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空军中将余立金小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1:20:21
提起余立金这个名字，可以说知名度很高，但又并不高。说很高，是因为在文革期间曾发生过轰动全党全军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三位高级将领就此被打倒，并遭到了全国性的声讨批判；说不高也简单，现在随便拉出几个军迷来，问问他们余立金在军史上有何贡献和业绩，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余立金，就是这样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军史人物。
余立金是湖北大冶人，生于1913年10月4日。他15岁就参加了鄂东南武装起义，17岁入党，在加入红军后，为创建和保卫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苏区英勇奋斗，并经历了万里长征，从农军手枪队长一直升到了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第18师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余立金被调到新四军，先后担任了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等职。在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中，余立金参加了突围作战，但从此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当时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一直随新四军军部行动，紧跟着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一行。在转移到石井坑后，部队建制已乱，疲乏交困，情况非常艰难。叶挺打算在这里坚守一星期，收拢失散人员，更重要的是等待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交涉能有转机。在此期间，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出走，后由于走不出去又转了回来。叶挺与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将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原局。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与中共中央先后复电，明确指示新四军的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挺、饶漱石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挺下，项英随军行动北上。这时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经过3天激战后，周围要点纷纷失守，已无法再继续困守石井坑。叶挺与饶漱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部队分散突围。
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一路奋战，护卫着军部拼死突围。当冲到西坑时，被优势敌人围住，几经激战无法脱险。在饶漱石代表党组织的建议下，叶挺带人下山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结果被扣留。由于久等叶挺不归，饶漱石下令余部分散突围。在最后的乱战中，傅秋涛、黄火星、江渭清、张铚秀等带领主力一部千余人突围成功；袁国平在突围时身负重伤，为不连累其他战士自杀身亡；项英、周子昆在突围转移到蜜蜂洞后，被见财起意的副官刘厚总枪杀；饶漱石、夏征农、李一氓、钱俊瑞、余立金、熊应堂、周绍昆、胡立教、张元寿等人零散突围成功。
余立金是与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部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及教导总队两名干部一路突围。在老乡的帮助下，他们花钱买了通行证，换了便装，打扮成商人和农民的样子，骗过了路上盘查的关卡，一直走到了安徽屯溪。之后，李一氓去桂林转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汇报事变经过，两名教导总队干部返回了各自家乡，余立金和钱俊瑞则乘汽车到了宁波。他们在宁波逗留了大半个月，钱俊瑞还奋笔写成了数万字的《皖南惨变记》，为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3月，余立金和钱俊瑞到了苏北盐城，找到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归队。
在“皖南事变”中，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反复与敌人激战，为保卫军部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表现是非常英勇的。他的这段脱队经历，按说有证明人，后来也受到了审查，上级有结论，历史是清楚的。然而到了是非不分的年代，就成了大问题。
重新归队后，余立金仍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华中总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淮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4旅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了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中分局党校副校长、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常委等职。建国初期，担任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可以看出，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余立金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军事教育，为培养部队作战和建设需要的指挥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陈毅比较欣赏他，赞誉其为“军事教育专家”。余立金只上过几年私塾，不满14岁就投身农民运动和参加革命战争，后来的文化功底主要靠戎马之余的自学，由此也可见他的悟性与毅力，是个聪明人。
1952年5月，余立金被调到军委办公厅当副主任。临上任时命令变了，改调到了空军，担任了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这其中有什么具体原因笔者现在还没有查到资料。按说空军司令员是刘亚楼，他与余立金在历史上没什么渊源，应该不会为余说什么话。不过，如果仔细考量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此便也可以理解了。那一时期国家海空军建立的时间并不长，而华东军区海空军又集中了各自军种的精锐力量及承担了最重的作战任务，地位非常重要。在领导班子的配备上，国家海空军的领导主要出自红一方面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袁也烈出身于百色、龙州起义的红7军、红8军，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来自红四方面军。那么，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配备一名出自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便是比较合适的，体现了山头平衡的原则。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向来提倡五湖四海，在干部任用上对此较为注意。空军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军种，需要领导干部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知水平。而红二方面军出来的干部比较少，像余立金这样多年从事军事教育的干部就更少了。一来二去，把余立金调到华东军区空军任政治委员，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余立金历史上长期在湘鄂赣、湘赣苏区工作，与红一军团出身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政治委员吴法宪的接触很少。但他到空军后对刘、吴很是尊重，3个人的关系处得很好，这也为余立金日后的继续升迁打下了基础。
提起余立金这个名字，可以说知名度很高，但又并不高。说很高，是因为在文革期间曾发生过轰动全党全军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三位高级将领就此被打倒，并遭到了全国性的声讨批判；说不高也简单，现在随便拉出几个军迷来，问问他们余立金在军史上有何贡献和业绩，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余立金，就是这样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军史人物。
余立金是湖北大冶人，生于1913年10月4日。他15岁就参加了鄂东南武装起义，17岁入党，在加入红军后，为创建和保卫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苏区英勇奋斗，并经历了万里长征，从农军手枪队长一直升到了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第18师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余立金被调到新四军，先后担任了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等职。在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中，余立金参加了突围作战，但从此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当时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一直随新四军军部行动，紧跟着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一行。在转移到石井坑后，部队建制已乱，疲乏交困，情况非常艰难。叶挺打算在这里坚守一星期，收拢失散人员，更重要的是等待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交涉能有转机。在此期间，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出走，后由于走不出去又转了回来。叶挺与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将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原局。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与中共中央先后复电，明确指示新四军的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挺、饶漱石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挺下，项英随军行动北上。这时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经过3天激战后，周围要点纷纷失守，已无法再继续困守石井坑。叶挺与饶漱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部队分散突围。
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一路奋战，护卫着军部拼死突围。当冲到西坑时，被优势敌人围住，几经激战无法脱险。在饶漱石代表党组织的建议下，叶挺带人下山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结果被扣留。由于久等叶挺不归，饶漱石下令余部分散突围。在最后的乱战中，傅秋涛、黄火星、江渭清、张铚秀等带领主力一部千余人突围成功；袁国平在突围时身负重伤，为不连累其他战士自杀身亡；项英、周子昆在突围转移到蜜蜂洞后，被见财起意的副官刘厚总枪杀；饶漱石、夏征农、李一氓、钱俊瑞、余立金、熊应堂、周绍昆、胡立教、张元寿等人零散突围成功。
