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的集合号：进藏先遣连烈士后人寻找其余烈士家属

加油顶起！！

烈士的名册为什么没有及时送达呢？原因是当时部队后送名册时遇到阿里山洪暴发，名册被冲走了，后来是根据7个幸存的先遣连战士回忆后写的，这里面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导致联系不到大批的烈士家属。

可惜，只找到一位，还有39位烈士的家属没有找到。
关于寻找一九五零年

新疆军区“进藏英雄先遣连”烈士亲属的公开信



            

您好！

我叫陈永泰，今年64岁，甘肃省甘谷县人，2007年从县人大副主任岗位退休，现住甘谷县大像山镇。

我的父亲陈忠义，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进军西藏“先遣连”战士。1950年8月1日进藏后与家中通信中断，1963年我向部队机关写信查找，经查已于13年前的1951年春夏之交牺牲于藏北扎麻芒堡地区，牺牲23年后的1973年9月补办了《烈士证》。2009年11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发现与父亲先后牺牲的其余62名烈士亲属，至今绝大多数还不知道亲人牺牲的情况。因此写信公开寻找他们，让先烈们的英灵早日回归故里，以告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在天之灵。

一、六十年前的真实故事

1950年1月，在年青的共和国诞生不久，毛泽东主席在出访苏联的专列上向党中央发去了一封部署解放西藏的绝密电报，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多路向心，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出兵向西藏进军。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由汉、蒙、回、藏、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等七个民族的139名（其中党员35人，团员14人）官兵组成的进军西藏“先遣连”，在总指挥兼党代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全军特级战斗英雄、副连长彭清云等同志的率领下，于1950年8月1日从新疆于阗县誓师出发向藏北进军，王震司令员亲自前往送行，并勉励先遣连官兵说：“你们既是先遣队，又是侦察队，同时还是探险队、战斗队和工作队。希望同志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把胜利的红旗插上西藏高原！”

先遣连的官兵们在没有地图，没有向导，没有道路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孤军徒步2000多公里，横跨海拨6000多米的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历尽千辛万苦，以牺牲63名官兵的沉重代价和后续部队一起解放了阿里全境，将红旗插上了藏北高原，促进了西藏全境的和平解放。在先遣连官兵进入浩瀚的藏北无人区后，给养线被大雪阻断，便经受着饥饿、严寒和高山疾病的折磨。在粮草断绝的情况下，他们组织打猎自救，过着以兽肉为食，兽皮为衣，兽骨为器，燧石取火的原始生活。在先遣连官兵极度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主席致电藏北改则本，请改则政府帮助解决先遣连的给养困难。十世班禅大师，青海省政府主席廖汉生，西北军政委员会也相继致电改则本和阿里嘎本政府，希望他们以祖国统一大业为重，积极协助进藏先遣部队和平进军阿里，王震司令员指示驻扎在南疆的哈什军区，“要尽最大努力，恢复补给线”。于是，驮运队前赴后继，历时近百天时间，只为先遣连送去了1.5公斤盐和7个馕。而倒在运输线上的4万多头牲口的白骨却摆在了进藏的路上，以致很久以来，坐在直升飞机上，也能看见那白骨连成的一条线，断断续续地伸进了昆仑深处……1951年5月28日中午12时，由独立骑兵师二团副团长安子明率领的两个连300余骑，沿着先遣连开辟的路线，赶到藏北扎麻芒堡，12时15分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同志停止了呼吸。这一天是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在北京签订的第5天。此时，先遣连139名官兵中，因饥饿和疾病牺牲的已有50多人。

二、共和国没有忘记

在进军西藏的行动中，先遣连139名官兵中，就有63人先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就有我的父亲陈忠义。为了表彰先遣连的功绩，原西北军区命名该连“进藏英雄先遣连”光荣称号，每人记大功一次，并授于“人民功臣”勋章和“解放大西北”奖章各一枚。他们的勇敢精神和铁血风骨曾让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所敬佩。

