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被计划的生育带来多少被伪造的弃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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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湖南邵阳“邵氏弃儿”事件震惊全国。仅仅因欠缴“社会抚养费”，数以十计的邵阳儿童就此被强行抱离生父母、养父母，被计生部门统一改姓“邵”送进福利院，有的被远渡重洋送到国外；2009年，类似事件在贵州镇远县再度发生。 以落实计生政策收取高额社会抚养费、对妇女强行结扎、对超生家庭拆房揭瓦、对违反规定者关押捆绑……成为整整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2015年10月29日，五中全会决定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实行36年的一胎化政策最终被宣告终结。
脖子上、心窝上的刀疤，显示出陆显德是个悲剧人物。他曾经自杀过。这些刀疤是他对四女儿的特殊纪念。
作为父母，陆显德夫妇均不记得这个女儿的生日，只知道她出生于2003年农历腊月。2004年农历五月，她被当地计生人员强迫送进福利院，从此不知下落。当时，这个女儿尚未取名。
蒋文(化名)是陆显德的亲戚，在广东闯荡十年。2008年回到故乡时，他听说他的亲戚中，除陆显德外，还有李泽吉、罗幸斌超生的两个女儿，均被当地计生人员抱走，送进福利院。计生人员称，“政府帮他们养。”实际上，这些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但多年来，这些父母都没有寻找自己的孩子。对于亲人们的麻木，蒋文发出了鲁迅对闰土式的感叹。从2009年1月开始，他在网上多次发布寻人的帖子，随着国外网友的回应和记者的调查，一个在贵州省镇远县隐藏多年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
交不起罚款，就抱走孩子
“你怎么又生了一个？”
“(老公)刚动手术了(结扎)，这怎么办？”
“罚款你养得起吗？现在计划生育这么严，要1万多元钱。”
“要罚款没办法，已经生出来了。”
“那你要给钱，现在政策这么严，你是知道的。”
“我交不起钱。”
“万一你交不起钱，我就(把孩子)抱去。”
这场当事双方记忆中的对话，发生于2004年6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对话发生在石光应和杨水英两人之间。石光应是镇远县蕉溪镇计生股股长，杨水英是陆显德的妻子，家在蕉溪镇田溪村阳坝组。
按照政策，陆显德只能生两个孩子。他希望能生个儿子。但杨水英在生到第四个孩子时，才如愿以偿。
在这个男孩一岁多时，陆显德去做结扎手术，但此时，杨水英又怀孕两个月了。
“既然怀孕了就要把她生下来。如果做流产，还要花钱。既然生下来了，就不能把她打死。”杨水英说。凭着这种简单、朴素的想法，杨水英生下了第四个女儿。
陆显德的家位于高山上，四周都是绵延的群山，交通极为不便，而且这个寨子仅有三五户人家。外界信息的获取和内部信息的传播，都极为不易。因此，虽然计生工作抓得很严，这个女儿仍然在她身边生活了半年。杨水英干活时，就把她背在身后。
在害怕罚款和重男轻女的山区，弃婴，或者将孩子送给别人的现象都相当普遍，而陆显德夫妇并没有这样做，尽管他们已经超生了三个孩子。
在2008年7月份以前，蒋文已经有十年没有回家。所以，他只记得陆显德对大女儿十分爱怜。
“他对大女儿非常好，别人的孩子吃母乳就可以了，他还用白糖调鸡蛋给大女儿喝。经常把她抱起来亲。”蒋文说。
现在，陆家全年收入不到5000元钱，但是四个孩子无论男女全部上学。对于两个有户口的女儿，陆显德表示，只要她们愿意读书，他会供养她们一直读下去。这些信息都足以说明陆显德并非一个重男轻女的人。
如果四女儿没有被抱走，她也快到入学的年龄了。但不幸的是，2004年6月份的一天，杨水英背着这个女儿在山坡上放牛时，遇到了石光应。
“第一回，我从那边过来，她在看牛，我看见她背着小孩，用毛巾搭着头，我看小孩很小，而她的儿子已经长大了。第二回我就去那里问，正好碰到她在吃饭。”石光应说。
那天，只有杨水英一个人在家。
5年后的2009年6月19日，杨水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石光应说，我就把这个孩子抱去了，以后就不罚款了，这就和罚款一样的。”
之后，石光应打电话叫蕉溪镇政府派车来，让杨水英抱着孩子到焦溪镇政府，然后去镇远县福利院。“我不去福利院，他们就把我一起带走，还说要罚款几万元钱，我拿不出几万元”。
为得儿子，舍弃女儿 现年54岁的石光应，早有儿孙，孙子在东莞上小学了。他很想念他的孙子。他有正常的人性和情感。
而他在解释他制造的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时说：“交不起罚款，就(把超生的孩子)送到福利院。这是县里的政策。”
“其实，她要是给政府说点好话，说去跟亲戚借钱来交罚款，你们别抱我孩子。这样，我们就不抱。但是她这个人太忠厚……他们那个组就是她家最穷。我们工作上也是很困难。”石光应说。
那天，杨水英抱着女儿，被蕉溪镇政府的干部、石光应等人带到镇远县城，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来到县城。在镇远县福利院，一个女护士从她手中接过女儿时问：“妹，女儿养这么大了，你怎么舍得？”
杨水英回答说：“我没办法，他们要罚款，可我没钱。他们说，以后不来罚款了。”
那时，女婴正睡得香甜，她没有看见被一群陌生男人包围之中的懦弱的母亲强忍的眼泪。母亲却特意把她抱起来，好好看了一眼。此后，她永远离开了母亲最安全的怀抱。而母亲只能在梦中梦到她。
回到蕉溪镇后，镇政府的干部们让她做了结扎手术，虽然她的丈夫陆显德之前已经做过结扎手术。第三天，陆显德才将她接回家中。
陆显德在得知女儿被抱走时，平静地说，“政策有规定，没办法。”这话是在安慰杨水英，也是在安慰他自己。
李泽吉和陆显德有着相同的遭遇。6月19日，他语气激昂地说：“如果他们把我儿子抱走，我砍死他们。”
他的几个女儿正环绕在他膝边戏耍，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把我女儿抱走，我也会砍死他们，但是，当时我不在家。”
实际上，他在得知女儿被计生人员抱走时，反应和陆显德相似。
李泽吉是蕉溪镇田溪村烂桥组人，2004年农历三月十八，妻子顺产一名女婴。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了。为了再生个儿子，夫妻俩将刚满月的三女儿给堂哥代养，然后带着两个女儿去浙江打工。
当年农历四月二十，蕉溪镇计生办一名计生人员，将这个刚生下一个月零两天的女婴，从李的堂哥家抱走。临走时说，“你们家太穷了养不起这个女婴，我把这个女婴抱去给政府抚养。”
过了两年，他们在浙江又生了一个女儿之后，终于得到儿子，他们才回到故乡，此时，他们方知当年寄养在堂哥家的那个女儿已经被当地政府抱走了。
“因为超生，我们也不敢去问，怕罚款。以后也没找过。”6月19日，李泽吉说。
妻子并未因此后悔当年外出打工的决定。她指着面前摇摇摆摆刚学会走路的儿子，笑着说：“如果我们不出去，怎么会得到这个儿子？”
生儿子，似乎是他们平生最大的成就。而舍弃女儿似乎成了他们得到儿子应该付出的代价。
2003年，该县都坪镇新寨村的杨再清的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女儿，此时，他的大女儿已经因心脏病和淋巴结夭折。按照政策，这个女儿并非超生，但是为了将来生一个儿子，他让镇计生人员通知镇远县福利院将三女儿抱走。6年来，他从未想到过去看望这个失散的女儿，因为“没有时间”。
被福利院“制造”成了弃婴
2008年，当蒋文得知这个发生在故乡、发生在亲人身上的残酷现实时，他极为震惊。
2009年1月份，蒋文开始在网上寻人。这个帖子很快被一个叫做Brian Stuy的美国人发现了，他在中国收养了3个孩子，并有一位中国太太。
Stuy将这个帖子转发给一个叫做Windy的美国女人和一个叫做胡英(音)的中国在美留学生。胡英和Windy是好朋友，Windy收养了一名叫做“古城慧”的中国女孩。
胡英，杭州人，经常帮助收养中国孤儿的美国家庭做一些翻译。胡英转发来了Brian Stuy所做的调查，其中显示：“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在镇远县福利院领养了不少女婴，其中，2004年有24名，2005年11名，2006年，该院没有被外国人收养的弃婴。”因为2005年11月，湖南省祁东县警方在侦破一起团伙贩婴案中，发现其幕后指使竟然是衡阳多家福利院。几年间，这些人贩子与福利院勾结，将数百婴儿送入涉外收养渠道，每名婴儿为福利院获得3000美元的赞助费。该案在2006年审理，引起极大的争议。
2007年，镇远县福利院又有6名弃婴被外国人收养。
他们的领养程序完全合法，他们通过外国中介公司将收养申请提交给中国收养中心，而镇远福利院将自己收养孤儿的信息提供给中国收养中心，由中国收养中心审核配对。中国收养中心受中国政府委托，主要负责涉外收养具体事务。
外国收养人每领养一个孩子都给镇远县福利院3000美元的赞助费。而中国方面把关于孩子的所有相关资料交给养父母，其中包括孤儿的证明材料。
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不满14周岁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作为被收养人。除此之外还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Windy收养了“古城慧”，所以，她保留了一份贵州都市报于2004年3月6日刊发的贵州省民政厅公告，公告中有10名婴儿的照片。公告显示这些孩子捡拾地址均在镇远县的某些乡(镇)政府门口、福利院门口。“古城慧”被捡拾的地点就在羊坪镇政府门前。公告下方注明：其父母及亲人见报后，60日之内请来镇远县福利院认领，逾期将按弃婴安置。
在这份公告中，陆显德、李泽吉等人并没有发现可能的线索。
6月15日，胡英转发来一位荷兰养母保留的贵州省民政厅发布的公告，时间为2004年8月14日，星期六，刊发媒体也是《贵州都市报》，上有十四名中国儿童的照片。公告下方同样注明，亲生父母请于60日之内前来镇远县福利院认领，逾期按弃婴安置。
这位荷兰母亲收养的女孩叫做古城俊，捡拾地点是该县羊场镇计生办过道。公告显示，这14名儿童中，有5名女婴的捡拾地点在镇计生办、车站、公路边、路口等公共场所，其他儿童均是在村民家门口捡拾的。
“古城茜，被遗弃在镇远县焦溪镇田溪村村民陆显德家门前；
古城娟，被遗弃在青溪镇铺田村彭洪德家门前；
古城勇，被遗弃在大地乡大地施村付开金家门前(付开金即徐林珍丈夫)；
古城雯，被遗弃在焦溪镇车溪村李代武家门前(李代武即李泽吉的堂哥……”
实际上，他们家门前从未发现过弃婴。虽然事隔多年，彭洪德、徐林珍等人还能确凿地指认出照片上的孩子正是从他们家强行抱走的孩子。而李泽吉、陆显德因为孩子被抱走时太小，而且年份已久，他们已经无法辨认。胡英估计，那个所谓在陆显德家捡拾的弃婴可能就是陆显德的亲生女儿。
多方证据表明，这些从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手中强行抱走的孩子，被镇远县福利院“制造”成了孤儿。“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真假弃婴
2003年，彭洪德“捡到”一名女婴。当年8月16日，焦溪镇政府的十几名工作人员，从彭妻手中抱走那名女婴，彭洪德夫妇极力阻止，后被带到派出所，蹲在墙角，并以谩骂干部为名罚款50元钱。
