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东方明系列－－文革中惊动林彪的盗炮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00:08:42
1967年夏，新疆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特大案件：一门120大炮被盗。这起案件被上报到北京最高层，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听过汇报后，亲自下令：务必严查，追回大炮！
一、
新疆的东南地区，与青海接壤处，有一个名叫阿什尔汗的小镇，确切一点说，这不是个镇子，只是公社所在地而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常年驻扎在这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个枪械修理所移驻此地。那个年代部队的枪械修理所，除了修理各种枪械外，还能修理一般的火炮和制造子弹、手榴弹，实际上等同于战争年代的一个小型兵工厂。
进入1967年，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对地方的民兵工作加强了管理和指导．决定在有些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可以把部分由部队淘汰下来的武器装备移交地方民兵作训练用，以提高民兵的实战能力，
1967年7月上旬，枪械修理所接受了一项任务：将阿克苏军分区送来的3门120大炮维修保养后，移交当地民兵训练用。一个多星期后，枪械所完成了维修任务，决定进行试炮。试炮与试枪不同，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必须上报军区作战部批准，打的是教练弹，每门炮只允许打一发实弹。
1967年7月22日，下午2时许，三辆“解放牌”汔车拉着3门大炮前往距枪械所12公里的戈壁滩，那里是天然的试炮场。由于这3门大炮在试炮后将择日举行仪式移交给当地民兵，所以军方还叫上了阿什尔汗镇的一部分民兵。
试炮过程出乎意料之外的长，这主要是其中有一门炮发生了故障，最后，两门炮早已试好了，这一门还在抢修，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通常是不下雨的，夏日戈壁滩里的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也不算稀奇，生鸡蛋埋在沙子里不一会就熟了。常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不适宜侍较长时间的，结果，到了5点多钟，就有3名最先到达现场的民兵中暑昏迷了。担任现场指挥的枪械所林科长，当机立断马上让一辆汽车急送那三位去枪械所的卫生所急救。
汽车把病人送走后，军工师傅又修了将近两个小时，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这门大炮的故障已经找出来了，但是要去枪械所取零部件。一去一返，加上修理时间，到时候天肯定已经黑了。于是就有人提出干脆到明天维修试炮一起进行。不过现场只有两辆汽车，只可以拉两门大炮，剩下的一门大炮怎么办？
按照林科长最先的思路，是想把两门好炮拉回去后，再派一辆汽车来拉那门坏炮的。但是，一同去的另外几位军官说今天已经搞得很累了，就算了吧。反正就一夜时间，派人看守着就可以了。在场的民兵营长忻平章也这样说，并说看守的人可以由他负责安排。林科长略一考虑也就同意了。
忻平章于是当场指定了4个民兵，让他们和大伙儿一起回去，吃过晚饭立刻回到现场来值勤。在他们回去的时候，这里先由另外两个民兵看守着。
那4名被指定担任值勤的民兵随众人一起回去后，迅速吃了晚饭，马上返回现场。当时是晚上8点3刻左右，新疆的天刚刚开始转黑，一切情况均告正常。
没想到，次日早上当林德衡科长漱洗完毕刚准备去饭堂吃早餐时，突然得到消息：那门火炮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1967年夏，新疆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特大案件：一门120大炮被盗。这起案件被上报到北京最高层，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听过汇报后，亲自下令：务必严查，追回大炮！
一、
新疆的东南地区，与青海接壤处，有一个名叫阿什尔汗的小镇，确切一点说，这不是个镇子，只是公社所在地而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常年驻扎在这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个枪械修理所移驻此地。那个年代部队的枪械修理所，除了修理各种枪械外，还能修理一般的火炮和制造子弹、手榴弹，实际上等同于战争年代的一个小型兵工厂。
进入1967年，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对地方的民兵工作加强了管理和指导．决定在有些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可以把部分由部队淘汰下来的武器装备移交地方民兵作训练用，以提高民兵的实战能力，
1967年7月上旬，枪械修理所接受了一项任务：将阿克苏军分区送来的3门120大炮维修保养后，移交当地民兵训练用。一个多星期后，枪械所完成了维修任务，决定进行试炮。试炮与试枪不同，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必须上报军区作战部批准，打的是教练弹，每门炮只允许打一发实弹。
1967年7月22日，下午2时许，三辆“解放牌”汔车拉着3门大炮前往距枪械所12公里的戈壁滩，那里是天然的试炮场。由于这3门大炮在试炮后将择日举行仪式移交给当地民兵，所以军方还叫上了阿什尔汗镇的一部分民兵。
试炮过程出乎意料之外的长，这主要是其中有一门炮发生了故障，最后，两门炮早已试好了，这一门还在抢修，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通常是不下雨的，夏日戈壁滩里的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也不算稀奇，生鸡蛋埋在沙子里不一会就熟了。常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不适宜侍较长时间的，结果，到了5点多钟，就有3名最先到达现场的民兵中暑昏迷了。担任现场指挥的枪械所林科长，当机立断马上让一辆汽车急送那三位去枪械所的卫生所急救。
汽车把病人送走后，军工师傅又修了将近两个小时，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这门大炮的故障已经找出来了，但是要去枪械所取零部件。一去一返，加上修理时间，到时候天肯定已经黑了。于是就有人提出干脆到明天维修试炮一起进行。不过现场只有两辆汽车，只可以拉两门大炮，剩下的一门大炮怎么办？
按照林科长最先的思路，是想把两门好炮拉回去后，再派一辆汽车来拉那门坏炮的。但是，一同去的另外几位军官说今天已经搞得很累了，就算了吧。反正就一夜时间，派人看守着就可以了。在场的民兵营长忻平章也这样说，并说看守的人可以由他负责安排。林科长略一考虑也就同意了。
忻平章于是当场指定了4个民兵，让他们和大伙儿一起回去，吃过晚饭立刻回到现场来值勤。在他们回去的时候，这里先由另外两个民兵看守着。
那4名被指定担任值勤的民兵随众人一起回去后，迅速吃了晚饭，马上返回现场。当时是晚上8点3刻左右，新疆的天刚刚开始转黑，一切情况均告正常。
没想到，次日早上当林德衡科长漱洗完毕刚准备去饭堂吃早餐时，突然得到消息：那门火炮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一、
新疆的东南地区，与青海接壤处，有一个名叫阿什尔汗的小镇，确切一点说，这不是个镇子，只是公社所在地而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常年驻扎在这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个枪械修理所移驻此地。那个年代部队的枪械修理所，除了修理各种枪械外，还能修理一般的火炮和制造子弹、手榴弹，实际上等同于战争年代的一个小型兵工厂。
进入1967年，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对地方的民兵工作加强了管理和指导．决定在有些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可以把部分由部队淘汰下来的武器装备移交地方民兵作训练用，以提高民兵的实战能力，
1967年7月上旬，枪械修理所接受了一项任务：将阿克苏军分区送来的3门120大炮维修保养后，移交当地民兵训练用。一个多星期后，枪械所完成了维修任务，决定进行试炮。试炮与试枪不同，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必须上报军区作战部批准，打的是教练弹，每门炮只允许打一发实弹。
1967年7月22日，下午2时许，三辆“解放牌”汔车拉着3门大炮前往距枪械所12公里的戈壁滩，那里是天然的试炮场。由于这3门大炮在试炮后将择日举行仪式移交给当地民兵，所以军方还叫上了阿什尔汗镇的一部分民兵。
试炮过程出乎意料之外的长，这主要是其中有一门炮发生了故障，最后，两门炮早已试好了，这一门还在抢修，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通常是不下雨的，夏日戈壁滩里的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也不算稀奇，生鸡蛋埋在沙子里不一会就熟了。常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不适宜侍较长时间的，结果，到了5点多钟，就有3名最先到达现场的民兵中暑昏迷了。担任现场指挥的枪械所林科长，当机立断马上让一辆汽车急送那三位去枪械所的卫生所急救。
汽车把病人送走后，军工师傅又修了将近两个小时，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这门大炮的故障已经找出来了，但是要去枪械所取零部件。一去一返，加上修理时间，到时候天肯定已经黑了。于是就有人提出干脆到明天维修试炮一起进行。不过现场只有两辆汽车，只可以拉两门大炮，剩下的一门大炮怎么办？