当年，毛泽东主席听了十八军政委谭冠三的汇报后说：“他们威震印巴东南亚”，又一连说了三个“盖世英雄”。还高度评价说：“先遣连的先期进入，像一把钢刀扎进了后藏，震撼了西藏上层人士，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去见朱德总司令，他对总司令说：“新疆进军阿里的那个连很了不起，跨过风雪茫茫的昆仑山脉，走过了荒无人烟的千里羌塘，涉过了无数激流冰河，翻越了6000多米的冈底斯山，孤军千里，历尽艰辛，到达了阿里。”朱总司令听后说：“一兵团的部队是有这个传统的。1945年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远征三湘，也是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九次绝处逢生，才突破重围回到延安，看来这个连还很有点王胡子当年南下北返的味道咧！”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和刚从新疆分局调到北京任总干部部长的徐立清将军谈起新疆部队的情况，总理说：“新疆进藏的那个连很英勇，很悲壮。”徐立清说：“进军阿里，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牺牲了很多同志，王震司令员好多次都感动得流了泪。”总理自责地说：“牺牲了这么多的好同志，我们是有责任的。”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新疆40周年座谈会上，王震对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恩茂说：“今天我们庆祝新疆和平解放，纪念人民解放军进疆，不能忘了独立骑兵师解放阿里的功绩，1950年他们进去了一个连，就解放了阿里一座高原。”1991年，原阿里军分区政委、后任南疆军区纪检委副军职专职副书记的袁国祥将军两次见到王震副主席时，他都问到了先遣连的情况，当他回答：“只有一半人活着回来时”，老首长摇头叹息说：“死的人太多了，毛主席还批评过我。”还说，“这个连队不畏艰苦，不怕牺牲，是发扬了我们红军光荣传统的。”在兰州军区召开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李乾元将军非常动情地宣扬了“进藏英雄先遣连”的感人事迹，号召全军区部队要认真学习先遣连的革命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搞好军队现代化建设。

1965年，阿里地区行署和阿里军分区在地区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修建了“烈士陵园”，并将先遣连烈士遗骨搬迁到陵园安葬。40多年来，阿里人民在每年“清明节”那天，都要举行大型公祭扫墓活动。领导干部的楷模、原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同志殉职后，也安葬在该陵园内，这里已成为西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截止目前，有《西藏风云》、《感动高原》等多部影视作品宣传“进藏先遣连”的英雄事迹。正在筹拍的还有故事片《先遗连》和电视连续剧《英雄先遣连》等。有《世界屋脊上的英雄战士》、《藏北凯歌》、《难忘征程》、《阿里探秘》、《天路丰碑》、《天殉》、《雪祭藏北》、《英雄先遣连》、《挺进阿里》、《敬贤集》、《进藏英雄先遣连》、《甘谷儿女在新疆》、《西域不了情》、《西部情缘》、《进藏英雄先遣连入藏记》等多部文学作品也都向世人宣传“进藏先遣连”的英雄业迹。

有一位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写道：“先遣连是世界上一支最优秀的骑兵，是共和国的英雄，是开辟极地历史新纪元的英雄，他们以一曲穿天破云的雄犷旋律，使阿里高原在狂云、疾风、寒雪的交响中，发出了改天换地的震撼。”

还有一位寻访英雄足迹的诗人，在阿里狮泉河烈士陵园墓碑前，写下了“先遣连的悲壮动神惊鬼，先遣连的英勇山哭水泣，先遣连的牺牲地殇天殉，先遣连的忠诚日月同辉。”的诗句……

三、我的漫漫寻父路

1950年8月1日，父亲给家里寄来了最后一封信，来信地址是新疆省于阗县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骑兵师二十三团一连。信中说，“他们即将开往西藏解放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家里暂时不要给他写回信，去信是收不到的，等他们胜利后再给家里来信。”并说，“信内有证明书一件，拿去县政府，可以分田地。”从此以后，我们一直等待父亲的来信，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们年复一年的盼望着，但还是盼不到父亲的一点音讯。1954年6月，我的祖父病危弥留之际，口中一直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几天后他带着思念儿子的伤忧离开了人世。我的父亲从小失去了母亲，是爷爷既当爹又当娘把他拉扯大的，他是爷爷的一块心头肉……爷爷去世后，家里就只留下母亲和我俩个人相依为命，在一起艰难的生活着。刚解放时，当地政府给我家挂了一面“光荣军属”的牌子，每年春节县政府还要发一封《慰问信》。随着父亲音讯的中断，这些待遇也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说我父亲去了印度、台湾的传闻。无形中又给我们这个苦难的家庭在精神上增加了政治舆论的压力。

