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主义与台独：北京的两个担心

目前北京正进行着的“两会”上，中国最高层一方面告诫，香港人不应该“把任何社会和经济议题都政治化”，一方面表示对香港“分离主义”的崛起非常担心（路透社2016年3月4-6日综合报道）。

确实，自从香港的抗议活动越来越频繁和火爆以来，国际上越来越把香港的对抗局势同其它地方的对抗运动作比较。尤其是今年春节香港商业区旺角的对抗行为发生显著升级（即“鱼蛋骚乱”），时间恰与台湾民进党选战大胜相衔接，令观察家们更是把“台独”和“港独”聚焦在一个镜头里考察。这种视角在中国内地尤其盛行，如果不是近来的言论空间紧缩，这“两独”一定是眼下“两会”上的热议话题。

两者可比不可比？

在某些专家眼里，“台独”和“港独”是不可比的，部分原因下文将提及。可是，既然目前这种比较已经被公众广泛高度的关注，就有必要对此作尽可能客观持平的解析：它不仅仅是个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政治和政策选择的问题，潜在地影响到千百万人的安全、生活和未来的走向。

由于历史的现实的条件和香港大不一样，有关台湾独立运动的内涵和形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可供我们细细剖析，而所谓的“港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此，本文先在“台独”问题上理出几个相关的参照点，以其为背景，来反观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所谓的“分离主义/港独”乃是其中极少数最激进者的一种政治诉求。

按照台独运动核心团体的追溯，“台独”作为一个诉求早在1928年就出现了，“有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的主张”（《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故事》，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甚至有人把这种诉求更往前挖掘到1924年，该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台湾自治协会”，利用许多场合鼓吹台湾脱离日本殖民主义帝国，由台湾人自己治理台湾岛（参阅相关史料《崛起：台湾左翼运动的1924年》第五章，新北：《批判与再造》杂志，2007年12月号第37-50页）。

从那时至今的漫长岁月里，广义上的台独运动经历了五个阶段，这些阶段当然是相互交叉渗透而非截然分隔的。第一个是鼓吹理念阶段，第二个是有组织活动阶段，第三个是上台执政阶段，第四个是下台反省阶段，第五个是重新执政阶段，也就是今年5月20日将正式开始的民进党政府时期。

五个阶段呈现的四大参照点

时起时伏不断变形的广义台独运动包含了太多的差别层次，不必在此逐一清理。仅就它与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最具有对比意义的那些成分，依笔者的观察，可以归结为四个参照要点。

其一是，全部台湾居民里面，拒绝按照北京的基本方案走向两岸统一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目前绝对超过了一半；超过了多少难说清，因为台湾的民意调查在这个问题上的数据差别显著。如此这般“拒统”的台湾居民，最大公约数不再是基于血缘、省籍、方言，而是基于政治社会制度的认同。他们成为大多数，既源于人口要素，即台湾出生长大者越来越多，也源于海峡对岸的政治状态，使岛内各界越来越失去“和平民主统一”的指望。目前的台湾居民里面主张“按差条件统一也胜过按好条件分裂”的人，也就是把中国统一当作最高价值认同的，已经成了政治上的濒临灭绝物种，有如华南虎或白鳍豚，你怎么喜欢它，也没办法让它昌盛。

其二，所有拒绝按北京方案统一的台湾居民，他们竭力保卫其生活方式（即政治社会制度的另一种说法）不被损毁的愿望，依托的底线之一是他们有“国军”的保护。一部分人更指望他们的努力，到了严重危机时刻定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实质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有效武卫。

其三，台独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曾经过度利用了台湾民众对以上所说的国际支持的指望，几次试图把“台湾独立”的目标猛推到位，也即“台湾独立建国”，不仅是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刀两断，也要抛弃台湾跟历史的中国之政治连带标志——中华民国的国号。这种愿望在“台独”的上述第一和第二阶段，还只是以社会行动为主，到了第三阶段，就成了政府行动。于是立刻招致北京和华盛顿的双重大力反击，不得不黯然退缩。中共官媒在警告刚胜选的蔡英文团队的时候，用“不当家不知道油盐柴米贵”为题，提醒得颇为生动——你们的前辈从说到做没有做成的事，你们今年5月20日后就不要再试做了。

其四，于是就有了眼下的这种现实：蔡英文团队不断声明执政后不会危及两岸的基本关系格局，不会做让美国和国际社会担忧的冲击周边安全的险事。曾在台独运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发挥过不可替代作用的李登辉，今年2月中旬在他的新书中文版自序里明言：只要保全中华民国的主权和地位，修改宪法内容，让中华民国成为新共和国，就没有宣告台湾独立的必要，没有必要在国际社会做出引起争执的发言。他认为，重点在于（中华民国）“以台湾之名”存在也即“台湾化”（台北《风传媒》：“风评：李登辉，又来了！”2016年2月17日）。这个宣示被解读为是给蔡英文执政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声张护航。这些以前把中华民国国号当作老外套必弃之的政客，经过“台独”的第三和第四阶段的尝试，终于体会到，在可望的长时段里，这件老外套仍是保护他们最不愿丧失的权益——自主治理台湾的金光罩。

