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宋教仁案件真相之最全推理分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17:06:50
作者：缪人凤
1913年(民国2年)3月20日晚10时40分，领导国民党选举获胜的宋教仁正要上火车赴北京以共商国是，突然一声枪响过，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我中枪了，有刺客。”。人群一阵混乱，而刺客则趁乱跑掉。2天以后，宋含恨而去。
这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宋教仁被刺案。
关于宋案的具体经过及缉捕凶徒所获之许多证据，网上在所多有，本文不作无必要的重复，只在十分必要时作适当引用，欲了解详情者自可一搜得之，这里主要分析一下此案元凶到底是谁。
本来这问题是有答案的，传统的说法就是袁世凯指使洪述祖，洪述祖指使应桂馨，而应桂馨具体指挥武士英实施暗杀。而近来多有学人对此说提出质疑，如张耀杰、芦迪、思公之类一反陈说，否定袁世凯是元凶，反将矛头对指向侦破此案有大功的陈其美，认为其破案过程过于离奇，陈与主凶应桂馨历史关系密切，而袁世凯无暗杀之习惯及动机等。粗粗看之，似不无道理，但细究之下，却破绽百出。
对于此案之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一主线大家都没有疑问，毕竟证据凿凿，关键是洪述祖有没有人指使，是否能确定是其自作主张？应桂馨在受洪指使之外还受不受陈其美指使？陈在破案过程中神奇作用是否就意味着他就是主使之人？
对于第一个问题，很难想象洪述祖是自作主张，这么大的事如果他连一点暗示都没有得到就指示应杀宋，那他又是为了什么？从洪的历史看，他是一个有才无德之徒，他跟从刘铭传、张之洞等人无不因贪污受贿而败事，他跟随袁世凯也无非是因为袁能给他以利禄，那么，如果杀宋是他独断的话，事成对他没有好处，事败则要独食其苦果，这是一个利禄小人所能为的吗？实际上，杀宋确实牵涉到洪、应的经济利益，我们来看以下洪、应之间的电报稿(电文及解说均引自思公《宋教仁谋杀之谜》，本人之见解用“缪注”形式)：
1913，3，6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今日迭接下关所发二月二十五日各信，又接上海德顺里信，又驻署巡署信件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民强》款必肯竭力领取，惟望足下专一妥来取，不便交。（三等车车所费无几）随后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
（这封信件虽然没提宋案，但是最重要的一份证据，洪不愧做过几十年的师爷，幕僚，老奸巨滑，这封信就是篇杀人不见血的杰作。本人特将此信重要词意翻成白话，奇文共赏：
夔弟足下：现在政府的财政很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各种手续没搞太好。比如我们要杀邓，（邓家彦，《中华民报》创办人，老同盟会员，激烈反袁，后曾被袁政府逮捕）要把他的反对文章先收集报告，再把商量如何干掉他的方法说明，最后把他死讯登在象《民强报》那样我们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你以前报告的有宋骗案的材料，不仅现在原件没有，连抄本也没有见到，让人出钱，怎么张嘴，也不好交代啊。你是个明白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拿来材料最好。或者趁宋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激烈行为就好办）也可以借机下手杀了他。）
1913，3，10应致洪电：川密，蒸电
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
（可参阅应13日函。唐德刚有一解释如下：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余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
——问题在于洪是否有力安排此巨大利益？要不要经过上司批准，若不需批准即能为之，洪何苦杀宋？（缪注）
1913，3，11洪致应电
文元坊应夔丞：川密。蒸电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荫具
（洪没见到应13日函，所以不明白）
1913，3，13洪致应电：川密
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荫。
（此电洪还没有接到应要杀宋电函，因此应债票事他也没尽力。他仍在提“毁宋”，此处毁宋仍应该指利用日本材料毁掉宋的名声。但也暗含杀宋可能。关于酬勋，洪在以前提过给应争取勋位，（见前1912，10洪致应函）可能知道应很希望得到。
——无论毁宋是指毁宋之名声也好，干脆杀宋也好，反正此经济利益必与洪、应所能干的事相关，那么也就可以证明洪许应之利益必须经过批准，那么请问，谁能批准之？（缪注）
赵秉钧对此有一解释也可供参考。赵秉钧在通电自辩：“各证物中，最足以使中央政府立于嫌疑者莫过于３月１３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一语。查《临时约法》，授与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然向例必由各机关呈请，其勋绩不甚显著者，则开会评议，取决多数。即中央特授，亦须评决。如毁宋即可酬勋，试问应有何人呈请，何人评决？洪电诳应，岂难推定？由此可见，一切皆洪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
——勋位说可以另议，但如洪、应真的神不知、鬼不觉地办了宋教仁，袁世凯想要给他们勋位何难，当然不会以毁宋之名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啊！这样的情况中国传统社会多有，赵秉钧的辩解并不有力。（缪注）
1913，3，13应致洪函：
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悉，别详陈于后。
一前电述将中央第一次上年九月间所出之八厘公债票，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云以过付之日起利。夔处亲戚刘，胡，薛三家承买，愿出六六二即每百万出实洋六十六万二千元，在上海中央所指定银行克日过付，所要公债三百五十万元，盖该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将外国银行存款一例提出，因思临时期内见政府财政之窘，籍此补助，夔处并不扣用，乞转呈财政长从速密复。夜长梦多，日久又恐变计。夔费半月功夫，得此一案，专为补助中央财政之计，乞转言。
一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登登轮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能值四十余万）为遁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夔因势利用，阴操故纵，不得不勉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
一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无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以之全力从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
（三月初九来函估计是洪三月六日写的信，于九日到。应在读了洪三月六日的函后，心领神会，他看来是真拿不出“毁宋”的证据。正好宋12日到沪，遂下决心杀宋。他首先就报酬问题敲定，强硬提出买公债，然后照洪的计策，提供宋用金钱运动军队的证据，然后提出杀宋理由，再此还编造出杀宋自己要垫付二十万来操作，为争取原政府承诺的“毁宋”三十万酬金。从此看，应是自己主动提出杀人，并居然自己垫钱，应雇佣杀手武士英所承诺仅1000元。基本可判定应是由于无法交“宋骗案”的差，在洪述祖的挑唆和金钱诱惑下，使用铤而走险的帮会杀人伎俩。同样也基本可以否定这是袁，赵密谋下令的暗杀行为。）
——在这里由所谓的“毁宋”变成“杀宋”，应凭什么认定即使杀宋也能获取利益？凭什么“同样也基本可以否定这是袁，赵密谋下令的暗杀行为。”？因为要否定是袁赵下令的关键在于洪为什么批准？他是否经过授意？（缪注）
1913，3，14应致洪电：
北京洪荫芝：川真电悉。要买中央八厘息债票三百五十万，每百净缴六十六万二，沪交款，先电复。
（此交易应与杀宋有一定联系）
——也就是说，在不能毁宋的情况之下，唯有杀宋方能获取利益。（缪注）
1913，3，14应致洪电：应密，寒电
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
（比较奇怪的电报，应在没有得到任何认可下，已经自行派出杀手，开始施行。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成心模糊其词。让人不容易破译电文内容。）
1913，3，17日，洪致应电：应密，铣电
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
（在应没有提杀宋前，洪已经将此事递财政部，并说可能通不过。现在特批，有两种可能，洪通过自己疏通达成交易，另外就是将此事上报特批，而批准者与杀宋就有嫌疑。洪并没忘自己从中渔利。）
——我上面说过，若洪不需批准即能授利于应，则他何苦杀宋？且他自己的利益也与杀宋相关，否则如何“润我若干”？（缪注）
1913，3，18洪致应电：川密
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荫
——可见洪对杀宋的急迫性，非关巨利，何苦来哉？（缪注）
从以上电报搞可知，洪、应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巨大经济利益，而此经济利益非经上司批准不可，有酬庸性质，那么能批准此的非袁世凯而谁？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权力就在于军事、人事、财政权，对于财政拮据之袁政府，能想象袁会将此权力假手外人？固洪、应之杀宋必经袁之授意无疑，也即袁世凯为宋案之元凶也无疑
。
对袁世凯为宋案元凶的结论还可以提供以下两条佐证：
1、二次革命后应夔丞越狱，公开请求平反；后竟寓居北京，要求袁氏兑现诺言。有人劝他收敛，他傲然置之，后被袁氏派遣的军政执法处郝占一与王双喜杀死。如果袁世凯真非宋案主兄，何必暗杀他？他既自投罗网，那么将他置于司法审判不好？如能搞清宋案是他实受命于陈其美等所为，则不啻给给当时趋于失败中的革命党以致命一击，他为何舍此不为，反给人以杀人灭口之印象？有人说他在宋案中也有毁宋（这里指只是毁宋之名誉，而非置宋于死地。）的举措，怕审案后损及他的名誉。但此说不通。因为当时洪、应之间的电报稿早就公诸天下，如果袁的作为真止于此，那么审应还能损袁到那里去？
2、1919年3月27日，洪述祖执行死刑前给自己写了份挽联：“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请问，洪做的谁家的官，行的又是谁家的政？他的祸既是从所谓的“服官政”而出，那么此联所指的祸首还不是很明确了吗？
