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让人拿得起、放不下——专访《见证中国核潜艇》作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04:21:53


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http://www.cnnc.com.cn/publish/portal0/tab449/info79238.htm


杨连新,高级工程师,中国核学会会员。中国科普怍家协会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北京市青少年志愿科普顾问团顾问;曾担任中国船用核动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8月生,祖籍陕西省米脂县,毕业于清华大学、海军工程学院、海军指挥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著有《核潜艇使用与管理》、《国外核潜艇事故》、《核潜艇纵横谈》、《世界核潜艇图集》、《人身保险100问》等书籍;发表文章50余篇;5次荣获全军科学技术进步奖。传略被收入《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外名入辞典》等。

  
    记:在您心中,第一代核潜艇对我们国家的意义是什么?

  杨:我个人感觉第一代核潜艇对我国的意义有两方面:核潜艇的主要作用是核反击力量,也就是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具备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真正确定了我国在国际上大国强国的地位。我们国家对外发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准备好承受核打击后具备反击力量。核潜艇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攻击力大,也不容易被摧毁,如果核设施在陆地被摧毁的可能性是90%,那么水下核潜艇被摧毁的可能性正好相反,是10%。英国前国防大臣皮姆说过一句被许多军事专家认可的话。他说:战争时期只要在海洋中还剩下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就可以让对方难以承受核打击。所以第一代核潜艇对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这样的大国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强国,其他国家不再敢欺负我们。第二个意义是,带动和促进其他科技和工业的发展。核潜艇的研制是一项集高尖新技术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学工程,我们国家核潜艇都能研制成功,那接下来核电站、航空母舰等科技势必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借鉴和发展。

  记:您认为第一代核潜艇人的梦想是什么?

  杨:其实他们想自己很少,也许只有一条,那就是让中国强大,不再受欺辱。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受到列强的欺负,参加第一代核潜艇研制的那代人大多都经历过那个时期,他们从内心本能的希望中国强大,想为新中国做点什么,报效国家。由于核潜艇绝密的特殊性,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默默无闻地从事工作,默默无闻一辈子地活,默默无闻地走,他们不求取什么。

  记:您在采访中感受到的第一代核潜艇人的精神是什么?

  杨:首先是责任大于天。采访中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说:“我感到责任很大并激励着我。”驾驶核潜艇第一人杨玺将军说:“人民的安宁就是我们的幸福。”为核潜艇把关的“保护神”孟庆宁说:“要为历史负责的责任感,促使我努力地为中国核潜艇的研制而奋斗。” 坚守核潜艇40余年的张金麟总设计师说:“支撑我工作的是两个字:责任,只有这两个字让我拿得起、放不下。”

  关于核潜艇的精神我归纳为:责大于天的爱国精神、白手起家的开创精神、攻坚克难的奋争精神、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严谨科学的求实精神、凝心聚力的协同精神。

  记:就您自己而言,一提到核潜艇,您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杨:跟随核潜艇首次长航。1981年11月16日至12月17日,我作为海军装备部门的助理员,跟随一艘新服役的核潜艇,参加了31个昼夜的海上长距离航行,这是核潜艇交付海军之后向深海迈出的第一步,是我国第一次对核潜艇装备质量和艇员素质、能力的集中检验。

  这次长航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单独执行的最重要的任务,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压力比同去的海军司令部潜艇部陈叔韩副部长还要大。有人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过:你是被当作“人质”请到核潜艇上来的,装备质量如何,你可是直接见证人。核潜艇一离开码头,我就开始处于“兴奋”状态,随身携带着早已准备好的《主要装备使用情况表》、《装备存在问题表》等。我是学习核动力专业的,而核潜艇上的大多数技术我并不熟悉,所以除了关心核动力以外,还要尽可能了解其他专业的情况。我每天都从艇首钻到艇尾,到全艇各个战位了解情况,查看主要设备的运行参数登记簿,特别是对核反应堆、蒸汽发生器、主循环水泵、造水装置、综合空调装置、放射性检测装置等重点设备更是格外关注,我详细地做着登记,稍有疑问就仔细琢磨和分析,不敢有一点马虎。