按照林科长最先的思路，是想把两门好炮拉回去后，再派一辆汽车来拉那门坏炮的。但是，一同去的另外几位军官说今天已经搞得很累了，就算了吧。反正就一夜时间，派人看守着就可以了。在场的民兵营长忻平章也这样说，并说看守的人可以由他负责安排。林科长略一考虑也就同意了。
忻平章于是当场指定了4个民兵，让他们和大伙儿一起回去，吃过晚饭立刻回到现场来值勤。在他们回去的时候，这里先由另外两个民兵看守着。
那4名被指定担任值勤的民兵随众人一起回去后，迅速吃了晚饭，马上返回现场。当时是晚上8点3刻左右，新疆的天刚刚开始转黑，一切情况均告正常。
没想到，次日早上当林德衡科长漱洗完毕刚准备去饭堂吃早餐时，突然得到消息：那门火炮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1967年夏，新疆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特大案件：一门120大炮被盗。这起案件被上报到北京最高层，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听过汇报后，亲自下令：务必严查，追回大炮！
一、
新疆的东南地区，与青海接壤处，有一个名叫阿什尔汗的小镇，确切一点说，这不是个镇子，只是公社所在地而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常年驻扎在这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个枪械修理所移驻此地。那个年代部队的枪械修理所，除了修理各种枪械外，还能修理一般的火炮和制造子弹、手榴弹，实际上等同于战争年代的一个小型兵工厂。
进入1967年，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对地方的民兵工作加强了管理和指导．决定在有些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可以把部分由部队淘汰下来的武器装备移交地方民兵作训练用，以提高民兵的实战能力，
1967年7月上旬，枪械修理所接受了一项任务：将阿克苏军分区送来的3门120大炮维修保养后，移交当地民兵训练用。一个多星期后，枪械所完成了维修任务，决定进行试炮。试炮与试枪不同，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必须上报军区作战部批准，打的是教练弹，每门炮只允许打一发实弹。
1967年7月22日，下午2时许，三辆“解放牌”汔车拉着3门大炮前往距枪械所12公里的戈壁滩，那里是天然的试炮场。由于这3门大炮在试炮后将择日举行仪式移交给当地民兵，所以军方还叫上了阿什尔汗镇的一部分民兵。
试炮过程出乎意料之外的长，这主要是其中有一门炮发生了故障，最后，两门炮早已试好了，这一门还在抢修，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通常是不下雨的，夏日戈壁滩里的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也不算稀奇，生鸡蛋埋在沙子里不一会就熟了。常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不适宜侍较长时间的，结果，到了5点多钟，就有3名最先到达现场的民兵中暑昏迷了。担任现场指挥的枪械所林科长，当机立断马上让一辆汽车急送那三位去枪械所的卫生所急救。
汽车把病人送走后，军工师傅又修了将近两个小时，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这门大炮的故障已经找出来了，但是要去枪械所取零部件。一去一返，加上修理时间，到时候天肯定已经黑了。于是就有人提出干脆到明天维修试炮一起进行。不过现场只有两辆汽车，只可以拉两门大炮，剩下的一门大炮怎么办？
按照林科长最先的思路，是想把两门好炮拉回去后，再派一辆汽车来拉那门坏炮的。但是，一同去的另外几位军官说今天已经搞得很累了，就算了吧。反正就一夜时间，派人看守着就可以了。在场的民兵营长忻平章也这样说，并说看守的人可以由他负责安排。林科长略一考虑也就同意了。
忻平章于是当场指定了4个民兵，让他们和大伙儿一起回去，吃过晚饭立刻回到现场来值勤。在他们回去的时候，这里先由另外两个民兵看守着。
那4名被指定担任值勤的民兵随众人一起回去后，迅速吃了晚饭，马上返回现场。当时是晚上8点3刻左右，新疆的天刚刚开始转黑，一切情况均告正常。
没想到，次日早上当林德衡科长漱洗完毕刚准备去饭堂吃早餐时，突然得到消息：那门火炮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二、
丢失的是一门大炮，可谓一桩惊天动地的案件。可是，丢失的经过听上去却是轻描淡写：晚上9时许，那4个奉命值勤的民兵到岗后，不一会就有一人离去；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第二人也不辞而别。剩下的两个倒是作了“坚守”的准备，新疆夏夜的温度较低，他们打算在戈壁滩露天过一夜，便带了皮大衣，还带了一瓶酒和一些下酒菜。午夜时分，两人喝完了一瓶酒，便披着皮大衣蜷缩在大炮旁边睡着了。4人中那个名叫黄大豆的民兵班长一觉醒来，看看天还未亮，但惟一和他作伴的那个绰号叫“二狗”的家伙却也不见了，不禁破口大骂。这时，黄大也听见从戈壁滩深处传来几声狼嗥，不由得打起了寒战，想了又想，终于翻身上了自己那辆破自行车，紧踩一阵回了家。
黄大豆的妻子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共产党员，听见黄大豆进门，她便问是怎么回事。黄大豆一说，妇女队长翻身坐起，指着丈夫开口便骂。黄大豆并不是那种怕老婆的“妻管严”，当下也就还骂起来，两人一直吵了个把小时，把四邻都给惊动起来了，纷纷过来劝。这时，已经是拂晓时分，黄大豆寻思这当儿戈壁滩里也没有狼了，便揣了两个玉米馒头再赴岗位，哪知，到得那里一看，那门大炮已经不见影踪了！
黄大豆赶到枪械修理所报告了林科长。林德衡扔下了手里的饭碗，扯着黄大豆就奔所部。枪械修理所是个副团级单位，所长姓杨，是个抗日战争中期参军的八路军，经历过枪林弹雨，可就是没碰上过丢失大炮的事。他一下子懵了，稍一定神，开口就骂，没有主语，因此也不知在骂谁，不过林德衡想多半是在骂他。而黄大豆却以为在骂他，吓得脸都变色了。
杨所长骂过之后，一把操起了电话机送话器。林德衡以为他要召保卫科长来，不料却是拨的驻军司令部的电话，，阿什尔汗当时驻着一个正规团，团政委当年是杨所长的战友。他此刻情急之下不知应当怎么办，便打电话想向对方求助。团政委一听是这么一回事，也是惊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后来说出的话却令杨所长大失所望：
“老朋友，这事你不应当来找我们驻军，而应当向上级汇报嘛。我们这边一时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你如果说得出大炮在哪里，我可以派人去给你拉回来。”
杨所长摔下了话筒，寻思如果知道炮在哪里还用得着你们去人拉？我这边人还少吗？不过对方也提醒了他：必须立刻向上级报告。
新疆军区闻报，自是大惊。那时候，在新疆和青海的大漠深处，还有国民党残匪在活动，新疆曾经多次发生过残匪抢劫军需物品的案件；青海也时有驻军官兵遭残匪狙击而伤亡的事件发生。如果这门120大炮是被残匪盗劫去的，那后果就特别严重了！换一种推测，即使大炮不是残匪盗劫去的，而是被那时已经开始武斗的造反派弄走的，那也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造反派武斗时只要一动炮，那伤亡的人就不是几个、十几个了！因此，军区领导在两小时后就发来回电，严令枪械所这边必须竭尽全力火速查明情况，追回大炮，，至于具体如何侦查，电报中指示：“可以与地方公安机关联系，获得支持。”
枪械所这边接到军区电令后，当即向当地的县、地区公安机关报案。当天傍晚，县、地区公安机关派来的8名侦察员分两批抵达阿什尔汗。军方这边已经决定派出由保卫科长钟铁带领的5名保卫人员会同地方公安人员开展侦查。双方13人成立了一个由枪械所党委领导的“120专案侦查组”，由钟铁与地区公安处副处长马文新共同负责，在侦查案子方面，军方保卫部门与警方相比，显得经验不足，他们严恪遵照上级的指示办，以致连现场都没去勘察过。
等他们驱车赶到现场，天色已经全黑了。打开了两辆汽车的听有车灯，马文新借着灯光一看，急得差点跺脚——由于戈壁难的特殊气候，地下已经看不出任何可以辨别的痕迹了！
马文新和钟铁商量下来，决定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
案情分析会在专案组本部（枪械所内的一幢独立平房）举行，当时大家还没吃晚饭，就每人两个包子一碗汤、一碟菜，边吃边泌i邀请林德衡介绍了有关情况，接着，专案组诸君各谈看法，最后归纳起来是这么几点——
1．目前很难断言是残匪还是造反派下的手，不排除这两种可能。
2，鉴于大炮的重量，作案者是由多人组成的，并且动用了汽车。
3．奉命看守大炮的4人都离开岗位，这不大可能是偶然行为，需要着重调查。
这样，黄大豆等4名看守者就成为本案的第一批被调查人，专案组决定即刻予以“隔离审查”。
阿什尔汗作为公社所在地，警方并未设立派出所，只设了一个公安特派员，名叫克里木。他的办公室在公社里，当下便由他出面让人去传那4位到公社来，分头进行讯问。
黄大豆的家离公社最近，所以是第一个抵达公社的。侦察员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讯问，他倒是“九供不离一辞”，和先前对林德衡所说的那样如此这般说了一遍。由于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的，一般说来嫌疑最小，所以侦察员也没有多问什么，就让他去隔离室休息了。
黄大豆还在接受讯问时，第二个抵达的嫌疑人已经由另外两位侦察员在讯问了。此人名叫马立鸣，回族，35岁，是第一个离开岗位的那位。侦察员问他为什么擅离职守。马立鸣回答得很轻松：“我要去喝侄子的生日酒。”他说他的侄子那天晚上过5岁生日，由于他们这个家族弟兄6人总共才拥有这么一个男丁，所以显得特别金贵，他说什么也得到一到场的。马立鸣原本是想去一去就回来的，表示一下心意就可以了。没想到去了以后就脱不开身了，几个弟兄在一起喝了一杯又一杯，最后他就倒下了，就睡在弟弟象里。
第三个接受询问的是第三个离开现场的“二狗”。这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小个青年，出身很过硬，是三代雇农；严格一点说，他本人也是雇农，因为他7岁就给地主放马牧羊了。但他平时的行为有点像《毛选》中所说的“流氓无产者”，吃喝嫖赌样样在行，偶尔心血来潮时还搞点偷鸡摸狗。