袁世凯真的没有杀宋之动机吗？
袁世凯曾对杨度表示：孙容易相处，黄容易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夺权不可怕，以合法手段夺权却厉害多了。也就是说袁世凯并不怕国民党起来暴动，反而是怕国民党靠议会来作合法斗争。那么去宋对袁世凯来说是去了一个最难缠的对手，而如果国民党借此暴动的话又正好给他以一个平暴之理由，即使国民党不借此起事，他也要步步进逼，逼使国民党起事后名正言顺在荡平国民党实力派，从而实现其实际统一中国之美梦。后来的历史也正是这样发展，可以说，宋案得利最大的就是袁世凯！而国民党在宋案发生后相当被动，法律解决久拖无果，要起事则又实力不济，而袁世凯身处嫌疑之地，不但毫不让步，反而步步进逼，首先为了扩充军备，于1913年4月26日违法签订了善后大借款，1913年6月9日，罢免李烈钧，随后罢免胡汉民等，7月5日袁世凯即派李纯部攻占九江。至此国民党被迫发动二次革命。可以说，宋案对孙中山全无好处可言，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宋案，而是袁世凯加强专制，步步进逼之结果。现在有论者将宋案栽脏给孙中山，制造所谓孙中山版的“国会纵火案”，还将二次革命的责任推给孙中山，无乃离事实太远乎？而其用心果安在哉？
第二个问题，应桂馨到底受不受陈其美支使？
从应桂馨的历史看，他确实和陈其美关系比较密切。应曾在家乡利用族产办过一个新式学堂，但被族人指控，经陈其美调解得免，这是两者相交之始。应桂馨早年在上海滩闯荡之时，加入青帮，其地位颇高，为“大”字辈人物，他与其师李徵五门徒众多，潜势力很大。陈其美与其相交之后，他在上海的反清活动颇得其助力，应家房屋三十余间，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李、应徒众为陈探听情报，捐输钱财，甚至组织敢死队参加暴动。可以说，没有帮会，陈在上海滩的革命根本打不开局面，当然陈在党内的地位也会受影响。但从上述历史看，应在上海的势力实际要高于陈。
辛亥革命之时，应曾被陈任命过谍报科长，也曾做过孙中山的卫队长，后因其常对孙之客人恶语相向之举，被孙改任庶务长，他对此深有不满，自己改任之时，胁迫为孙作卫士的徒众也随其离开。
革命成功后，应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将其徒众组织成“中华国民共进会”——一个准政党组织。后因他参与在湖北的倒黎元洪活动，事败而遭袁世凯政府通缉。袁世凯正要解决革命后的帮会把持地方问题，下令地方政府严厉镇压，在浙江之共进会遭到重大损失，多人被都督朱瑞处决。但在上海，因陈为都督，此令显然难行，后经过洪述祖之疏通，应的通缉令被取消，还做了苏督程德全的驻沪巡查长，支付月巡查公费1000元，并请中央再每月解决2000元。1912年12月洪陪应北上，袁世凯传见了应桂馨，以政府名义发给他大洋三万元工作费用，应桂馨乘机要求袁世凯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建议选各省帮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上报。此事袁不置可否。离京前，赵秉钧又接见应桂馨，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自此，应摇身一变，成为袁世凯驻沪之情报员。
应的转变，应该是必然的事，帮会势力，无非是逐利，辛亥革命后得势的是袁世凯，唯有旁上袁才能得利，再加上应认为革命成功后，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跟着又有什么前途？但应的转变陈其美知不知道？这很难说，可以肯定的是应在此后与陈的关系依然很密切，而这不足以证明陈允许应暗通袁政府，更可能是应为了探听情报，有意向陈隐瞒了什么。如果两者关系自此完全疏远，那么应的情报从何而来？这从上面引用过的1913.3.13日应致洪函中“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登登轮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能值四十余万）为遁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夔因势利用，阴操故纵，不得不勉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可以看出。在这封函电中，应将国民党之最核心机密全数出卖，其中的“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句还牵涉到了陈其美，联想到1913年5月23日驻扬州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陈其美刺杀一案，可见陈其美必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应在此函中也卖了陈其美。
由此可见，在应投袁之后，他虽然继续保持与陈其美的密切关系，虽然也有两面投机之因素，但主要还是为打探情报，如此他还能被陈其美所指使吗？
假若宋案是陈其美指使应桂馨所为，那么陈后来将他抓住等于是出卖了应，那么对陈最有利的做法是什么呢？应该是尽快将他灭口，否则如应供述他是奉陈令所为，那么陈将何以为人？如果应关在上海时陈能控制局面，为了不给人以灭口印象而留应，那么当二次革命起时，陈为什么不趁机将应灭口？如应死于乱军之中，那么陈连灭口的嫌疑都不明显，为什么纵容他跑掉？
作者：缪人凤
1913年(民国2年)3月20日晚10时40分，领导国民党选举获胜的宋教仁正要上火车赴北京以共商国是，突然一声枪响过，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我中枪了，有刺客。”。人群一阵混乱，而刺客则趁乱跑掉。2天以后，宋含恨而去。
这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宋教仁被刺案。
关于宋案的具体经过及缉捕凶徒所获之许多证据，网上在所多有，本文不作无必要的重复，只在十分必要时作适当引用，欲了解详情者自可一搜得之，这里主要分析一下此案元凶到底是谁。
本来这问题是有答案的，传统的说法就是袁世凯指使洪述祖，洪述祖指使应桂馨，而应桂馨具体指挥武士英实施暗杀。而近来多有学人对此说提出质疑，如张耀杰、芦迪、思公之类一反陈说，否定袁世凯是元凶，反将矛头对指向侦破此案有大功的陈其美，认为其破案过程过于离奇，陈与主凶应桂馨历史关系密切，而袁世凯无暗杀之习惯及动机等。粗粗看之，似不无道理，但细究之下，却破绽百出。
对于此案之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一主线大家都没有疑问，毕竟证据凿凿，关键是洪述祖有没有人指使，是否能确定是其自作主张？应桂馨在受洪指使之外还受不受陈其美指使？陈在破案过程中神奇作用是否就意味着他就是主使之人？
对于第一个问题，很难想象洪述祖是自作主张，这么大的事如果他连一点暗示都没有得到就指示应杀宋，那他又是为了什么？从洪的历史看，他是一个有才无德之徒，他跟从刘铭传、张之洞等人无不因贪污受贿而败事，他跟随袁世凯也无非是因为袁能给他以利禄，那么，如果杀宋是他独断的话，事成对他没有好处，事败则要独食其苦果，这是一个利禄小人所能为的吗？实际上，杀宋确实牵涉到洪、应的经济利益，我们来看以下洪、应之间的电报稿(电文及解说均引自思公《宋教仁谋杀之谜》，本人之见解用“缪注”形式)：
1913，3，6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今日迭接下关所发二月二十五日各信，又接上海德顺里信，又驻署巡署信件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民强》款必肯竭力领取，惟望足下专一妥来取，不便交。（三等车车所费无几）随后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
（这封信件虽然没提宋案，但是最重要的一份证据，洪不愧做过几十年的师爷，幕僚，老奸巨滑，这封信就是篇杀人不见血的杰作。本人特将此信重要词意翻成白话，奇文共赏：
夔弟足下：现在政府的财政很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各种手续没搞太好。比如我们要杀邓，（邓家彦，《中华民报》创办人，老同盟会员，激烈反袁，后曾被袁政府逮捕）要把他的反对文章先收集报告，再把商量如何干掉他的方法说明，最后把他死讯登在象《民强报》那样我们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你以前报告的有宋骗案的材料，不仅现在原件没有，连抄本也没有见到，让人出钱，怎么张嘴，也不好交代啊。你是个明白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拿来材料最好。或者趁宋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激烈行为就好办）也可以借机下手杀了他。）
1913，3，10应致洪电：川密，蒸电
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
（可参阅应13日函。唐德刚有一解释如下：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余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
——问题在于洪是否有力安排此巨大利益？要不要经过上司批准，若不需批准即能为之，洪何苦杀宋？（缪注）
1913，3，11洪致应电
文元坊应夔丞：川密。蒸电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荫具
（洪没见到应13日函，所以不明白）
1913，3，13洪致应电：川密
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荫。
（此电洪还没有接到应要杀宋电函，因此应债票事他也没尽力。他仍在提“毁宋”，此处毁宋仍应该指利用日本材料毁掉宋的名声。但也暗含杀宋可能。关于酬勋，洪在以前提过给应争取勋位，（见前1912，10洪致应函）可能知道应很希望得到。
——无论毁宋是指毁宋之名声也好，干脆杀宋也好，反正此经济利益必与洪、应所能干的事相关，那么也就可以证明洪许应之利益必须经过批准，那么请问，谁能批准之？（缪注）
赵秉钧对此有一解释也可供参考。赵秉钧在通电自辩：“各证物中，最足以使中央政府立于嫌疑者莫过于３月１３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一语。查《临时约法》，授与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然向例必由各机关呈请，其勋绩不甚显著者，则开会评议，取决多数。即中央特授，亦须评决。如毁宋即可酬勋，试问应有何人呈请，何人评决？洪电诳应，岂难推定？由此可见，一切皆洪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
——勋位说可以另议，但如洪、应真的神不知、鬼不觉地办了宋教仁，袁世凯想要给他们勋位何难，当然不会以毁宋之名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啊！这样的情况中国传统社会多有，赵秉钧的辩解并不有力。（缪注）
