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末代港督彭定康是怎么说脱欧公投的，对比在香港问题 ...

又一个投票日，又一个抉择日。但这一次不同于以往。这一次抉择被伦敦新市长称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阴沉沉的天气似乎加重了抉择的严峻性。英国数千万选民在大雨、洪水、长达数月激烈辩论后的紧张气氛、以及德国枪击事件的不祥新闻中，纷纷走进投票站，在有关英国是否应该退出欧盟的全民投票中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老天在玩英国？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可能影响公投改变世界的命运？！》下午，我订阅的微信公号上闪出了这句话。这是英国华人社区的微信公号“英国大家谈”推送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紧张地关注这场公投结果的，不仅有英国选民、英国华人社区，更有全世界的媒体、金融市场、政要、企业家等各方焦灼的目光，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好奇的视线。

我在当地的投票站投完票后，与投票站门厅的几位选民聊了起来。
我拦住了一位40岁上下的女性，问她的投票意向。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为什么？”我自报了记者的身份，她才放心：“我投票选择离开欧盟。”
“为什么？”
“因为我想取回我们国家的控制权。”
“包括对移民的控制权？”
“对，当然包括移民，但不仅仅是移民，还有我们的钱、我们的主权，等等。”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位老年妇女告诉我，她投票继续留在欧盟。我问她原因，她说，她不想冒险，因为离开欧盟会损害英国贸易、经济、就业、收入，而且，她这次不仅是在为自己投票，也是在为自己的子女、孙子女的未来投票。
“那么，退欧阵营的理由没有说服你？”我问。
“我是在平衡了各方的观点之后，作出这个抉择的。”她回答。
一个年轻男性选民告诉我，他也选择了留欧。他告诉我，他现在还在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谈到如此抉择的原因，他有些激动：“这次公投拉票活动，退欧、留欧两大阵营的表现，大大降低了我对政客的尊重。但我选择留欧的主要原因，是退欧阵营几乎没有什么专家。让我特别生气的是，麦可•戈夫对选民说，不要理睬专家的意见。坦率地说，作为像我这样的还在大学读书的年轻人，他的这种话让我感到震惊。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完全不可能接受极右的、反移民的观点。我听信多数科学家的话，他们说，在科学研究方面，留在欧盟将会让我们更强大；我听信多数经济学家的话，他们说，离开欧盟将会让我们的经济受到伤害。”
麦可•戈夫（Michael Gove）是英国司法大臣、退欧阵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停顿了一下，这位年轻男性选民又低声对我说：“这话我们私下说：让人特别不舒服的是，据说老年人多数都想离开欧盟，而年轻人多数都想留在欧盟，但老年人投票率远远高于年轻人，如果投票结果是离开欧盟，那么，等这些投退欧票的老年人离开人世后，承受后果的却是我们这些投留欧票的年轻人。”
我告诉他，刚才与我聊天的那位老年妇女就投了留欧的票。
他笑了：“我爸爸支持退欧，但我猜，今天他也可能投了留欧的票，因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对后代福利的关心，可能会让他选择维持现状。”
一次“自残”的公投？
投票日两天前，在伦敦温布利体育馆举行的BBC公投大辩论上，留欧阵营质问对方：请说出哪怕一个支持英国退欧的盟国的名字来！
退欧阵营的三员辩将瞠目结舌。他们说不出来。
不仅如此。超过90%的经济学家、几乎100%的权威机构（国内、国际）都不支持英国退欧。
但似乎如此“孤家寡人”的退欧阵营仍然振振有词，仍然获得这次辩论现场大约一半听众的掌声，仍然获得当晚大约一半电视观众的喝彩。
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国际盟友，虽然他们缺少专家支持，但他们仍然有大约一半的民意支持。投票日前数周的各项民意调查，一直显示退欧派民意与留欧派民意不相上下，有时甚至还领先对方。
这大约一半愿意投票退出欧盟的英国选民，主要为一个议题所驱动：移民问题。
不能说一半英国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因为欧盟内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白人；也不能说他们都不知道退欧的经济代价，几个月来留欧阵营反复说的就是退欧经济代价，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在他们的心目中，移民过多之害，大于经济损失之害。
因为，最能打动他们的话，是6月21日晚上这场大辩论上退欧阵营的三位辩将、以及此前此后所有其他退欧鼓动者反反复复强调的一句话：“只要留在欧盟，移民人数就没有上限。”