当时，镇政府的干部们来到他家说，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若能交3000元钱就可以领养她，但当时，他连300元钱也拿不出。他家只有几分地，老婆在逢集时卖米豆腐(当地的一种小吃)。
大约20天后，彭洪德去镇远县福利院寻找女婴，福利院不肯告诉他女婴的去向，只说女婴被送给阿姨在外面寄养。
2009年6月19日，彭洪德坦言，这个女婴是他的亲戚超生的，她害怕罚款，“罚款要是拿不出钱，要拆房子，不拆房子也是要抱人的”，所以亲戚将女婴送给了他。但他始终不肯说出这名女婴亲生父母的姓名和住址。
这种“假弃婴”现象在当地相当普遍。当计生人员从李泽吉堂哥家、罗幸斌姐姐家抱走他们超生的两个女儿时，他们的亲人因为害怕罚款，均称孩子是捡来的。
2004年3月，大地乡大地施村坳子上组徐林珍竟然“捡到”一名男婴。徐林珍描述的情节是：孩子们戏耍时，在她妹妹家的烤烟棚里发现了这名弃婴，她的妹妹送给了她。而她有两个女儿，当时，大女儿快到出嫁的年龄，小女儿12岁。她很想有一个儿子。于是，这个男婴就像上天安排的一样，进了她家。她说，“不是我妹妹生的。”
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其他遗弃的，或者送给他人抚养的均是女婴。
6月19日晚，徐林珍在回忆5年前那名男婴被计生人员抱走的情景时，仍然流下了眼泪。“他们(政府、派出所)来了十几个人，我抱着小孩不放手，我说等过几天找到钱就去上户口，他们说要罚款1万元。他们拖着我走，把我拉上车，我抱着小孩，一直跟到镇远县福利院，三个阿姨从我手上抢去小孩，我不愿意，但是她们是三个人。抢走小孩以后，我不肯走，站在福利院门口，二楼有人下来推我走，我又走到里面去。”
那天，她粒米未进，镇政府工作人员在饭店吃饭时，叫她吃饭，但她没去。“那孩子我已经养了十几天，舍不得。”
在山区，男孩的意义并非简单的传宗接代。
陆显德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1986年，他在读初三的那年农历大年三十，父亲去世。当年，陆显德成绩优异，尤其擅长字画，班级的黑板报都由他出。可是当地的习俗是，父亲去世后，长子必须把家当起来。因此，陆显德辍学回家，尽管老师为此来做过他母亲的工作，但他还是从此回家务农了。
当时，他的母亲想再嫁，但正因为陆显德选择退学和族中长辈的劝说，她留了下来。
如今，虽然过去了20多年，男孩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意义仍然没有太大改变。
镇远县共12个乡镇，都分布在山区。沿着盘旋向上的山路，到处可见切割得堪称精密的梯田，倒映着青山和蓝天白云，如梦似幻。站在山上向下俯瞰，那些被切割成一块块形状各异的黄色旱地和绿色梯田交织在一起，如同缤纷的锦缎。
然而，游人眼中的美景，对于生活其间的人们，则意味着繁重的劳动。砍柴、犁田、施肥等，都必须男人才能完成。这就是每个家庭渴望男婴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数额巨大的超生罚款，催生了很多真假弃婴。在镇远县各乡镇随意打听，捡拾弃婴的事例俯仰皆是。
一位2002年前曾在镇远县某镇主持计生工作的基层干部说，有几年，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严，所以常有丢弃的女婴，他在任期间，就捡到过三四个女婴，都通过民政部门送给不能生育的本地人领养了。
16年前，江谷乡的秦克勤(化名)捡到一个遗弃的女婴。那时，乡下人经常将女婴遗弃到街上，因为街上的居民比山区富裕。他家就在乡政府附近的街上。
当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他的妻子抱着这个女婴去上户口时，计生部门不同意。妻子说，那我不养了，你们抱去吧。计生部门只好给这个女婴上户。如今，当年的女婴已经长成漂亮乖巧的小姑娘，刚刚参加完中考。
“以前捡到婴儿很容易上户，但现在不行了，都被计生部门抱去，送到福利院。”秦克勤说。
窘困的父母们
真假弃婴被强行送往福利院的现象相当普遍，当地人早已司空见惯了，再加上弃婴和将孩子送给他人抚养的现象十分常见，人们对于生命、伦理的理解已经十分扭曲，所以当政府工作人员将超生的女儿从杨水英手中强行抱走时，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陆显德更认为这是政策规定。
2008年4月份，蒋文回到故乡，在陆显德家里，他见到了陆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陆说，他还有一个女儿，“政府帮我养去了”。
这时，蒋文感觉眼前的陆显德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他脑筋很糊涂，以前是个很聪明的人，春节时，很多人找他写对联”。
蒋文惋惜地说：“他向命运低头了，才变成今天的样子，如果他继续完成学业，只要考上中专，也会分配在单位上班。而我决不向命运低头。”
蒋文在读大学二年级时，一直主持家务的母亲去世。按照当地习俗，他也应该回家照顾弟妹。但他没有。此后，他没有再花家中一分钱，全靠个人努力和女友的帮助，完成了学业。现在他和妻子拥有一家培训机构和一家销售空气净化设备的公司。
近年来，在与家人通电话时，蒋文得知陆显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婚之后，他家田地少，孩子多，吃不饱，陆显德与母亲矛盾日深。2005年以后，陆显德“发癫”了，他常常大声叫喊、拿刀砍人。
2004年，当女儿被强行送到福利院后，陆显德平生第一次外出打工，但在“遍地黄金”的广东，他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挣到，只得借钱回家。
2005年的一天，他在姑妈家用杀猪刀抹自己的脖子，剜自己的心窝，被姑妈及时发现。
“就是想不开，女儿失散了，家里经济困难，我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没用，活在世上是个渣滓。”6月19日，陆显德说。一只母鸡带着几只小鸡，正在他脚边觅食。
他家一年养二三十只鸡、二三十只鸭子、四五头猪，另外种植五六亩田地，全年收入不足5000元钱。而四个孩子读书全年花费2000元左右，他们都在学校吃午饭。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2002年到2005年，陆显德常年到镇远县单采血浆站卖血，每个月卖七八次，每次可得80元。后来，镇远县单采血浆站站长因为侵吞960万元国有资产被判无期徒刑，陆显德才停止卖血。
现在，4个孩子中，尚有两个没有上户口，因为上一个户口要罚款12880元。陆显德知道，没有户口，无法读中学，所以他打算让两个没有户口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休学，因为交不起罚款。
“千辛万苦生了个儿子，难道就是为了他干农活吗？”
陆显德的回答是：“对儿子的希望是有的，但是家庭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能力供他读书。在这个社会，即使考上大学，也供不起。遗憾的就是这点。”
李泽吉的4个孩子中，仅1个有户口。计生人员说要罚款4万元，经过讨价还价，降为5000元，但他还是没钱，只借了1000元交给了计生人员。
当年，在浙江打工时，他每月能挣1000元钱，要养活夫妻俩和4个孩子。但是他仍然认为那时的生活比在家里好。可孩子们需要读书，他们必须回来。
现在，全家6口人仅有两亩田地，李泽吉在附近做零工，一天能挣五六十元钱，妻子在家喂养五六头猪。
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和沉重的负担，让李泽吉、陆显德们无暇去想那个失散的女儿的下落。
“古城”牌“弃婴”
镇远县福利院送养到国外的婴儿登记资料显示，从2001年至今，该院共有80名弃婴，除两名女婴残疾外，其余78名均被美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家庭领养。
80个弃婴，都冠以“古城”系列的名字，如古城慧、古城茜等。古城是指镇远古城，因为镇远自秦召王30年设县开始，至今已有2280多年的置县历史，其中1300多年作为府、道、专署所在地，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这些孤儿中，到底有多少和杨水英的四女儿有相同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曾任焦溪镇计生股股长的石光应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杨水英的四女儿是他送进福利院的第一个孩子。他说，“以前也送，但是别人送。”之后，他每年从焦溪镇送到福利院的超生的孩子有三四个。而且镇远县的“每个乡镇每年都送三四个，12个乡镇都在送，到处都有捡到的(弃婴)，也有超生的，罚不起款的，从家里抱走的，不愿意罚款的，双方达成协议，就送。不签(书面)协议。”
“(抱小孩时)通过他父母，要他们交罚款，但是交不起罚款，那没有别的，只有这样。哭闹的也有，你哭也不行，你交不起罚款，这是政策规定。交得起罚款就养，交不起罚款就送到福利院。”石光应说，“实际上，那几年的罚款只要交五六千元就可以了，超生一个交三千，超生两个七八千(有关系的交五六千)，那几年有些人很穷，‘早饭要买早饭米，夜饭也买夜饭米’……怎么交得起罚款。”
在抱走杨水英的第四个女儿时，杨水英曾问他，“我怀孕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石光应回答说，他们不知道。如果知道，她之前超生的两个孩子也要抱走，但那时，已经长大了，没法抱走。
后因福利院收养的“弃婴”太多，以致感染生病，所以，镇远县福利院出钱(每月300-400元)雇请阿姨，将婴儿带回家代养，直到有外国家庭来收养。
李倩华(化名)从2003年开始从事这份特殊的职业，但现在她已经“不列入这个队伍了”。她透露说，那时有很多阿姨都从福利院领婴儿代养，“我们把小孩带到家里养，到时候就去福利院领工资”。
一位姓杨的阿姨于2006年、2007年代养过福利院的“弃婴”，她称，阿姨们全部是镇远县城内的，“福利院有小孩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带回家养……有人来领养，我就抱着小孩和福利院的领导一起到贵阳”。
“送到外面肯定比在家里好，百分之二百的好……别说是娘家，即使现在的县委书记的家都没人家好，我们城里都没人家好……我们去福利院领小孩养，就是为了一点工资。”李倩华说。
Windy一直担心她领养的女儿古城慧并非真正的孤儿，而是亲生父母超生后，被政府部门强行抱走的。
2007年，Windy曾带着女儿找到当时代养过她的阿姨李倩华，试图寻找她的亲生父母，但没有成功。
“如果我的女儿实际上是某些福利系统人员犯罪的产物，我会最大限度地找到她原来的家人，这有利于她的成长，并且和原家庭分享女儿的生活，比如寄照片、通信、或者每年假期时安排女儿探视他们一次。” Windy在给一位中国记者的电邮中说。
除了Windy，还有大量中国儿童的外国养父母，通过中国在美留学生胡英、小叶等渠道，帮助她们寻找“中国的根”。2008年5月，胡英还帮一位美国养母在网上发帖，寻找她养女的亲生父母，这个孩子是2003年9月在镇远县涌溪乡“捡到”的。
可是，当她们的亲生父母，或者在镇远的曾经的短暂的养父母，在得知她们可能的下落时，鲜有人对她们的命运表现出明显的喜忧，哪怕是普通的感叹。6月19日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徐林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却是为她自己的，“不知道我老了怎么办？”