余立金是与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部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及教导总队两名干部一路突围。在老乡的帮助下，他们花钱买了通行证，换了便装，打扮成商人和农民的样子，骗过了路上盘查的关卡，一直走到了安徽屯溪。之后，李一氓去桂林转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汇报事变经过，两名教导总队干部返回了各自家乡，余立金和钱俊瑞则乘汽车到了宁波。他们在宁波逗留了大半个月，钱俊瑞还奋笔写成了数万字的《皖南惨变记》，为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3月，余立金和钱俊瑞到了苏北盐城，找到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归队。
在“皖南事变”中，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反复与敌人激战，为保卫军部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表现是非常英勇的。他的这段脱队经历，按说有证明人，后来也受到了审查，上级有结论，历史是清楚的。然而到了是非不分的年代，就成了大问题。
重新归队后，余立金仍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华中总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淮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4旅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了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中分局党校副校长、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常委等职。建国初期，担任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可以看出，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余立金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军事教育，为培养部队作战和建设需要的指挥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陈毅比较欣赏他，赞誉其为“军事教育专家”。余立金只上过几年私塾，不满14岁就投身农民运动和参加革命战争，后来的文化功底主要靠戎马之余的自学，由此也可见他的悟性与毅力，是个聪明人。
1952年5月，余立金被调到军委办公厅当副主任。临上任时命令变了，改调到了空军，担任了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这其中有什么具体原因笔者现在还没有查到资料。按说空军司令员是刘亚楼，他与余立金在历史上没什么渊源，应该不会为余说什么话。不过，如果仔细考量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此便也可以理解了。那一时期国家海空军建立的时间并不长，而华东军区海空军又集中了各自军种的精锐力量及承担了最重的作战任务，地位非常重要。在领导班子的配备上，国家海空军的领导主要出自红一方面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袁也烈出身于百色、龙州起义的红7军、红8军，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来自红四方面军。那么，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配备一名出自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便是比较合适的，体现了山头平衡的原则。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向来提倡五湖四海，在干部任用上对此较为注意。空军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军种，需要领导干部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知水平。而红二方面军出来的干部比较少，像余立金这样多年从事军事教育的干部就更少了。一来二去，把余立金调到华东军区空军任政治委员，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余立金历史上长期在湘鄂赣、湘赣苏区工作，与红一军团出身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政治委员吴法宪的接触很少。但他到空军后对刘、吴很是尊重，3个人的关系处得很好，这也为余立金日后的继续升迁打下了基础。
余立金是湖北大冶人，生于1913年10月4日。他15岁就参加了鄂东南武装起义，17岁入党，在加入红军后，为创建和保卫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苏区英勇奋斗，并经历了万里长征，从农军手枪队长一直升到了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第18师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余立金被调到新四军，先后担任了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等职。在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中，余立金参加了突围作战，但从此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当时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一直随新四军军部行动，紧跟着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一行。在转移到石井坑后，部队建制已乱，疲乏交困，情况非常艰难。叶挺打算在这里坚守一星期，收拢失散人员，更重要的是等待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交涉能有转机。在此期间，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出走，后由于走不出去又转了回来。叶挺与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将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原局。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与中共中央先后复电，明确指示新四军的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挺、饶漱石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挺下，项英随军行动北上。这时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经过3天激战后，周围要点纷纷失守，已无法再继续困守石井坑。叶挺与饶漱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部队分散突围。
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一路奋战，护卫着军部拼死突围。当冲到西坑时，被优势敌人围住，几经激战无法脱险。在饶漱石代表党组织的建议下，叶挺带人下山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结果被扣留。由于久等叶挺不归，饶漱石下令余部分散突围。在最后的乱战中，傅秋涛、黄火星、江渭清、张铚秀等带领主力一部千余人突围成功；袁国平在突围时身负重伤，为不连累其他战士自杀身亡；项英、周子昆在突围转移到蜜蜂洞后，被见财起意的副官刘厚总枪杀；饶漱石、夏征农、李一氓、钱俊瑞、余立金、熊应堂、周绍昆、胡立教、张元寿等人零散突围成功。
余立金是与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部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及教导总队两名干部一路突围。在老乡的帮助下，他们花钱买了通行证，换了便装，打扮成商人和农民的样子，骗过了路上盘查的关卡，一直走到了安徽屯溪。之后，李一氓去桂林转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汇报事变经过，两名教导总队干部返回了各自家乡，余立金和钱俊瑞则乘汽车到了宁波。他们在宁波逗留了大半个月，钱俊瑞还奋笔写成了数万字的《皖南惨变记》，为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3月，余立金和钱俊瑞到了苏北盐城，找到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归队。
在“皖南事变”中，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反复与敌人激战，为保卫军部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表现是非常英勇的。他的这段脱队经历，按说有证明人，后来也受到了审查，上级有结论，历史是清楚的。然而到了是非不分的年代，就成了大问题。
重新归队后，余立金仍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华中总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淮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4旅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了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中分局党校副校长、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常委等职。建国初期，担任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可以看出，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余立金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军事教育，为培养部队作战和建设需要的指挥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陈毅比较欣赏他，赞誉其为“军事教育专家”。余立金只上过几年私塾，不满14岁就投身农民运动和参加革命战争，后来的文化功底主要靠戎马之余的自学，由此也可见他的悟性与毅力，是个聪明人。
1952年5月，余立金被调到军委办公厅当副主任。临上任时命令变了，改调到了空军，担任了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这其中有什么具体原因笔者现在还没有查到资料。按说空军司令员是刘亚楼，他与余立金在历史上没什么渊源，应该不会为余说什么话。不过，如果仔细考量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此便也可以理解了。那一时期国家海空军建立的时间并不长，而华东军区海空军又集中了各自军种的精锐力量及承担了最重的作战任务，地位非常重要。在领导班子的配备上，国家海空军的领导主要出自红一方面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袁也烈出身于百色、龙州起义的红7军、红8军，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来自红四方面军。那么，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配备一名出自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便是比较合适的，体现了山头平衡的原则。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向来提倡五湖四海，在干部任用上对此较为注意。空军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军种，需要领导干部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知水平。而红二方面军出来的干部比较少，像余立金这样多年从事军事教育的干部就更少了。一来二去，把余立金调到华东军区空军任政治委员，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余立金历史上长期在湘鄂赣、湘赣苏区工作，与红一军团出身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政治委员吴法宪的接触很少。但他到空军后对刘、吴很是尊重，3个人的关系处得很好，这也为余立金日后的继续升迁打下了基础。
提起余立金这个名字，可以说知名度很高，但又并不高。说很高，是因为在文革期间曾发生过轰动全党全军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三位高级将领就此被打倒，并遭到了全国性的声讨批判；说不高也简单，现在随便拉出几个军迷来，问问他们余立金在军史上有何贡献和业绩，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余立金，就是这样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军史人物。
