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部在三甲塬被谢子长部缴械实在够搞

最近温习军史，发现刘志丹部曾在三甲塬被谢子长部缴过枪，这二位可是西北革命史上的亲密战友，咋回事？

1931年10月20日，阎红彦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北支队与刘志丹指挥的南梁游击队在合水县灵锦庙一带会合。当时两支队伍一片欢欣喜悦，阎红彦后来回忆，他看到刘志丹后非常激动，还把自己心爱的匣子枪送给了刘志丹作为见面礼。

10月30日，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于来到南梁，向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求将两支游击队整顿改编，正式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将游击区域扩大到关中交界。随后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为委员，统一指挥陕北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的行动。同时进行了临时编队，将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由谢子长任支队长；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由刘志丹任支队长。

两支游击队合在一起共同斗争当然是好事，但也要看到队伍的成分很复杂，既有党团员和知识分子，又有手工业工人、贫困农民，还有封建帮会出身者和绿林人士，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浓厚，组织纪律很涣散。即使是在正规的红军里，要改造这种队伍也需费时费力，更不要说陕北地区严酷的斗争环境根本不允许安心进行队伍建设了。南梁地区天高皇帝远，打游击的条件好，与之相伴的则是经济极度穷困，养不活较多的军队。两支游击队合并后已达700余人，力量是增强了，但给养接济立时就成了头等问题。当时经过研究后，队委会决定向庆阳方向转移，先解决粮食和冬衣问题，安定下来后再进行队伍整顿。11月初，游击队离开南梁向庆阳转移。到达庆阳东北侧的新堡后，队伍驻下来进行短暂休整。在此期间，陈圭璋与陕西军阀的矛盾加剧，又加紧了招兵买马。为解决目前面临的实际困难，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接受陈圭璋部改编，利用敌人间的矛盾来发展生息。随后派人前去平凉与陈圭璋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游击队暂编为陈部第11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队伍驻防在庆阳新堡一带。陈圭璋不久就按照协议拨付了一部分粮饷和冬衣，游击队解决了燃眉之急，随后转入休整和训练。为了加强领导层内部团结，谢子长、刘志丹还利用当时陕甘地区的社会习惯和传统，采用了拜把子、结金兰的帮会手段，与阎红彦、杨重远、刘约三、马云泽、杨琪、杨鼎、师储杰、赵连璧、白锡林、贾生财等16名主要干部结了《金兰谱》，换帖结为兄弟，约定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

12月中旬时，陕西省委派人下来传达指示，要求抓紧时间整顿改编部队。同时严厉批评游击队接受陈圭璋部改编和收编绿林武装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整顿后脱离陈圭璋部南下，并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新的形势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省委指示，谢子长准备组织部队转移。因陈圭璋一直防范游击队，早在驻地周围布下了防线。谢子长、刘志丹当机立断，于1932年1月8日率领部队突然出动，消灭了陈圭璋部2个连，突出了包围，转移到了合水县柴桥子村。在这里，部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下辖2个支队和1个警卫大队共700余人，有枪400多支，其余武器为刀矛。其中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刘志丹兼任支队长。不久，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到反帝同盟军巡视，要求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的红军，打出红旗，南下到渭北的旬邑、三原和甘肃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随后部队移驻到甘肃正宁县三甲塬（也称三嘉塬）进行整训，为改编成红军做准备。在这里，发生了西北革命史上影响极为恶劣的“三甲塬事件”。

在三甲塬整训期间，有群众反映刘志丹的第二支队纪律不好，在外出打土豪时抢老百姓的牲口财物，还强奸妇女，特别是赵二娃（即赵连璧）部的情况更加严重。谢子长非常生气，就在1932年2月6日召开大会整顿纪律。会上谢子长宣布了赵连璧的错误后，命令缴他的枪。赵连璧听后下意识地按住了身上的两支枪，站在旁边的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也有回忆是阎红彦）立即开枪打死了赵连璧。接着谢子长下令缴第二支队的枪，阎红彦立即带人围住了第二支队，把枪都给缴了，又打死打伤了数人，现场一片混乱。当时刘志丹就站在谢子长身边，见状不动声色。有战士还上去把刘志丹的佩枪收了，有人喝止，刘志丹笑着说：“没关系，让他收去。”谢子长知道后又亲自把枪还给了刘志丹，并耐人寻味地说：“我们收了土匪的枪，并没有把你当成土匪。” 另外还有一说，是把刘志丹扣押了3天，直到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

