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抗战史料:不要让铁证继续流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17:25:46


抢救抗战史料:不要让铁证继续流失

2015年10月24日 来源: 半月谈网





  近年来,抗战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新的史料研究成果不断发布,对于国人铭记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然而,国内外仍有相当数量的抗战史料湮灭无闻,归于沉寂。同时,部分抗战史料收集难、资源不共享、开放有限、未能及时充分研究等问题,都在提醒人们抢救抗战史料刻不容缓。

资料图:1945年9月3日,重庆各界举行胜利大游行。

  国内外分布散,史料抢救在行动

  能让日本对历史罪行认账的,只有“铁证”。谈到寻找当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特别移送”令,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在日本查找核实相关档案时,我们连当年负责抛尸的司机都找到了,还逛遍了日本很多旧书摊,搜集了许多第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的资料,包括相关人员炭疽、黄疸病等方面研究的论文也陆续被我们发现。2011年美国档案馆解禁后,我们查阅到10万页人体试验的报告书……”

  抗战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不仅能够更加详细地反映日本侵华、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细部,为抗战历史的大判断、大结论提供佐证、支持,更能以真实细节反映历史,向现在的人们呈现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2009年,重庆提出实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工程,组建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几年来取得明显成效:从英、美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搜集了大批珍贵史料,并研究出版关于重庆大轰炸、西南抗战史、战时首都抗战史、国共合作等一批学术著作。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周勇,研究抗战历史已经30年,在此过程中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抗战史料,包括重庆大轰炸伤亡损失详情、奥斯卡纪录片《苦干》等许多珍贵史料。

  周勇说,目前史料收集研究以学界自发行动为主。国内史料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数量最多,其次是重庆档案馆、重庆图书馆,文献资料很丰富,抗战期间的书籍报纸资料占了全国的7成多,再次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来在海外收集了大量史料。我国台湾地区的史料也非常丰富。

  抗战史料也分散在战时盟国美国、英国、俄罗斯和荷兰,以及日本等国家。重庆红岩联线近年来也从海外收集整理了大批抗战史料,其中不乏首次披露的珍贵历史资料。原红岩联线主任、红岩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说,研究历史是为了不忘过去,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将来。

  除了官方、学界对这一领域的逐渐重视,不少民间人士也热情参与收集整理抗战史料。在四川建川博物馆,收集有日本将军级战犯的口供、手稿原件;日军官房、旗帜、炮楼设计图;从日本买回的10多本战犯遗书及家书……为此,馆长樊建川共投资20亿元,建有25个场馆,每年运行费用需3600万元。

  资源分割,人才匮乏,认识不足

  目前学界和研究机构的抢救抗战史料行动虽在提速,但仍面临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不少抗战史料研究专家指出,抗战史料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文献档案资料,二是口述历史资料。前者存在资源分割查询不便、政策障碍、人才匮乏等难题,后者面临亲历者相继离世、缺乏资料保存等问题。

  对于抗战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存在的困难,周勇向半月谈记者坦言,从事抗战史料收集整理的专业人才匮乏,从事此项工作不仅要有心,懂历史,而且要有一定外语基础;收集研究工作缺乏体制机制保障,抗战史料收集整理不是赚钱而是花钱的工作;地方存在认识不足的情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出错惹事;国内史料开放度不够,有诸多限制,国外史料收集反而更方便。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钱峰认为,档案资料开放度不够导致查找不够便利。国外档案资料数字化程度很高,保密年限达到后就向公众开放,不需要繁杂手续就可以查阅。国内很多档案馆查阅却不太便利,中央档案馆大量档案没有开放查阅。

  厉华表示,抗战史料收集研究对海外史料征集还不够重视,比如中国远征军史料国内比较零散,但英国较多;国内档案馆和图书馆等史料保存机构还存在相互封锁现象,应该统一管理现有资源。