余立金是湖北大冶人，生于1913年10月4日。他15岁就参加了鄂东南武装起义，17岁入党，在加入红军后，为创建和保卫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苏区英勇奋斗，并经历了万里长征，从农军手枪队长一直升到了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第18师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余立金被调到新四军，先后担任了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等职。在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中，余立金参加了突围作战，但从此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当时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一直随新四军军部行动，紧跟着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一行。在转移到石井坑后，部队建制已乱，疲乏交困，情况非常艰难。叶挺打算在这里坚守一星期，收拢失散人员，更重要的是等待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交涉能有转机。在此期间，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出走，后由于走不出去又转了回来。叶挺与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将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原局。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与中共中央先后复电，明确指示新四军的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挺、饶漱石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挺下，项英随军行动北上。这时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经过3天激战后，周围要点纷纷失守，已无法再继续困守石井坑。叶挺与饶漱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部队分散突围。
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一路奋战，护卫着军部拼死突围。当冲到西坑时，被优势敌人围住，几经激战无法脱险。在饶漱石代表党组织的建议下，叶挺带人下山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结果被扣留。由于久等叶挺不归，饶漱石下令余部分散突围。在最后的乱战中，傅秋涛、黄火星、江渭清、张铚秀等带领主力一部千余人突围成功；袁国平在突围时身负重伤，为不连累其他战士自杀身亡；项英、周子昆在突围转移到蜜蜂洞后，被见财起意的副官刘厚总枪杀；饶漱石、夏征农、李一氓、钱俊瑞、余立金、熊应堂、周绍昆、胡立教、张元寿等人零散突围成功。
余立金是与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部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及教导总队两名干部一路突围。在老乡的帮助下，他们花钱买了通行证，换了便装，打扮成商人和农民的样子，骗过了路上盘查的关卡，一直走到了安徽屯溪。之后，李一氓去桂林转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汇报事变经过，两名教导总队干部返回了各自家乡，余立金和钱俊瑞则乘汽车到了宁波。他们在宁波逗留了大半个月，钱俊瑞还奋笔写成了数万字的《皖南惨变记》，为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3月，余立金和钱俊瑞到了苏北盐城，找到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归队。
在“皖南事变”中，余立金带着教导总队反复与敌人激战，为保卫军部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表现是非常英勇的。他的这段脱队经历，按说有证明人，后来也受到了审查，上级有结论，历史是清楚的。然而到了是非不分的年代，就成了大问题。
重新归队后，余立金仍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华中总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淮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4旅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了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中分局党校副校长、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常委等职。建国初期，担任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可以看出，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余立金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军事教育，为培养部队作战和建设需要的指挥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陈毅比较欣赏他，赞誉其为“军事教育专家”。余立金只上过几年私塾，不满14岁就投身农民运动和参加革命战争，后来的文化功底主要靠戎马之余的自学，由此也可见他的悟性与毅力，是个聪明人。
1952年5月，余立金被调到军委办公厅当副主任。临上任时命令变了，改调到了空军，担任了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这其中有什么具体原因笔者现在还没有查到资料。按说空军司令员是刘亚楼，他与余立金在历史上没什么渊源，应该不会为余说什么话。不过，如果仔细考量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此便也可以理解了。那一时期国家海空军建立的时间并不长，而华东军区海空军又集中了各自军种的精锐力量及承担了最重的作战任务，地位非常重要。在领导班子的配备上，国家海空军的领导主要出自红一方面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袁也烈出身于百色、龙州起义的红7军、红8军，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来自红四方面军。那么，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配备一名出自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便是比较合适的，体现了山头平衡的原则。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向来提倡五湖四海，在干部任用上对此较为注意。空军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军种，需要领导干部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知水平。而红二方面军出来的干部比较少，像余立金这样多年从事军事教育的干部就更少了。一来二去，把余立金调到华东军区空军任政治委员，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余立金历史上长期在湘鄂赣、湘赣苏区工作，与红一军团出身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政治委员吴法宪的接触很少。但他到空军后对刘、吴很是尊重，3个人的关系处得很好，这也为余立金日后的继续升迁打下了基础。
1955年1月18日，华东军区发起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浙东沿海重镇一江山岛。作战期间，余立金协助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指挥军区空军部队对一江山岛守敌实施空中压制。共对敌人的9个目标投弹252枚，命中59枚，命中率为23%，基本摧毁了岛上之敌的集团工事、火炮阵地及指挥设施，有力配合了陆军的登岛作战。同时，空军全天在战区上空保持多则3个大队，少则1个中队的机群，有效地控制了战区制空权，保障了地面部队攻击和空中压制作战的安全。能参与指挥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余立金非常兴奋，豪情满怀。
1955年4月，华东军区改称南京军区，余立金继续担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这一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52年定为正军级的余立金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应该说，这个军衔对于余立金是不高不低，正好。但获得二级八一勋章就有些冤了。根据授衔时的规定，八一勋章授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其中一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师级以上干部。在长征后期，余立金已升任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第18师政治委员，符合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的条件。不过他当上师政委不久便在战斗中受伤，还挺重，子弹从腮帮子穿过，脸肿得变了形，情况很严重。当时上级准备将余立金安置在老乡家里养伤。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知道后，认为把余立金留下将必死无疑，太可惜了，抬也要把他抬走。就这样，余立金被抬着跟上了队伍，得以拣了条命。不过，由于余立金担任师政委的时间比较短，当时干部换得也很频繁，时间长了就搞误会了，把他当师政委这段在记载中给落下了。结果到授衔时就给了枚二级八一勋章。余立金风格还不错，坦然受之，没有申诉。
1960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余立金被调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根据59年庐山会议后的形势来看，余立金的升迁显然与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密切相关。
1965年5月，刘亚楼因患肝癌不治，过早辞世。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任命吴法宪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又根据吴法宪的建议，余立金升任空军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余立金到北京履职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第二副主席贺龙接见了他。虽然从山头来说余立金是红六军团的，贺龙是红二军团的，但贺老总仍很高兴。他对余立金说：“30年前，转战湘鄂川黔时，我们就盼望有自己的飞机。没想到，我们的空军政委就出自红六军团，出自红二方面军！”
6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形势起起落落，对军队的影响也很大。空军是技术军种，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事。1965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第8师22大队2中队飞行员李显斌，因家庭有海外关系，惧怕上级审查，利用执行单机低空光学轰炸训练的机会，驾驶一架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叛逃到了台湾，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余立金与吴法宪为此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为亡羊被牢，消除隐患，他们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到部队，一个师一个师去通报情况，检查工作，面对面与飞行员谈心交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从而稳定了军心。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空军未再出现叛逃事件。军委的一位领导（有可能是林彪）后来评价称：“叛逃事件的善后工作处理得不错，余立金的认识很深刻，责任明确是在下面。”到了文革初期的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还说道：“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可是空军没有跑一架飞机嘛！”
