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逐渐凋敝的村庄

        人口的锐减和老弱化
      广东清远一个叫河背村的小村庄，原本23户人家，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
      河北崇礼县狮子沟毛克岭村，全村在册人口458人，实际常住人口216人，村里青壮年均外出打工，60岁以下劳动力屈指可数。如果不算留守儿童，村里常住的人中，最年轻的是一对46岁的夫妇。

      山西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户籍人口234人，在村常住约130人，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和儿童。
孩子们越来越少

      曾经的乡村小学，简陋破旧，但孩子多多，书声琅琅，充满活力。近几年乡村校舍建设投资较大，校园面貌大为改观，但孩子却越来越少，我一位邻乡老表兄两年前让我将他8岁的孙子转到城里来念书，原因是他们村学里有4个老师，却一共有5名学生，而且据说都在想办法转学。
我的家乡在一个小镇上，并不算偏僻，但据我一位堂叔说，我们上街社40多户人家，近三年在“本土”没有出生过一个小孩。
     某日我从老家乘车回城，见本乡车岔村一位中年妇女抱一个熟睡着的小女孩，说是到城里念一年级，自己“陪读”。我说这么小的孩子到城里念书不太方便，她说也是给逼的——全村报一年级的只有自己的孙子一人，没法念。

             土地大量撂荒
      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农村人口自流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种田成本高收益低

      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村民董维红介绍，他2010年种了24亩玉米，收获玉米约3万斤，销售收入3万元，种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万元，如果计算上每天的劳动力成本70元至80元，一年到头净收益几乎没有。

      湖北省滨湖村农民给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组算了一笔帐：好年景种植1亩双季稻，购买种子、化肥至少需要400元，购买农药需要50元，这还不包括请人帮工等其他支出；而两季稻谷最多收获1500斤，市场价不到1800元，相当于外出务工1个月的收入，一旦遇到干旱、病虫害等情况，算上抽水的电费、油费等开支，种田还要倒赔钱。
老无所依

      王佩《老无所依》载：“我们村的孤寡老人四奶奶，每天下午四点就关门闭户，早早睡下，去年腊月二十九这天也不例外。除夕上午，她两个远方外孙女来送年货，叫门不开，就从不高的院墙翻了进去。虽是白天，女人的尖叫声还是传得很远，街坊四邻都赶了过来，发现四奶奶已经变成一截焦炭。
     “经分析还原现场，四奶奶半夜碰倒了煤炉，棉袄着火……众人一阵唏嘘，都在感叹养儿防老是多么重要。”
     然而养儿一定能防老吗？我一位同学曾经说起，他们邻村一老汉有四个儿子，但他患了重病后四个儿子在外打工，都顾不上回来照顾老人。不多久老人病逝了，四个儿子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也没回来奔丧。庄里人实在等不及，就将老人埋了。

     农村传统文化正在消失

     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然而，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村和农耕文化正在消失。
     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
     在山西赵家沟村，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目前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赵家沟村的古戏台已经破败不堪、长满杂草。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10到20年，随着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赵家沟村这样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生态村落，可能将面临“空巢”的境地。在赵家沟这样的村庄，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样的情况在南方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样触目惊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fd41f50101509a.html


        人口的锐减和老弱化
      广东清远一个叫河背村的小村庄，原本23户人家，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
      河北崇礼县狮子沟毛克岭村，全村在册人口458人，实际常住人口216人，村里青壮年均外出打工，60岁以下劳动力屈指可数。如果不算留守儿童，村里常住的人中，最年轻的是一对46岁的夫妇。

      山西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户籍人口234人，在村常住约130人，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和儿童。
孩子们越来越少

      曾经的乡村小学，简陋破旧，但孩子多多，书声琅琅，充满活力。近几年乡村校舍建设投资较大，校园面貌大为改观，但孩子却越来越少，我一位邻乡老表兄两年前让我将他8岁的孙子转到城里来念书，原因是他们村学里有4个老师，却一共有5名学生，而且据说都在想办法转学。
我的家乡在一个小镇上，并不算偏僻，但据我一位堂叔说，我们上街社40多户人家，近三年在“本土”没有出生过一个小孩。
     某日我从老家乘车回城，见本乡车岔村一位中年妇女抱一个熟睡着的小女孩，说是到城里念一年级，自己“陪读”。我说这么小的孩子到城里念书不太方便，她说也是给逼的——全村报一年级的只有自己的孙子一人，没法念。

             土地大量撂荒
      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农村人口自流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种田成本高收益低

      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村民董维红介绍，他2010年种了24亩玉米，收获玉米约3万斤，销售收入3万元，种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万元，如果计算上每天的劳动力成本70元至80元，一年到头净收益几乎没有。

      湖北省滨湖村农民给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组算了一笔帐：好年景种植1亩双季稻，购买种子、化肥至少需要400元，购买农药需要50元，这还不包括请人帮工等其他支出；而两季稻谷最多收获1500斤，市场价不到1800元，相当于外出务工1个月的收入，一旦遇到干旱、病虫害等情况，算上抽水的电费、油费等开支，种田还要倒赔钱。
老无所依

      王佩《老无所依》载：“我们村的孤寡老人四奶奶，每天下午四点就关门闭户，早早睡下，去年腊月二十九这天也不例外。除夕上午，她两个远方外孙女来送年货，叫门不开，就从不高的院墙翻了进去。虽是白天，女人的尖叫声还是传得很远，街坊四邻都赶了过来，发现四奶奶已经变成一截焦炭。
     “经分析还原现场，四奶奶半夜碰倒了煤炉，棉袄着火……众人一阵唏嘘，都在感叹养儿防老是多么重要。”
     然而养儿一定能防老吗？我一位同学曾经说起，他们邻村一老汉有四个儿子，但他患了重病后四个儿子在外打工，都顾不上回来照顾老人。不多久老人病逝了，四个儿子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也没回来奔丧。庄里人实在等不及，就将老人埋了。

     农村传统文化正在消失

     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然而，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村和农耕文化正在消失。
     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
     在山西赵家沟村，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目前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赵家沟村的古戏台已经破败不堪、长满杂草。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10到20年，随着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赵家沟村这样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生态村落，可能将面临“空巢”的境地。在赵家沟这样的村庄，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样的情况在南方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样触目惊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fd41f50101509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