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胡锡进“鹰鸽”之争反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 ...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赵明昊

近日，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之间围绕中国外交问题的争议成了一起“事件”。这不是偶然的。吴建民先生是资深外交官，也是一位宽厚温和的长者。胡锡进先生则是媒体界大咖，在他的努力下，《环球时报》在短短十余年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报纸，在国际上也有影响。至少，很多研究中国外交的外国学者都把《环球时报》的文章视为中国官方有意对外释放的“信号”。

吴建民先生说的对，“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大反思的时代”，“今天的中国，要消除封闭的惯性”，“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就有大发展；凡是错误地认识了世界，就要倒大霉” ，“中国现在这个势头，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势头丧失了，再要找回来，也未必找得回来”。

胡锡进先生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媒体永远会比外交‘鹰’一些，全世界都这样，西方善用这一点”，“每个人的认识都有局限，不同人的更多视角加在一起，才会带来认识的丰富、全面和准确”。

这两位先生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涉及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外交到底怎么面对“社会性力量”，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官？不干外交工作的人到底如何参与外交？

现如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外交部”之外的外交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厉害了。这和几百年前大不一样，那时，外交仅仅是极少数政治精英、王公将相的事，他们搞秘密谈判、利益交换，充斥“谎言、算计和欺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世界大战之所以打起来，就是因为那帮整天搞秘密外交的人给搞砸了。让外交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变得不再只是“小圈子”的事，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外交”和“对外事务”不是一码事

实际上，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地区分两个概念：“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和“对外事务”(foreign affairs)。还拿美国举例吧，美国国会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前者相对精英化，更多代表“智识”；后者相对大众化，更多代表“民意”。

有时候，“民意”不一定是对的，甚至很容易被操纵，进而陷入非理智的状态，或曰“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民意”也需要被制衡，要让一些“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少数派给民意踩踩“刹车”。这就是美国人极为看重的“权力制衡”。

美国参议院有个“对外关系委员会”（常被译为外交委员会），而众议院则叫“对外事务委员会”。前者负责处理很多更“外交”的事儿，比如批准美国签署的外交条约以及驻外大使的任命等。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曾担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奥巴马总统、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做参议员的时候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被视为美国国会中的“高洋上”单位，不在这个委员会镀镀金，都不太好意思竞选总统。

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外交”的高度泛化，“外交”概念被滥用，好像任何粘上点外国人的事情都被叫做“外交”，体育外交、美食外交等等不一而足。很多人所说的“外交”，其实是“对外事务”。

平心而论，外交是一个专业工种，跟软件工程师、美发美甲师等一样，都需要专业性的训练和培养。外交官需要精通外语和谈判技巧、国际条约和法律、国际组织议事规则等，还得通晓外交礼仪，比如吃西餐时喝汤不能出声音、穿西装不能把扣子全都扣上、黑皮鞋不能配白袜子和“查塔姆规则”。

中国的外交官表面上看挺光鲜，但其实日子很清苦。他们被称为“不装军装的军人”，要受到极为严格的纪律约束。

如果你博士毕业，进入外交部后会给你一个“三等秘书”的职衔，级别是正科，每月全部工资收入不到7000元。即便四年之后顺利晋升为“二等秘书”，工资也就涨个几百块。晚上工作到8-9点、深夜被电话叫醒是家常便饭，因为总有“火烧眉毛”的事情，通常没有加班费，加班费标准也就是30-40元。你需要被派驻到国外工作，即使那个国家处于战乱状态，处于高海拔地区（会得心脏病），处于致命传染病高发地区。必要时刻，你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文件、秘密和馆舍，更不用说保护中国公民，因为它们都叫做“国家利益”。

仔细想想，用“软”和“硬”、“鸽”和“鹰”来评价外交官不太合适，中国在21世纪的顺利崛起，需要国民在观察世界时摈弃那种“非黑即白”、“我善人恶”的思维模式。

外交的工作目标就是既维护国家利益，又不打仗。打仗是军人的事情，得有明确分工，不能混为一谈。开启一场战争太容易了，但结束一场战争真的很难，看看美国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倒霉样就知道了。打仗总归是要死人的，老百姓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看看叙利亚在短短几年中从“中东的样板”沦为一片废墟，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生离死别，谁能不叹息战争的残酷。

中国搞大国外交需要“21世纪的外交官”