1966年1月8日，福州军区守备7师登陆艇战士吴文献、吴珍加及吴春富，在与战友乘登陆艇执行从马尾装运物资前往霞浦任务的途中，开枪杀害了艇长及其他6名战士，转向由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马祖岛投敌。1月9日上午，台湾军方派出专机到马祖，准备接上3名叛徒飞返台湾，并在台北筹办了数万人的欢迎大会，企图造成国际舆论。福州军区通过情报渠道提前获知了消息，提出在台海上空截击该专机，并将作战方案上报了中央军委。军委很快批准了该方案，向空军下达了作战命令。吴法宪、余立金立即作出部署，在北京直接指挥福州军区空军实施截击行动。1月9日下午15时35分，敌专机从马祖起飞返回台湾。福州军区空军接到报告，立即指挥空军第24师两组4架歼击机先后起飞，直奔敌专机飞行航线。15时51分，第一梯队歼5双机发现目标，当即展开攻击。由于台湾空军未派出战斗机护航，敌专机无处可逃，很快就被击落，机上17人全部丧命。在北京的空军作战室里，余立金得到前方的战报后，兴奋得从座椅上跳了起来，高声喊道：“叛变投敌者是没有好下场的。一切都报销了……！”代表中央密切关注全局的周恩来闻讯后，也如释重负。
人民空军自建立后，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跨跃式发展，尽管在“大跃进”前后也经过了一段挫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国土防空部队。在60年代前半期，空军响应中央军委号召，“突出政治”，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将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因而被树为了全军的“标兵”和榜样。当时毛泽东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林彪很快又提出“解放军学空军”，于是空军就成为了“标兵”中的标兵，榜样中的榜样。
文革爆发后，空军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由吴法宪和余立金分任正副组长，领导空军开展文革运动。1966年6月6日，召开了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史称“六六六六会议”。本来这次会议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问题，不料却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刘亚楼执掌空军期间，其个人作风强悍，行事大包大揽，因而得罪了不少人。空军政委吴法宪则一切都听刘亚楼的，像个不管事的弥勒佛。空军领导班子的不少人感到受了压制，又奈何不了刘亚楼，这口气就一直憋了下来。刘亚楼去世后，吴法宪当了司令员，余立金当了政委，二人观点一致，还是没其他领导多少说话管事的余地。时值文革爆发，号召要“大鸣大放”，一些空军领导人便借机在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上发难，矛头直指吴法宪、余立金。同时加以泄愤，猛烈控诉已死的刘亚楼，目的是想算总账，变动空军党委的领导。
在这次会议上，由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挑头，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常乾坤等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王辉球跟着起哄，集中火力揭发批判刘亚楼、吴法宪、余立金。这么一闹，下边的沈阳军区空军政治委员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廖冠贤、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高厚良等人也闹了起来，跟着批判刘亚楼、吴法宪、余立金等人。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江腾蛟平时紧跟刘亚楼、吴法宪，被视为是溜须拍马的“小人”，亦遭到了众人围攻。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廷发本来个人观点比较中立，结果有些人嫌他不帮腔，便揪住所谓张廷发工作态度蛮横、民主作风差等问题拳脚齐下。由此可见，空军积累了多么严重的矛盾！这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是非对错问题了。
会上，因对刘亚楼言听计从而被称为“吴（无主意）政委”的吴法宪，显出一副可怜挨整的模样，只是低着头在本子上默默地作记录。而余立金则被称为“余（多余）政委”，意思是他听吴法宪的，这个政委当的纯属多余。当时余立金没有为自己进行太多的辩解，主要提出了三点看法：一，空军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错误属工作方法问题，对他们的批判斗争不能上纲上线；二，对刘亚楼的看法、评价，要统一到中央的精神和空军党委三届八次全会作出的《空军党委关于学习刘亚楼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努力做好空军工作的决定》上来；三，我个人的态度是坚决主张“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搞好空军的各项工作”。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些歌颂余立金的文章中称，在这次会议上，“余立金与一贯紧跟、见风使舵的司令员吴法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上述三点看法成了余立金与吴法宪的斗争产物，这就把难兄难弟变成了冤家对头，离历史真实有点远了。
折腾了一个月后，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常乾坤、王辉球署名，向中央军委呈递了一封控告信，对刘亚楼、吴法宪提出了25条批评意见。有的空军下属单位态度更为激烈，甚至发来电报向空军党委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撤消刘亚楼的讣告和悼词，重新评价；二，将刘亚楼的骨灰搬出八宝山；三，改组空军党委现有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与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秘书长叶剑英对总政治部下令，要他们向空军派出工作组去调查问题。然而，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态度也不一样。叶剑英很快将空军党委全会的动态汇报给了在大连养病的林彪。林彪鲜明的表态支持吴法宪，认为刘亚楼、吴法宪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这种做法不对头，是有人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叶剑英的心里有了数，在总政工作组下去时，也派了自己的秘书李文芳一起到了空军，代表叶剑英表态支持吴法宪。贺龙则听了自己在红二方面军的老部下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人的汇报，表示：“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捂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
如此一来，林彪、叶剑英、贺龙的观点也产生了对立，不仅无助于平息空军的乱局，反而留下了更大的矛盾。在此期间，贺龙还支持海军的萧劲光、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甚至表示海军领导班子“个别也可以做些调整嘛”，“王宏坤可以调出来”。林彪闻讯后很生气，当即指示：“海军的班子现在不要动！”贺龙与林彪之间发生了严重对立，这个苗头就有些不妙了。后来，贺龙就被指责为在军队中“到处插手”，想“夺权”，从而为自己最终被打倒埋下了伏笔。
空军的事情闹大了，在林彪的建议下，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空军的问题。会议认为，以刘震、成钧为首的空军党委常委几个人，是在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错了。这种活动是非法的小组织活动，此例不可开，必须查清楚。7月20日，又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空军党委常委也全体列席会议。会上叶剑英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指示，对在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上闹事的几名空军领导进行了点名批评。当时叶剑英还吟了两句诗，“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日无曹刘”，意指刘震、曹里怀等人要“罢官”，“夺权”。随后贺龙、徐向前也发言，各自批评了在空军中闹事的自己的几名老部下。刘震、成钧等人见此情景，知道上边已经没人再支持他们了，算是彻底蔫了。次日，叶剑英参加了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传达了中央常委和军委常委的指示，指出了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常乾坤、王辉球等7名空军党委常委所犯的错误，要求大家听中央的话，认真吸取教训。这样，会议方向整个得到了扭转。而贺龙对空军的影响力，也就此完结。
为了争取主动，在叶剑英的建议下，吴法宪于会上作了一天的检讨。此后，会议转为对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的批评帮助。根据林彪的指示，除刘震和张廷发以外，对其他犯错误的人要坚持批评教育的态度，只要他们检讨认错，以后还可以一起团结共事。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把吴法宪找来听取了汇报。对于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4人去找贺龙告状的情况，林彪很重视，要吴法宪找几个当事人写份材料报上来。吴法宪回去后就找了成钧等人，要他们将见贺龙的事写成了材料。尔后吴法宪和余立金联名写了封短信，与材料一起呈报给了林彪。据吴法宪回忆，那封短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吴法宪晚年在回忆录中表示：“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一直开到9月8日才结束。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空军党委形成报告上呈军委，指出刘震是“彭黄反党集团成员”，要在“在空军搞罢官夺权”；张廷发是“罗瑞卿在空军的代理人”，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罗瑞卿分子”。根据军委批示，刘震、张廷发被宣布接受停职检查。吴法宪当时还感到奇怪，刘震是挑头闹事的，被停职理所当然，可张廷发是为什么呢？空军党委上呈军委的报告是执行两位副主席的指示，至于为什么要停张廷发的职，吴法宪至死也没搞明白原因。
10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空军党委常委会进行了调整，由吴法宪任党委第一书记，余立金任党委第二书记，王秉璋（副司令员）、成钧、罗元发（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党委副书记，曹里怀、谭家述、邝任农（副司令员）、常乾坤、徐深吉、王辉球、刘锦平（中国民航总局政治委员）为党委常委。
这番折腾暂时算是告一段落。但在越烧越旺的文革烈火中，空军不可避免地沦为了“重灾区”，后来又遭到了反复清洗。应该说，空军发生这么大事，毛泽东一定是掌握情况的。据林彪透露，毛泽东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并在高级干部中打了招呼。刘震和张廷发被拿下，也必然是经过毛的同意的。有趣的是，几年后，林彪已经折戟沉沙，毛泽东突然有感而发又吟出了那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他还进一步解释道：“曹是曹里怀，刘是刘震。”啥意思？又怀念起曹里怀、刘震在空军反吴法宪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1967年3月初，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被分配到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叶群特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派林立果到空军是专为吴法宪保驾的。对于林总的如此“重视”，吴法宪当然感激涕零。他像当年伺候刘亚楼一样，恭恭敬敬地开始伺候林立果。不但很快介绍林立果入了党，还将其一再提拔，两年多时间就升到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当时，林立果才24岁。林立果更不是省油的灯，很快就在空军结成了有刘沛丰、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参加的小团伙，控制了空军的一部分权力。
