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漫谈《反导条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15:31:31
如果反导条约（ABM Treaty）没有出现，美苏核军备竞赛会如何发展？会不会更加激烈？
这种讨论“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框架我认为是很难设计的。
所以我仅能谈谈下列6个问题：1，《反导条约》有没有实现它的狭义目标，限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增长？2，《反导条约》存在时，战略导弹防御技术是否在进展？3，既然有反导技术进步，如何理解《反导条约》的限制作用？4，如果没有里根提出SDI，这种技术进步最终可能会导致什么？5，《反导条约》的逻辑是什么？6，如何评价《反导条约》的逻辑？
《反导条约》有没有实现它的狭义目标，限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增长？
我认为ABM条约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务。
ABM条约明确限制的大规模反导部署没有出现，美国自行拆除了唯一的一个反导基地，苏联的莫斯科反导系统规模长期达不到ABM条约的限制，双方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违约。如果说这样实现了“把防御性战略武器竞赛从总体核军备竞赛中排除出去”，则ABM条约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
但是，《反导条约》存在时，战略导弹防御技术是否在进展？
很多人认为在《反导条约》签订后，到1983年3月里根《战略防御倡议》SDI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BMD研究处于某种停滞的真空状态，其实涉及BMD研究的进展一直存在，只不过里根《战略防御倡议》SDI的光辉太强，以至于让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完全跳脱美国反导研发历程的“反苏阴谋”。
早在1969年，美国陆军反导部门与各防务承包商就开始关于“Safeguard卫兵”之后的下一代反导系统探索，当时的称呼就是“Hard Site Defense（加固点防御）”。1971年1月，“Hard Site Defense（加固点防御）”正式立项，1972年4月该计划改名为“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
加固点防御，自然是针对经过加固的点目标进行的防御系统，这与“Safeguard卫兵”的防御目的相符——————继续用反导来保护美国陆基核反击力量（ICBM）。“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计划开发“Sprint II”短距拦截弹，用3部作战雷达搭配100枚拦截弹。1974年国会在预算拨款中下令禁止“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的prototyping（原型样机试制）工作，将反导研究限制在“子系统与部件”层面上。于是“Sprint II”短距拦截弹的研发终止，1975年10月，“点防御SiteDefense”项目改为“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项目。美国国会对prototyping（原型样机试制）的禁令一直持续到1981年。
1977年1月，美国陆军反导系统司令部下令开始“Low Altitude Defense (LoAD)低空拦截”系统的研制，“LoAD低空拦截”的目标是设计与MX洲际弹道导弹部署模式相契合的反导系统，通过15000米以下高度的大气层内核拦截、主动防御来提高MX的生存力。1982年，“LoAD低空拦截”改名为“Sentry岗哨”项目。“Sentry岗哨”项目被赋予开发“非核拦截、大气层内拦截器”的任务，1983年2月，“Sentry岗哨”项目终止。
上面指的是underlay（下层防御），也就是“Sprint”短距拦截弹的后续研发工作。针对overlay（上层防御），也就是继承“Spartan”远程拦截弹的研究，同时没有停滞。
1977年3月，美国陆军反导系统司令部下令，在“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项目下建立“Homing Overlay Experiment Task Force上层寻的实验工作组”，这个项目的产物是著名的HOE上层寻的实验，在1984年6月首次成功实现动能拦截/非核拦截。