如果说做军人就是要习武练兵、准备打仗。外交官就是要奔走劝和，甚而是“息事宁人”。何谓外交，就是要化解敌意，哪怕不能够“化敌为友”。

外交是一种“小声说重话”的艺术，是一种相互妥协的艺术，妥协不是投降，也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它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哪怕是美国这么不可一世的国家，在面对伊朗、古巴的时候，不也还是要做出妥协和让步？大丈夫能屈能伸，大国也要懂得知进退的道理。想要处处赢、时时赢，根本做不到，因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和资源是有限的。有些时候看样子是占了便宜，却难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了“实”但丢了“势”。

当然，中国要想搞真正的大国外交，不仅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也的的确确需要一大批“21世纪的外交官”。这样的外交官，不高高在上，不拿腔拿调，不空话连篇，不故作神秘。

中国的新型外交官必须要有更大的思想力、亲和力和行动力，少一点斗争思维，多一些“魅力攻势”，尤其是善于接触和调动“社会性力量”，善于搭建由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构成的“政策网络”，还要善于倾听和表达，能写出有思想厚度的文章，能发表有温度、有干货的演讲，能“拨动人的心弦”。

客观而言，中国青年外交官的任用和培养机制是存在问题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校门”直接进“机关门”，成长环境相对封闭，工作性质要求他们谨小慎微，紧张有余而舒展不足。

试想，一个外交官在25-35岁之间，缺少和智库、媒体、企业、社会组织打交道的充足经验，缺少走到前台、对外发声的充足经验，缺少应对争议、化解危机的充足经验，他怎么可能在未来堪当重任。

“大国外交”不是海市蜃楼，它需要一大批跟得上时代，甚至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外交官。中国外交需要真正的“旋转门”，广纳天下英才。

在美国有“1美元政治家”的说法，指的是一批自己已经不缺钱、只想给国家和社会做点实事的人物。现如今，中国民众是世界上对国际问题关注程度最高的国民群体，同时也有一大批想要为外交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专业人士。这应当成为中国施展“大国外交”的正资产。

希拉里前些年担任国务卿时强调美国外交必须尊重、重视和用好“公民力量”（civilian power）。中国外交的“社会化”转型，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吴建民和胡锡进先生有更多心平气和的对话，即便双方达不成共识，至少也能让国民明白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有多么的复杂。醒醒吧，复杂的世界，本就没有那么多简单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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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赵明昊

近日，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之间围绕中国外交问题的争议成了一起“事件”。这不是偶然的。吴建民先生是资深外交官，也是一位宽厚温和的长者。胡锡进先生则是媒体界大咖，在他的努力下，《环球时报》在短短十余年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报纸，在国际上也有影响。至少，很多研究中国外交的外国学者都把《环球时报》的文章视为中国官方有意对外释放的“信号”。

吴建民先生说的对，“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大反思的时代”，“今天的中国，要消除封闭的惯性”，“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就有大发展；凡是错误地认识了世界，就要倒大霉” ，“中国现在这个势头，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势头丧失了，再要找回来，也未必找得回来”。

胡锡进先生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媒体永远会比外交‘鹰’一些，全世界都这样，西方善用这一点”，“每个人的认识都有局限，不同人的更多视角加在一起，才会带来认识的丰富、全面和准确”。

这两位先生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涉及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外交到底怎么面对“社会性力量”，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官？不干外交工作的人到底如何参与外交？

现如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外交部”之外的外交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厉害了。这和几百年前大不一样，那时，外交仅仅是极少数政治精英、王公将相的事，他们搞秘密谈判、利益交换，充斥“谎言、算计和欺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世界大战之所以打起来，就是因为那帮整天搞秘密外交的人给搞砸了。让外交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变得不再只是“小圈子”的事，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外交”和“对外事务”不是一码事

实际上，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地区分两个概念：“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和“对外事务”(foreign affairs)。还拿美国举例吧，美国国会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前者相对精英化，更多代表“智识”；后者相对大众化，更多代表“民意”。

有时候，“民意”不一定是对的，甚至很容易被操纵，进而陷入非理智的状态，或曰“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民意”也需要被制衡，要让一些“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少数派给民意踩踩“刹车”。这就是美国人极为看重的“权力制衡”。

美国参议院有个“对外关系委员会”（常被译为外交委员会），而众议院则叫“对外事务委员会”。前者负责处理很多更“外交”的事儿，比如批准美国签署的外交条约以及驻外大使的任命等。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曾担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奥巴马总统、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做参议员的时候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被视为美国国会中的“高洋上”单位，不在这个委员会镀镀金，都不太好意思竞选总统。