香港本土主义运动的阶段

笔者还没有读到研究文献，细细考证香港“本土主义”的起点和早期形态。仅依本人的观察，在1993-1995年就听过有些香港的社会精英分子，把1997年的主权转换称为“新殖民主义主子替换老殖民主义主子”。估计这种激进本土主义观点在1980年代初，中英开始香港问题谈判时就萌发了。

时至今日，本土主义蔓延到香港社会更广阶层，其第一个堪与台独运动作对比的，是“民主回归派”失去影响。近几年来，香港年轻激进的本土派分子老是指责本港老一代民主爱国者，说他们以政治空幻蓝图误导港人太深（参阅“Hong Kong students who protested government now seek to take part in it”，New York Times, 16 Feb 2016）：他们当年大力鼓吹只有让香港先回归中国，才能借此过程实现香港的民主化，理由是殖民主义天然是外来少数人统治，绝不可能与本土全民政治参与权相容。全世界的殖民地都是先去殖民化，再开启民主化，所以香港人民必须赶走英国殖民政权，回归中国，实现港人民主治港。“你们几十年前鼓吹的这个民主回归前景，不是空中楼阁又是什么？”香港民主回归派的被边缘化，颇相似于台湾那些鼓吹“和平民主统一中国”人的失势。这两者的失势，均大大增加了“本土权益至上”派的阵营。

第二个堪作对比的，是香港本土主义内涵的界定。原来“本土主义”被有些人译成Nativism，其含义易被解读成极端排外：香港只属于世世代代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放在香港显得很怪异，因为它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谁都难以声称自己是“土著/原住民”。Nativism原是指北美洲原始部落主要是印第安人的权益，不应该受到欧洲殖民者的剥夺压迫。现在“本土主义”多译成Localism，意即把本地权益置于首要地位，这样就不等同于在香港社会里鼓吹老新移民之间水火不容，连特区政府的部分高官都能大体接受它。“台独”理论家里曾经有人大力鼓吹，“台湾民族”在血缘上就有别于中国人，以此论证“台湾独立的人种根基”。国际学术界一读到这种观念，马上就联想到种族主义，因为纳粹运动就是以血缘论为出发点的。近年来，少有“台独”理论家再发表这种政治生物学说辞了。

不可比的部分更多

迄今为止，香港本土主义只有“鼓吹理念”和“有组织活动”两个阶段。在可预见的时段里，它和“台独”的可比部分看不到更多的了，两者最要害的区别是明摆着的：香港本土主义团体作为政党不可能上台执政，至多只有少数成员当选成议员。上述“台独”四大参照点的第二和第三条，不会出现在香港政坛上，不会有严肃的本土主义者真以为香港能够组成“自卫军”，能够指望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香港独立运动”以实质支持和武力保护。

正是由于以上的要害区别，香港本土主义群体大多数所索取的，基本上不会超越“治权”的冷静范畴。这不是说该群体中没有少数激进成员不想争夺“有限主权”，而是由于周边硬性的限制条件，令任何这类想法变成有规模的行动时，都会被立刻制止。香港社会主流不会追随“港独”的号召形成分离主义的民运，尽管最近英文中文媒体广泛报道香港本土派激进成员声明“要对港独去污名化”、“要在十年间推动公投”、“2047年由港人决定香港是否脱离中国”（详阅《明报》2016年2月20日、《纽约时报》2016年2月16日长文）。

笔者反倒相信，经过几番尝试肩负挫折及代价之后，这些激进成员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本港及国际政治的深切体会，极有可能变得更审慎，把政治诉求退缩到靠近现实的尺度，有如上述四大参照点的第四条。运作空间大得多、资源富得多的台独运动经过几番尝试，都能变得如目前阶段这般审慎，相似过程也会出现在不太遥远的香港。笔者1994年回顾亲历过的几波大动荡时，曾反省道：“妥协是成年的智慧，激进则是青年的专利。虽然激进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是一个已经多次犯过的错，对于每一具体的青少年个人，它却是新鲜的”（丁学良：《革命与反革命追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54-155页）。