讯问“二狗”的是地区公安处副处长马文新和另外两个侦察员，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所以言简意赅，不问别的，单问“二狗”昨晚的去向。
“二狗”冲马文新三人眨巴着眼睛：“我可以知道您三位是哪里来的首长吗？”
一个侦察员喝道： “不该你知道的事儿，你不必问！”
“二狗”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那我就做哑巴吧。”随后真的闭上了嘴巴，百问不答。
于是，只好告诉他是什么人了。“二狗”一听，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什么？什么？是公安！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我是民兵，你们是公安，咱们其实是一家人哎，都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呀！”
一直没有开口的马文新缓缓开腔道：“说得有道理！这样吧，既然如此，那咱们就说说昨晚的事吧——你也知道，你们看守的那门大炮丢了，这不是像丢了个‘二踢脚’那么简单，弄得不好有人是要为此而掉脑袋的，所以，这事一定要查清楚。你们4位值勤人，我们一个一个都要问的，你是第三个，你现在就说说吧，昨晚为什么离开现场了？”
这么一说，“二狗”无言以对了，只得老老实实说出了他昨晚的去向：他和黄大豆喝过酒后就睡了，不想一会儿让肚子痛折腾醒了，忍不过去，就溜回去了。
侦察员一听，互相看了看：就这么简单？于是，继续问下去： “回去以后呢？肚子就不痛了？”
“回去以后我就熬了点草药汤喝了下去，本来还想去坚守岗位的，我老婆叫我不要再去了，我就不去了，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的。”
“二狗”回答过问题后，也被送进了隔离室。
这时，另一路侦察员已经讯问过了第二个离开现场的那位了，他叫关虎，是满族人，据说其祖上是当年康熙皇帝的第14子“大将军王”率军去新疆、青海作战时留下的伤员，是个4品武职：当然这和眼下的事是搭不上的，侦察员也不感兴趣，还是照预定的方案讯问了。关虎说他回去是因为放心不下妻子，因为他那位颇具姿色的妻子喜好招蜂引蝶，去年曾经被他抓住过，之后他一直不敢让妻子独自在家过夜，只恐那骚婆娘故伎重演。昨天他答应看守大炮时，只道回了娘家的妻子当晚住在那边的，不料当他回去吃晚饭时，妻子已经回来了。这样，他就怎么也放不下心来，勉强到了现场，越想心越悬，便来了个不辞而别。之所以没跟其他人打招呼，是因为这种事是说不出口的。
次日，侦察员对黄大豆等4人的行踪进行了调查，其中三人的回答都有了证言，那个没有人可以作证的就是“二狗”！
“二狗”住在离公社所在地阿什尔汗4里地的一个村子里，那足是个小村，只有百十号人口，他住在村边第一家。 “二狗”的家里有4人，妻子、一对双胞胎和他。侦察员分别访问了“二狗”的妻子和邻居，获得以下证言——
妻子：前天（指7月22日，其实应是7月23日凌晨）晚上他回来时，没说肚子痛不痛，我正在睡觉，好像听见他在灶边鼓捣过什么，但不会是熬药，因为我没有闻到药味。后来是不是就睡觉的我也不清楚，因为他是睡在外间的，早上我起来时倒是看见他睡着的，一直到11点才起来。
邻居：我没有听见什么声响，也没有闻到药味。
显而易见，这样的证言对”二狗”是很不利的。
丢失的是一门大炮，可谓一桩惊天动地的案件。可是，丢失的经过听上去却是轻描淡写：晚上9时许，那4个奉命值勤的民兵到岗后，不一会就有一人离去；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第二人也不辞而别。剩下的两个倒是作了“坚守”的准备，新疆夏夜的温度较低，他们打算在戈壁滩露天过一夜，便带了皮大衣，还带了一瓶酒和一些下酒菜。午夜时分，两人喝完了一瓶酒，便披着皮大衣蜷缩在大炮旁边睡着了。4人中那个名叫黄大豆的民兵班长一觉醒来，看看天还未亮，但惟一和他作伴的那个绰号叫“二狗”的家伙却也不见了，不禁破口大骂。这时，黄大也听见从戈壁滩深处传来几声狼嗥，不由得打起了寒战，想了又想，终于翻身上了自己那辆破自行车，紧踩一阵回了家。
黄大豆的妻子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共产党员，听见黄大豆进门，她便问是怎么回事。黄大豆一说，妇女队长翻身坐起，指着丈夫开口便骂。黄大豆并不是那种怕老婆的“妻管严”，当下也就还骂起来，两人一直吵了个把小时，把四邻都给惊动起来了，纷纷过来劝。这时，已经是拂晓时分，黄大豆寻思这当儿戈壁滩里也没有狼了，便揣了两个玉米馒头再赴岗位，哪知，到得那里一看，那门大炮已经不见影踪了！
黄大豆赶到枪械修理所报告了林科长。林德衡扔下了手里的饭碗，扯着黄大豆就奔所部。枪械修理所是个副团级单位，所长姓杨，是个抗日战争中期参军的八路军，经历过枪林弹雨，可就是没碰上过丢失大炮的事。他一下子懵了，稍一定神，开口就骂，没有主语，因此也不知在骂谁，不过林德衡想多半是在骂他。而黄大豆却以为在骂他，吓得脸都变色了。
杨所长骂过之后，一把操起了电话机送话器。林德衡以为他要召保卫科长来，不料却是拨的驻军司令部的电话，，阿什尔汗当时驻着一个正规团，团政委当年是杨所长的战友。他此刻情急之下不知应当怎么办，便打电话想向对方求助。团政委一听是这么一回事，也是惊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后来说出的话却令杨所长大失所望：
“老朋友，这事你不应当来找我们驻军，而应当向上级汇报嘛。我们这边一时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你如果说得出大炮在哪里，我可以派人去给你拉回来。”
杨所长摔下了话筒，寻思如果知道炮在哪里还用得着你们去人拉？我这边人还少吗？不过对方也提醒了他：必须立刻向上级报告。
新疆军区闻报，自是大惊。那时候，在新疆和青海的大漠深处，还有国民党残匪在活动，新疆曾经多次发生过残匪抢劫军需物品的案件；青海也时有驻军官兵遭残匪狙击而伤亡的事件发生。如果这门120大炮是被残匪盗劫去的，那后果就特别严重了！换一种推测，即使大炮不是残匪盗劫去的，而是被那时已经开始武斗的造反派弄走的，那也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造反派武斗时只要一动炮，那伤亡的人就不是几个、十几个了！因此，军区领导在两小时后就发来回电，严令枪械所这边必须竭尽全力火速查明情况，追回大炮，，至于具体如何侦查，电报中指示：“可以与地方公安机关联系，获得支持。”
枪械所这边接到军区电令后，当即向当地的县、地区公安机关报案。当天傍晚，县、地区公安机关派来的8名侦察员分两批抵达阿什尔汗。军方这边已经决定派出由保卫科长钟铁带领的5名保卫人员会同地方公安人员开展侦查。双方13人成立了一个由枪械所党委领导的“120专案侦查组”，由钟铁与地区公安处副处长马文新共同负责，在侦查案子方面，军方保卫部门与警方相比，显得经验不足，他们严恪遵照上级的指示办，以致连现场都没去勘察过。
等他们驱车赶到现场，天色已经全黑了。打开了两辆汽车的听有车灯，马文新借着灯光一看，急得差点跺脚——由于戈壁难的特殊气候，地下已经看不出任何可以辨别的痕迹了！
马文新和钟铁商量下来，决定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
案情分析会在专案组本部（枪械所内的一幢独立平房）举行，当时大家还没吃晚饭，就每人两个包子一碗汤、一碟菜，边吃边泌i邀请林德衡介绍了有关情况，接着，专案组诸君各谈看法，最后归纳起来是这么几点——
1．目前很难断言是残匪还是造反派下的手，不排除这两种可能。
2，鉴于大炮的重量，作案者是由多人组成的，并且动用了汽车。
3．奉命看守大炮的4人都离开岗位，这不大可能是偶然行为，需要着重调查。
这样，黄大豆等4名看守者就成为本案的第一批被调查人，专案组决定即刻予以“隔离审查”。
阿什尔汗作为公社所在地，警方并未设立派出所，只设了一个公安特派员，名叫克里木。他的办公室在公社里，当下便由他出面让人去传那4位到公社来，分头进行讯问。
黄大豆的家离公社最近，所以是第一个抵达公社的。侦察员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讯问，他倒是“九供不离一辞”，和先前对林德衡所说的那样如此这般说了一遍。由于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的，一般说来嫌疑最小，所以侦察员也没有多问什么，就让他去隔离室休息了。
黄大豆还在接受讯问时，第二个抵达的嫌疑人已经由另外两位侦察员在讯问了。此人名叫马立鸣，回族，35岁，是第一个离开岗位的那位。侦察员问他为什么擅离职守。马立鸣回答得很轻松：“我要去喝侄子的生日酒。”他说他的侄子那天晚上过5岁生日，由于他们这个家族弟兄6人总共才拥有这么一个男丁，所以显得特别金贵，他说什么也得到一到场的。马立鸣原本是想去一去就回来的，表示一下心意就可以了。没想到去了以后就脱不开身了，几个弟兄在一起喝了一杯又一杯，最后他就倒下了，就睡在弟弟象里。
第三个接受询问的是第三个离开现场的“二狗”。这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小个青年，出身很过硬，是三代雇农；严格一点说，他本人也是雇农，因为他7岁就给地主放马牧羊了。但他平时的行为有点像《毛选》中所说的“流氓无产者”，吃喝嫖赌样样在行，偶尔心血来潮时还搞点偷鸡摸狗。
讯问“二狗”的是地区公安处副处长马文新和另外两个侦察员，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所以言简意赅，不问别的，单问“二狗”昨晚的去向。
“二狗”冲马文新三人眨巴着眼睛：“我可以知道您三位是哪里来的首长吗？”
一个侦察员喝道： “不该你知道的事儿，你不必问！”
“二狗”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那我就做哑巴吧。”随后真的闭上了嘴巴，百问不答。
于是，只好告诉他是什么人了。“二狗”一听，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什么？什么？是公安！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我是民兵，你们是公安，咱们其实是一家人哎，都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呀！”
一直没有开口的马文新缓缓开腔道：“说得有道理！这样吧，既然如此，那咱们就说说昨晚的事吧——你也知道，你们看守的那门大炮丢了，这不是像丢了个‘二踢脚’那么简单，弄得不好有人是要为此而掉脑袋的，所以，这事一定要查清楚。你们4位值勤人，我们一个一个都要问的，你是第三个，你现在就说说吧，昨晚为什么离开现场了？”