HOE是“LoAD低空拦截”或“Sentry岗哨”配合的大气层外中段拦截方案中之一，它使用“母舱观测引导+子拦截弹覆盖多目标”，母舱负责D3：目标探测、真假目标区分、标识Detection，Discrimination，Designation。多个子拦截器进行直接碰撞拦截。
如果说上面的HOE有当今“MKV\MOKV多目标拦截器”项目的影子，还有一个项目在今天的反导系统中遗存下来。
多弹头版Spartan将使用小型拦截器，其项目是“Homing Interceptor–Terminal末端寻的拦截器”，或是“Homing Intercept Technology寻的拦截技术”，缩写HIT，除了红外制导版本，还有雷达制导版本，也就是后来1983年1月立项的SR-HIT (Small-Radar Homing Intercept Technology小型雷达HIT)
据说是因为“SR-HIT”往往为误认为是“短距拦截器技术”，在1986年上半年改名为FLAGE (Flexible Light-Weight Agile Experiment灵活轻重量敏捷试验)。1986年，SR-HIT与FLAGE的研究成果转入ERINT(Extended Range Interceptor增程拦截器)项目，而在1994年2月，美陆军选定ERINT 为爱国者PAC-3系统的技术。
顺便一提：HIT项目的红外制导版本在1976-1977年变为空军反卫星项目、F-15空射反卫星“微型寻的飞行器Miniature Homing Vehicle”。
类似的还有“Spartan”远程拦截弹的改进版，具备火箭发动局关停—重启而具备巡飞（loiter）功能，可以等待敌方来袭导弹，进一步观测精确模拟诱饵，进而区分真假目标。
还有1968年启动的“UPSTAGE上面级”项目，它是一种高机动拦截弹头，用来拦截机动弹头（MARV）的，它的技术在80年代转成SDI中的“大气层内高空防御拦截弹” (HEDI)，最后变成THAAD，可能会被用来拦截今日的其他机动弹头（MARV）。
既然有反导技术进步，如何理解《反导条约》的限制作用？
ABM条约导致国内单边限制的出现：
美国国会自愿对prototyping（原型样机试制）的禁令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种措施限制了美军技术开发的进度。
ABM条约导致项目与组织缩水：
1973年7月，1976年12月，美国陆军系统反导司令部的人员数量各进行了一次近50%的削减。
ABM条约的规定直接限制了反导系统的效能：
“Sentry岗哨”项目被终止的原因除了与其紧密捆绑的MX部署模式变动以外，还有ABM条约的限制：因为每一个“LoAD低空拦截”单元备有3枚拦截弹，一个作战雷达，ABM条约规定大型反导雷达不超过2部，小型反导雷达不超过18部。所以最多部署18个“LoAD低空拦截”单元。更不用说ABM条约还禁止机动拦截器，禁止多拦截器齐射的能力、禁止快速装填能力的拦截器发射架。
如果没有里根提出SDI，这种技术进步最终可能会导致什么？
overlay（上层防御），也就是面防御、全国防御，具备保护人口与社会财富的能力，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部署轻量级的全国面防御并无法有效保护加固点目标（例如ICBM发射井），因为它们能拦截的敌方弹头数量太少。比如说美国很早的认识到“Spartan”远程拦截弹对于保护ICBM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苏联长期部署的就是远程拦截弹，短程拦截弹/大气层内拦截弹是在1989年才完成部署。
其本质在于：如果只允许部署少量的拦截器（比如说ABM条约限制的100枚），与其用它们保护城市，不如用它们保护ICBM发射井，因为这数量太少了，无法有效保护人口——而且城市很难进行抗核加固。
所以说，在SDI之前的反导热点、重点一直是针对加固点目标的underlay（下层防御）。面对进攻方的巨大增长潜力——这是美苏两国在七十年代开始部署分导式多弹头MIRV带来的——防御方也只能“扩散”：扩散雷达的数量、扩散拦截器的数量；同时继续应用大气层做过滤器，不断过滤高级诱饵，再提高所保护目标的抗核加固程度，通过高加速度拦截器实现低层（核）拦截。
例如：“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雷达，也就是之前的“点防御Site Defense”雷达，其尺寸是之前“Safeguard卫兵”作战雷达的五十分之一。而“LoAD低空拦截”雷达又进一步缩小成“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雷达的四十分之一。
通过民用商业界计算机处理能力的飞速提高，这些雷达的真假目标区分能力也在大幅提升。