“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http://renjian.163.com/15/1030/16/B76JVFT2000153N3.html
前言 2006年，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湖南邵阳“邵氏弃儿”事件震惊全国。仅仅因欠缴“社会抚养费”，数以十计的邵阳儿童就此被强行抱离生父母、养父母，被计生部门统一改姓“邵”送进福利院，有的被远渡重洋送到国外；2009年，类似事件在贵州镇远县再度发生。 以落实计生政策收取高额社会抚养费、对妇女强行结扎、对超生家庭拆房揭瓦、对违反规定者关押捆绑……成为整整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2015年10月29日，五中全会决定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实行36年的一胎化政策最终被宣告终结。
脖子上、心窝上的刀疤，显示出陆显德是个悲剧人物。他曾经自杀过。这些刀疤是他对四女儿的特殊纪念。
作为父母，陆显德夫妇均不记得这个女儿的生日，只知道她出生于2003年农历腊月。2004年农历五月，她被当地计生人员强迫送进福利院，从此不知下落。当时，这个女儿尚未取名。
蒋文(化名)是陆显德的亲戚，在广东闯荡十年。2008年回到故乡时，他听说他的亲戚中，除陆显德外，还有李泽吉、罗幸斌超生的两个女儿，均被当地计生人员抱走，送进福利院。计生人员称，“政府帮他们养。”实际上，这些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但多年来，这些父母都没有寻找自己的孩子。对于亲人们的麻木，蒋文发出了鲁迅对闰土式的感叹。从2009年1月开始，他在网上多次发布寻人的帖子，随着国外网友的回应和记者的调查，一个在贵州省镇远县隐藏多年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
交不起罚款，就抱走孩子
“你怎么又生了一个？”
“(老公)刚动手术了(结扎)，这怎么办？”
“罚款你养得起吗？现在计划生育这么严，要1万多元钱。”
“要罚款没办法，已经生出来了。”
“那你要给钱，现在政策这么严，你是知道的。”
“我交不起钱。”
“万一你交不起钱，我就(把孩子)抱去。”
这场当事双方记忆中的对话，发生于2004年6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对话发生在石光应和杨水英两人之间。石光应是镇远县蕉溪镇计生股股长，杨水英是陆显德的妻子，家在蕉溪镇田溪村阳坝组。
按照政策，陆显德只能生两个孩子。他希望能生个儿子。但杨水英在生到第四个孩子时，才如愿以偿。
在这个男孩一岁多时，陆显德去做结扎手术，但此时，杨水英又怀孕两个月了。
“既然怀孕了就要把她生下来。如果做流产，还要花钱。既然生下来了，就不能把她打死。”杨水英说。凭着这种简单、朴素的想法，杨水英生下了第四个女儿。
陆显德的家位于高山上，四周都是绵延的群山，交通极为不便，而且这个寨子仅有三五户人家。外界信息的获取和内部信息的传播，都极为不易。因此，虽然计生工作抓得很严，这个女儿仍然在她身边生活了半年。杨水英干活时，就把她背在身后。
在害怕罚款和重男轻女的山区，弃婴，或者将孩子送给别人的现象都相当普遍，而陆显德夫妇并没有这样做，尽管他们已经超生了三个孩子。
在2008年7月份以前，蒋文已经有十年没有回家。所以，他只记得陆显德对大女儿十分爱怜。
“他对大女儿非常好，别人的孩子吃母乳就可以了，他还用白糖调鸡蛋给大女儿喝。经常把她抱起来亲。”蒋文说。
现在，陆家全年收入不到5000元钱，但是四个孩子无论男女全部上学。对于两个有户口的女儿，陆显德表示，只要她们愿意读书，他会供养她们一直读下去。这些信息都足以说明陆显德并非一个重男轻女的人。
如果四女儿没有被抱走，她也快到入学的年龄了。但不幸的是，2004年6月份的一天，杨水英背着这个女儿在山坡上放牛时，遇到了石光应。
“第一回，我从那边过来，她在看牛，我看见她背着小孩，用毛巾搭着头，我看小孩很小，而她的儿子已经长大了。第二回我就去那里问，正好碰到她在吃饭。”石光应说。
那天，只有杨水英一个人在家。
5年后的2009年6月19日，杨水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石光应说，我就把这个孩子抱去了，以后就不罚款了，这就和罚款一样的。”
之后，石光应打电话叫蕉溪镇政府派车来，让杨水英抱着孩子到焦溪镇政府，然后去镇远县福利院。“我不去福利院，他们就把我一起带走，还说要罚款几万元钱，我拿不出几万元”。
为得儿子，舍弃女儿 现年54岁的石光应，早有儿孙，孙子在东莞上小学了。他很想念他的孙子。他有正常的人性和情感。
而他在解释他制造的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时说：“交不起罚款，就(把超生的孩子)送到福利院。这是县里的政策。”
“其实，她要是给政府说点好话，说去跟亲戚借钱来交罚款，你们别抱我孩子。这样，我们就不抱。但是她这个人太忠厚……他们那个组就是她家最穷。我们工作上也是很困难。”石光应说。
那天，杨水英抱着女儿，被蕉溪镇政府的干部、石光应等人带到镇远县城，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来到县城。在镇远县福利院，一个女护士从她手中接过女儿时问：“妹，女儿养这么大了，你怎么舍得？”
杨水英回答说：“我没办法，他们要罚款，可我没钱。他们说，以后不来罚款了。”
那时，女婴正睡得香甜，她没有看见被一群陌生男人包围之中的懦弱的母亲强忍的眼泪。母亲却特意把她抱起来，好好看了一眼。此后，她永远离开了母亲最安全的怀抱。而母亲只能在梦中梦到她。
回到蕉溪镇后，镇政府的干部们让她做了结扎手术，虽然她的丈夫陆显德之前已经做过结扎手术。第三天，陆显德才将她接回家中。
陆显德在得知女儿被抱走时，平静地说，“政策有规定，没办法。”这话是在安慰杨水英，也是在安慰他自己。
李泽吉和陆显德有着相同的遭遇。6月19日，他语气激昂地说：“如果他们把我儿子抱走，我砍死他们。”
他的几个女儿正环绕在他膝边戏耍，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把我女儿抱走，我也会砍死他们，但是，当时我不在家。”
实际上，他在得知女儿被计生人员抱走时，反应和陆显德相似。
李泽吉是蕉溪镇田溪村烂桥组人，2004年农历三月十八，妻子顺产一名女婴。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了。为了再生个儿子，夫妻俩将刚满月的三女儿给堂哥代养，然后带着两个女儿去浙江打工。
当年农历四月二十，蕉溪镇计生办一名计生人员，将这个刚生下一个月零两天的女婴，从李的堂哥家抱走。临走时说，“你们家太穷了养不起这个女婴，我把这个女婴抱去给政府抚养。”
过了两年，他们在浙江又生了一个女儿之后，终于得到儿子，他们才回到故乡，此时，他们方知当年寄养在堂哥家的那个女儿已经被当地政府抱走了。
“因为超生，我们也不敢去问，怕罚款。以后也没找过。”6月19日，李泽吉说。
妻子并未因此后悔当年外出打工的决定。她指着面前摇摇摆摆刚学会走路的儿子，笑着说：“如果我们不出去，怎么会得到这个儿子？”
生儿子，似乎是他们平生最大的成就。而舍弃女儿似乎成了他们得到儿子应该付出的代价。
2003年，该县都坪镇新寨村的杨再清的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女儿，此时，他的大女儿已经因心脏病和淋巴结夭折。按照政策，这个女儿并非超生，但是为了将来生一个儿子，他让镇计生人员通知镇远县福利院将三女儿抱走。6年来，他从未想到过去看望这个失散的女儿，因为“没有时间”。
被福利院“制造”成了弃婴
2008年，当蒋文得知这个发生在故乡、发生在亲人身上的残酷现实时，他极为震惊。
2009年1月份，蒋文开始在网上寻人。这个帖子很快被一个叫做Brian Stuy的美国人发现了，他在中国收养了3个孩子，并有一位中国太太。
Stuy将这个帖子转发给一个叫做Windy的美国女人和一个叫做胡英(音)的中国在美留学生。胡英和Windy是好朋友，Windy收养了一名叫做“古城慧”的中国女孩。
胡英，杭州人，经常帮助收养中国孤儿的美国家庭做一些翻译。胡英转发来了Brian Stuy所做的调查，其中显示：“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在镇远县福利院领养了不少女婴，其中，2004年有24名，2005年11名，2006年，该院没有被外国人收养的弃婴。”因为2005年11月，湖南省祁东县警方在侦破一起团伙贩婴案中，发现其幕后指使竟然是衡阳多家福利院。几年间，这些人贩子与福利院勾结，将数百婴儿送入涉外收养渠道，每名婴儿为福利院获得3000美元的赞助费。该案在2006年审理，引起极大的争议。
2007年，镇远县福利院又有6名弃婴被外国人收养。
他们的领养程序完全合法，他们通过外国中介公司将收养申请提交给中国收养中心，而镇远福利院将自己收养孤儿的信息提供给中国收养中心，由中国收养中心审核配对。中国收养中心受中国政府委托，主要负责涉外收养具体事务。
外国收养人每领养一个孩子都给镇远县福利院3000美元的赞助费。而中国方面把关于孩子的所有相关资料交给养父母，其中包括孤儿的证明材料。
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不满14周岁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作为被收养人。除此之外还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Windy收养了“古城慧”，所以，她保留了一份贵州都市报于2004年3月6日刊发的贵州省民政厅公告，公告中有10名婴儿的照片。公告显示这些孩子捡拾地址均在镇远县的某些乡(镇)政府门口、福利院门口。“古城慧”被捡拾的地点就在羊坪镇政府门前。公告下方注明：其父母及亲人见报后，60日之内请来镇远县福利院认领，逾期将按弃婴安置。
在这份公告中，陆显德、李泽吉等人并没有发现可能的线索。
6月15日，胡英转发来一位荷兰养母保留的贵州省民政厅发布的公告，时间为2004年8月14日，星期六，刊发媒体也是《贵州都市报》，上有十四名中国儿童的照片。公告下方同样注明，亲生父母请于60日之内前来镇远县福利院认领，逾期按弃婴安置。
这位荷兰母亲收养的女孩叫做古城俊，捡拾地点是该县羊场镇计生办过道。公告显示，这14名儿童中，有5名女婴的捡拾地点在镇计生办、车站、公路边、路口等公共场所，其他儿童均是在村民家门口捡拾的。
“古城茜，被遗弃在镇远县焦溪镇田溪村村民陆显德家门前；
古城娟，被遗弃在青溪镇铺田村彭洪德家门前；
古城勇，被遗弃在大地乡大地施村付开金家门前(付开金即徐林珍丈夫)；
古城雯，被遗弃在焦溪镇车溪村李代武家门前(李代武即李泽吉的堂哥……”
实际上，他们家门前从未发现过弃婴。虽然事隔多年，彭洪德、徐林珍等人还能确凿地指认出照片上的孩子正是从他们家强行抱走的孩子。而李泽吉、陆显德因为孩子被抱走时太小，而且年份已久，他们已经无法辨认。胡英估计，那个所谓在陆显德家捡拾的弃婴可能就是陆显德的亲生女儿。
多方证据表明，这些从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手中强行抱走的孩子，被镇远县福利院“制造”成了孤儿。“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真假弃婴
2003年，彭洪德“捡到”一名女婴。当年8月16日，焦溪镇政府的十几名工作人员，从彭妻手中抱走那名女婴，彭洪德夫妇极力阻止，后被带到派出所，蹲在墙角，并以谩骂干部为名罚款50元钱。
