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和谭嗣同为何主张割让边疆

清末民初时期有个奇怪的现象，为了解决内忧外患的困扰，很多人都曾想过放弃边疆来换取列强的援助与支持，进而自强自立。

比如《马关条约》签订后，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就曾建议说：“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曾在《报贝元征书》中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其实，这是与古人的观念分不开的。

《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从畿服重地到藩属下国逐层管理，兼举文教武卫，声教讫于蛮荒，这体现了华夏王朝历来的治国思想渊源。

这段话的大意是：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区域，叫做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区缴纳带藁秸的谷物，其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去掉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带壳的谷子，最远的一百里缴纳无壳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领域。其余三百里是封大国诸侯的领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是绥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来施行文教。其余二百里则振兴武力以显示保卫力量。绥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绥服的三百里是夷人们住的地方，其余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蛮荒地带，其余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研究五服制度，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古人的“天下”观念，对于研究秦以后两千多年中原王朝与周边族群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而言之，在古人心中，越靠近首都的地方越重要，边疆地区的重要性小于汉人传统农耕地区。汉人传统农耕地区的安全必须确保，而边疆地区在朝代衰退时可以放弃，就好比唐朝安史之乱后主动放弃安西都护府，明朝宣德时期主动放弃安南布政使司和乌思藏都司一样。

在清末，由于清朝设置了柳条边，汉人传统农耕地区就是长城之内的十八行省，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主张确保十八行省的安全，而边疆地区则视为可以交换的筹码。

例如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就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原文如下：

“戊戌德宗锐意变法，而翁文恭罢，无任事之人，悉由康有为等阴为主持，新进竞起，中外小臣上书言事日数十，上视廷臣无可语，悉下会议。公（孙家鼐）面折有为曰：‘如君策，万端并起，无一不需经费，国家时力只有此数，何以应之？’有为曰：‘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公见其言诞妄，知无能为，而众议日益揉杂，遂上疏言变法当筹全局，咸同间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言有次第，请以其书发部院卿寺。”

夏孙桐所言，应属可信。因康氏在其自编年谱《我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康氏自述其新政规模：“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立各省各府县各等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或可补救。”如此庞大的新政规模，其所需之“五六万万”之巨款从何而来？康氏的方案是：“以全国矿作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先把全国的矿产都抵押出去，如还不够，就把“边外无用之地”卖掉。
清末民初时期有个奇怪的现象，为了解决内忧外患的困扰，很多人都曾想过放弃边疆来换取列强的援助与支持，进而自强自立。

比如《马关条约》签订后，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就曾建议说：“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曾在《报贝元征书》中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其实，这是与古人的观念分不开的。

《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从畿服重地到藩属下国逐层管理，兼举文教武卫，声教讫于蛮荒，这体现了华夏王朝历来的治国思想渊源。

这段话的大意是：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区域，叫做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区缴纳带藁秸的谷物，其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去掉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带壳的谷子，最远的一百里缴纳无壳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领域。其余三百里是封大国诸侯的领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是绥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来施行文教。其余二百里则振兴武力以显示保卫力量。绥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绥服的三百里是夷人们住的地方，其余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蛮荒地带，其余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研究五服制度，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古人的“天下”观念，对于研究秦以后两千多年中原王朝与周边族群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而言之，在古人心中，越靠近首都的地方越重要，边疆地区的重要性小于汉人传统农耕地区。汉人传统农耕地区的安全必须确保，而边疆地区在朝代衰退时可以放弃，就好比唐朝安史之乱后主动放弃安西都护府，明朝宣德时期主动放弃安南布政使司和乌思藏都司一样。

在清末，由于清朝设置了柳条边，汉人传统农耕地区就是长城之内的十八行省，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主张确保十八行省的安全，而边疆地区则视为可以交换的筹码。

例如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就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原文如下：

“戊戌德宗锐意变法，而翁文恭罢，无任事之人，悉由康有为等阴为主持，新进竞起，中外小臣上书言事日数十，上视廷臣无可语，悉下会议。公（孙家鼐）面折有为曰：‘如君策，万端并起，无一不需经费，国家时力只有此数，何以应之？’有为曰：‘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公见其言诞妄，知无能为，而众议日益揉杂，遂上疏言变法当筹全局，咸同间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言有次第，请以其书发部院卿寺。”

夏孙桐所言，应属可信。因康氏在其自编年谱《我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康氏自述其新政规模：“今统筹大局，非大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立各省各府县各等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如此全力并举，庶几或可补救。”如此庞大的新政规模，其所需之“五六万万”之巨款从何而来？康氏的方案是：“以全国矿作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先把全国的矿产都抵押出去，如还不够，就把“边外无用之地”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