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和赵尚志的威名

但是抗联里面也不是没有内斗。李兆麟就和赵尚志不对付，甚至一度关系紧张。只是关东军压力太大，抗联各部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另外汉奸频出也令各部队不得不防。
还有，日本人招降杨靖宇的条件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把以前张作霖的位置给他，可真是下了血本了。

    在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抗联以生命宣誓中国人不屈不服，与日寇血战到底
    提起东北抗联，就得骂张学良那个王八犊子

乌尔奇奥拉 发表于 2016-4-11 16:29
但是抗联里面也不是没有内斗。李兆麟就和赵尚志不对付，甚至一度关系紧张。只是关东军压力太大，抗联各部基 ...
赵先生被开除党籍，据说是李先生力主的。一直到1984年黑龙江省委才恢复赵先生的党籍。

赵先生被开除党籍，据说是李先生力主的。一直到1984年黑龙江省委才恢复赵先生的党籍。
实话实说，这件事上是赵理亏。可见牛戈的考证文章

国务顾问 发表于 2016-4-12 16:03
实话实说，这件事上是赵理亏。可见牛戈的考证文章
牛戈那篇文章的考证是不充分的，主要采信了1938年北满省委扣给赵尚志的一堆大帽子。单方面的指责何以为证？李兆麟就指称赵尚志为“反共产党的阴谋家”，过苏联是“逃跑”，“（赵尚志）的思想有一贯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是那么回事吗？赵尚志是不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不值一驳，工作方法上的缺点错误和反共有关系吗？而那个什么过苏联是“逃跑”是睁着眼睛胡说八道。当初商量谁去苏联联络时赵尚志第一个推荐李去，因为他搞外交好。李则百般让赵去，说赵是总司令，这样才能显示抗联的诚意。赵尚志担心战斗任务重，走不开。李就说赵能拍板，时间不长，别人拍不了来回折腾更耽误时间。这样赵才去的，结果被苏联人扣了。然后这边李就写信反赵，扣上一堆帽子，没有当事人申辩进行批判，有多少可信度？

yuppppp 发表于 2016-4-12 15:52
赵先生被开除党籍，据说是李先生力主的。一直到1984年黑龙江省委才恢复赵先生的党籍。

开除赵党籍是北满省委两名常委金策和李兆麟的决定。

三人常委之一的冯仲云当时不在国内，后来他回忆：“我去苏联本来是为了找中共中央关系，但是没有找到，也不许与中央联系。由于我的请求，周保中同志去苏。我和周保中、赵尚志以及苏联一些同志参加下，开了几个月的会。会议结束时，北满省委听信陈绍宾、尚连生等叛徒、奸细的造谣，并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也没有听取本人的亲自或书面的申辩，没有听取我（北满省委代表）在苏方讨论结果的汇报，就突然地在省委第十次常委会议上通过了永远开除北满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东北总司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开除的理由主要是赵尚志污蔑金策、冯仲云等都是奸细，是反党活动。而戴、陈、李、于是赵尚志的追随者。这个开除是没有经过中央批准，是没有经过执委会的。是根据谎言做出的，是毫无理由的。”

东北某地还有相互平行、相距不远的两条街：尚志大街和兆麟街。两位地下有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东北某地还有相互平行、相距不远的两条街：尚志大街和兆麟街。两位地下有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赵尚志受处分没那么冤枉
    赵尚志曾因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直到其牺牲四十多年后才恢复党籍。也就是从赵恢复党籍后的八十年代起，有关赵尚志的传记和影视文学等便热了起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对抗日英雄应有的褒奖，但其中又出现了无限拨高甚至随意杜撰的现象。
    赵被开除出党，文献记载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初，由满州省委将其开除出党。1935年又撤销了这次决定，赵的党籍得以恢复。后两次其实可看作一次。1941年1月，赵被北满省委永远开除出党。后因周保中、冯仲云向省委写信，建议将决定中的永远二字取消，省委采纳了二人的建议。但这年年底，仍然是周保中，却又一次写信给省委，撤销了年初关于取消永远二字的建议，省委于1942年初再次开会，又一次永远开除了赵的党籍。直到1982年，才由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恢复了赵的党籍。
    现在网络上或地滩上乃至影视文学甚至正规出版的传记中，多数都说赵先后两次（我将后两次看成是一次）被开除出党都是因为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受到的不公正处理，笔者对此绝难认同。
    赵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不是因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恰恰是赵犯有左的错误。
    先说第一次，1932年，中共历史上关于北方的革命斗争有一个错误的会议，史称“北方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极不协调的极左的错误路线。满州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的指导方针，指示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之后，“我们……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造成的分裂和失败，分裂和失败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是在当时所有一切缺点中，‘左’倾政治口号，是为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北方会议的左倾路线，因为赵尚志同志的个人错误及其他人的错误，导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
    这是写于四十年代初的对此事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总结是切合实际的。在当时没有编制政委的情况下，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该部队中中共党的总代表，党的各级会议精神，也就是通过政治部主任向下贯彻执行的。赵作为政治部主任，对于推行北方会议在该部的执行，也就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四十年代总结的巴彦游击队失败教训中，在将主要责任认定为北方会议的同时，也说到了赵尚志本人的错误，这并不冤枉。可现在的许多作品，却都倒打一耙，说赵是因为制抵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受到了处理，这就满拧了，整整拧了一百八十度了。
    试想，在当时分散游击交通通信极不便利的情况下，如果赵真的想制抵北方会议的精神，他是完全能够以实际行动在该部队中进行制抵而不予理睬的。实际上，从后来赵对上级党特别是对后面将要说到的《六三指示信》的制抵情况看，他也具备这么作的性格。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巴彦游击队忠实地执行了北方会议的决定，从而导致了失败。说赵制抵了北方会议，从哪可以看出来呢？
    第二次开除赵的党籍，加上了永远二字，表明此次赵的错误比前一次更加严重。归纳起来，赵所犯错误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拒不执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六三指示信》，而一直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行动路线。
    《六三指示信》是1935年6月3日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东北党的指示，以书信的形式传到东北。指示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策，即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不分党派、阶级、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该信传达到东北各特委和县委之后，南满的杨靖宇、魏拯民是认真执行了的，吉东的周保中是认真执行了的，北满的李兆麟也是想认真执行的。在抗联主要领导人中，只有赵尚志对此指示信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在违反上级指示成立北满省委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上，由赵尚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六三指示信》提出一系列的指责，把指示信中所说的保存实力曲解为不要我们打日本；把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的事变，曲解为等待大事变；还说指示信叫我们把枪插（藏）起来等等。除此之外，在谈到如何对待日本人的归大屯、如何对待保甲制度、如何对待伪军、如何对待一般反日山林队等等，也都提出了与指示信内容完全相反的极左的意见。按说，一个党员，向组织坦诚提出个人的意见本是正常的，但赵不仅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在被省委否决并形成贯彻决议后，仍拒不执行，并以枪指挥党的反原则严令北满省委不许下发此信及省委的贯彻决议。所以在当时东北的四个省委中，也就只有北满省委因赵的威胁与阻挠没能够认真执行。
    1938年，北满省委开会批评左倾关门主义问题时，就提出了赵仍然以实际行动拒绝执行《六三指示信》精神，而继续执行其“左”倾关门主义的事实。这次会议所列举的，主要有以下几点：（1）提出“走狗军队（指伪军）法西斯化，集团部落的保甲长都是极端的反动分子”的“左”的口号；（2）反对中央代表团关于将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和第9军的指示；（3）过多地用缴械的手段对待被我们收编的抗日山林队；（4）歧视并分裂兄弟部队；（5）以恐怖手段对待地方党组织；（6）提出“不许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没收土地，实行平分”、“农民必须死守游击区内组织农民暴动等不切实际的斗争口号。（7）对中共中央代表团1935年6月3日的指示信站在左的立场上，持基本上否定的态度。
    以上7条是否都存在，还值得商榷和有待进一步考证，比如第2条，就很令笔者惊诧，但基本事实特别是赵一贯坚持极左的作法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个，是严重违反中共党的组织原则，以武力凌驾于组织之上。赵率军主要活动于北满，故北满省委应是他的上级，但赵却经常用枪指挥党。比如下江特委，就因曾对第三军提出批评意见而遭赵的用刑威逼，以至瘫痪。即使北满省委，也要看赵的脸色。对于书记的人选，没有赵的同意是不可能干的下去的。赵对于与他搭档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和与其共事的北满省委书记如李兆麟、冯仲云、金策等，是看作自己的走狗而要求其必须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李兆麟在与赵搭档时，为维护大局与团结，更多地采取了迁就与妥协的作法，以维护赵的威信，赵在多种场合对人说起李兆麟时，就一直说李是自己的忠实走狗。这点，李兆麟事后承认自己软弱，检讨了自己过去是以调和主义态度对待赵尚志的。不过，赵尚志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是人所共知的。实际上，冯仲云、张兰生等比李兆麟更怕赵尚志，许多省委作出的决议，赵不同意，省委就没有谁敢往下执行。
    赵在苏联被解除关押后回到东北，曾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命令，可这司令是谁任命的呢？却不知道了。有的书中说是苏联人任命的，这就是笑话了。东北抗联的人事一直受北满、吉东、南满等几个省委的任命，因为想与中共中央联系而又联系不上，对上则一直听命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何曾听过苏联人的任命？生性倔强的赵尚志更是绝对不会理会苏联人的什么任命。但不知到底是怎么的，他却真的就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命令了。先是签署了一道第12号命令，命令撤销第三路军这一组织，要求李兆麟将一切权力交出。后又以通令的形式命令属于周保中第2路军的第5军和第7军均须接受他的领导。好家伙！幸亏杨靖宇的第一路军远在南满，不然又不知他要如何处置呢。东北抗日联军之划分为3个路军是在1936年由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决定，就这么让赵以谁也不承认的总司令名义轻率地给改组了。当然他这命令并没有贯彻下去，没能造成事实，如果真的传达到部队的话，会引起多大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更有甚者，赵还可以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明文要求组建松江省委的指示和建议的省委书记人选于不顾，竟自下令组织北满临时省委，并另行指定书记人选。在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中共军队中，敢于象赵尚志这样干的，很难找到第二人。
    第三个，是赵动辄以非常手段处理党内矛盾，突出表现为他对党内同志的扩大肃反与滥杀。赵曾公然宣称，谁反对我赵尚志谁就是汉奸。就因为这个原因，包括冯仲云、张兰生、金策和李兆麟等，在与赵配合工作时，都胆战心惊，百般迁让，以至到后来在党内民主生活中都不得不承认在与赵的关系处理上表现出无原则的软弱，因为他们都怕赵的肃奸，怕赵杀他们的头。在赵率三军与四军联合作战时，就因为看中了四军一个主力团的精良装备，便毫无道理地将该团以武力缴械，并将团长苏衍臣杀死。四军军长李延禄为避免党内武装自相残杀，也只有连夜转移部队，退避三舍，忍痛求全。如果李延禄也采取和赵一样的作法，那不知会酿成怎样的后果。1939年，被错关了1年多的赵尚志与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率领100来人的队伍返回东北，但不到10天，赵就将在苏联关押期间与自己有过争吵的祁致中无端杀死，令许多将领为之胆寒。这期间，赵还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高禹民、金策、许亨植、张兰生等来他的总司令部开会，而这几个人，却早已进入他的肃反名册。赵命令部下，这几个人如果不到会，可采取强迫手段使之到会，“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当然，最终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敢来，就连受命要将上述几个奸细强行带来的戴洪滨，也再不敢回来了，这肃反锄奸的工作也就没能实施，不然，东北抗联的历史将会怎么写下去，真不敢想象了。
    不理解为什么赵尚志要怀疑那么多的同志为奸细，这显然让他越来越走向孤立。在北满省委第10次党委会上，就列举了赵“说李兆麟、冯仲云、周保中等是日寇奸细；张兰生、许亨植、金策都有奸细嫌疑，北满是有系统的奸细组织”，说“38、39年没有越境或没有溃散的北满抗日部队都有奸细关系”，以及“企图捕杀冯仲云、高禹民、李兆麟、许亨植、张兰生、金策等……”
    当然，这个决议中的许多用语，比如“反党行为是有一贯的历史根源的”，比如“猖狂地要反对党的整个组织”等，今天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是明显定性过重了。但赵认为周、李、冯、张、许、金等当时几乎全部的北满省委要员及活动于北满的抗联主要将领都是日寇奸细的作为，则是不争的事实。
    就是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在经过北满省委从冯仲云，到张兰生，到金策共三届班子历时四年多的反复会议准备后，1940年1月，中共北满省委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
    又一次失去党籍的赵尚志感到了孤独与无助。在这时，恰恰是被他称作首恶的“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周一面向北满省委去信，请求对赵尚志不要在开除党籍的前面加上“永远”二字，以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一面和赵尚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对赵尚志提出了许多诚恳的但又是严肃的批评。赵尚志向周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周又向北满省委提议，请求赵尚志到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以求继续发挥其军事才能。北满省委同意了上述意见。4月，赵尚志到由周保中任总指挥的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
    但没过多久，已是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又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肃奸，弄的第二路军人心惶惶。1941年11月，指挥部直属部队总结全年工作，召开了直属队党员大会，形成了“1940年11月6日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党员会议草案”，而这其中，就有要求上级党“迅速对赵尚志加以审判，并要求与以严厉的处置”的决议。不过周保中仍然表现的很宽容。他向上级党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是要赵尚志离开第二路军，并把赵尚志再送到苏联去；一个是撤回在1940年春他给北满省委的信中所提出的不要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请求。到苏联之后，李兆麟和周保中都坚决不同意赵尚志到抗联人员的集训所在地——北野营，而要求苏联将他送到农庄或工厂中去接受群众的教育。于是，孤独悲壮的赵尚志最终被排斥在党组织与抗联这个大家庭之外。
    以上就是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的大致经过。基于此，我坚决地不同意目前许多关于赵尚志的作品中说赵是受到左的路线迫害的说法，不同意赵是因为制抵左的错误路线而蒙冤的说法。
    对于1982年恢复赵的党籍，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不能因为这次恢复赵的党籍是正确的，便否定原来开除赵党籍的决定。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特别是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往最坏处说也只能算是处分过重。如果非要为了拨高赵而说其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决定，那么，在开除赵的党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金策、张兰生、冯仲云、李兆麟、周保中等，又该作何评价呢？
    因为现在的时尚是人们都讨厌左的东西而宁愿靠右一些，于是有些人杜撰中共历史上的人物，要是喜爱他，就说他是反左而靠右的。大概许多人感觉赵先后那么多次被开除党籍，又在其牺牲后那么多年才给予恢复，因此为他抱不平，因而就产生对他的同情和喜爱，所以许多影视文学等就主观地把赵描写成了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描写成了反对极左错误路线的英雄。其实正相反，赵的几次受到党纪处分恰恰主要是因为他的极左。这大概会令许多习惯于想当然的地滩文学作家很失望。
    我从不否认赵尚志作为民族英雄应该值得永远歌颂与纪念，我也承认赵是忠于革命一心向党始终不渝的，这从他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上是充分地说明了的，在他几次被开除党籍后所表现出的痛苦和不懈追求上是可以认定的。我还承认赵是百折不挠地坚持抗日的，在1938年初之前，赵所领导的抗联第三军，在松花江上游的珠河、宾县，到松花江下游的罗北、绥滨；在松花江南岸的依兰、勃利，到北岸的庆城、木兰、海伦等20多个县境之内，曾给日寇以重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自1938年后，赵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这一系列的挫折之所以产生，有大环境的其他的原因，也与赵本人性格上的缺点不无关系，与他本人在党性原则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不无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赵是将一腔热血洒在了为祖国求生存为民族争尊严的抗日战场上的，在被日寇俘虏后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最后壮烈殉国，这都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的。