1913，3，13应致洪函：
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悉，别详陈于后。
一前电述将中央第一次上年九月间所出之八厘公债票，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云以过付之日起利。夔处亲戚刘，胡，薛三家承买，愿出六六二即每百万出实洋六十六万二千元，在上海中央所指定银行克日过付，所要公债三百五十万元，盖该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将外国银行存款一例提出，因思临时期内见政府财政之窘，籍此补助，夔处并不扣用，乞转呈财政长从速密复。夜长梦多，日久又恐变计。夔费半月功夫，得此一案，专为补助中央财政之计，乞转言。
一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登登轮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能值四十余万）为遁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夔因势利用，阴操故纵，不得不勉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
一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无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以之全力从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
（三月初九来函估计是洪三月六日写的信，于九日到。应在读了洪三月六日的函后，心领神会，他看来是真拿不出“毁宋”的证据。正好宋12日到沪，遂下决心杀宋。他首先就报酬问题敲定，强硬提出买公债，然后照洪的计策，提供宋用金钱运动军队的证据，然后提出杀宋理由，再此还编造出杀宋自己要垫付二十万来操作，为争取原政府承诺的“毁宋”三十万酬金。从此看，应是自己主动提出杀人，并居然自己垫钱，应雇佣杀手武士英所承诺仅1000元。基本可判定应是由于无法交“宋骗案”的差，在洪述祖的挑唆和金钱诱惑下，使用铤而走险的帮会杀人伎俩。同样也基本可以否定这是袁，赵密谋下令的暗杀行为。）
——在这里由所谓的“毁宋”变成“杀宋”，应凭什么认定即使杀宋也能获取利益？凭什么“同样也基本可以否定这是袁，赵密谋下令的暗杀行为。”？因为要否定是袁赵下令的关键在于洪为什么批准？他是否经过授意？（缪注）
1913，3，14应致洪电：
北京洪荫芝：川真电悉。要买中央八厘息债票三百五十万，每百净缴六十六万二，沪交款，先电复。
（此交易应与杀宋有一定联系）
——也就是说，在不能毁宋的情况之下，唯有杀宋方能获取利益。（缪注）
1913，3，14应致洪电：应密，寒电
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
（比较奇怪的电报，应在没有得到任何认可下，已经自行派出杀手，开始施行。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成心模糊其词。让人不容易破译电文内容。）
1913，3，17日，洪致应电：应密，铣电
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
（在应没有提杀宋前，洪已经将此事递财政部，并说可能通不过。现在特批，有两种可能，洪通过自己疏通达成交易，另外就是将此事上报特批，而批准者与杀宋就有嫌疑。洪并没忘自己从中渔利。）
——我上面说过，若洪不需批准即能授利于应，则他何苦杀宋？且他自己的利益也与杀宋相关，否则如何“润我若干”？（缪注）
1913，3，18洪致应电：川密
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荫
——可见洪对杀宋的急迫性，非关巨利，何苦来哉？（缪注）
从以上电报搞可知，洪、应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巨大经济利益，而此经济利益非经上司批准不可，有酬庸性质，那么能批准此的非袁世凯而谁？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权力就在于军事、人事、财政权，对于财政拮据之袁政府，能想象袁会将此权力假手外人？固洪、应之杀宋必经袁之授意无疑，也即袁世凯为宋案之元凶也无疑
。
对袁世凯为宋案元凶的结论还可以提供以下两条佐证：
1、二次革命后应夔丞越狱，公开请求平反；后竟寓居北京，要求袁氏兑现诺言。有人劝他收敛，他傲然置之，后被袁氏派遣的军政执法处郝占一与王双喜杀死。如果袁世凯真非宋案主兄，何必暗杀他？他既自投罗网，那么将他置于司法审判不好？如能搞清宋案是他实受命于陈其美等所为，则不啻给给当时趋于失败中的革命党以致命一击，他为何舍此不为，反给人以杀人灭口之印象？有人说他在宋案中也有毁宋（这里指只是毁宋之名誉，而非置宋于死地。）的举措，怕审案后损及他的名誉。但此说不通。因为当时洪、应之间的电报稿早就公诸天下，如果袁的作为真止于此，那么审应还能损袁到那里去？
2、1919年3月27日，洪述祖执行死刑前给自己写了份挽联：“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请问，洪做的谁家的官，行的又是谁家的政？他的祸既是从所谓的“服官政”而出，那么此联所指的祸首还不是很明确了吗？
袁世凯真的没有杀宋之动机吗？
袁世凯曾对杨度表示：孙容易相处，黄容易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夺权不可怕，以合法手段夺权却厉害多了。也就是说袁世凯并不怕国民党起来暴动，反而是怕国民党靠议会来作合法斗争。那么去宋对袁世凯来说是去了一个最难缠的对手，而如果国民党借此暴动的话又正好给他以一个平暴之理由，即使国民党不借此起事，他也要步步进逼，逼使国民党起事后名正言顺在荡平国民党实力派，从而实现其实际统一中国之美梦。后来的历史也正是这样发展，可以说，宋案得利最大的就是袁世凯！而国民党在宋案发生后相当被动，法律解决久拖无果，要起事则又实力不济，而袁世凯身处嫌疑之地，不但毫不让步，反而步步进逼，首先为了扩充军备，于1913年4月26日违法签订了善后大借款，1913年6月9日，罢免李烈钧，随后罢免胡汉民等，7月5日袁世凯即派李纯部攻占九江。至此国民党被迫发动二次革命。可以说，宋案对孙中山全无好处可言，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宋案，而是袁世凯加强专制，步步进逼之结果。现在有论者将宋案栽脏给孙中山，制造所谓孙中山版的“国会纵火案”，还将二次革命的责任推给孙中山，无乃离事实太远乎？而其用心果安在哉？
第二个问题，应桂馨到底受不受陈其美支使？
从应桂馨的历史看，他确实和陈其美关系比较密切。应曾在家乡利用族产办过一个新式学堂，但被族人指控，经陈其美调解得免，这是两者相交之始。应桂馨早年在上海滩闯荡之时，加入青帮，其地位颇高，为“大”字辈人物，他与其师李徵五门徒众多，潜势力很大。陈其美与其相交之后，他在上海的反清活动颇得其助力，应家房屋三十余间，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李、应徒众为陈探听情报，捐输钱财，甚至组织敢死队参加暴动。可以说，没有帮会，陈在上海滩的革命根本打不开局面，当然陈在党内的地位也会受影响。但从上述历史看，应在上海的势力实际要高于陈。
辛亥革命之时，应曾被陈任命过谍报科长，也曾做过孙中山的卫队长，后因其常对孙之客人恶语相向之举，被孙改任庶务长，他对此深有不满，自己改任之时，胁迫为孙作卫士的徒众也随其离开。
革命成功后，应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将其徒众组织成“中华国民共进会”——一个准政党组织。后因他参与在湖北的倒黎元洪活动，事败而遭袁世凯政府通缉。袁世凯正要解决革命后的帮会把持地方问题，下令地方政府严厉镇压，在浙江之共进会遭到重大损失，多人被都督朱瑞处决。但在上海，因陈为都督，此令显然难行，后经过洪述祖之疏通，应的通缉令被取消，还做了苏督程德全的驻沪巡查长，支付月巡查公费1000元，并请中央再每月解决2000元。1912年12月洪陪应北上，袁世凯传见了应桂馨，以政府名义发给他大洋三万元工作费用，应桂馨乘机要求袁世凯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建议选各省帮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上报。此事袁不置可否。离京前，赵秉钧又接见应桂馨，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自此，应摇身一变，成为袁世凯驻沪之情报员。
应的转变，应该是必然的事，帮会势力，无非是逐利，辛亥革命后得势的是袁世凯，唯有旁上袁才能得利，再加上应认为革命成功后，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跟着又有什么前途？但应的转变陈其美知不知道？这很难说，可以肯定的是应在此后与陈的关系依然很密切，而这不足以证明陈允许应暗通袁政府，更可能是应为了探听情报，有意向陈隐瞒了什么。如果两者关系自此完全疏远，那么应的情报从何而来？这从上面引用过的1913.3.13日应致洪函中“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登登轮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能值四十余万）为遁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夔因势利用，阴操故纵，不得不勉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可以看出。在这封函电中，应将国民党之最核心机密全数出卖，其中的“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句还牵涉到了陈其美，联想到1913年5月23日驻扬州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陈其美刺杀一案，可见陈其美必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应在此函中也卖了陈其美。
由此可见，在应投袁之后，他虽然继续保持与陈其美的密切关系，虽然也有两面投机之因素，但主要还是为打探情报，如此他还能被陈其美所指使吗？
假若宋案是陈其美指使应桂馨所为，那么陈后来将他抓住等于是出卖了应，那么对陈最有利的做法是什么呢？应该是尽快将他灭口，否则如应供述他是奉陈令所为，那么陈将何以为人？如果应关在上海时陈能控制局面，为了不给人以灭口印象而留应，那么当二次革命起时，陈为什么不趁机将应灭口？如应死于乱军之中，那么陈连灭口的嫌疑都不明显，为什么纵容他跑掉？
1913年(民国2年)3月20日晚10时40分，领导国民党选举获胜的宋教仁正要上火车赴北京以共商国是，突然一声枪响过，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我中枪了，有刺客。”。人群一阵混乱，而刺客则趁乱跑掉。2天以后，宋含恨而去。
这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宋教仁被刺案。
关于宋案的具体经过及缉捕凶徒所获之许多证据，网上在所多有，本文不作无必要的重复，只在十分必要时作适当引用，欲了解详情者自可一搜得之，这里主要分析一下此案元凶到底是谁。