  在口述历史方面,钱峰认为,由于抗战亲历者年事已高,有的已经离世,在世的也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亟待抢救性收集和整理。但是目前口述史多为个体研究,多是民间自发行为,没有统一的机构做这项工作。尤其是抗战老兵,需要在关爱他们的同时进行口述史的收集和整理。

  口述史研究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在国外大学有公众史学这个专业,而国内高校没有这样的专业设置,因此很缺乏专业人才。厉华呼吁,亟待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除了收集抗战史料,解读、研究抗战史料更不容忽视。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引用了大量政要日记、战士笔录、战乱时中产阶级的回忆录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说,从拉纳·米特的著作中反观国内的抗战史研究,显然还有很多资料没有被很好地利用。

  抗战史料民间收藏数量十分庞大,如何系统整理、归纳、利用?樊建川认为,最关键的还是严谨性的问题。“有一说一,不确定的宁可保守一点,否则就会被别人抓住你的小瑕疵而否定根本。”

  抗战史料应引起国家重视,整合研究亟待加强

  为加强抗战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周勇建议,把史料收集研究提上国家战略,但这不只是中央的事,地方也应该各司其职;加强在资料收集、整理、出版与数字化方面的一体化;把史料收集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培养一批懂外语、懂历史且愿意研究的人才;将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组织化,要精选领衔专家。

  钱峰表示,应加大国内近现代史料的社会公开程度,加大跨区域史料收集研究的便利程度;在口述历史方面,开设公众史学专业课程,加强口述历史资料的抢救性收集与整理。

  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石源华认为,抗战主题的史料研究,应当更注重共享、整合和开放。比如对慰安妇问题,我国十几个省市都有史料研究,却没有整合,应整合起来并与海外联动,形成声势。应当更充分地激发和支持民间研究搜集的力量,成立一些民间研究会让中韩朝和东南亚学者联合起来开展二战史料研究,充分揭露日本罪行。(记者 张琴 俞菀)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4/c_128353431.htm




抢救抗战史料:不要让铁证继续流失

2015年10月24日 来源: 半月谈网





  近年来,抗战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新的史料研究成果不断发布,对于国人铭记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然而,国内外仍有相当数量的抗战史料湮灭无闻,归于沉寂。同时,部分抗战史料收集难、资源不共享、开放有限、未能及时充分研究等问题,都在提醒人们抢救抗战史料刻不容缓。

资料图:1945年9月3日,重庆各界举行胜利大游行。

  国内外分布散,史料抢救在行动

  能让日本对历史罪行认账的,只有“铁证”。谈到寻找当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特别移送”令,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在日本查找核实相关档案时,我们连当年负责抛尸的司机都找到了,还逛遍了日本很多旧书摊,搜集了许多第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的资料,包括相关人员炭疽、黄疸病等方面研究的论文也陆续被我们发现。2011年美国档案馆解禁后,我们查阅到10万页人体试验的报告书……”

  抗战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不仅能够更加详细地反映日本侵华、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细部,为抗战历史的大判断、大结论提供佐证、支持,更能以真实细节反映历史,向现在的人们呈现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2009年,重庆提出实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工程,组建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几年来取得明显成效:从英、美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搜集了大批珍贵史料,并研究出版关于重庆大轰炸、西南抗战史、战时首都抗战史、国共合作等一批学术著作。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周勇,研究抗战历史已经30年,在此过程中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抗战史料,包括重庆大轰炸伤亡损失详情、奥斯卡纪录片《苦干》等许多珍贵史料。

  周勇说,目前史料收集研究以学界自发行动为主。国内史料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数量最多,其次是重庆档案馆、重庆图书馆,文献资料很丰富,抗战期间的书籍报纸资料占了全国的7成多,再次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来在海外收集了大量史料。我国台湾地区的史料也非常丰富。

  抗战史料也分散在战时盟国美国、英国、俄罗斯和荷兰,以及日本等国家。重庆红岩联线近年来也从海外收集整理了大批抗战史料,其中不乏首次披露的珍贵历史资料。原红岩联线主任、红岩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说,研究历史是为了不忘过去,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将来。

