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邓朴方谈邓小平为何被打倒:给林彪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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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榕
    1968年3月29日，北大发生了两个造反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武斗是半夜开始的，校园内满是拿着棍棒、梭镖、长矛和戴头盔的人。两派均是人多兵众，一时之间杀声震天。大规模武斗之后，造反派组织两败俱伤，损失惨重。但两派均不甘心，仍在秣马厉兵，准备再战。
    武斗之后，整个北大充满了恐怖的气氛。邓楠和一些同学在宿舍窗口目睹了这场恐怖事件后，马上收拾东西，凌晨四点，趁天不亮，就从一堵残破的墙洞中逃出校园。回家后，她惦记着在学校受管制的哥哥朴方，就让飞飞马上去北大，把哥哥叫回家来。在这场北大最大规模的武斗中，许多人遭遇不幸。邓楠他们班一个同学在旁观看（不是参加），结果一支当作武器的标枪横空飞来，被扎了个透，人虽没死，但因肝脏破裂而落下终身残疾。
    哥哥姐姐们都回家了，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和奶奶一家人，算是在方壶斋这个家中真正团聚在了一起。
    大家聚在一起，一改只有奶奶、飞飞和我的沉静，家中出现了少有的热闹。奶奶、朴方和飞飞住一屋，我们三个姐妹住一屋，中间隔着一个走廊，门对着门。我一个表姐也在北京上学，她来时，一个大床要睡四个人。我嫌挤，就把两个大木箱拼起来，搬个铺盖，睡到上面，倒也觉优哉游哉。这时抄家的人基本不来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角落，好像一时之间竟被造反派遗忘了似的。日子过得虽难，却不寂寞。其实，要说生活并不算苦，真正苦的是人的内心。不过，我们家的人，就是在最困苦的时候，也总是要想着法子在生活中尽量寻找乐趣。在方壶斋的小天地里，我们自寻其乐，没有别的玩儿，我们就把一个小纸盒放在床上，远远地拿跳棋子儿往里投，比赛谁投得准，玩得还挺认真挺高兴的。从父亲那里，要说我们学到什么的话，就是永远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生活就这样过着，基本安然，只是用煤炉子不小心，发生了两次煤气中毒“事件”。一次是奶奶和飞飞，那次不算重，两人头疼了几天了事。一次是奶奶和我在一屋，睡得正香时，听见奶奶的叫声。因有前车之鉴，我一下子从床上起来，想也没想，把门用力推开，接着就摔倒在地下昏得起不来了。这次煤气中毒中得不轻，要不是奶奶年纪大了睡觉轻又有感觉，我们两人早就一命呜呼了。
    这是险事。还有趣事。一次大姐邓林从学校回家，刚要进家门，正好碰见我出来。我神色严肃地把她一把抓住推到墙边，在她耳边悄声说：“chao-jia-la！”她一听，以为是“抄家啦”，当时就惊得“魂飞魄散”。其实我说的是“吵架啦”。原来，奶奶想给我们做点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而管家的二姐邓楠却想尽量节俭，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结果争执了起来。奶奶虽没文化，更没读过什么外国名著，但她记性特好，可能是从以前看过的电影中记得的，一气之下，竟张口骂邓楠是“葛朗台”——也就是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笔下的“悭吝人”。当时，吵架的两人都哭鼻子，都挺伤心的。事后，我们则为奶奶的“博学”大大地乐呵了一阵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也真是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一句“抄家啦”，就可以让人着实地心惊胆战一番。
    哥哥朴方自父亲被批判以来，一直被关在学校，这次是他最长一段时间住在家里。在家无事，他便拿着锯子刨子做点木工活儿，就是用邓楠买回来的那一些破木板，给飞飞做了个小书架，还给奶奶做了个放碗的架子，但更多的时间是帮助弟弟补习功课。“文革”开始时，飞飞才上初二，运动一来，学也上不成了，闲着没事儿时，飞飞就自己看书学点功课。这阵子哥哥在家，可以每天给他上课，每天给他指导。哥哥爱教，飞飞也爱学。在数理化方面，飞飞的长进可真不小。飞飞日后能够上大学，读硕士、博士，这些补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基础作用。哥哥比我和飞飞大六七岁，以前我们小，他在学校又忙，虽然对哥哥相当尊重，但很少跟他说什么或者聊什么。这次在方壶斋大家朝夕相处，就不免把心中不明白的问个清楚。记得有一次我问哥哥：“为什么要打倒爸爸？”哥哥眼睛看着远处，说：“为了给林彪让路。”哥哥对政治一向比较敏感，“文革”刚开始大家都还“革命”热情高涨时，他就预感到有可能发生问题，因此运动中一直保持低调。不过，就是这样，也没有使他逃脱造反派的关押和批斗。而这时，好不容易回家了，好不容易脱离造反派的监视了，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精神顿感放松，有一天吃饭时一高兴，他竟然喝醉了。醉了以后，神也爽了，脸也红了，话也多了。他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还流畅地大背了一番《岳阳楼记》。我们看着他喝，看着他说，看着他背，看着他醉，心中只觉怆然。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要知道，我们喝的，是一杯苦酒，是一杯人生的苦酒啊。