当时，镇政府的干部们来到他家说，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若能交3000元钱就可以领养她，但当时，他连300元钱也拿不出。他家只有几分地，老婆在逢集时卖米豆腐(当地的一种小吃)。
大约20天后，彭洪德去镇远县福利院寻找女婴，福利院不肯告诉他女婴的去向，只说女婴被送给阿姨在外面寄养。
2009年6月19日，彭洪德坦言，这个女婴是他的亲戚超生的，她害怕罚款，“罚款要是拿不出钱，要拆房子，不拆房子也是要抱人的”，所以亲戚将女婴送给了他。但他始终不肯说出这名女婴亲生父母的姓名和住址。
这种“假弃婴”现象在当地相当普遍。当计生人员从李泽吉堂哥家、罗幸斌姐姐家抱走他们超生的两个女儿时，他们的亲人因为害怕罚款，均称孩子是捡来的。
2004年3月，大地乡大地施村坳子上组徐林珍竟然“捡到”一名男婴。徐林珍描述的情节是：孩子们戏耍时，在她妹妹家的烤烟棚里发现了这名弃婴，她的妹妹送给了她。而她有两个女儿，当时，大女儿快到出嫁的年龄，小女儿12岁。她很想有一个儿子。于是，这个男婴就像上天安排的一样，进了她家。她说，“不是我妹妹生的。”
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其他遗弃的，或者送给他人抚养的均是女婴。
6月19日晚，徐林珍在回忆5年前那名男婴被计生人员抱走的情景时，仍然流下了眼泪。“他们(政府、派出所)来了十几个人，我抱着小孩不放手，我说等过几天找到钱就去上户口，他们说要罚款1万元。他们拖着我走，把我拉上车，我抱着小孩，一直跟到镇远县福利院，三个阿姨从我手上抢去小孩，我不愿意，但是她们是三个人。抢走小孩以后，我不肯走，站在福利院门口，二楼有人下来推我走，我又走到里面去。”
那天，她粒米未进，镇政府工作人员在饭店吃饭时，叫她吃饭，但她没去。“那孩子我已经养了十几天，舍不得。”
在山区，男孩的意义并非简单的传宗接代。
陆显德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1986年，他在读初三的那年农历大年三十，父亲去世。当年，陆显德成绩优异，尤其擅长字画，班级的黑板报都由他出。可是当地的习俗是，父亲去世后，长子必须把家当起来。因此，陆显德辍学回家，尽管老师为此来做过他母亲的工作，但他还是从此回家务农了。
当时，他的母亲想再嫁，但正因为陆显德选择退学和族中长辈的劝说，她留了下来。
如今，虽然过去了20多年，男孩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意义仍然没有太大改变。
镇远县共12个乡镇，都分布在山区。沿着盘旋向上的山路，到处可见切割得堪称精密的梯田，倒映着青山和蓝天白云，如梦似幻。站在山上向下俯瞰，那些被切割成一块块形状各异的黄色旱地和绿色梯田交织在一起，如同缤纷的锦缎。
然而，游人眼中的美景，对于生活其间的人们，则意味着繁重的劳动。砍柴、犁田、施肥等，都必须男人才能完成。这就是每个家庭渴望男婴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数额巨大的超生罚款，催生了很多真假弃婴。在镇远县各乡镇随意打听，捡拾弃婴的事例俯仰皆是。
一位2002年前曾在镇远县某镇主持计生工作的基层干部说，有几年，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严，所以常有丢弃的女婴，他在任期间，就捡到过三四个女婴，都通过民政部门送给不能生育的本地人领养了。
16年前，江谷乡的秦克勤(化名)捡到一个遗弃的女婴。那时，乡下人经常将女婴遗弃到街上，因为街上的居民比山区富裕。他家就在乡政府附近的街上。
当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他的妻子抱着这个女婴去上户口时，计生部门不同意。妻子说，那我不养了，你们抱去吧。计生部门只好给这个女婴上户。如今，当年的女婴已经长成漂亮乖巧的小姑娘，刚刚参加完中考。
“以前捡到婴儿很容易上户，但现在不行了，都被计生部门抱去，送到福利院。”秦克勤说。
窘困的父母们
真假弃婴被强行送往福利院的现象相当普遍，当地人早已司空见惯了，再加上弃婴和将孩子送给他人抚养的现象十分常见，人们对于生命、伦理的理解已经十分扭曲，所以当政府工作人员将超生的女儿从杨水英手中强行抱走时，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陆显德更认为这是政策规定。
2008年4月份，蒋文回到故乡，在陆显德家里，他见到了陆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陆说，他还有一个女儿，“政府帮我养去了”。
这时，蒋文感觉眼前的陆显德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他脑筋很糊涂，以前是个很聪明的人，春节时，很多人找他写对联”。
蒋文惋惜地说：“他向命运低头了，才变成今天的样子，如果他继续完成学业，只要考上中专，也会分配在单位上班。而我决不向命运低头。”
蒋文在读大学二年级时，一直主持家务的母亲去世。按照当地习俗，他也应该回家照顾弟妹。但他没有。此后，他没有再花家中一分钱，全靠个人努力和女友的帮助，完成了学业。现在他和妻子拥有一家培训机构和一家销售空气净化设备的公司。
近年来，在与家人通电话时，蒋文得知陆显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婚之后，他家田地少，孩子多，吃不饱，陆显德与母亲矛盾日深。2005年以后，陆显德“发癫”了，他常常大声叫喊、拿刀砍人。
2004年，当女儿被强行送到福利院后，陆显德平生第一次外出打工，但在“遍地黄金”的广东，他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挣到，只得借钱回家。
2005年的一天，他在姑妈家用杀猪刀抹自己的脖子，剜自己的心窝，被姑妈及时发现。
“就是想不开，女儿失散了，家里经济困难，我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没用，活在世上是个渣滓。”6月19日，陆显德说。一只母鸡带着几只小鸡，正在他脚边觅食。
他家一年养二三十只鸡、二三十只鸭子、四五头猪，另外种植五六亩田地，全年收入不足5000元钱。而四个孩子读书全年花费2000元左右，他们都在学校吃午饭。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2002年到2005年，陆显德常年到镇远县单采血浆站卖血，每个月卖七八次，每次可得80元。后来，镇远县单采血浆站站长因为侵吞960万元国有资产被判无期徒刑，陆显德才停止卖血。
现在，4个孩子中，尚有两个没有上户口，因为上一个户口要罚款12880元。陆显德知道，没有户口，无法读中学，所以他打算让两个没有户口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休学，因为交不起罚款。
“千辛万苦生了个儿子，难道就是为了他干农活吗？”
陆显德的回答是：“对儿子的希望是有的，但是家庭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能力供他读书。在这个社会，即使考上大学，也供不起。遗憾的就是这点。”
李泽吉的4个孩子中，仅1个有户口。计生人员说要罚款4万元，经过讨价还价，降为5000元，但他还是没钱，只借了1000元交给了计生人员。
当年，在浙江打工时，他每月能挣1000元钱，要养活夫妻俩和4个孩子。但是他仍然认为那时的生活比在家里好。可孩子们需要读书，他们必须回来。
现在，全家6口人仅有两亩田地，李泽吉在附近做零工，一天能挣五六十元钱，妻子在家喂养五六头猪。
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和沉重的负担，让李泽吉、陆显德们无暇去想那个失散的女儿的下落。
“古城”牌“弃婴”
镇远县福利院送养到国外的婴儿登记资料显示，从2001年至今，该院共有80名弃婴，除两名女婴残疾外，其余78名均被美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家庭领养。
80个弃婴，都冠以“古城”系列的名字，如古城慧、古城茜等。古城是指镇远古城，因为镇远自秦召王30年设县开始，至今已有2280多年的置县历史，其中1300多年作为府、道、专署所在地，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这些孤儿中，到底有多少和杨水英的四女儿有相同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曾任焦溪镇计生股股长的石光应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杨水英的四女儿是他送进福利院的第一个孩子。他说，“以前也送，但是别人送。”之后，他每年从焦溪镇送到福利院的超生的孩子有三四个。而且镇远县的“每个乡镇每年都送三四个，12个乡镇都在送，到处都有捡到的(弃婴)，也有超生的，罚不起款的，从家里抱走的，不愿意罚款的，双方达成协议，就送。不签(书面)协议。”
“(抱小孩时)通过他父母，要他们交罚款，但是交不起罚款，那没有别的，只有这样。哭闹的也有，你哭也不行，你交不起罚款，这是政策规定。交得起罚款就养，交不起罚款就送到福利院。”石光应说，“实际上，那几年的罚款只要交五六千元就可以了，超生一个交三千，超生两个七八千(有关系的交五六千)，那几年有些人很穷，‘早饭要买早饭米，夜饭也买夜饭米’……怎么交得起罚款。”
在抱走杨水英的第四个女儿时，杨水英曾问他，“我怀孕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石光应回答说，他们不知道。如果知道，她之前超生的两个孩子也要抱走，但那时，已经长大了，没法抱走。
后因福利院收养的“弃婴”太多，以致感染生病，所以，镇远县福利院出钱(每月300-400元)雇请阿姨，将婴儿带回家代养，直到有外国家庭来收养。
李倩华(化名)从2003年开始从事这份特殊的职业，但现在她已经“不列入这个队伍了”。她透露说，那时有很多阿姨都从福利院领婴儿代养，“我们把小孩带到家里养，到时候就去福利院领工资”。
一位姓杨的阿姨于2006年、2007年代养过福利院的“弃婴”，她称，阿姨们全部是镇远县城内的，“福利院有小孩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带回家养……有人来领养，我就抱着小孩和福利院的领导一起到贵阳”。
“送到外面肯定比在家里好，百分之二百的好……别说是娘家，即使现在的县委书记的家都没人家好，我们城里都没人家好……我们去福利院领小孩养，就是为了一点工资。”李倩华说。
Windy一直担心她领养的女儿古城慧并非真正的孤儿，而是亲生父母超生后，被政府部门强行抱走的。
2007年，Windy曾带着女儿找到当时代养过她的阿姨李倩华，试图寻找她的亲生父母，但没有成功。
“如果我的女儿实际上是某些福利系统人员犯罪的产物，我会最大限度地找到她原来的家人，这有利于她的成长，并且和原家庭分享女儿的生活，比如寄照片、通信、或者每年假期时安排女儿探视他们一次。” Windy在给一位中国记者的电邮中说。
除了Windy，还有大量中国儿童的外国养父母，通过中国在美留学生胡英、小叶等渠道，帮助她们寻找“中国的根”。2008年5月，胡英还帮一位美国养母在网上发帖，寻找她养女的亲生父母，这个孩子是2003年9月在镇远县涌溪乡“捡到”的。
可是，当她们的亲生父母，或者在镇远的曾经的短暂的养父母，在得知她们可能的下落时，鲜有人对她们的命运表现出明显的喜忧，哪怕是普通的感叹。6月19日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徐林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却是为她自己的，“不知道我老了怎么办？”