  除了官方、学界对这一领域的逐渐重视,不少民间人士也热情参与收集整理抗战史料。在四川建川博物馆,收集有日本将军级战犯的口供、手稿原件;日军官房、旗帜、炮楼设计图;从日本买回的10多本战犯遗书及家书……为此,馆长樊建川共投资20亿元,建有25个场馆,每年运行费用需3600万元。

  资源分割,人才匮乏,认识不足

  目前学界和研究机构的抢救抗战史料行动虽在提速,但仍面临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不少抗战史料研究专家指出,抗战史料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文献档案资料,二是口述历史资料。前者存在资源分割查询不便、政策障碍、人才匮乏等难题,后者面临亲历者相继离世、缺乏资料保存等问题。

  对于抗战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存在的困难,周勇向半月谈记者坦言,从事抗战史料收集整理的专业人才匮乏,从事此项工作不仅要有心,懂历史,而且要有一定外语基础;收集研究工作缺乏体制机制保障,抗战史料收集整理不是赚钱而是花钱的工作;地方存在认识不足的情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出错惹事;国内史料开放度不够,有诸多限制,国外史料收集反而更方便。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钱峰认为,档案资料开放度不够导致查找不够便利。国外档案资料数字化程度很高,保密年限达到后就向公众开放,不需要繁杂手续就可以查阅。国内很多档案馆查阅却不太便利,中央档案馆大量档案没有开放查阅。

  厉华表示,抗战史料收集研究对海外史料征集还不够重视,比如中国远征军史料国内比较零散,但英国较多;国内档案馆和图书馆等史料保存机构还存在相互封锁现象,应该统一管理现有资源。

  在口述历史方面,钱峰认为,由于抗战亲历者年事已高,有的已经离世,在世的也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亟待抢救性收集和整理。但是目前口述史多为个体研究,多是民间自发行为,没有统一的机构做这项工作。尤其是抗战老兵,需要在关爱他们的同时进行口述史的收集和整理。

  口述史研究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在国外大学有公众史学这个专业,而国内高校没有这样的专业设置,因此很缺乏专业人才。厉华呼吁,亟待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除了收集抗战史料,解读、研究抗战史料更不容忽视。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引用了大量政要日记、战士笔录、战乱时中产阶级的回忆录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说,从拉纳·米特的著作中反观国内的抗战史研究,显然还有很多资料没有被很好地利用。

  抗战史料民间收藏数量十分庞大,如何系统整理、归纳、利用?樊建川认为,最关键的还是严谨性的问题。“有一说一,不确定的宁可保守一点,否则就会被别人抓住你的小瑕疵而否定根本。”

  抗战史料应引起国家重视,整合研究亟待加强

  为加强抗战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周勇建议,把史料收集研究提上国家战略,但这不只是中央的事,地方也应该各司其职;加强在资料收集、整理、出版与数字化方面的一体化;把史料收集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培养一批懂外语、懂历史且愿意研究的人才;将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组织化,要精选领衔专家。

  钱峰表示,应加大国内近现代史料的社会公开程度,加大跨区域史料收集研究的便利程度;在口述历史方面,开设公众史学专业课程,加强口述历史资料的抢救性收集与整理。

  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石源华认为,抗战主题的史料研究,应当更注重共享、整合和开放。比如对慰安妇问题,我国十几个省市都有史料研究,却没有整合,应整合起来并与海外联动,形成声势。应当更充分地激发和支持民间研究搜集的力量,成立一些民间研究会让中韩朝和东南亚学者联合起来开展二战史料研究,充分揭露日本罪行。(记者 张琴 俞菀)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4/c_128353431.htm


保存历史铁证是一件长期的工作,需要很多人用很多心去做。不仅是抗战,有太多的历史事件都要保存证据。
这个太应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