  出海后的最初几天,核潜艇曾发生意外停堆,机舱的温度高达40多度,潜艇被迫上浮检查。浮到水面后,恰逢海上刮着八九级的大风。在诺大的海面,核潜艇好似一只汽油桶,随风浪上下左右颠簸沉浮,左右摇摆度甚至达到90度,桌面上的物品纷纷滑落,人根本站立不住,好像在荡秋千,很多艇员都晕船呕吐了。我的胃里也如翻江倒海一般,太难受了就倒在床上歇一会儿,但艇员们仍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刚出航就碰到这样的不顺,似乎老天故意给我们来个“下马威”,但在全艇人员的努力下,排除了故障后,继续潜入水下,舱室里一切又都渐渐恢复了平静,好像是在陆地的屋子里一样平稳,真是上下两重天呀!但我的心却如大海的波涛一样仍然起伏不定。

  大概出航10天后,核潜艇好像被驯服的猛鲨,艇上装备开始稳定运行,并一直安全工作到返航。潜艇在水下累计航行了25天,占全部航程的80%;最长一次连续潜航14天,航程数千海里。记得潜艇每次上浮后,我总要钻出憋屈的舱室,急切地爬到舰桥上,深深地吸着大自然的空气,耳边只有大海的低吼声和潜艇击水的哗哗声。如果赶上阴云密布的夜间,黑幕犹如一只巨大的魔兽,仿佛瞬间会把整条艇吞噬下去;天海相连,更是积蓄着无穷的能量,好像随时都会把钢铁之躯挤压得粉碎。在这无垠的海洋之中,我感到自己那么渺小,心中的浮躁也被大海的波涛涤荡得干干净净。我乘坐着自己亲自验收的核潜艇奔驰在万里海疆上,感到无比的自豪。

  在全潜航行试验期间,由于长时间与世隔绝,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吃不上可口的饭菜,机械噪声24小时不绝于耳,许多人出现失眠、食欲不振、对远航食品反感等不适应现象;海上的文化生活也极为枯燥,印象中只有《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几部老电影反复上演;我平时最不愿意从厨房经过,因为一闻到那里的饭菜味道就恶心。那时最渴望的是回归大地,尽情地在草地上打滚,融入花草、树木、山峦中去亲吻大自然。

  1981年12月17日早晨8点,核潜艇不负众望,胜利完成了31昼夜的长航任务返回了军港,全艇人员的激动心情难以抑制。在返航后的庆祝会餐中,大家不顾“路途”的疲劳,洒脱地喝酒,放松地齐声呼喊,互相祝贺,尽情释放。由于长期在水下生活,我返航后有一个多星期仍感觉是在大海上:大地微微摇晃,耳中仍然回响着隆隆的机器轰鸣声。




  记:什么缘由使您决定用六年的时间来写《见证中国核潜艇》这本书呢?

  杨:是情怀也是使命。我的父母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我对国家、对党有着最朴素的感恩思想。从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到2000年退休,30来年我没有离开过核潜艇。在清华大学攻读核动力专业理论知识毕业后,最初分配在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担任基层军事代表,以后又在海军装备技术部、海军核潜艇部队领导小组办公室、海军司令部、海军装备修理部等不同部门工作,都跟核潜艇有关,我积累和掌握了大量有关核潜艇的资料,也看到了核潜艇人一代又一代的艰辛付出。这30多年来,我跟核潜艇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我把核潜艇当作自己的兄弟,退休后又曾经参加过几年第二代核潜艇建造现场的核安全监督工作。我们国家核潜艇搞了半个多世纪,第一代人从20几岁开始从事此项工作,现在都已经七八十岁,这些人逐渐地老去,近几年又逐渐地离开。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们,或者说是为了国家,尽我的一己之力,做些抢救保护工作,为国家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让后来人永远记住他们,也为让半个世纪以来那些为祖国默默奉献的“核潜艇人”得到一点心理慰藉。

  记:在采访和写书的过程中,是否有很多让您感动的事情?