“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前言 2006年，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湖南邵阳“邵氏弃儿”事件震惊全国。仅仅因欠缴“社会抚养费”，数以十计的邵阳儿童就此被强行抱离生父母、养父母，被计生部门统一改姓“邵”送进福利院，有的被远渡重洋送到国外；2009年，类似事件在贵州镇远县再度发生。 以落实计生政策收取高额社会抚养费、对妇女强行结扎、对超生家庭拆房揭瓦、对违反规定者关押捆绑……成为整整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2015年10月29日，五中全会决定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实行36年的一胎化政策最终被宣告终结。
脖子上、心窝上的刀疤，显示出陆显德是个悲剧人物。他曾经自杀过。这些刀疤是他对四女儿的特殊纪念。
作为父母，陆显德夫妇均不记得这个女儿的生日，只知道她出生于2003年农历腊月。2004年农历五月，她被当地计生人员强迫送进福利院，从此不知下落。当时，这个女儿尚未取名。
蒋文(化名)是陆显德的亲戚，在广东闯荡十年。2008年回到故乡时，他听说他的亲戚中，除陆显德外，还有李泽吉、罗幸斌超生的两个女儿，均被当地计生人员抱走，送进福利院。计生人员称，“政府帮他们养。”实际上，这些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但多年来，这些父母都没有寻找自己的孩子。对于亲人们的麻木，蒋文发出了鲁迅对闰土式的感叹。从2009年1月开始，他在网上多次发布寻人的帖子，随着国外网友的回应和记者的调查，一个在贵州省镇远县隐藏多年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
交不起罚款，就抱走孩子
“你怎么又生了一个？”
“(老公)刚动手术了(结扎)，这怎么办？”
“罚款你养得起吗？现在计划生育这么严，要1万多元钱。”
“要罚款没办法，已经生出来了。”
“那你要给钱，现在政策这么严，你是知道的。”
“我交不起钱。”
“万一你交不起钱，我就(把孩子)抱去。”
这场当事双方记忆中的对话，发生于2004年6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对话发生在石光应和杨水英两人之间。石光应是镇远县蕉溪镇计生股股长，杨水英是陆显德的妻子，家在蕉溪镇田溪村阳坝组。
按照政策，陆显德只能生两个孩子。他希望能生个儿子。但杨水英在生到第四个孩子时，才如愿以偿。
在这个男孩一岁多时，陆显德去做结扎手术，但此时，杨水英又怀孕两个月了。
“既然怀孕了就要把她生下来。如果做流产，还要花钱。既然生下来了，就不能把她打死。”杨水英说。凭着这种简单、朴素的想法，杨水英生下了第四个女儿。
陆显德的家位于高山上，四周都是绵延的群山，交通极为不便，而且这个寨子仅有三五户人家。外界信息的获取和内部信息的传播，都极为不易。因此，虽然计生工作抓得很严，这个女儿仍然在她身边生活了半年。杨水英干活时，就把她背在身后。
在害怕罚款和重男轻女的山区，弃婴，或者将孩子送给别人的现象都相当普遍，而陆显德夫妇并没有这样做，尽管他们已经超生了三个孩子。
在2008年7月份以前，蒋文已经有十年没有回家。所以，他只记得陆显德对大女儿十分爱怜。
“他对大女儿非常好，别人的孩子吃母乳就可以了，他还用白糖调鸡蛋给大女儿喝。经常把她抱起来亲。”蒋文说。
现在，陆家全年收入不到5000元钱，但是四个孩子无论男女全部上学。对于两个有户口的女儿，陆显德表示，只要她们愿意读书，他会供养她们一直读下去。这些信息都足以说明陆显德并非一个重男轻女的人。
如果四女儿没有被抱走，她也快到入学的年龄了。但不幸的是，2004年6月份的一天，杨水英背着这个女儿在山坡上放牛时，遇到了石光应。
“第一回，我从那边过来，她在看牛，我看见她背着小孩，用毛巾搭着头，我看小孩很小，而她的儿子已经长大了。第二回我就去那里问，正好碰到她在吃饭。”石光应说。
那天，只有杨水英一个人在家。
5年后的2009年6月19日，杨水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石光应说，我就把这个孩子抱去了，以后就不罚款了，这就和罚款一样的。”
之后，石光应打电话叫蕉溪镇政府派车来，让杨水英抱着孩子到焦溪镇政府，然后去镇远县福利院。“我不去福利院，他们就把我一起带走，还说要罚款几万元钱，我拿不出几万元”。
为得儿子，舍弃女儿 现年54岁的石光应，早有儿孙，孙子在东莞上小学了。他很想念他的孙子。他有正常的人性和情感。
而他在解释他制造的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时说：“交不起罚款，就(把超生的孩子)送到福利院。这是县里的政策。”
“其实，她要是给政府说点好话，说去跟亲戚借钱来交罚款，你们别抱我孩子。这样，我们就不抱。但是她这个人太忠厚……他们那个组就是她家最穷。我们工作上也是很困难。”石光应说。
那天，杨水英抱着女儿，被蕉溪镇政府的干部、石光应等人带到镇远县城，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来到县城。在镇远县福利院，一个女护士从她手中接过女儿时问：“妹，女儿养这么大了，你怎么舍得？”
杨水英回答说：“我没办法，他们要罚款，可我没钱。他们说，以后不来罚款了。”
那时，女婴正睡得香甜，她没有看见被一群陌生男人包围之中的懦弱的母亲强忍的眼泪。母亲却特意把她抱起来，好好看了一眼。此后，她永远离开了母亲最安全的怀抱。而母亲只能在梦中梦到她。
回到蕉溪镇后，镇政府的干部们让她做了结扎手术，虽然她的丈夫陆显德之前已经做过结扎手术。第三天，陆显德才将她接回家中。
陆显德在得知女儿被抱走时，平静地说，“政策有规定，没办法。”这话是在安慰杨水英，也是在安慰他自己。
李泽吉和陆显德有着相同的遭遇。6月19日，他语气激昂地说：“如果他们把我儿子抱走，我砍死他们。”
他的几个女儿正环绕在他膝边戏耍，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把我女儿抱走，我也会砍死他们，但是，当时我不在家。”
实际上，他在得知女儿被计生人员抱走时，反应和陆显德相似。
李泽吉是蕉溪镇田溪村烂桥组人，2004年农历三月十八，妻子顺产一名女婴。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了。为了再生个儿子，夫妻俩将刚满月的三女儿给堂哥代养，然后带着两个女儿去浙江打工。
当年农历四月二十，蕉溪镇计生办一名计生人员，将这个刚生下一个月零两天的女婴，从李的堂哥家抱走。临走时说，“你们家太穷了养不起这个女婴，我把这个女婴抱去给政府抚养。”
过了两年，他们在浙江又生了一个女儿之后，终于得到儿子，他们才回到故乡，此时，他们方知当年寄养在堂哥家的那个女儿已经被当地政府抱走了。
“因为超生，我们也不敢去问，怕罚款。以后也没找过。”6月19日，李泽吉说。
妻子并未因此后悔当年外出打工的决定。她指着面前摇摇摆摆刚学会走路的儿子，笑着说：“如果我们不出去，怎么会得到这个儿子？”
生儿子，似乎是他们平生最大的成就。而舍弃女儿似乎成了他们得到儿子应该付出的代价。
2003年，该县都坪镇新寨村的杨再清的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女儿，此时，他的大女儿已经因心脏病和淋巴结夭折。按照政策，这个女儿并非超生，但是为了将来生一个儿子，他让镇计生人员通知镇远县福利院将三女儿抱走。6年来，他从未想到过去看望这个失散的女儿，因为“没有时间”。
被福利院“制造”成了弃婴
2008年，当蒋文得知这个发生在故乡、发生在亲人身上的残酷现实时，他极为震惊。
2009年1月份，蒋文开始在网上寻人。这个帖子很快被一个叫做Brian Stuy的美国人发现了，他在中国收养了3个孩子，并有一位中国太太。
Stuy将这个帖子转发给一个叫做Windy的美国女人和一个叫做胡英(音)的中国在美留学生。胡英和Windy是好朋友，Windy收养了一名叫做“古城慧”的中国女孩。
胡英，杭州人，经常帮助收养中国孤儿的美国家庭做一些翻译。胡英转发来了Brian Stuy所做的调查，其中显示：“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在镇远县福利院领养了不少女婴，其中，2004年有24名，2005年11名，2006年，该院没有被外国人收养的弃婴。”因为2005年11月，湖南省祁东县警方在侦破一起团伙贩婴案中，发现其幕后指使竟然是衡阳多家福利院。几年间，这些人贩子与福利院勾结，将数百婴儿送入涉外收养渠道，每名婴儿为福利院获得3000美元的赞助费。该案在2006年审理，引起极大的争议。
2007年，镇远县福利院又有6名弃婴被外国人收养。
他们的领养程序完全合法，他们通过外国中介公司将收养申请提交给中国收养中心，而镇远福利院将自己收养孤儿的信息提供给中国收养中心，由中国收养中心审核配对。中国收养中心受中国政府委托，主要负责涉外收养具体事务。
外国收养人每领养一个孩子都给镇远县福利院3000美元的赞助费。而中国方面把关于孩子的所有相关资料交给养父母，其中包括孤儿的证明材料。
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不满14周岁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作为被收养人。除此之外还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Windy收养了“古城慧”，所以，她保留了一份贵州都市报于2004年3月6日刊发的贵州省民政厅公告，公告中有10名婴儿的照片。公告显示这些孩子捡拾地址均在镇远县的某些乡(镇)政府门口、福利院门口。“古城慧”被捡拾的地点就在羊坪镇政府门前。公告下方注明：其父母及亲人见报后，60日之内请来镇远县福利院认领，逾期将按弃婴安置。
在这份公告中，陆显德、李泽吉等人并没有发现可能的线索。
6月15日，胡英转发来一位荷兰养母保留的贵州省民政厅发布的公告，时间为2004年8月14日，星期六，刊发媒体也是《贵州都市报》，上有十四名中国儿童的照片。公告下方同样注明，亲生父母请于60日之内前来镇远县福利院认领，逾期按弃婴安置。
这位荷兰母亲收养的女孩叫做古城俊，捡拾地点是该县羊场镇计生办过道。公告显示，这14名儿童中，有5名女婴的捡拾地点在镇计生办、车站、公路边、路口等公共场所，其他儿童均是在村民家门口捡拾的。
“古城茜，被遗弃在镇远县焦溪镇田溪村村民陆显德家门前；
古城娟，被遗弃在青溪镇铺田村彭洪德家门前；
古城勇，被遗弃在大地乡大地施村付开金家门前(付开金即徐林珍丈夫)；
古城雯，被遗弃在焦溪镇车溪村李代武家门前(李代武即李泽吉的堂哥……”
实际上，他们家门前从未发现过弃婴。虽然事隔多年，彭洪德、徐林珍等人还能确凿地指认出照片上的孩子正是从他们家强行抱走的孩子。而李泽吉、陆显德因为孩子被抱走时太小，而且年份已久，他们已经无法辨认。胡英估计，那个所谓在陆显德家捡拾的弃婴可能就是陆显德的亲生女儿。
多方证据表明，这些从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手中强行抱走的孩子，被镇远县福利院“制造”成了孤儿。“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真假弃婴
2003年，彭洪德“捡到”一名女婴。当年8月16日，焦溪镇政府的十几名工作人员，从彭妻手中抱走那名女婴，彭洪德夫妇极力阻止，后被带到派出所，蹲在墙角，并以谩骂干部为名罚款50元钱。
当时，镇政府的干部们来到他家说，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若能交3000元钱就可以领养她，但当时，他连300元钱也拿不出。他家只有几分地，老婆在逢集时卖米豆腐(当地的一种小吃)。