确实，只要留在欧洲单一市场（不管是不是退出欧盟），欧盟内移民人数就没有上限。因为“人员自由流动”是欧洲单一市场内不可撼动、不容商讨的“三大自由”原则之一：商品、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而如果英国“双退”（退出欧盟，同时也退出单一市场），英国就要像欧洲单一市场之外的国家一样，接受相应的贸易壁垒，包括关税，英国也就如超过90%的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但是，大约有一半的英国选民，因受误导或信息不全而不知道这个风险，或者知道这个风险但为了控制移民人数甘愿冒险，投了支持退欧的票。
其实，伦敦股市、汇市乃至全球市场随着公投前民意调查的结果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情况（退欧民意略有上升，英镑就大跌），这些英国公民并非不清楚，但他们不在乎；美国总统、IMF总裁、大公司老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许多学科的科学家、各类名人、英超足球俱乐部老总、甚至前足球明星小贝等所谓的VIP越警告退欧的危险，他们越坚定自己对着干的投票意向。
原因？对这些多为底层的退欧阵营的民众来说，就因为：一、移民太多了，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挤占了我们的医生预约、夺走了我们孩子的学校名额；二、退欧后英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太好了，经济衰退中受损最大的，一定都是那些精英，那些天天吐沫横飞，警告退欧危险的，包括小贝，不也都是精英吗？
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反建制、反精英、反专家现象，这个现象不是英国独有的，它出现在美国，标志性事件是特朗普的“横空出世”；它出现在欧洲大陆，症状是极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的崛起；它也伴随着其它更加不祥的趋势而出现：金融危机、欧元区崩盘、全球化失控、贫富差距拉大、中东战乱频仍、难民流离失所、全球人口大迁徙……
许多人认为，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下，英国举行退欧公投，至少是选错了时机。
在英国退欧公投投票日两天前，美国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简而言之，退欧可能是自从七国集团40年前成立以来其中一个成员国作出的最糟糕的自残政策。没有一个谨慎的决策者会冒这个风险。”
我的同事、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曾经被中国经济学家于永定称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或‘媒体人–经济学家’”，他至少应该是当今世界上对英国退欧公投可能的结果最担心、甚至最焦虑的人之一，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在公投举行前的两个月，这位经济学家就英国不应退欧这个话题写了不下10篇文章，几乎每周一篇。
他比萨默斯更进一步，直接质疑举行退欧公投的决定。
马丁在《英国退欧公投是自残》一文快收笔时写下的这句话，让我非常吃惊：“可以说，此次公投是我有生之年见过的英国政府最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认为不进行公投就意味着拒绝民主的反对观点，我们可以回答，英国在开始进行此类公投很久前便已是成功的民主国家。”
怎么，全民公投不是被誉为最民主的政治治理方式吗？“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居然质疑直接民主？
代议民主 v. 直接民主
带着种种疑问，我来到马丁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一次小型采访。
在询问了他对欧洲单一市场的“人员自由流动”原则的看法之后，我单刀直入：“马丁，你的那篇文章似乎对全民公投有着非常负面的看法，对于英国是否应该离开欧盟这个关系到英国所有公民利益的重大议题，你认为应该由谁来决定？”
马丁也非常直截了当：“应该由议会来决定，而不应该由全民公投来决定。英国是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代议原则是英国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则。而全民公投的危险在于，它会助长民粹主义政治。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苏格兰需要就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投，因为是否独立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但关于英国是否退出欧盟，却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很难理智地解释其利弊得失，而在全民辩论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夸大、谎言、误导，整个辩论的气氛因此被毒化，所以我不相信在这种气氛下选民会作出明智的决定。”