  杨:写这本书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并不是单位、组织对我的要求,我拿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资力,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大多数时间我遇到的都是让我感动和欣慰的事情。这本书蕴含着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情怀。

  我写书的时候,核潜艇副总设计师赵仁恺已经病重,那个时候我给他发邮件,让他来审阅一些相关资料。我跟他老人家说,要是觉得我写的符合事实,就写一个“是”字,如果觉得不符合事实就写两个字“不是”。有一天他感觉不错的时候,从病床上起来打开邮件,用颤抖的双手艰难地打了一个“是”字,回复我的邮件,而这竟然是他最后一次敲打键盘。




  陈谭生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就担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组组长薛宗华的秘书,他在去世之前还拉着我的手说:“小杨,我走不了,我好好的,我要看着你的这本书出来后再走。”

  记:最初写这本书的情绪和写完这本书的情绪有变化吗?是怎样的变化?

  杨:刚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种冲动,写完这本书之后是一种释怀。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到:当我用已经疲顿的手和有些昏花的眼慢慢翻阅着渗透心血的厚厚稿件时,释然、欣慰、振奋、喜悦、留恋、期盼……百感交集。我作为一名曾经多年战斗在核潜艇战线的老兵,再一次向渐行渐远的先驱者和烈士们,向仍在为中国核潜艇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向将要接过核潜艇事业大旗的后来人致以崇高的军礼!

  这本书写完了,出版了,但我要为核潜艇做的事情还在继续,借用张金麟总师的话说:唯有责任这两个字,让我们拿得起,却放不下。(叶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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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新,高级工程师,中国核学会会员。中国科普怍家协会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北京市青少年志愿科普顾问团顾问;曾担任中国船用核动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8月生,祖籍陕西省米脂县,毕业于清华大学、海军工程学院、海军指挥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著有《核潜艇使用与管理》、《国外核潜艇事故》、《核潜艇纵横谈》、《世界核潜艇图集》、《人身保险100问》等书籍;发表文章50余篇;5次荣获全军科学技术进步奖。传略被收入《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外名入辞典》等。

  
    记:在您心中,第一代核潜艇对我们国家的意义是什么?

  杨:我个人感觉第一代核潜艇对我国的意义有两方面:核潜艇的主要作用是核反击力量,也就是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具备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真正确定了我国在国际上大国强国的地位。我们国家对外发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准备好承受核打击后具备反击力量。核潜艇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攻击力大,也不容易被摧毁,如果核设施在陆地被摧毁的可能性是90%,那么水下核潜艇被摧毁的可能性正好相反,是10%。英国前国防大臣皮姆说过一句被许多军事专家认可的话。他说:战争时期只要在海洋中还剩下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就可以让对方难以承受核打击。所以第一代核潜艇对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这样的大国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强国,其他国家不再敢欺负我们。第二个意义是,带动和促进其他科技和工业的发展。核潜艇的研制是一项集高尖新技术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学工程,我们国家核潜艇都能研制成功,那接下来核电站、航空母舰等科技势必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借鉴和发展。

  记:您认为第一代核潜艇人的梦想是什么?

  杨:其实他们想自己很少,也许只有一条,那就是让中国强大,不再受欺辱。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受到列强的欺负,参加第一代核潜艇研制的那代人大多都经历过那个时期,他们从内心本能的希望中国强大,想为新中国做点什么,报效国家。由于核潜艇绝密的特殊性,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默默无闻地从事工作,默默无闻一辈子地活,默默无闻地走,他们不求取什么。

  记:您在采访中感受到的第一代核潜艇人的精神是什么?