keepmart 发表于 2016-4-12 16:20
牛戈那篇文章的考证是不充分的，主要采信了1938年北满省委扣给赵尚志的一堆大帽子。单方面的指责何以为证 ...
我把牛戈的文章贴了，您最好再认真看一看

国务顾问 发表于 2016-4-12 17:10
我把牛戈的文章贴了，您最好再认真看一看
我也给你贴一个，你好好对比一下。

赵尚志蒙冤始末

在1935年以前，东北的党组织和抗日队伍都由中共满洲省委领导，而满洲省委又受中共中央领导。1933年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中央苏区时，留下了上海中央局，继续领导满洲省委等其他省地方党组织。从1934年春到1935年初，上海中央局先后4次遭到国民党特工机关破坏，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致使东北党组织与中央完全断绝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康生主持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接手东北党的指导工作。当时的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为杨光华，是上海中央局派来的。由于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王明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便于1935年4月以“讨论工作”为名将杨光华和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全部调去苏联，并命令将满洲省委文件一律销毁，留守省委机关的仅剩下一名代表。杨光华临走时给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遵循中央的指示，“自主的进行工作”。此后满洲省委处于名存实亡状态，直到1936年3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正式停止工作。另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通过驻海参崴的交通站，与吴平（即杨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到东北的巡视员）、李范五主持的中共吉东特委发生联系，通过吉东特委开始指导和领导东北党的工作。同时转告东北其他各地党组织，“满洲省委有奸细”，不得再与之发生联系。
这样一来就有了很大的问题。由于山河阻隔，敌人围困，联系困难，信息滞后，再加上时有领导人被捕叛变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不可避免地给东北各党组织间造成了关系混乱和相互误解的消极后果。
1935年6月3日，王明，康生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给中共吉东特委负责人发出《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简称“六三指示信”），就关于东北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游击战争、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指示。当年秋天，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3军和珠河中心县委才接到了吉东特委派人送来的“六三指示信”。历史地来看，该信强调了打破关门主义，实行全民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等方针，与不久后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精神是一致的，突破了原来的“左倾”关门主义观念，为进一步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时，信中也有一些脱离东北抗日斗争实际的错误观点，如“兵运工作第一”、“反满抗日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等待大事变”等。赵尚志等人首先感到疑惑的是这封指示信不是从上级满洲省委转来的，而是来自平行的吉东特委。如果说要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遵照执行，就已明显违背了组织原则；其次是信中的指示精神与原来的中央路线精神有较大改变，且有一些脱离东北斗争实际的错误观点，难以执行。赵尚志等人当然也知道王明、康生是何许人也，故虽存有疑惑，但未敢贸然否定这封信。不过，赵尚志还是派人给吉东特委回了信，明确表示“六三指示信”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到了当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改以四大游击区为中心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团的指示，吉东特委又给第3军和珠河中心县委发来了《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简称“吉特补充信”）。信中再次强调了“六三指示信”的主要精神，也延续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如不将伪满人员都看成是“日本的走狗”，“对他们的一般原则是联合或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对敌人的“集团部落”、“归大屯”之阴谋，不是公开阻止，而是要打进去，进行合法与半合法斗争等。随信还转来一封密信，指出满洲省委有奸细，立即断绝与其联系；东北党组织变更为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原满洲省委已无存在必要；原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离开，现留守代表只是维持和各地关系，没有任何指导政治组织问题的权力；不要把“六三指示信”送给满洲省委等。

这两封信到了北满已经是1936年3月，真是一石激起冲天浪。本来赵尚志等人就对“六三指示信”存有怀疑，特别是对其中提出的“积蓄力量等待大事变到来”、“抗日反满不并提”等口号比较反感，认为与东北的斗争形势不适应，是“右倾”表现。这下又来个似乎是上级训诫下级的“吉特补充信”，说什么“满洲省委有奸细”，到底搞得是哪一出？赵尚志等人不知道吉东特委来信实际出自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因而认为吉东特委凭什么教训同级的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甚至还提出了违反组织原则的解决上级满洲省委的问题，他们有理由怀疑这些信件的真实性。赵尚志没有理会吉东特委的信，于3月底率领第3军5团、6团、少年连、保安营共300多人出发第一次西征。
为了搞清情况，珠河中心县委派团县委书记韩光去吉东特委接洽联系。韩光到了吉东见到特委代理书记李范五（此时吴平已返回莫斯科汇报工作），了解到吉东特委转到北满的几封信是真的，中央代表也是真的。韩光很快写了一封信要交通员带给珠河中心县委。他本来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再返回珠河中心县委报告，没想到这时海参崴交通站点名通知，要吉东特委和珠河中心县委的两位团委书记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果韩光只好奉命直接去了苏联，可北满这边还不知道此事。说来也巧，紧接着吉东特委就出事了。抗联第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到吉东特委汇报工作，被人认出遭到日军逮捕。罗英很快叛变，致使吉东特委被敌人破坏，特委组织部长孟泾清被捕牺牲。李范五率领吉东特委机关不得不紧急过境转移去苏联远东，因此切断了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联系。
珠河中心县委接到韩光的信后，仍然疑惑未解，便想等韩光回来后再进一步询问。然而韩光迟迟不归，再无音讯，这时又得悉吉东特委遭到了破坏。珠河中心县委感到情况复杂，问题严重。为慎重起见，他们派人到哈尔滨找满洲省委联系，见到了光杆一个留守省委的团省委书记小骆。带回来的消息更加惊人，说吉东可能有奸细，要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注意审查。此时已是1936年夏天，赵尚志率部结束西征返回了汤原。当他听到从省委带回来的消息后真是眼冒金星！吉东特委，北满省委，到底谁是“奸细”？
偏偏就在这时候，从吉东又送来一封信，全称为《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简称“中代信”）。原来在吉东特委遭到破坏后，已从莫斯科返回海参崴的吴平又组建了吉东临时特委，调穆棱县委书记宋一夫担任临时特委书记。为了指导北满党组织的工作，1936年3月，吴平以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写了一封信（实际未经中央驻共产国际代团同意），通过吉东临时特委转到北满。赵尚志等人看后更晕了，怎么又冒出个“中央代表”？他们不知道，当初吴平是和魏拯民一道从苏联回国，因此南满的杨靖宇和吉东的李范五、周保中都知道吴平的来历，只有北满的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张兰生等领导人还蒙在鼓里。

在“中代信”里，吴平阐述了与“吉特补充信”精神相一致的内容，除强调反日统一战线，重复“抗日反满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把枪插起来，保存实力，等待大事变”等主张外，还提出要改造北满党组织的问题，指示在南满、东满、吉东三特委分别改组为省委的同时，“对珠河的组织变更如下：(1)建立松江省委”“建议以李兆麟同志或依兰县委书记李成林同志担任书记”(2)成立哈东特委，建议由冯同志(指冯仲云)任特委书记”，“哈东特委受松江省委领导”等。
对于突然冒出来的“中代信”，赵尚志等人既一头雾水，又不能不怀疑：吉东特委这边如此异常情况连连，难道真的出了“奸细”？对于一系列真真假假的消息，已经撤到汤原的珠河中心县委和第3军等部队应该何去何从？由于北满与中央断绝联系已经一年多，而满洲省委和吉东特委传来的消息又互相矛盾，与原来的中央指示反差也比较大，加上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日寇叛徒无时不觊觎的破坏行为，北满领导人不能不坐下来进行共同研究，以确定今后的斗争方向。
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四块石第3军被服厂召开了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与第3军、第6军联席会议（史称“珠汤联席会议”）。参加者有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团委代理书记朱新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白江绪，第3军军长赵尚志、1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第6军军长夏云杰、军部秘书长黄吟秋等人。李兆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冯仲云认为“六三指示信”是正确的，而“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却“差不多是投降了”。赵尚志认为“六三指示信”大部分正确，但“没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斗争的出路来”，“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则属于单纯退守政策。朱新阳提出几封信的总的路线并没有问题，但在具体的策略运用上“总使人的感觉容易走向右倾”。经过3天的联席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并通过了相关决议草案。总的思路是根据赵尚志等人的主张，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缝中突击”，以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反对“右倾”退让的主张。关于组织上，决定在满洲省委和吉东特委的关系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按照杨光华临去苏联前指示的各地方党组织“自主的进行工作”之方针，不建立松江省委，而是暂时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自己找上级关系”。

根据会议决议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由冯仲云任书记，李福林任组织部长，张兰生任宣传部长，白江绪任职工部长，夏云杰任军事部长，朱新阳任青年部长。并选举产生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赵尚志任执委主席，冯仲云、李福林、张兰生等人为常委。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下辖哈东特委、下江特委，抗联第3、6军党委以及第9、11军党的组织。或许是出于对“中代信”中提出由李兆麟（依兰县委书记李成林此时已牺牲）担任松江省委书记的怀疑和警惕，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李兆麟虽然被选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不是常委，也没有担任临时省委中的重要职务。会后，北满临时省委即派省执委委员朱新阳过境赴苏联，去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并求证吉东特委转来几封信的真假。