如果说《反导条约》把弹道导弹防御技术的军备竞赛引导到了针对加固点目标的underlay（下层防御），用以提高核反击力量的生存力，可以说，这是很积极的发展————这有助于保护美苏两国的陆基ICBM。
但是，在雷达，也在“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改名“系统技术Systems Technology”项目的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官方对其所保护的目标也进行了“扩散”：不仅是保护ICBM发射井，在未来也许“系统技术”可以用来保护战略轰炸机基地、弹道导弹核潜艇基地、国家指挥当局NCA（也就是首都）————这个时候，保护核反击力量与保护城市的边界就开始模糊了。
确实如此，如果反导作战雷达/大功率相控阵雷达能越造越小，如果它们的“扩散”很容易；如果拦截弹也可以迅速扩散，即使不出现SDI迷梦，在某个未来总会出现能覆盖全国的反导网络。
《反导条约》的逻辑是什么？
《反导条约》背后的逻辑是：防御系统的部署会要求更多的进攻性核弹头，也就是逼迫核弹头数量增长，要控制核军备竞赛，就必须要控制防御武器，还有进攻武器。
所以我们讨论ABM条约，不能忽视它的另一个面：《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一般简称为“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ABM条约》加上《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构成了SALT I（美苏第一阶段战略武装限制条约）。
因为固化“进攻性核武器平衡”的《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无法单独完成任务，它需要ABM条约。而且，《临时协议》的重点是弹道导弹核武器，所以ABM条约——而不是什么《限制国土防空系统条约》——就足够了。
从这个方面来看，ABM条约的成败与价值，其实关键在于《临时协议》。
但是SALT I中的《临时协议》，可以说是极其宽松的，它基本允许美苏继续进一步建造战略核武器，它定的上限高于美苏当时的核军力，而且它没有对弹道导弹核弹头进行限制。也就是说，当多弹头MIRV技术出现时，美苏的核弹头数量又可以合理地大大增长。关于SALT I为什么不限制MIRV多弹头，为什么基辛格没有抓住机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研究课题。
SALT中的L，也就是“Limitation限制”，体现了它不实质削减，仅仅是“限制增长”的内涵。而START中的R，也就是“Reduction削减”，则是到里根时代才出现的概念。
那有人就会问这种级别的SALT条约，意义何在？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关键在于它从数量上正式确认了美苏（战略核武）均势strategic parity。从SALT I条约签订开始，美苏正式进入“缓和”时期，苏联不断试图把这个核均势转换为政治均势，把军事平等转换为政治平等。美国不断试图在美苏均衡的基础上，继续为欧洲提供核保护伞。两国都没有成功，而两国发现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是“缓和”正式结束。
回到ABM条约，“防御系统的部署会要求更多的进攻性核弹头，也就是逼迫核弹头数量增长，要控制核军备竞赛，就必须要控制防御武器，还有进攻武器”，现在进攻武器已经通过很宽松的《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来控制了，我们回头看《ABM条约》就可以重新理解：《ABM条约》的价值在于反导系统的价值，反导系统的价值在于它能消耗的弹道导弹核弹头的数量。如果一套反导系统能消耗很多弹头，则“限制反导”显著可以减轻核导弹扩军的压力。如果一个反导系统无法消耗敌方的核弹头，则限制它没有多少意义，因为核扩军的动机并不在此。
这里的“消耗”并不一定是指“成功拦截”，也可以是“牺牲反导系统本身，消耗的敌方弹头”。前者对应的是敌方直接发射大量弹头，通过饱和攻击来突防，也就是saturation。后者对应的是直接打击防御系统本身的弱点，也就是defense suppression。两者不相等，也就是说可能存在一种反导系统，它效率极高却缺乏生存力。
可是，60年代的反导系统，既没有足够高的拦截效率，也没有足够高的生存力。
具体来说：
根据1985年下旬，1985年戈尔巴乔夫-里根的日内瓦峰会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文件：