所以，要合理处置香港近期的多种麻烦冲突，一方面，香港人不要把任何社会和经济议题都政治化；同时，中国大陆也无需对目前香港少数年轻人的过激言论太惊诧。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6508?full=y
目前北京正进行着的“两会”上，中国最高层一方面告诫，香港人不应该“把任何社会和经济议题都政治化”，一方面表示对香港“分离主义”的崛起非常担心（路透社2016年3月4-6日综合报道）。

确实，自从香港的抗议活动越来越频繁和火爆以来，国际上越来越把香港的对抗局势同其它地方的对抗运动作比较。尤其是今年春节香港商业区旺角的对抗行为发生显著升级（即“鱼蛋骚乱”），时间恰与台湾民进党选战大胜相衔接，令观察家们更是把“台独”和“港独”聚焦在一个镜头里考察。这种视角在中国内地尤其盛行，如果不是近来的言论空间紧缩，这“两独”一定是眼下“两会”上的热议话题。

两者可比不可比？

在某些专家眼里，“台独”和“港独”是不可比的，部分原因下文将提及。可是，既然目前这种比较已经被公众广泛高度的关注，就有必要对此作尽可能客观持平的解析：它不仅仅是个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政治和政策选择的问题，潜在地影响到千百万人的安全、生活和未来的走向。

由于历史的现实的条件和香港大不一样，有关台湾独立运动的内涵和形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可供我们细细剖析，而所谓的“港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此，本文先在“台独”问题上理出几个相关的参照点，以其为背景，来反观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所谓的“分离主义/港独”乃是其中极少数最激进者的一种政治诉求。

按照台独运动核心团体的追溯，“台独”作为一个诉求早在1928年就出现了，“有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的主张”（《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故事》，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甚至有人把这种诉求更往前挖掘到1924年，该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台湾自治协会”，利用许多场合鼓吹台湾脱离日本殖民主义帝国，由台湾人自己治理台湾岛（参阅相关史料《崛起：台湾左翼运动的1924年》第五章，新北：《批判与再造》杂志，2007年12月号第37-50页）。

从那时至今的漫长岁月里，广义上的台独运动经历了五个阶段，这些阶段当然是相互交叉渗透而非截然分隔的。第一个是鼓吹理念阶段，第二个是有组织活动阶段，第三个是上台执政阶段，第四个是下台反省阶段，第五个是重新执政阶段，也就是今年5月20日将正式开始的民进党政府时期。

五个阶段呈现的四大参照点

时起时伏不断变形的广义台独运动包含了太多的差别层次，不必在此逐一清理。仅就它与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最具有对比意义的那些成分，依笔者的观察，可以归结为四个参照要点。

其一是，全部台湾居民里面，拒绝按照北京的基本方案走向两岸统一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目前绝对超过了一半；超过了多少难说清，因为台湾的民意调查在这个问题上的数据差别显著。如此这般“拒统”的台湾居民，最大公约数不再是基于血缘、省籍、方言，而是基于政治社会制度的认同。他们成为大多数，既源于人口要素，即台湾出生长大者越来越多，也源于海峡对岸的政治状态，使岛内各界越来越失去“和平民主统一”的指望。目前的台湾居民里面主张“按差条件统一也胜过按好条件分裂”的人，也就是把中国统一当作最高价值认同的，已经成了政治上的濒临灭绝物种，有如华南虎或白鳍豚，你怎么喜欢它，也没办法让它昌盛。

其二，所有拒绝按北京方案统一的台湾居民，他们竭力保卫其生活方式（即政治社会制度的另一种说法）不被损毁的愿望，依托的底线之一是他们有“国军”的保护。一部分人更指望他们的努力，到了严重危机时刻定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实质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有效武卫。

其三，台独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曾经过度利用了台湾民众对以上所说的国际支持的指望，几次试图把“台湾独立”的目标猛推到位，也即“台湾独立建国”，不仅是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刀两断，也要抛弃台湾跟历史的中国之政治连带标志——中华民国的国号。这种愿望在“台独”的上述第一和第二阶段，还只是以社会行动为主，到了第三阶段，就成了政府行动。于是立刻招致北京和华盛顿的双重大力反击，不得不黯然退缩。中共官媒在警告刚胜选的蔡英文团队的时候，用“不当家不知道油盐柴米贵”为题，提醒得颇为生动——你们的前辈从说到做没有做成的事，你们今年5月20日后就不要再试做了。

其四，于是就有了眼下的这种现实：蔡英文团队不断声明执政后不会危及两岸的基本关系格局，不会做让美国和国际社会担忧的冲击周边安全的险事。曾在台独运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发挥过不可替代作用的李登辉，今年2月中旬在他的新书中文版自序里明言：只要保全中华民国的主权和地位，修改宪法内容，让中华民国成为新共和国，就没有宣告台湾独立的必要，没有必要在国际社会做出引起争执的发言。他认为，重点在于（中华民国）“以台湾之名”存在也即“台湾化”（台北《风传媒》：“风评：李登辉，又来了！”2016年2月17日）。这个宣示被解读为是给蔡英文执政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声张护航。这些以前把中华民国国号当作老外套必弃之的政客，经过“台独”的第三和第四阶段的尝试，终于体会到，在可望的长时段里，这件老外套仍是保护他们最不愿丧失的权益——自主治理台湾的金光罩。