会议结束后，赵尚志指挥部队继续西征，开辟新区，牵制和调动敌人。而在吉东的周保中接到了北满临时省委送来的文件，感到问题严重。他很清楚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的事情，在组织关系上并无问题。而北满对于上级的领导予以否认，这问题可就大了。因此，周保中给冯仲云、赵尚志写信，解释其中的原因，并要求吉东和北满的领导同志应尽快面谈澄清误会。然而由于斗争形势的紧张，致使两区领导迟迟未能见面。在此期间双方仍通过交通传送信件往来，由于书信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个别措辞不当还容易引起误会，双方渐渐开始了论战。1936年12月，吉东特委给北满临时省委转发了补充文件《中共新政策路线》（简称“新政策路线信”），信中再次提出“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错误主张，又加剧了北满和吉东间的矛盾。起初是北满认为“六三指示信”等几封信都有“右倾”观点，要吉东注意。吉东则反驳说那是代表中央的指示，组织上毫无问题，能指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右倾”吗？不久后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传到了北满，这下与王明、康生、“中央代表”的关系便已清楚了。北满只好转变了态度，承认在组织上没有问题，但“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却曲解了“六三指示信”的精神，而且不了解东北的实际斗争情况，犯了比较严重的“右倾”错误。吉东也不甘示弱，指责北满违反中央路线，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从大的组织路线到东北抗日斗争中一些具体策略问题进行争论，互相扣帽子，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双方的论战中，赵尚志的态度很鲜明，有些反对意见措辞比较激烈，如认为不能消极“等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敌我不分；劝群众归大屯，不让破坏归大屯，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割断了抗联和群众的关系等。周保中对赵尚志很不满，指责其“反对王明、康生，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闹小派别的非组织活动”。在此期间李兆麟的态度出现了动摇，他于1937年3月初写信给北满临时省委，认为“珠汤联席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否认中央代表来信是错误的……总的国际路线是毫无错误的”，要求省委应“发出文件来纠正这一错误”。当时由于李兆麟在松花江南第6军指挥作战，赵尚志、冯仲云也未能与李兆麟进行充分沟通。

为了解决上述争论的问题，1937年6月28日至7月中旬，在北满临时省委机关驻地巴兰河上游东岔河东岸张木营子附近的抗联第6军被服厂，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临时省委执委主席、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第3军军长赵尚志，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临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兰生，临时省委常委、职工部长白江绪，临时省委执行委员、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珠河地方党组织代表魏长魁，汤原地方党组织代表杨同志（即宋乃镇、后改名张福林），第6军军长戴鸿宾、4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第3军1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第6军秘书长黄吟秋，团省委书记黄成植等。中共吉东省委（由吉东特委撤销后的道北特委为基础成立）委员、第5军军长周保中应邀参加会议，记录员为第3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于保合、第6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徐文彬。会议由冯仲云主持。

这是一次东北抗联历史上的重要会议，北满、吉东的许多重量级人物第一次坐到了一起。不出所料，会上发生了严重争论。赵尚志坚持“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认为王明和康生的“六三指示信”有“右倾”观点，已经落后于客观形势。而“吉特补充信”、“中代信”又加剧了“右倾”错误，不能执行。周保中认为王明、康生是党中央代表，反对王明、康生，就是反对党中央。冯仲云在思想上赞成赵尚志的主张，但在组织上又不能不拥护中央，因此犹豫再三后表示不能反王、康，错了也不能反。许亨植态度鲜明，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是错误的，与中央路线不一样，王明、康生不能代表中央。李兆麟本来是和周保中一同从江南过来的，二人已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然而或许是惮于赵尚志的威势吧，李兆麟开始一直没有发言，直到后来才表示，“抗日反满不并提”不是中央提出来的口号，不能执行。同时也同意周保中提出的组织原则问题，不能反对王明、康生的指示信。
与会者分成了两派，许亨植、吴玉光、魏长魁、黄成植、于保合、徐文彬等人支持赵尚志的意见，张兰生、白江绪等基本同意冯仲云、李兆麟的意见。周保中虽然反对赵尚志，但他并不是北满的人，起不了决定作用。会议期间赵尚志充分发挥了凌厉的辩才，气势咄咄逼人，完全主导了会议走向。在后来被称为“尚志同志挥起拳头一两点钟的一席话”威压下，李兆麟不得不低头俯首，一言不发。赵尚志恼于冯仲云脚踏两只船的态度，因此对他进行了激烈抨击。最后，老实的冯仲云流下了眼泪。

经过十多天争论后，会议形成了决议案，总体上仍然肯定了“六三指示信”，同时认为“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也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工作的重点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工作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和效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显然，决议案主要体现了赵尚志的主张，同时也留有了余地。周保是带着非常不满的情绪走的，临走之前交给冯仲云同志一份由他起草的《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的联合通告》，宣布：“这次会议在吉东省委代表的帮助下，中共北满省委一致同意执行王明、康生指示信。今后两省省委在抗日斗争中团结互助进行协商，为忠实执行王明、康生指示信而努力奋斗！”赵尚志对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非常生气，还斥责了冯仲云。由于无法统一思想，这次会议没能实现吉东和北满“一致团结起来”的愿望，双方的分歧继续存在。会议后期还进行了组织调整，冯仲云被指责犯“调和错误”撤掉了省委书记职务，由张兰生接任，冯仲云改任宣传部长。赵尚志对李兆麟的动摇比较生气，决定将他从兼第6军政治委员任上调到第3军兼任政治部主任，可以放到身边掌握。冯仲云尽管在会议上没有完全支持赵尚志，可他主要是不愿看到北满和吉东党的分裂，仍然是个与人为善的好同志，在组织原则上并没有什么错误。赵尚志对冯仲云的指责太过了，撤掉冯仲云的北满临时省委书记职务，这一严重后果在不久的将来就充分显现出来了。

对于李兆麟在会议上的表现，周保中很是不满。他在后来给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抗联第3军4师政治部主任金策的信中写道：“去年此时北满扩大会议，寿篯初则一言不发，完全改变在江南时的堂皇正大，象（像）真是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对于有倾向问题及有倾向同志的批评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会议以后，完全调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时北满会议原则性的一线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个别同志一手全改，影响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张寿篯同志首先有责任。”
周保中所说的“有倾向同志”、“某个别同志”即指赵尚志。他认为赵尚志在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上一手遮天，威逼同志，因此通过了错误决议案。而李兆麟没有勇气与赵尚志做斗争，成了“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意为跟从、摇摆）”。会后又服从于赵尚志，“完全调和做了尾巴”，应对造成错误负有重要责任。

由于北满与吉东党组织之间起了争论，对于真真假假的消息难以辨别，因此非常需要上级的仲裁。“珠汤联席会议”后北满临时省委派朱新阳赴苏联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就是为了这个重要原因。朱新阳后来被苏方送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康生，了解了此前一系列给北满指示信的原委。王明在听取汇报后，当即批评了“珠汤联席会议”决议，指责北满临时省委“不懂统一战线”、“左倾浮夸”、“无组织无纪律”、“与我们的路线完全不同”等。对于赵尚志本人，王明更没好话，扣上一堆“个人英雄主义”、“游击的经验”、“硬干”、“对革命的冷热症”等帽子。朱新阳被骂得傻了眼，越想越糊涂，不知道北满党错在哪里。几个月后，康生来找朱新阳，要他准备回国解决北满的问题，并问他能不能说服赵尚志。朱新阳知道，王明提出的一些观点赵尚志根本就不同意，他回去也是白回去。因此提出是自己一个人回去还是再派同志一起回去。康生说就他一个人。朱新阳只好表示自己说服不了赵尚志。康生没再说什么，转身就走了。不久，王明决定撤销朱新阳的职务，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事后却连信也没有给北满通一个。而北满那边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回朱新阳人来，其着急上火可以想见。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从苏联启程回国，就不再管东北抗联的事了，也没有任何后续联系的指示。从此抗联各部与上级的联系完全中断，只能独立开展斗争，几万忠诚的抗联将士被置于群敌围剿，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悲壮境地中。历史事实证明，王明、康生插手东北党的指导工作，推行错误路线，首先把满洲省委搞垮，使东北各党组织失去统一领导；接着又在吉东、北满、南满党和军队间制造了许多矛盾，使得大敌当前之际东北党仍在不断内耗，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遭受巨大打击和损失，固然有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的一面，而自己内部的斗争和分裂也是重要原因，这是不能回避的。

面对越来越艰难残酷的斗争环境，赵尚志并不气馁，他多次率部远征，力图开辟新区，扩大基础。中日开始全面战争后，赵尚志判断东北抗战将会进入最艰苦阶段，必须作长远打算。此前他就曾派第3军1师师长刘海涛过境赴苏联，希望商谈解决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及电台设备等援助问题。然而刘海涛一去不返。1937年11月26日，赵尚志又给苏联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写了一封信，派交通送往苏联。赵尚志在黄埔军校时曾与化名加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布留赫尔有过一面之缘，故希望能联系上。在信中赵尚志向苏方提出帮助接济弹药、培训人员和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等要求。到了12月中旬，曾过界进入苏联的抗联第6军2师代理师长陈绍宾回来了，意外地捎回口信说，苏联远东军区一个叫海洛的将军传话：苏联很快就要对日宣战，苏军领导人沃（伏）罗希洛夫元帅邀请东北抗联的主要将领赴苏共商对日作战大计。

赵尚志闻讯后大喜，要知道此前东北抗联曾通过各种渠道向苏方寻求援助，但都无结果，从来没有这样主动明确的信息。赵尚志估计，可能是他写给布留赫尔元帅的信起了作用，故对这个口信并不怀疑。据此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赴苏联谈判求援之事，赵尚志也从汤原前线赶回来参加会议。过境去苏联谈判当无疑议，问题就是派谁去合适。开始赵尚志提议让李兆麟去，因为他既是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又能言善辩，擅长外交，各方面都合适。但李兆麟认为赵尚志是总司令，不亲自去的话恐怕会让苏方怀疑抗联方面的诚意。赵尚志顾虑日军正在展开“讨伐”，作战任务重，不能长期脱离指挥岗位。李兆麟又说你去了能拍板，估计用不了多少时间。如果去的人不合适，当不了家，需要来回请示汇报，浪费的时间可能更多。北满临时省委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形成决议，决定委派赵尚志前往苏联谈判求援。

1938年1月，赵尚志从佛山县公义勇屯越过黑龙江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出乎意料的是，苏方却矢口否认曾对抗联的人发出过邀请一事，赵尚志属于非法越境者，被直接关起来进行审查。赵尚志百口莫辩，一下就被关了16个月。
北满这边按照赵尚志临走前的约定，一个月后要派部队到黑龙江边迎接，并把苏方支援的各种物资运回游击区。因此，李兆麟和第6军军长戴鸿宾分别指挥第3军、第6军各一部出击攻打边境地区的敌人据点，准备配合和迎接赵尚志回国。由于与优势日军遭遇，遭敌追击，戴鸿宾和第3军蔡近葵、李振远两位师长率领500余骑兵不得不过境退往苏联。本来他们是想顺便争取苏联军援并医治伤员，接赵尚志回国，不料一过境就被苏军缴械。戴鸿宾提出率队返回东北，但苏方担心引起日苏纠纷而不许。戴鸿宾又要求去见赵尚志，于是被送到伯力，与赵尚志及过境到苏联寻求支援的抗联第11军军长祁致中等人关押在一起。而蔡近葵、李振远等500余官兵被苏方遣送到了新疆，交给了当时亲苏的新疆军阀盛世才。

这下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在东北抗日斗争进入紧要关头之际，北满抗联总司令和两位军长不明不白被扣在了苏联，还搭进去部分精锐部队，造成了北满党和军队核心领导层的重大损失，直接导致1938年后北满抗日运动陷入低潮的严重后果。用第3军3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的话来说：“尚志走后北满党就没有了形成以一个人为中心的权威领导者。”

对于赵尚志为什么会过境被扣这件事，一直没有明确清晰的解释，流传了王明、康生授意说，日寇阴谋说，北满党内讧说，苏联方面配合说等，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可以明确的事实是，捎回口信的陈绍宾此前就被敌人逮捕过，此后又投降了敌人，被证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奸细。而赵尚志被扣后北满党内突然掀起的反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以及苏方明知赵尚志身份但却长期对其不理不问的态度，也不能不让人有所联想。总之，在这一事件上，前后环节实在是过于诡异，巧的不能再巧了，太像一出阴谋。
另外还有一个明显可以的佐证事情。就在赵尚志过境被扣不久，周保中也越界到了苏联，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交通站与苏方取得联系，提出要求与中共中央联络。一个月零四天后，周保中得到答复：王明、康生已于1937年底回国，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奇怪的是，苏方并没有把周保中也同样当作“非法越境者”扣留，而是任其自由回国。周保中回国后不久，在回驻地的途中遭到了日伪军追捕，周保中在激战中落马，好不容易方才脱险。后来查明，是奸细陈绍宾、刘海龙向敌人泄密所致，吉东省委由此向党内和军内通报不得再与陈绍宾发生任何关系。由此可见，陈绍宾的奸细作用是明显的，赵尚志被扣与他直接有关。而苏联方面与陈绍宾有没有关系却是个谜，为什么只扣赵尚志不扣周保中也是个谜，对赵尚志不杀不交不理不睬的态度更是个谜。这谜实在是太多了。