我问他：“许多人非常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模式，难道英国不应该像瑞士学习吗？”
马丁•沃尔夫回答说：“首先，与英国相比，瑞士规模小得多，也没有特别大的地缘政治议题；其次，瑞士人长久以来一直实行直接民主，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谨慎、保守。有人认为，随着民众逐渐成熟，他们会作出更为明智的决定，但英国民众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媒体、政治辩论方式等等，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实行直接民主的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马丁说的情况，我深有同感。中国人往往认为，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是相对冷静、幽默、保守、甚至颇具“绅士风度”的国家，确实，其它国家的公民也常常用类似的词描述英国人的国民性，相比起邻国法国、德国的政治历史，英国的民主化也相对渐进、平和、保守，即使如此，一遇到全民公投，英国人也会走火入魔，这次退欧公投的两大阵营互相攻击、夸大和曲解事实，也令人瞠目结舌，退欧阵营更擅长“化繁为简”，把有关退欧利弊得失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一些简单、煽情的口号，如“夺回我们的控制权”、“收回我们的边界”、“拿回我的国家”、“6月23日将是我们的独立日”等等，主张退欧的英国独立党则一直在利用普通民众因东欧移民大批涌入给当地社区带来压力而产生的不满，甚至试图从民众对欧洲大陆难民危机的恐慌中榨取政治资本，进而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曾经推出了一份宣传海报，海报中，一望无际的人群如潮水般涌来，海报的标题是“崩溃临界点（breaking point）”。后来，有人指出，这些人群并非符合欧盟之内“人员自由流动”原则的合法移民，而是试图跨越斯洛文尼亚边境的叙利亚难民，但英国不在无边界的申根区之内。海报推出后，法拉奇马上被各方指责涉嫌“种族主义”。
至于某些一直带有“疑欧情结”的英国右翼媒体，更是一直在为底层民众对移民的不满、对难民的恐慌火上浇油，借此鼓动退欧。为了了解离欧阵营的观点，我曾经连续数日阅读支持退欧的几份著名的报纸，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报纸涉及欧盟和留欧阵营的部分报道和评论既不客观，更有民粹主义之嫌。
马丁说的“民粹主义”，也反映在在这次公投辩论中出现的颇为明显的反“建制-精英-专家”现象：几乎所有英国国内和国际上的“有影响、有权威”的机构、专家、媒体、学者、企业家、名人等等，都不赞成退欧，但前面那位攻读物理学博士的年轻选民所提到的退欧阵营主将之一戈夫，却在电视辩论中说了一句注定让他“留名青史”的话：“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专家的话已经听够了！”戈夫更为引起争议的话，则发表在公投日两天前，他把警告退欧经济代价的独立经济学家比喻为拿希特勒政府钱的纳粹科学家。此言一出，马上遭到各方谴责，他也被迫为此道歉。
马丁所深深忧虑的这种退欧辩论的“毒化”气氛，终于在公投投票日一周前酿成了恶性仇杀事件：强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工党女议员乔•考克斯（Jo Cox），在其位于英格兰伯斯托尔的选区内的一家图书馆外被一位极右翼的枪手开枪打死。后来，在法庭上被问及姓名时，此案嫌疑人托马斯•迈尔（Thomas Mair）回答说：“消灭叛国者，自由属于英国（death to traitors, freedom for Britain）。”
英国独立党的难民海报，和考克斯遇害，这两个事件后来被工党领袖科尔宾视为这次公投辩论过程中的转折点。
“多数人的暴政”？
对类似全民公投这样的直接民主的怀疑、警惕和批评，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消停。有人是从为独裁制度辩护的角度提出批评，但也有人是从民主的角度提出批评。例如，美国立国时的“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批评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时说了一句名言：“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
确实，英国民主模式一直是代议民主，历史上，两大政党的领袖都表达过对全民公投的质疑。最有名的例子是，1945年，当保守党首相丘吉尔提出英国民众应当就是否继续战时联合政府举行全民公决时，工党领袖克艾德礼明确表示反对。他称全民公决违反英式传统，是“独裁者和煽动家可以利用的工具。”后来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不喜欢全民公投。在这次退欧公投辩论活动期间，撒切尔最信任的外交事务顾问查尔斯•鲍威（Charles Powell）接受采访时说，撒切尔也认为，全民公投是独裁者的工具，因为独裁者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全民公投，如果撒切尔如今还在世，她将会把这次退欧公投视为“反民主”。
