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共叛徒为何叛变后屠杀数百前战友：自觉海归未受重用 ...

苏美一（1900—1947)，又名苏成德，曾化名吴德、老五、山东老王等，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区总府口大街(今济宁市中区古槐路)，毙命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他47年的人生旅途，跌宕起伏，反差巨大。作为青岛纱厂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蚌埠党组织的创建人、中共六大的列席者，他名垂青史、永载史册；作为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汪伪特别警察署署长，成为屠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力量的刽子手，他又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苏美一，从投身工运、献身革命，沦落到叛党、叛国的红黑一生，不仅再次验证历史长河“泥沙俱下”的无奈和“大浪淘沙”的无情，也让这个历史怪胎成为后人“以史为鉴”的标本。
投身工运：组织青岛大罢工
1921年，苏美一从济宁中西中学毕业后，只身到济南谋生。在济南，他有幸结识中共一大代表、山东秘密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邓恩铭，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22年9月，苏美一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他前往青岛，进入日本大康纱厂做了一名摇纱工师。
1925年2月，3.5万人参加的“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同盟大罢工”取得胜利。同月，在中共青岛支部因势利导下，青岛四方机厂工会成立，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并取得部分胜利。悉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后，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备受鼓舞，中共青岛支部秘密指派四方机厂工会积极分子分头深入到大康等日商纱厂，创办工人夜校，培训工运骨干。3月，大康纱厂工会秘密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800余人，苏美一任工会委员长。大康纱厂日本厂主得知工人秘密组织工会后，十分惊恐。4月14日夜，厂主勾结地方军警闯入工厂，强行查没会员登记册，部分工会骨干被开除。4月18日，趁工人上班之际，日本警察持枪到大康纱厂工人宿舍破门搜查，没收工会文件，逮捕3名工会活动分子。为此，青岛支部立即召开会议，大康纱厂苏美一等30余名工会骨干参加，决定坚决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斗争。

会议还制定了详细的罢工计划，决定成立罢工指导委员会，下设组织、秘书、宣传、交际、会计、庶务、交通等部门，组织纠察队、捐款分配委员会和军警接待委员会，规定罢工期间罢工指导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会员要绝对服从和遵守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苏美一被推举为罢工总指挥。翌日晨，工人代表向日本厂主递交包括承认工会为工人正式代表之机关、每人每日一律加大洋一毛等“二十一条”要求，并限期24小时答复，否则举行罢工。日本厂主对此嗤之以鼻，并通报日本驻青岛领事以及地方军警，要求出面干涉和武装镇压。面对严峻的形势，工会决定提前举行罢工斗争。4月20日零点，有大康纱厂5000余名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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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工厂军警密布和资方断绝罢工工人伙食、封闭工人宿舍，工人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连日宣传罢工宣言、召开群众大会、组织游行示威。其间，为加强罢工的领导，中共山东地委主要成员王尽美等赶赴青岛，各地也选调几十名共青团员、学运骨干到青岛帮助工作。大康纱厂发起的罢工斗争得到青岛全市工人的积极响应。至4月底，四方机厂和青岛所有日商纱厂工人闻风而动，汇成2万人的罢工洪流，20多万枚纱锭全部停止运转。5月9日，工人代表向日本厂主提出9项复工条件，受到巨大经济损失的日本厂主只得签字同意，翌日各纱厂复工。
5月10日下午，1万余名罢工工人召开庆祝大会，工人代表苏美一、司铭章和上海代表江元清等先后登台演说，号召工人加强团结，奋勇前进。
复工后不久，日本厂主拒不履行9项承诺，并强行开除苏美一等51名工会代表。5月29日凌晨，2000余名军警冲进工厂，对工人开枪镇压，工人当场死亡8人，重伤17人，苏美一等75名工运骨干被捕。此为震惊全国的青岛“五二九惨案”。“青岛惨案”发生后，苏美一与司铭章等6人作为首犯被押送至济南军法处关押。5月30日，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因两起惨案仅一日之隔，被合称为“青沪惨案”。长淮特委与铁路工委相距约一公里，为保证特委的安全，铁路工委成为上级党组织传送文件、特委下辖党组织汇报工作的联络站和特委机关报《红旗报》的通联站。不久，随着人员往来的频繁和文件报刊的增多，为掩人耳目，苏美一在火车站西侧天主教堂旁租赁一间房子，独自承担特委联络任务。

叛党投敌：混得“混世魔王”
1931年，苏美一由蚌埠调往上海，先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治局特科工作，不久被调到上海互济会闸北法南区总会。这是中共中央在上海公开活动的合法组织，何叔衡为负责人。苏美一化名山东老王，通过秘密组织召集青年举办培训班，分析时事政治，宣传革命道理。次年，该会遭受严重破坏，党员损失惨重。