下面就到了本文的一个高潮时刻。1938年2月9日，北满临时省委收到了一份意见书，全名为《XXX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XXX同志代表的是谁呢？张寿篯，也就是李兆麟。后来李兆麟成为了著名抗日英烈，一些著作和文章在引用该意见书时就不得不以XXX代称。这份意见书全文达到7000多字，距赵尚志赴苏不过一个月就出台了，想必李兆麟是在处理军政事务之余争分夺秒加紧开工才赶出来的。
意见书中对赵尚志大加挞伐，用激烈的言词进行了连篇指责：

“（珠河中心县委与赵尚志的分歧、纠纷）主要还是尚志轻视与反对珠党领导的结果”。
“中心县委与赵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这一右倾曲解，不但在工作发生很大损失，同时给‘左’倾关门主义以抬头的机会”。
“珠汤联席会议，‘左’倾分子，乘党的上级关系不密切，……开始进行反党活动，否认中代来信”。
“（省执委扩大会）决议又被‘左’倾分子御用了。会议以后继续与吉东党寻衅纠纷”“赵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贯半脱拉（托洛）斯基主义系统化的思想”。
“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贯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他自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懂得，经常采用直接了得（当）的简单方法去解决革命复杂问题”。
“就连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被赵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条坏麻（抹）布一样”。
“现在我认为赵尚志同志不简单是倾向上的错误，根据许多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他已经作出许多小组织的反党行为，他已经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来对党的光明旗帜”。
“我提出这个意见书，坚决要求诸同志研究批准，马上毫不（犹豫）开展这一斗争，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先决条件，成千上万的英勇布尔什维克会在这一斗争中一致团结的”。
……

又是一石激起冲天浪！李兆麟在意见书中如此激烈的反赵态度，与他平时之表现简直判若两人。赵、李二人共事相处多年，不可谓不互相了解。赵尚志领导风格凌厉，说一不二，在部队中威望最高。李兆麟虽然在指挥作战和能服众上不如赵尚志，但他工作细致，能深入群众，也有不少人爱戴他。在赵尚志面前，李兆麟向来是积极拥护密切协作，即使有意见分歧最后也都会服从于赵尚志。这次李兆麟来了一个狠的，除了真正的工作上的分歧外，恐怕也不能不带有长期遭到压制的泄愤情绪吧。
这份意见书在北满党内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拥护赵尚志的干部纷纷提出了质疑。关键时刻，取代冯仲云担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的张兰生坚决支持了李兆麟。2月20日，张兰生和李兆麟联名给北满各军、师党委及军政负责同志发出公开信，大量重复了意见书中的内容，批评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不承认“中代信”是完全错误的，号召“北满党转变到中央路线来”，同赵尚志及其追随者的“左倾”关门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5月1日，在汤旺河谷南岔密营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不是常委的李兆麟列席会议。张兰生在会上作了近3万字的报告，通过决议肯定了“六三指示信”是“伟大，正确的”，给赵尚志扣上了一堆大帽子，号召北满党和军队“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常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5月2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其中提出：“赵尚志同志已到你们处，我们现已撤销其军长责任，党内的处罚由你们决定，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设如你们认为可以回来，那么你们得给我们办法的指示。”
在张兰生、李兆麟的主持下，北满省委已认为赵尚志“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了。能说出如此决绝之言，显然已经知道赵尚志现被长期扣押，不能回来的事实。联想到李兆麟提出意见书的时间之巧，整个事件的环节一串不能不令人心中一寒。更有甚者，李兆麟在给下江特委领导和第6军干部的信中，已公然指称赵尚志过苏联是“逃跑”，要揭穿这个罪状。赵尚志为什么要过境去苏联，李兆麟难道不是最清楚的当事人之一吗？何至如此？
不久后又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对所谓“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人员作了组织处理。赵尚志被撤销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省执委主席、第3军军长等一系列职务，在总司令部工作与赵尚志关系亲近的陈雷、于保合、李在德、刘凤阳等人，支持、拥护赵尚志的第9军政治部主任许亨植、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等干部也相继被撤职、调职甚至开除党籍。先后受到处分的重要领导干部有几十人，其中师级以上干部25人，严重伤害了这些同志的感情。在日军对抗联的“讨伐”封锁、“集团部落”等阴谋不断加剧，大敌当前之际，北满党和军队却陷于斗争内耗之中，一批优秀的军政领导干部离开了原来的岗位，严重削弱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成为了北满斗争形势急转直下的重要原因。

比较有意思的是周保中的态度。他在得知北满开展对赵尚志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后，先后写了多封信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周保中给张寿篯、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客气的向你们提出批评意见。你们反‘左倾’关门主义，肃清党内倾向，这是对的，是值得欢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民和六军军事重要负责同志离去北满以后，你们才‘有组织’的号召反‘左倾’关门主义。你们很容易把反倾斗争和个别人的问题混合起来，或者把倾向性与个别人完全脱离。这样一来，最易陷入虽然口口声声不离原则，实际上是倾向反倾向、人反对人、派别反对派别……”
周保中在给金策的信中具体谈了对李兆麟的看法：“首先是三军军事负责主要干部尚志同志的远走，使全军缺乏集中的有系统的领导。而我听说寿篯同志于最近在尚志‘远征’之后，在北满党组织发出什么反左倾通知，并曾由侯启刚同志转达宋一夫吉东省委援助，一致起来展开党内反倾向斗争。寿篯同志这种表现，在我个人认定是极危险而冒昧无知可耻的行动。”
“现在是革命——东北游击运动处在极端严重的时候。而我党所领导的骨干军——三军正需要全力来图谋巩固，即使我们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绝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问题，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绝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问题。尚志同志‘远征’，寿篯同志不能便认为这是反左倾的机会。这是（样）的观点和这样的简单做法，能够会帮助了我们的死敌——日贼法西斯蒂。”
“应该怎样做才对呢？首先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持北满组织的整个性，把一切同志团结在党组织正确的原则立场上，个人行动问题和个别倾向问题，应该依照紧急斗争形势，按党的原则性来解决。首先要顾（全）无论任何问题解决必须使党更加有力，要把党对联军领导特别是对三军的巩固提到第一位，同时应该提出目前游击斗争的各种具体必样（要）办法。寿篯同志江南江北走，并未着眼到这一点，象（像）政客式的‘摇旗呐喊’、‘清淡’，这可算吾党之不幸！”

显然，周保中对李兆麟在赵尚志过境苏联后才提出意见书，并在北满党和军队中掀起所谓反“倾向”斗争非常不屑。联系到“去年此时北满扩大会议，寿篯初则一言不发，完全改变在江南时的堂皇正大，象（像）真是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对于有倾向问题及有倾向同志的批评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会议以后，完全调和做了尾巴”，李兆麟可以说完全露出了一副两面派的嘴脸。从后果上看，这次所谓的反“倾向”斗争实际上是“帮助了我们的死敌——日贼法西斯蒂”。李兆麟并未在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严重困难关头时加强北满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对敌，却“象（像）政客式的‘摇旗呐喊’、‘清淡’，这可算吾党之不幸！”周保中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

无独有偶。在下江领导第3军4师战斗的金策几个月后才看到了李兆麟的意见书和张兰生、李兆麟的联名信。他非常着急，担心北满党和军队的分裂，因此在宝清县密营里奋笔写就了自己的意见书，提出：“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和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寿篯同志应该毫不掩饰承认这一机会主义斗争方式的错误，自己处处注意转变。不仅是寿篯同志，北满党许多主要干部同样亦有这样错误，亦应当注意改正的。”对于赵尚志的问题，有的错误“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

可以看出，金策明确不同意李兆麟这种北后下刀子的“机会主义“做法。同时，金策表示李兆麟意见书中有的事实也是不能抹杀的，对于东北抗日运动是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因此，金策赞成“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地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显然，金策之意见的重点在于斗争方法问题，主张用符合党的原则的方法去进行斗争。
1938年8月下旬，金策拖着在战斗中受伤未愈的腿动身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到汤旺河谷找到了北满临时省委。金策与张兰生、李兆麟进行了深入探讨，讲出了自己的意见。北满临时省委在充分听取了金策的意见后，公开发表了金策的意见书，并加上了按语：“省委郑重的仔细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种意见，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种意见！”
对于李兆麟来说，当初在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前后的“调和主义”也确实成了他的心病。为了争取主动，在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后，他就写了一封公开信检讨，即《张寿篯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其中表示：“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在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李兆麟在检讨的同时还把吉东代表（即指周保中）也拉进去了，意思是既然大家在赵尚志面前都“调和”，那我也不得不“调和”。这就难怪周保中前边会痛快淋漓地发泄了对他的不满和不屑。

进入1938年后，日军对东北抗联加紧了全面封锁和“讨伐”，战斗接连不断，斗争环境日益残酷。赵尚志过境被扣后，抗联第3军连遭挫折，部队伤亡、逃亡、叛变严重。赵尚志走的时候第3军已发展到10个师6000余人，其中基本队伍1500余人。短短半年时间，就已减员达三分之二，不得不缩编为4个师和1个警卫团。危急关头，北满临时省委于1938年6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3、6、9、11军分批向西北部的黑嫩平原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远征。7月至8月间，魏长魁、常有钧、郭铁坚、冯治刚、张传福、王钧、王明贵、陈雷、金策等主要将领分别率领部队陆续西征。为配合主力西征，李兆麟率领第6军司令部仍在下江地区活动，牵制敌人及接应被打散的部队。这次西征非常壮烈，牺牲了不少优秀干部，但在敌人薄弱处开辟了新区，扩大了游击范围，使北满部队赢得了与优势敌人周旋的更广阔的空间。不能不说，此前赵尚志亲自指挥的数次西征也正是着眼于此，显示了其过人的战略眼光。如果他不是过境被扣，北满党和军队不是陷于内部斗争中，而是抓住1938年上半年敌人加强封锁和“讨伐”前的空间再次以主力西征，应能早些打开局面，部队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由于金策等人的意见，加上周保中也提出“纠正错误不能陷于个别同志对待个别同志，要追究省委本身的责任”等意见，1939年1月，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委会。会议在批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肯定李兆麟的意见书起到了转变北满党的路线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批评李兆麟在赵尚志走后才提出意见书是“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会上李兆麟、张兰生对自己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作了检查。此后，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人也陆续随部队西征。4月中旬，在通河召开了北满临时省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会上通过了《“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政治责任与严整党内铁的纪律》决议，并给予李兆麟和张兰生处分，张兰生被免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一职。同时决定成立新的中共北满省委员会，不要“临时”了，选举金策、李兆麟、冯仲云三人组织新省委常委会，金策担任省委书记，李兆麟担任组织部长，冯仲云担任宣传部长。直到此时，这场延续了一年多的反“倾向”斗争才告一段落。

这次全会还决定取消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以第3、6、9、11军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设立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李兆麟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许亨植为总参谋长。另由许亨植兼任第3军军长，张兰生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兼任第6军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此后，抗联第三路军在李兆麟、金策、冯仲云、许亨植等领导下纵横黑嫩平原，在西荒大地上搞得热火朝天，成为了已全面进入低潮的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一个难得亮点。

就在北满临时省委召开执委会第二次全会之后，赵尚志等人被放出来了。由于苏联和日本间爆发了诺门罕冲突，苏联的对外战略发生变化，转而对东北抗联采取扶持政策，希望他们能牵制东北日军，减轻苏联的压力。赵尚志等人获释后，苏方解释这纯属误会，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国际决定，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联总司令，双方今后继续保持联系，苏方将给予大力援助。离开东北16个月，无法了解那边的斗争情况，给苏方写了多少信也没回音，赵尚志都快急疯了，早已归心似箭。赵尚志将在苏联的抗联人员100多人组织起来，编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1939年6月底，赵尚志和戴鸿宾、祁致中率队越境回国。