余立金到空军当政治委员后，主要听吴法宪的，自己并不揽权。对于林立果出现在空军，余立金却未能显示出必要的敏感性，甚至有点不合时宜。当时林立果与刘沛丰、周宇驰以空军党委调查小组名义写成了《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文章，并且公开发表。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余立金看过后，都认为提法不妥。余立金将他和杨成武的意见告诉了吴法宪，吴法宪随后又汇报给了叶群。对此，林彪、叶群当然不会高兴。不久，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在发言中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提法。余立金又提出异议，认为这样的提法中央从没有用过，空军这样提不好，搞不好要犯错误的。余立金的话很快传到了林彪、叶群的耳朵里。林彪本来对空军的领导班子是放心的，是保余立金的。然而，当时的政治逻辑就是“忠不忠，看行动”。余立金如此做法，不能不令林副统帅心生狐疑。
1967年7月，毛泽东南下武汉，准备解决武汉地区的群众组织对立问题，为全国树立一块样板。余立金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等人也随同前往，务必要保证伟大领袖的安全。结果已众所周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标志着文革“全面内战”阶段的开始。在此期间，杨成武、余立金受毛泽东委托，于“八一”建军节前夕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重要内容。当时吴法宪和余立金在空军大院住前后院，余立金一回到家他就跟过来，急不可待地想打听毛泽东说了什么。偏偏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前都叮嘱过，这些话不能随便向别人传达，也包括林彪。结果，吴法宪在余立金这里一无所获。无独有偶，叶群也在杨成武那里吃了闭门羹。林彪非常生气，当场说道：“杨成武封锁我，他随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至于余立金，可能都已进不了林彪的眼睛了。
1967年9月13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领导。“二办”的主任是杨成武，贺龙专案组的组长则是余立金。负责审查自己老领导的专案，这恐怕是余立金先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根据上边的要求，余立金动员专案组人员集中力量突破贺龙所谓“投敌叛变”的问题，对贺龙的老部下、老朋友和历史关系穷追不舍，不顾事实只为政治服务，对被调查对象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余立金在贺龙专案组组长的任上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对铸成贺龙冤案难辞其咎。不知道余立金后来去见马克思时，有没有对贺老总说句对不起。
1968年3月下旬，发生了著名的“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军队高层再次遭到了清洗。关于这一事件的原委至今还众说纷纭，有一些环节仍没有搞清楚。其中杨成武被打倒的疑问最多，据现在已知的情况看，是杨成武在一些事情上先后得罪了林彪和江青，遭到了两个集团的联合打击，最后被毛泽东抛弃。而傅崇碧主要是得罪了江青，因其在历史上属于华北山头，与杨成武关系密切，故被顺便安到了一块，罪名是二人“勾结在一起要夺谢富治的权”。余立金的罪名则有两个：一是与杨成武“勾结要夺吴法宪的权”；二是根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送来的材料，余立金当年在“皖南事变”中被捕过，在狱中向敌人自首，是个叛徒。据此，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几次会议，最后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担任的职务，杨成武被送到武汉“监护”；余立金被逮捕；傅崇碧被调到沈阳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到沈阳后即被“监护”）；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任命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据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所写，余立金原来和他的关系很不错，但余后来靠到了杨成武那里。再加上余立金的秘书与杨成武女儿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使得吴法宪同杨成武、余立金的关系都搞糟了。这事说来有点狗血。余立金有个秘书叫单世充，人长得挺精神，能说会写，但是个有妇之夫。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在《空军报》社工作，有一段时间参加“两条路线斗争史”写作班子，住在京西宾馆。单世充就天天往京西宾馆跑，经常给杨毅带一些吃的东西。一来二去，两个人就从“春风遥盼玉门关”发展到了“春风已度玉门关”。很快，单世充向妻子丛素梅提出了离婚。丛素梅先前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见他变成了这样，苦劝无效，忍无可忍之下向组织求助。吴法宪知道这事后觉得很闹心，只好让王飞、周宇驰去找单世充谈话，要他承认错误，断掉离婚的念头。一面又做丛素梅的工作，不让她再向外面告状，维护杨代总长的威信。不料单世充软硬不吃，王飞、周宇驰一怒之下就把他关了起来。吴法宪觉得这样做不妥，骂了周宇驰，让他马上放人。殊不知周宇驰此时已是林立果的红人，回去就告了状。叶群很快打来电话，训斥了吴法宪一顿，说周宇驰找不到了，林立果很伤心，要吴赶快去找周宇驰，让周安心工作。吴法宪刚放下电话，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任杨成武办公室主任）又来了电话，要吴法宪和余立金去杨家一趟。显然杨毅那边也告了状，杨代总长不高兴了。结果把个吴胖子折腾得满头大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可谓狼狈不堪。
果然，吴法宪和余立金去了杨家后，赵志珍大发脾气，并且不让他们见杨成武进行解释。这次之后余立金便改变了态度，不久就和赵志珍一起去看望叶群，并且告了吴法宪的状，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还败坏了杨成武的声望。余立金又说他在空军没权，都得听吴法宪的。赵志珍出面当然是代表杨成武的意思，但他们和余立金实在是棋错一着。林彪、叶群早就对杨成武和余立金不满，逮着这么个机会，岂会放过？林彪很快召见吴法宪，端出了余立金和赵志珍来告状的事，并表示“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林彪给吴法宪打气，要他敢于同杨成武斗争，要顶住。其后吴法宪又去见了杨成武一次，二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不久，中央就开了会，拿下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3月24日晚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干部大会上，林彪首先讲话，说：“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林彪的讲话提纲，是毛泽东在当晚亲授的。就在杨成武、余立金、赵志珍等人陷于小儿女的事情时，对他们的算计早就布置好了。
为安全起见，诱捕余立金的方案是周恩来与吴法宪、杨德中（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预先设计好的。3月23日凌晨，吴法宪要秘书打电话通知余立金，让他来吴家一趟，有事情要商量。等余立金一进院，杨德中就带着警卫战士将其逮捕并带走。与此同时，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也被秘密逮捕。本来余立金的案子没有陆力行什么事，但江青说余立金是叛徒，他老婆也不是好人，还会日本话，一定是日本特务，便一起抓了。
余立金被捕后，直接押往了秦城监狱，过上了挨批挨斗挨饿的非人生活，身体受到了很大损害。陆力行后来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夫妻二人在同一监狱多年却互不知对方下落。直到1974年7月30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下，余立金和陆力行才被放了出来，恢复了自由。此时，距离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承认“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也已经8个多月了。
余立金出来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征求了他的意见，余立金还是想回空军。由于空军现在已经有了政治委员，遂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下令，任命余立金为空军第二政治委员和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这年余立金才61岁，在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中属于年轻的，自然想发挥余热大干一番。然而，仅仅干了两年，他的身体却不行了。
恢复工作后，医生建议余立金去进行体检。然而余立金觉得没事，一直没去。1975年9月，他开始感到胸闷、气短，身体不适。医生再次要他去医院检查，但余立金顾着工作，只吃了些药就对付了过去。直到1977年初才去空军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肺上有一个钙化点。医生怀疑是肺癌，便动员他做手术。结果发现果然是肺癌，而且有了转移，不得不摘除了整个肺左下叶。手术相当成功，余立金的术后恢复也比较好，在医院只住了两个月就出院返回了工作岗位。这一年的12月20日，余立金被选为了出席全国五届人大的代表。
1978年初，癌细胞转移到了余立金的脑部，他的病情加重了。为了让余立金能安心治疗，中央军委免去了他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的职务。但是，回天无力。余立金的病情急剧恶化，医治无效，于1978年12月2日在北京逝世，年仅66岁。
这位“杨、余、傅事件”的主角之一，就这样走完了一生。关于中共中央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平反的文件，是余立金去世前几天才念给他听的。而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则要到1979年3月28日了。
1955年4月，华东军区改称南京军区，余立金继续担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这一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52年定为正军级的余立金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应该说，这个军衔对于余立金是不高不低，正好。但获得二级八一勋章就有些冤了。根据授衔时的规定，八一勋章授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其中一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师级以上干部。在长征后期，余立金已升任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第18师政治委员，符合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的条件。不过他当上师政委不久便在战斗中受伤，还挺重，子弹从腮帮子穿过，脸肿得变了形，情况很严重。当时上级准备将余立金安置在老乡家里养伤。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知道后，认为把余立金留下将必死无疑，太可惜了，抬也要把他抬走。就这样，余立金被抬着跟上了队伍，得以拣了条命。不过，由于余立金担任师政委的时间比较短，当时干部换得也很频繁，时间长了就搞误会了，把他当师政委这段在记载中给落下了。结果到授衔时就给了枚二级八一勋章。余立金风格还不错，坦然受之，没有申诉。
1960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余立金被调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根据59年庐山会议后的形势来看，余立金的升迁显然与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密切相关。
1965年5月，刘亚楼因患肝癌不治，过早辞世。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任命吴法宪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又根据吴法宪的建议，余立金升任空军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余立金到北京履职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第二副主席贺龙接见了他。虽然从山头来说余立金是红六军团的，贺龙是红二军团的，但贺老总仍很高兴。他对余立金说：“30年前，转战湘鄂川黔时，我们就盼望有自己的飞机。没想到，我们的空军政委就出自红六军团，出自红二方面军！”
