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完成歼8综合战术技术论证后，宋文骢被所里抽调出来，继续歼9总体气动研究论证，在他完成“歼9简要战术要求报告”过程中，一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而来。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中，宋文骢难免遭受冲击。在当时科研工作几乎瘫痪的条件下，宋文骢毅然踏上南下的征途，在川蜀之地重新开始他所挚爱的飞机设计事业。这一呆，就是一辈子。
歼9大队转战成都
歼9和歼8飞机本是一对孪生兄弟。歼8是双发机，歼9是单发机。当年，宋文骢主张先搞歼8，是基于解决现实需求的问题。他心里明白，最终还得向歼9甚至更符合作战环境的战术技术指标挺进。
歼9设计的战术技术指标都超过歼8，拟配备一台推力为12500牛的发动机。飞机初期设计为两侧进气、三角翼、有平尾的正常布局，有良好的雷达火控系统和较强的火力配置，可使用导弹进行拦射攻击，能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进行全天候作战的高空高速飞机。
1966年8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准了飞机研制任务。飞机战术技术指标要求为最大飞行马赫数2.4、静升限20～21千米、最大航程3000千米、作战半径600千米等。
在进行了大量实际调查和设计研究后，歼9飞机前后搞了5个方案，科研人员在设计方案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由于争论没有结果，加之随后席卷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设计方案都被搁置了。为了应付未来的战争，抓好三线建设，1969年，中央航空领导小组决定恢复已经搁置了几年的歼9飞机的研制，并决定由成都132厂负责试制生产该机型。为推进研制工作，601所从事歼9设计的大队将离开沈阳，到西南成都去组建一个新的战斗机研究所——601所成都分所。
1970年5月1日，这一天正是国际劳动节。时值仲春，白杨树已经长出新叶，迎春花已经绽放，这是一个万物复苏、新生命萌动的时节。一列载着300多人的神秘专列，即将离开东北沈阳。这其中，就有宋文骢和他的妻子张懿。其实，这次分迁最初到成都的名单里并没有宋文骢。这些年为了歼9飞机，宋文骢和战友们顶着各种压力，做了一轮又一轮的试验和论证，倾注了他无数智慧和心血，他不甘心就此放弃。为了自己这一生的理想和志向，为了割舍不下的歼9飞机，宋文骢思来想去，最后打定主意，和妻子买来木板，自己动手钉包装箱，准备搬迁，离开了战斗20年的地方。
列车进入四川，只见山谷里卧着的嘉陵江弯弯曲曲，山峦上覆盖着的植被郁郁葱葱，颇具诗情画意，有人吟诗一首——
铁蛇腹中过秦岭，
若明若暗山中行。
挥师南下建三线，
献身祖国见真情。
新的所区离火车站不远，是原空军028航校校址，位于蜀相诸葛武侯祠旁边。这里条件虽说依然简陋，但比当年搬进沈阳塔湾时好多了。
来到成都的这支队伍，虽说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但大部分人都参加过摸透歼7的工作以及歼8的设计，在沈阳时已对歼9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设计，所以这支队伍研制飞机的设计总体水平是比较高的。如今，他们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要在这里组建我国第二个战斗机设计研究所，还要在不长的时间里设计研制出歼9飞机来。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搞科研，是当时这个所的真实写照。宋文骢早在做完歼8双发方案后，已把主要精力投向了歼9战术技术论证和气动布局研究中。来到成都，他和妻子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刚安顿下来，就一头又扎进他的研究中去了。
回首“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所经历的苦难，宋文骢不愿再提。“‘文化大革命’，有谁没受过冲击呀……过去了的事情，老是耿耿于怀，还能干什么事情哪……”他是个乐观大度，凡事向前看的一个人。
一个和宋文骢共事多年的老同志总结道：“宋文骢尽管受到很大的冲击，也吃了不少苦头，但他立志为空军设计先进战斗机的夙愿一直没有改变，为我国研制先进战斗机的学习和思考一直没有停滞；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整个世界飞机研制的态势和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最好的证明，就是后来的歼9乃至歼10的设计，所采用的鸭式气动布局、大口径雷达、中距拦射武器系统等方案，就是他这期间学习和研究的结晶。”
歼9之花的凋谢
就在宋文骢南下之时，空军方面提出要进一步在高空高速上有大的突破，提出升限25千米、马赫数2.5的“双25”指标。同时满足“双25”指标，尤其是升限25千米，当时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宋文骢从沈阳带来的无尾三角翼方案阻力小，主要作战性能特别是超声速性能都比有尾方案要好，但无尾飞机的起飞着陆性能较差。从操纵性的观点看，无尾飞机有明显的缺点。在研究过程中，宋文骢和性能组的同志们反复多次讨论技术布局，提出“在无尾飞机机翼的前面加一个小翼，以改善飞机的升力特性。”最后，大家认为应该按照“无尾+前翼”布局这个思路往前走，先搞几个方案做一做试验。这就是我国战斗机鸭式布局设计的来历。