赵尚志首先指挥队伍攻占了乌拉嘎金矿，缴获了不少物质。然而由于祁致中在战斗中表现不好，不服从命令，转移途中还说怪话，情况陆续都被反映了上去。赵尚志等人觉得问题严重，就召开支委会进行研究。戴鸿宾、陈雷、于保合、刘凤阳等人都参加了会议，认为对出身于山林队的祁致中不摸底，他现在这个样子，感觉很危险。当时抗联部队叛变严重，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如第8军军长谢文东、副军长滕松柏和全部7名师长，第二路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第3军2师师长兰志渊，第9军参谋长洪喜波、1师师长郭成（不久还有第9军军长李华堂）等，转过头来就开始害自己人，那是血淋淋般残酷！因为上述对敌斗争原因，加上没有环境对祁致中进行冷处理搞清问题，故经过支委会讨论后，一致决定处死祁致中，并开除他的党籍。就这样，第11军军长祁致中遭到了错误杀害。在这件事情上，赵尚志负有领导上的责任，但在组织原则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是，祁致中之死竟然成为了赵尚志噩运的导火索。

赵尚志率队一路南行展开小规模游击战，到了9月时到达汤原县马把头地区。在此期间他已了解到了一些自己过境后北满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懑和不解。于是赵尚志把司令部建在了这里，分兵把人都撒出去作战和侦察，并写信给北满省委书记金策，要求召集北满各党组织和部队负责人来他处开会，商讨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问题。金策接到赵尚志的信后很高兴，由于当时冯仲云已越境去苏联寻求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沟通情况并打探赵尚志的消息，金策便对省委其他领导人展开了说服推动。李兆麟是前次倒赵的主要当事人，有一定思想包袱。但在金策的说服下，也转变态度拥护中央（他们认为来自共产国际的任命也必定是中共中央的任命）对赵尚志的任命，拥护赵尚志的领导。这样，北满党委和第三路军总部便都表态拥护赵尚志。就在北满省委领导人准备动身去赵尚志处开会之际，两个不速之客来了，整个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翻转。

来的人是戴鸿宾和陈绍宾。戴鸿宾奉赵尚志的命令带部队出去袭击敌人，打了败仗，队伍散了，他也在战斗中负伤，只好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养伤。而陈绍宾知道赵尚志回来后很惊慌，他心中有鬼，就带人想去抓赵尚志并缴其手下的械。由于赵尚志派于保合、李在德、陈雷等人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得力应对，未能得逞。陈绍宾又密令部下向附近的日军报告赵尚志的情况，还到处散布消息说赵尚志要捕杀所有北满省委的主要领导。后来陈绍宾找到了戴鸿宾，正巧戴鸿宾因为队伍垮了，不敢回去见赵尚志，怕成第二个祁致中，于是在陈绍宾的撺掇下就一同率队找到设于乌马河南部锅盔顶密营的北满省委驻地汇报。

陈戴二人一左一右对赵尚志进行了大肆攻击诬陷。戴鸿宾的陈述很关键，什么赵尚志擅杀祁致中，对戴鸿宾也怀有成见，在苏联被押期间就曾散布对北满党领导同志的谣言，如金策“有奸细可疑”，冯仲云“是北满党的奸细领袖”，“对张寿篯同志认识也是奸细”，“对保仲（中）同志恳（肯）定说也是吉东党奸细的领袖”，许亨植是“对奸细路线积极拥护者”，张兰生“也往奸细路线迈进”等。更有甚者，戴鸿宾透露了赵尚志给他的一封密信，其中频繁强调“奸细作用”，并有两段很关键的话：

“更重要的却是现在仍然混在党和队伍内继续活动（者），是革命致命危险。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张（兰生）、冯（仲云）嫌疑最大，所以你见到我给你这封秘密信后，应该切实注意考察之。
你可以将许多问题详细解释给金策同志听，他要真正的了解他们的错误，并为了革命利益立即前来开会。张寿篯、李熙山、老包（即张兰生，原名鲍巨魁）等人也希望你和金同志转告他们立即来部开会，内中如有人借故不到，则你或金同志可以详细考虑其内容，必须时可强迫派送来部或监视考察之。”

上述两段话就是赵尚志企图以开会为名“阴谋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主要证据。虽然赵尚志后来平反了，但党史界对这两段话也不是没有争议。就当时的情形而论，赵尚志把人马都撒出去了，身边只有十几个人，要想“捕杀”众多北满党军领导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赵尚志的行为一点都不掩饰，满纸“奸细”，早已打草惊蛇，这是要谋如此大事的样子吗？就连金策本人都不太相信，他在后来给戴鸿宾的信中说：“如果尚志同志不蠢笨利用巧妙方法来完成他的计划的话，北满这些负责同志，都已变成第二个祁致中的命运。”

陈绍宾的地位远没有戴鸿宾那样关键，他的说法无非就是赵尚志“左倾”路线不改，变本加厉威胁、屠杀反日将士等。不过陈绍宾提供了一个重量级证据，就是跟随赵尚志一同回国的政治秘书尚连生的供词，说他接受了赵尚志的秘密任务，要把冯仲云骗来，“逮捕割头”。因为工作犯了错误，怕回去被赵所杀，所以索性将事情报告给陈绍宾。

由于戴鸿宾、尚连生都是地位关键的证人，还有赵尚志给戴鸿宾的密信，祁致中被杀的事实，加上众所周知的赵尚志的性格，他过境被扣后遭到批判斗争的敏感历史，不由得金策、李兆麟他们疑窦丛生，噤若寒蝉。自然，北满的人也不敢去参加赵尚志的会了，真的怕老赵动手呀！而赵尚志此时则光焰尽褪，成为了要阴谋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重要嫌疑人。

戴鸿宾、陈绍宾、尚连生完成了对赵尚志的致命一击，他们的历史作用便结束了。后来戴鸿宾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私吞了部队的一笔经费跑到沈阳郊区“迷”起来了。陈绍宾、尚连生日后则被查明是货真价实的叛徒、奸细。老天不公的是，戴鸿宾、陈绍宾都活到了解放后，镇反、肃反都没伤到。尚连生则不知所踪。

就赵尚志来说，虽然他并无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实际意图，但有些事情也做得很不妥。祁致中之死前边说过了，事出有因，责任不完全在赵尚志。然而赵尚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马把头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一连发出十几封命令信。除要求北满党军领导人来开会，反奸细斗争，通缉投敌分子谢文东等人外，还命令撤销第三路军，由戴鸿宾取代李兆麟任第6军军长，李兆麟则调来总部另有任用等。赵尚志在没有与北满党发生直接关系的情况下，不请示北满省委，不与其他正在与敌人斗争的军事领导人商量，就决定撤销原有部队建制，更换部队领导人，已明显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人为制造和加剧了内部矛盾，颇有意气用事之嫌，这种轻率行为也是需要加以注意的。另外，或许在赵尚志看来，金策、李兆麟、冯仲云、张兰生等人在他走后批判斗争他，客观上帮助了敌人，致使北满抗日斗争陷入低潮，其难脱奸细嫌疑。而周保中之为奸细的证据更为明显：我赵尚志过境去苏联被扣了，你周保中怎么来去没事？和谁串通好的？赵尚志的怀疑不能说全无根据，但在没有进行面对面沟通之前，仍然是缺乏佐证效力的。也因此，赵尚志才急于召开一次有北满主要党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把事情说清楚，澄清误会，一致对敌。

从另一方面说，尽管一堆奸细之称主要是出自戴鸿宾的陈述，属于一面之辞。但赵尚志给戴鸿宾的密信却是白纸黑字，周保中、张兰生、冯仲云都在上面，要不就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要不就是“嫌疑最大”，搁谁看了不心惊肉跳？赵尚志蒙冤固然可惜可叹，但也要看到他在此中应负有的责任。

赵尚志在马把头左等右等，不但北满的人没来，连撒出去的几路人马也都没回来（实际都已遭敌袭击而溃散）。等到1939年底，无奈之下，赵尚志只得带着身边剩下的20多人返回了苏联。这时周保中也已越境，与先期到达苏联的冯仲云会合。于是，赵尚志到伯力与冯、周见面，三人代表北满、吉东两个省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第二阶段还有苏方人员参加。这次会议的成果很大，澄清了两个省委间的许多误会，共同确定了今后的活动计划，并选举冯仲云为抗联第三路军政治委员。苏方也指定王新林（即瓦西里的谐音）为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性联系，如抗联部队作战失利或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苏方将予以接纳并提供便利。

会议开过之后，却从国内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满省委以赵尚志推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等罪名，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中共北满省委第十次常委会上作出的，参加者有北满省委常委金策、李兆麟，执行委员许亨植、于天放列席。会议最终采信了戴鸿宾、陈绍宾、尚连生等人的造谣、挑拨，作出了错误判断，也铸成了赵尚志的人生悲剧。应该说，对通过这一决议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金策和李兆麟。从二人以前对赵尚志的态度上看，金策向来有话当面说，并无背后下手的记录。而李兆麟则不然。如果没有李兆麟的重要态度，金策会力主开除赵尚志的党籍吗？可惜历史没有留下会议讨论记录。另外，从组织原则上说，在北满省委三名常委一人缺席，并且受处分的当事人原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赵尚志同样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党委开除同级的决议，是违背党章的。因此，后来中共中央曾郑重表示：中央从来没有批准开除赵尚志党籍，那是当时的省委作出的错误决定。

消息传来，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都非常愕然。周保中和冯仲云为此分别写信给北满省委，希望减轻对赵尚志的处分。而赵尚志这时也冷静下来了，通过对以前教训的反思，他认识到了自己曾犯下的错误，态度变得非常诚恳，也才有了由冯仲云转给北满省委的一封《请求书》。赵尚志在《请求书》中承认自己确曾犯有错误的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对北满党的领导人存有怀疑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而听到了许多路线策略上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我过份（分）估计误会以为有奸细问题，至于对陈绍宾同志也曾发生很大的严重的误会。现在我对北满负责同志及对陈绍宾同志的怀疑，已经消除。”

赵尚志声泪俱下地要求北满省委把他留在党内，写道：“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的革命斗争已经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部队中清洗出去，那将会使我像受到死刑宣判一样难过。我万分地向党请求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恢复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因为我已离开北满工作，所以暂不能与诸同志会面。仅以多年的工作关系向党各组织、各党同志、联军各干部及战士同志们，致以极热烈的希望和最高的革命敬礼。”

到了1940年5月底，赵尚志再一次向北满省委请求：“检查后迅速改变以前的决议，并通知吉东党组织和我，这是我急切盼望的，并希望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对于赵尚志的一再请求，北满省委在经过重新讨论后，由金策于6月20日给赵尚志写了答复信，表示“北满省委首先告诉尚志同志，北满省委从来没怀疑过尚志同志是奸细。也不是因此而开除党籍的。更不是根据1938年以前的错误，而是根据1939年尚志同志在下江企图策划反党的严重错误，而永远开除的。”“……北满省委根据上级党的建议，尊重兄弟党的建议，根据北满党大多数同志重新讨论决定，只取消其‘永远’二字，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其它，没有减轻的余地。”

金策的答复信中已不再提赵尚志反对王明、康生指示信和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罪名，开除其党籍的主要依据是赵“怀疑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党内奸细，并密谋捕杀北满省委负责人”。由于“人证”、“物证”俱在，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不能改变，也只能取消其中的“永远”二字。赵尚志对此不能接受，又接连写了申诉信，但毫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已无法再回北满工作。此时周保中伸出了手，请赵尚志到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并征得了北满省委的同意。然而赵尚志心中悲愤难消，回国后向周保中提出要求带一支队伍向关内打，要去找党中央。对此周保中没有同意，实际上这在当时也难以做到。出于在性格上的缺点，赵尚志在第二路军工作期间工作方法欠妥，发了不少牢骚，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第二路军是周保中带出来的，不是赵尚志的老三军，不吃赵尚志这一套。结果在1940年11月召开了第二路军直属队党员大会，对赵尚志进行了批判。周保中对赵尚志的行为也很恼火，但鉴于赵尚志在东北抗联中的影响，不好严厉处置，最后决定要求赵尚志离开第二路军部队，并把赵尚志再送到苏联去。同时撤回当初周保中在写给北满省委的信中提出的不要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请求。至此，赵尚志也与周保中彻底闹崩。