本来这问题是有答案的，传统的说法就是袁世凯指使洪述祖，洪述祖指使应桂馨，而应桂馨具体指挥武士英实施暗杀。而近来多有学人对此说提出质疑，如张耀杰、芦迪、思公之类一反陈说，否定袁世凯是元凶，反将矛头对指向侦破此案有大功的陈其美，认为其破案过程过于离奇，陈与主凶应桂馨历史关系密切，而袁世凯无暗杀之习惯及动机等。粗粗看之，似不无道理，但细究之下，却破绽百出。
对于此案之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一主线大家都没有疑问，毕竟证据凿凿，关键是洪述祖有没有人指使，是否能确定是其自作主张？应桂馨在受洪指使之外还受不受陈其美指使？陈在破案过程中神奇作用是否就意味着他就是主使之人？
对于第一个问题，很难想象洪述祖是自作主张，这么大的事如果他连一点暗示都没有得到就指示应杀宋，那他又是为了什么？从洪的历史看，他是一个有才无德之徒，他跟从刘铭传、张之洞等人无不因贪污受贿而败事，他跟随袁世凯也无非是因为袁能给他以利禄，那么，如果杀宋是他独断的话，事成对他没有好处，事败则要独食其苦果，这是一个利禄小人所能为的吗？实际上，杀宋确实牵涉到洪、应的经济利益，我们来看以下洪、应之间的电报稿(电文及解说均引自思公《宋教仁谋杀之谜》，本人之见解用“缪注”形式)：
1913，3，6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今日迭接下关所发二月二十五日各信，又接上海德顺里信，又驻署巡署信件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民强》款必肯竭力领取，惟望足下专一妥来取，不便交。（三等车车所费无几）随后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
（这封信件虽然没提宋案，但是最重要的一份证据，洪不愧做过几十年的师爷，幕僚，老奸巨滑，这封信就是篇杀人不见血的杰作。本人特将此信重要词意翻成白话，奇文共赏：
夔弟足下：现在政府的财政很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各种手续没搞太好。比如我们要杀邓，（邓家彦，《中华民报》创办人，老同盟会员，激烈反袁，后曾被袁政府逮捕）要把他的反对文章先收集报告，再把商量如何干掉他的方法说明，最后把他死讯登在象《民强报》那样我们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你以前报告的有宋骗案的材料，不仅现在原件没有，连抄本也没有见到，让人出钱，怎么张嘴，也不好交代啊。你是个明白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拿来材料最好。或者趁宋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激烈行为就好办）也可以借机下手杀了他。）
1913，3，10应致洪电：川密，蒸电
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
（可参阅应13日函。唐德刚有一解释如下：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余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
——问题在于洪是否有力安排此巨大利益？要不要经过上司批准，若不需批准即能为之，洪何苦杀宋？（缪注）
1913，3，11洪致应电
文元坊应夔丞：川密。蒸电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荫具
（洪没见到应13日函，所以不明白）
1913，3，13洪致应电：川密
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荫。
（此电洪还没有接到应要杀宋电函，因此应债票事他也没尽力。他仍在提“毁宋”，此处毁宋仍应该指利用日本材料毁掉宋的名声。但也暗含杀宋可能。关于酬勋，洪在以前提过给应争取勋位，（见前1912，10洪致应函）可能知道应很希望得到。
——无论毁宋是指毁宋之名声也好，干脆杀宋也好，反正此经济利益必与洪、应所能干的事相关，那么也就可以证明洪许应之利益必须经过批准，那么请问，谁能批准之？（缪注）
赵秉钧对此有一解释也可供参考。赵秉钧在通电自辩：“各证物中，最足以使中央政府立于嫌疑者莫过于３月１３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一语。查《临时约法》，授与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然向例必由各机关呈请，其勋绩不甚显著者，则开会评议，取决多数。即中央特授，亦须评决。如毁宋即可酬勋，试问应有何人呈请，何人评决？洪电诳应，岂难推定？由此可见，一切皆洪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
——勋位说可以另议，但如洪、应真的神不知、鬼不觉地办了宋教仁，袁世凯想要给他们勋位何难，当然不会以毁宋之名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啊！这样的情况中国传统社会多有，赵秉钧的辩解并不有力。（缪注）
1913，3，13应致洪函：
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悉，别详陈于后。
一前电述将中央第一次上年九月间所出之八厘公债票，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云以过付之日起利。夔处亲戚刘，胡，薛三家承买，愿出六六二即每百万出实洋六十六万二千元，在上海中央所指定银行克日过付，所要公债三百五十万元，盖该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将外国银行存款一例提出，因思临时期内见政府财政之窘，籍此补助，夔处并不扣用，乞转呈财政长从速密复。夜长梦多，日久又恐变计。夔费半月功夫，得此一案，专为补助中央财政之计，乞转言。
一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登登轮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能值四十余万）为遁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夔因势利用，阴操故纵，不得不勉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
一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无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以之全力从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
（三月初九来函估计是洪三月六日写的信，于九日到。应在读了洪三月六日的函后，心领神会，他看来是真拿不出“毁宋”的证据。正好宋12日到沪，遂下决心杀宋。他首先就报酬问题敲定，强硬提出买公债，然后照洪的计策，提供宋用金钱运动军队的证据，然后提出杀宋理由，再此还编造出杀宋自己要垫付二十万来操作，为争取原政府承诺的“毁宋”三十万酬金。从此看，应是自己主动提出杀人，并居然自己垫钱，应雇佣杀手武士英所承诺仅1000元。基本可判定应是由于无法交“宋骗案”的差，在洪述祖的挑唆和金钱诱惑下，使用铤而走险的帮会杀人伎俩。同样也基本可以否定这是袁，赵密谋下令的暗杀行为。）
——在这里由所谓的“毁宋”变成“杀宋”，应凭什么认定即使杀宋也能获取利益？凭什么“同样也基本可以否定这是袁，赵密谋下令的暗杀行为。”？因为要否定是袁赵下令的关键在于洪为什么批准？他是否经过授意？（缪注）
1913，3，14应致洪电：
北京洪荫芝：川真电悉。要买中央八厘息债票三百五十万，每百净缴六十六万二，沪交款，先电复。
（此交易应与杀宋有一定联系）
——也就是说，在不能毁宋的情况之下，唯有杀宋方能获取利益。（缪注）
1913，3，14应致洪电：应密，寒电
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
（比较奇怪的电报，应在没有得到任何认可下，已经自行派出杀手，开始施行。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成心模糊其词。让人不容易破译电文内容。）
1913，3，17日，洪致应电：应密，铣电
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
（在应没有提杀宋前，洪已经将此事递财政部，并说可能通不过。现在特批，有两种可能，洪通过自己疏通达成交易，另外就是将此事上报特批，而批准者与杀宋就有嫌疑。洪并没忘自己从中渔利。）
——我上面说过，若洪不需批准即能授利于应，则他何苦杀宋？且他自己的利益也与杀宋相关，否则如何“润我若干”？（缪注）
1913，3，18洪致应电：川密
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荫
——可见洪对杀宋的急迫性，非关巨利，何苦来哉？（缪注）
从以上电报搞可知，洪、应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巨大经济利益，而此经济利益非经上司批准不可，有酬庸性质，那么能批准此的非袁世凯而谁？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权力就在于军事、人事、财政权，对于财政拮据之袁政府，能想象袁会将此权力假手外人？固洪、应之杀宋必经袁之授意无疑，也即袁世凯为宋案之元凶也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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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袁世凯为宋案元凶的结论还可以提供以下两条佐证：
1、二次革命后应夔丞越狱，公开请求平反；后竟寓居北京，要求袁氏兑现诺言。有人劝他收敛，他傲然置之，后被袁氏派遣的军政执法处郝占一与王双喜杀死。如果袁世凯真非宋案主兄，何必暗杀他？他既自投罗网，那么将他置于司法审判不好？如能搞清宋案是他实受命于陈其美等所为，则不啻给给当时趋于失败中的革命党以致命一击，他为何舍此不为，反给人以杀人灭口之印象？有人说他在宋案中也有毁宋（这里指只是毁宋之名誉，而非置宋于死地。）的举措，怕审案后损及他的名誉。但此说不通。因为当时洪、应之间的电报稿早就公诸天下，如果袁的作为真止于此，那么审应还能损袁到那里去？
2、1919年3月27日，洪述祖执行死刑前给自己写了份挽联：“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请问，洪做的谁家的官，行的又是谁家的政？他的祸既是从所谓的“服官政”而出，那么此联所指的祸首还不是很明确了吗？
袁世凯真的没有杀宋之动机吗？