苏美一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从苏联回国后，他对被继续安排到蚌埠、法南区总会等基层工作十分不满，时常牢骚满腹：“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人，都在中央工作，而我却在最基层，我应该留在中央。”思想上发生急剧变化的苏美一，因不堪政治环境的险恶和生活条件的窘迫，并受其充任特务的兄弟苏成修引诱，便前往南京叛变，改名苏成德，投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并将掌握的上海、南京等地中共秘密组织情报作为“见面礼”全盘供出。为此，调查科主任徐恩曾不仅特许苏美一加入国民党，还委任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设计委员，专门对破坏共产党进行研究设计。苏美一的叛党，致使上海、南京等地中共秘密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量秘密党员被捕。1933年初，化名吴德的苏美一被提升为特工总部行动队长兼总部看守所主任、“自新人”招待所所长，全面负责对中共秘密组织的侦查破坏工作。之后，苏美一从南京调往上海，任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沪西分区主任，兼宁沪、沪杭两路党部调查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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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苏美一从已秘密叛变的中共党员张阿四口中得知，中共沪西区委已选拔张阿四到中共中央特科行动队（又称“红队”、“打狗队”）参加训练并成为“预备队员”。苏美一按照张阿四提供的线索，与国民党驻上海情报机关采取跟踪盯梢、蹲点守候等办法，密谋对“红队”队员实施“清剿”，造成赵轩、孟华庭、邝惠安、陈玉明、陈杰明等多名“红队”骨干先后被捕，大批中共秘密库存在上海的武器被破获。在遭反复劝降又遭受竹针、皮鞭、老虎凳、保险伞、辣椒水等酷刑后，翌年2月，宁死不屈的“红队”队长邝惠安以及队员赵轩、孟华庭、陈杰明等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被实施绞刑而牺牲。此次苏美一组织实施的“清剿”行动，使沪西区中共秘密组织蒙受严重破坏、军事物资遭受重大损失。此后，苏美一又升任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专司跟踪、逮捕、刑讯、暗杀活动。
从叛党投敌到升任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的一两年时间里，经苏美一之手被捕、被杀的共产党人达数百人之多，他用沾满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鲜血的双手，在“中统”内部混得“混世魔王”的绰号。
民族叛逆：沦为日伪鹰犬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苏美一眼见国民政府只能偏安重庆一隅，其趋炎附势的劣根性再次显现。1939年7月，见风使舵、贪生怕死的苏美一脱离“中统”，改投日伪“76号”特务机关，任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因机关位于南京颐和路21号而被冠以代号“21号”）。由此，苏美一屈膝沦为民族的罪人。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在南京粉墨登场，苏美一为委员。工于心计的苏美一甚至参与了汪系公馆派与周佛海实力派争权夺位的斗争。
苏美一入伙日伪特务机关后，继续指挥特务从事跟踪、逮捕、刑讯、暗杀活动，以戕害爱国志士和鱼肉人民。为表白对新主子死心塌地的忠诚，他在入伙的半个月时间内，利用自己曾任“中统”苏沪区副区长的便利，将“中统”潜伏在南京、上海的机构、人员一锅端作为“入伙礼”。
通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科主任黄香谷这条线索，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苏美一带人在上海慕尔鸣路逮捕张小通。张小通，系“中统”老牌特务，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调查统计室主任。当天晚上，苏美一亲自审讯张小通，要其供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任委员吴绍澍住址，张小通说不出来。为消除隐患，张小通被秘密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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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苏美一勾结已经落水的“军统”特务万里浪，一网打尽“军统”四大金刚之一、有“辣手书生”之称的上海特二区区长陈恭澍等20多人。苏美一的“功绩”受到日伪的赏识和嘉奖，从此平步青云。当年，他就被提升为汪伪特别警察署署长兼汪伪首都警察厅厅长、汪伪军事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授中将衔；次年，任伪警察总监署总监，授上将衔，组建特务组织“东方国际通讯社”，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1943年初，任汪伪政治工作局局长，组建代号“成和通运公司”的特务组织，编印《新路东报》，进行反共宣传。
1943年底，苏美一被调至上海，任伪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1944年初，眼见日本败局已定，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苏美一于上海成立“建国社”，打着“反共建国”的旗号，暗中与国民党“中统”接上关系，被“中统”策反为“地工人员”，掩护“中统”特工在上海活动。1945年1月，苏美一任伪上海市清乡事务局局长。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傀儡随之树倒猢狲散，龟缩上海家中的苏美一，深知自己罪孽深重，难以逃脱，仍觊觎保住卿卿性命。
罪有应得：毙命提篮桥监狱
