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快评：食安的底线不应该是“吃不死人”

原标题：搜狐快评：食安的底线不应该是“吃不死人”
　　文丨尉迟不恭（搜狐特约评论员）
　　童话里都不敢这么说！日前被媒体爬梳最高检案情进展公示时偶然发现的“1.7万罐假奶粉流入市场”案，有了新进展，据国家食药监总局的通报，上海市公安部门已经对查获的假冒乳粉进行了产品检验，“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安全风险”。
　　上海“假奶粉”被发现，是个偶然，说的不仅是案件破获的契机基于“报案查获”，而非日常的严苛质量巡查。更要命的“偶然”是在案件破获近半年、相关涉案嫌疑人已经被批准逮捕了，公众才在偶然的媒体爬梳边角料信息中获知这一重大安全事件。
　　同样的公共境遇，在山东疫苗案上如出一辙，人们对于事关公众安全的重大案件，在案发后长时间处于信息被遮蔽状态，无从预警，无所提防，更无法知晓涉案物品的确切流向。尽管如事发（不是最开始的案件被破获，而是案件被公众知晓）后有关部门所言，未被冷链运输的疫苗，并不会要人命；被假冒的名牌奶粉据说也“符合国家标准，并无安全风险”。姑且把这样事情败露后的“安全包票”视为真，在从案发后到为公众所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蒙在鼓里的消费者（尤其是孩子），事实上处于一种潜在的风险之中，只能庆幸或者祷告事后的安全，将产品质量交托给造假者和违规者。这不该是公共服务和治理的正常逻辑，更何况，事后第一时间对涉案产品的质量担保，尚不知是否仅是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
　　第一时间案发，公众不知情，政府权责部门也没有想到第一时间周知于众。拖延到信息被偶然泄露，权责部门的联动，所做出的也是（起码客观上）有助于让大家“情绪稳定”的结论，而不是告知更有助于公众自我保护、有助于全社会一道查删的核心信息，比如问题疫苗的批号，比如问题奶粉的品牌批次，比如问题产品的确切流向。即便是事涉公共安危的重大案件，已经被延迟发布半年之久，包括批次、品牌和流向的问题，也并未在第二落点优先披露，案发半年尚无法获知关键信息，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才表态彻查问题奶粉流向的举动，徒具符号意义？
　　问题疫苗预防不了病，但也不会死人，问题奶粉更夸张，不仅符合国家标准，而且无安全风险，只剩下“可以放心食用”的温馨提示了。中国人的生存底线被拉到如此低的地步，卑劣的公共体验之下，是无法寻求法律救济的公共权利和国民处境。事到如今不得不说，官民对于“风险”的定义和判断出现了巨大分歧，或者起码有互斥的两个“风险”的定义和评估。于政府部门而言，更大的“风险”来自基于社会稳定和把控的判断，一桩公共事件是否存在风险，首要考虑的所谓社会治理，公众作为被治理的对象，其生存标准被拉低到“只要不死人就是没事”的地步。而对公众而言，风险则是切实的生存状态，食品安全、子女健康、空气质量，这些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因为有公共治理的官民分歧，使得信息遮蔽成为常态，也使得人们只能将安全诉诸祷告，或者对因信息缺乏而产生各种所谓“谣言”的恐慌式传播。
　　假奶粉动辄上万罐流入市场，案发近半年公众才偶然获知，即便如此也无法第一时间知道被假冒奶粉的牌子，以及流向哪里。过去十年的社会进展，刚有了问责和道歉的雏形，而今却随着更大的安全危机的来临，退回到公权部门“集体防御”的程度——食药监局拿着公安机关做的检测结果告诉大家“无安全风险”，担负社会管理职责的多个部门，联手拖延公共安全事件的披露进度，一拖就是半年。越来越多“吃不死人”的官方结论被堂而皇之拿出来稳定人心，公众是应该感谢造假者的职业良心，还是焦虑于公权部门与民众安危的离心离德？
　　一个满足于“吃不死人”的社会，绝不是个好社会。靠拖延信息发布和惯性维稳来让受害者“情绪稳定”的当下，则真的到了“赶快收拾人心”的时候。http://star.news.sohu.com/20160405/n443339493.shtml原标题：搜狐快评：食安的底线不应该是“吃不死人”
