象能“走”的优秀海军航空兵团，历经文革10年后，生生被折腾成了只能在一种气象条件下作战的部队。文革后的1977年，空军恢复了中断近10年的“飞行甲种团”评定，对空军进行了全面摸底。结果全军仅有一个航空兵团能达到甲种团标准，而空靶、地靶射击全军命中率不到1%，全军飞行员仅有7%具备夜间飞行作战能力，甚至超过60%的飞行员在返场降落时无法在地面塔台不提示的情况下找到飞机跑道，这种军事训练水平是何其触目惊心！

2．军队管理和教育体制受到严重干扰，机构臃肿，冗员严重。在文革期间，军队受到严重冲击，大批高级将领被打倒，不少军事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建国以来逐渐形成和制订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与条令、条例被否定和破坏，导致军队的日常管理工作无章可循，部队各种事故和不良倾向逐年增加。仅1969年全军由于行政责任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多达2436人，其中汽车事故一项就死亡1359人。海军航空兵在文革10年间共发生一、二等飞行事故70起，报废飞机70架，牺牲飞行员62名，事故率和损失大大超过了文革前时期。同时，因支左而造成了军队中派性严重，一些单位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盛行，严明的纪律遭到了践踏，内耗现象不断发生，极大地危害了军队的团结和稳定。军队院校也“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遭到揪斗和迫害，正常的教学活动完全停止，陷入了长期的派性斗争之中。到1969年，全军院校由125所锐减为43所，除军政大学和一所海军水面舰艇学校外，其余指挥院校和部分专业技术院校被撤销。经过十几年努力建立起来的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制，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和高等两级制的院校体系遭到破坏，一大批优秀教员被处理，长期积累的珍贵的中外教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仪器设备损坏严重，校舍也都改作他用。陈赓大将创建的著名的哈军工，就是在文革中期遭到肢解而消失的。

在文革期间，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军队的各级领导机关都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运动办公室，诸如专案组、审干组、大批判组、清查办公室、三支两军办公室等，美其名曰为“需要就是编制”。加上当时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很不好，既反帝又反修，战争危险日益临近，因而军队大量扩编，增加编制定额，各级副职领导干部成倍增加，一些军、师、团和省军区、军分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多达十几名甚至数十名。这就造成了军队的组织编制混乱，比例失调，机构臃肿，干部严重超编，非战斗人员大幅度增加。到了1970年代，中国军队总员额最高时达到了661万人，成为了全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大量的军费用于人员开支，影响了武器装备的改善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3．国防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武器装备更新缓慢。在文革期间，军队系统中有的科研机构被撤销，有些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武器装备的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装备建设的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及科研工作的协作与交流都遭到了破坏。这一时期生产的各种武器装备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和不配套问题。如著名的63式自动步枪，研制定型时质量不错，但在批量生产过程中乱改工艺、粗制滥造，装备到部队后问题成堆，被迫于1970年代末从部队撤装；海军接收的5型主要舰艇，遗留的质量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就达 469项；空军接收的700多架歼6战斗机，有50%缺少必要的配套器具等。另外，在先进国家武器装备研制和列装日新月益的同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则更新缓慢，军备建设大大落后。如在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的56式75无坐力炮、56式40火箭筒和56式85加农炮都无法有效击穿苏军T-62坦克的正面装甲，给作战造成了严重困难。战后，中国军工部门不得不奉命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坦克武器会战，紧急研制出了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69式40火箭筒和75式105无坐力炮等应急武器装备，以对抗苏军可能入侵时的装甲洪流；而空军就更有意思了，新型飞机研制过程困难重重，时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却喊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歼6可以包打天下”。结果就是，歼6成为了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20余年间中国空军唯一的主力装备，而且在1977年重新仿制生产的新歼6甲服役之前，中国的夜空要么不设防，要么在十多年间只能由原本是拿来应急的歼5甲来守护。文革结束后，当先进国家的第三代战机已经批量服役时，中国军队的主力战机还是1950年代水平的歼6，而在雷达电子设备上的差距，则几乎落后了整整两个时代。