赵尚志再次来到苏联，无党籍，无工作可作，在一个被称为“工作房子”的地方过了10个月半与世隔绝的生活。1940年12月召开了决定东北抗联剩余部队撤到苏联境内休整的第二次伯力会议，赵尚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资格。这位抗日名将，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生困境。这一时期，李兆麟和周保中都不愿意让赵尚志到抗联人员的集训地北野营去，还要求苏方将他送到农庄或工厂去接受一年以上群众教育，尔后再接受一年以上党的教育。在苏联“肃反”严重扩大化的当年，这一要求实际上已将赵尚志作为阶级敌人看待了，因为当时以如此借口被带走的人通常是送到集中营关押或者杀掉了。后来抗联第5军军长、第88特别旅步兵4营营长柴世荣，就是这样一去不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出人意料的是苏联方面的态度。苏方一改3年前扣押赵尚志时的冷漠态度，而是对他非常关照。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或当面提出，或写信，或发电报，多次向北满、吉东党委领导人要求恢复赵尚志的党籍。对于周保中等人提出送赵尚志到农庄或工厂去“劳动改造”的要求，也予以拒绝。周保中随后又提出警告，让苏联同志注意赵尚志，不能让他再用中共名义进行活动。王新林则表示：你们即已开除了赵，我们也没有办法。对赵尚志的生活，苏方非常给予照顾，好吃好喝，保障需要。

然而赵尚志是何等英雄，怎会安于在金丝笼中享福！他不止一次向同志们表达了心声：“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在苏联的10个月期间，赵尚志除给北满省委写申诉材料外，还写了《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在的略述》、《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等文章，足足装了一书包。赵尚志多次向苏方提出，要回国去战斗。苏联人知道此时的东北抗日运动陷入了深深低谷，满洲已成绝地。出于对这位抗日英雄的敬重，他们劝赵尚志不要回去，就留在苏联休养学习几年。但是赵尚志决心已定，誓不回头。最后，苏方同意了赵尚志的请求，允许他带领小分队回国活动，同时规定，3个月后他们必须返回苏联。于是，1941年10月，赵尚志背着一书包材料，带着姜立新、张凤歧等4人，在苏联边防军协助下秘密过江返回了祖国。

“宁肯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也不回苏联。”赵尚志已经下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除了要和敌人战斗外，他还有相机进关内去延安的打算。他要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要申辩自己的委屈。那么一书包的材料，谁也不让背，只有自己背，字字句句都是这几年来痛苦煎熬的心声！

没有机会了。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血洒梧桐河畔，将34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深深挚爱的祖国大地上。

1982年，在赵尚志牺牲40周年之际，中共黑龙江省委做出决定，为赵尚志烈士恢复党籍，彻底恢复名誉。对其他受牵连的同志，也给予平反。

2004年6月2日，赵尚志将军失踪62年的遗首颅骨在吉林省长春市净月潭公园被发现，重见天日。

2008年10月25日，赵尚志将军的遗首颅骨归葬辽宁省朝阳市，一代抗日英雄终于魂归故里。


赵尚志率队一路南行展开小规模游击战，到了9月时到达汤原县马把头地区。在此期间他已了解到了一些自己过境后北满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懑和不解。于是赵尚志把司令部建在了这里，分兵把人都撒出去作战和侦察，并写信给北满省委书记金策，要求召集北满各党组织和部队负责人来他处开会，商讨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问题。金策接到赵尚志的信后很高兴，由于当时冯仲云已越境去苏联寻求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沟通情况并打探赵尚志的消息，金策便对省委其他领导人展开了说服推动。李兆麟是前次倒赵的主要当事人，有一定思想包袱。但在金策的说服下，也转变态度拥护中央（他们认为来自共产国际的任命也必定是中共中央的任命）对赵尚志的任命，拥护赵尚志的领导。这样，北满党委和第三路军总部便都表态拥护赵尚志。就在北满省委领导人准备动身去赵尚志处开会之际，两个不速之客来了，整个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翻转。

来的人是戴鸿宾和陈绍宾。戴鸿宾奉赵尚志的命令带部队出去袭击敌人，打了败仗，队伍散了，他也在战斗中负伤，只好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养伤。而陈绍宾知道赵尚志回来后很惊慌，他心中有鬼，就带人想去抓赵尚志并缴其手下的械。由于赵尚志派于保合、李在德、陈雷等人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得力应对，未能得逞。陈绍宾又密令部下向附近的日军报告赵尚志的情况，还到处散布消息说赵尚志要捕杀所有北满省委的主要领导。后来陈绍宾找到了戴鸿宾，正巧戴鸿宾因为队伍垮了，不敢回去见赵尚志，怕成第二个祁致中，于是在陈绍宾的撺掇下就一同率队找到设于乌马河南部锅盔顶密营的北满省委驻地汇报。

陈戴二人一左一右对赵尚志进行了大肆攻击诬陷。戴鸿宾的陈述很关键，什么赵尚志擅杀祁致中，对戴鸿宾也怀有成见，在苏联被押期间就曾散布对北满党领导同志的谣言，如金策“有奸细可疑”，冯仲云“是北满党的奸细领袖”，“对张寿篯同志认识也是奸细”，“对保仲（中）同志恳（肯）定说也是吉东党奸细的领袖”，许亨植是“对奸细路线积极拥护者”，张兰生“也往奸细路线迈进”等。更有甚者，戴鸿宾透露了赵尚志给他的一封密信，其中频繁强调“奸细作用”，并有两段很关键的话：

“更重要的却是现在仍然混在党和队伍内继续活动（者），是革命致命危险。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张（兰生）、冯（仲云）嫌疑最大，所以你见到我给你这封秘密信后，应该切实注意考察之。
你可以将许多问题详细解释给金策同志听，他要真正的了解他们的错误，并为了革命利益立即前来开会。张寿篯、李熙山、老包（即张兰生，原名鲍巨魁）等人也希望你和金同志转告他们立即来部开会，内中如有人借故不到，则你或金同志可以详细考虑其内容，必须时可强迫派送来部或监视考察之。”

上述两段话就是赵尚志企图以开会为名“阴谋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主要证据。虽然赵尚志后来平反了，但党史界对这两段话也不是没有争议。就当时的情形而论，赵尚志把人马都撒出去了，身边只有十几个人，要想“捕杀”众多北满党军领导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赵尚志的行为一点都不掩饰，满纸“奸细”，早已打草惊蛇，这是要谋如此大事的样子吗？就连金策本人都不太相信，他在后来给戴鸿宾的信中说：“如果尚志同志不蠢笨利用巧妙方法来完成他的计划的话，北满这些负责同志，都已变成第二个祁致中的命运。”

陈绍宾的地位远没有戴鸿宾那样关键，他的说法无非就是赵尚志“左倾”路线不改，变本加厉威胁、屠杀反日将士等。不过陈绍宾提供了一个重量级证据，就是跟随赵尚志一同回国的政治秘书尚连生的供词，说他接受了赵尚志的秘密任务，要把冯仲云骗来，“逮捕割头”。因为工作犯了错误，怕回去被赵所杀，所以索性将事情报告给陈绍宾。

由于戴鸿宾、尚连生都是地位关键的证人，还有赵尚志给戴鸿宾的密信，祁致中被杀的事实，加上众所周知的赵尚志的性格，他过境被扣后遭到批判斗争的敏感历史，不由得金策、李兆麟他们疑窦丛生，噤若寒蝉。自然，北满的人也不敢去参加赵尚志的会了，真的怕老赵动手呀！而赵尚志此时则光焰尽褪，成为了要阴谋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重要嫌疑人。

戴鸿宾、陈绍宾、尚连生完成了对赵尚志的致命一击，他们的历史作用便结束了。后来戴鸿宾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私吞了部队的一笔经费跑到沈阳郊区“迷”起来了。陈绍宾、尚连生日后则被查明是货真价实的叛徒、奸细。老天不公的是，戴鸿宾、陈绍宾都活到了解放后，镇反、肃反都没伤到。尚连生则不知所踪。

就赵尚志来说，虽然他并无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实际意图，但有些事情也做得很不妥。祁致中之死前边说过了，事出有因，责任不完全在赵尚志。然而赵尚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马把头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一连发出十几封命令信。除要求北满党军领导人来开会，反奸细斗争，通缉投敌分子谢文东等人外，还命令撤销第三路军，由戴鸿宾取代李兆麟任第6军军长，李兆麟则调来总部另有任用等。赵尚志在没有与北满党发生直接关系的情况下，不请示北满省委，不与其他正在与敌人斗争的军事领导人商量，就决定撤销原有部队建制，更换部队领导人，已明显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人为制造和加剧了内部矛盾，颇有意气用事之嫌，这种轻率行为也是需要加以注意的。另外，或许在赵尚志看来，金策、李兆麟、冯仲云、张兰生等人在他走后批判斗争他，客观上帮助了敌人，致使北满抗日斗争陷入低潮，其难脱奸细嫌疑。而周保中之为奸细的证据更为明显：我赵尚志过境去苏联被扣了，你周保中怎么来去没事？和谁串通好的？赵尚志的怀疑不能说全无根据，但在没有进行面对面沟通之前，仍然是缺乏佐证效力的。也因此，赵尚志才急于召开一次有北满主要党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把事情说清楚，澄清误会，一致对敌。

从另一方面说，尽管一堆奸细之称主要是出自戴鸿宾的陈述，属于一面之辞。但赵尚志给戴鸿宾的密信却是白纸黑字，周保中、张兰生、冯仲云都在上面，要不就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要不就是“嫌疑最大”，搁谁看了不心惊肉跳？赵尚志蒙冤固然可惜可叹，但也要看到他在此中应负有的责任。

赵尚志在马把头左等右等，不但北满的人没来，连撒出去的几路人马也都没回来（实际都已遭敌袭击而溃散）。等到1939年底，无奈之下，赵尚志只得带着身边剩下的20多人返回了苏联。这时周保中也已越境，与先期到达苏联的冯仲云会合。于是，赵尚志到伯力与冯、周见面，三人代表北满、吉东两个省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第二阶段还有苏方人员参加。这次会议的成果很大，澄清了两个省委间的许多误会，共同确定了今后的活动计划，并选举冯仲云为抗联第三路军政治委员。苏方也指定王新林（即瓦西里的谐音）为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性联系，如抗联部队作战失利或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苏方将予以接纳并提供便利。

会议开过之后，却从国内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满省委以赵尚志推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等罪名，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中共北满省委第十次常委会上作出的，参加者有北满省委常委金策、李兆麟，执行委员许亨植、于天放列席。会议最终采信了戴鸿宾、陈绍宾、尚连生等人的造谣、挑拨，作出了错误判断，也铸成了赵尚志的人生悲剧。应该说，对通过这一决议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金策和李兆麟。从二人以前对赵尚志的态度上看，金策向来有话当面说，并无背后下手的记录。而李兆麟则不然。如果没有李兆麟的重要态度，金策会力主开除赵尚志的党籍吗？可惜历史没有留下会议讨论记录。另外，从组织原则上说，在北满省委三名常委一人缺席，并且受处分的当事人原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赵尚志同样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党委开除同级的决议，是违背党章的。因此，后来中共中央曾郑重表示：中央从来没有批准开除赵尚志党籍，那是当时的省委作出的错误决定。

消息传来，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都非常愕然。周保中和冯仲云为此分别写信给北满省委，希望减轻对赵尚志的处分。而赵尚志这时也冷静下来了，通过对以前教训的反思，他认识到了自己曾犯下的错误，态度变得非常诚恳，也才有了由冯仲云转给北满省委的一封《请求书》。赵尚志在《请求书》中承认自己确曾犯有错误的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对北满党的领导人存有怀疑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而听到了许多路线策略上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我过份（分）估计误会以为有奸细问题，至于对陈绍宾同志也曾发生很大的严重的误会。现在我对北满负责同志及对陈绍宾同志的怀疑，已经消除。”

赵尚志声泪俱下地要求北满省委把他留在党内，写道：“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的革命斗争已经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部队中清洗出去，那将会使我像受到死刑宣判一样难过。我万分地向党请求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恢复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因为我已离开北满工作，所以暂不能与诸同志会面。仅以多年的工作关系向党各组织、各党同志、联军各干部及战士同志们，致以极热烈的希望和最高的革命敬礼。”

到了1940年5月底，赵尚志再一次向北满省委请求：“检查后迅速改变以前的决议，并通知吉东党组织和我，这是我急切盼望的，并希望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对于赵尚志的一再请求，北满省委在经过重新讨论后，由金策于6月20日给赵尚志写了答复信，表示“北满省委首先告诉尚志同志，北满省委从来没怀疑过尚志同志是奸细。也不是因此而开除党籍的。更不是根据1938年以前的错误，而是根据1939年尚志同志在下江企图策划反党的严重错误，而永远开除的。”“……北满省委根据上级党的建议，尊重兄弟党的建议，根据北满党大多数同志重新讨论决定，只取消其‘永远’二字，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其它，没有减轻的余地。”