五十年代初期的甘肃南部山区，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由于耕作原始，加之土地瘠薄，因此广种薄收、食不果腹的情况普遍存在，有男劳动力的家庭是这样，我们孤儿寡母生活艰难的景况就可想而知了。妈妈是个小脚女人，她在贫困中锻炼出了对待困难的坚强毅力。我家几亩旱地分撒山，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打的粮食还吃不了半年，但不论家里生活多么困难，妈妈总要先去交公粮，她说这些粮是送给爸爸们打仗吃的，我们也就只能省吃俭用清贫度日。生活实在推不下去了，妈妈就锁上门户，带我出去讨饭。每次出门讨饭总是出远门，就近和有亲戚的村子从来不去，而且都是天亮前出门，夜幕降临后回家。对于这些我都不能理解，于是我问妈妈：“为啥近处不要偏要去远处呢？为什么出去那么早，回来又这样晚？”妈妈噙着泪水说：“等你长大后就知道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了妈妈当时的心情，虽然困难逼迫我们母子走上了讨饭的路，但这条路该怎么走，妈妈是有良苦用心的。1954年后半年，在老师和亲邻的资助下我上学了，为了维持生活和给我寻找学费，妈妈不顾脚小体弱，竟攀登在9米多高的杨树上砍枝卖柴。到了初冬，用锯子将家门口的杏树枝锯成小节，挖一个小土窑烧成木炭担在街上去卖钱。村民们有熬土盐的生产门路，妈妈无力攀登山崖去刮盐土，就把别人搭过的薄盐水担回家熬盐，从早到晚10多个小时才能熬出几斤来，拿在集市上也只能换几角钱，幸亏柴火是自己捡的，不然连本钱也不够。我在妈妈心目中是她的希望，更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因为妈妈就生了我一个孩子。妈妈痛我也爱我，但家里养的两三只母鸡下的蛋，除我有病时煮一个外，从来不轻易给我吃，我也不去争嘴吃，妈妈几乎把所有的鸡蛋拿在集市去卖了钱（实际一年也就是几斤蛋）。一有空她就用麦杆掐草辫做成草帽去换钱，妈妈就是这样一分一分的攒钱供我上学的。不管经济多么困难，妈妈总是要设法买一包佛香，求神灵保佑我的父亲能够早日平安回家。每天晚上，妈妈点燃香火，用6根筷子顶出的形状求神灵预示爸爸回来的时间，由于是妈妈自己操作，加上心理因素，每次求告都是爸爸不久会回来，但从来没有灵验过一次。尽管如此，妈妈还是每天晚饭后重复做着这无效的老一套……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起初我们在食堂吃大锅饭，后来食堂解散就吃救济的红薯干和豆饼等。妈妈10成打4两，我吃6成只有2两多，14岁的我在85华里外的县城上中学，一个星期只能回家取一次吃，妈妈还要拿出她每天的2两面让我吃。一星期回来，我忍饥受饿要留一点拿回家给妈妈吃，理由是我吃不上节约下来的。妈妈不忍心去吃，我们母子便推来让去，推着推着，妈妈哭了，我也哭了。后来全村断粮，我们的生活进入了极度困难的阶段，许多有男劳动力的家庭因饥饿失去了亲人，而我的妈妈用树叶、树皮、野菜、麦草和玉米棒芯烧的生灰来充饥，竟使我们母子奇迹般的活了下来。1962年后半年我升到初中二年级时，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便休学回家了。我曾去陕西讨过饭，在家务过农，干过木工、瓦工、油漆工和其它农村手艺活，还当了9年多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会计和大队文书。1972年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先后担任过公社副主任，公社和乡的党委书记，县工业交通委员会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中学党总支书记，县委统战部长，县政协副主席，县人大副主任等职，直到2007年退休。