4．军地矛盾突出，军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文革中的“三支两军”，军队大量介入地方的派系斗争，支一派压一派，造成军队与地方、军队与军队间的严重对立。在席卷全国的武斗中，就不同程度地有军队参与，严重恶化了军队与群众间的关系。据《王力反思录》披露，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73岁寿辰的宴席上曾发出号召：“为全国全面内战干杯！”由此挑起了天下大乱。如此背景下，军队成为了稳定的柱石，在长期的支左和军管中，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中央政策对了，军队就对了，中央政策错了，军队就错了，军队被推上了第一线，与地方和群众的矛盾盘根错节，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和遗留问题。如文革中震动全国的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前后在武斗中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群众就达18.4万人；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军队开枪导致了300多名群众死伤；1968年广西军区数万军队参与的对反对派组织及受其牵连的群众的镇压屠杀中，死亡和失踪人员达10万之众；因为分别支持云南的两大对立群众组织“八二三”和“炮兵团”，昆明军区内部、昆明军区和第14军之间也造成了很大矛盾，严重影响了部队团结。到1978年底准备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军区内部和部队中做统一思想工作，不得不说出了狠话：“现在中心工作是准备打仗，其他一切问题打完仗再说。如有制造矛盾延误作战的行为，一律从严处置！”而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则承受了被临阵换将的无奈命运。邓小平在战后说得好：“说实话，经过这十多年，军队的名誉是不好的，经过这一仗，名誉会恢复一下，仗要打才会。”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中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加上毛泽东的军队要支持工农业生产、对学生实行军训、对乱的单位实行军管的批示，这就是留名历史的“三支两军”。在这种大背景下，军队相当程度上卷入了政治运动中，由此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总的来看，文革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突出政治冲击了军事训练。在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提议下，1966年8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规定政治教育时间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部队为40%，半训部队和半生产部队为20%，生产部队为10%。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给政治教育让路。由此，军队中凡是不赞成“突出政治”和多抓了一点训练的人，都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锦标主义”，甚至是“否定政治力量，妄图以技术压革命”的政治帽子，遭到冲击和批判。当时军队和地方中都推崇又红又专，实际上是以红为主，专则没有多大地位。如果有人肯于钻研业务，就要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这样，就在军队中造成了军事干部不敢抓训练、战士不敢学技术的普遍现象。同时为了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全军先后派出了280万名干部、战士介入政治运动，占到了6、70年代全军最高员额的40%以上，由此大量占用了军队本来就不多的训练时间，导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军军事训练的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说军队战斗力没有受到削弱，那是很奇怪的事情。据1969年5月对一个大军区中的18名师长、92名团长进行的调查，其中有半数人不会组织本级战斗演习；2个师的109名基层干部中仅有10%能组织本级训练；有的作训参谋不知道什么是行军序列；营、连干部多数不会组织行军、宿营和战场生活管理，有的连队干部甚至连军语也不懂。

空军更是重灾区。在1964年，空军飞行员年平均飞行小时数达到了120小时，不逊于美苏军队。而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居然锐减到23.5小时，有的部队甚至不到18个小时！文革期间，空军飞行员平均年飞行小时数只有不到40小时，不足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1970年代，作为台海战斗第一线的广州军区空军，其飞行员居然有超过98%没有打过空靶，超过80%的飞行员没有进行过任何战术训练，大部分飞行员甚至连航炮实弹射击都没有参加过。著名的海军东海舰队“海空雄鹰团”原本是三种气象能打、四种气象能“走”的优秀海军航空兵团，历经文革10年后，生生被折腾成了只能在一种气象条件下作战的部队。文革后的1977年，空军恢复了中断近10年的“飞行甲种团”评定，对空军进行了全面摸底。结果全军仅有一个航空兵团能达到甲种团标准，而空靶、地靶射击全军命中率不到1%，全军飞行员仅有7%具备夜间飞行作战能力，甚至超过60%的飞行员在返场降落时无法在地面塔台不提示的情况下找到飞机跑道，这种军事训练水平是何其触目惊心！

