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那些年的盲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21:36:07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 知”。（三月十一日发出。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制定的文件原本没有这一款，毛泽东三月五日在会上说，“文件还要修改，里面……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以后才发了这个紧急通知。）该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予以收容、遣返。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 知”。（三月十一日发出。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制定的文件原本没有这一款，毛泽东三月五日在会上说，“文件还要修改，里面……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以后才发了这个紧急通知。）该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予以收容、遣返。
自这时起，中国的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盲流”。作为动词，它指农民未经政府许可进入城市、矿区的行为；作为名词，它是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的农民 的统称。乡下人“盲目流入”城市，自然有碍观瞻，而且有害于社会治安，再加上城里人有饭吃，尽管只够果腹或半饥半饱，总没有饿死之虞。他们相信共产党的宣 传，视乡下人“饿死人了”的申辩为“胡说”，因此普遍对这些“盲流”们不予同情。这里有个小例子，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份 子，连他也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他有段文字回忆那时的情景：“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他们到 北京来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着桌子怒斥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着，来信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 ‘划清思想界限’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从此兄弟间断了关系。我以为我是对的。”
要饭还要开介绍信的年代。
中央文件写得十分周到，对于流入东北、西北、内蒙古的农民，规定可不予遣返，算是对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的支援。“盲流”们到了上述地区，通常成了最下 等的苦力——新社会的剥削对象。东北长白山区的设备简陋的小煤矿，下井挖煤的除了劳改犯人（不少是右派份子）便是“盲流”。人民公社办的煤窑，更欢迎盲流 们下井去挖煤，因为条件恶劣，时常死人，而死个盲流是无人注意的，连抚恤金都不必付。
有些盲流比较幸运，笔者在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就碰见这么一位。他原是山东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一个字也不会写的标准文盲。他“盲目外流”的经历是这样 的：“到了一九六〇年，农村劳力不得乱走了，我们找人开了张证明，说是外出办事，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在一天夜里，一共七个人，打起铺盖卷溜出了村 子。……到了北京立即转去关外的火车，闯关东了……”他们的确是盲目的，并不知道目的何在。幸运的是，“火车开到山海关外头一个站时，有人上车来挨个儿 问，‘有没有工作？要不要工作？’原来是鞍钢的招募人员。我们愿意干的便被集中到后面几节车厢。一共四百七十三名，除了少数河北人，以及几个妇女，其余全 是男的农民，来自山东。我就成了这四百七十三个人的大队长……来鞍山后，老工人都称我们‘盲流’，为此常发生打架事件。后来领导正式宣布，应当叫我们‘新 工人’，这才了事。”
华北的农民为求生计，二百年来一直在闯关东。东北好几千万人口就是这么来的。官府既未组织移民、屯垦，那些农民自然也是“盲流”。他们开发了那一大片 国土，对国家的页献有目共睹。中共对到达东北、西北的“盲流”网开一面，不予收容遣返（其实东北的城市照样“收容”），做得很对；但是在大片饿死人的农村 地区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使他们坐以待毙的政策却是人脑能想出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政策。毕竟在一九六〇年初，中国还没有什么“自然灾害”， 象前文说安徽三兄弟中的一个逃到江西生存下来那样，很多人是会找到活路、免于一死的。中共“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制造了大量不该发生的“非正常死 亡”。相信至少数百万农民像安徽三兄弟被困死在家里的两个那样，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把关堵道，在边强地区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份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到六〇年，云南不少边境居民逃到了国外。 跑的人数不详，但六〇年之后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说法是“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当然不对”（注16：见《光明磊落、 耿直刚强——阎红彦传》），可见问题相当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住后均绑起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 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结果至少有十万广东人逃离。
有些盲流比较幸运，笔者在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就碰见这么一位。他原是山东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一个字也不会写的标准文盲。他“盲目外流”的经历是这样 的：“到了一九六〇年，农村劳力不得乱走了，我们找人开了张证明，说是外出办事，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在一天夜里，一共七个人，打起铺盖卷溜出了村 子。……到了北京立即转去关外的火车，闯关东了……”他们的确是盲目的，并不知道目的何在。幸运的是，“火车开到山海关外头一个站时，有人上车来挨个儿 问，‘有没有工作？要不要工作？’原来是鞍钢的招募人员。我们愿意干的便被集中到后面几节车厢。一共四百七十三名，除了少数河北人，以及几个妇女，其余全 是男的农民，来自山东。我就成了这四百七十三个人的大队长……来鞍山后，老工人都称我们‘盲流’，为此常发生打架事件。后来领导正式宣布，应当叫我们‘新 工人’，这才了事。”
华北的农民为求生计，二百年来一直在闯关东。东北好几千万人口就是这么来的。官府既未组织移民、屯垦，那些农民自然也是“盲流”。他们开发了那一大片 国土，对国家的页献有目共睹。中共对到达东北、西北的“盲流”网开一面，不予收容遣返（其实东北的城市照样“收容”），做得很对；但是在大片饿死人的农村 地区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使他们坐以待毙的政策却是人脑能想出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政策。毕竟在一九六〇年初，中国还没有什么“自然灾害”， 象前文说安徽三兄弟中的一个逃到江西生存下来那样，很多人是会找到活路、免于一死的。中共“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制造了大量不该发生的“非正常死 亡”。相信至少数百万农民像安徽三兄弟被困死在家里的两个那样，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把关堵道，在边强地区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份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到六〇年，云南不少边境居民逃到了国外。 跑的人数不详，但六〇年之后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说法是“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当然不对”（注16：见《光明磊落、 耿直刚强——阎红彦传》），可见问题相当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住后均绑起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 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结果至少有十万广东人逃离。
人民当家做主，何以连迁移自由都没有！
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农庄，城乡二元体制，事实上就是现代版的农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