另外两位仍然在世的保守党“大佬”也持同样观点。英国资深议员、前保守党政府的财长肯•克拉克（Ken Clarke）就认为不应该就是否退欧举行公民投票。他说，让选民决定如此复杂的问题是“管理一个现代、复杂的国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保守党前主席、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也承认，他一直不喜欢全民公投。他在为FT撰写的悼念考克斯的文章中说，这次退欧公投的拉票活动在英国社会造成了严重、丑陋的分裂，“就像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时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整个辩论迟早要转向阴谋论和种族问题。”
英国著名喜剧演员理查德•赫林（Richard Herring）说得更为沉痛，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心声。考克斯遇害之后，赫林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这次公投并不是我们多数人想要的，任何一个明智的人（对这次公投的议题）都会感到没有资格作出判断，它已经分裂了我们的国家，我觉得，我们很难弥合这种分裂。”
退欧阵营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捍卫者，但反对全民公投的人却认为，退欧公投本身就不民主，首先，一个国家的选民可以作出影响欧盟五亿公民的决定，这不民主，其次，有数百万欧盟公民居住在英国，其中许多人已经在英国生活多年，对于影响他们未来前途的这个问题，他们却没有投票权。
另外，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管理国家也越来越专业化，选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即议员，委托这些议员在一定期限内管理国家，代表他们作出平衡、审慎、专业化的决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发师、牙医能够更专业化地管理国家。
还有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反对全民公投，认为公投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不利于保护少数人。如果公投的结果是由简单多数来决定，那么，如果仅仅是投票者的50%＋1做出的决定，却要让另外50%－1的投票者接受，只会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分裂，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投票或者弃权的选民更不会心服口服了。
在英国退欧公投日之前两天，我的另外一位同事、FT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写了一篇文章，谈了他对这次公投的纠结和纠结之后仍然决定投票留在欧盟的复杂心态，下面有一位读者留言说：“不管投票结果是什么，这次退欧公投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最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一方险胜的结果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英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国家，所以应该让议会来决定此事。如果英国不得不举行全民公投，那么，就应该作出努力，恰当地让英国人民了解所有的事实、而非宣传，为了这个原因，应该推迟举行退欧公投，并为此任命一个中立的委员会。”
其他英国人则比这位读者“推迟公投”的要求更进一步：在考克斯遇害之后，数万人在英国议会的网站联署签名，要求取消这次公投。在投票开始之前，签名的人已有超过5万7千人。他们的呼声虽然很小，他们的签名虽然未能阻止公投投票的进行，但至少代表了部分人对用这种形式决定诸如退欧这样复杂议题的质疑。
英国举行退欧公投前两天，我在新浪微博上问了两个问题：“还有两天英国就要举行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民投票了。我想问两个问题：1）作为中国人，你关心英国的这次全民公投吗？2）如果未来中国也实现民主了，你认为特别重大的事情应该由议会决定，还是应该由全体选民举行公投来决定？”
一位网友这样回答：“不是太关心，不过我希望英国能留在欧盟。国人真正有选票那天，特别重大的事情我希望全民公投，我觉得被代表怕了。”
当然，他说的“国人”不是英国人，是中国人。
一位身在英国的华人网友这样回答我的问题：“身处英国，非常关心这个事情。中国要是实现了民主，绝对不支持公投，事情永远不是yes or no可以解决的，而且让大多数知识储备都不够的民众去决定这样的事是非常冒险的行为，这是政治家的利我的手段。苏格兰的公投带了一个不好的头。”