“导弹防御工作启动于六十年代中期。无线电工业部的信号旗设计局开发了A-35M莫斯科反导系统，于1979年开始作战值班。该系统有能力防御从各方向射来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从联邦德国射来的6枚潘兴-2型导弹。
替换系统——改进了的A-135莫斯科反导系统——的工作将于1987年完毕，届时将能防御1-2枚现代化洲际弹道导弹，和多达35枚潘兴-2型中远程导弹。A-135莫斯科反导系统包括一部新型目标搜索与跟踪雷达Don-2N （在Pushkino-Sofrino附近）。根据1985年7月15日中央委员会与部长会议决定，开展对莫斯科反导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工作：A-235系统，有能力拦截8-12枚复杂弹道目标，和多达40枚潘兴-2型导弹。
计划该系统将于1995年进行测试。”
在这个评估上，美国情报机构基本是跟苏联官方一样，认为莫斯科的第一代反导系统（A-35M）仅能拦截几枚ICBM弹头。
但是，美军在核打击方案上，并没有仅仅是用“几枚ICBM弹头”，1968年的美国SIOP中，单独使用100多枚民兵I和民兵II洲际弹道导弹，加上若干枚潜射弹道导弹，专门打击苏联的反导系统。
也就是说莫斯科反导系统在saturation意义上的价值是几枚ICBM弹头，在defense suppression意义上的价值至少是100多枚民兵I和民兵II洲际弹道导弹。
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洲际核弹头数量足够多，而且采取了保守的打击规划，在多弹头MIRV化以后，美国的ICBM弹头数量进一步增长，不管莫斯科反导的“价值”是多少，都变成完全可承受的了。
换一种说法，在MIRV化以后，ABM条约的意义就大大下降了，因为它既没有阻止进攻核武器的大增、也不是进攻核武器大增的理由。
6，如何评价《反导条约》的逻辑？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是：ABM条约要通过剥夺防御能力，实现美苏双方“赤裸地”确保互相摧毁，因为反导系统会破坏确保互相摧毁，所以要限制反导规模。
这种观点当然是在学理上正确的，而且美国官方在教育苏联政府放弃大规模反导部署的时候，也反复用MAD（确保互相摧毁）这个借口。可是只要仔细深究一下谈判历史，就知道这个理由离当时具体实践太远。
首先，SALT谈判中没有任何关于MAD（确保互相摧毁）标准的内容。其次，ABM条约完全没有涉及“轰炸机-国土防空问题”，也就是说有一整个领域被忽略了。很难想像，MAD的达成不需要考虑轰炸机核武器。
最关键的是，美苏战略核弹头的数量大增，使得“通过限制反导，保护MAD”的理由变得荒谬：因为美苏的核武器库已经大大超出了MAD的要求，不管MAD如何定义。
另一种错误观点是：MIRV技术、多弹头化的大潮，是美苏部署反导带来的。MIRV的出现是多源头的、多驱动的，其中不仅是突防需求，更重要的是“打击更多目标”这个需求。
在美苏反导被限制后，MIRV多弹头化没有停滞，反而进一步大增，美国MX，苏联SS-18等高度多弹头化的ICBM都是在ABM条约的背景下推进的。
《反导条约》是一个双边军控措施，它是应对反导系统的一种双边合作解决方案：通过共同限制，消除反导系统的任何不利影响。而——如果你认为MIRV主要是为了突防的话——多弹头化MIRV是一个单边措施，它通过一国独立自主地增加核弹头数量，消除反导系统的不利影响。
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双边措施”应该是用来替换“单边措施”的，谈判与条约是应该来取代单边扩军的——————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不仅没有阻止单边扩军，单边扩军甚至降低了ABM条约的意义。所以我倾向于认为MIRV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突防，而反导条约的价值被过于宽松的SALT I《临时协议》给大大稀释了。
当然，也许六七十年代的核反导技术，导致了部署在城市周围的核拦截弹，简直不可能被接受。
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双边措施”应该是用来替换“单边措施”的，谈判与条约是应该来取代单边扩军的——————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不仅没有阻止单边扩军，单边扩军甚至降低了ABM条约的意义。所以我倾向于认为MIRV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突防，而反导条约的价值被过于宽松的SALT I《临时协议》给大大稀释了。
当然，也许六七十年代的核反导技术，导致了部署在城市周围的核拦截弹，简直不可能被接受。