这次缴枪事件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不光打死了第二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和三大队副大队长谷聚山，打伤了二大队副大队长白冠五等人，还把第二支队给解散了，仅留下了几十个人，其余干部战士全部被开除出了反帝同盟军。刘志丹历尽千辛万苦搞起来的400多人的革命队伍顷刻间就被自己的同志给消灭了，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本来第二支队的人枪都多于第一支队，只要刘志丹一声令下，完全可以自卫，甚至解决掉第一支队。然而刘志丹在关键时刻以大局为重，竭力忍让，避免了革命队伍内部更严重的自相残杀。这次缴枪还吓坏了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他本来就是烟商武装出身，对共产革命并没有多深的认识。见到赵连璧等人的悲惨下场，师储杰害怕自己也因所谓“成分复杂不可靠”而遭到清洗，当晚即带着第一支队的200多人拖枪逃跑，去投降了杨虎城。这样一来，反帝同盟军只剩下了100多人枪，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削弱。

三甲塬缴枪事件的公开原因被称为是要贯彻陕西省委的指示，整顿部队后改编成红军，因而整肃军纪。然而省委在先前的指示中，对整顿部队是强调“加以毫不客气的批评，如果教育再不能改正时，即严格地加以组织上的制裁，把党内的异己分子逐渐淘汰出去。”这仍然是要求以批评教育为主，即使进行组织制裁也没有允许搞激烈的缴枪杀人行动。难怪事后刘志丹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了“三甲塬事件”的经过后，省委去信批评了谢子长等人的做法：“你们整天喊‘游击队成分不好’，你们不加强教育，把我们决议和指示不在群众中讨论，封锁起来，不让群众知道。因此，改造的办法只有把‘坏分子’开除，把整个部队的武装解除。”
最近温习军史，发现刘志丹部曾在三甲塬被谢子长部缴过枪，这二位可是西北革命史上的亲密战友，咋回事？

1931年10月20日，阎红彦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北支队与刘志丹指挥的南梁游击队在合水县灵锦庙一带会合。当时两支队伍一片欢欣喜悦，阎红彦后来回忆，他看到刘志丹后非常激动，还把自己心爱的匣子枪送给了刘志丹作为见面礼。

10月30日，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于来到南梁，向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求将两支游击队整顿改编，正式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将游击区域扩大到关中交界。随后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为委员，统一指挥陕北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的行动。同时进行了临时编队，将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由谢子长任支队长；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由刘志丹任支队长。

两支游击队合在一起共同斗争当然是好事，但也要看到队伍的成分很复杂，既有党团员和知识分子，又有手工业工人、贫困农民，还有封建帮会出身者和绿林人士，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浓厚，组织纪律很涣散。即使是在正规的红军里，要改造这种队伍也需费时费力，更不要说陕北地区严酷的斗争环境根本不允许安心进行队伍建设了。南梁地区天高皇帝远，打游击的条件好，与之相伴的则是经济极度穷困，养不活较多的军队。两支游击队合并后已达700余人，力量是增强了，但给养接济立时就成了头等问题。当时经过研究后，队委会决定向庆阳方向转移，先解决粮食和冬衣问题，安定下来后再进行队伍整顿。11月初，游击队离开南梁向庆阳转移。到达庆阳东北侧的新堡后，队伍驻下来进行短暂休整。在此期间，陈圭璋与陕西军阀的矛盾加剧，又加紧了招兵买马。为解决目前面临的实际困难，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接受陈圭璋部改编，利用敌人间的矛盾来发展生息。随后派人前去平凉与陈圭璋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游击队暂编为陈部第11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队伍驻防在庆阳新堡一带。陈圭璋不久就按照协议拨付了一部分粮饷和冬衣，游击队解决了燃眉之急，随后转入休整和训练。为了加强领导层内部团结，谢子长、刘志丹还利用当时陕甘地区的社会习惯和传统，采用了拜把子、结金兰的帮会手段，与阎红彦、杨重远、刘约三、马云泽、杨琪、杨鼎、师储杰、赵连璧、白锡林、贾生财等16名主要干部结了《金兰谱》，换帖结为兄弟，约定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