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对汉奸进行严惩。而在抗战胜利初期，在对待汉奸的处置上，蒋介石耍起了手腕。为了利用数百万汉奸和伪军力量对付共产党，蒋介石授意他们坚守阵地，等候国民党军接收。为此，不少汉奸和伪军竟得到国民政府的启用和国民党军的番号，俨然成为国民党的新贵，引起民怨沸腾。国民党政权稳定后，这些汉奸的利用价值已基本丧失，全国范围的肃奸工作已箭在弦上。其中，上海肃奸大权尽入“军统”局长戴笠之手。
1945年9月20日中秋之夜，位于上海杜美路70 号的中美所与军统局的上海联合办事处的花园洋房内，一派节日气氛，苏美一和周佛海、丁默邨、万里浪、胡均鹤等500余名汉奸、特务，手持戴笠的请柬，纷纷前来参加中秋赏月晚宴。宴会上，戴笠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只要他们能立功赎罪，政府会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切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
但戴笠的中秋祝酒词完全是虚晃一枪，随即，“军统”调集所能掌握的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开展秘密行动，9月23日、24日连续两个晚上分别逮捕汉奸100多人。此后，戴笠亲自点名将大部分出身“军统”、中途叛变的20多名汉奸列入逮捕名单。其中，曾被委任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调查室主任的万里浪在蚌埠被捕，苏美一在位于上海市海格路540号的家中被捕，被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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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曾被“中统”策反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逃过惩罚，“中统”在向戴笠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一方面派人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另一方面派人挤进法官队伍，以求在量刑、判刑方面施以援手。其中，苏美一就是在被“军统”逮捕后，利用法庭公开审判的机会，被“中统”系统法官所救，并由其妻王静贞出示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江苏省保安司令、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懋功的亲笔函，为苏美一证明“曲线救国”的“功绩”，最终使其未以汉奸罪论处。
多行不义必自毙。苏美一虽侥幸逃脱汉奸罪的处罚，但“军统”并未善罢甘休，仍欲置其于死地，又以苏美一杀害国民党“地工人员”张小通为案由，再次向上海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几经周折，上海高等法院最终判处苏美一死刑，立即执行。
1947年8月9日，罪有应得的苏美一在提篮桥监狱被处决。http://wap.chinaiiss.com/touch/view/4199971苏美一（1900—1947)，又名苏成德，曾化名吴德、老五、山东老王等，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区总府口大街(今济宁市中区古槐路)，毙命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他47年的人生旅途，跌宕起伏，反差巨大。作为青岛纱厂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蚌埠党组织的创建人、中共六大的列席者，他名垂青史、永载史册；作为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汪伪特别警察署署长，成为屠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力量的刽子手，他又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苏美一，从投身工运、献身革命，沦落到叛党、叛国的红黑一生，不仅再次验证历史长河“泥沙俱下”的无奈和“大浪淘沙”的无情，也让这个历史怪胎成为后人“以史为鉴”的标本。
投身工运：组织青岛大罢工
1921年，苏美一从济宁中西中学毕业后，只身到济南谋生。在济南，他有幸结识中共一大代表、山东秘密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邓恩铭，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22年9月，苏美一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他前往青岛，进入日本大康纱厂做了一名摇纱工师。
1925年2月，3.5万人参加的“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同盟大罢工”取得胜利。同月，在中共青岛支部因势利导下，青岛四方机厂工会成立，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并取得部分胜利。悉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后，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备受鼓舞，中共青岛支部秘密指派四方机厂工会积极分子分头深入到大康等日商纱厂，创办工人夜校，培训工运骨干。3月，大康纱厂工会秘密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800余人，苏美一任工会委员长。大康纱厂日本厂主得知工人秘密组织工会后，十分惊恐。4月14日夜，厂主勾结地方军警闯入工厂，强行查没会员登记册，部分工会骨干被开除。4月18日，趁工人上班之际，日本警察持枪到大康纱厂工人宿舍破门搜查，没收工会文件，逮捕3名工会活动分子。为此，青岛支部立即召开会议，大康纱厂苏美一等30余名工会骨干参加，决定坚决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斗争。