金策的答复信中已不再提赵尚志反对王明、康生指示信和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罪名，开除其党籍的主要依据是赵“怀疑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党内奸细，并密谋捕杀北满省委负责人”。由于“人证”、“物证”俱在，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不能改变，也只能取消其中的“永远”二字。赵尚志对此不能接受，又接连写了申诉信，但毫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已无法再回北满工作。此时周保中伸出了手，请赵尚志到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并征得了北满省委的同意。然而赵尚志心中悲愤难消，回国后向周保中提出要求带一支队伍向关内打，要去找党中央。对此周保中没有同意，实际上这在当时也难以做到。出于在性格上的缺点，赵尚志在第二路军工作期间工作方法欠妥，发了不少牢骚，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第二路军是周保中带出来的，不是赵尚志的老三军，不吃赵尚志这一套。结果在1940年11月召开了第二路军直属队党员大会，对赵尚志进行了批判。周保中对赵尚志的行为也很恼火，但鉴于赵尚志在东北抗联中的影响，不好严厉处置，最后决定要求赵尚志离开第二路军部队，并把赵尚志再送到苏联去。同时撤回当初周保中在写给北满省委的信中提出的不要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请求。至此，赵尚志也与周保中彻底闹崩。

赵尚志再次来到苏联，无党籍，无工作可作，在一个被称为“工作房子”的地方过了10个月半与世隔绝的生活。1940年12月召开了决定东北抗联剩余部队撤到苏联境内休整的第二次伯力会议，赵尚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资格。这位抗日名将，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生困境。这一时期，李兆麟和周保中都不愿意让赵尚志到抗联人员的集训地北野营去，还要求苏方将他送到农庄或工厂去接受一年以上群众教育，尔后再接受一年以上党的教育。在苏联“肃反”严重扩大化的当年，这一要求实际上已将赵尚志作为阶级敌人看待了，因为当时以如此借口被带走的人通常是送到集中营关押或者杀掉了。后来抗联第5军军长、第88特别旅步兵4营营长柴世荣，就是这样一去不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出人意料的是苏联方面的态度。苏方一改3年前扣押赵尚志时的冷漠态度，而是对他非常关照。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或当面提出，或写信，或发电报，多次向北满、吉东党委领导人要求恢复赵尚志的党籍。对于周保中等人提出送赵尚志到农庄或工厂去“劳动改造”的要求，也予以拒绝。周保中随后又提出警告，让苏联同志注意赵尚志，不能让他再用中共名义进行活动。王新林则表示：你们即已开除了赵，我们也没有办法。对赵尚志的生活，苏方非常给予照顾，好吃好喝，保障需要。

然而赵尚志是何等英雄，怎会安于在金丝笼中享福！他不止一次向同志们表达了心声：“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在苏联的10个月期间，赵尚志除给北满省委写申诉材料外，还写了《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在的略述》、《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等文章，足足装了一书包。赵尚志多次向苏方提出，要回国去战斗。苏联人知道此时的东北抗日运动陷入了深深低谷，满洲已成绝地。出于对这位抗日英雄的敬重，他们劝赵尚志不要回去，就留在苏联休养学习几年。但是赵尚志决心已定，誓不回头。最后，苏方同意了赵尚志的请求，允许他带领小分队回国活动，同时规定，3个月后他们必须返回苏联。于是，1941年10月，赵尚志背着一书包材料，带着姜立新、张凤歧等4人，在苏联边防军协助下秘密过江返回了祖国。

“宁肯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也不回苏联。”赵尚志已经下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除了要和敌人战斗外，他还有相机进关内去延安的打算。他要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要申辩自己的委屈。那么一书包的材料，谁也不让背，只有自己背，字字句句都是这几年来痛苦煎熬的心声！

没有机会了。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血洒梧桐河畔，将34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深深挚爱的祖国大地上。

1982年，在赵尚志牺牲40周年之际，中共黑龙江省委做出决定，为赵尚志烈士恢复党籍，彻底恢复名誉。对其他受牵连的同志，也给予平反。

2004年6月2日，赵尚志将军失踪62年的遗首颅骨在吉林省长春市净月潭公园被发现，重见天日。

2008年10月25日，赵尚志将军的遗首颅骨归葬辽宁省朝阳市，一代抗日英雄终于魂归故里。

仔细对比两文可更真实地接近历史。

仔细对比两文可更真实地接近历史。

国务顾问 发表于 2016-4-12 17:10
我把牛戈的文章贴了，您最好再认真看一看

另外，牛文中的几个指控也都失实。如“下江特委，就因曾对第三军提出批评意见而遭赵的用刑威逼，以至瘫痪”，特委书记高禹民后来回忆，事情发生时赵尚志就不在下江；

“在赵率三军与四军联合作战时，就因为看中了四军一个主力团的精良装备，便毫无道理地将该团以武力缴械，并将团长苏衍臣杀死。”团长叫苏衍仁，外号“小白龙”，不叫苏衍臣。当时赵尚志部得知苏要率部投降日伪，而且正在调动，才赶去阻止，发生战斗，苏受伤而死。所部经赵整顿后归还第4军，但后来仍大部投降日伪。从战后缴获的伪滨江省档案获悉，苏衍仁确是要率部投降日伪。至于赵等缴获的苏团武器，从史料赵尚志、张寿篯给李延禄的信中可知，当时就还给的4军，不存在什么“看中了四军一个主力团的精良装备”。

yuppppp 发表于 2016-4-12 16:55
东北某地还有相互平行、相距不远的两条街：尚志大街和兆麟街。两位地下有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这两条街都是我打小玩的地，没什么感觉。恐怕赵李二位地下有知，只要面对面，李就得在赵面前一声不吭。打个比方，在抗联第三军中，赵就是彭德怀，说一不二；李就是杨尚昆，啥话都得听着。只是杨尚昆比李厚道多了，从不在彭总背后说三道四。

赵尚志是不是抗日英雄？毫无疑问！赵尚志是不是有政策错误和性格缺陷，同样是的。赵尚志是一个悲剧英雄，类似与关羽，傲上而不欺下的性格，和同僚合作的时候极为强势，但也确实有能力。赵尚志被原部队赶出来之后周保中将军收留了他，但最后还是无法共事，应该说和赵尚志的性格有很大关系。相比之下，杨靖宇将军则近乎完人了。

能饮一杯无 发表于 2016-4-12 22:27
赵尚志是不是抗日英雄？毫无疑问！赵尚志是不是有政策错误和性格缺陷，同样是的。赵尚志是一个悲剧英雄，类 ...
还是一句老话，性格决定命运，真是悲叹不已

能饮一杯无 发表于 2016-4-12 22:27
赵尚志是不是抗日英雄？毫无疑问！赵尚志是不是有政策错误和性格缺陷，同样是的。赵尚志是一个悲剧英雄，类 ...
杨靖宇确实是领导整个东北抗日运动的最合适的统帅。只可惜他和一路军孤悬南满，与北满和吉东相隔遥远，联络困难，只能独立战斗，影响面相对较小。

2016-4-12 23:11 上传

东北某地还有相互平行、相距不远的两条街：尚志大街和兆麟街。两位地下有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兆麟街可没有尚志大街繁华。。。。蛮逗得

赵尚志烈士的生平，只宜宣传他爱国奋战的一面，其他的不宜宣传。史学研究一直有误区，一个人是正面人物，一定要说的他没有任何缺点，这是不客观的。

牛戈《从赵尚志、张自忠的身后事想到的》

    按说，赵尚志与张自忠是两个并不发生交集的人物，我在这里将二人相提并论，是想对他们的后代说几句。
    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也崇拜英雄。赵尚志与张自忠无疑是功盖千秋的英雄。二位英烈虽战斗于不同的战场，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但他们却为了抗击我们民族共同的敌人捐躯沙场，有着同样的壮烈，同样的惊天地而泣鬼神，是值得我们永远歌颂的。
    人无完人，英雄也难免会有白玉之瑕。对于这些，本着为贤者讳的态度，我们本来不想知道，即便不小心知道了，也不想让更多的公众知道，因为那样会有损烈士的形象，会因此打击人们心中对于英雄的美好想象。但令人十分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近年来，有关赵尚志与张自忠（当然也不仅仅了）身上存在着的种种瑕玷，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揭露和放大，给英雄的形象蒙上一层又一层的污垢。这又如一座本应让人们仰望的庄严的神像，却正在被特写的、甚至是显微的镜头将其瑕疵放大后用大屏幕暴露在大众面前。而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却恰恰是英雄的后人或部下或崇拜者对英雄有违史实的漂白、贴金与拔高所造成。
    因为崇拜英雄，所以我们都喜欢挖掘英雄的丰功伟绩，尽量多地展示其壮怀激烈的一面，而讳去他们的瑕疵。作为英雄的部下和后人，当然更愿意这样去做。但这闪光的一面该如何地宣扬，却必须要本着尊重历史的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可，如果为达此目的而利用自身的优势发表一些与史实相违背的故事，则往往事与愿违，千万做不得的。英雄的后人比我们普通的大众更令人关注，因而也更敏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在记述英雄业绩时，对于并未亲身参与的事件应特别地谨慎，对于存在争议的重大敏感事件更应慎之又慎，以免招惹是非。实际上，很多英雄的部下和后人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但赵尚志和张自忠的个别的老部下或后人不是这样，他们没能客观地对待先烈的历史，而是想凭着主观的努力去夸大英雄的形象，去粉饰英雄曾经的过错，在混淆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往往产生与他们的初衷截然相反的结果，给英雄形象造成玷污。
    比如有关赵尚志是不是东北抗联总司令的问题。这本来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史学界早有结论，不需要再拿出来讨论。对于赵来说，是不是抗联总司令都丝毫不影响他的英名，没有谁会因为赵不是抗联总司令而降低对他的敬仰。可有人大概是为了使赵的形象更高大，却非要坚持说赵是总司令，于是引来一轮又一轮的辩驳与争论；
    比如赵错杀祁致中的问题。这样的事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这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造成的。对这类事回避不谈最好。实际上官方正史在写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有意避开这一事件的，因为虽然有那个年代的特殊因素，可毕竟是错杀。但有人大概是为了使赵不能有丝毫的过错，却非要说赵杀祁不是错杀而是祁罪有应得，于是引来治史者的纠正不说，更引来与祁致中关系密切的后人、部下们的不满；
    比如赵被北满省委开除党籍的问题。现在来看这件事，应该属于处分过重，后来给赵恢复党籍，这事也就不宜再多说。因为细纠起来，将当年事全部公开，对英雄反而不利。但有些人非要说赵当年是受迫害，这一下又引来当年抗联三路军李兆麟等其他领导者后人的不满，于是又将那些不便于示人的陈谷子烂芝麻的重新抖擞出来；
    比如张自忠是不是喜峰口前线的总指挥的问题。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那仅仅是一场战役的临时指挥，是与不是与他的英名能有多大的关系？张不是喜峰口的总指挥又怎么了？这与他的壮烈牺牲相比，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本来也是没有多少人特别关注的。可有人为了拔高张的形象却非要说张是总指挥，于是又引来众多的否定；
    比如张自忠在七七时的表现问题。我认为中央在处理这一事时的态度是好的，即讲张的功绩是从1938年临沂之战说起，而故意隐去七七事变时张的表现，其良苦用心是令人赞同的。出于为贤者讳的考虑，这本来也是写史者一笔带过有意淡化的内容，即便是供少数研究者阅读的文史资料中，对于张在七七前后的表现有过一些不利的记述，也是轻描谈写的，而且，承认张的这些过错，并不影响张的形象，甚至更显张知错改错的勇气，更使英雄形象丰满。可有些人却非要加以漂白和粉饰，于是有意无意间造成了对宋哲元等其他将领的贬损，引来宋的后人的不满，又进而引来众多二十九军后人的投诉，把本来应该隐去或淡化的事重新炒作起来。
    有些人和事是越炒越红火，而有些则正相反。围绕赵尚志张自忠等的炒作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因为这样的炒作最终总要涉及到英雄不甚光彩的一面，于是，本应该淡化处理的又因此高调地打起了官司，本应该讳去的又被重新提起引来大范围的讨论，本来不被人所知道的隐情被一层层地暴光，英雄身上曾有过的污渍被一次次放大后公之于众人面前。
    赵尚志与张自忠身上有瑕疵，其他任何的英雄人物身上同样有瑕疵，赵与张身上的瑕疵绝对不比其他的英雄人物更突出更严重，但为什么这样的暴露与伤害偏偏让他们（也并非仅仅赵与张二人）遭遇了呢？坏就坏在英雄的个别老部下和后人身上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即如果他们这样针对英雄的粉饰是与他人不相干的，或许只是引来史学工作者或爱好者的质疑，但赵尚志和张自忠作为带兵治军的将军，他们不是活在与人世隔绝的真空中，恰恰相反的，他们往往生活在种种的矛盾斗争之中，后人或老部下们不切史实的拔高，便会有意无意间造成对与先烈同处于某种斗争漩涡中的其他人物的贬损。为了拔高自己的先人而贬损了其他的先烈，自然引起他人的不满。不满就会抗议，不认可就会辩驳，而随着争辩双方的互不相让，又往往使这争辩难以控制的逐步升级，由开始时的史实上的据理争论演变成双方或多方针对人身的攻击、谩骂，于是愈演愈烈，越揭越丑，最终造成对先烈的戕害。在这方面，表现最活跃，也是受窘最惨重的，大概要数赵尚志的老部下陈雷和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宣扬了先辈的同时，却更多地使英雄蒙羞，得不偿失，同时也给他们自己招来了麻烦，二人的晚年官司缠身，谴责不断，过的实在并不安宁。
    真是何苦呢！
    刘晓庆干露露们是希望暴露的，别说贴金了，就是贴屎，只要能达到让人关注的目的，他们也愿意。他们不怕个人的隐私被人关注，不怕自身任何部位的肥瘦被人指点，好多人故意走光，故意制造绯闻，故意散布祼照，其目的就是为了出名。可英烈们不一样的，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神，是国人心中的偶像，我们需要他们的光芒，我们需要他们的圣洁，因为它可以几百几千年地照耀着我们的魂灵，荡涤心底的污垢，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象干露露那样将最不可示人的一面显现给大众，不希望看到他们的瑕疵在无休无止的炒作中被一次次地放大和展露。
    英雄的后人们，为了你们先辈的英名，也为了我们民族英雄的形象不被玷污，请你们尊重史实不要拔苗助长吧。