这么一说，“二狗”无言以对了，只得老老实实说出了他昨晚的去向：他和黄大豆喝过酒后就睡了，不想一会儿让肚子痛折腾醒了，忍不过去，就溜回去了。
侦察员一听，互相看了看：就这么简单？于是，继续问下去： “回去以后呢？肚子就不痛了？”
“回去以后我就熬了点草药汤喝了下去，本来还想去坚守岗位的，我老婆叫我不要再去了，我就不去了，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的。”
“二狗”回答过问题后，也被送进了隔离室。
这时，另一路侦察员已经讯问过了第二个离开现场的那位了，他叫关虎，是满族人，据说其祖上是当年康熙皇帝的第14子“大将军王”率军去新疆、青海作战时留下的伤员，是个4品武职：当然这和眼下的事是搭不上的，侦察员也不感兴趣，还是照预定的方案讯问了。关虎说他回去是因为放心不下妻子，因为他那位颇具姿色的妻子喜好招蜂引蝶，去年曾经被他抓住过，之后他一直不敢让妻子独自在家过夜，只恐那骚婆娘故伎重演。昨天他答应看守大炮时，只道回了娘家的妻子当晚住在那边的，不料当他回去吃晚饭时，妻子已经回来了。这样，他就怎么也放不下心来，勉强到了现场，越想心越悬，便来了个不辞而别。之所以没跟其他人打招呼，是因为这种事是说不出口的。
次日，侦察员对黄大豆等4人的行踪进行了调查，其中三人的回答都有了证言，那个没有人可以作证的就是“二狗”！
“二狗”住在离公社所在地阿什尔汗4里地的一个村子里，那足是个小村，只有百十号人口，他住在村边第一家。 “二狗”的家里有4人，妻子、一对双胞胎和他。侦察员分别访问了“二狗”的妻子和邻居，获得以下证言——
妻子：前天（指7月22日，其实应是7月23日凌晨）晚上他回来时，没说肚子痛不痛，我正在睡觉，好像听见他在灶边鼓捣过什么，但不会是熬药，因为我没有闻到药味。后来是不是就睡觉的我也不清楚，因为他是睡在外间的，早上我起来时倒是看见他睡着的，一直到11点才起来。
邻居：我没有听见什么声响，也没有闻到药味。
显而易见，这样的证言对”二狗”是很不利的。
三、
这天晚上，黄大豆等三人被宣布解除隔离，而“二狗”则开始接受专门讯问。
差不多就在“二狗”开始接受专门讯问的同时，北京城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林彪元帅也在对这起特别案件下达指示。
那几天，正是武汉闹“百万雄师事件”的当儿，自毛泽东以下的所有中央领导都密切注视着这个事件。林彪当然也不例外，他要了解详细情况，但是又担心叶群会卡掉有些她认为不重要而在他眼里显得特别关键的文件和材料，所以他必须亲自翻阅一下才放心。
林彪正好看到新疆军区的一份简报，其中有“120案件”的内容。作为一个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老军人，林彪对武器有着独特的感情，他看到竟然丢了一门120大炮时，不禁火气上冒，情不自禁地拍了下桌子，拿过红笔，在文件空白处批下了两行字
务必严查，追回大炮！
公安部长谢富治刚从武汉处理“百万雄师事件”返回北京，因为连日操劳，而他的身体本就不大好，这天已经庄进了北京医院。听了叶群传达的林彪批示，当天午夜，公安部往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公安厅发了一道电令，让速派员前往阿什尔汗去协助军方侦查“120案件”。
这时，阿什尔汗那边“120专案组”对“二狗”的重点讯问正在进行。由于“二狗”是惟一的一个嫌疑人，所以专案组讯问时投入了全部力量，想给“二狗”造成一个心理压力。但是，不管怎么问， “二狗”始终一口咬定原先说的没有错，不需要作任何更正。专案组那几位红脸白脸倒是唱得有些吃力了，到了半夜时分，马文新便决定暂时停止讯问。
天明后，马文新亲自带着3名侦察员，和“二狗”一起去他家查证。当时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又是那种大气候，所以虽然还没有吃准“二狗”是作案人，可是已经给他戴上了手铐。汽车开进村子，已经是很少有的事了，村民都奔过来看热闹。待到把“二狗”押下来时，围观的人那就更多了。 “二狗”被押到自己家门前，一眼看到被惊愣了的妻子，禁不住破口大骂，怪她不力自己作证。
“二狗”的妻子被丈夫骂得满脸绯红，泪如雨下，一边哭一边为自己分辩： “我不能瞎说一通欺骗上面来的公家人啊！不过我也没有说你怎么着了嘛，你做没做昧心事，自己心里总明白了。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她嘀嘀咕咕还要说下去， “二狗” 突然带着手铐一个箭步奔上前，飞起一脚把妻子踢倒在地。 “二狗”还想踢时，被一个侦察员扯住了摔在地下，铐子把手腕勒去了一块皮，鲜血直流，痛得“二
狗”“哇哇”大叫。他的妻子看着觉得心疼，从地下爬起来搀扶“二狗”，夫妻两个相视而哭，看得围观的人都有些心酸。
马文新下令： “把手铐去掉：”
侦察员给“二狗”开掉了手铐，马文新把自己的手帕递给“二狗”，示意他擦去血。
“二狗”的妻子神情怯怯地问道： “首长，我可以给他吃点东西吗？”
“可以，不过你得等会儿，我们先得把事情弄清楚。”
于是，侦察员便要“二狗” 指点那天晚上把药渣倒哪里了。“二狗”看看围在四周的乡亲，指指自己的脚下道： “就倒在这里。”
一个侦察员追问了一句：“确实倒在这里？没记错？”
“是倒在这里的，怎么会记错呢？”
“那你自己看，这里有药渣吗？有倒过药渣的痕迹吗？”
“二狗”瞪大了眼睛： “这我就不管了，反正我是倒在这里的！”
这时， “二狗”的妻子开口道： “首长，我后来看了看，我家的草药倒是少了一点，他可能是熬过药的。”
这个证言，如果在第一次调查时就提出来，那倒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在眼下提出来，尤其是在刚才那相视而哭的一幕后提出来，说句不好听点的话，真的也变成假的了，侦察员通常是不予采信的。
侦察员正准备再问什么时，从人群中挤进一个人来，一把扯住了马文新的手： “首长，你把‘二狗’放了吧。”
这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爷子， “二狗”的邻居，在村里是一位受人尊重的长者。马文新望着老人，缓和了晤气问道： ”大爷，我们办案是有规矩的……”
对方打断道： “我知道你们是有规矩的，所以我才要站出来说几句。”
“哦，大爷您说吧。”
“您到那边去，我要单独跟您说。”
原来，由于“二狗”平时作风不正，多次得罪邻居，所以老爷子一家早已和他家断绝了关系。但“二狗”劣性不改，还是隔三差五向邻居寻衅滋事。若说动武，老爷子的两个儿子都是腰粗膀圆的大汉，10个“二狗” 恐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老爷子家教甚严，一次次压束儿子不得动手，也不可吵架。而“二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只道人家是怕他，折腾得越越发欢了，那天一大早，他把熬出的药渣故意倒在老爷子家的门前，意让病痛之灾传到对方家去（这是当地的风俗，也是一种迷信）。“二狗”倒的时候，让早起的老爷子瞟到了。但是，老爷子还是像以往那样不想惹事，便佯装不知，一会儿就动手扫掉了。当然，他心里是有气的，所以，当侦察员向他了解关于“二狗”是否服过药的事时，他一口
答称不知。现在，老爷子见事情有可能要闹大，于是挺身出来说真话了。
马文新听后已经有了几分相信，但是作为调查，自然还得问下去： “药渣呢？”
“和垃圾一起倒在我家的猪圈里了。”
于是当日前去查看，果然找到了药渣。又请来邻村的一位土郎中，把“二狗”家的草药拿出来一比照，完全相符！
这样， “二狗”的嫌疑被排除了，当场获得了自由。
而线索，也断了！
这天晚上，黄大豆等三人被宣布解除隔离，而“二狗”则开始接受专门讯问。
差不多就在“二狗”开始接受专门讯问的同时，北京城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林彪元帅也在对这起特别案件下达指示。
那几天，正是武汉闹“百万雄师事件”的当儿，自毛泽东以下的所有中央领导都密切注视着这个事件。林彪当然也不例外，他要了解详细情况，但是又担心叶群会卡掉有些她认为不重要而在他眼里显得特别关键的文件和材料，所以他必须亲自翻阅一下才放心。
林彪正好看到新疆军区的一份简报，其中有“120案件”的内容。作为一个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老军人，林彪对武器有着独特的感情，他看到竟然丢了一门120大炮时，不禁火气上冒，情不自禁地拍了下桌子，拿过红笔，在文件空白处批下了两行字
务必严查，追回大炮！
公安部长谢富治刚从武汉处理“百万雄师事件”返回北京，因为连日操劳，而他的身体本就不大好，这天已经庄进了北京医院。听了叶群传达的林彪批示，当天午夜，公安部往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公安厅发了一道电令，让速派员前往阿什尔汗去协助军方侦查“120案件”。
这时，阿什尔汗那边“120专案组”对“二狗”的重点讯问正在进行。由于“二狗”是惟一的一个嫌疑人，所以专案组讯问时投入了全部力量，想给“二狗”造成一个心理压力。但是，不管怎么问， “二狗”始终一口咬定原先说的没有错，不需要作任何更正。专案组那几位红脸白脸倒是唱得有些吃力了，到了半夜时分，马文新便决定暂时停止讯问。
天明后，马文新亲自带着3名侦察员，和“二狗”一起去他家查证。当时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又是那种大气候，所以虽然还没有吃准“二狗”是作案人，可是已经给他戴上了手铐。汽车开进村子，已经是很少有的事了，村民都奔过来看热闹。待到把“二狗”押下来时，围观的人那就更多了。 “二狗”被押到自己家门前，一眼看到被惊愣了的妻子，禁不住破口大骂，怪她不力自己作证。
“二狗”的妻子被丈夫骂得满脸绯红，泪如雨下，一边哭一边为自己分辩： “我不能瞎说一通欺骗上面来的公家人啊！不过我也没有说你怎么着了嘛，你做没做昧心事，自己心里总明白了。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她嘀嘀咕咕还要说下去， “二狗” 突然带着手铐一个箭步奔上前，飞起一脚把妻子踢倒在地。 “二狗”还想踢时，被一个侦察员扯住了摔在地下，铐子把手腕勒去了一块皮，鲜血直流，痛得“二
狗”“哇哇”大叫。他的妻子看着觉得心疼，从地下爬起来搀扶“二狗”，夫妻两个相视而哭，看得围观的人都有些心酸。
马文新下令： “把手铐去掉：”
侦察员给“二狗”开掉了手铐，马文新把自己的手帕递给“二狗”，示意他擦去血。
“二狗”的妻子神情怯怯地问道： “首长，我可以给他吃点东西吗？”
“可以，不过你得等会儿，我们先得把事情弄清楚。”