袁世凯曾对杨度表示：孙容易相处，黄容易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夺权不可怕，以合法手段夺权却厉害多了。也就是说袁世凯并不怕国民党起来暴动，反而是怕国民党靠议会来作合法斗争。那么去宋对袁世凯来说是去了一个最难缠的对手，而如果国民党借此暴动的话又正好给他以一个平暴之理由，即使国民党不借此起事，他也要步步进逼，逼使国民党起事后名正言顺在荡平国民党实力派，从而实现其实际统一中国之美梦。后来的历史也正是这样发展，可以说，宋案得利最大的就是袁世凯！而国民党在宋案发生后相当被动，法律解决久拖无果，要起事则又实力不济，而袁世凯身处嫌疑之地，不但毫不让步，反而步步进逼，首先为了扩充军备，于1913年4月26日违法签订了善后大借款，1913年6月9日，罢免李烈钧，随后罢免胡汉民等，7月5日袁世凯即派李纯部攻占九江。至此国民党被迫发动二次革命。可以说，宋案对孙中山全无好处可言，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宋案，而是袁世凯加强专制，步步进逼之结果。现在有论者将宋案栽脏给孙中山，制造所谓孙中山版的“国会纵火案”，还将二次革命的责任推给孙中山，无乃离事实太远乎？而其用心果安在哉？
第二个问题，应桂馨到底受不受陈其美支使？
从应桂馨的历史看，他确实和陈其美关系比较密切。应曾在家乡利用族产办过一个新式学堂，但被族人指控，经陈其美调解得免，这是两者相交之始。应桂馨早年在上海滩闯荡之时，加入青帮，其地位颇高，为“大”字辈人物，他与其师李徵五门徒众多，潜势力很大。陈其美与其相交之后，他在上海的反清活动颇得其助力，应家房屋三十余间，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李、应徒众为陈探听情报，捐输钱财，甚至组织敢死队参加暴动。可以说，没有帮会，陈在上海滩的革命根本打不开局面，当然陈在党内的地位也会受影响。但从上述历史看，应在上海的势力实际要高于陈。
辛亥革命之时，应曾被陈任命过谍报科长，也曾做过孙中山的卫队长，后因其常对孙之客人恶语相向之举，被孙改任庶务长，他对此深有不满，自己改任之时，胁迫为孙作卫士的徒众也随其离开。
革命成功后，应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将其徒众组织成“中华国民共进会”——一个准政党组织。后因他参与在湖北的倒黎元洪活动，事败而遭袁世凯政府通缉。袁世凯正要解决革命后的帮会把持地方问题，下令地方政府严厉镇压，在浙江之共进会遭到重大损失，多人被都督朱瑞处决。但在上海，因陈为都督，此令显然难行，后经过洪述祖之疏通，应的通缉令被取消，还做了苏督程德全的驻沪巡查长，支付月巡查公费1000元，并请中央再每月解决2000元。1912年12月洪陪应北上，袁世凯传见了应桂馨，以政府名义发给他大洋三万元工作费用，应桂馨乘机要求袁世凯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建议选各省帮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上报。此事袁不置可否。离京前，赵秉钧又接见应桂馨，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自此，应摇身一变，成为袁世凯驻沪之情报员。
应的转变，应该是必然的事，帮会势力，无非是逐利，辛亥革命后得势的是袁世凯，唯有旁上袁才能得利，再加上应认为革命成功后，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跟着又有什么前途？但应的转变陈其美知不知道？这很难说，可以肯定的是应在此后与陈的关系依然很密切，而这不足以证明陈允许应暗通袁政府，更可能是应为了探听情报，有意向陈隐瞒了什么。如果两者关系自此完全疏远，那么应的情报从何而来？这从上面引用过的1913.3.13日应致洪函中“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登登轮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能值四十余万）为遁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夔因势利用，阴操故纵，不得不勉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可以看出。在这封函电中，应将国民党之最核心机密全数出卖，其中的“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句还牵涉到了陈其美，联想到1913年5月23日驻扬州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陈其美刺杀一案，可见陈其美必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应在此函中也卖了陈其美。
由此可见，在应投袁之后，他虽然继续保持与陈其美的密切关系，虽然也有两面投机之因素，但主要还是为打探情报，如此他还能被陈其美所指使吗？
假若宋案是陈其美指使应桂馨所为，那么陈后来将他抓住等于是出卖了应，那么对陈最有利的做法是什么呢？应该是尽快将他灭口，否则如应供述他是奉陈令所为，那么陈将何以为人？如果应关在上海时陈能控制局面，为了不给人以灭口印象而留应，那么当二次革命起时，陈为什么不趁机将应灭口？如应死于乱军之中，那么陈连灭口的嫌疑都不明显，为什么纵容他跑掉？
作者：缪人凤
1913年(民国2年)3月20日晚10时40分，领导国民党选举获胜的宋教仁正要上火车赴北京以共商国是，突然一声枪响过，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我中枪了，有刺客。”。人群一阵混乱，而刺客则趁乱跑掉。2天以后，宋含恨而去。
这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宋教仁被刺案。
关于宋案的具体经过及缉捕凶徒所获之许多证据，网上在所多有，本文不作无必要的重复，只在十分必要时作适当引用，欲了解详情者自可一搜得之，这里主要分析一下此案元凶到底是谁。
本来这问题是有答案的，传统的说法就是袁世凯指使洪述祖，洪述祖指使应桂馨，而应桂馨具体指挥武士英实施暗杀。而近来多有学人对此说提出质疑，如张耀杰、芦迪、思公之类一反陈说，否定袁世凯是元凶，反将矛头对指向侦破此案有大功的陈其美，认为其破案过程过于离奇，陈与主凶应桂馨历史关系密切，而袁世凯无暗杀之习惯及动机等。粗粗看之，似不无道理，但细究之下，却破绽百出。
对于此案之洪述祖——应桂馨——武士英这一主线大家都没有疑问，毕竟证据凿凿，关键是洪述祖有没有人指使，是否能确定是其自作主张？应桂馨在受洪指使之外还受不受陈其美指使？陈在破案过程中神奇作用是否就意味着他就是主使之人？
对于第一个问题，很难想象洪述祖是自作主张，这么大的事如果他连一点暗示都没有得到就指示应杀宋，那他又是为了什么？从洪的历史看，他是一个有才无德之徒，他跟从刘铭传、张之洞等人无不因贪污受贿而败事，他跟随袁世凯也无非是因为袁能给他以利禄，那么，如果杀宋是他独断的话，事成对他没有好处，事败则要独食其苦果，这是一个利禄小人所能为的吗？实际上，杀宋确实牵涉到洪、应的经济利益，我们来看以下洪、应之间的电报稿(电文及解说均引自思公《宋教仁谋杀之谜》，本人之见解用“缪注”形式)：
1913，3，6洪致应函
夔弟足下：今日迭接下关所发二月二十五日各信，又接上海德顺里信，又驻署巡署信件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民强》款必肯竭力领取，惟望足下专一妥来取，不便交。（三等车车所费无几）随后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
（这封信件虽然没提宋案，但是最重要的一份证据，洪不愧做过几十年的师爷，幕僚，老奸巨滑，这封信就是篇杀人不见血的杰作。本人特将此信重要词意翻成白话，奇文共赏：
夔弟足下：现在政府的财政很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各种手续没搞太好。比如我们要杀邓，（邓家彦，《中华民报》创办人，老同盟会员，激烈反袁，后曾被袁政府逮捕）要把他的反对文章先收集报告，再把商量如何干掉他的方法说明，最后把他死讯登在象《民强报》那样我们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你以前报告的有宋骗案的材料，不仅现在原件没有，连抄本也没有见到，让人出钱，怎么张嘴，也不好交代啊。你是个明白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拿来材料最好。或者趁宋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激烈行为就好办）也可以借机下手杀了他。）
1913，3，10应致洪电：川密，蒸电
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
（可参阅应13日函。唐德刚有一解释如下：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余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
——问题在于洪是否有力安排此巨大利益？要不要经过上司批准，若不需批准即能为之，洪何苦杀宋？（缪注）
1913，3，11洪致应电
文元坊应夔丞：川密。蒸电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荫具
（洪没见到应13日函，所以不明白）
1913，3，13洪致应电：川密
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荫。
（此电洪还没有接到应要杀宋电函，因此应债票事他也没尽力。他仍在提“毁宋”，此处毁宋仍应该指利用日本材料毁掉宋的名声。但也暗含杀宋可能。关于酬勋，洪在以前提过给应争取勋位，（见前1912，10洪致应函）可能知道应很希望得到。
——无论毁宋是指毁宋之名声也好，干脆杀宋也好，反正此经济利益必与洪、应所能干的事相关，那么也就可以证明洪许应之利益必须经过批准，那么请问，谁能批准之？（缪注）
赵秉钧对此有一解释也可供参考。赵秉钧在通电自辩：“各证物中，最足以使中央政府立于嫌疑者莫过于３月１３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一语。查《临时约法》，授与勋位系大总统特权，然向例必由各机关呈请，其勋绩不甚显著者，则开会评议，取决多数。即中央特授，亦须评决。如毁宋即可酬勋，试问应有何人呈请，何人评决？洪电诳应，岂难推定？由此可见，一切皆洪假政府名义诳诱应犯，决非受政府之嘱托。”）
——勋位说可以另议，但如洪、应真的神不知、鬼不觉地办了宋教仁，袁世凯想要给他们勋位何难，当然不会以毁宋之名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啊！这样的情况中国传统社会多有，赵秉钧的辩解并不有力。（缪注）
1913，3，13应致洪函：
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悉，别详陈于后。
一前电述将中央第一次上年九月间所出之八厘公债票，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云以过付之日起利。夔处亲戚刘，胡，薛三家承买，愿出六六二即每百万出实洋六十六万二千元，在上海中央所指定银行克日过付，所要公债三百五十万元，盖该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将外国银行存款一例提出，因思临时期内见政府财政之窘，籍此补助，夔处并不扣用，乞转呈财政长从速密复。夜长梦多，日久又恐变计。夔费半月功夫，得此一案，专为补助中央财政之计，乞转言。