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外交”的高度泛化，“外交”概念被滥用，好像任何粘上点外国人的事情都被叫做“外交”，体育外交、美食外交等等不一而足。很多人所说的“外交”，其实是“对外事务”。

平心而论，外交是一个专业工种，跟软件工程师、美发美甲师等一样，都需要专业性的训练和培养。外交官需要精通外语和谈判技巧、国际条约和法律、国际组织议事规则等，还得通晓外交礼仪，比如吃西餐时喝汤不能出声音、穿西装不能把扣子全都扣上、黑皮鞋不能配白袜子和“查塔姆规则”。

中国的外交官表面上看挺光鲜，但其实日子很清苦。他们被称为“不装军装的军人”，要受到极为严格的纪律约束。

如果你博士毕业，进入外交部后会给你一个“三等秘书”的职衔，级别是正科，每月全部工资收入不到7000元。即便四年之后顺利晋升为“二等秘书”，工资也就涨个几百块。晚上工作到8-9点、深夜被电话叫醒是家常便饭，因为总有“火烧眉毛”的事情，通常没有加班费，加班费标准也就是30-40元。你需要被派驻到国外工作，即使那个国家处于战乱状态，处于高海拔地区（会得心脏病），处于致命传染病高发地区。必要时刻，你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文件、秘密和馆舍，更不用说保护中国公民，因为它们都叫做“国家利益”。

仔细想想，用“软”和“硬”、“鸽”和“鹰”来评价外交官不太合适，中国在21世纪的顺利崛起，需要国民在观察世界时摈弃那种“非黑即白”、“我善人恶”的思维模式。

外交的工作目标就是既维护国家利益，又不打仗。打仗是军人的事情，得有明确分工，不能混为一谈。开启一场战争太容易了，但结束一场战争真的很难，看看美国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倒霉样就知道了。打仗总归是要死人的，老百姓永远是最大的受害者，看看叙利亚在短短几年中从“中东的样板”沦为一片废墟，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生离死别，谁能不叹息战争的残酷。

中国搞大国外交需要“21世纪的外交官”

如果说做军人就是要习武练兵、准备打仗。外交官就是要奔走劝和，甚而是“息事宁人”。何谓外交，就是要化解敌意，哪怕不能够“化敌为友”。

外交是一种“小声说重话”的艺术，是一种相互妥协的艺术，妥协不是投降，也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它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哪怕是美国这么不可一世的国家，在面对伊朗、古巴的时候，不也还是要做出妥协和让步？大丈夫能屈能伸，大国也要懂得知进退的道理。想要处处赢、时时赢，根本做不到，因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和资源是有限的。有些时候看样子是占了便宜，却难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了“实”但丢了“势”。

当然，中国要想搞真正的大国外交，不仅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也的的确确需要一大批“21世纪的外交官”。这样的外交官，不高高在上，不拿腔拿调，不空话连篇，不故作神秘。

中国的新型外交官必须要有更大的思想力、亲和力和行动力，少一点斗争思维，多一些“魅力攻势”，尤其是善于接触和调动“社会性力量”，善于搭建由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构成的“政策网络”，还要善于倾听和表达，能写出有思想厚度的文章，能发表有温度、有干货的演讲，能“拨动人的心弦”。

客观而言，中国青年外交官的任用和培养机制是存在问题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校门”直接进“机关门”，成长环境相对封闭，工作性质要求他们谨小慎微，紧张有余而舒展不足。

试想，一个外交官在25-35岁之间，缺少和智库、媒体、企业、社会组织打交道的充足经验，缺少走到前台、对外发声的充足经验，缺少应对争议、化解危机的充足经验，他怎么可能在未来堪当重任。

“大国外交”不是海市蜃楼，它需要一大批跟得上时代，甚至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外交官。中国外交需要真正的“旋转门”，广纳天下英才。

在美国有“1美元政治家”的说法，指的是一批自己已经不缺钱、只想给国家和社会做点实事的人物。现如今，中国民众是世界上对国际问题关注程度最高的国民群体，同时也有一大批想要为外交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专业人士。这应当成为中国施展“大国外交”的正资产。

希拉里前些年担任国务卿时强调美国外交必须尊重、重视和用好“公民力量”（civilian power）。中国外交的“社会化”转型，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吴建民和胡锡进先生有更多心平气和的对话，即便双方达不成共识，至少也能让国民明白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有多么的复杂。醒醒吧，复杂的世界，本就没有那么多简单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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