这也许才是《反导条约》的价值所在————它既反映了当时的技术现实，又反映了大众对这种技术现实的真实态度（比如说美国Sentinel哨兵反导系统进行城市防御阵地选址时，遭遇的巨大阻力）————也许是如此真实地反映了核反导系统的不可接受性，导致它似乎并没有提供什么给世界和平。
但是，今天不止一个国家的首都里，也许还有人在期望《反导条约》仍存在、希望它再生呢
如果反导条约（ABM Treaty）没有出现，美苏核军备竞赛会如何发展？会不会更加激烈？
这种讨论“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框架我认为是很难设计的。
所以我仅能谈谈下列6个问题：1，《反导条约》有没有实现它的狭义目标，限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增长？2，《反导条约》存在时，战略导弹防御技术是否在进展？3，既然有反导技术进步，如何理解《反导条约》的限制作用？4，如果没有里根提出SDI，这种技术进步最终可能会导致什么？5，《反导条约》的逻辑是什么？6，如何评价《反导条约》的逻辑？
《反导条约》有没有实现它的狭义目标，限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增长？
我认为ABM条约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务。 ABM条约明确限制的大规模反导部署没有出现，美国自行拆除了唯一的一个反导基地，苏联的莫斯科反导系统规模长期达不到ABM条约的限制，双方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违约。如果说这样实现了“把防御性战略武器竞赛从总体核军备竞赛中排除出去”，则ABM条约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 但是，《反导条约》存在时，战略导弹防御技术是否在进展？ 很多人认为在《反导条约》签订后，到1983年3月里根《战略防御倡议》SDI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BMD研究处于某种停滞的真空状态，其实涉及BMD研究的进展一直存在，只不过里根《战略防御倡议》SDI的光辉太强，以至于让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完全跳脱美国反导研发历程的“反苏阴谋”。
早在1969年，美国陆军反导部门与各防务承包商就开始关于“Safeguard卫兵”之后的下一代反导系统探索，当时的称呼就是“Hard Site Defense（加固点防御）”。1971年1月，“Hard Site Defense（加固点防御）”正式立项，1972年4月该计划改名为“点防御Site Defense”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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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反导技术进步，如何理解《反导条约》的限制作用？ABM条约导致国内单边限制的出现：美国国会自愿对prototyping（原型样机试制）的禁令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种措施限制了美军技术开发的进度。 ABM条约导致项目与组织缩水：1973年7月，1976年12月，美国陆军系统反导司令部的人员数量各进行了一次近50%的削减。 ABM条约的规定直接限制了反导系统的效能：“Sentry岗哨”项目被终止的原因除了与其紧密捆绑的MX部署模式变动以外，还有ABM条约的限制：因为每一个“LoAD低空拦截”单元备有3枚拦截弹，一个作战雷达，ABM条约规定大型反导雷达不超过2部，小型反导雷达不超过18部。所以最多部署18个“LoAD低空拦截”单元。更不用说ABM条约还禁止机动拦截器，禁止多拦截器齐射的能力、禁止快速装填能力的拦截器发射架。 如果没有里根提出SDI，这种技术进步最终可能会导致什么？overlay（上层防御），也就是面防御、全国防御，具备保护人口与社会财富的能力，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部署轻量级的全国面防御并无法有效保护加固点目标（例如ICBM发射井），因为它们能拦截的敌方弹头数量太少。比如说美国很早的认识到“Spartan”远程拦截弹对于保护ICBM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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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导条约》背后的逻辑是：防御系统的部署会要求更多的进攻性核弹头，也就是逼迫核弹头数量增长，要控制核军备竞赛，就必须要控制防御武器，还有进攻武器。 