大约20天后，彭洪德去镇远县福利院寻找女婴，福利院不肯告诉他女婴的去向，只说女婴被送给阿姨在外面寄养。
2009年6月19日，彭洪德坦言，这个女婴是他的亲戚超生的，她害怕罚款，“罚款要是拿不出钱，要拆房子，不拆房子也是要抱人的”，所以亲戚将女婴送给了他。但他始终不肯说出这名女婴亲生父母的姓名和住址。
这种“假弃婴”现象在当地相当普遍。当计生人员从李泽吉堂哥家、罗幸斌姐姐家抱走他们超生的两个女儿时，他们的亲人因为害怕罚款，均称孩子是捡来的。
2004年3月，大地乡大地施村坳子上组徐林珍竟然“捡到”一名男婴。徐林珍描述的情节是：孩子们戏耍时，在她妹妹家的烤烟棚里发现了这名弃婴，她的妹妹送给了她。而她有两个女儿，当时，大女儿快到出嫁的年龄，小女儿12岁。她很想有一个儿子。于是，这个男婴就像上天安排的一样，进了她家。她说，“不是我妹妹生的。”
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其他遗弃的，或者送给他人抚养的均是女婴。
6月19日晚，徐林珍在回忆5年前那名男婴被计生人员抱走的情景时，仍然流下了眼泪。“他们(政府、派出所)来了十几个人，我抱着小孩不放手，我说等过几天找到钱就去上户口，他们说要罚款1万元。他们拖着我走，把我拉上车，我抱着小孩，一直跟到镇远县福利院，三个阿姨从我手上抢去小孩，我不愿意，但是她们是三个人。抢走小孩以后，我不肯走，站在福利院门口，二楼有人下来推我走，我又走到里面去。”
那天，她粒米未进，镇政府工作人员在饭店吃饭时，叫她吃饭，但她没去。“那孩子我已经养了十几天，舍不得。”
在山区，男孩的意义并非简单的传宗接代。
陆显德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1986年，他在读初三的那年农历大年三十，父亲去世。当年，陆显德成绩优异，尤其擅长字画，班级的黑板报都由他出。可是当地的习俗是，父亲去世后，长子必须把家当起来。因此，陆显德辍学回家，尽管老师为此来做过他母亲的工作，但他还是从此回家务农了。
当时，他的母亲想再嫁，但正因为陆显德选择退学和族中长辈的劝说，她留了下来。
如今，虽然过去了20多年，男孩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意义仍然没有太大改变。
镇远县共12个乡镇，都分布在山区。沿着盘旋向上的山路，到处可见切割得堪称精密的梯田，倒映着青山和蓝天白云，如梦似幻。站在山上向下俯瞰，那些被切割成一块块形状各异的黄色旱地和绿色梯田交织在一起，如同缤纷的锦缎。
然而，游人眼中的美景，对于生活其间的人们，则意味着繁重的劳动。砍柴、犁田、施肥等，都必须男人才能完成。这就是每个家庭渴望男婴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数额巨大的超生罚款，催生了很多真假弃婴。在镇远县各乡镇随意打听，捡拾弃婴的事例俯仰皆是。
一位2002年前曾在镇远县某镇主持计生工作的基层干部说，有几年，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严，所以常有丢弃的女婴，他在任期间，就捡到过三四个女婴，都通过民政部门送给不能生育的本地人领养了。
16年前，江谷乡的秦克勤(化名)捡到一个遗弃的女婴。那时，乡下人经常将女婴遗弃到街上，因为街上的居民比山区富裕。他家就在乡政府附近的街上。
当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他的妻子抱着这个女婴去上户口时，计生部门不同意。妻子说，那我不养了，你们抱去吧。计生部门只好给这个女婴上户。如今，当年的女婴已经长成漂亮乖巧的小姑娘，刚刚参加完中考。
“以前捡到婴儿很容易上户，但现在不行了，都被计生部门抱去，送到福利院。”秦克勤说。
窘困的父母们
真假弃婴被强行送往福利院的现象相当普遍，当地人早已司空见惯了，再加上弃婴和将孩子送给他人抚养的现象十分常见，人们对于生命、伦理的理解已经十分扭曲，所以当政府工作人员将超生的女儿从杨水英手中强行抱走时，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陆显德更认为这是政策规定。
2008年4月份，蒋文回到故乡，在陆显德家里，他见到了陆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陆说，他还有一个女儿，“政府帮我养去了”。
这时，蒋文感觉眼前的陆显德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他脑筋很糊涂，以前是个很聪明的人，春节时，很多人找他写对联”。
蒋文惋惜地说：“他向命运低头了，才变成今天的样子，如果他继续完成学业，只要考上中专，也会分配在单位上班。而我决不向命运低头。”
蒋文在读大学二年级时，一直主持家务的母亲去世。按照当地习俗，他也应该回家照顾弟妹。但他没有。此后，他没有再花家中一分钱，全靠个人努力和女友的帮助，完成了学业。现在他和妻子拥有一家培训机构和一家销售空气净化设备的公司。
近年来，在与家人通电话时，蒋文得知陆显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婚之后，他家田地少，孩子多，吃不饱，陆显德与母亲矛盾日深。2005年以后，陆显德“发癫”了，他常常大声叫喊、拿刀砍人。
2004年，当女儿被强行送到福利院后，陆显德平生第一次外出打工，但在“遍地黄金”的广东，他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挣到，只得借钱回家。
2005年的一天，他在姑妈家用杀猪刀抹自己的脖子，剜自己的心窝，被姑妈及时发现。
“就是想不开，女儿失散了，家里经济困难，我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没用，活在世上是个渣滓。”6月19日，陆显德说。一只母鸡带着几只小鸡，正在他脚边觅食。
他家一年养二三十只鸡、二三十只鸭子、四五头猪，另外种植五六亩田地，全年收入不足5000元钱。而四个孩子读书全年花费2000元左右，他们都在学校吃午饭。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2002年到2005年，陆显德常年到镇远县单采血浆站卖血，每个月卖七八次，每次可得80元。后来，镇远县单采血浆站站长因为侵吞960万元国有资产被判无期徒刑，陆显德才停止卖血。
现在，4个孩子中，尚有两个没有上户口，因为上一个户口要罚款12880元。陆显德知道，没有户口，无法读中学，所以他打算让两个没有户口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休学，因为交不起罚款。
“千辛万苦生了个儿子，难道就是为了他干农活吗？”
陆显德的回答是：“对儿子的希望是有的，但是家庭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能力供他读书。在这个社会，即使考上大学，也供不起。遗憾的就是这点。”
李泽吉的4个孩子中，仅1个有户口。计生人员说要罚款4万元，经过讨价还价，降为5000元，但他还是没钱，只借了1000元交给了计生人员。
当年，在浙江打工时，他每月能挣1000元钱，要养活夫妻俩和4个孩子。但是他仍然认为那时的生活比在家里好。可孩子们需要读书，他们必须回来。
现在，全家6口人仅有两亩田地，李泽吉在附近做零工，一天能挣五六十元钱，妻子在家喂养五六头猪。
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和沉重的负担，让李泽吉、陆显德们无暇去想那个失散的女儿的下落。
“古城”牌“弃婴”
镇远县福利院送养到国外的婴儿登记资料显示，从2001年至今，该院共有80名弃婴，除两名女婴残疾外，其余78名均被美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家庭领养。
80个弃婴，都冠以“古城”系列的名字，如古城慧、古城茜等。古城是指镇远古城，因为镇远自秦召王30年设县开始，至今已有2280多年的置县历史，其中1300多年作为府、道、专署所在地，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这些孤儿中，到底有多少和杨水英的四女儿有相同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曾任焦溪镇计生股股长的石光应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杨水英的四女儿是他送进福利院的第一个孩子。他说，“以前也送，但是别人送。”之后，他每年从焦溪镇送到福利院的超生的孩子有三四个。而且镇远县的“每个乡镇每年都送三四个，12个乡镇都在送，到处都有捡到的(弃婴)，也有超生的，罚不起款的，从家里抱走的，不愿意罚款的，双方达成协议，就送。不签(书面)协议。”
“(抱小孩时)通过他父母，要他们交罚款，但是交不起罚款，那没有别的，只有这样。哭闹的也有，你哭也不行，你交不起罚款，这是政策规定。交得起罚款就养，交不起罚款就送到福利院。”石光应说，“实际上，那几年的罚款只要交五六千元就可以了，超生一个交三千，超生两个七八千(有关系的交五六千)，那几年有些人很穷，‘早饭要买早饭米，夜饭也买夜饭米’……怎么交得起罚款。”
在抱走杨水英的第四个女儿时，杨水英曾问他，“我怀孕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石光应回答说，他们不知道。如果知道，她之前超生的两个孩子也要抱走，但那时，已经长大了，没法抱走。
后因福利院收养的“弃婴”太多，以致感染生病，所以，镇远县福利院出钱(每月300-400元)雇请阿姨，将婴儿带回家代养，直到有外国家庭来收养。
李倩华(化名)从2003年开始从事这份特殊的职业，但现在她已经“不列入这个队伍了”。她透露说，那时有很多阿姨都从福利院领婴儿代养，“我们把小孩带到家里养，到时候就去福利院领工资”。
一位姓杨的阿姨于2006年、2007年代养过福利院的“弃婴”，她称，阿姨们全部是镇远县城内的，“福利院有小孩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带回家养……有人来领养，我就抱着小孩和福利院的领导一起到贵阳”。
“送到外面肯定比在家里好，百分之二百的好……别说是娘家，即使现在的县委书记的家都没人家好，我们城里都没人家好……我们去福利院领小孩养，就是为了一点工资。”李倩华说。
Windy一直担心她领养的女儿古城慧并非真正的孤儿，而是亲生父母超生后，被政府部门强行抱走的。
2007年，Windy曾带着女儿找到当时代养过她的阿姨李倩华，试图寻找她的亲生父母，但没有成功。
“如果我的女儿实际上是某些福利系统人员犯罪的产物，我会最大限度地找到她原来的家人，这有利于她的成长，并且和原家庭分享女儿的生活，比如寄照片、通信、或者每年假期时安排女儿探视他们一次。” Windy在给一位中国记者的电邮中说。
除了Windy，还有大量中国儿童的外国养父母，通过中国在美留学生胡英、小叶等渠道，帮助她们寻找“中国的根”。2008年5月，胡英还帮一位美国养母在网上发帖，寻找她养女的亲生父母，这个孩子是2003年9月在镇远县涌溪乡“捡到”的。
可是，当她们的亲生父母，或者在镇远的曾经的短暂的养父母，在得知她们可能的下落时，鲜有人对她们的命运表现出明显的喜忧，哪怕是普通的感叹。6月19日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徐林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却是为她自己的，“不知道我老了怎么办？”