也是受窘最惨重的，大概要数赵尚志的老部下陈雷和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宣扬了先辈的同时，却更多地使英雄蒙羞，得不偿失，同时也给他们自己招来了麻烦，二人的晚年官司缠身，谴责不断，过的实在并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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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看到陈雷宣传赵尚志有啥“使英雄蒙羞”，赵尚志有缺点从来不怕人揭，有冤枉更是要雪，何羞之有？至于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那就比较可笑了。文革期间中共高级干部间在领袖推动下斗来斗去，人人有份，人人有错。后来著史者想论笔直书只要写上名字就必定得罪一方或数方，那后来牵扯上的可能是无其带数，其后人为了维护老爹老娘屁股决定脑袋都可以来找麻烦。为了怕个人的麻烦咱就笔下留情呗，该写不写呗，像无数官方出版物那样全是伟光正呗，不得已要写上某人的时候也是某领导、某某、xxx呗，让不知情的读者永远去猜吧。这样真不麻烦，可历史还是历史吗？

下面贴上陈雷评论赵尚志历史的一篇讲话，看看谁能挑出麻烦来。

1998年7月6日，原中顾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老干部陈雷就电视剧《赵尚志》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了长篇谈话。他讲道：关于赵尚志第三次被开除党籍问题。从北满临时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来看，开除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赵“反对中央路线，推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二是“以籍奸细名义论罪，企图捕杀冯仲云、高禹民、张筹篯、许亨植、张兰生、金策等”，这都是传说谣言，没有一点事实。

    赵尚志对“王康信”、“吉特补充信”“中代信”的一些内容提出过反对意见。如“伪军是难得的同盟军，不能缴械，等待伪军成批反正”，“劝群众归大屯”，“反满抗日不并提”等等。他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了中央代表团。这不能上纲为“反对中央路线”。何况，历史证明这些意见有正确之处。对捕杀北满领导干部，赵尚志对北满一些领导人有过怀疑，但不存在谋杀企图。北满领导人听信了尚连生（叛徒）、陈绍宾（逃跑分子）的造谣、挑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正是赵尚志在“申拆书”中说的“因误解”造成的。赵尚志与周保中、冯仲云见面就解除了“误解”。

    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是在北满省委三人常委中，一人缺席（即冯仲云正在苏与赵尚志、周保中会谈）并且受处分的当事人省委执委主席赵尚志缺席的情况下，两名常委（金策、李兆麟）做出的。中央和中央代表团从未给予批准。一个党委开除同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是违背党章的。所以赵尚志的兄长赵尚志朴于1982年找中央要求给赵尚志平反时，中组部的领导同志说：中央从来没有批准开除赵尚志党籍，那是当时的省委做出的错误决定。应由黑龙江省委调查平反。黑龙江省委已于1982年做出了为赵尚志平反的决定。

    赵尚志被开除党籍而受株连的人很多。因为他是北满省委执委主席、北满抗联总司令。在总司令部工作的我和于保合、李在德、刘凤阳等无一例外，支持、拥护过他的人，许亨植、黄成植等干部也受过处分。

    东北抗联由盛到衰从时间来看，1938年至1939年是转折点，从外因看，一个是敌人的强大，而且大规模围剿，设集团部落，造成大片无人区、割断抗联与人民的联系。抗联在一年里有半年在严寒的深山老林中，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探讨一下内部原因是非常必要的。从王明、康生插手东北之后，撤销满洲省委、使东北失去党的统一领导。接着，通过吉东在全东北推行他那套脱离东北抗日实际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北满吉东及北满内部的长期争论，互相争论信件的是与非，搞内讧，打内战，这个内耗是最损元气的。抗联的内争，使敌人高兴。

    六军一师师长陈绍宾带来苏联海路的一封信，说苏军总司令伏罗希洛夫请赵尚志去苏联谈东北抗日战争问题，结果赵尚志被骗到苏联后，苏联不承认有此事，于是被无故关押一年半。即1938年至1939年上半年。在大敌当前，部队艰苦西征中，北满反对赵尚志并将大批坚决拥护赵尚志的干部撤职，损耗了部队的士气。敌人以统一的战略计划来打我们，而我们东南满、吉东、北满之间互不联系，甚至吉东、北满党内争论不休，被敌人各自击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失去统一的领导，没有统一的正确的策略，必然造成分裂和失败。


也是受窘最惨重的，大概要数赵尚志的老部下陈雷和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宣扬了先辈的同时，却更多地使英雄蒙羞，得不偿失，同时也给他们自己招来了麻烦，二人的晚年官司缠身，谴责不断，过的实在并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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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看到陈雷宣传赵尚志有啥“使英雄蒙羞”，赵尚志有缺点从来不怕人揭，有冤枉更是要雪，何羞之有？至于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那就比较可笑了。文革期间中共高级干部间在领袖推动下斗来斗去，人人有份，人人有错。后来著史者想论笔直书只要写上名字就必定得罪一方或数方，那后来牵扯上的可能是无其带数，其后人为了维护老爹老娘屁股决定脑袋都可以来找麻烦。为了怕个人的麻烦咱就笔下留情呗，该写不写呗，像无数官方出版物那样全是伟光正呗，不得已要写上某人的时候也是某领导、某某、xxx呗，让不知情的读者永远去猜吧。这样真不麻烦，可历史还是历史吗？

下面贴上陈雷评论赵尚志历史的一篇讲话，看看谁能挑出麻烦来。

1998年7月6日，原中顾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老干部陈雷就电视剧《赵尚志》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了长篇谈话。他讲道：关于赵尚志第三次被开除党籍问题。从北满临时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来看，开除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赵“反对中央路线，推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二是“以籍奸细名义论罪，企图捕杀冯仲云、高禹民、张筹篯、许亨植、张兰生、金策等”，这都是传说谣言，没有一点事实。

    赵尚志对“王康信”、“吉特补充信”“中代信”的一些内容提出过反对意见。如“伪军是难得的同盟军，不能缴械，等待伪军成批反正”，“劝群众归大屯”，“反满抗日不并提”等等。他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了中央代表团。这不能上纲为“反对中央路线”。何况，历史证明这些意见有正确之处。对捕杀北满领导干部，赵尚志对北满一些领导人有过怀疑，但不存在谋杀企图。北满领导人听信了尚连生（叛徒）、陈绍宾（逃跑分子）的造谣、挑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正是赵尚志在“申拆书”中说的“因误解”造成的。赵尚志与周保中、冯仲云见面就解除了“误解”。

    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是在北满省委三人常委中，一人缺席（即冯仲云正在苏与赵尚志、周保中会谈）并且受处分的当事人省委执委主席赵尚志缺席的情况下，两名常委（金策、李兆麟）做出的。中央和中央代表团从未给予批准。一个党委开除同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是违背党章的。所以赵尚志的兄长赵尚志朴于1982年找中央要求给赵尚志平反时，中组部的领导同志说：中央从来没有批准开除赵尚志党籍，那是当时的省委做出的错误决定。应由黑龙江省委调查平反。黑龙江省委已于1982年做出了为赵尚志平反的决定。

    赵尚志被开除党籍而受株连的人很多。因为他是北满省委执委主席、北满抗联总司令。在总司令部工作的我和于保合、李在德、刘凤阳等无一例外，支持、拥护过他的人，许亨植、黄成植等干部也受过处分。

    东北抗联由盛到衰从时间来看，1938年至1939年是转折点，从外因看，一个是敌人的强大，而且大规模围剿，设集团部落，造成大片无人区、割断抗联与人民的联系。抗联在一年里有半年在严寒的深山老林中，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探讨一下内部原因是非常必要的。从王明、康生插手东北之后，撤销满洲省委、使东北失去党的统一领导。接着，通过吉东在全东北推行他那套脱离东北抗日实际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北满吉东及北满内部的长期争论，互相争论信件的是与非，搞内讧，打内战，这个内耗是最损元气的。抗联的内争，使敌人高兴。

    六军一师师长陈绍宾带来苏联海路的一封信，说苏军总司令伏罗希洛夫请赵尚志去苏联谈东北抗日战争问题，结果赵尚志被骗到苏联后，苏联不承认有此事，于是被无故关押一年半。即1938年至1939年上半年。在大敌当前，部队艰苦西征中，北满反对赵尚志并将大批坚决拥护赵尚志的干部撤职，损耗了部队的士气。敌人以统一的战略计划来打我们，而我们东南满、吉东、北满之间互不联系，甚至吉东、北满党内争论不休，被敌人各自击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失去统一的领导，没有统一的正确的策略，必然造成分裂和失败。

东北某地还有相互平行、相距不远的两条街：尚志大街和兆麟街。两位地下有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兆麟公园在尚志大街上，兆麟的碑在公园里，尚志大街那头不远是兆麟毒死的地

东北小日本搞出来的集团部落绝对是对抗联的极大打击，本来东北的特殊地理和人文条件就对抗联开展群众运动就不利，再加上集团部落可真就要了你命了！

东北抗联在组织上就没有统一过，长期内耗，直到成立88旅！

东风强劲 发表于 2016-4-15 09:03
东北小日本搞出来的集团部落绝对是对抗联的极大打击，本来东北的特殊地理和人文条件就对抗联开展群众运动就 ...
非常对。赵尚志就坚决反对几封指示信里说的“不公开反对归大屯”，不去破坏，等敌人修成了，抗联人就失去了群众支持，根本接近不了大屯，没吃没喝，成天钻深山老林。这时还想着什么对“集团部落”打进去，拉出来，不是做梦吗！

2016-4-15 17:44 上传

这样的防御抗联想打破着实要费很大的劲！

东风强劲 发表于 2016-4-15 17:45
我一直珍藏的我们家乡当年的集团部落镜像，汪清县牡丹川集团部落，现在这个牡丹川是个林场，离我工作的单 ...
日本人对这个很在行，同时期在华北搞的“囚笼政策”是这个的翻版。只是东北气候太恶劣，乡村太分散，森林又太多，没法像华北那样大修封锁沟和炮楼据点。于是就在交通线附近搞“集团部落”，把分散乡村的老百姓都弄来，制订保甲制度，配备一定武装，附近有治安部队，一有响动就来支援。抗联人少武器差，对这样的集团部落很难啃动，时间一长增援敌人就到，基本无能为力。

呵呵，这帖子就是“牛戈大战沈听雪”啊。
不过似乎这二位并没对这问题面对面论战过。

呵呵，这帖子就是“牛戈大战沈听雪”啊。
不过似乎这二位并没对这问题面对面论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