当时，苏联、美国先进国家气动布局都是采用两侧进气、三角翼、有平尾的正常布局，这个鸭式布局，不但在我国飞机设计上没有先例，就是在苏联、美国先进飞机研制国家也很新颖。何况当时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资料，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鸭式布局的这个设想，打开了大家思维的窗户。1971年9月，经过一系列的补充完善，在当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鸭式布局的高速、低速风洞试验模型，立即送到了北京大学和四川安县进行高速、低速风洞试验。经过一系列的试验验证，充分证明了鸭式布局的潜力和优势。
随着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化，鸭式布局被国防科委确定为歼9的基本方案，后又应用了飞机腹部进气形式，风洞试验也取得较好效果。
然而，由于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信口开河瞎指挥，将歼9的战术技术指标做了5次重大改变，最后竟要求飞机达到马赫数2.6、静升限26千米的“双26”指标，完全脱离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实际。众所周知，当时不但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完全无法满足要求，就是材料、工艺、试验条件都无法得到保证。
1978年，上级决定对歼7飞机进行大改，歼9这株没来得及绽放的花朵就慢慢枯萎了，并且后来还面临发动机无法落实的窘况，到了1980年，歼9的研制就完全中止了。
从1965年初开始论证，到1980年中止研制，歼9之花历时15年，最终凋谢了。歼9与歼8当年同时开始研制，歼8尽管历经磨难，最后终于定型列装了部队，而歼9最终还是夭折了——令人扼腕仰天长叹！
宋文骢自始至终见证了这两个型号飞机的兴衰成败。 他总结道：“歼9干了十多年，最终没能上天，确实叫人遗憾痛心。但客观地讲，没有歼9作为基石，就不会有歼7C飞机和后来的歼10飞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为型号研制的歼9是夭折了，但歼9的夭折中孕育着新型战斗机的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非此之谓欤？”这是原601所所长刘鸿志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总结。
这段总结，也恰好印证了宋文骢命运的转折：1978年，他担任了611所总设计师，歼7C飞机研制即将开始——光阴荏苒，这一年，宋文骢已经48岁，头发胡子都有些花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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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9大队转战成都
歼9和歼8飞机本是一对孪生兄弟。歼8是双发机，歼9是单发机。当年，宋文骢主张先搞歼8，是基于解决现实需求的问题。他心里明白，最终还得向歼9甚至更符合作战环境的战术技术指标挺进。
歼9设计的战术技术指标都超过歼8，拟配备一台推力为12500牛的发动机。飞机初期设计为两侧进气、三角翼、有平尾的正常布局，有良好的雷达火控系统和较强的火力配置，可使用导弹进行拦射攻击，能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进行全天候作战的高空高速飞机。
1966年8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准了飞机研制任务。飞机战术技术指标要求为最大飞行马赫数2.4、静升限20～21千米、最大航程3000千米、作战半径600千米等。
在进行了大量实际调查和设计研究后，歼9飞机前后搞了5个方案，科研人员在设计方案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由于争论没有结果，加之随后席卷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设计方案都被搁置了。为了应付未来的战争，抓好三线建设，1969年，中央航空领导小组决定恢复已经搁置了几年的歼9飞机的研制，并决定由成都132厂负责试制生产该机型。为推进研制工作，601所从事歼9设计的大队将离开沈阳，到西南成都去组建一个新的战斗机研究所——601所成都分所。
1970年5月1日，这一天正是国际劳动节。时值仲春，白杨树已经长出新叶，迎春花已经绽放，这是一个万物复苏、新生命萌动的时节。一列载着300多人的神秘专列，即将离开东北沈阳。这其中，就有宋文骢和他的妻子张懿。其实，这次分迁最初到成都的名单里并没有宋文骢。这些年为了歼9飞机，宋文骢和战友们顶着各种压力，做了一轮又一轮的试验和论证，倾注了他无数智慧和心血，他不甘心就此放弃。为了自己这一生的理想和志向，为了割舍不下的歼9飞机，宋文骢思来想去，最后打定主意，和妻子买来木板，自己动手钉包装箱，准备搬迁，离开了战斗20年的地方。
列车进入四川，只见山谷里卧着的嘉陵江弯弯曲曲，山峦上覆盖着的植被郁郁葱葱，颇具诗情画意，有人吟诗一首——
铁蛇腹中过秦岭，
若明若暗山中行。
挥师南下建三线，
献身祖国见真情。
新的所区离火车站不远，是原空军028航校校址，位于蜀相诸葛武侯祠旁边。这里条件虽说依然简陋，但比当年搬进沈阳塔湾时好多了。
