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一条铁路搞倒了一个王朝

1903年9月，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等公司,此后，商办铁路开始兴建。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川人强烈要求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1909年，留学日本的四川人蒲殿俊，在东京隔海上书，“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列强是工业社会，中国也必须实业救国……” 并号召川人自筹路款，自修铁路。
　　亢奋不已的四川百姓,坐在茶馆里兴奋地谈论着“股票”这个新名词的买进卖出。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股票”筹措路款,川人纷纷入股，共募得白银1400余万两，川汉铁路东端从湖北宜昌到四川万县的一段开始动工,“自修铁路”的梦想距离实现指日可待。对于那时候出川只能依靠水路的四川人来说，对这条沟通“天堑”的铁路寄予的厚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针对川汉铁路这条深入中国内地的铁路干线，帝国主义也一直在争夺其修筑权。
　　彼时的蒲殿俊，还不是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称谓的“保路运动领袖”，只是东京众多清朝留学生中为数不多留着长辫子的“立宪派”之一。铁路在他的眼里还只是“实业救国”的一个缩影而已。
　　留学生蒲殿俊在两年后回到四川，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同时当选为“川汉铁路川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他在成都租赁了一所宽大的房子，还在大门左右挂起两块硕大的木牌，写上光绪皇帝的圣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
　　川人自筹路款的“状况”到底有多火热？四川大学研究保路运动的专家陈廷湘告诉记者，在川汉铁路的募集资金阶段，采用的是“官股”“商股”加上“民股”合资的方式，“绝大多数四川的百姓都和川汉铁路息息相关，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
　　当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时，后来和蒲殿俊同为保路运动领袖的邓孝可，正在担任着《蜀报》的主编。1911年5月17日，消息灵通的他率先得知了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信息，一面让手下报信，一面手忙脚乱地在报纸上刊发了号外。第二天早晨，“路权国有”的消息立马震撼成都的大街小巷。
　　“清政府要收回路权，同时拒绝偿还路款，川人手中的‘股票’顿时成了‘废纸’，这伤害的远不止是乡绅的利益。所以保路运动才会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陈廷湘分析。
　　保路权，争路款，和平反抗
　　“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真正将“身家性命”都搭在铁路上的时候，蒲殿俊这才发现“保路”远不是“上书”那么简单。
　　1911年6月，他和罗纶、邓孝可一道，率领一众破产“股民”，走出茶馆来到街头，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几天过后，示威没有起到任何用途，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
　　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
　　翻阅百年前《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影印资料可以读到，“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四门厘税亦停。”至9月13日，报载“成都附属十六州县、绵州属五县、资属三县、眉属三县俱同时罢市，各中小学堂一律罢课。”
　　罢市罢课来势汹汹，但蒲殿俊的直接目的依然是索回路款而已，此时的他还在痴痴地等待着四川总督赵尔丰实现承诺，发回路款，便愿意将川汉铁路的路权拱手上交。
　　在成都人民公园一隅的保路运动史料纪念馆里，保路同志会的斗争史和四川政局变化点滴都被完整保存。纪念馆里灯光昏黄，偌大的展厅里只有记者一人。一片寂静中，一份1911年的《西顾报》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无疑，彼时的“保路”，仍属“和平请愿运动”的性质。
　　但是被一条铁路搅乱的四川已无法平静，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
　　“成都血案”引爆巴蜀风雷
　　“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孙中山
　　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
　　“从和平请愿到武装暴动，《自保商榷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廷湘强调，这份《商榷书》是赵尔丰下决心镇压“保路同志会”的转折点。
　　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为了纪念“成都血案”中牺牲的30余名壮士，川汉铁路公司在1913年专门铸造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纪念碑的选址便在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碑身高达31.86米，碑座四面的铁轨、火车头、信号灯转折器和自动联接器已经被岁月侵蚀的模糊不清。如今公园里游人如织，但却少有人会在纪念碑身旁短暂停留。
　　“成都血案”当晚，顺着锦江留下的数十片木板成为蓉城和外界信息沟通的媒介。同盟会成员相互通告血案，要求同志迅速自保自救。“水电报”如今在四川博物院(微博)的“辛亥百年”纪念展中还有仿制品，但具体的详情已无法复原，只有一位川籍作家用浪漫主义的笔法描写过当时人们奔走传阅“水电报”的经过：“蓑笠钓者，赤足挽袖，捞上水中漂木。木板长尺余，遍涂桐油，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雁阵声声，江流滔滔，木叶袅袅。”