于是，侦察员便要“二狗” 指点那天晚上把药渣倒哪里了。“二狗”看看围在四周的乡亲，指指自己的脚下道： “就倒在这里。”
一个侦察员追问了一句：“确实倒在这里？没记错？”
“是倒在这里的，怎么会记错呢？”
“那你自己看，这里有药渣吗？有倒过药渣的痕迹吗？”
“二狗”瞪大了眼睛： “这我就不管了，反正我是倒在这里的！”
这时， “二狗”的妻子开口道： “首长，我后来看了看，我家的草药倒是少了一点，他可能是熬过药的。”
这个证言，如果在第一次调查时就提出来，那倒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在眼下提出来，尤其是在刚才那相视而哭的一幕后提出来，说句不好听点的话，真的也变成假的了，侦察员通常是不予采信的。
侦察员正准备再问什么时，从人群中挤进一个人来，一把扯住了马文新的手： “首长，你把‘二狗’放了吧。”
这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爷子， “二狗”的邻居，在村里是一位受人尊重的长者。马文新望着老人，缓和了晤气问道： ”大爷，我们办案是有规矩的……”
对方打断道： “我知道你们是有规矩的，所以我才要站出来说几句。”
“哦，大爷您说吧。”
“您到那边去，我要单独跟您说。”
原来，由于“二狗”平时作风不正，多次得罪邻居，所以老爷子一家早已和他家断绝了关系。但“二狗”劣性不改，还是隔三差五向邻居寻衅滋事。若说动武，老爷子的两个儿子都是腰粗膀圆的大汉，10个“二狗” 恐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老爷子家教甚严，一次次压束儿子不得动手，也不可吵架。而“二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只道人家是怕他，折腾得越越发欢了，那天一大早，他把熬出的药渣故意倒在老爷子家的门前，意让病痛之灾传到对方家去（这是当地的风俗，也是一种迷信）。“二狗”倒的时候，让早起的老爷子瞟到了。但是，老爷子还是像以往那样不想惹事，便佯装不知，一会儿就动手扫掉了。当然，他心里是有气的，所以，当侦察员向他了解关于“二狗”是否服过药的事时，他一口
答称不知。现在，老爷子见事情有可能要闹大，于是挺身出来说真话了。
马文新听后已经有了几分相信，但是作为调查，自然还得问下去： “药渣呢？”
“和垃圾一起倒在我家的猪圈里了。”
于是当日前去查看，果然找到了药渣。又请来邻村的一位土郎中，把“二狗”家的草药拿出来一比照，完全相符！
这样， “二狗”的嫌疑被排除了，当场获得了自由。
而线索，也断了！
四、
1967年7月26日下午，从乌鲁木齐日夜兼程赶来的自治区公安厅三位侦察员抵达了阿什尔汗。三人中为首的那位名叫左先琨，是个50多岁的老公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下放到新疆，据说大约是有什么“历史问题”。当时在自治区公安厅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常参加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案情分析会，用现在的说法属于“顾问”一类。这次自治区公安厅派他出马，也含有请他为“120专案”侦查出出主意的意思。和左先琨3位一起来的，还有新疆军区保卫部的两位军官。
7月26日晚上9点多，扩充后的专案组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听了马文新代表专案组对前一阶段的侦查工作介绍后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会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很有可能是残匪作的案，这种观点是以多数警方侦察员为代表的。自治区公安厅侦察员蒋尚奎原是负责管理新疆地区“国民党残匪现行刑事罪行”材料的，接触到自50年代以来的许多这方面的案例，其中不乏盗劫地方和军队的物资，有时竟是整车整车地下手。蒋尚奎便以此为例认为这次120大炮多半也是残匪下的手，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地理示意图，指出阿什尔汗所处的地理位置距残匪经常出没的中心地带不过四五百公里，他们完全有作案的能力和条件。地区公安处副处长马文新同意蒋尚奎的观点，提出了新的侦查方案：残匪作这样的案件，无疑是在阿什尔汗有“眼线”的，所以下一步的
侦查可以从查摸残匪“眼线”为突破口而进行。阿什尔汗整个公社也不过2万来人，去除年轻人、孩子和妇女，剩下的适于成为残匪“眼线”的嫌疑人数是有限的（一般说来，残匪的“眼线”应是年龄较大的，解放前就已经和现在的残匪分子有接触了），查摸起来并不怎样犯难。
另一种意见是以几乎全部军方人员在内的专案组成员为主体的，他们的观点是：任何作案都应当有明确的作案动机，“120案件”更不例外。如果说这是残匪作的案，那么他们这是为了什么？大地是重型武器，获得它就是为了发挥其巨大的杀伤作用。可是，以残匪目前的处境，他们根本没有使用大炮的条件：行动不便；没有炮弹；也难以接近他们所要攻击的目标。现在的残匪，生存才是第一要旨，有了大炮，反倒会妨碍他们的生存。在50年代的追剿中，残匪还丢掉了大炮。所以，残匪对大炮不会感兴趣。说句玩笑话，送～门大炮给他们也未必收下。
一位军方侦察员说： “残匪盗劫军需物资是事实，可是他们盗劫的全是与生存密切相关的物资，粮食、被服、日用品、汽油和枪弹——请注意，是枪支和子弹，而不是大炮和炮弹。他们对大炮这样的重火器是绝对不感兴趣的！”
警方那几位在军方的严密逻辑分析之下，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观点。于是，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暂时把残匪作案的可能性排除。
残匪没有作案，那么会是何方人物作案的呢？与会者不约而同想到了造反派。于是开始往这上面分析。当时， “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外又增加了一大——大武斗，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有造反派的“派
战”，轻的动刀动矛，重的动枪，再重的就动用大炮了，比如重庆就经常打炮。一般说来，如果动了军用枪支的，那么离使用火炮也就不远了。
新疆当时已经有武斗时动用了军用枪支的，还扔过手榴弹，阿什尔汗所在的县、地区都有这样的造反派，于是案情分析会议决定立即着手从这方面进行调查。
考虑到当时的公安局内部也有造反派，专案组决定在开展逮种侦查时一律不使用公安系统参加无论哪一派的警察，而选那些从未参加，造反组织而被造反派指责为“消遥派”的警察，同时还从枪械修理所抽调了几名军人参加调查。
这次案情分析会议结束时已圣是7月27日清晨了。事不宜迟，当即由地区公安处出面负责且织进行这次秘密调查。
这项调查动用了35名侦察员，一共进行了4天。7月30日下午5时，当最后一名侦察员
差来调查结果时，专案组几个头头个个瞠目结舌：没有哪一个造反派组织有盗劫120大炮的迹象！
专案组立刻重新分析案情。三分之二以上的侦察员都认为侦查方向并没有错，可能是侦查触角出问题了，应当伸向附近地区。这时，自参加会议以来一直没有发过言的左先琨开口发表意见了：
“我看没有必要再在这上面多花心思了，本地区的造反派没有作案可能，那么附近地区的造反派更不具备作案条件了。为什么？就是一个交通问题。试想，用汽车拉着一辆大炮在公路上堂而皇之地走，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即不被人注意，这就需要使用具有军用牌照的汽车，还得备有相关的证件，否则，随时有可能会被正好碰上的巡逻部队拦下；如果没有军用牌照和相关的证件，那就只好在夜间赶路，因为晚上巡逻部队通常是不出来的。此外，如果真有附近地区的造反派组织有这么个决心要到阿什尔汗来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个地区的武斗一定已经大有规模了．这种情况我们不会一点也不曾摸到的。可是，我们并没有摸到这种情况。所以，我想，这门大炮不大有可能是附近地区的造反派盗走的。”
这个观点一亮出来，有好几个侦察员不赞同，他们向“老前辈”请教： “可是，本地区的造反派都已经查过了，并无嫌疑，那又怎么解释？”
左先琨的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 “这个问题，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我认为，很可能是外省的造反派下的手！阿什尔汗距青海省较近，6个小时就可到达，这正符合在天明前赶完在新疆的路程避开巡逻队。而青海的武斗比新疆厉害，和新疆毗邻的地区动枪的已经不足为奇，动炮的也有耳闻，造反派完全有可能动阿什尔汗这里的脑筋……”
说也巧，左先琨的话说到这里的时候，像是要印证他的这番话语的准确性似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来，离电话机最近的一位侦察员随手抓起了话机。
电话是县公安局的一位老刑警打来的。这位姓高的刑警算得上是县公安局最老的党员了，据说是30年代入的党，至于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不带“长”字的刑警，那就不得而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高参加了公安系统的造反派组织，是一位无足轻重的普通造反队员。本来，他应当是这次侦查“120案件”的最佳人选，可是由于参加造反派的关系，未能入选。不过，他还是对公安工作怀有强烈的责任心的。作为一名刑警，自有他的那种独特的线索渠道，这几天，专案组对遣反派的秘密侦查没能逃过他的眼目，他很快就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他就自己展开侦查，竟让他摸到了一条线索：青海省6007研究所的造反派不久前曾经派人来县城，找到当地的造反派，要求通过他们的关系，在阿什尔汗
的解放军枪械修理所物色能够制造大炮的技术人才，去青海为他们造炮。老高认为这是一条很好的线索，所以立刻往这边打电话告知。
这个电话给左先琨免去了接受其他侦察员质询的繁琐过程，众人顿时精神一振，皆朝左先琨投以赞赏的目光。
地区公安处的一位侦察员问道：“青海的6007研究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这个问题，竟问愣了在场所有的人，只有左先琨还能够回答： “青海的6007研究所是属于国防科委的一个保密单位，名谓‘所’，实际上是一个拥有4000多人的大工厂，据说是生产某种战略武器零部件的重要单位。这个情况是我在公安部工作时知道的，现在是否有变化那就不清楚了。不过，我听说那里的派性斗争很厉害，两派都有各自的据点。”