12月中旬时，陕西省委派人下来传达指示，要求抓紧时间整顿改编部队。同时严厉批评游击队接受陈圭璋部改编和收编绿林武装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整顿后脱离陈圭璋部南下，并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新的形势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省委指示，谢子长准备组织部队转移。因陈圭璋一直防范游击队，早在驻地周围布下了防线。谢子长、刘志丹当机立断，于1932年1月8日率领部队突然出动，消灭了陈圭璋部2个连，突出了包围，转移到了合水县柴桥子村。在这里，部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下辖2个支队和1个警卫大队共700余人，有枪400多支，其余武器为刀矛。其中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刘志丹兼任支队长。不久，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到反帝同盟军巡视，要求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的红军，打出红旗，南下到渭北的旬邑、三原和甘肃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随后部队移驻到甘肃正宁县三甲塬（也称三嘉塬）进行整训，为改编成红军做准备。在这里，发生了西北革命史上影响极为恶劣的“三甲塬事件”。

在三甲塬整训期间，有群众反映刘志丹的第二支队纪律不好，在外出打土豪时抢老百姓的牲口财物，还强奸妇女，特别是赵二娃（即赵连璧）部的情况更加严重。谢子长非常生气，就在1932年2月6日召开大会整顿纪律。会上谢子长宣布了赵连璧的错误后，命令缴他的枪。赵连璧听后下意识地按住了身上的两支枪，站在旁边的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也有回忆是阎红彦）立即开枪打死了赵连璧。接着谢子长下令缴第二支队的枪，阎红彦立即带人围住了第二支队，把枪都给缴了，又打死打伤了数人，现场一片混乱。当时刘志丹就站在谢子长身边，见状不动声色。有战士还上去把刘志丹的佩枪收了，有人喝止，刘志丹笑着说：“没关系，让他收去。”谢子长知道后又亲自把枪还给了刘志丹，并耐人寻味地说：“我们收了土匪的枪，并没有把你当成土匪。” 另外还有一说，是把刘志丹扣押了3天，直到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

这次缴枪事件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不光打死了第二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和三大队副大队长谷聚山，打伤了二大队副大队长白冠五等人，还把第二支队给解散了，仅留下了几十个人，其余干部战士全部被开除出了反帝同盟军。刘志丹历尽千辛万苦搞起来的400多人的革命队伍顷刻间就被自己的同志给消灭了，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本来第二支队的人枪都多于第一支队，只要刘志丹一声令下，完全可以自卫，甚至解决掉第一支队。然而刘志丹在关键时刻以大局为重，竭力忍让，避免了革命队伍内部更严重的自相残杀。这次缴枪还吓坏了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他本来就是烟商武装出身，对共产革命并没有多深的认识。见到赵连璧等人的悲惨下场，师储杰害怕自己也因所谓“成分复杂不可靠”而遭到清洗，当晚即带着第一支队的200多人拖枪逃跑，去投降了杨虎城。这样一来，反帝同盟军只剩下了100多人枪，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削弱。

三甲塬缴枪事件的公开原因被称为是要贯彻陕西省委的指示，整顿部队后改编成红军，因而整肃军纪。然而省委在先前的指示中，对整顿部队是强调“加以毫不客气的批评，如果教育再不能改正时，即严格地加以组织上的制裁，把党内的异己分子逐渐淘汰出去。”这仍然是要求以批评教育为主，即使进行组织制裁也没有允许搞激烈的缴枪杀人行动。难怪事后刘志丹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了“三甲塬事件”的经过后，省委去信批评了谢子长等人的做法：“你们整天喊‘游击队成分不好’，你们不加强教育，把我们决议和指示不在群众中讨论，封锁起来，不让群众知道。因此，改造的办法只有把‘坏分子’开除，把整个部队的武装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