“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http://renjian.163.com/15/1030/16/B76JVFT2000153N3.html
前言 2006年，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湖南邵阳“邵氏弃儿”事件震惊全国。仅仅因欠缴“社会抚养费”，数以十计的邵阳儿童就此被强行抱离生父母、养父母，被计生部门统一改姓“邵”送进福利院，有的被远渡重洋送到国外；2009年，类似事件在贵州镇远县再度发生。 以落实计生政策收取高额社会抚养费、对妇女强行结扎、对超生家庭拆房揭瓦、对违反规定者关押捆绑……成为整整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2015年10月29日，五中全会决定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实行36年的一胎化政策最终被宣告终结。
脖子上、心窝上的刀疤，显示出陆显德是个悲剧人物。他曾经自杀过。这些刀疤是他对四女儿的特殊纪念。
作为父母，陆显德夫妇均不记得这个女儿的生日，只知道她出生于2003年农历腊月。2004年农历五月，她被当地计生人员强迫送进福利院，从此不知下落。当时，这个女儿尚未取名。
蒋文(化名)是陆显德的亲戚，在广东闯荡十年。2008年回到故乡时，他听说他的亲戚中，除陆显德外，还有李泽吉、罗幸斌超生的两个女儿，均被当地计生人员抱走，送进福利院。计生人员称，“政府帮他们养。”实际上，这些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但多年来，这些父母都没有寻找自己的孩子。对于亲人们的麻木，蒋文发出了鲁迅对闰土式的感叹。从2009年1月开始，他在网上多次发布寻人的帖子，随着国外网友的回应和记者的调查，一个在贵州省镇远县隐藏多年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
交不起罚款，就抱走孩子
“你怎么又生了一个？”
“(老公)刚动手术了(结扎)，这怎么办？”
“罚款你养得起吗？现在计划生育这么严，要1万多元钱。”
“要罚款没办法，已经生出来了。”
“那你要给钱，现在政策这么严，你是知道的。”
“我交不起钱。”
“万一你交不起钱，我就(把孩子)抱去。”
这场当事双方记忆中的对话，发生于2004年6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对话发生在石光应和杨水英两人之间。石光应是镇远县蕉溪镇计生股股长，杨水英是陆显德的妻子，家在蕉溪镇田溪村阳坝组。
按照政策，陆显德只能生两个孩子。他希望能生个儿子。但杨水英在生到第四个孩子时，才如愿以偿。
在这个男孩一岁多时，陆显德去做结扎手术，但此时，杨水英又怀孕两个月了。
“既然怀孕了就要把她生下来。如果做流产，还要花钱。既然生下来了，就不能把她打死。”杨水英说。凭着这种简单、朴素的想法，杨水英生下了第四个女儿。
陆显德的家位于高山上，四周都是绵延的群山，交通极为不便，而且这个寨子仅有三五户人家。外界信息的获取和内部信息的传播，都极为不易。因此，虽然计生工作抓得很严，这个女儿仍然在她身边生活了半年。杨水英干活时，就把她背在身后。
在害怕罚款和重男轻女的山区，弃婴，或者将孩子送给别人的现象都相当普遍，而陆显德夫妇并没有这样做，尽管他们已经超生了三个孩子。
在2008年7月份以前，蒋文已经有十年没有回家。所以，他只记得陆显德对大女儿十分爱怜。
“他对大女儿非常好，别人的孩子吃母乳就可以了，他还用白糖调鸡蛋给大女儿喝。经常把她抱起来亲。”蒋文说。
现在，陆家全年收入不到5000元钱，但是四个孩子无论男女全部上学。对于两个有户口的女儿，陆显德表示，只要她们愿意读书，他会供养她们一直读下去。这些信息都足以说明陆显德并非一个重男轻女的人。
如果四女儿没有被抱走，她也快到入学的年龄了。但不幸的是，2004年6月份的一天，杨水英背着这个女儿在山坡上放牛时，遇到了石光应。
“第一回，我从那边过来，她在看牛，我看见她背着小孩，用毛巾搭着头，我看小孩很小，而她的儿子已经长大了。第二回我就去那里问，正好碰到她在吃饭。”石光应说。
那天，只有杨水英一个人在家。
5年后的2009年6月19日，杨水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石光应说，我就把这个孩子抱去了，以后就不罚款了，这就和罚款一样的。”
之后，石光应打电话叫蕉溪镇政府派车来，让杨水英抱着孩子到焦溪镇政府，然后去镇远县福利院。“我不去福利院，他们就把我一起带走，还说要罚款几万元钱，我拿不出几万元”。
为得儿子，舍弃女儿 现年54岁的石光应，早有儿孙，孙子在东莞上小学了。他很想念他的孙子。他有正常的人性和情感。
而他在解释他制造的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时说：“交不起罚款，就(把超生的孩子)送到福利院。这是县里的政策。”
“其实，她要是给政府说点好话，说去跟亲戚借钱来交罚款，你们别抱我孩子。这样，我们就不抱。但是她这个人太忠厚……他们那个组就是她家最穷。我们工作上也是很困难。”石光应说。
那天，杨水英抱着女儿，被蕉溪镇政府的干部、石光应等人带到镇远县城，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来到县城。在镇远县福利院，一个女护士从她手中接过女儿时问：“妹，女儿养这么大了，你怎么舍得？”
杨水英回答说：“我没办法，他们要罚款，可我没钱。他们说，以后不来罚款了。”
那时，女婴正睡得香甜，她没有看见被一群陌生男人包围之中的懦弱的母亲强忍的眼泪。母亲却特意把她抱起来，好好看了一眼。此后，她永远离开了母亲最安全的怀抱。而母亲只能在梦中梦到她。
回到蕉溪镇后，镇政府的干部们让她做了结扎手术，虽然她的丈夫陆显德之前已经做过结扎手术。第三天，陆显德才将她接回家中。
陆显德在得知女儿被抱走时，平静地说，“政策有规定，没办法。”这话是在安慰杨水英，也是在安慰他自己。
李泽吉和陆显德有着相同的遭遇。6月19日，他语气激昂地说：“如果他们把我儿子抱走，我砍死他们。”
他的几个女儿正环绕在他膝边戏耍，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把我女儿抱走，我也会砍死他们，但是，当时我不在家。”
实际上，他在得知女儿被计生人员抱走时，反应和陆显德相似。
李泽吉是蕉溪镇田溪村烂桥组人，2004年农历三月十八，妻子顺产一名女婴。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了。为了再生个儿子，夫妻俩将刚满月的三女儿给堂哥代养，然后带着两个女儿去浙江打工。
当年农历四月二十，蕉溪镇计生办一名计生人员，将这个刚生下一个月零两天的女婴，从李的堂哥家抱走。临走时说，“你们家太穷了养不起这个女婴，我把这个女婴抱去给政府抚养。”
过了两年，他们在浙江又生了一个女儿之后，终于得到儿子，他们才回到故乡，此时，他们方知当年寄养在堂哥家的那个女儿已经被当地政府抱走了。
“因为超生，我们也不敢去问，怕罚款。以后也没找过。”6月19日，李泽吉说。
妻子并未因此后悔当年外出打工的决定。她指着面前摇摇摆摆刚学会走路的儿子，笑着说：“如果我们不出去，怎么会得到这个儿子？”
生儿子，似乎是他们平生最大的成就。而舍弃女儿似乎成了他们得到儿子应该付出的代价。
2003年，该县都坪镇新寨村的杨再清的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女儿，此时，他的大女儿已经因心脏病和淋巴结夭折。按照政策，这个女儿并非超生，但是为了将来生一个儿子，他让镇计生人员通知镇远县福利院将三女儿抱走。6年来，他从未想到过去看望这个失散的女儿，因为“没有时间”。
被福利院“制造”成了弃婴
2008年，当蒋文得知这个发生在故乡、发生在亲人身上的残酷现实时，他极为震惊。
2009年1月份，蒋文开始在网上寻人。这个帖子很快被一个叫做Brian Stuy的美国人发现了，他在中国收养了3个孩子，并有一位中国太太。
Stuy将这个帖子转发给一个叫做Windy的美国女人和一个叫做胡英(音)的中国在美留学生。胡英和Windy是好朋友，Windy收养了一名叫做“古城慧”的中国女孩。
胡英，杭州人，经常帮助收养中国孤儿的美国家庭做一些翻译。胡英转发来了Brian Stuy所做的调查，其中显示：“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在镇远县福利院领养了不少女婴，其中，2004年有24名，2005年11名，2006年，该院没有被外国人收养的弃婴。”因为2005年11月，湖南省祁东县警方在侦破一起团伙贩婴案中，发现其幕后指使竟然是衡阳多家福利院。几年间，这些人贩子与福利院勾结，将数百婴儿送入涉外收养渠道，每名婴儿为福利院获得3000美元的赞助费。该案在2006年审理，引起极大的争议。
2007年，镇远县福利院又有6名弃婴被外国人收养。
他们的领养程序完全合法，他们通过外国中介公司将收养申请提交给中国收养中心，而镇远福利院将自己收养孤儿的信息提供给中国收养中心，由中国收养中心审核配对。中国收养中心受中国政府委托，主要负责涉外收养具体事务。
外国收养人每领养一个孩子都给镇远县福利院3000美元的赞助费。而中国方面把关于孩子的所有相关资料交给养父母，其中包括孤儿的证明材料。
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不满14周岁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作为被收养人。除此之外还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Windy收养了“古城慧”，所以，她保留了一份贵州都市报于2004年3月6日刊发的贵州省民政厅公告，公告中有10名婴儿的照片。公告显示这些孩子捡拾地址均在镇远县的某些乡(镇)政府门口、福利院门口。“古城慧”被捡拾的地点就在羊坪镇政府门前。公告下方注明：其父母及亲人见报后，60日之内请来镇远县福利院认领，逾期将按弃婴安置。
在这份公告中，陆显德、李泽吉等人并没有发现可能的线索。
6月15日，胡英转发来一位荷兰养母保留的贵州省民政厅发布的公告，时间为2004年8月14日，星期六，刊发媒体也是《贵州都市报》，上有十四名中国儿童的照片。公告下方同样注明，亲生父母请于60日之内前来镇远县福利院认领，逾期按弃婴安置。
这位荷兰母亲收养的女孩叫做古城俊，捡拾地点是该县羊场镇计生办过道。公告显示，这14名儿童中，有5名女婴的捡拾地点在镇计生办、车站、公路边、路口等公共场所，其他儿童均是在村民家门口捡拾的。
“古城茜，被遗弃在镇远县焦溪镇田溪村村民陆显德家门前；
古城娟，被遗弃在青溪镇铺田村彭洪德家门前；
古城勇，被遗弃在大地乡大地施村付开金家门前(付开金即徐林珍丈夫)；
古城雯，被遗弃在焦溪镇车溪村李代武家门前(李代武即李泽吉的堂哥……”
实际上，他们家门前从未发现过弃婴。虽然事隔多年，彭洪德、徐林珍等人还能确凿地指认出照片上的孩子正是从他们家强行抱走的孩子。而李泽吉、陆显德因为孩子被抱走时太小，而且年份已久，他们已经无法辨认。胡英估计，那个所谓在陆显德家捡拾的弃婴可能就是陆显德的亲生女儿。
多方证据表明，这些从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手中强行抱走的孩子，被镇远县福利院“制造”成了孤儿。“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真假弃婴
2003年，彭洪德“捡到”一名女婴。当年8月16日，焦溪镇政府的十几名工作人员，从彭妻手中抱走那名女婴，彭洪德夫妇极力阻止，后被带到派出所，蹲在墙角，并以谩骂干部为名罚款50元钱。
当时，镇政府的干部们来到他家说，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若能交3000元钱就可以领养她，但当时，他连300元钱也拿不出。他家只有几分地，老婆在逢集时卖米豆腐(当地的一种小吃)。