父亲牺牲后，我家一直没有收到部队和政府的通知。1957年，村里有位探家军人得知我父没有音讯时，便拿自己的钱主动给国防部写信要求查找我父亲的下落，国防部也给我家回过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已由有关部门进行查找，待查清后再给你家通知。”并说，“将信拿去县政府，请地方政府帮助解决我们母子的生活困难。”此次寻找虽然没有结果，但在我的幼小心灵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以后的寻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有一次，我看见妈妈拿着爸爸10多年前的信在流泪，我深知妈妈多么希望爸爸能给家里来封信，哪怕一个口信也可以。1962年10月，我背着妈妈向国防部写了一封请求查找爸爸下落的信，由于没钱买邮票，便将自家一只木柜上的铜吊环拆下买给了供销社。时隔一年后的1963年10月，我收到了南疆军区政治部的来信。信中说，“你给国防部的信经总政治部转给了我们，经查悉，你父陈忠义生前系新疆军区进军西藏先遣连战士，1950年8月1日进军西藏，1951年春夏之交牺牲于藏北扎麻芒堡地区。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通信困难，未能及时向家里通知……”此时，爸爸已经牺牲13个年头了。当时妈妈身体不太好，我也没有把爸爸牺牲的情况告诉她。过了一段时间后，妈妈身体逐渐好了起来，我便在一位乡村医生的陪同下给妈妈说明了爸爸牺牲的情况。妈妈听得是那样的认真，表情又是非常地严肃和平静，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竟然没有哭。我深知妈妈心中并不是不难过，而是她把爸爸的牺牲早在预料之中，只是从不流露罢了。她也欲哭无泪，因为她把泪水偷偷地哭干了，也不愿用流泪的方式去表达对亲人的哀思，因为她老人家尽量不给我们仅有俩个人的小家庭增加更多的悲痛和麻烦，而是把泪水偷偷地流向了心田。听完信后，妈妈陷于沉思之中，过了一回只向我问了一句，“共产党最后把他定成好人还是坏人？”我说：“是好人，是解放西藏的人民功臣。”妈妈接连说了两声“好人就好，好人就好”。不久妈妈按地方风俗亲自操办了给爸爸“招灵”的悼念仪式，这一次她哭了，并专门以她的名义请人写了一篇祭文，诉说了她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和抓养我的过程，给爸爸作了个圆满的交代。1973年9月经我联系，南疆军区政治部给我家补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此时爸爸牺牲已23年了。1980年8月21日，我的妈妈因病医治无效，在她65岁生日的第二天与世长辞，当时她只知道爸爸牺牲了，但更详细的情况才是近20年我从各方面了解到的。妈妈去世这一年，正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一年，临终前她知道了我家包了几亩地，都在什么地方。第二年夏收后，我家就收获了5000多斤小麦，而苦命的妈妈一生勤苦务农，却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粮食。在她去世时，家里只有我用节约的粮票买的二斤小麦标准粉，妈妈装在一个瓦瓮里，过几天拿出一点烧成白面汤为她的孙儿改善一顿生活。妈妈去世后，村里人都说她是个命苦人，生活刚好了，她却走了。妈妈去世已整30年了，每当四时八节或平时我们做一点可口的饭菜时，我和老伴总要在她的灵牌前献上一点，以弥补我们内心的遗憾……

妈妈去世后，我在工作之余一直注意收集有关爸爸牺牲的情况。1990年9月，我随县上考察团去乌鲁木齐时，有幸见到了曾任新疆军区参谋长，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张希钦将军，他给我详细地介绍了有关父亲连队的情况。近10年来，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年届九旬的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同志；先遣连副连长、全军特级战斗英雄彭清云同志；1965年负责向狮泉河烈士陵园搬迁烈士遗骨的原藏北支队侦察参谋、阿里地委原纪检委书记马占山同志；踏着先遣连进军路线进藏的后续部队老兵、离休干部杨昌同志。并与以多部著作宣传“先遣连”英雄事迹的阿里军分区原政委、后任南疆军区纪检委副军职专职副书记的袁国祥将军；后续部队随军纪者、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新闻部主任的张炎平同志；《挺进阿里》一书的作者、孔繁森同志的战友、阿里地委原秘书长柴腾虎同志；《西部情缘》的作者、阿里军分区原司令员李永强同志；《世界脊上的英雄战士陈忠义》一文的作者、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原政委李含英同志；现任阿里军分区司令员刘万龙同志；正在筹备拍摄《英雄先遣连》的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社长李德华同志；四处为我收集“先遣连”史料的塔城军分区原政委陈作明同志等经常保持着联系。收集到了描写父亲连队英雄事迹的书籍、刊物10多部。还收集到了介绍“进藏英雄先遣连”事迹的电视连续剧、纪录片、专题片等3部影像资料。可以说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漫寻父之路……