1967年7月26日下午，从乌鲁木齐日夜兼程赶来的自治区公安厅三位侦察员抵达了阿什尔汗。三人中为首的那位名叫左先琨，是个50多岁的老公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下放到新疆，据说大约是有什么“历史问题”。当时在自治区公安厅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常参加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案情分析会，用现在的说法属于“顾问”一类。这次自治区公安厅派他出马，也含有请他为“120专案”侦查出出主意的意思。和左先琨3位一起来的，还有新疆军区保卫部的两位军官。
7月26日晚上9点多，扩充后的专案组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听了马文新代表专案组对前一阶段的侦查工作介绍后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会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很有可能是残匪作的案，这种观点是以多数警方侦察员为代表的。自治区公安厅侦察员蒋尚奎原是负责管理新疆地区“国民党残匪现行刑事罪行”材料的，接触到自50年代以来的许多这方面的案例，其中不乏盗劫地方和军队的物资，有时竟是整车整车地下手。蒋尚奎便以此为例认为这次120大炮多半也是残匪下的手，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地理示意图，指出阿什尔汗所处的地理位置距残匪经常出没的中心地带不过四五百公里，他们完全有作案的能力和条件。地区公安处副处长马文新同意蒋尚奎的观点，提出了新的侦查方案：残匪作这样的案件，无疑是在阿什尔汗有“眼线”的，所以下一步的
侦查可以从查摸残匪“眼线”为突破口而进行。阿什尔汗整个公社也不过2万来人，去除年轻人、孩子和妇女，剩下的适于成为残匪“眼线”的嫌疑人数是有限的（一般说来，残匪的“眼线”应是年龄较大的，解放前就已经和现在的残匪分子有接触了），查摸起来并不怎样犯难。
另一种意见是以几乎全部军方人员在内的专案组成员为主体的，他们的观点是：任何作案都应当有明确的作案动机，“120案件”更不例外。如果说这是残匪作的案，那么他们这是为了什么？大地是重型武器，获得它就是为了发挥其巨大的杀伤作用。可是，以残匪目前的处境，他们根本没有使用大炮的条件：行动不便；没有炮弹；也难以接近他们所要攻击的目标。现在的残匪，生存才是第一要旨，有了大炮，反倒会妨碍他们的生存。在50年代的追剿中，残匪还丢掉了大炮。所以，残匪对大炮不会感兴趣。说句玩笑话，送～门大炮给他们也未必收下。
一位军方侦察员说： “残匪盗劫军需物资是事实，可是他们盗劫的全是与生存密切相关的物资，粮食、被服、日用品、汽油和枪弹——请注意，是枪支和子弹，而不是大炮和炮弹。他们对大炮这样的重火器是绝对不感兴趣的！”
警方那几位在军方的严密逻辑分析之下，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观点。于是，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暂时把残匪作案的可能性排除。
残匪没有作案，那么会是何方人物作案的呢？与会者不约而同想到了造反派。于是开始往这上面分析。当时， “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外又增加了一大——大武斗，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有造反派的“派
战”，轻的动刀动矛，重的动枪，再重的就动用大炮了，比如重庆就经常打炮。一般说来，如果动了军用枪支的，那么离使用火炮也就不远了。
新疆当时已经有武斗时动用了军用枪支的，还扔过手榴弹，阿什尔汗所在的县、地区都有这样的造反派，于是案情分析会议决定立即着手从这方面进行调查。
考虑到当时的公安局内部也有造反派，专案组决定在开展逮种侦查时一律不使用公安系统参加无论哪一派的警察，而选那些从未参加，造反组织而被造反派指责为“消遥派”的警察，同时还从枪械修理所抽调了几名军人参加调查。
这次案情分析会议结束时已圣是7月27日清晨了。事不宜迟，当即由地区公安处出面负责且织进行这次秘密调查。
这项调查动用了35名侦察员，一共进行了4天。7月30日下午5时，当最后一名侦察员
差来调查结果时，专案组几个头头个个瞠目结舌：没有哪一个造反派组织有盗劫120大炮的迹象！
专案组立刻重新分析案情。三分之二以上的侦察员都认为侦查方向并没有错，可能是侦查触角出问题了，应当伸向附近地区。这时，自参加会议以来一直没有发过言的左先琨开口发表意见了：
“我看没有必要再在这上面多花心思了，本地区的造反派没有作案可能，那么附近地区的造反派更不具备作案条件了。为什么？就是一个交通问题。试想，用汽车拉着一辆大炮在公路上堂而皇之地走，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即不被人注意，这就需要使用具有军用牌照的汽车，还得备有相关的证件，否则，随时有可能会被正好碰上的巡逻部队拦下；如果没有军用牌照和相关的证件，那就只好在夜间赶路，因为晚上巡逻部队通常是不出来的。此外，如果真有附近地区的造反派组织有这么个决心要到阿什尔汗来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个地区的武斗一定已经大有规模了．这种情况我们不会一点也不曾摸到的。可是，我们并没有摸到这种情况。所以，我想，这门大炮不大有可能是附近地区的造反派盗走的。”
这个观点一亮出来，有好几个侦察员不赞同，他们向“老前辈”请教： “可是，本地区的造反派都已经查过了，并无嫌疑，那又怎么解释？”
左先琨的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 “这个问题，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我认为，很可能是外省的造反派下的手！阿什尔汗距青海省较近，6个小时就可到达，这正符合在天明前赶完在新疆的路程避开巡逻队。而青海的武斗比新疆厉害，和新疆毗邻的地区动枪的已经不足为奇，动炮的也有耳闻，造反派完全有可能动阿什尔汗这里的脑筋……”
说也巧，左先琨的话说到这里的时候，像是要印证他的这番话语的准确性似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来，离电话机最近的一位侦察员随手抓起了话机。
电话是县公安局的一位老刑警打来的。这位姓高的刑警算得上是县公安局最老的党员了，据说是30年代入的党，至于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不带“长”字的刑警，那就不得而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高参加了公安系统的造反派组织，是一位无足轻重的普通造反队员。本来，他应当是这次侦查“120案件”的最佳人选，可是由于参加造反派的关系，未能入选。不过，他还是对公安工作怀有强烈的责任心的。作为一名刑警，自有他的那种独特的线索渠道，这几天，专案组对遣反派的秘密侦查没能逃过他的眼目，他很快就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他就自己展开侦查，竟让他摸到了一条线索：青海省6007研究所的造反派不久前曾经派人来县城，找到当地的造反派，要求通过他们的关系，在阿什尔汗
的解放军枪械修理所物色能够制造大炮的技术人才，去青海为他们造炮。老高认为这是一条很好的线索，所以立刻往这边打电话告知。
这个电话给左先琨免去了接受其他侦察员质询的繁琐过程，众人顿时精神一振，皆朝左先琨投以赞赏的目光。
地区公安处的一位侦察员问道：“青海的6007研究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这个问题，竟问愣了在场所有的人，只有左先琨还能够回答： “青海的6007研究所是属于国防科委的一个保密单位，名谓‘所’，实际上是一个拥有4000多人的大工厂，据说是生产某种战略武器零部件的重要单位。这个情况是我在公安部工作时知道的，现在是否有变化那就不清楚了。不过，我听说那里的派性斗争很厉害，两派都有各自的据点。”
五、
1967年8月1日，由左先琨为首的一支4人调查小组驾着一辆吉普车前往青海省6007研究所。该所位于一个小镇子旁边，其成员与家属加在一起超过小镇子的两倍以上，等于是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县城。由于是保密单位，和地方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拥有自己的一整套各类班子，从医院到公安局、商店、菜场一应俱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这里和其他单位一样也出现了造反派，为了保证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央军委将6007研究所定为首批需要军管的保密单位之一，半年前就已经派进了军管会。左先琨一行抵达那里时，由于路上遇阻，已经傍晚时分了，于是便在小镇子上惟一的一家小旅馆里过了一夜。次日，他们便去6007研究所，求见军管会。不料，一个20多岁的军代表出来，说“我们是属于国防科委管的，你们外调的话要向北京换了证明才行。”
去北京换证明？从这个交通不便的荒凉处所到北京，一去一来需要多长时间？左先琨当即决定往阿什尔汗那边打长途电话报告情况，同时建议直接向北京请示。
专案组于是通过军方和警方两条渠道向北京作了紧急报告。当天晚上，林彪办公室向国防科委打电话，说明情况，让即和6007研究所那边联系，不但要接待专案人员，还必须协助来人侦查案件。
6007研究所那边是8月2日凌晨3时接到北京急电的，军管会主任佟培波不敢怠慢，立刻派人去镇上旅馆把左先琨4人接来。还摆上了一桌酒席。在酒席上，专案人员了解到以下情况：
6007研究所有两大派组织——“红色造反纵队”和“红旗战斗司令部”，分别简称“红
纵”和“红旗”。双方都占据了一幢大楼作为本部，时有武斗发生，已经动用过军用枪支，最近正通过各自的宣传工具反复鼓噪要”踏平”对方。
这种情势，完全符合需要大炮把守或者进攻据点的动机，也就具备了盗炮的动机。侦察员互递眼色，心中窃喜。
一位侦察员问道： “你们这里是否有一个名叫袁卫彪的造反队员？”