一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登登轮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能值四十余万）为遁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夔因势利用，阴操故纵，不得不勉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
一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无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以之全力从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
（三月初九来函估计是洪三月六日写的信，于九日到。应在读了洪三月六日的函后，心领神会，他看来是真拿不出“毁宋”的证据。正好宋12日到沪，遂下决心杀宋。他首先就报酬问题敲定，强硬提出买公债，然后照洪的计策，提供宋用金钱运动军队的证据，然后提出杀宋理由，再此还编造出杀宋自己要垫付二十万来操作，为争取原政府承诺的“毁宋”三十万酬金。从此看，应是自己主动提出杀人，并居然自己垫钱，应雇佣杀手武士英所承诺仅1000元。基本可判定应是由于无法交“宋骗案”的差，在洪述祖的挑唆和金钱诱惑下，使用铤而走险的帮会杀人伎俩。同样也基本可以否定这是袁，赵密谋下令的暗杀行为。）
——在这里由所谓的“毁宋”变成“杀宋”，应凭什么认定即使杀宋也能获取利益？凭什么“同样也基本可以否定这是袁，赵密谋下令的暗杀行为。”？因为要否定是袁赵下令的关键在于洪为什么批准？他是否经过授意？（缪注）
1913，3，14应致洪电：
北京洪荫芝：川真电悉。要买中央八厘息债票三百五十万，每百净缴六十六万二，沪交款，先电复。
（此交易应与杀宋有一定联系）
——也就是说，在不能毁宋的情况之下，唯有杀宋方能获取利益。（缪注）
1913，3，14应致洪电：应密，寒电
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
（比较奇怪的电报，应在没有得到任何认可下，已经自行派出杀手，开始施行。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成心模糊其词。让人不容易破译电文内容。）
1913，3，17日，洪致应电：应密，铣电
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
（在应没有提杀宋前，洪已经将此事递财政部，并说可能通不过。现在特批，有两种可能，洪通过自己疏通达成交易，另外就是将此事上报特批，而批准者与杀宋就有嫌疑。洪并没忘自己从中渔利。）
——我上面说过，若洪不需批准即能授利于应，则他何苦杀宋？且他自己的利益也与杀宋相关，否则如何“润我若干”？（缪注）
1913，3，18洪致应电：川密
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荫
——可见洪对杀宋的急迫性，非关巨利，何苦来哉？（缪注）
从以上电报搞可知，洪、应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巨大经济利益，而此经济利益非经上司批准不可，有酬庸性质，那么能批准此的非袁世凯而谁？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权力就在于军事、人事、财政权，对于财政拮据之袁政府，能想象袁会将此权力假手外人？固洪、应之杀宋必经袁之授意无疑，也即袁世凯为宋案之元凶也无疑
。
对袁世凯为宋案元凶的结论还可以提供以下两条佐证：
1、二次革命后应夔丞越狱，公开请求平反；后竟寓居北京，要求袁氏兑现诺言。有人劝他收敛，他傲然置之，后被袁氏派遣的军政执法处郝占一与王双喜杀死。如果袁世凯真非宋案主兄，何必暗杀他？他既自投罗网，那么将他置于司法审判不好？如能搞清宋案是他实受命于陈其美等所为，则不啻给给当时趋于失败中的革命党以致命一击，他为何舍此不为，反给人以杀人灭口之印象？有人说他在宋案中也有毁宋（这里指只是毁宋之名誉，而非置宋于死地。）的举措，怕审案后损及他的名誉。但此说不通。因为当时洪、应之间的电报稿早就公诸天下，如果袁的作为真止于此，那么审应还能损袁到那里去？
2、1919年3月27日，洪述祖执行死刑前给自己写了份挽联：“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请问，洪做的谁家的官，行的又是谁家的政？他的祸既是从所谓的“服官政”而出，那么此联所指的祸首还不是很明确了吗？
袁世凯真的没有杀宋之动机吗？
袁世凯曾对杨度表示：孙容易相处，黄容易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夺权不可怕，以合法手段夺权却厉害多了。也就是说袁世凯并不怕国民党起来暴动，反而是怕国民党靠议会来作合法斗争。那么去宋对袁世凯来说是去了一个最难缠的对手，而如果国民党借此暴动的话又正好给他以一个平暴之理由，即使国民党不借此起事，他也要步步进逼，逼使国民党起事后名正言顺在荡平国民党实力派，从而实现其实际统一中国之美梦。后来的历史也正是这样发展，可以说，宋案得利最大的就是袁世凯！而国民党在宋案发生后相当被动，法律解决久拖无果，要起事则又实力不济，而袁世凯身处嫌疑之地，不但毫不让步，反而步步进逼，首先为了扩充军备，于1913年4月26日违法签订了善后大借款，1913年6月9日，罢免李烈钧，随后罢免胡汉民等，7月5日袁世凯即派李纯部攻占九江。至此国民党被迫发动二次革命。可以说，宋案对孙中山全无好处可言，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宋案，而是袁世凯加强专制，步步进逼之结果。现在有论者将宋案栽脏给孙中山，制造所谓孙中山版的“国会纵火案”，还将二次革命的责任推给孙中山，无乃离事实太远乎？而其用心果安在哉？
第二个问题，应桂馨到底受不受陈其美支使？
从应桂馨的历史看，他确实和陈其美关系比较密切。应曾在家乡利用族产办过一个新式学堂，但被族人指控，经陈其美调解得免，这是两者相交之始。应桂馨早年在上海滩闯荡之时，加入青帮，其地位颇高，为“大”字辈人物，他与其师李徵五门徒众多，潜势力很大。陈其美与其相交之后，他在上海的反清活动颇得其助力，应家房屋三十余间，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李、应徒众为陈探听情报，捐输钱财，甚至组织敢死队参加暴动。可以说，没有帮会，陈在上海滩的革命根本打不开局面，当然陈在党内的地位也会受影响。但从上述历史看，应在上海的势力实际要高于陈。
辛亥革命之时，应曾被陈任命过谍报科长，也曾做过孙中山的卫队长，后因其常对孙之客人恶语相向之举，被孙改任庶务长，他对此深有不满，自己改任之时，胁迫为孙作卫士的徒众也随其离开。
革命成功后，应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将其徒众组织成“中华国民共进会”——一个准政党组织。后因他参与在湖北的倒黎元洪活动，事败而遭袁世凯政府通缉。袁世凯正要解决革命后的帮会把持地方问题，下令地方政府严厉镇压，在浙江之共进会遭到重大损失，多人被都督朱瑞处决。但在上海，因陈为都督，此令显然难行，后经过洪述祖之疏通，应的通缉令被取消，还做了苏督程德全的驻沪巡查长，支付月巡查公费1000元，并请中央再每月解决2000元。1912年12月洪陪应北上，袁世凯传见了应桂馨，以政府名义发给他大洋三万元工作费用，应桂馨乘机要求袁世凯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建议选各省帮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上报。此事袁不置可否。离京前，赵秉钧又接见应桂馨，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自此，应摇身一变，成为袁世凯驻沪之情报员。
应的转变，应该是必然的事，帮会势力，无非是逐利，辛亥革命后得势的是袁世凯，唯有旁上袁才能得利，再加上应认为革命成功后，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跟着又有什么前途？但应的转变陈其美知不知道？这很难说，可以肯定的是应在此后与陈的关系依然很密切，而这不足以证明陈允许应暗通袁政府，更可能是应为了探听情报，有意向陈隐瞒了什么。如果两者关系自此完全疏远，那么应的情报从何而来？这从上面引用过的1913.3.13日应致洪函中“裁呈《时报》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嘱令登登轮之记载，并《民立》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外有各种股票能值四十余万）为遁初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十万，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夔因势利用，阴操故纵，不得不勉为阳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可以看出。在这封函电中，应将国民党之最核心机密全数出卖，其中的“昨被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句还牵涉到了陈其美，联想到1913年5月23日驻扬州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陈其美刺杀一案，可见陈其美必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应在此函中也卖了陈其美。
由此可见，在应投袁之后，他虽然继续保持与陈其美的密切关系，虽然也有两面投机之因素，但主要还是为打探情报，如此他还能被陈其美所指使吗？
假若宋案是陈其美指使应桂馨所为，那么陈后来将他抓住等于是出卖了应，那么对陈最有利的做法是什么呢？应该是尽快将他灭口，否则如应供述他是奉陈令所为，那么陈将何以为人？如果应关在上海时陈能控制局面，为了不给人以灭口印象而留应，那么当二次革命起时，陈为什么不趁机将应灭口？如应死于乱军之中，那么陈连灭口的嫌疑都不明显，为什么纵容他跑掉？
第三个问题，陈在破案过程中作用当如何理解？
应该承认，宋案的破案过程在确有些离奇。这样的案件竟然能在案发后数日即告破，而且抓案犯、寻证据几不废吹灰之力，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在破案中出力之人是否与案件本身有瓜葛。但怀疑归怀疑，一切还有赖于证据。瓜葛本身也可有多重涵义，一即是破案之人即主使者；二则是破案者对案犯之作案计划早有知悉，但没有加以制止，待案发后则以捉案犯为已任以实现其多重目标。
前面已经分析过，陈其美支使应桂馨刺宋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第二种可能。实际上，也只有按这种可能追溯，破案过程中和种种疑点均可迎刃而解。我们先来看看破案过程：
1、当时报载的一条消息：宋先生被刺此日，已有确切报告于国民党，谓武士英所为。并已知与应桂馨有关，故宋先生临终之际，弥留未绝，于右任君在旁大呼：“纯初，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民立报》1913，3，25）