会议还制定了详细的罢工计划，决定成立罢工指导委员会，下设组织、秘书、宣传、交际、会计、庶务、交通等部门，组织纠察队、捐款分配委员会和军警接待委员会，规定罢工期间罢工指导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会员要绝对服从和遵守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苏美一被推举为罢工总指挥。翌日晨，工人代表向日本厂主递交包括承认工会为工人正式代表之机关、每人每日一律加大洋一毛等“二十一条”要求，并限期24小时答复，否则举行罢工。日本厂主对此嗤之以鼻，并通报日本驻青岛领事以及地方军警，要求出面干涉和武装镇压。面对严峻的形势，工会决定提前举行罢工斗争。4月20日零点，有大康纱厂5000余名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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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工厂军警密布和资方断绝罢工工人伙食、封闭工人宿舍，工人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连日宣传罢工宣言、召开群众大会、组织游行示威。其间，为加强罢工的领导，中共山东地委主要成员王尽美等赶赴青岛，各地也选调几十名共青团员、学运骨干到青岛帮助工作。大康纱厂发起的罢工斗争得到青岛全市工人的积极响应。至4月底，四方机厂和青岛所有日商纱厂工人闻风而动，汇成2万人的罢工洪流，20多万枚纱锭全部停止运转。5月9日，工人代表向日本厂主提出9项复工条件，受到巨大经济损失的日本厂主只得签字同意，翌日各纱厂复工。
5月10日下午，1万余名罢工工人召开庆祝大会，工人代表苏美一、司铭章和上海代表江元清等先后登台演说，号召工人加强团结，奋勇前进。
复工后不久，日本厂主拒不履行9项承诺，并强行开除苏美一等51名工会代表。5月29日凌晨，2000余名军警冲进工厂，对工人开枪镇压，工人当场死亡8人，重伤17人，苏美一等75名工运骨干被捕。此为震惊全国的青岛“五二九惨案”。“青岛惨案”发生后，苏美一与司铭章等6人作为首犯被押送至济南军法处关押。5月30日，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因两起惨案仅一日之隔，被合称为“青沪惨案”。长淮特委与铁路工委相距约一公里，为保证特委的安全，铁路工委成为上级党组织传送文件、特委下辖党组织汇报工作的联络站和特委机关报《红旗报》的通联站。不久，随着人员往来的频繁和文件报刊的增多，为掩人耳目，苏美一在火车站西侧天主教堂旁租赁一间房子，独自承担特委联络任务。

叛党投敌：混得“混世魔王”
1931年，苏美一由蚌埠调往上海，先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治局特科工作，不久被调到上海互济会闸北法南区总会。这是中共中央在上海公开活动的合法组织，何叔衡为负责人。苏美一化名山东老王，通过秘密组织召集青年举办培训班，分析时事政治，宣传革命道理。次年，该会遭受严重破坏，党员损失惨重。
苏美一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从苏联回国后，他对被继续安排到蚌埠、法南区总会等基层工作十分不满，时常牢骚满腹：“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人，都在中央工作，而我却在最基层，我应该留在中央。”思想上发生急剧变化的苏美一，因不堪政治环境的险恶和生活条件的窘迫，并受其充任特务的兄弟苏成修引诱，便前往南京叛变，改名苏成德，投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并将掌握的上海、南京等地中共秘密组织情报作为“见面礼”全盘供出。为此，调查科主任徐恩曾不仅特许苏美一加入国民党，还委任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设计委员，专门对破坏共产党进行研究设计。苏美一的叛党，致使上海、南京等地中共秘密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量秘密党员被捕。1933年初，化名吴德的苏美一被提升为特工总部行动队长兼总部看守所主任、“自新人”招待所所长，全面负责对中共秘密组织的侦查破坏工作。之后，苏美一从南京调往上海，任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沪西分区主任，兼宁沪、沪杭两路党部调查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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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苏美一从已秘密叛变的中共党员张阿四口中得知，中共沪西区委已选拔张阿四到中共中央特科行动队（又称“红队”、“打狗队”）参加训练并成为“预备队员”。苏美一按照张阿四提供的线索，与国民党驻上海情报机关采取跟踪盯梢、蹲点守候等办法，密谋对“红队”队员实施“清剿”，造成赵轩、孟华庭、邝惠安、陈玉明、陈杰明等多名“红队”骨干先后被捕，大批中共秘密库存在上海的武器被破获。在遭反复劝降又遭受竹针、皮鞭、老虎凳、保险伞、辣椒水等酷刑后，翌年2月，宁死不屈的“红队”队长邝惠安以及队员赵轩、孟华庭、陈杰明等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被实施绞刑而牺牲。此次苏美一组织实施的“清剿”行动，使沪西区中共秘密组织蒙受严重破坏、军事物资遭受重大损失。此后，苏美一又升任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专司跟踪、逮捕、刑讯、暗杀活动。
从叛党投敌到升任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的一两年时间里，经苏美一之手被捕、被杀的共产党人达数百人之多，他用沾满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鲜血的双手，在“中统”内部混得“混世魔王”的绰号。
民族叛逆：沦为日伪鹰犬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苏美一眼见国民政府只能偏安重庆一隅，其趋炎附势的劣根性再次显现。1939年7月，见风使舵、贪生怕死的苏美一脱离“中统”，改投日伪“76号”特务机关，任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因机关位于南京颐和路21号而被冠以代号“21号”）。由此，苏美一屈膝沦为民族的罪人。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在南京粉墨登场，苏美一为委员。工于心计的苏美一甚至参与了汪系公馆派与周佛海实力派争权夺位的斗争。
