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3成多美国人对华有好感 遏制中国成全民共识

http://www.cner.com/article-46114-1.html
上周日，我和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就南海问题进行电视辩论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积极转载和评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只是尽了绵薄之力，抓住机会说出了一些西方人不愿意去思考和面对的观点。毕竟，全世界不该只有西方媒体一种声音。
　　面对突然而至的鼓励和支持，颇感意外，备受鼓舞，同时也压力陡增：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中国媒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得10年前在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即兴问答环节，我被问到将来想做什么，我说我想“用一种全世界能够听懂的方式更好的解释中国”。我沿着这条路走了整整10年，仍然是前路漫漫，上下求索。
　　为什么说“路漫漫”呢？我们来看一组最新数字吧。
　　美国权威皮尤民调(Pew)12月9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只有38%的美国人对中国有正面印象，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的低位。相比之下，90%的美国人对英国有好感，80%的美国人对日本持正面态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在此无法做更深入的探讨。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显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大部分没有去过中国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来自媒体。而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近年来却是越来越负面。
　　过去4年在美国的驻外工作中，我有机会接触了很多美国白宫、国会和国务院官员，多次与美国政府幕僚私下长谈，同时近距离感受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我认为负面报道的深层原因是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
　　20世纪30年代，美国掀起了逮捕国内共产党人、渲染共产主义恐怖威胁论的“反共思潮”。我接触的一些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承认，这种思潮残余至今仍影响美国对华舆论。一位美国前官员曾对我说，当年麦卡锡主义等反共思潮之所以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让美国的治国精英们慌了，“他们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而此时又出现了一种对工人阶级很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美国政府当时也怕乱”。虽然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伴随着今天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全面崛起，在美国政坛，不论是信奉民主自由优越论的左翼，还是代表保守派的右翼，在战略上遏制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是他们很容易找到的“最大公约数”。身在这样的“上层建筑”文化中，美国的报社、电视台、网站编辑部里的每一位记者和制片人很难不受其影响。
　　此外，美国媒体和政府间微妙的“共生关系”也决定了媒体常为政府对华政策“背书”。在美国，政府虽然无权干涉或直接管控媒体，但媒体需要政府内部消息线人，而政府官员也需要利用媒体来“漏新闻”，于是精心考量后把一些内部信息漏给记者，通过制造舆论攻势给谈判对手制造民意压力，争取会谈时拥有更多筹码。比如今年习主席访美前，《华盛顿邮报》刊登的《美国考虑对中国网络窃密实施制裁》一文，从始至终引用了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讲述美国内部正在起草对华制裁措施，呼吁中国停止对美国网络窃密。后来事实证明这只是虚张声势，而这确实为美方同中方的谈判增加了筹码。
　　同中国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美国政府战略利益基本保持一致的“政治正确”需要，很多时候决定了美国媒体对中国战略和军事问题的报道角度。
　　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充分的、有感染力的表述中国的国际政策和政治主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除了勇敢地在国际舞台上用西方的话语讲述东方的故事，还要在宣传方面真正做到“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给中国外宣媒体更大的维度去报道中国和全球议题，尤其是报道西方受众最关注的涉华敏感话题。敢于直面敏感问题是建立媒体全球公信力的重要标准，也是一个民族成熟和自信的表现，这在国际传播中尤其重要。只有先通过平衡的报道逐步树立我们国际媒体的公信力，才能实现下一步的影响力。
　　未来10年互联网和移动传媒将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战场，我们应官民并举，整合民间外宣力量，拓宽外宣渠道。塑造国家形象的思维方式也需要改变，不能将政治宣传和互联网外宣传播画等号，改变居高临下的表述方式，让外国观众看得进去、听得明白。
　　最后，人才是关键。我们的新闻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需要借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和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的教学思路，加入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与贸易等跨领域科目，培养具有某领域专长的双语国际新闻人才。http://www.cner.com/article-46114-1.html
上周日，我和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就南海问题进行电视辩论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积极转载和评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只是尽了绵薄之力，抓住机会说出了一些西方人不愿意去思考和面对的观点。毕竟，全世界不该只有西方媒体一种声音。
　　面对突然而至的鼓励和支持，颇感意外，备受鼓舞，同时也压力陡增：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中国媒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得10年前在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即兴问答环节，我被问到将来想做什么，我说我想“用一种全世界能够听懂的方式更好的解释中国”。我沿着这条路走了整整10年，仍然是前路漫漫，上下求索。
　　为什么说“路漫漫”呢？我们来看一组最新数字吧。
　　美国权威皮尤民调(Pew)12月9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只有38%的美国人对中国有正面印象，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的低位。相比之下，90%的美国人对英国有好感，80%的美国人对日本持正面态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在此无法做更深入的探讨。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显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大部分没有去过中国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来自媒体。而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近年来却是越来越负面。
　　过去4年在美国的驻外工作中，我有机会接触了很多美国白宫、国会和国务院官员，多次与美国政府幕僚私下长谈，同时近距离感受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我认为负面报道的深层原因是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
　　20世纪30年代，美国掀起了逮捕国内共产党人、渲染共产主义恐怖威胁论的“反共思潮”。我接触的一些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承认，这种思潮残余至今仍影响美国对华舆论。一位美国前官员曾对我说，当年麦卡锡主义等反共思潮之所以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让美国的治国精英们慌了，“他们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而此时又出现了一种对工人阶级很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美国政府当时也怕乱”。虽然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伴随着今天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全面崛起，在美国政坛，不论是信奉民主自由优越论的左翼，还是代表保守派的右翼，在战略上遏制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是他们很容易找到的“最大公约数”。身在这样的“上层建筑”文化中，美国的报社、电视台、网站编辑部里的每一位记者和制片人很难不受其影响。
　　此外，美国媒体和政府间微妙的“共生关系”也决定了媒体常为政府对华政策“背书”。在美国，政府虽然无权干涉或直接管控媒体，但媒体需要政府内部消息线人，而政府官员也需要利用媒体来“漏新闻”，于是精心考量后把一些内部信息漏给记者，通过制造舆论攻势给谈判对手制造民意压力，争取会谈时拥有更多筹码。比如今年习主席访美前，《华盛顿邮报》刊登的《美国考虑对中国网络窃密实施制裁》一文，从始至终引用了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讲述美国内部正在起草对华制裁措施，呼吁中国停止对美国网络窃密。后来事实证明这只是虚张声势，而这确实为美方同中方的谈判增加了筹码。
　　同中国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美国政府战略利益基本保持一致的“政治正确”需要，很多时候决定了美国媒体对中国战略和军事问题的报道角度。
　　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充分的、有感染力的表述中国的国际政策和政治主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除了勇敢地在国际舞台上用西方的话语讲述东方的故事，还要在宣传方面真正做到“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给中国外宣媒体更大的维度去报道中国和全球议题，尤其是报道西方受众最关注的涉华敏感话题。敢于直面敏感问题是建立媒体全球公信力的重要标准，也是一个民族成熟和自信的表现，这在国际传播中尤其重要。只有先通过平衡的报道逐步树立我们国际媒体的公信力，才能实现下一步的影响力。
　　未来10年互联网和移动传媒将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战场，我们应官民并举，整合民间外宣力量，拓宽外宣渠道。塑造国家形象的思维方式也需要改变，不能将政治宣传和互联网外宣传播画等号，改变居高临下的表述方式，让外国观众看得进去、听得明白。
　　最后，人才是关键。我们的新闻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需要借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和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的教学思路，加入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与贸易等跨领域科目，培养具有某领域专长的双语国际新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