2、自称古董商王阿法出来报案。据报载事情如下：邓某有一友王某，以卖字画为生，曾至应家。一日，应桂馨谓王某：吾欲杀一人，汝能为之否？王曰：不能。应又请王代觅之，并出示宋的照片。王并不认识，后转告邓，宋案后，报告国民党人。国民党得种种报告，派员于二十二晚十二时，令邓引王某至邓之寓所，迫王登车，送至某公司，由某洋行大班觅得包探头目二人，在旁胁王某说出原委，斯时王某乃说出应夔丞，曾令其觅人，并未允所请，此次实未与闻。国民党某君乃取出照片多张，令王辨认，孰为应某所欲办者，王乃指出宋先生之照片，众知决非虚诬，乃携告卜总巡，要求其抓捕凶手。总巡捕初尚不允，后因证据确凿，总巡始允捕人，率探捕与国民党某君同往。(民立报1913,3,25)
3、巡捕率队到应家，应不在，又由国民党党人指引至一妓院，将应逮捕。更具有戏剧性的是，随后由国民党派员领着另一路巡捕到应家搜查，把刚刚进门的凶手武士应当场抓住。而在搜查应宅时，居然接到奇怪电话，告称宅中枪支尚不要紧，一定要将文件藏好。这几乎意在指点迷津。果然巡捕和国民党人在应家仔细搜查，查获了大批秘密文件，其中就有应与洪的大量密电函。
4、在王和应对质中的漏洞百出，首先我们看看王的来历，王自称古董商人是数月前从武汉而来，原来在汉口从事卖保险的，真实身份不明。但是他在告发应，与应对质，以及在祖界法庭上所述均互相矛盾，难于自圆其说，十分可疑。
王在捕房告发时说：
“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因为应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这天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报酬，我因为只懂得作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便可找到凶手。”
但是，当第二天应被抓住，王与应当面对质时，情况并非王所说的，与应是老主顾，很熟，而是仅见过一面。据记载，三月二十四日，在公堂与应同被讯问时，即令见证王阿法上堂，由侃律师诘问。据供称，寓居打狗桥，售卖古董，字画度日，因兜售字画，曾往应桂馨处二次。大约一礼拜之前，在伊处时，伊取出照片一张，据云欲办此人，如能办到，愿酬洋一千元，我未允，当将照片交还。照片究系何人，我不认识，至被暗杀之宋教仁，我亦不认识，昨日始在报上看见所印照片。供至此，侃律师又诘问：报上所印照片，与应桂馨与尔所看之照片，是否相象？王供称：约略相似。侃律师复诘问：尔即至应处二次，伊与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或第二次？王称：第二次，此后，我即未曾去过。
讯至此，堂上即令应桂馨自王阿法盘诘，应尊谕向王诘问：尔至我处兜售字画，第一次究在何时？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几天？王答称：第一次约有十天，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三天。应复称：尔来兜售字画，是何种字画，画是何人手笔？所画是山水，还是人物，抑是松竹？王答称：所售乃系手卷，为仇英石所绘，乃系山水，亦有人物，松竹。应即向堂上声称：请堂上注意，仇英石乃中国画家名人，然所画只人物，从无山水。至松竹更非所长。旋复向王诘问：此画尔从何处得来？王答称：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又向堂上声称：东清铁路乃拓鲁生，今王所供姓名不清，请堂上注意。（拓鲁生系国民党人，宋被刺时站在旁边）又向王诘问：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答称：我第二次去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问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一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请将前供词宣读，我亦无语。主审当即问王：尔与被告何时相识？被告与尔看照片欲谋一人，究在何时？是否即兜售手卷之日？王供：与被告在一月前，由友人，前汉口洋行买办吴乃文介绍，始与相识。与我看照，只说明办一人，并未言明谋杀，大约离今日已有半月，即兜售手卷之日。堂上即令退去。主审以王前后所供情节不符，且尚有见证未齐，候再讯。（《时报》1913，4，1）
5、国民党当时参与办宋案的上海交通部交际处长周南陔，曾有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关于如何破案的口述，说得已经比较明白，只是没说穿陈其美实际一直在操纵着破案。他说，住在六野旅馆的两个学生首先报告了陈其美关于武士英的可疑，陈其美亲自带人去旅馆找武，没找到武，发现了应的名片，陈派出周南陔，陆惠生等去巡捕房陪着探员去抓应桂馨，应被抓后，周和部分国民党人赶赴应家，翻箱倒柜地找文件，找了几小时也没找到，还是周南陔想出一计，他和应的几个姨太太说：应桂馨说，他有个放秘密文件的盒子，只要把那些文件找到，给巡捕房的人看了，就没事了。果然有个小妾说她知道，带他们从一间屋内找出个小箱子，打开一看，全是应和北京政府的密电函，周等人花了几小时整理抄写。从周的描述看，他们简直就是直奔着这批秘密文件去的。连抓人带取证，真如神仙指路。而且，周等国民党人员去应府，他们简直就是直奔着这批秘密文件去的。
而周先生的另一段话，更耐人寻味了，他说：“以上是应被捕破案的真相，当时各报记载，有种种不便（如周南陔先生尚负责交际之任，陈英士先生更不便明白说出，只能一律说捕房探得线索，搜得证据罢了）。就是在场的探捕人等，也都没有知道得这样详细，尤其两个学生的线索，及捕得文件的巧计，除了陈英士等几个重要原事人，谁都不知道。”（“宋教仁被刺秘密”周南陔口述载中国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68号）
——以上破案过程引自思公《宋教仁谋杀案之谜》
从上述的破案过程看，确实疑点重重。第一是宋刚被刺，于右任如何知道此案十分之八可破？第二王阿法出告应桂馨破绽百出，但罪犯确实是真，这又当何解？第三国民党在破此案中出了大力，何以却因“种种不便”而将功归于巡捕？
其实，这些问题也不难解释，也即是应桂馨欲刺宋陈其事先知情，但他却放任甚至期待了此事的发生。正因为他事先知情，故他在破案过程中似有神助，无论是案犯还是证据均一搜即得。
既然应桂馨已投袁背叛革命党，那么刺宋这样的大事陈又如何知道？其实上海电报局局长即为陈的情报员，据当时报刊载，“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奉陈的命令担任情报工作的同志，陈令吴详查各方来往电报，发现了不少线索”。宋案五天后的三月二十六日，“英，法捕房捕头及国民党重要人，同至电报局阅看关于此案之紧要秘密电报各底，随即签字盖印，令电局保存，英总巡卜罗斯君，法总巡篮君及陈英士君均到电报局照办”。(民立报1913,3,26)。再加上应的门徒与革命党多有重叠成份，应之身边有陈之卧底是不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即使不是陈、应共谋，陈掌握应之刺宋密谋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陈为什么要放任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因为国民党内部也有矛盾，宋、陈两人的交情也非常一般，既然此事乃敌对势力所为，那么陈其美趁势利用也就不难想象了。但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本人应该与宋案毫无关系，早在宋案发生前一个月，孙即赴日本考察，以当时通信之困难，陈欲将此事商之于孙不可能，何况此案非陈主导，他也没有必要与孙协商。
正因为宋案有陈其美知情不报趁机利用的成份，故其在破案过程中尽量低调，如被外界探知其放任且趁机利用也是对他形象的重大打击，也会让同志寒心。而武士英之死可能是陈其美所为，因为武认识常在应宅中的几个国民党员，一旦其供出的话，陈其美难以自辩；但也可能是应桂馨门徒为了灭口所为。
应该承认，宋案的破案过程在确有些离奇。这样的案件竟然能在案发后数日即告破，而且抓案犯、寻证据几不废吹灰之力，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在破案中出力之人是否与案件本身有瓜葛。但怀疑归怀疑，一切还有赖于证据。瓜葛本身也可有多重涵义，一即是破案之人即主使者；二则是破案者对案犯之作案计划早有知悉，但没有加以制止，待案发后则以捉案犯为已任以实现其多重目标。
前面已经分析过，陈其美支使应桂馨刺宋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第二种可能。实际上，也只有按这种可能追溯，破案过程中和种种疑点均可迎刃而解。我们先来看看破案过程：
1、当时报载的一条消息：宋先生被刺此日，已有确切报告于国民党，谓武士英所为。并已知与应桂馨有关，故宋先生临终之际，弥留未绝，于右任君在旁大呼：“纯初，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民立报》1913，3，25）
2、自称古董商王阿法出来报案。据报载事情如下：邓某有一友王某，以卖字画为生，曾至应家。一日，应桂馨谓王某：吾欲杀一人，汝能为之否？王曰：不能。应又请王代觅之，并出示宋的照片。王并不认识，后转告邓，宋案后，报告国民党人。国民党得种种报告，派员于二十二晚十二时，令邓引王某至邓之寓所，迫王登车，送至某公司，由某洋行大班觅得包探头目二人，在旁胁王某说出原委，斯时王某乃说出应夔丞，曾令其觅人，并未允所请，此次实未与闻。国民党某君乃取出照片多张，令王辨认，孰为应某所欲办者，王乃指出宋先生之照片，众知决非虚诬，乃携告卜总巡，要求其抓捕凶手。总巡捕初尚不允，后因证据确凿，总巡始允捕人，率探捕与国民党某君同往。(民立报1913,3,25)
3、巡捕率队到应家，应不在，又由国民党党人指引至一妓院，将应逮捕。更具有戏剧性的是，随后由国民党派员领着另一路巡捕到应家搜查，把刚刚进门的凶手武士应当场抓住。而在搜查应宅时，居然接到奇怪电话，告称宅中枪支尚不要紧，一定要将文件藏好。这几乎意在指点迷津。果然巡捕和国民党人在应家仔细搜查，查获了大批秘密文件，其中就有应与洪的大量密电函。
4、在王和应对质中的漏洞百出，首先我们看看王的来历，王自称古董商人是数月前从武汉而来，原来在汉口从事卖保险的，真实身份不明。但是他在告发应，与应对质，以及在祖界法庭上所述均互相矛盾，难于自圆其说，十分可疑。
王在捕房告发时说：
“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因为应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这天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报酬，我因为只懂得作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便可找到凶手。”
但是，当第二天应被抓住，王与应当面对质时，情况并非王所说的，与应是老主顾，很熟，而是仅见过一面。据记载，三月二十四日，在公堂与应同被讯问时，即令见证王阿法上堂，由侃律师诘问。据供称，寓居打狗桥，售卖古董，字画度日，因兜售字画，曾往应桂馨处二次。大约一礼拜之前，在伊处时，伊取出照片一张，据云欲办此人，如能办到，愿酬洋一千元，我未允，当将照片交还。照片究系何人，我不认识，至被暗杀之宋教仁，我亦不认识，昨日始在报上看见所印照片。供至此，侃律师又诘问：报上所印照片，与应桂馨与尔所看之照片，是否相象？王供称：约略相似。侃律师复诘问：尔即至应处二次，伊与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或第二次？王称：第二次，此后，我即未曾去过。