2．军队管理和教育体制受到严重干扰，机构臃肿，冗员严重。在文革期间，军队受到严重冲击，大批高级将领被打倒，不少军事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建国以来逐渐形成和制订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与条令、条例被否定和破坏，导致军队的日常管理工作无章可循，部队各种事故和不良倾向逐年增加。仅1969年全军由于行政责任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多达2436人，其中汽车事故一项就死亡1359人。海军航空兵在文革10年间共发生一、二等飞行事故70起，报废飞机70架，牺牲飞行员62名，事故率和损失大大超过了文革前时期。同时，因支左而造成了军队中派性严重，一些单位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盛行，严明的纪律遭到了践踏，内耗现象不断发生，极大地危害了军队的团结和稳定。军队院校也“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遭到揪斗和迫害，正常的教学活动完全停止，陷入了长期的派性斗争之中。到1969年，全军院校由125所锐减为43所，除军政大学和一所海军水面舰艇学校外，其余指挥院校和部分专业技术院校被撤销。经过十几年努力建立起来的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制，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和高等两级制的院校体系遭到破坏，一大批优秀教员被处理，长期积累的珍贵的中外教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仪器设备损坏严重，校舍也都改作他用。陈赓大将创建的著名的哈军工，就是在文革中期遭到肢解而消失的。

在文革期间，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军队的各级领导机关都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运动办公室，诸如专案组、审干组、大批判组、清查办公室、三支两军办公室等，美其名曰为“需要就是编制”。加上当时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很不好，既反帝又反修，战争危险日益临近，因而军队大量扩编，增加编制定额，各级副职领导干部成倍增加，一些军、师、团和省军区、军分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多达十几名甚至数十名。这就造成了军队的组织编制混乱，比例失调，机构臃肿，干部严重超编，非战斗人员大幅度增加。到了1970年代，中国军队总员额最高时达到了661万人，成为了全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大量的军费用于人员开支，影响了武器装备的改善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3．国防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武器装备更新缓慢。在文革期间，军队系统中有的科研机构被撤销，有些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武器装备的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装备建设的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及科研工作的协作与交流都遭到了破坏。这一时期生产的各种武器装备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和不配套问题。如著名的63式自动步枪，研制定型时质量不错，但在批量生产过程中乱改工艺、粗制滥造，装备到部队后问题成堆，被迫于1970年代末从部队撤装；海军接收的5型主要舰艇，遗留的质量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就达 469项；空军接收的700多架歼6战斗机，有50%缺少必要的配套器具等。另外，在先进国家武器装备研制和列装日新月益的同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则更新缓慢，军备建设大大落后。如在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的56式75无坐力炮、56式40火箭筒和56式85加农炮都无法有效击穿苏军T-62坦克的正面装甲，给作战造成了严重困难。战后，中国军工部门不得不奉命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坦克武器会战，紧急研制出了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69式40火箭筒和75式105无坐力炮等应急武器装备，以对抗苏军可能入侵时的装甲洪流；而空军就更有意思了，新型飞机研制过程困难重重，时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却喊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歼6可以包打天下”。结果就是，歼6成为了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20余年间中国空军唯一的主力装备，而且在1977年重新仿制生产的新歼6甲服役之前，中国的夜空要么不设防，要么在十多年间只能由原本是拿来应急的歼5甲来守护。文革结束后，当先进国家的第三代战机已经批量服役时，中国军队的主力战机还是1950年代水平的歼6，而在雷达电子设备上的差距，则几乎落后了整整两个时代。

4．军地矛盾突出，军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文革中的“三支两军”，军队大量介入地方的派系斗争，支一派压一派，造成军队与地方、军队与军队间的严重对立。在席卷全国的武斗中，就不同程度地有军队参与，严重恶化了军队与群众间的关系。据《王力反思录》披露，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73岁寿辰的宴席上曾发出号召：“为全国全面内战干杯！”由此挑起了天下大乱。如此背景下，军队成为了稳定的柱石，在长期的支左和军管中，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中央政策对了，军队就对了，中央政策错了，军队就错了，军队被推上了第一线，与地方和群众的矛盾盘根错节，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和遗留问题。如文革中震动全国的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前后在武斗中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群众就达18.4万人；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军队开枪导致了300多名群众死伤；1968年广西军区数万军队参与的对反对派组织及受其牵连的群众的镇压屠杀中，死亡和失踪人员达10万之众；因为分别支持云南的两大对立群众组织“八二三”和“炮兵团”，昆明军区内部、昆明军区和第14军之间也造成了很大矛盾，严重影响了部队团结。到1978年底准备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军区内部和部队中做统一思想工作，不得不说出了狠话：“现在中心工作是准备打仗，其他一切问题打完仗再说。如有制造矛盾延误作战的行为，一律从严处置！”而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则承受了被临阵换将的无奈命运。邓小平在战后说得好：“说实话，经过这十多年，军队的名誉是不好的，经过这一仗，名誉会恢复一下，仗要打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