四、烈士的亲人你们都在那里

2009年11月，我的书法作品入选了“纪念孔繁森同志殉职十五周年全国书画展”，11月24日，我应邀赴山东聊城参加“书画展”开幕式。还作为“进藏英雄先遣连”烈士后代的代表和副连长彭清云之女彭疆同志，出席了11月29日举行的“孔繁森同志殉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当我代表来宾宣读完《祭文》后，有一位曾经援助阿里工作的同志对我说：“先遣连其他烈士的家属估计有些可能还不知道亲人牺牲的情况。”这句话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思考。因为先遣连大部分烈士牺牲在藏北无人区，交通不便，也不通邮，根本没有给家里及时通知的条件。以至直到今天，几个资料刊载的烈士姓名和人数都不统一，出现了烈士陵园墓碑上把活着的人名刻上了，把牺牲的人没刻上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条件是何等的艰苦啊！

从聊城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深思这个问题。我经历50多年艰难曲折的历程，总算找到了父亲的下落和牺牲的情况。这主要靠的是我至今完好保存的父亲1950年8月1日的最后一封来信，因为那信封上清楚的写着部队的名称和住址；靠的是妈妈含辛茹苦供我上了几年学，具有写一般信件的能力；靠的是我家虽在农村乡下，但离集镇邮局较近，具有寄信收信的方便条件。那么其他烈士亲属都具备这些条件吗？回到家里后，我顾不得休息，便打开了录制的中央电视台介绍“进藏英雄先遣连”事迹的《感动高原》纪录片，从出现的墓碑上抄下了我们天水市5个县区12位烈士的名单，找了本1994年版的《甘肃民政志》中的烈士名录进行对照，结果只找到了与烈士“陈洛元”音同字不同的“程罗院”一个人的名字，其余均未找到。接着我又打电话请袁国祥将军提供了“进藏英雄先遣连”甘肃籍28位烈士的名字和地址，进一步扩大核对面看是什么情况。还是除“陈洛元”同音不同字的“程罗院”一个外，其余也均未找到。我又通过电话与有关县的民政局联系，都说没有这些烈士的名单。因此，我初步判断这些烈士的亲属有可能真的还不知道亲人牺牲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一种强烈地责任感油然而生，寻找这些烈士亲属的使命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深知60年漫长时间肯定会使这些家庭发生重大的变化，60年已是三代人的时间，烈士们应该有曾孙了。大多数烈士的父母和妻子也都离开了人世，有的或许改嫁分散；有的或远走他乡；有的甚至早以家中无人……最近，我将情况向阿里军分区司令员刘万龙同志作了电话汇报（司令员知道我是“先遣连”烈士的儿子后，今年春节还给我寄来了《慰问信》和“贺年卡”）。他说：“你给先烈们干了一件好事，这也是我们的职责，需要军分区协助的，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并安排政治部的同志给我发来了《进藏英雄先遣连人员名册》。同时，一直关注并宣传“先遣连”英雄事迹的袁国祥将军，也给我寄来了1972年由先遣连连长曹海林、副连长彭清云、班长骆德裕等同志通过回忆形成的《进藏先遣连人员花名册》和2006年再次经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彭清云最后核实的《进藏先遣连牺牲人员确切名单》。依据这两封《花名册》，我又和中央电视台《感动高原》纪录片、《挺进阿里》，《进藏英雄先遣连》等书籍出现的烈士名单进行了对照。发现刊载人数和姓名除阿里军分区和袁国祥将军手头的完全一致外，其余均有出入，而这个出入也能从各个方面为确定烈士名单和寻找亲人起到拾遗补漏的作用。同时，我还发现整个名单中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相当一部分没有具体的家庭住址。63名烈士分布在9个省和自治区，其中籍贯有村名的19人，有乡镇名的5人，有县名的22人，有市名的2人，有省名的16人。二是一部分地址出现口误或笔误。我已经找到的几位烈士亲属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把“马力镇”写成“马来镇”，“礼辛镇”写成“李安镇”，“德兴乡”写成“仁德乡”，“秦渡镇”写成“劝土镇”，“安伏乡”写成“伏镇乡”，“方家寨”写成“方家裁”等，有的由于解放后正常的乡村合并使原来的名字也没有了。三是有些烈士的名字不够准确。如“张佛成”应叫“张佛子”，“甘绍华”应叫“甘正华”，“张永吉”家里叫“张云吉”等。