苏美一入伙日伪特务机关后，继续指挥特务从事跟踪、逮捕、刑讯、暗杀活动，以戕害爱国志士和鱼肉人民。为表白对新主子死心塌地的忠诚，他在入伙的半个月时间内，利用自己曾任“中统”苏沪区副区长的便利，将“中统”潜伏在南京、上海的机构、人员一锅端作为“入伙礼”。
通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科主任黄香谷这条线索，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苏美一带人在上海慕尔鸣路逮捕张小通。张小通，系“中统”老牌特务，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调查统计室主任。当天晚上，苏美一亲自审讯张小通，要其供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任委员吴绍澍住址，张小通说不出来。为消除隐患，张小通被秘密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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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苏美一勾结已经落水的“军统”特务万里浪，一网打尽“军统”四大金刚之一、有“辣手书生”之称的上海特二区区长陈恭澍等20多人。苏美一的“功绩”受到日伪的赏识和嘉奖，从此平步青云。当年，他就被提升为汪伪特别警察署署长兼汪伪首都警察厅厅长、汪伪军事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授中将衔；次年，任伪警察总监署总监，授上将衔，组建特务组织“东方国际通讯社”，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1943年初，任汪伪政治工作局局长，组建代号“成和通运公司”的特务组织，编印《新路东报》，进行反共宣传。
1943年底，苏美一被调至上海，任伪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1944年初，眼见日本败局已定，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苏美一于上海成立“建国社”，打着“反共建国”的旗号，暗中与国民党“中统”接上关系，被“中统”策反为“地工人员”，掩护“中统”特工在上海活动。1945年1月，苏美一任伪上海市清乡事务局局长。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傀儡随之树倒猢狲散，龟缩上海家中的苏美一，深知自己罪孽深重，难以逃脱，仍觊觎保住卿卿性命。
罪有应得：毙命提篮桥监狱
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对汉奸进行严惩。而在抗战胜利初期，在对待汉奸的处置上，蒋介石耍起了手腕。为了利用数百万汉奸和伪军力量对付共产党，蒋介石授意他们坚守阵地，等候国民党军接收。为此，不少汉奸和伪军竟得到国民政府的启用和国民党军的番号，俨然成为国民党的新贵，引起民怨沸腾。国民党政权稳定后，这些汉奸的利用价值已基本丧失，全国范围的肃奸工作已箭在弦上。其中，上海肃奸大权尽入“军统”局长戴笠之手。
1945年9月20日中秋之夜，位于上海杜美路70 号的中美所与军统局的上海联合办事处的花园洋房内，一派节日气氛，苏美一和周佛海、丁默邨、万里浪、胡均鹤等500余名汉奸、特务，手持戴笠的请柬，纷纷前来参加中秋赏月晚宴。宴会上，戴笠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只要他们能立功赎罪，政府会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切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
但戴笠的中秋祝酒词完全是虚晃一枪，随即，“军统”调集所能掌握的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开展秘密行动，9月23日、24日连续两个晚上分别逮捕汉奸100多人。此后，戴笠亲自点名将大部分出身“军统”、中途叛变的20多名汉奸列入逮捕名单。其中，曾被委任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调查室主任的万里浪在蚌埠被捕，苏美一在位于上海市海格路540号的家中被捕，被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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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曾被“中统”策反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逃过惩罚，“中统”在向戴笠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一方面派人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另一方面派人挤进法官队伍，以求在量刑、判刑方面施以援手。其中，苏美一就是在被“军统”逮捕后，利用法庭公开审判的机会，被“中统”系统法官所救，并由其妻王静贞出示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江苏省保安司令、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懋功的亲笔函，为苏美一证明“曲线救国”的“功绩”，最终使其未以汉奸罪论处。
多行不义必自毙。苏美一虽侥幸逃脱汉奸罪的处罚，但“军统”并未善罢甘休，仍欲置其于死地，又以苏美一杀害国民党“地工人员”张小通为案由，再次向上海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几经周折，上海高等法院最终判处苏美一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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