那么，在他看来，这次全英国的退欧公投是不是也“带了一个不好的头”？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weicheng_ft@yahoo.co.uk）又一个投票日，又一个抉择日。但这一次不同于以往。这一次抉择被伦敦新市长称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阴沉沉的天气似乎加重了抉择的严峻性。英国数千万选民在大雨、洪水、长达数月激烈辩论后的紧张气氛、以及德国枪击事件的不祥新闻中，纷纷走进投票站，在有关英国是否应该退出欧盟的全民投票中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老天在玩英国？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可能影响公投改变世界的命运？！》下午，我订阅的微信公号上闪出了这句话。这是英国华人社区的微信公号“英国大家谈”推送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紧张地关注这场公投结果的，不仅有英国选民、英国华人社区，更有全世界的媒体、金融市场、政要、企业家等各方焦灼的目光，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好奇的视线。

我在当地的投票站投完票后，与投票站门厅的几位选民聊了起来。
我拦住了一位40岁上下的女性，问她的投票意向。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为什么？”我自报了记者的身份，她才放心：“我投票选择离开欧盟。”
“为什么？”
“因为我想取回我们国家的控制权。”
“包括对移民的控制权？”
“对，当然包括移民，但不仅仅是移民，还有我们的钱、我们的主权，等等。”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位老年妇女告诉我，她投票继续留在欧盟。我问她原因，她说，她不想冒险，因为离开欧盟会损害英国贸易、经济、就业、收入，而且，她这次不仅是在为自己投票，也是在为自己的子女、孙子女的未来投票。
“那么，退欧阵营的理由没有说服你？”我问。
“我是在平衡了各方的观点之后，作出这个抉择的。”她回答。
一个年轻男性选民告诉我，他也选择了留欧。他告诉我，他现在还在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谈到如此抉择的原因，他有些激动：“这次公投拉票活动，退欧、留欧两大阵营的表现，大大降低了我对政客的尊重。但我选择留欧的主要原因，是退欧阵营几乎没有什么专家。让我特别生气的是，麦可•戈夫对选民说，不要理睬专家的意见。坦率地说，作为像我这样的还在大学读书的年轻人，他的这种话让我感到震惊。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完全不可能接受极右的、反移民的观点。我听信多数科学家的话，他们说，在科学研究方面，留在欧盟将会让我们更强大；我听信多数经济学家的话，他们说，离开欧盟将会让我们的经济受到伤害。”
麦可•戈夫（Michael Gove）是英国司法大臣、退欧阵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停顿了一下，这位年轻男性选民又低声对我说：“这话我们私下说：让人特别不舒服的是，据说老年人多数都想离开欧盟，而年轻人多数都想留在欧盟，但老年人投票率远远高于年轻人，如果投票结果是离开欧盟，那么，等这些投退欧票的老年人离开人世后，承受后果的却是我们这些投留欧票的年轻人。”
我告诉他，刚才与我聊天的那位老年妇女就投了留欧的票。
他笑了：“我爸爸支持退欧，但我猜，今天他也可能投了留欧的票，因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对后代福利的关心，可能会让他选择维持现状。”
一次“自残”的公投？
投票日两天前，在伦敦温布利体育馆举行的BBC公投大辩论上，留欧阵营质问对方：请说出哪怕一个支持英国退欧的盟国的名字来！
退欧阵营的三员辩将瞠目结舌。他们说不出来。
不仅如此。超过90%的经济学家、几乎100%的权威机构（国内、国际）都不支持英国退欧。
但似乎如此“孤家寡人”的退欧阵营仍然振振有词，仍然获得这次辩论现场大约一半听众的掌声，仍然获得当晚大约一半电视观众的喝彩。
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国际盟友，虽然他们缺少专家支持，但他们仍然有大约一半的民意支持。投票日前数周的各项民意调查，一直显示退欧派民意与留欧派民意不相上下，有时甚至还领先对方。
这大约一半愿意投票退出欧盟的英国选民，主要为一个议题所驱动：移民问题。
不能说一半英国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因为欧盟内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白人；也不能说他们都不知道退欧的经济代价，几个月来留欧阵营反复说的就是退欧经济代价，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在他们的心目中，移民过多之害，大于经济损失之害。
因为，最能打动他们的话，是6月21日晚上这场大辩论上退欧阵营的三位辩将、以及此前此后所有其他退欧鼓动者反反复复强调的一句话：“只要留在欧盟，移民人数就没有上限。”