大约20天后，彭洪德去镇远县福利院寻找女婴，福利院不肯告诉他女婴的去向，只说女婴被送给阿姨在外面寄养。
2009年6月19日，彭洪德坦言，这个女婴是他的亲戚超生的，她害怕罚款，“罚款要是拿不出钱，要拆房子，不拆房子也是要抱人的”，所以亲戚将女婴送给了他。但他始终不肯说出这名女婴亲生父母的姓名和住址。
这种“假弃婴”现象在当地相当普遍。当计生人员从李泽吉堂哥家、罗幸斌姐姐家抱走他们超生的两个女儿时，他们的亲人因为害怕罚款，均称孩子是捡来的。
2004年3月，大地乡大地施村坳子上组徐林珍竟然“捡到”一名男婴。徐林珍描述的情节是：孩子们戏耍时，在她妹妹家的烤烟棚里发现了这名弃婴，她的妹妹送给了她。而她有两个女儿，当时，大女儿快到出嫁的年龄，小女儿12岁。她很想有一个儿子。于是，这个男婴就像上天安排的一样，进了她家。她说，“不是我妹妹生的。”
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其他遗弃的，或者送给他人抚养的均是女婴。
6月19日晚，徐林珍在回忆5年前那名男婴被计生人员抱走的情景时，仍然流下了眼泪。“他们(政府、派出所)来了十几个人，我抱着小孩不放手，我说等过几天找到钱就去上户口，他们说要罚款1万元。他们拖着我走，把我拉上车，我抱着小孩，一直跟到镇远县福利院，三个阿姨从我手上抢去小孩，我不愿意，但是她们是三个人。抢走小孩以后，我不肯走，站在福利院门口，二楼有人下来推我走，我又走到里面去。”
那天，她粒米未进，镇政府工作人员在饭店吃饭时，叫她吃饭，但她没去。“那孩子我已经养了十几天，舍不得。”
在山区，男孩的意义并非简单的传宗接代。
陆显德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1986年，他在读初三的那年农历大年三十，父亲去世。当年，陆显德成绩优异，尤其擅长字画，班级的黑板报都由他出。可是当地的习俗是，父亲去世后，长子必须把家当起来。因此，陆显德辍学回家，尽管老师为此来做过他母亲的工作，但他还是从此回家务农了。
当时，他的母亲想再嫁，但正因为陆显德选择退学和族中长辈的劝说，她留了下来。
如今，虽然过去了20多年，男孩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意义仍然没有太大改变。
镇远县共12个乡镇，都分布在山区。沿着盘旋向上的山路，到处可见切割得堪称精密的梯田，倒映着青山和蓝天白云，如梦似幻。站在山上向下俯瞰，那些被切割成一块块形状各异的黄色旱地和绿色梯田交织在一起，如同缤纷的锦缎。
然而，游人眼中的美景，对于生活其间的人们，则意味着繁重的劳动。砍柴、犁田、施肥等，都必须男人才能完成。这就是每个家庭渴望男婴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数额巨大的超生罚款，催生了很多真假弃婴。在镇远县各乡镇随意打听，捡拾弃婴的事例俯仰皆是。
一位2002年前曾在镇远县某镇主持计生工作的基层干部说，有几年，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严，所以常有丢弃的女婴，他在任期间，就捡到过三四个女婴，都通过民政部门送给不能生育的本地人领养了。
16年前，江谷乡的秦克勤(化名)捡到一个遗弃的女婴。那时，乡下人经常将女婴遗弃到街上，因为街上的居民比山区富裕。他家就在乡政府附近的街上。
当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他的妻子抱着这个女婴去上户口时，计生部门不同意。妻子说，那我不养了，你们抱去吧。计生部门只好给这个女婴上户。如今，当年的女婴已经长成漂亮乖巧的小姑娘，刚刚参加完中考。
“以前捡到婴儿很容易上户，但现在不行了，都被计生部门抱去，送到福利院。”秦克勤说。
窘困的父母们
真假弃婴被强行送往福利院的现象相当普遍，当地人早已司空见惯了，再加上弃婴和将孩子送给他人抚养的现象十分常见，人们对于生命、伦理的理解已经十分扭曲，所以当政府工作人员将超生的女儿从杨水英手中强行抱走时，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陆显德更认为这是政策规定。
2008年4月份，蒋文回到故乡，在陆显德家里，他见到了陆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陆说，他还有一个女儿，“政府帮我养去了”。
这时，蒋文感觉眼前的陆显德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他脑筋很糊涂，以前是个很聪明的人，春节时，很多人找他写对联”。
蒋文惋惜地说：“他向命运低头了，才变成今天的样子，如果他继续完成学业，只要考上中专，也会分配在单位上班。而我决不向命运低头。”
蒋文在读大学二年级时，一直主持家务的母亲去世。按照当地习俗，他也应该回家照顾弟妹。但他没有。此后，他没有再花家中一分钱，全靠个人努力和女友的帮助，完成了学业。现在他和妻子拥有一家培训机构和一家销售空气净化设备的公司。
近年来，在与家人通电话时，蒋文得知陆显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婚之后，他家田地少，孩子多，吃不饱，陆显德与母亲矛盾日深。2005年以后，陆显德“发癫”了，他常常大声叫喊、拿刀砍人。
2004年，当女儿被强行送到福利院后，陆显德平生第一次外出打工，但在“遍地黄金”的广东，他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挣到，只得借钱回家。
2005年的一天，他在姑妈家用杀猪刀抹自己的脖子，剜自己的心窝，被姑妈及时发现。
“就是想不开，女儿失散了，家里经济困难，我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没用，活在世上是个渣滓。”6月19日，陆显德说。一只母鸡带着几只小鸡，正在他脚边觅食。
他家一年养二三十只鸡、二三十只鸭子、四五头猪，另外种植五六亩田地，全年收入不足5000元钱。而四个孩子读书全年花费2000元左右，他们都在学校吃午饭。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2002年到2005年，陆显德常年到镇远县单采血浆站卖血，每个月卖七八次，每次可得80元。后来，镇远县单采血浆站站长因为侵吞960万元国有资产被判无期徒刑，陆显德才停止卖血。
现在，4个孩子中，尚有两个没有上户口，因为上一个户口要罚款12880元。陆显德知道，没有户口，无法读中学，所以他打算让两个没有户口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休学，因为交不起罚款。
“千辛万苦生了个儿子，难道就是为了他干农活吗？”
陆显德的回答是：“对儿子的希望是有的，但是家庭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能力供他读书。在这个社会，即使考上大学，也供不起。遗憾的就是这点。”
李泽吉的4个孩子中，仅1个有户口。计生人员说要罚款4万元，经过讨价还价，降为5000元，但他还是没钱，只借了1000元交给了计生人员。
当年，在浙江打工时，他每月能挣1000元钱，要养活夫妻俩和4个孩子。但是他仍然认为那时的生活比在家里好。可孩子们需要读书，他们必须回来。
现在，全家6口人仅有两亩田地，李泽吉在附近做零工，一天能挣五六十元钱，妻子在家喂养五六头猪。
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和沉重的负担，让李泽吉、陆显德们无暇去想那个失散的女儿的下落。
“古城”牌“弃婴”
镇远县福利院送养到国外的婴儿登记资料显示，从2001年至今，该院共有80名弃婴，除两名女婴残疾外，其余78名均被美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家庭领养。
80个弃婴，都冠以“古城”系列的名字，如古城慧、古城茜等。古城是指镇远古城，因为镇远自秦召王30年设县开始，至今已有2280多年的置县历史，其中1300多年作为府、道、专署所在地，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这些孤儿中，到底有多少和杨水英的四女儿有相同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曾任焦溪镇计生股股长的石光应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杨水英的四女儿是他送进福利院的第一个孩子。他说，“以前也送，但是别人送。”之后，他每年从焦溪镇送到福利院的超生的孩子有三四个。而且镇远县的“每个乡镇每年都送三四个，12个乡镇都在送，到处都有捡到的(弃婴)，也有超生的，罚不起款的，从家里抱走的，不愿意罚款的，双方达成协议，就送。不签(书面)协议。”
“(抱小孩时)通过他父母，要他们交罚款，但是交不起罚款，那没有别的，只有这样。哭闹的也有，你哭也不行，你交不起罚款，这是政策规定。交得起罚款就养，交不起罚款就送到福利院。”石光应说，“实际上，那几年的罚款只要交五六千元就可以了，超生一个交三千，超生两个七八千(有关系的交五六千)，那几年有些人很穷，‘早饭要买早饭米，夜饭也买夜饭米’……怎么交得起罚款。”
在抱走杨水英的第四个女儿时，杨水英曾问他，“我怀孕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石光应回答说，他们不知道。如果知道，她之前超生的两个孩子也要抱走，但那时，已经长大了，没法抱走。
后因福利院收养的“弃婴”太多，以致感染生病，所以，镇远县福利院出钱(每月300-400元)雇请阿姨，将婴儿带回家代养，直到有外国家庭来收养。
李倩华(化名)从2003年开始从事这份特殊的职业，但现在她已经“不列入这个队伍了”。她透露说，那时有很多阿姨都从福利院领婴儿代养，“我们把小孩带到家里养，到时候就去福利院领工资”。
一位姓杨的阿姨于2006年、2007年代养过福利院的“弃婴”，她称，阿姨们全部是镇远县城内的，“福利院有小孩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带回家养……有人来领养，我就抱着小孩和福利院的领导一起到贵阳”。
“送到外面肯定比在家里好，百分之二百的好……别说是娘家，即使现在的县委书记的家都没人家好，我们城里都没人家好……我们去福利院领小孩养，就是为了一点工资。”李倩华说。
Windy一直担心她领养的女儿古城慧并非真正的孤儿，而是亲生父母超生后，被政府部门强行抱走的。
2007年，Windy曾带着女儿找到当时代养过她的阿姨李倩华，试图寻找她的亲生父母，但没有成功。
“如果我的女儿实际上是某些福利系统人员犯罪的产物，我会最大限度地找到她原来的家人，这有利于她的成长，并且和原家庭分享女儿的生活，比如寄照片、通信、或者每年假期时安排女儿探视他们一次。” Windy在给一位中国记者的电邮中说。
除了Windy，还有大量中国儿童的外国养父母，通过中国在美留学生胡英、小叶等渠道，帮助她们寻找“中国的根”。2008年5月，胡英还帮一位美国养母在网上发帖，寻找她养女的亲生父母，这个孩子是2003年9月在镇远县涌溪乡“捡到”的。
可是，当她们的亲生父母，或者在镇远的曾经的短暂的养父母，在得知她们可能的下落时，鲜有人对她们的命运表现出明显的喜忧，哪怕是普通的感叹。6月19日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徐林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却是为她自己的，“不知道我老了怎么办？”
“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