6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形势起起落落，对军队的影响也很大。空军是技术军种，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事。1965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第8师22大队2中队飞行员李显斌，因家庭有海外关系，惧怕上级审查，利用执行单机低空光学轰炸训练的机会，驾驶一架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叛逃到了台湾，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余立金与吴法宪为此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为亡羊被牢，消除隐患，他们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到部队，一个师一个师去通报情况，检查工作，面对面与飞行员谈心交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从而稳定了军心。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空军未再出现叛逃事件。军委的一位领导（有可能是林彪）后来评价称：“叛逃事件的善后工作处理得不错，余立金的认识很深刻，责任明确是在下面。”到了文革初期的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还说道：“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可是空军没有跑一架飞机嘛！”
1966年1月8日，福州军区守备7师登陆艇战士吴文献、吴珍加及吴春富，在与战友乘登陆艇执行从马尾装运物资前往霞浦任务的途中，开枪杀害了艇长及其他6名战士，转向由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马祖岛投敌。1月9日上午，台湾军方派出专机到马祖，准备接上3名叛徒飞返台湾，并在台北筹办了数万人的欢迎大会，企图造成国际舆论。福州军区通过情报渠道提前获知了消息，提出在台海上空截击该专机，并将作战方案上报了中央军委。军委很快批准了该方案，向空军下达了作战命令。吴法宪、余立金立即作出部署，在北京直接指挥福州军区空军实施截击行动。1月9日下午15时35分，敌专机从马祖起飞返回台湾。福州军区空军接到报告，立即指挥空军第24师两组4架歼击机先后起飞，直奔敌专机飞行航线。15时51分，第一梯队歼5双机发现目标，当即展开攻击。由于台湾空军未派出战斗机护航，敌专机无处可逃，很快就被击落，机上17人全部丧命。在北京的空军作战室里，余立金得到前方的战报后，兴奋得从座椅上跳了起来，高声喊道：“叛变投敌者是没有好下场的。一切都报销了……！”代表中央密切关注全局的周恩来闻讯后，也如释重负。
人民空军自建立后，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跨跃式发展，尽管在“大跃进”前后也经过了一段挫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国土防空部队。在60年代前半期，空军响应中央军委号召，“突出政治”，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将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因而被树为了全军的“标兵”和榜样。当时毛泽东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林彪很快又提出“解放军学空军”，于是空军就成为了“标兵”中的标兵，榜样中的榜样。
文革爆发后，空军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由吴法宪和余立金分任正副组长，领导空军开展文革运动。1966年6月6日，召开了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史称“六六六六会议”。本来这次会议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问题，不料却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刘亚楼执掌空军期间，其个人作风强悍，行事大包大揽，因而得罪了不少人。空军政委吴法宪则一切都听刘亚楼的，像个不管事的弥勒佛。空军领导班子的不少人感到受了压制，又奈何不了刘亚楼，这口气就一直憋了下来。刘亚楼去世后，吴法宪当了司令员，余立金当了政委，二人观点一致，还是没其他领导多少说话管事的余地。时值文革爆发，号召要“大鸣大放”，一些空军领导人便借机在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上发难，矛头直指吴法宪、余立金。同时加以泄愤，猛烈控诉已死的刘亚楼，目的是想算总账，变动空军党委的领导。
在这次会议上，由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挑头，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常乾坤等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王辉球跟着起哄，集中火力揭发批判刘亚楼、吴法宪、余立金。这么一闹，下边的沈阳军区空军政治委员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廖冠贤、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高厚良等人也闹了起来，跟着批判刘亚楼、吴法宪、余立金等人。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江腾蛟平时紧跟刘亚楼、吴法宪，被视为是溜须拍马的“小人”，亦遭到了众人围攻。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廷发本来个人观点比较中立，结果有些人嫌他不帮腔，便揪住所谓张廷发工作态度蛮横、民主作风差等问题拳脚齐下。由此可见，空军积累了多么严重的矛盾！这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是非对错问题了。
会上，因对刘亚楼言听计从而被称为“吴（无主意）政委”的吴法宪，显出一副可怜挨整的模样，只是低着头在本子上默默地作记录。而余立金则被称为“余（多余）政委”，意思是他听吴法宪的，这个政委当的纯属多余。当时余立金没有为自己进行太多的辩解，主要提出了三点看法：一，空军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错误属工作方法问题，对他们的批判斗争不能上纲上线；二，对刘亚楼的看法、评价，要统一到中央的精神和空军党委三届八次全会作出的《空军党委关于学习刘亚楼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努力做好空军工作的决定》上来；三，我个人的态度是坚决主张“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搞好空军的各项工作”。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些歌颂余立金的文章中称，在这次会议上，“余立金与一贯紧跟、见风使舵的司令员吴法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上述三点看法成了余立金与吴法宪的斗争产物，这就把难兄难弟变成了冤家对头，离历史真实有点远了。
折腾了一个月后，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常乾坤、王辉球署名，向中央军委呈递了一封控告信，对刘亚楼、吴法宪提出了25条批评意见。有的空军下属单位态度更为激烈，甚至发来电报向空军党委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撤消刘亚楼的讣告和悼词，重新评价；二，将刘亚楼的骨灰搬出八宝山；三，改组空军党委现有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与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秘书长叶剑英对总政治部下令，要他们向空军派出工作组去调查问题。然而，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态度也不一样。叶剑英很快将空军党委全会的动态汇报给了在大连养病的林彪。林彪鲜明的表态支持吴法宪，认为刘亚楼、吴法宪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这种做法不对头，是有人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叶剑英的心里有了数，在总政工作组下去时，也派了自己的秘书李文芳一起到了空军，代表叶剑英表态支持吴法宪。贺龙则听了自己在红二方面军的老部下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人的汇报，表示：“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捂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
如此一来，林彪、叶剑英、贺龙的观点也产生了对立，不仅无助于平息空军的乱局，反而留下了更大的矛盾。在此期间，贺龙还支持海军的萧劲光、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甚至表示海军领导班子“个别也可以做些调整嘛”，“王宏坤可以调出来”。林彪闻讯后很生气，当即指示：“海军的班子现在不要动！”贺龙与林彪之间发生了严重对立，这个苗头就有些不妙了。后来，贺龙就被指责为在军队中“到处插手”，想“夺权”，从而为自己最终被打倒埋下了伏笔。
空军的事情闹大了，在林彪的建议下，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空军的问题。会议认为，以刘震、成钧为首的空军党委常委几个人，是在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他们的目的和动机都错了。这种活动是非法的小组织活动，此例不可开，必须查清楚。7月20日，又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空军党委常委也全体列席会议。会上叶剑英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指示，对在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上闹事的几名空军领导进行了点名批评。当时叶剑英还吟了两句诗，“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日无曹刘”，意指刘震、曹里怀等人要“罢官”，“夺权”。随后贺龙、徐向前也发言，各自批评了在空军中闹事的自己的几名老部下。刘震、成钧等人见此情景，知道上边已经没人再支持他们了，算是彻底蔫了。次日，叶剑英参加了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传达了中央常委和军委常委的指示，指出了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常乾坤、王辉球等7名空军党委常委所犯的错误，要求大家听中央的话，认真吸取教训。这样，会议方向整个得到了扭转。而贺龙对空军的影响力，也就此完结。
为了争取主动，在叶剑英的建议下，吴法宪于会上作了一天的检讨。此后，会议转为对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的批评帮助。根据林彪的指示，除刘震和张廷发以外，对其他犯错误的人要坚持批评教育的态度，只要他们检讨认错，以后还可以一起团结共事。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把吴法宪找来听取了汇报。对于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4人去找贺龙告状的情况，林彪很重视，要吴法宪找几个当事人写份材料报上来。吴法宪回去后就找了成钧等人，要他们将见贺龙的事写成了材料。尔后吴法宪和余立金联名写了封短信，与材料一起呈报给了林彪。据吴法宪回忆，那封短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吴法宪晚年在回忆录中表示：“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会议一直开到9月8日才结束。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空军党委形成报告上呈军委，指出刘震是“彭黄反党集团成员”，要在“在空军搞罢官夺权”；张廷发是“罗瑞卿在空军的代理人”，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罗瑞卿分子”。根据军委批示，刘震、张廷发被宣布接受停职检查。吴法宪当时还感到奇怪，刘震是挑头闹事的，被停职理所当然，可张廷发是为什么呢？空军党委上呈军委的报告是执行两位副主席的指示，至于为什么要停张廷发的职，吴法宪至死也没搞明白原因。