讯至此，堂上即令应桂馨自王阿法盘诘，应尊谕向王诘问：尔至我处兜售字画，第一次究在何时？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几天？王答称：第一次约有十天，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三天。应复称：尔来兜售字画，是何种字画，画是何人手笔？所画是山水，还是人物，抑是松竹？王答称：所售乃系手卷，为仇英石所绘，乃系山水，亦有人物，松竹。应即向堂上声称：请堂上注意，仇英石乃中国画家名人，然所画只人物，从无山水。至松竹更非所长。旋复向王诘问：此画尔从何处得来？王答称：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又向堂上声称：东清铁路乃拓鲁生，今王所供姓名不清，请堂上注意。（拓鲁生系国民党人，宋被刺时站在旁边）又向王诘问：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答称：我第二次去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问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一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请将前供词宣读，我亦无语。主审当即问王：尔与被告何时相识？被告与尔看照片欲谋一人，究在何时？是否即兜售手卷之日？王供：与被告在一月前，由友人，前汉口洋行买办吴乃文介绍，始与相识。与我看照，只说明办一人，并未言明谋杀，大约离今日已有半月，即兜售手卷之日。堂上即令退去。主审以王前后所供情节不符，且尚有见证未齐，候再讯。（《时报》1913，4，1）
5、国民党当时参与办宋案的上海交通部交际处长周南陔，曾有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关于如何破案的口述，说得已经比较明白，只是没说穿陈其美实际一直在操纵着破案。他说，住在六野旅馆的两个学生首先报告了陈其美关于武士英的可疑，陈其美亲自带人去旅馆找武，没找到武，发现了应的名片，陈派出周南陔，陆惠生等去巡捕房陪着探员去抓应桂馨，应被抓后，周和部分国民党人赶赴应家，翻箱倒柜地找文件，找了几小时也没找到，还是周南陔想出一计，他和应的几个姨太太说：应桂馨说，他有个放秘密文件的盒子，只要把那些文件找到，给巡捕房的人看了，就没事了。果然有个小妾说她知道，带他们从一间屋内找出个小箱子，打开一看，全是应和北京政府的密电函，周等人花了几小时整理抄写。从周的描述看，他们简直就是直奔着这批秘密文件去的。连抓人带取证，真如神仙指路。而且，周等国民党人员去应府，他们简直就是直奔着这批秘密文件去的。
而周先生的另一段话，更耐人寻味了，他说：“以上是应被捕破案的真相，当时各报记载，有种种不便（如周南陔先生尚负责交际之任，陈英士先生更不便明白说出，只能一律说捕房探得线索，搜得证据罢了）。就是在场的探捕人等，也都没有知道得这样详细，尤其两个学生的线索，及捕得文件的巧计，除了陈英士等几个重要原事人，谁都不知道。”（“宋教仁被刺秘密”周南陔口述载中国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68号）
——以上破案过程引自思公《宋教仁谋杀案之谜》
从上述的破案过程看，确实疑点重重。第一是宋刚被刺，于右任如何知道此案十分之八可破？第二王阿法出告应桂馨破绽百出，但罪犯确实是真，这又当何解？第三国民党在破此案中出了大力，何以却因“种种不便”而将功归于巡捕？
其实，这些问题也不难解释，也即是应桂馨欲刺宋陈其事先知情，但他却放任甚至期待了此事的发生。正因为他事先知情，故他在破案过程中似有神助，无论是案犯还是证据均一搜即得。
既然应桂馨已投袁背叛革命党，那么刺宋这样的大事陈又如何知道？其实上海电报局局长即为陈的情报员，据当时报刊载，“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奉陈的命令担任情报工作的同志，陈令吴详查各方来往电报，发现了不少线索”。宋案五天后的三月二十六日，“英，法捕房捕头及国民党重要人，同至电报局阅看关于此案之紧要秘密电报各底，随即签字盖印，令电局保存，英总巡卜罗斯君，法总巡篮君及陈英士君均到电报局照办”。(民立报1913,3,26)。再加上应的门徒与革命党多有重叠成份，应之身边有陈之卧底是不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即使不是陈、应共谋，陈掌握应之刺宋密谋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陈为什么要放任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因为国民党内部也有矛盾，宋、陈两人的交情也非常一般，既然此事乃敌对势力所为，那么陈其美趁势利用也就不难想象了。但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本人应该与宋案毫无关系，早在宋案发生前一个月，孙即赴日本考察，以当时通信之困难，陈欲将此事商之于孙不可能，何况此案非陈主导，他也没有必要与孙协商。
正因为宋案有陈其美知情不报趁机利用的成份，故其在破案过程中尽量低调，如被外界探知其放任且趁机利用也是对他形象的重大打击，也会让同志寒心。而武士英之死可能是陈其美所为，因为武认识常在应宅中的几个国民党员，一旦其供出的话，陈其美难以自辩；但也可能是应桂馨门徒为了灭口所为。
陈其美人员可能在应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加入了刺宋案，可能这些人员是被应认为的可靠徒众，但实际则为陈在应身边的卧底。比如为武士英指认宋教仁者？但无论如何，陈、应不可能在刺宋案中共谋，否则应早就应该没命了。谋杀武士可能就是为了保护那几个卧底，对整个宋案意义不大，因为他所知极为有限，真正的关键人物在于应桂馨，要灭口灭他才有意义，而陈不灭他正好说明双方间并无共谋。
应桂馨不可能是陈其美的人，还可以提供一条证据：即宋案最初是洪要应搜集孙、黄、宋劣史以作为毁谤国民党之证据，此恰能证明应投袁后其与国民党继续交往只是搜集情报而已，如何还能听陈其美支使？
老袁要的就是国民党的反扑。反正案发后司法解决，如案情不牵涉到他的人，那么刚好给他去一强劲政治对手；就是牵涉到他的人，那么离他本人的距离还不知有多远。后来洪述祖不是“恰好”跑了，还引渡不回来吗？，那么要找袁涉案之司法意义上的确凿证据谈何容易？且司法过程之冗长难缠可想而知。国民党如按捺不住起来暴动，那么正好灭掉；即使你沉得住气选择司法，我也要步步进逼，直到你起来反抗为止，然后我名正言顺地“平乱”。袁世凯一点也不傻。
“直笔人戮”中的“戮”字是什么意思？
“戮”字的意思是什么
以下百度：
剹
lù
【动】
(形声。本义:斩,杀)
同本义(表示处以死刑,特指杀死人后陈尸示众)〖kill〗
戮,杀也。字亦作剹。——《说文》
戮谓膊焚辜肆。——《周礼·掌戮》注
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荀子·王制》
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资治通鉴》
又如:戮佞(铲除奸佞);戮身(杀身);戮挫(诛杀折辱);戮杀(杀戮);戮害(杀害);戮罪(杀戮有罪的人);戮死(受戮而死)
陈尸示众〖displaykilledbody〗
三奸同罪,请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国语·晋语》。注:“陈尸为戮。”
又如:戮尸(陈尸示众);戮尸枭首(斩杀死者的尸体,并砍下他的头颅)
惩罚〖punish〗
王使执而戮之。——《国语》
又如:戮人(戮民。受过刑罚的罪人);戮余(刑戮之余。指受刑后的余生);戮死(受戮而死);戮辱(受刑被辱)
通“僇”。羞辱〖humiliate〗
不用命戮于社。——《书·甘誓》
贾季戮臾骈。——《左传·文公六年》
又如:戮笑(羞辱讥笑)
从上面看，戮即杀，而且是明杀的意思。“戮”字没有用在暗杀上的，古文的暗杀专用“刺”字。
再来看于右任在宋教仁墓碑上墓志铭：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直笔人戮”的意思当指如果直笔会被人公然杀掉的意思。宋教仁墓落成于1914年6月，当时二次革命失败不久，袁世凯气焰如炽，于能在墓碑上直书宋死于袁世凯之手乎？所以只能曲笔为之。如他怕革命党暗杀，那么他就应该写“直笔人刺”了。由此可见，于的墓志铭明明是指斥袁世凯的，今日袁伟时等所谓学者却把它当成孙中山涉宋案之证据，南辕北辙啊！以这样的学术素养而暴得大名，我不知是当哭还是当笑。
应桂馨不可能是陈其美的人，还可以提供一条证据：即宋案最初是洪要应搜集孙、黄、宋劣史以作为毁谤国民党之证据，此恰能证明应投袁后其与国民党继续交往只是搜集情报而已，如何还能听陈其美支使？
老袁要的就是国民党的反扑。反正案发后司法解决，如案情不牵涉到他的人，那么刚好给他去一强劲政治对手；就是牵涉到他的人，那么离他本人的距离还不知有多远。后来洪述祖不是“恰好”跑了，还引渡不回来吗？，那么要找袁涉案之司法意义上的确凿证据谈何容易？且司法过程之冗长难缠可想而知。国民党如按捺不住起来暴动，那么正好灭掉；即使你沉得住气选择司法，我也要步步进逼，直到你起来反抗为止，然后我名正言顺地“平乱”。袁世凯一点也不傻。
“直笔人戮”中的“戮”字是什么意思？
“戮”字的意思是什么
以下百度：
剹
lù
【动】
(形声。本义:斩,杀)
同本义(表示处以死刑,特指杀死人后陈尸示众)〖kill〗
戮,杀也。字亦作剹。——《说文》
戮谓膊焚辜肆。——《周礼·掌戮》注
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荀子·王制》
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资治通鉴》
又如:戮佞(铲除奸佞);戮身(杀身);戮挫(诛杀折辱);戮杀(杀戮);戮害(杀害);戮罪(杀戮有罪的人);戮死(受戮而死)
陈尸示众〖displaykilledbody〗
三奸同罪,请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国语·晋语》。注:“陈尸为戮。”
又如:戮尸(陈尸示众);戮尸枭首(斩杀死者的尸体,并砍下他的头颅)
惩罚〖punish〗
王使执而戮之。——《国语》
又如:戮人(戮民。受过刑罚的罪人);戮余(刑戮之余。指受刑后的余生);戮死(受戮而死);戮辱(受刑被辱)
通“僇”。羞辱〖humiliate〗
不用命戮于社。——《书·甘誓》
贾季戮臾骈。——《左传·文公六年》
又如:戮笑(羞辱讥笑)
从上面看，戮即杀，而且是明杀的意思。“戮”字没有用在暗杀上的，古文的暗杀专用“刺”字。
再来看于右任在宋教仁墓碑上墓志铭：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直笔人戮”的意思当指如果直笔会被人公然杀掉的意思。宋教仁墓落成于1914年6月，当时二次革命失败不久，袁世凯气焰如炽，于能在墓碑上直书宋死于袁世凯之手乎？所以只能曲笔为之。如他怕革命党暗杀，那么他就应该写“直笔人刺”了。由此可见，于的墓志铭明明是指斥袁世凯的，今日袁伟时等所谓学者却把它当成孙中山涉宋案之证据，南辕北辙啊！以这样的学术素养而暴得大名，我不知是当哭还是当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