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人如何看中国：长城是为防我们建的非常自豪

http://mil.news.sina.com.cn/2015-12-04/1452845710.html

因为历史和现实，土耳其曾经长期奉行坚持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凯末尔主义”，并有脱亚入欧倾向。但在近年来，却在民族主义和宗教倾向之间摇摆。

　　土耳其是名义上的发达国家，国内的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之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是“两个土耳其”。土耳其西部沿海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世俗、开放，意识形态上较为西化，中产阶级是凯末尔主义的拥护者，也是当年享受了开国领袖凯末尔政策红利的群体。

　　凯末尔认为：“400多年来，宗教像铁钳一样禁锢着我们的大脑。”他所率领的军官团在推翻苏丹的同时也打击了宗教集团，从而使国家开始走向世俗化(即实际的“西化”特别是“欧化”)。这段历史最终使得土耳其始终在三个战略方向之间来回摇摆——脱亚入欧的世俗化道路、泛阿拉伯主义下干涉中东事务、民族主义之下干涉中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年来土耳其政坛的潮流，体现了土耳其社会内的“文官-宗教”集团压过了一定程度上代表世俗力量的军官团。这其中，外因在于欧盟对土耳其若即若离的态度使得“脱亚入欧”始终流于纸面，欧洲国家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打压军官团。内因则是，目前土耳其的经济结构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类似，经济成果难以惠及下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经济承载能力，从而导致宗教势力在选举体制下更易于上台。

　　在土耳其中部和东部内陆山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传统，有较为浓厚的保守主义和宗教主义传统，而这里也是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所在的党派——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的传统票仓。

　　某次，笔者与一位土耳其官员在土耳其东部登山。他说：“你看看我们这些多数没有经过教育的大众，他们几乎对世界一无所知，他们对中国唯一的知识(或者是并不唯一的偏见)就是——长城是为了防范我们建造的，而且非常自豪。”确实，且不说长城并不是为了防范与现代土耳其人关系并不深的突厥人，就算是，又有什么可自豪的呢？

　　笔者刚刚到土耳其工作时，曾专门关注过土耳其的媒体，发现土耳其媒体几乎没有国际新闻，少数与“国际”沾边的新闻报道，或是体育消息，或是类似于土耳其姑娘当选世界小姐之类的花边新闻。这样的舆论环境长期持续，导致相当一批土耳其普通民众缺乏对外界的基本认知。但是，这些民众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土耳其领导人的政治资源。

　　在土耳其现当代政治史中，长期是精英主义政治唱主角，中东部居民的诉求被忽略。正发党执政后，在政策上向这一群体倾斜，比如免费供应面粉和燃煤。埃尔多安当政十年间，土耳其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进程也惠及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正发党在各种选举中支持率较高。



　　2007年10月，土耳其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将现行的议会选举总统制改为全民直选，总统任期由7年降至5年，可以连任一届。这为埃尔多安卸任总理之后担任总统并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而在此前，土耳其总统由议会选举，不能连任。

　　而另一方面，土耳其领导人要争取宗教支持，不仅仅是为了选举考虑，也是为了与宗教领导人争夺影响力。目前，旅居美国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费图拉·居兰在国内有相当一批支持者，并深度影响土耳其国内的资本集团和各种媒体。在很多土耳其欠发达地区的报刊店，都能看到居兰支持者在美国编辑的宗教宣传刊物。而且，这些刊物不仅印刷精美，而且均用塑料套封装，体现出很强的制作能力和经济实力。

　　在之前的数次选举中，居兰势力的基本盘实际上为正发党提供了大量农村和中下阶层“铁票”，仅农民阶层就占到土耳其大选中有选举资格的公民的40%左右。如果土耳其领导人对外示弱，或是表现出特别明确的世俗主义倾向，马上就会损失这些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色彩的选票。(作者：王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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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史和现实，土耳其曾经长期奉行坚持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凯末尔主义”，并有脱亚入欧倾向。但在近年来，却在民族主义和宗教倾向之间摇摆。

　　土耳其是名义上的发达国家，国内的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之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是“两个土耳其”。土耳其西部沿海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世俗、开放，意识形态上较为西化，中产阶级是凯末尔主义的拥护者，也是当年享受了开国领袖凯末尔政策红利的群体。

　　凯末尔认为：“400多年来，宗教像铁钳一样禁锢着我们的大脑。”他所率领的军官团在推翻苏丹的同时也打击了宗教集团，从而使国家开始走向世俗化(即实际的“西化”特别是“欧化”)。这段历史最终使得土耳其始终在三个战略方向之间来回摇摆——脱亚入欧的世俗化道路、泛阿拉伯主义下干涉中东事务、民族主义之下干涉中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年来土耳其政坛的潮流，体现了土耳其社会内的“文官-宗教”集团压过了一定程度上代表世俗力量的军官团。这其中，外因在于欧盟对土耳其若即若离的态度使得“脱亚入欧”始终流于纸面，欧洲国家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打压军官团。内因则是，目前土耳其的经济结构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类似，经济成果难以惠及下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经济承载能力，从而导致宗教势力在选举体制下更易于上台。

　　在土耳其中部和东部内陆山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传统，有较为浓厚的保守主义和宗教主义传统，而这里也是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所在的党派——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的传统票仓。

　　某次，笔者与一位土耳其官员在土耳其东部登山。他说：“你看看我们这些多数没有经过教育的大众，他们几乎对世界一无所知，他们对中国唯一的知识(或者是并不唯一的偏见)就是——长城是为了防范我们建造的，而且非常自豪。”确实，且不说长城并不是为了防范与现代土耳其人关系并不深的突厥人，就算是，又有什么可自豪的呢？

　　笔者刚刚到土耳其工作时，曾专门关注过土耳其的媒体，发现土耳其媒体几乎没有国际新闻，少数与“国际”沾边的新闻报道，或是体育消息，或是类似于土耳其姑娘当选世界小姐之类的花边新闻。这样的舆论环境长期持续，导致相当一批土耳其普通民众缺乏对外界的基本认知。但是，这些民众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土耳其领导人的政治资源。

　　在土耳其现当代政治史中，长期是精英主义政治唱主角，中东部居民的诉求被忽略。正发党执政后，在政策上向这一群体倾斜，比如免费供应面粉和燃煤。埃尔多安当政十年间，土耳其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进程也惠及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正发党在各种选举中支持率较高。



　　2007年10月，土耳其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将现行的议会选举总统制改为全民直选，总统任期由7年降至5年，可以连任一届。这为埃尔多安卸任总理之后担任总统并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而在此前，土耳其总统由议会选举，不能连任。

　　而另一方面，土耳其领导人要争取宗教支持，不仅仅是为了选举考虑，也是为了与宗教领导人争夺影响力。目前，旅居美国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费图拉·居兰在国内有相当一批支持者，并深度影响土耳其国内的资本集团和各种媒体。在很多土耳其欠发达地区的报刊店，都能看到居兰支持者在美国编辑的宗教宣传刊物。而且，这些刊物不仅印刷精美，而且均用塑料套封装，体现出很强的制作能力和经济实力。

　　在之前的数次选举中，居兰势力的基本盘实际上为正发党提供了大量农村和中下阶层“铁票”，仅农民阶层就占到土耳其大选中有选举资格的公民的40%左右。如果土耳其领导人对外示弱，或是表现出特别明确的世俗主义倾向，马上就会损失这些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色彩的选票。(作者：王国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