  杨:首先是责任大于天。采访中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说:“我感到责任很大并激励着我。”驾驶核潜艇第一人杨玺将军说:“人民的安宁就是我们的幸福。”为核潜艇把关的“保护神”孟庆宁说:“要为历史负责的责任感,促使我努力地为中国核潜艇的研制而奋斗。” 坚守核潜艇40余年的张金麟总设计师说:“支撑我工作的是两个字:责任,只有这两个字让我拿得起、放不下。”

  关于核潜艇的精神我归纳为:责大于天的爱国精神、白手起家的开创精神、攻坚克难的奋争精神、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严谨科学的求实精神、凝心聚力的协同精神。

  记:就您自己而言,一提到核潜艇,您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杨:跟随核潜艇首次长航。1981年11月16日至12月17日,我作为海军装备部门的助理员,跟随一艘新服役的核潜艇,参加了31个昼夜的海上长距离航行,这是核潜艇交付海军之后向深海迈出的第一步,是我国第一次对核潜艇装备质量和艇员素质、能力的集中检验。

  这次长航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单独执行的最重要的任务,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压力比同去的海军司令部潜艇部陈叔韩副部长还要大。有人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过:你是被当作“人质”请到核潜艇上来的,装备质量如何,你可是直接见证人。核潜艇一离开码头,我就开始处于“兴奋”状态,随身携带着早已准备好的《主要装备使用情况表》、《装备存在问题表》等。我是学习核动力专业的,而核潜艇上的大多数技术我并不熟悉,所以除了关心核动力以外,还要尽可能了解其他专业的情况。我每天都从艇首钻到艇尾,到全艇各个战位了解情况,查看主要设备的运行参数登记簿,特别是对核反应堆、蒸汽发生器、主循环水泵、造水装置、综合空调装置、放射性检测装置等重点设备更是格外关注,我详细地做着登记,稍有疑问就仔细琢磨和分析,不敢有一点马虎。

  出海后的最初几天,核潜艇曾发生意外停堆,机舱的温度高达40多度,潜艇被迫上浮检查。浮到水面后,恰逢海上刮着八九级的大风。在诺大的海面,核潜艇好似一只汽油桶,随风浪上下左右颠簸沉浮,左右摇摆度甚至达到90度,桌面上的物品纷纷滑落,人根本站立不住,好像在荡秋千,很多艇员都晕船呕吐了。我的胃里也如翻江倒海一般,太难受了就倒在床上歇一会儿,但艇员们仍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刚出航就碰到这样的不顺,似乎老天故意给我们来个“下马威”,但在全艇人员的努力下,排除了故障后,继续潜入水下,舱室里一切又都渐渐恢复了平静,好像是在陆地的屋子里一样平稳,真是上下两重天呀!但我的心却如大海的波涛一样仍然起伏不定。

  大概出航10天后,核潜艇好像被驯服的猛鲨,艇上装备开始稳定运行,并一直安全工作到返航。潜艇在水下累计航行了25天,占全部航程的80%;最长一次连续潜航14天,航程数千海里。记得潜艇每次上浮后,我总要钻出憋屈的舱室,急切地爬到舰桥上,深深地吸着大自然的空气,耳边只有大海的低吼声和潜艇击水的哗哗声。如果赶上阴云密布的夜间,黑幕犹如一只巨大的魔兽,仿佛瞬间会把整条艇吞噬下去;天海相连,更是积蓄着无穷的能量,好像随时都会把钢铁之躯挤压得粉碎。在这无垠的海洋之中,我感到自己那么渺小,心中的浮躁也被大海的波涛涤荡得干干净净。我乘坐着自己亲自验收的核潜艇奔驰在万里海疆上,感到无比的自豪。

  在全潜航行试验期间,由于长时间与世隔绝,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吃不上可口的饭菜,机械噪声24小时不绝于耳,许多人出现失眠、食欲不振、对远航食品反感等不适应现象;海上的文化生活也极为枯燥,印象中只有《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几部老电影反复上演;我平时最不愿意从厨房经过,因为一闻到那里的饭菜味道就恶心。那时最渴望的是回归大地,尽情地在草地上打滚,融入花草、树木、山峦中去亲吻大自然。