袁卫彪就是刑警老高所说的那个要求在阿什尔汗枪械所物色一名造炮人才的人。佟培波作为刚到研究所不久的军管人员，也是不知道的。马上命令有关人员去火速查来。
一会儿，下面的人来报告：经查，研究所有袁卫彪其人，原是后勤处的一名普通职员，造反后担任“红旗”的常委。
侦察员对佟培波说： “这个人我们要详细了解一下，希望得到你们的协助。”
“可以。”佟培波点头道，随后便让人去把公安处长叫来，当场命令让公安处全力协助专案人员进行调查。
其时已是8月3日清晨，公安处长把左先琨一行安置在研究所的招待所休息，自己便去布置调查事宜了。下午，当侦察员一觉睡醒时，公安处已经查摸到了情况：袁卫彪确于一个月之前去过新疆阿什尔汗，同去的是“红旗”的一个姓柳的造反队员。
侦察员于是决定先找柳某调查。柳某是一个一脸憨厚相的小伙子，说话有一点结巴。他告诉侦察员，一个月之前他确实和袁卫彪一起去了阿什尔汗，是想物色一名造炮人才，但是没有成功，只住了一夜就返回了。
侦察员从保密角度出发，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讯问，就让柳某回去了。没想到，柳某回去后对袁卫彪说出了专案人员找他谈话的事，袁卫彪听盾登门拜访来了。
袁卫彪说了一通，既有对自己造反史的介绍，更有对他阿什汗之行的说明，滔滔不绝说了40分钟。左先琨打断他：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个组织没有涉嫌大炮被盗案？”
袁卫彪点了一支烟，抽着道： “这个，这个，你说的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向你们提供破案的线索。”
哦？！侦察员互相看了看，大有“石破天惊”之意。
袁卫彪接着说出了他所掌握的线索：据可靠情报， “红纵” 近日弄到了一门大炮！
于是，由军管会主任出面，当即把“红纵”的“第一勤务” （就是一把手）姜学丰请到了公安处。侦察员一说大炮之事，对方笑了： “你们的消息真是灵通啊，我那里确实是有一门炮，不过那是一门假炮。不信，你们可以马上和我一起去看看。”
侦察员便和军管会主任一起去了“红纵”的据点。在后院，果然有一门大炮，不过是木头的。制作得相当逼真，大小比例与真炮一模一样，外涂黑色油漆，不走到近前伸手去触摸一下，绝对看不出这是一门假炮。原来，一个月前“红旗”常委袁卫彪的阿什尔汗之行就被“红纵”方面知道了，他们以为“红旗”方面已经落实了造炮事宜，“红纵”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议商议对策。但是，造炮不是一桩手拗萝卜那样的容易事，万般无奈之下，他们设法找到了一名刚从部队退伍的炮兵，在他的指导下，请木工制作了一门假炮，然后敖出风声说“红纵”已经有了大炮。
6007研究所和外界共有6条通道相通，每条通道的大门都昼夜有武装军人守卫，所有进出的人员须凭通行证，车辆出进也得凭一次性使用的通行证，并且予以登记。所以，如果有大炮这样的大件进入，肯定会被警卫人员登记下来的。
侦察员向驻军调阅了案发时的车辆进出登记，又和当时各门值勤人员个别进行了交谈，并无线索。这样，已经可以断定6007研究所里没有大炮。
那么，会不会是“红旗”方面盗了炮后没往研究所里拉，而先把炮藏在附近避避风头？如果“红旗”方面去阿什尔汗盗炮，熟悉情况的袁卫彪和柳某两人肯定会一起去的。因此，只要查清这两人在7月21日、22日、23日的行踪，就可以断定“红旗” 是否盗炮了。
经过调查，有多条证据表明袁卫彪和柳某在那3天里没有离开过研究所。
左先琨想想还不放心，或者说是不大甘心，于是又从另一渠道进行了调查——6007研究所的汽车在7月22日是否有过外出跑长途的？因为如果要盗炮，那就必须动用汽车，在这一带，只有研究所有汽车。
查摸结果，整个研究所的53辆汽车那天没有一辆跑长途的！
1967年8月1日，由左先琨为首的一支4人调查小组驾着一辆吉普车前往青海省6007研究所。该所位于一个小镇子旁边，其成员与家属加在一起超过小镇子的两倍以上，等于是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县城。由于是保密单位，和地方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拥有自己的一整套各类班子，从医院到公安局、商店、菜场一应俱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这里和其他单位一样也出现了造反派，为了保证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央军委将6007研究所定为首批需要军管的保密单位之一，半年前就已经派进了军管会。左先琨一行抵达那里时，由于路上遇阻，已经傍晚时分了，于是便在小镇子上惟一的一家小旅馆里过了一夜。次日，他们便去6007研究所，求见军管会。不料，一个20多岁的军代表出来，说“我们是属于国防科委管的，你们外调的话要向北京换了证明才行。”
去北京换证明？从这个交通不便的荒凉处所到北京，一去一来需要多长时间？左先琨当即决定往阿什尔汗那边打长途电话报告情况，同时建议直接向北京请示。
专案组于是通过军方和警方两条渠道向北京作了紧急报告。当天晚上，林彪办公室向国防科委打电话，说明情况，让即和6007研究所那边联系，不但要接待专案人员，还必须协助来人侦查案件。
6007研究所那边是8月2日凌晨3时接到北京急电的，军管会主任佟培波不敢怠慢，立刻派人去镇上旅馆把左先琨4人接来。还摆上了一桌酒席。在酒席上，专案人员了解到以下情况：
6007研究所有两大派组织——“红色造反纵队”和“红旗战斗司令部”，分别简称“红
纵”和“红旗”。双方都占据了一幢大楼作为本部，时有武斗发生，已经动用过军用枪支，最近正通过各自的宣传工具反复鼓噪要”踏平”对方。
这种情势，完全符合需要大炮把守或者进攻据点的动机，也就具备了盗炮的动机。侦察员互递眼色，心中窃喜。
一位侦察员问道： “你们这里是否有一个名叫袁卫彪的造反队员？”
袁卫彪就是刑警老高所说的那个要求在阿什尔汗枪械所物色一名造炮人才的人。佟培波作为刚到研究所不久的军管人员，也是不知道的。马上命令有关人员去火速查来。
一会儿，下面的人来报告：经查，研究所有袁卫彪其人，原是后勤处的一名普通职员，造反后担任“红旗”的常委。
侦察员对佟培波说： “这个人我们要详细了解一下，希望得到你们的协助。”
“可以。”佟培波点头道，随后便让人去把公安处长叫来，当场命令让公安处全力协助专案人员进行调查。
其时已是8月3日清晨，公安处长把左先琨一行安置在研究所的招待所休息，自己便去布置调查事宜了。下午，当侦察员一觉睡醒时，公安处已经查摸到了情况：袁卫彪确于一个月之前去过新疆阿什尔汗，同去的是“红旗”的一个姓柳的造反队员。
侦察员于是决定先找柳某调查。柳某是一个一脸憨厚相的小伙子，说话有一点结巴。他告诉侦察员，一个月之前他确实和袁卫彪一起去了阿什尔汗，是想物色一名造炮人才，但是没有成功，只住了一夜就返回了。
侦察员从保密角度出发，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讯问，就让柳某回去了。没想到，柳某回去后对袁卫彪说出了专案人员找他谈话的事，袁卫彪听盾登门拜访来了。
袁卫彪说了一通，既有对自己造反史的介绍，更有对他阿什汗之行的说明，滔滔不绝说了40分钟。左先琨打断他：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个组织没有涉嫌大炮被盗案？”
袁卫彪点了一支烟，抽着道： “这个，这个，你说的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向你们提供破案的线索。”
哦？！侦察员互相看了看，大有“石破天惊”之意。
袁卫彪接着说出了他所掌握的线索：据可靠情报， “红纵” 近日弄到了一门大炮！
于是，由军管会主任出面，当即把“红纵”的“第一勤务” （就是一把手）姜学丰请到了公安处。侦察员一说大炮之事，对方笑了： “你们的消息真是灵通啊，我那里确实是有一门炮，不过那是一门假炮。不信，你们可以马上和我一起去看看。”
侦察员便和军管会主任一起去了“红纵”的据点。在后院，果然有一门大炮，不过是木头的。制作得相当逼真，大小比例与真炮一模一样，外涂黑色油漆，不走到近前伸手去触摸一下，绝对看不出这是一门假炮。原来，一个月前“红旗”常委袁卫彪的阿什尔汗之行就被“红纵”方面知道了，他们以为“红旗”方面已经落实了造炮事宜，“红纵”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议商议对策。但是，造炮不是一桩手拗萝卜那样的容易事，万般无奈之下，他们设法找到了一名刚从部队退伍的炮兵，在他的指导下，请木工制作了一门假炮，然后敖出风声说“红纵”已经有了大炮。
6007研究所和外界共有6条通道相通，每条通道的大门都昼夜有武装军人守卫，所有进出的人员须凭通行证，车辆出进也得凭一次性使用的通行证，并且予以登记。所以，如果有大炮这样的大件进入，肯定会被警卫人员登记下来的。
侦察员向驻军调阅了案发时的车辆进出登记，又和当时各门值勤人员个别进行了交谈，并无线索。这样，已经可以断定6007研究所里没有大炮。
那么，会不会是“红旗”方面盗了炮后没往研究所里拉，而先把炮藏在附近避避风头？如果“红旗”方面去阿什尔汗盗炮，熟悉情况的袁卫彪和柳某两人肯定会一起去的。因此，只要查清这两人在7月21日、22日、23日的行踪，就可以断定“红旗” 是否盗炮了。
经过调查，有多条证据表明袁卫彪和柳某在那3天里没有离开过研究所。
左先琨想想还不放心，或者说是不大甘心，于是又从另一渠道进行了调查——6007研究所的汽车在7月22日是否有过外出跑长途的？因为如果要盗炮，那就必须动用汽车，在这一带，只有研究所有汽车。
查摸结果，整个研究所的53辆汽车那天没有一辆跑长途的！
六、
1967年8月5日，左先琨一行返回阿什尔汗。那边，专案组已经从电话中知道他们劳而无功的情况。但是，留在家中的侦察员从他们的查摸过程中受到了一个启发：汽车是本案中的重要一环，盗炮人必须有汽车，否则是盗不走大炮的。所以，何不查查汽车的情况？
当时的新疆不比现在，没有那么多汽车，而且都掌握在单位手里，私人是不允许有汽车的，因此查摸起来比较方便。根据7月16日晚上案情分析会所作出的“作案者不会出本地区范围” 的推理，查摸工作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的。
8月5日傍晚，就在左先琨一行返回阿什尔汗不到2小时的时候，专案组意外得到一个消息：本县果品加工厂丢失了一辆4吨“解放”汽车。该厂未曾向公安局报案，而正组织力量自己寻查。
一直愁眉不展的保卫科长钟铁闻讯一下子跳了起来： “快和他们联系，问问是几时丢的汽车？”
好不容易才挂通了果品厂的电话，一问，说是7月20日就丢的车，距现在已经半个月了。
费了一番口舌，才知道那家只有百来人的小厂自1963年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治安案件，连草都没少过一根，从未和公安局打过交道，放在现在，就是“治安模范单位”。