　　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立即发动了保路同志军起义进军包围成都的武装起义枪声打响了。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清政府获知消息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武汉出现空虚，当地革命党人的机会悄然出现了……孙中山后来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1903年9月，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等公司,此后，商办铁路开始兴建。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川人强烈要求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1909年，留学日本的四川人蒲殿俊，在东京隔海上书，“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列强是工业社会，中国也必须实业救国……” 并号召川人自筹路款，自修铁路。
　　亢奋不已的四川百姓,坐在茶馆里兴奋地谈论着“股票”这个新名词的买进卖出。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股票”筹措路款,川人纷纷入股，共募得白银1400余万两，川汉铁路东端从湖北宜昌到四川万县的一段开始动工,“自修铁路”的梦想距离实现指日可待。对于那时候出川只能依靠水路的四川人来说，对这条沟通“天堑”的铁路寄予的厚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针对川汉铁路这条深入中国内地的铁路干线，帝国主义也一直在争夺其修筑权。
　　彼时的蒲殿俊，还不是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称谓的“保路运动领袖”，只是东京众多清朝留学生中为数不多留着长辫子的“立宪派”之一。铁路在他的眼里还只是“实业救国”的一个缩影而已。
　　留学生蒲殿俊在两年后回到四川，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同时当选为“川汉铁路川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他在成都租赁了一所宽大的房子，还在大门左右挂起两块硕大的木牌，写上光绪皇帝的圣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
　　川人自筹路款的“状况”到底有多火热？四川大学研究保路运动的专家陈廷湘告诉记者，在川汉铁路的募集资金阶段，采用的是“官股”“商股”加上“民股”合资的方式，“绝大多数四川的百姓都和川汉铁路息息相关，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
　　当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时，后来和蒲殿俊同为保路运动领袖的邓孝可，正在担任着《蜀报》的主编。1911年5月17日，消息灵通的他率先得知了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信息，一面让手下报信，一面手忙脚乱地在报纸上刊发了号外。第二天早晨，“路权国有”的消息立马震撼成都的大街小巷。
　　“清政府要收回路权，同时拒绝偿还路款，川人手中的‘股票’顿时成了‘废纸’，这伤害的远不止是乡绅的利益。所以保路运动才会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陈廷湘分析。
　　保路权，争路款，和平反抗
　　“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真正将“身家性命”都搭在铁路上的时候，蒲殿俊这才发现“保路”远不是“上书”那么简单。
　　1911年6月，他和罗纶、邓孝可一道，率领一众破产“股民”，走出茶馆来到街头，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几天过后，示威没有起到任何用途，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
　　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
　　翻阅百年前《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影印资料可以读到，“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四门厘税亦停。”至9月13日，报载“成都附属十六州县、绵州属五县、资属三县、眉属三县俱同时罢市，各中小学堂一律罢课。”
　　罢市罢课来势汹汹，但蒲殿俊的直接目的依然是索回路款而已，此时的他还在痴痴地等待着四川总督赵尔丰实现承诺，发回路款，便愿意将川汉铁路的路权拱手上交。
　　在成都人民公园一隅的保路运动史料纪念馆里，保路同志会的斗争史和四川政局变化点滴都被完整保存。纪念馆里灯光昏黄，偌大的展厅里只有记者一人。一片寂静中，一份1911年的《西顾报》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无疑，彼时的“保路”，仍属“和平请愿运动”的性质。
　　但是被一条铁路搅乱的四川已无法平静，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
　　“成都血案”引爆巴蜀风雷
　　“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孙中山
　　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
　　“从和平请愿到武装暴动，《自保商榷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廷湘强调，这份《商榷书》是赵尔丰下决心镇压“保路同志会”的转折点。
　　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为了纪念“成都血案”中牺牲的30余名壮士，川汉铁路公司在1913年专门铸造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纪念碑的选址便在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碑身高达31.86米，碑座四面的铁轨、火车头、信号灯转折器和自动联接器已经被岁月侵蚀的模糊不清。如今公园里游人如织，但却少有人会在纪念碑身旁短暂停留。
　　“成都血案”当晚，顺着锦江留下的数十片木板成为蓉城和外界信息沟通的媒介。同盟会成员相互通告血案，要求同志迅速自保自救。“水电报”如今在四川博物院(微博)的“辛亥百年”纪念展中还有仿制品，但具体的详情已无法复原，只有一位川籍作家用浪漫主义的笔法描写过当时人们奔走传阅“水电报”的经过：“蓑笠钓者，赤足挽袖，捞上水中漂木。木板长尺余，遍涂桐油，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雁阵声声，江流滔滔，木叶袅袅。”
　　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立即发动了保路同志军起义进军包围成都的武装起义枪声打响了。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清政府获知消息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武汉出现空虚，当地革命党人的机会悄然出现了……孙中山后来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