　　文丨尉迟不恭（搜狐特约评论员）
　　童话里都不敢这么说！日前被媒体爬梳最高检案情进展公示时偶然发现的“1.7万罐假奶粉流入市场”案，有了新进展，据国家食药监总局的通报，上海市公安部门已经对查获的假冒乳粉进行了产品检验，“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安全风险”。
　　上海“假奶粉”被发现，是个偶然，说的不仅是案件破获的契机基于“报案查获”，而非日常的严苛质量巡查。更要命的“偶然”是在案件破获近半年、相关涉案嫌疑人已经被批准逮捕了，公众才在偶然的媒体爬梳边角料信息中获知这一重大安全事件。
　　同样的公共境遇，在山东疫苗案上如出一辙，人们对于事关公众安全的重大案件，在案发后长时间处于信息被遮蔽状态，无从预警，无所提防，更无法知晓涉案物品的确切流向。尽管如事发（不是最开始的案件被破获，而是案件被公众知晓）后有关部门所言，未被冷链运输的疫苗，并不会要人命；被假冒的名牌奶粉据说也“符合国家标准，并无安全风险”。姑且把这样事情败露后的“安全包票”视为真，在从案发后到为公众所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蒙在鼓里的消费者（尤其是孩子），事实上处于一种潜在的风险之中，只能庆幸或者祷告事后的安全，将产品质量交托给造假者和违规者。这不该是公共服务和治理的正常逻辑，更何况，事后第一时间对涉案产品的质量担保，尚不知是否仅是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
　　第一时间案发，公众不知情，政府权责部门也没有想到第一时间周知于众。拖延到信息被偶然泄露，权责部门的联动，所做出的也是（起码客观上）有助于让大家“情绪稳定”的结论，而不是告知更有助于公众自我保护、有助于全社会一道查删的核心信息，比如问题疫苗的批号，比如问题奶粉的品牌批次，比如问题产品的确切流向。即便是事涉公共安危的重大案件，已经被延迟发布半年之久，包括批次、品牌和流向的问题，也并未在第二落点优先披露，案发半年尚无法获知关键信息，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才表态彻查问题奶粉流向的举动，徒具符号意义？
　　问题疫苗预防不了病，但也不会死人，问题奶粉更夸张，不仅符合国家标准，而且无安全风险，只剩下“可以放心食用”的温馨提示了。中国人的生存底线被拉到如此低的地步，卑劣的公共体验之下，是无法寻求法律救济的公共权利和国民处境。事到如今不得不说，官民对于“风险”的定义和判断出现了巨大分歧，或者起码有互斥的两个“风险”的定义和评估。于政府部门而言，更大的“风险”来自基于社会稳定和把控的判断，一桩公共事件是否存在风险，首要考虑的所谓社会治理，公众作为被治理的对象，其生存标准被拉低到“只要不死人就是没事”的地步。而对公众而言，风险则是切实的生存状态，食品安全、子女健康、空气质量，这些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因为有公共治理的官民分歧，使得信息遮蔽成为常态，也使得人们只能将安全诉诸祷告，或者对因信息缺乏而产生各种所谓“谣言”的恐慌式传播。
　　假奶粉动辄上万罐流入市场，案发近半年公众才偶然获知，即便如此也无法第一时间知道被假冒奶粉的牌子，以及流向哪里。过去十年的社会进展，刚有了问责和道歉的雏形，而今却随着更大的安全危机的来临，退回到公权部门“集体防御”的程度——食药监局拿着公安机关做的检测结果告诉大家“无安全风险”，担负社会管理职责的多个部门，联手拖延公共安全事件的披露进度，一拖就是半年。越来越多“吃不死人”的官方结论被堂而皇之拿出来稳定人心，公众是应该感谢造假者的职业良心，还是焦虑于公权部门与民众安危的离心离德？
　　一个满足于“吃不死人”的社会，绝不是个好社会。靠拖延信息发布和惯性维稳来让受害者“情绪稳定”的当下，则真的到了“赶快收拾人心”的时候。http://star.news.sohu.com/20160405/n4433394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