  1981年12月17日早晨8点,核潜艇不负众望,胜利完成了31昼夜的长航任务返回了军港,全艇人员的激动心情难以抑制。在返航后的庆祝会餐中,大家不顾“路途”的疲劳,洒脱地喝酒,放松地齐声呼喊,互相祝贺,尽情释放。由于长期在水下生活,我返航后有一个多星期仍感觉是在大海上:大地微微摇晃,耳中仍然回响着隆隆的机器轰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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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什么缘由使您决定用六年的时间来写《见证中国核潜艇》这本书呢?

  杨:是情怀也是使命。我的父母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我对国家、对党有着最朴素的感恩思想。从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到2000年退休,30来年我没有离开过核潜艇。在清华大学攻读核动力专业理论知识毕业后,最初分配在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担任基层军事代表,以后又在海军装备技术部、海军核潜艇部队领导小组办公室、海军司令部、海军装备修理部等不同部门工作,都跟核潜艇有关,我积累和掌握了大量有关核潜艇的资料,也看到了核潜艇人一代又一代的艰辛付出。这30多年来,我跟核潜艇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我把核潜艇当作自己的兄弟,退休后又曾经参加过几年第二代核潜艇建造现场的核安全监督工作。我们国家核潜艇搞了半个多世纪,第一代人从20几岁开始从事此项工作,现在都已经七八十岁,这些人逐渐地老去,近几年又逐渐地离开。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们,或者说是为了国家,尽我的一己之力,做些抢救保护工作,为国家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让后来人永远记住他们,也为让半个世纪以来那些为祖国默默奉献的“核潜艇人”得到一点心理慰藉。

  记:在采访和写书的过程中,是否有很多让您感动的事情?

  杨:写这本书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并不是单位、组织对我的要求,我拿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资力,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大多数时间我遇到的都是让我感动和欣慰的事情。这本书蕴含着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情怀。

  我写书的时候,核潜艇副总设计师赵仁恺已经病重,那个时候我给他发邮件,让他来审阅一些相关资料。我跟他老人家说,要是觉得我写的符合事实,就写一个“是”字,如果觉得不符合事实就写两个字“不是”。有一天他感觉不错的时候,从病床上起来打开邮件,用颤抖的双手艰难地打了一个“是”字,回复我的邮件,而这竟然是他最后一次敲打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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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谭生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就担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组组长薛宗华的秘书,他在去世之前还拉着我的手说:“小杨,我走不了,我好好的,我要看着你的这本书出来后再走。”

  记:最初写这本书的情绪和写完这本书的情绪有变化吗?是怎样的变化?

  杨:刚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种冲动,写完这本书之后是一种释怀。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到:当我用已经疲顿的手和有些昏花的眼慢慢翻阅着渗透心血的厚厚稿件时,释然、欣慰、振奋、喜悦、留恋、期盼……百感交集。我作为一名曾经多年战斗在核潜艇战线的老兵,再一次向渐行渐远的先驱者和烈士们,向仍在为中国核潜艇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向将要接过核潜艇事业大旗的后来人致以崇高的军礼!

  这本书写完了,出版了,但我要为核潜艇做的事情还在继续,借用张金麟总师的话说:唯有责任这两个字,让我们拿得起,却放不下。(叶娟)
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脑海中徘徊的是这首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再适合不过当代潜艇兵了。
国家脊梁的纪念册
老一代相当不易!向他们致敬!!!
老一辈人那种精神现在所剩不多了
记得还有个“乱拍板”。
091技术落后,达到满足战备执勤下水开始计算还过了好几年,但是这是一个起点,解决了有的问题,有了一个完整流程的队伍,建立了一套制造体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起步
信仰与担当。
这就是责任!
朴实无华的文字,心底涌起崇高的敬意。感觉比看那年那兔还让人激动。
老一辈人那种精神现在所剩不多了
厚古薄今的老套路能少用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