确实，只要留在欧洲单一市场（不管是不是退出欧盟），欧盟内移民人数就没有上限。因为“人员自由流动”是欧洲单一市场内不可撼动、不容商讨的“三大自由”原则之一：商品、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而如果英国“双退”（退出欧盟，同时也退出单一市场），英国就要像欧洲单一市场之外的国家一样，接受相应的贸易壁垒，包括关税，英国也就如超过90%的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但是，大约有一半的英国选民，因受误导或信息不全而不知道这个风险，或者知道这个风险但为了控制移民人数甘愿冒险，投了支持退欧的票。
其实，伦敦股市、汇市乃至全球市场随着公投前民意调查的结果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情况（退欧民意略有上升，英镑就大跌），这些英国公民并非不清楚，但他们不在乎；美国总统、IMF总裁、大公司老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许多学科的科学家、各类名人、英超足球俱乐部老总、甚至前足球明星小贝等所谓的VIP越警告退欧的危险，他们越坚定自己对着干的投票意向。
原因？对这些多为底层的退欧阵营的民众来说，就因为：一、移民太多了，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挤占了我们的医生预约、夺走了我们孩子的学校名额；二、退欧后英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太好了，经济衰退中受损最大的，一定都是那些精英，那些天天吐沫横飞，警告退欧危险的，包括小贝，不也都是精英吗？
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反建制、反精英、反专家现象，这个现象不是英国独有的，它出现在美国，标志性事件是特朗普的“横空出世”；它出现在欧洲大陆，症状是极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的崛起；它也伴随着其它更加不祥的趋势而出现：金融危机、欧元区崩盘、全球化失控、贫富差距拉大、中东战乱频仍、难民流离失所、全球人口大迁徙……
许多人认为，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下，英国举行退欧公投，至少是选错了时机。
在英国退欧公投投票日两天前，美国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简而言之，退欧可能是自从七国集团40年前成立以来其中一个成员国作出的最糟糕的自残政策。没有一个谨慎的决策者会冒这个风险。”
我的同事、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曾经被中国经济学家于永定称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或‘媒体人–经济学家’”，他至少应该是当今世界上对英国退欧公投可能的结果最担心、甚至最焦虑的人之一，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在公投举行前的两个月，这位经济学家就英国不应退欧这个话题写了不下10篇文章，几乎每周一篇。
他比萨默斯更进一步，直接质疑举行退欧公投的决定。
马丁在《英国退欧公投是自残》一文快收笔时写下的这句话，让我非常吃惊：“可以说，此次公投是我有生之年见过的英国政府最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认为不进行公投就意味着拒绝民主的反对观点，我们可以回答，英国在开始进行此类公投很久前便已是成功的民主国家。”
怎么，全民公投不是被誉为最民主的政治治理方式吗？“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居然质疑直接民主？
代议民主 v. 直接民主
带着种种疑问，我来到马丁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一次小型采访。
在询问了他对欧洲单一市场的“人员自由流动”原则的看法之后，我单刀直入：“马丁，你的那篇文章似乎对全民公投有着非常负面的看法，对于英国是否应该离开欧盟这个关系到英国所有公民利益的重大议题，你认为应该由谁来决定？”
马丁也非常直截了当：“应该由议会来决定，而不应该由全民公投来决定。英国是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代议原则是英国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则。而全民公投的危险在于，它会助长民粹主义政治。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苏格兰需要就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投，因为是否独立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但关于英国是否退出欧盟，却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很难理智地解释其利弊得失，而在全民辩论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夸大、谎言、误导，整个辩论的气氛因此被毒化，所以我不相信在这种气氛下选民会作出明智的决定。”
我问他：“许多人非常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模式，难道英国不应该像瑞士学习吗？”