目前我已找到了7位烈士的家属。从7个家属的情况分析，有四类情况：一是偶然机会知道亲人牺牲的。如“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烈士，是由亲属在1960年从《解放军文艺》上看到左齐将军《回忆李狄三》的文章后知道的，当时烈士牺牲已10个年头了，在牺牲21年后的1972年才补办了《烈士证》。二是由家人依据最后一封信的地址向部队机关写信查找到的。如烈士李怀珍家在1953年12月29日，由当时的西北军区政治部补发了《烈士证》，此时烈士已牺牲4年时间了。我家也属这类情况。

三是由退伍的知情军人给烈士家属通了信，说“人牺牲了，再不要等了”，直到现在还没有《烈士证》。烈士张佛子的情况就是这样。四是家属至今不知道亲人牺牲的情况。如烈士甘绍华、张永吉、汪子康、王振帮等，这一类属绝大多数。在我找到的7户人中，可以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悲怆的故事……三

5月8日，我专程赴山西闻喜县桐城镇冯家庄村，拜访了84岁高龄的“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同志。见面后，李老用他那冻残的双手拉着我的手，哽咽地久久说不出话来……在李老家期间，他给我讲述了“先遣连”进藏前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回忆了我的父亲生前和牺牲的情况；并对牺牲人员末能及时通知家属作了深度分析。临别时，他再三叮嘱我要把寻找烈士家属这件事坚持下去，查出结果！

尽管寻找这些烈士家属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我想只要依靠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善良的人民群众，一定会让漂泊了60年的英灵回归他们的故乡，了切家人梦寐以求的寻亲夙愿。



如有线索，请告知这些烈士的亲人，并请与我联系。



在此，向关注、支持、参与寻找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先遣连烈士陈忠义之子

    甘肃省甘谷县退体干部  陈永泰

  


      

http://weibo.com/3481045492/DuCu ... t#_rnd1462976621919
以上是尚未找到列属的烈士名单，请大家留意，凡是1949年进新疆的解放军，1950年后失去消息的都可关注下，国家会给予烈属相应的待遇

http://weibo.com/3481045492/DuCu ... t#_rnd1462976621919
以上是尚未找到列属的烈士名单，请大家留意，凡是1949年进新疆的解放军，1950年后失去消息的都可关注下，国家会给予烈属相应的待遇

俺老爸是55年进藏，据说在前面一批，有几十号人晚上睡觉大意了没留放哨，结果被人摸进去偷袭，几乎全部牺牲，就一个夜里出去上厕所的侥幸逃生

好人有好报

以上为尚未找到遗属的烈士名单及其可能的家乡地址


以上为尚未找到遗属的烈士名单及其可能的家乡地址

好人有好报
存活的人很多又被政治审查，
整得很惨

存活的人很多又被政治审查，
整得很惨
你是人还是机器人？

以上为尚未找到遗属的烈士名单及其可能的家乡地址
里面还有三个维族，一个回族，一个蒙族，一个锡伯和几个新疆本地汉族烈士还没找到家属。

这个名单充分说明当年志愿军里有胡子老班长是完全可能的，有些三十多的人还是战士。

唉，死亡率这么高。太惨烈了。

唉，死亡率这么高。太惨烈了。
主要是死于坏血病和高原病，当时没经验。

向老英雄们敬礼！

你是人还是机器人？
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就是如此，

以前的极端错误处理就是对他们不公。

承认这，又不代表否认他们的英勇伟业

当时也就那个条件了，没办法呀，看过纪实文学，几十年前的藏北凯歌，唉，那个悲壮呀，有蒙古族的，有哈萨克的，有许多是当年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战士，那个年代的太祖的指战员，从朝鲜到西藏，没有孬种 ，都是人民的功臣和可敬的先辈。

唉，死亡率这么高。太惨烈了。
除了高原反应不适应，
还有重要原因是为了在前面解放之前不影响西藏政治，
不能和藏民发生商品贸易，
结果吃不好，衣服都没有穿的，
没有办法只能穿生剥的牛皮，结果皮肉连在一起苦不堪言。

他们都是英雄

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就是如此，


作为黑五类后代，很想听你说说先遣连的英雄里是谁后来被批斗的？

集结号我觉得应该算是一部中国主旋律电影?

主要是死于坏血病和高原病，当时没经验。
唉，累死四万头牦牛才送去一点盐和几个囊，号称高原之舟牦牛都死了这么多，真是太残酷了…

唯物 发表于 2016-5-13 19:42
你是人还是机器人？
他 不 是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