来到成都的这支队伍，虽说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但大部分人都参加过摸透歼7的工作以及歼8的设计，在沈阳时已对歼9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设计，所以这支队伍研制飞机的设计总体水平是比较高的。如今，他们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要在这里组建我国第二个战斗机设计研究所，还要在不长的时间里设计研制出歼9飞机来。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搞科研，是当时这个所的真实写照。宋文骢早在做完歼8双发方案后，已把主要精力投向了歼9战术技术论证和气动布局研究中。来到成都，他和妻子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刚安顿下来，就一头又扎进他的研究中去了。
回首“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所经历的苦难，宋文骢不愿再提。“‘文化大革命’，有谁没受过冲击呀……过去了的事情，老是耿耿于怀，还能干什么事情哪……”他是个乐观大度，凡事向前看的一个人。
一个和宋文骢共事多年的老同志总结道：“宋文骢尽管受到很大的冲击，也吃了不少苦头，但他立志为空军设计先进战斗机的夙愿一直没有改变，为我国研制先进战斗机的学习和思考一直没有停滞；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整个世界飞机研制的态势和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最好的证明，就是后来的歼9乃至歼10的设计，所采用的鸭式气动布局、大口径雷达、中距拦射武器系统等方案，就是他这期间学习和研究的结晶。”
歼9之花的凋谢
就在宋文骢南下之时，空军方面提出要进一步在高空高速上有大的突破，提出升限25千米、马赫数2.5的“双25”指标。同时满足“双25”指标，尤其是升限25千米，当时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宋文骢从沈阳带来的无尾三角翼方案阻力小，主要作战性能特别是超声速性能都比有尾方案要好，但无尾飞机的起飞着陆性能较差。从操纵性的观点看，无尾飞机有明显的缺点。在研究过程中，宋文骢和性能组的同志们反复多次讨论技术布局，提出“在无尾飞机机翼的前面加一个小翼，以改善飞机的升力特性。”最后，大家认为应该按照“无尾+前翼”布局这个思路往前走，先搞几个方案做一做试验。这就是我国战斗机鸭式布局设计的来历。
当时，苏联、美国先进国家气动布局都是采用两侧进气、三角翼、有平尾的正常布局，这个鸭式布局，不但在我国飞机设计上没有先例，就是在苏联、美国先进飞机研制国家也很新颖。何况当时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资料，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鸭式布局的这个设想，打开了大家思维的窗户。1971年9月，经过一系列的补充完善，在当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鸭式布局的高速、低速风洞试验模型，立即送到了北京大学和四川安县进行高速、低速风洞试验。经过一系列的试验验证，充分证明了鸭式布局的潜力和优势。
随着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化，鸭式布局被国防科委确定为歼9的基本方案，后又应用了飞机腹部进气形式，风洞试验也取得较好效果。
然而，由于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信口开河瞎指挥，将歼9的战术技术指标做了5次重大改变，最后竟要求飞机达到马赫数2.6、静升限26千米的“双26”指标，完全脱离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实际。众所周知，当时不但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完全无法满足要求，就是材料、工艺、试验条件都无法得到保证。
1978年，上级决定对歼7飞机进行大改，歼9这株没来得及绽放的花朵就慢慢枯萎了，并且后来还面临发动机无法落实的窘况，到了1980年，歼9的研制就完全中止了。
从1965年初开始论证，到1980年中止研制，歼9之花历时15年，最终凋谢了。歼9与歼8当年同时开始研制，歼8尽管历经磨难，最后终于定型列装了部队，而歼9最终还是夭折了——令人扼腕仰天长叹！
宋文骢自始至终见证了这两个型号飞机的兴衰成败。 他总结道：“歼9干了十多年，最终没能上天，确实叫人遗憾痛心。但客观地讲，没有歼9作为基石，就不会有歼7C飞机和后来的歼10飞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为型号研制的歼9是夭折了，但歼9的夭折中孕育着新型战斗机的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非此之谓欤？”这是原601所所长刘鸿志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总结。
这段总结，也恰好印证了宋文骢命运的转折：1978年，他担任了611所总设计师，歼7C飞机研制即将开始——光阴荏苒，这一年，宋文骢已经48岁，头发胡子都有些花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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