    这一段时间，我们这一家人，算是暂时得以远避狂涛，于逍遥之中自寻其乐。没有想到，真正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时刻，很快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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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榕
    1968年3月29日，北大发生了两个造反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武斗是半夜开始的，校园内满是拿着棍棒、梭镖、长矛和戴头盔的人。两派均是人多兵众，一时之间杀声震天。大规模武斗之后，造反派组织两败俱伤，损失惨重。但两派均不甘心，仍在秣马厉兵，准备再战。
    武斗之后，整个北大充满了恐怖的气氛。邓楠和一些同学在宿舍窗口目睹了这场恐怖事件后，马上收拾东西，凌晨四点，趁天不亮，就从一堵残破的墙洞中逃出校园。回家后，她惦记着在学校受管制的哥哥朴方，就让飞飞马上去北大，把哥哥叫回家来。在这场北大最大规模的武斗中，许多人遭遇不幸。邓楠他们班一个同学在旁观看（不是参加），结果一支当作武器的标枪横空飞来，被扎了个透，人虽没死，但因肝脏破裂而落下终身残疾。
    哥哥姐姐们都回家了，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和奶奶一家人，算是在方壶斋这个家中真正团聚在了一起。
    大家聚在一起，一改只有奶奶、飞飞和我的沉静，家中出现了少有的热闹。奶奶、朴方和飞飞住一屋，我们三个姐妹住一屋，中间隔着一个走廊，门对着门。我一个表姐也在北京上学，她来时，一个大床要睡四个人。我嫌挤，就把两个大木箱拼起来，搬个铺盖，睡到上面，倒也觉优哉游哉。这时抄家的人基本不来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角落，好像一时之间竟被造反派遗忘了似的。日子过得虽难，却不寂寞。其实，要说生活并不算苦，真正苦的是人的内心。不过，我们家的人，就是在最困苦的时候，也总是要想着法子在生活中尽量寻找乐趣。在方壶斋的小天地里，我们自寻其乐，没有别的玩儿，我们就把一个小纸盒放在床上，远远地拿跳棋子儿往里投，比赛谁投得准，玩得还挺认真挺高兴的。从父亲那里，要说我们学到什么的话，就是永远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生活就这样过着，基本安然，只是用煤炉子不小心，发生了两次煤气中毒“事件”。一次是奶奶和飞飞，那次不算重，两人头疼了几天了事。一次是奶奶和我在一屋，睡得正香时，听见奶奶的叫声。因有前车之鉴，我一下子从床上起来，想也没想，把门用力推开，接着就摔倒在地下昏得起不来了。这次煤气中毒中得不轻，要不是奶奶年纪大了睡觉轻又有感觉，我们两人早就一命呜呼了。
    这是险事。还有趣事。一次大姐邓林从学校回家，刚要进家门，正好碰见我出来。我神色严肃地把她一把抓住推到墙边，在她耳边悄声说：“chao-jia-la！”她一听，以为是“抄家啦”，当时就惊得“魂飞魄散”。其实我说的是“吵架啦”。原来，奶奶想给我们做点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而管家的二姐邓楠却想尽量节俭，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结果争执了起来。奶奶虽没文化，更没读过什么外国名著，但她记性特好，可能是从以前看过的电影中记得的，一气之下，竟张口骂邓楠是“葛朗台”——也就是法国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笔下的“悭吝人”。当时，吵架的两人都哭鼻子，都挺伤心的。事后，我们则为奶奶的“博学”大大地乐呵了一阵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也真是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一句“抄家啦”，就可以让人着实地心惊胆战一番。
    哥哥朴方自父亲被批判以来，一直被关在学校，这次是他最长一段时间住在家里。在家无事，他便拿着锯子刨子做点木工活儿，就是用邓楠买回来的那一些破木板，给飞飞做了个小书架，还给奶奶做了个放碗的架子，但更多的时间是帮助弟弟补习功课。“文革”开始时，飞飞才上初二，运动一来，学也上不成了，闲着没事儿时，飞飞就自己看书学点功课。这阵子哥哥在家，可以每天给他上课，每天给他指导。哥哥爱教，飞飞也爱学。在数理化方面，飞飞的长进可真不小。飞飞日后能够上大学，读硕士、博士，这些补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基础作用。哥哥比我和飞飞大六七岁，以前我们小，他在学校又忙，虽然对哥哥相当尊重，但很少跟他说什么或者聊什么。这次在方壶斋大家朝夕相处，就不免把心中不明白的问个清楚。记得有一次我问哥哥：“为什么要打倒爸爸？”哥哥眼睛看着远处，说：“为了给林彪让路。”哥哥对政治一向比较敏感，“文革”刚开始大家都还“革命”热情高涨时，他就预感到有可能发生问题，因此运动中一直保持低调。不过，就是这样，也没有使他逃脱造反派的关押和批斗。而这时，好不容易回家了，好不容易脱离造反派的监视了，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精神顿感放松，有一天吃饭时一高兴，他竟然喝醉了。醉了以后，神也爽了，脸也红了，话也多了。他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还流畅地大背了一番《岳阳楼记》。我们看着他喝，看着他说，看着他背，看着他醉，心中只觉怆然。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要知道，我们喝的，是一杯苦酒，是一杯人生的苦酒啊。
    这一段时间，我们这一家人，算是暂时得以远避狂涛，于逍遥之中自寻其乐。没有想到，真正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时刻，很快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