马丁•沃尔夫回答说：“首先，与英国相比，瑞士规模小得多，也没有特别大的地缘政治议题；其次，瑞士人长久以来一直实行直接民主，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谨慎、保守。有人认为，随着民众逐渐成熟，他们会作出更为明智的决定，但英国民众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媒体、政治辩论方式等等，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实行直接民主的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马丁说的情况，我深有同感。中国人往往认为，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是相对冷静、幽默、保守、甚至颇具“绅士风度”的国家，确实，其它国家的公民也常常用类似的词描述英国人的国民性，相比起邻国法国、德国的政治历史，英国的民主化也相对渐进、平和、保守，即使如此，一遇到全民公投，英国人也会走火入魔，这次退欧公投的两大阵营互相攻击、夸大和曲解事实，也令人瞠目结舌，退欧阵营更擅长“化繁为简”，把有关退欧利弊得失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一些简单、煽情的口号，如“夺回我们的控制权”、“收回我们的边界”、“拿回我的国家”、“6月23日将是我们的独立日”等等，主张退欧的英国独立党则一直在利用普通民众因东欧移民大批涌入给当地社区带来压力而产生的不满，甚至试图从民众对欧洲大陆难民危机的恐慌中榨取政治资本，进而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曾经推出了一份宣传海报，海报中，一望无际的人群如潮水般涌来，海报的标题是“崩溃临界点（breaking point）”。后来，有人指出，这些人群并非符合欧盟之内“人员自由流动”原则的合法移民，而是试图跨越斯洛文尼亚边境的叙利亚难民，但英国不在无边界的申根区之内。海报推出后，法拉奇马上被各方指责涉嫌“种族主义”。
至于某些一直带有“疑欧情结”的英国右翼媒体，更是一直在为底层民众对移民的不满、对难民的恐慌火上浇油，借此鼓动退欧。为了了解离欧阵营的观点，我曾经连续数日阅读支持退欧的几份著名的报纸，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报纸涉及欧盟和留欧阵营的部分报道和评论既不客观，更有民粹主义之嫌。
马丁说的“民粹主义”，也反映在在这次公投辩论中出现的颇为明显的反“建制-精英-专家”现象：几乎所有英国国内和国际上的“有影响、有权威”的机构、专家、媒体、学者、企业家、名人等等，都不赞成退欧，但前面那位攻读物理学博士的年轻选民所提到的退欧阵营主将之一戈夫，却在电视辩论中说了一句注定让他“留名青史”的话：“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专家的话已经听够了！”戈夫更为引起争议的话，则发表在公投日两天前，他把警告退欧经济代价的独立经济学家比喻为拿希特勒政府钱的纳粹科学家。此言一出，马上遭到各方谴责，他也被迫为此道歉。
马丁所深深忧虑的这种退欧辩论的“毒化”气氛，终于在公投投票日一周前酿成了恶性仇杀事件：强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工党女议员乔•考克斯（Jo Cox），在其位于英格兰伯斯托尔的选区内的一家图书馆外被一位极右翼的枪手开枪打死。后来，在法庭上被问及姓名时，此案嫌疑人托马斯•迈尔（Thomas Mair）回答说：“消灭叛国者，自由属于英国（death to traitors, freedom for Britain）。”
英国独立党的难民海报，和考克斯遇害，这两个事件后来被工党领袖科尔宾视为这次公投辩论过程中的转折点。
“多数人的暴政”？
对类似全民公投这样的直接民主的怀疑、警惕和批评，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消停。有人是从为独裁制度辩护的角度提出批评，但也有人是从民主的角度提出批评。例如，美国立国时的“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批评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时说了一句名言：“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
确实，英国民主模式一直是代议民主，历史上，两大政党的领袖都表达过对全民公投的质疑。最有名的例子是，1945年，当保守党首相丘吉尔提出英国民众应当就是否继续战时联合政府举行全民公决时，工党领袖克艾德礼明确表示反对。他称全民公决违反英式传统，是“独裁者和煽动家可以利用的工具。”后来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不喜欢全民公投。在这次退欧公投辩论活动期间，撒切尔最信任的外交事务顾问查尔斯•鲍威（Charles Powell）接受采访时说，撒切尔也认为，全民公投是独裁者的工具，因为独裁者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全民公投，如果撒切尔如今还在世，她将会把这次退欧公投视为“反民主”。