10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空军党委常委会进行了调整，由吴法宪任党委第一书记，余立金任党委第二书记，王秉璋（副司令员）、成钧、罗元发（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党委副书记，曹里怀、谭家述、邝任农（副司令员）、常乾坤、徐深吉、王辉球、刘锦平（中国民航总局政治委员）为党委常委。
这番折腾暂时算是告一段落。但在越烧越旺的文革烈火中，空军不可避免地沦为了“重灾区”，后来又遭到了反复清洗。应该说，空军发生这么大事，毛泽东一定是掌握情况的。据林彪透露，毛泽东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并在高级干部中打了招呼。刘震和张廷发被拿下，也必然是经过毛的同意的。有趣的是，几年后，林彪已经折戟沉沙，毛泽东突然有感而发又吟出了那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他还进一步解释道：“曹是曹里怀，刘是刘震。”啥意思？又怀念起曹里怀、刘震在空军反吴法宪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1967年3月初，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被分配到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叶群特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派林立果到空军是专为吴法宪保驾的。对于林总的如此“重视”，吴法宪当然感激涕零。他像当年伺候刘亚楼一样，恭恭敬敬地开始伺候林立果。不但很快介绍林立果入了党，还将其一再提拔，两年多时间就升到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当时，林立果才24岁。林立果更不是省油的灯，很快就在空军结成了有刘沛丰、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参加的小团伙，控制了空军的一部分权力。
余立金到空军当政治委员后，主要听吴法宪的，自己并不揽权。对于林立果出现在空军，余立金却未能显示出必要的敏感性，甚至有点不合时宜。当时林立果与刘沛丰、周宇驰以空军党委调查小组名义写成了《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文章，并且公开发表。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余立金看过后，都认为提法不妥。余立金将他和杨成武的意见告诉了吴法宪，吴法宪随后又汇报给了叶群。对此，林彪、叶群当然不会高兴。不久，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在发言中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提法。余立金又提出异议，认为这样的提法中央从没有用过，空军这样提不好，搞不好要犯错误的。余立金的话很快传到了林彪、叶群的耳朵里。林彪本来对空军的领导班子是放心的，是保余立金的。然而，当时的政治逻辑就是“忠不忠，看行动”。余立金如此做法，不能不令林副统帅心生狐疑。
1967年7月，毛泽东南下武汉，准备解决武汉地区的群众组织对立问题，为全国树立一块样板。余立金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等人也随同前往，务必要保证伟大领袖的安全。结果已众所周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标志着文革“全面内战”阶段的开始。在此期间，杨成武、余立金受毛泽东委托，于“八一”建军节前夕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重要内容。当时吴法宪和余立金在空军大院住前后院，余立金一回到家他就跟过来，急不可待地想打听毛泽东说了什么。偏偏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前都叮嘱过，这些话不能随便向别人传达，也包括林彪。结果，吴法宪在余立金这里一无所获。无独有偶，叶群也在杨成武那里吃了闭门羹。林彪非常生气，当场说道：“杨成武封锁我，他随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至于余立金，可能都已进不了林彪的眼睛了。
1967年9月13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领导。“二办”的主任是杨成武，贺龙专案组的组长则是余立金。负责审查自己老领导的专案，这恐怕是余立金先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根据上边的要求，余立金动员专案组人员集中力量突破贺龙所谓“投敌叛变”的问题，对贺龙的老部下、老朋友和历史关系穷追不舍，不顾事实只为政治服务，对被调查对象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余立金在贺龙专案组组长的任上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对铸成贺龙冤案难辞其咎。不知道余立金后来去见马克思时，有没有对贺老总说句对不起。
1968年3月下旬，发生了著名的“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军队高层再次遭到了清洗。关于这一事件的原委至今还众说纷纭，有一些环节仍没有搞清楚。其中杨成武被打倒的疑问最多，据现在已知的情况看，是杨成武在一些事情上先后得罪了林彪和江青，遭到了两个集团的联合打击，最后被毛泽东抛弃。而傅崇碧主要是得罪了江青，因其在历史上属于华北山头，与杨成武关系密切，故被顺便安到了一块，罪名是二人“勾结在一起要夺谢富治的权”。余立金的罪名则有两个：一是与杨成武“勾结要夺吴法宪的权”；二是根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送来的材料，余立金当年在“皖南事变”中被捕过，在狱中向敌人自首，是个叛徒。据此，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几次会议，最后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担任的职务，杨成武被送到武汉“监护”；余立金被逮捕；傅崇碧被调到沈阳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到沈阳后即被“监护”）；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任命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据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所写，余立金原来和他的关系很不错，但余后来靠到了杨成武那里。再加上余立金的秘书与杨成武女儿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使得吴法宪同杨成武、余立金的关系都搞糟了。这事说来有点狗血。余立金有个秘书叫单世充，人长得挺精神，能说会写，但是个有妇之夫。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在《空军报》社工作，有一段时间参加“两条路线斗争史”写作班子，住在京西宾馆。单世充就天天往京西宾馆跑，经常给杨毅带一些吃的东西。一来二去，两个人就从“春风遥盼玉门关”发展到了“春风已度玉门关”。很快，单世充向妻子丛素梅提出了离婚。丛素梅先前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见他变成了这样，苦劝无效，忍无可忍之下向组织求助。吴法宪知道这事后觉得很闹心，只好让王飞、周宇驰去找单世充谈话，要他承认错误，断掉离婚的念头。一面又做丛素梅的工作，不让她再向外面告状，维护杨代总长的威信。不料单世充软硬不吃，王飞、周宇驰一怒之下就把他关了起来。吴法宪觉得这样做不妥，骂了周宇驰，让他马上放人。殊不知周宇驰此时已是林立果的红人，回去就告了状。叶群很快打来电话，训斥了吴法宪一顿，说周宇驰找不到了，林立果很伤心，要吴赶快去找周宇驰，让周安心工作。吴法宪刚放下电话，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任杨成武办公室主任）又来了电话，要吴法宪和余立金去杨家一趟。显然杨毅那边也告了状，杨代总长不高兴了。结果把个吴胖子折腾得满头大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可谓狼狈不堪。
果然，吴法宪和余立金去了杨家后，赵志珍大发脾气，并且不让他们见杨成武进行解释。这次之后余立金便改变了态度，不久就和赵志珍一起去看望叶群，并且告了吴法宪的状，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还败坏了杨成武的声望。余立金又说他在空军没权，都得听吴法宪的。赵志珍出面当然是代表杨成武的意思，但他们和余立金实在是棋错一着。林彪、叶群早就对杨成武和余立金不满，逮着这么个机会，岂会放过？林彪很快召见吴法宪，端出了余立金和赵志珍来告状的事，并表示“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林彪给吴法宪打气，要他敢于同杨成武斗争，要顶住。其后吴法宪又去见了杨成武一次，二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不久，中央就开了会，拿下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3月24日晚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干部大会上，林彪首先讲话，说：“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林彪的讲话提纲，是毛泽东在当晚亲授的。就在杨成武、余立金、赵志珍等人陷于小儿女的事情时，对他们的算计早就布置好了。
为安全起见，诱捕余立金的方案是周恩来与吴法宪、杨德中（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预先设计好的。3月23日凌晨，吴法宪要秘书打电话通知余立金，让他来吴家一趟，有事情要商量。等余立金一进院，杨德中就带着警卫战士将其逮捕并带走。与此同时，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也被秘密逮捕。本来余立金的案子没有陆力行什么事，但江青说余立金是叛徒，他老婆也不是好人，还会日本话，一定是日本特务，便一起抓了。
余立金被捕后，直接押往了秦城监狱，过上了挨批挨斗挨饿的非人生活，身体受到了很大损害。陆力行后来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夫妻二人在同一监狱多年却互不知对方下落。直到1974年7月30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下，余立金和陆力行才被放了出来，恢复了自由。此时，距离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承认“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也已经8个多月了。
余立金出来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征求了他的意见，余立金还是想回空军。由于空军现在已经有了政治委员，遂由国务院、中央军委下令，任命余立金为空军第二政治委员和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这年余立金才61岁，在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中属于年轻的，自然想发挥余热大干一番。然而，仅仅干了两年，他的身体却不行了。
恢复工作后，医生建议余立金去进行体检。然而余立金觉得没事，一直没去。1975年9月，他开始感到胸闷、气短，身体不适。医生再次要他去医院检查，但余立金顾着工作，只吃了些药就对付了过去。直到1977年初才去空军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肺上有一个钙化点。医生怀疑是肺癌，便动员他做手术。结果发现果然是肺癌，而且有了转移，不得不摘除了整个肺左下叶。手术相当成功，余立金的术后恢复也比较好，在医院只住了两个月就出院返回了工作岗位。这一年的12月20日，余立金被选为了出席全国五届人大的代表。
1978年初，癌细胞转移到了余立金的脑部，他的病情加重了。为了让余立金能安心治疗，中央军委免去了他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的职务。但是，回天无力。余立金的病情急剧恶化，医治无效，于1978年12月2日在北京逝世，年仅66岁。
这位“杨、余、傅事件”的主角之一，就这样走完了一生。关于中共中央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平反的文件，是余立金去世前几天才念给他听的。而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则要到1979年3月28日了。
余立金和王尚荣类似，属于军队中的相对年轻派，但都因身体原因早早离开了前台。
空军政委接司令原来是有传统的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2 20:21
1955年1月18日，华东军区发起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浙东沿海重镇一江山岛。作战期间，余立金协 ...