所以我们讨论ABM条约，不能忽视它的另一个面：《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一般简称为“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ABM条约》加上《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构成了SALT I（美苏第一阶段战略武装限制条约）。 因为固化“进攻性核武器平衡”的《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无法单独完成任务，它需要ABM条约。而且，《临时协议》的重点是弹道导弹核武器，所以ABM条约——而不是什么《限制国土防空系统条约》——就足够了。 从这个方面来看，ABM条约的成败与价值，其实关键在于《临时协议》。 但是SALT I中的《临时协议》，可以说是极其宽松的，它基本允许美苏继续进一步建造战略核武器，它定的上限高于美苏当时的核军力，而且它没有对弹道导弹核弹头进行限制。也就是说，当多弹头MIRV技术出现时，美苏的核弹头数量又可以合理地大大增长。关于SALT I为什么不限制MIRV多弹头，为什么基辛格没有抓住机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研究课题。 SALT中的L，也就是“Limitation限制”，体现了它不实质削减，仅仅是“限制增长”的内涵。而START中的R，也就是“Reduction削减”，则是到里根时代才出现的概念。 那有人就会问这种级别的SALT条约，意义何在？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关键在于它从数量上正式确认了美苏（战略核武）均势strategic parity。从SALT I条约签订开始，美苏正式进入“缓和”时期，苏联不断试图把这个核均势转换为政治均势，把军事平等转换为政治平等。美国不断试图在美苏均衡的基础上，继续为欧洲提供核保护伞。两国都没有成功，而两国发现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是“缓和”正式结束。 回到ABM条约，“防御系统的部署会要求更多的进攻性核弹头，也就是逼迫核弹头数量增长，要控制核军备竞赛，就必须要控制防御武器，还有进攻武器”，现在进攻武器已经通过很宽松的《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来控制了，我们回头看《ABM条约》就可以重新理解：《ABM条约》的价值在于反导系统的价值，反导系统的价值在于它能消耗的弹道导弹核弹头的数量。如果一套反导系统能消耗很多弹头，则“限制反导”显著可以减轻核导弹扩军的压力。如果一个反导系统无法消耗敌方的核弹头，则限制它没有多少意义，因为核扩军的动机并不在此。 这里的“消耗”并不一定是指“成功拦截”，也可以是“牺牲反导系统本身，消耗的敌方弹头”。前者对应的是敌方直接发射大量弹头，通过饱和攻击来突防，也就是saturation。后者对应的是直接打击防御系统本身的弱点，也就是defense suppression。两者不相等，也就是说可能存在一种反导系统，它效率极高却缺乏生存力。 可是，60年代的反导系统，既没有足够高的拦截效率，也没有足够高的生存力。 具体来说：根据1985年下旬，1985年戈尔巴乔夫-里根的日内瓦峰会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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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何评价《反导条约》的逻辑？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是：ABM条约要通过剥夺防御能力，实现美苏双方“赤裸地”确保互相摧毁，因为反导系统会破坏确保互相摧毁，所以要限制反导规模。 这种观点当然是在学理上正确的，而且美国官方在教育苏联政府放弃大规模反导部署的时候，也反复用MAD（确保互相摧毁）这个借口。可是只要仔细深究一下谈判历史，就知道这个理由离当时具体实践太远。 首先，SALT谈判中没有任何关于MAD（确保互相摧毁）标准的内容。其次，ABM条约完全没有涉及“轰炸机-国土防空问题”，也就是说有一整个领域被忽略了。很难想像，MAD的达成不需要考虑轰炸机核武器。 