香港本土主义运动的阶段

笔者还没有读到研究文献，细细考证香港“本土主义”的起点和早期形态。仅依本人的观察，在1993-1995年就听过有些香港的社会精英分子，把1997年的主权转换称为“新殖民主义主子替换老殖民主义主子”。估计这种激进本土主义观点在1980年代初，中英开始香港问题谈判时就萌发了。

时至今日，本土主义蔓延到香港社会更广阶层，其第一个堪与台独运动作对比的，是“民主回归派”失去影响。近几年来，香港年轻激进的本土派分子老是指责本港老一代民主爱国者，说他们以政治空幻蓝图误导港人太深（参阅“Hong Kong students who protested government now seek to take part in it”，New York Times, 16 Feb 2016）：他们当年大力鼓吹只有让香港先回归中国，才能借此过程实现香港的民主化，理由是殖民主义天然是外来少数人统治，绝不可能与本土全民政治参与权相容。全世界的殖民地都是先去殖民化，再开启民主化，所以香港人民必须赶走英国殖民政权，回归中国，实现港人民主治港。“你们几十年前鼓吹的这个民主回归前景，不是空中楼阁又是什么？”香港民主回归派的被边缘化，颇相似于台湾那些鼓吹“和平民主统一中国”人的失势。这两者的失势，均大大增加了“本土权益至上”派的阵营。

第二个堪作对比的，是香港本土主义内涵的界定。原来“本土主义”被有些人译成Nativism，其含义易被解读成极端排外：香港只属于世世代代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放在香港显得很怪异，因为它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谁都难以声称自己是“土著/原住民”。Nativism原是指北美洲原始部落主要是印第安人的权益，不应该受到欧洲殖民者的剥夺压迫。现在“本土主义”多译成Localism，意即把本地权益置于首要地位，这样就不等同于在香港社会里鼓吹老新移民之间水火不容，连特区政府的部分高官都能大体接受它。“台独”理论家里曾经有人大力鼓吹，“台湾民族”在血缘上就有别于中国人，以此论证“台湾独立的人种根基”。国际学术界一读到这种观念，马上就联想到种族主义，因为纳粹运动就是以血缘论为出发点的。近年来，少有“台独”理论家再发表这种政治生物学说辞了。

不可比的部分更多

迄今为止，香港本土主义只有“鼓吹理念”和“有组织活动”两个阶段。在可预见的时段里，它和“台独”的可比部分看不到更多的了，两者最要害的区别是明摆着的：香港本土主义团体作为政党不可能上台执政，至多只有少数成员当选成议员。上述“台独”四大参照点的第二和第三条，不会出现在香港政坛上，不会有严肃的本土主义者真以为香港能够组成“自卫军”，能够指望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香港独立运动”以实质支持和武力保护。

正是由于以上的要害区别，香港本土主义群体大多数所索取的，基本上不会超越“治权”的冷静范畴。这不是说该群体中没有少数激进成员不想争夺“有限主权”，而是由于周边硬性的限制条件，令任何这类想法变成有规模的行动时，都会被立刻制止。香港社会主流不会追随“港独”的号召形成分离主义的民运，尽管最近英文中文媒体广泛报道香港本土派激进成员声明“要对港独去污名化”、“要在十年间推动公投”、“2047年由港人决定香港是否脱离中国”（详阅《明报》2016年2月20日、《纽约时报》2016年2月16日长文）。

笔者反倒相信，经过几番尝试肩负挫折及代价之后，这些激进成员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本港及国际政治的深切体会，极有可能变得更审慎，把政治诉求退缩到靠近现实的尺度，有如上述四大参照点的第四条。运作空间大得多、资源富得多的台独运动经过几番尝试，都能变得如目前阶段这般审慎，相似过程也会出现在不太遥远的香港。笔者1994年回顾亲历过的几波大动荡时，曾反省道：“妥协是成年的智慧，激进则是青年的专利。虽然激进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是一个已经多次犯过的错，对于每一具体的青少年个人，它却是新鲜的”（丁学良：《革命与反革命追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54-155页）。

所以，要合理处置香港近期的多种麻烦冲突，一方面，香港人不要把任何社会和经济议题都政治化；同时，中国大陆也无需对目前香港少数年轻人的过激言论太惊诧。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6508?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