另外两位仍然在世的保守党“大佬”也持同样观点。英国资深议员、前保守党政府的财长肯•克拉克（Ken Clarke）就认为不应该就是否退欧举行公民投票。他说，让选民决定如此复杂的问题是“管理一个现代、复杂的国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保守党前主席、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也承认，他一直不喜欢全民公投。他在为FT撰写的悼念考克斯的文章中说，这次退欧公投的拉票活动在英国社会造成了严重、丑陋的分裂，“就像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时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整个辩论迟早要转向阴谋论和种族问题。”
英国著名喜剧演员理查德•赫林（Richard Herring）说得更为沉痛，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心声。考克斯遇害之后，赫林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这次公投并不是我们多数人想要的，任何一个明智的人（对这次公投的议题）都会感到没有资格作出判断，它已经分裂了我们的国家，我觉得，我们很难弥合这种分裂。”
退欧阵营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捍卫者，但反对全民公投的人却认为，退欧公投本身就不民主，首先，一个国家的选民可以作出影响欧盟五亿公民的决定，这不民主，其次，有数百万欧盟公民居住在英国，其中许多人已经在英国生活多年，对于影响他们未来前途的这个问题，他们却没有投票权。
另外，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管理国家也越来越专业化，选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即议员，委托这些议员在一定期限内管理国家，代表他们作出平衡、审慎、专业化的决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发师、牙医能够更专业化地管理国家。
还有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反对全民公投，认为公投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不利于保护少数人。如果公投的结果是由简单多数来决定，那么，如果仅仅是投票者的50%＋1做出的决定，却要让另外50%－1的投票者接受，只会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分裂，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投票或者弃权的选民更不会心服口服了。
在英国退欧公投日之前两天，我的另外一位同事、FT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写了一篇文章，谈了他对这次公投的纠结和纠结之后仍然决定投票留在欧盟的复杂心态，下面有一位读者留言说：“不管投票结果是什么，这次退欧公投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最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一方险胜的结果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英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国家，所以应该让议会来决定此事。如果英国不得不举行全民公投，那么，就应该作出努力，恰当地让英国人民了解所有的事实、而非宣传，为了这个原因，应该推迟举行退欧公投，并为此任命一个中立的委员会。”
其他英国人则比这位读者“推迟公投”的要求更进一步：在考克斯遇害之后，数万人在英国议会的网站联署签名，要求取消这次公投。在投票开始之前，签名的人已有超过5万7千人。他们的呼声虽然很小，他们的签名虽然未能阻止公投投票的进行，但至少代表了部分人对用这种形式决定诸如退欧这样复杂议题的质疑。
英国举行退欧公投前两天，我在新浪微博上问了两个问题：“还有两天英国就要举行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民投票了。我想问两个问题：1）作为中国人，你关心英国的这次全民公投吗？2）如果未来中国也实现民主了，你认为特别重大的事情应该由议会决定，还是应该由全体选民举行公投来决定？”
一位网友这样回答：“不是太关心，不过我希望英国能留在欧盟。国人真正有选票那天，特别重大的事情我希望全民公投，我觉得被代表怕了。”
当然，他说的“国人”不是英国人，是中国人。
一位身在英国的华人网友这样回答我的问题：“身处英国，非常关心这个事情。中国要是实现了民主，绝对不支持公投，事情永远不是yes or no可以解决的，而且让大多数知识储备都不够的民众去决定这样的事是非常冒险的行为，这是政治家的利我的手段。苏格兰的公投带了一个不好的头。”
那么，在他看来，这次全英国的退欧公投是不是也“带了一个不好的头”？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weicheng_ft@yahoo.co.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