我给沈大挑个错，那个叛逃台湾的兵叫吴献狗，不叫吴文献。
以前看过这段，名字太容易记了。
1955年1月18日，华东军区发起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浙东沿海重镇一江山岛。作战期间，余立金协 ...
我给沈大挑个错，那个叛逃台湾的兵叫吴献狗，不叫吴文献。
以前看过这段，名字太容易记了。
吴胖子其实是老实人
那个岁月感觉大家都是蛇精病，吃饱撑的慌！老毛开了很不好的头，但是TMD红军年代就搞过肃反，这都是什么事啊！
楼主没标文章出处，自创还是转帖。
通信参谋 发表于 2016-4-3 18:31
我给沈大挑个错，那个叛逃台湾的兵叫吴献狗，不叫吴文献。
以前看过这段，名字太容易记了。
这可不是错误。正式史料中的名字就是吴文献，而吴献狗则是从小说《亮剑》问世后开始流传的名字。想想都能知道，谁在参军入伍时会把名字报成吴献狗？
我给沈大挑个错，那个叛逃台湾的兵叫吴献狗，不叫吴文献。
以前看过这段，名字太容易记了。
这可不是错误。正式史料中的名字就是吴文献，而吴献狗则是从小说《亮剑》问世后开始流传的名字。想想都能知道，谁在参军入伍时会把名字报成吴献狗？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3 20:10
这可不是错误。正式史料中的名字就是吴文献，而吴献狗则是从小说《亮剑》问世后开始流传的名字。想想都能 ...
原来是亮剑的出处啊
不过还是叫吴献狗合适。献给狗的命
这可不是错误。正式史料中的名字就是吴文献，而吴献狗则是从小说《亮剑》问世后开始流传的名字。想想都能 ...
原来是亮剑的出处啊
不过还是叫吴献狗合适。献给狗的命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3 20:10
这可不是错误。正式史料中的名字就是吴文献，而吴献狗则是从小说《亮剑》问世后开始流传的名字。想想都能 ...
这里与老沈探讨一下，我记得九十年代有期《世界军事》（应该是这个杂志），里面有篇关于皮定均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这次伏击叛徒的事件，记得当时这个名字就是吴献狗？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特殊了，所以这么多年了还记忆犹新。当时《亮剑》应该没有正式出版啊？
所以个人认为，这个事情是否还需要商榷一下？留待以后继续查证？
这可不是错误。正式史料中的名字就是吴文献，而吴献狗则是从小说《亮剑》问世后开始流传的名字。想想都能 ...
这里与老沈探讨一下，我记得九十年代有期《世界军事》（应该是这个杂志），里面有篇关于皮定均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这次伏击叛徒的事件，记得当时这个名字就是吴献狗？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特殊了，所以这么多年了还记忆犹新。当时《亮剑》应该没有正式出版啊？
所以个人认为，这个事情是否还需要商榷一下？留待以后继续查证？
通信参谋 发表于 2016-4-3 20:15
原来是亮剑的出处啊
不过还是叫吴献狗合适。献给狗的命
大概作者都梁和老兄的想法如出一辙。
原来是亮剑的出处啊
不过还是叫吴献狗合适。献给狗的命
大概作者都梁和老兄的想法如出一辙。
火锅店 发表于 2016-4-3 20:29
这里与老沈探讨一下，我记得九十年代有期《世界军事》（应该是这个杂志），里面有篇关于皮定均的文章，其 ...
我认为即使有吴献狗的资料留下来，也应该是从吴文献引申出去的称呼。在六十年代全军革命化高潮期，无数人改名革命，吴献狗作为正式名字的概率太小。
这里与老沈探讨一下，我记得九十年代有期《世界军事》（应该是这个杂志），里面有篇关于皮定均的文章，其 ...
我认为即使有吴献狗的资料留下来，也应该是从吴文献引申出去的称呼。在六十年代全军革命化高潮期，无数人改名革命，吴献狗作为正式名字的概率太小。
这楼已经歪了。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3 20:37
我认为即使有吴献狗的资料留下来，也应该是从吴文献引申出去的称呼。在六十年代全军革命化高潮期，无数人 ...
90年代初解放军出版社出的皮定钧传也是写的吴献狗，这种不太雅的名字在70年代前的福建乡下很多，吴的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也正常，当时一旦报上户口以后要再改名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即使有吴献狗的资料留下来，也应该是从吴文献引申出去的称呼。在六十年代全军革命化高潮期，无数人 ...
90年代初解放军出版社出的皮定钧传也是写的吴献狗，这种不太雅的名字在70年代前的福建乡下很多，吴的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也正常，当时一旦报上户口以后要再改名几乎是不可能的
洪胡子 发表于 2016-4-3 21:22
90年代初解放军出版社出的皮定钧传也是写的吴献狗，这种不太雅的名字在70年代前的福建乡下很多，吴的父母 ...
改名怎么会不可能呢？那时期改名的太多了。我的一个老师原名叫x玉贵，当过红卫兵，当时改名为x向阳（意学李向阳），一直到今天。
90年代初解放军出版社出的皮定钧传也是写的吴献狗，这种不太雅的名字在70年代前的福建乡下很多，吴的父母 ...
改名怎么会不可能呢？那时期改名的太多了。我的一个老师原名叫x玉贵，当过红卫兵，当时改名为x向阳（意学李向阳），一直到今天。
那可能是你那地方公安管理的松可以改，福建即使是wg时期也不能随便改名
看到沈大就高兴
沈大大有没有写过十大将的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