最关键的是，美苏战略核弹头的数量大增，使得“通过限制反导，保护MAD”的理由变得荒谬：因为美苏的核武器库已经大大超出了MAD的要求，不管MAD如何定义。另一种错误观点是：MIRV技术、多弹头化的大潮，是美苏部署反导带来的。MIRV的出现是多源头的、多驱动的，其中不仅是突防需求，更重要的是“打击更多目标”这个需求。 在美苏反导被限制后，MIRV多弹头化没有停滞，反而进一步大增，美国MX，苏联SS-18等高度多弹头化的ICBM都是在ABM条约的背景下推进的。 《反导条约》是一个双边军控措施，它是应对反导系统的一种双边合作解决方案：通过共同限制，消除反导系统的任何不利影响。而——如果你认为MIRV主要是为了突防的话——多弹头化MIRV是一个单边措施，它通过一国独立自主地增加核弹头数量，消除反导系统的不利影响。
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双边措施”应该是用来替换“单边措施”的，谈判与条约是应该来取代单边扩军的——————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不仅没有阻止单边扩军，单边扩军甚至降低了ABM条约的意义。所以我倾向于认为MIRV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突防，而反导条约的价值被过于宽松的SALT I《临时协议》给大大稀释了。
当然，也许六七十年代的核反导技术，导致了部署在城市周围的核拦截弹，简直不可能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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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才是《反导条约》的价值所在————它既反映了当时的技术现实，又反映了大众对这种技术现实的真实态度（比如说美国Sentinel哨兵反导系统进行城市防御阵地选址时，遭遇的巨大阻力）————也许是如此真实地反映了核反导系统的不可接受性，导致它似乎并没有提供什么给世界和平。
但是，今天不止一个国家的首都里，也许还有人在期望《反导条约》仍存在、希望它再生呢
反导条约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签署，但是到了90年代，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以在大气层内核防核理论的不切实际性，使得这个条约变得没有意义。例如，90年代莫斯科整个城市不过是一个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半径30km的放射状居民区，地面为大平原，无任何遮蔽物，该地区常年无风或者微风。因此如果部署在该城市外围的核反导弹在空中与来袭导弹互炸，则该地区顷刻之间就会变成100年的无人区。
目前所要担心的，不是反导条约能否返回的问题，而是一旦共和党在11月重掌白宫，是否会与俄罗斯私相授予，协议废除中导条约和修改第四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问题。因为美国国内目前的形势是逐步寻求如何自保北美大陆，而不是维护所谓欧亚大陆的稳定。伴随十多年的平叛与反恐战争，美国武装力量已经疲惫不堪，但是利用低杀伤和低威慑力精确常规武器作战，直接导致战争与威慑成本飙升，乃至美国自己已经承担不住。在这种情况下，重回核威慑的论调将会高涨。而目前的俄罗斯已经走在了更前面，彻底和全面的更新了他的中远程路基导弹系统。
对于美国来讲，中段和末端防御目前已经做到日臻完善。未来必然要解决助推段防御和多单头防御问题，而助推段防御需要临近敌方500-2000km国界部署重达7-10吨的反导火箭，这就要求不得不废除中导条约。
目前所要担心的，不是反导条约能否返回的问题，而是一旦共和党在11月重掌白宫，是否会与俄罗斯私相授予，协议废除中导条约和修改第四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问题。因为美国国内目前的形势是逐步寻求如何自保北美大陆，而不是维护所谓欧亚大陆的稳定。伴随十多年的平叛与反恐战争，美国武装力量已经疲惫不堪，但是利用低杀伤和低威慑力精确常规武器作战，直接导致战争与威慑成本飙升，乃至美国自己已经承担不住。在这种情况下，重回核威慑的论调将会高涨。而目前的俄罗斯已经走在了更前面，彻底和全面的更新了他的中远程路基导弹系统。
对于美国来讲，中段和末端防御目前已经做到日臻完善。未来必然要解决助推段防御和多单头防御问题，而助推段防御需要临近敌方500-2000km国界部署重达7-10吨的反导火箭，这就要求不得不废除中导条约。
干货贴，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