侦察员扔下话机便驱车前往该厂。一了解，原来那辆汽车是在7月20日晚上从地区送毕产品回来的路上，途经附近一个公社所在地时丢失的。
专案组通过自治区公安厅向全新疆发出紧急查寻这辆4吨卡车的通令。通令发出后的第四天，也就是8月10日，从阿拉尔传来消息，那辆汽车已经冒出来，连人带车给扣起来了！
侦察员当印日夜兼程赶往阿拉尔，一看，被扣的两个是维吾尔族青年，不过会讲汉语。
这两个青年，一个叫铁克木，一个叫阿罕图尔，后者曾在部队当过兵，学会了开汽车。阿罕图尔前年退伍以后，回到了家乡，因为恋爱问题而得罪了乡亲，当时维吾尔族农民也学“毛选”，也开批斗会。一次次批斗下来，阿罕图尔吃不消了，于是就逃了出来，流浪在外，不久结识了几乎是同样情况的铁克木。两人结伴在外流浪，为谋生计，自是要干些偷鸡摸狗之事。7月20日，两人在阿什尔汗附近的一家饭店门前看见一辆卡车，阿罕图尔便动手搭通电门后窃走了汽车。
接下去要调查的是：这辆汽车和盗炮案是否有关系？
窃车者交代了他们在7月20日、21日、22日、23日的行踪，其中7月22日、23日竞利用这辆赃车搞起了运输，帮阿拉尔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上游一场运送农药，赚到了70元钱。
上游一场距阿拉尔不远，侦察员当即驱车赶过去调查。经农场保卫科协助，查明阿罕图尔两人供词属实。
这样，侦察员只好再次无功而返。
1967年8月5日，左先琨一行返回阿什尔汗。那边，专案组已经从电话中知道他们劳而无功的情况。但是，留在家中的侦察员从他们的查摸过程中受到了一个启发：汽车是本案中的重要一环，盗炮人必须有汽车，否则是盗不走大炮的。所以，何不查查汽车的情况？
当时的新疆不比现在，没有那么多汽车，而且都掌握在单位手里，私人是不允许有汽车的，因此查摸起来比较方便。根据7月16日晚上案情分析会所作出的“作案者不会出本地区范围” 的推理，查摸工作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的。
8月5日傍晚，就在左先琨一行返回阿什尔汗不到2小时的时候，专案组意外得到一个消息：本县果品加工厂丢失了一辆4吨“解放”汽车。该厂未曾向公安局报案，而正组织力量自己寻查。
一直愁眉不展的保卫科长钟铁闻讯一下子跳了起来： “快和他们联系，问问是几时丢的汽车？”
好不容易才挂通了果品厂的电话，一问，说是7月20日就丢的车，距现在已经半个月了。
费了一番口舌，才知道那家只有百来人的小厂自1963年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治安案件，连草都没少过一根，从未和公安局打过交道，放在现在，就是“治安模范单位”。
侦察员扔下话机便驱车前往该厂。一了解，原来那辆汽车是在7月20日晚上从地区送毕产品回来的路上，途经附近一个公社所在地时丢失的。
专案组通过自治区公安厅向全新疆发出紧急查寻这辆4吨卡车的通令。通令发出后的第四天，也就是8月10日，从阿拉尔传来消息，那辆汽车已经冒出来，连人带车给扣起来了！
侦察员当印日夜兼程赶往阿拉尔，一看，被扣的两个是维吾尔族青年，不过会讲汉语。
这两个青年，一个叫铁克木，一个叫阿罕图尔，后者曾在部队当过兵，学会了开汽车。阿罕图尔前年退伍以后，回到了家乡，因为恋爱问题而得罪了乡亲，当时维吾尔族农民也学“毛选”，也开批斗会。一次次批斗下来，阿罕图尔吃不消了，于是就逃了出来，流浪在外，不久结识了几乎是同样情况的铁克木。两人结伴在外流浪，为谋生计，自是要干些偷鸡摸狗之事。7月20日，两人在阿什尔汗附近的一家饭店门前看见一辆卡车，阿罕图尔便动手搭通电门后窃走了汽车。
接下去要调查的是：这辆汽车和盗炮案是否有关系？
窃车者交代了他们在7月20日、21日、22日、23日的行踪，其中7月22日、23日竞利用这辆赃车搞起了运输，帮阿拉尔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上游一场运送农药，赚到了70元钱。
上游一场距阿拉尔不远，侦察员当即驱车赶过去调查。经农场保卫科协助，查明阿罕图尔两人供词属实。
这样，侦察员只好再次无功而返。
七、
1967年8月14日，从北京传来消息：林彪副主席很关心“120案件”，已经再次询问过侦查情况了。
林彪再次发话，这就意味着案件的侦破与否意义大如天了。谢富治接到林彪办公室的电话，也让秘书给新疆方面打了催促破案的电话。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看看侦查工作不大理想，便派了一名成员前往阿什尔汗督战。
8月16日，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议。会上，老公安左先琨提出了一个新思路：以前的侦查目标都定在残匪和造反派头上，现在经过调查看来似乎不存在这种可能，这样，是否可以考虑是这两种对象以外的第三种人。
有侦察员问： “你说的第三种人是指什么对象？”
左先琨缓缓开口道： “我在考虑，会不会是民间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作的案？”
有人提出：如果真如左先琨所说的是那类人作的案，那么他们的运输工具是怎样解决的？
左先琨对此显然也已经考虑过了，他的回答是： “他们当然不可能动用汽车，可是他们有替代物——用牲口拉！”
“牲口拉？！”
“对！牲口拉。战争年代，我们的部队也曾经用牲口拉过大炮，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像这么一门大炮，有3头健壮的牲口就可以拉走了。所以，我在想，我们已经查过汽车了，接下来该查一查牲口了。”
会议终于作出决定：从查牲口着手开拓一条新路子。
鉴于牲口拉大炮不可能走得很远，所以专案组决定先在本公社查。侦察员分头下到各个生产大队，一个一个小队走访。当时生产队的牲口都是属于集体的，由集体喂养，集中喂养点叫饲养场。牲口是农家之宝，种地就靠它，因此选出来喂养牲口的郡是出身好，表现好，为人本份的社员。这种人都有较高的觉悟，积极配合侦察员的调查，所以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侦察员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查完了全部生产队，未发现异常迹象。
对这个结果，大家的心理是有准备的。下一轮开始了对附近3个公社的调查，还是采取分头包干的办法。一上来查了几天也没有线索。到了第五天，侦察员小汪和阿什尔汗公安特派员克里木在去一个名叫福冒沟的村子调查时，发现那里有4头牲口生病了。他们问了饲养员，说已经请兽医来看过，说是因吃的饲料不对头而得了病。小汪两人也不懂，当时自然没有多加理会．，他们在当晚的碰头会上说了这件事。
这话儿引起了左先琨的注意： “牲口生病？那里一共有多少头牲口？”
小汪翻着本子： “一共12头牲口，其中有马6匹，牛3匹，骡子3匹；生病的是2匹马、2匹骡子。”
“是这些牲口中最健壮的？”
这个，小汪和克里木倒没有留意。
马文新开口了： “你们应该留意的，因为生病的牲口正好是4头，那是拉得动一门大炮的运输力。这样吧，你们明天再去那里走一趟，专门了解一下情况。”
左先琨说： “我和他们一起去。”
次日上午，左先琨、小汪和克里木三人驱车去了福冒沟，进村后，拉上生产队长直奔饲养场。一路上，左先琨向队长了解了饲养员的情况：名叫王子灵，回族，31岁，贫农成份，是去年经队委会讨论通过进饲养场的，表现还可以，养牲口也还算负责。 。
说话间，已经到了饲养场，王子灵对侦察员去而复来似乎有些意外，把生产队长拉到一旁，悄问这是怎么回事。生产队长回答得很响： “怎么回事？谁叫你不小心伺候牲口的？一下子病了4头，人家就感兴趣了！”
王子灵看看侦察员，一双眼睛滴溜溜地打着转，不知他在动着什么脑筋。侦察员刚要跟他说话，他突然一个转身便往外奔，飞快地跳上自行车，踩了就走。
小汪一愣： “哎！这是怎么的？”
生产队长也弄了个稀不惜懂，跟着奔了几步，叫道： “你干什么？”
王子灵一边骑，一边抛下了一句话： “等一下，我去叫个人来。”
侦察员们便到里面去看牲口，圈里只有4头，或站或卧，正没精打采地嚼着草料。生产队长说： “生病的就是这4头牲口。”
左先琨问：“平时这4头牲口生不生病？”
生产队长说： “这是村里最好的4头牲口，平时从不生病，现在一生病，只好让它们在家歇着了。唤，只怕要耽误农活了。”
左先琨递给对方一支烟，两人点燃后抽着。左先琨用漫不经心的口吻问道： “它们是几时开始生病的？”
生产队长扳着手指头： “让我算算看……几时？好像是上月20日吧？”
“20日，那已经生了一个月了。”左先琨边说边寻思，倘真是20日开始生病的，那就没有什么戏唱了，这4头牲口20日生了病，22日就不会去拉大炮了，也拉不动。
这时，生产队长又开口了：“不对！不是20日，好像是23日。”
左先琨心里一喜： “23日？”
“对！那天我儿子生病，高烧发到40度，急得我那口子双脚直跳，我也差点掉眼泪。正在这当口，王子灵又来说牲口生病的事儿，给我那口子轰了出去。对，没错，是23日！”
这时，王子灵回来了。自行车后面载着一个穿中山装的男青年，看上去不大像农民。那人一下车就冲每个人点头，脸上挂满了笑容。
生产队长给侦察员介绍：“这是公社农技站的吴兽医。”
那人冲侦察员点头，自我介绍： “吴呈一。”
这时，王子灵突然急不可耐地插进来了： “你们有什么话问他好了，他是专给牲口看毛病的。”
侦察员打量着兽医，一会儿，小汪开口了：“吴同志，我们想了解一下这4头牲口患病的事，麻烦你给我们说几句好吗？”
吴呈一点点头：“这4头牲口是上个月下旬患病的，当时的症状是拉肚子、不吃食，王子灵就来找我，要我给看看。我根据症状，认为是吃的饲料有问题，患了肠炎，就给打了针，后来又弄点药让王子灵给牲口灌下去。这不，现在好多了，再调理一阵子就可以下地了。”
左先琨望着兽医： “吃的饲料有问题？牲口吃了什么东西才生这样的毛病的？”
吴呈一避开左先琨那两道锐利的眼光，望着王子灵： “这个，是饲养员的事了，我可不清楚。”
王子灵说： “我也不清楚，牲口是放养在外面的，谁知道它们吃了些什么东西。”
“以前有过这种事情吗？”
生产队长说： “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左先琨点点头，没有说话，沉思片刻后，他说： “走吧。”
左先琨三人和生产队长一起去了大队部，这时已是中午时分，便一边吃午饭一边和大队长、支部书记议着牲口生病的事。支书是个退伍军人，说话挺爽，考虑问题也有头脑。他问明牲口生病的事后，马上说： “你们村不是有一个老黄头，是给牲口治病的好手吗，怎么不找他看，倒去请了农技站的兽医？”
生产队长说： “我也不清楚哇，王子灵那时急急忙忙奔来说这事的时候，我那娃儿正发高烧，他说要去请人给牲口看看，我以为是请老黄头看，就点了头，后来才知道是请吴呈一给看的。”
侦察员马上从中捕捉到了疑点：“村里有兽医？”
生产队长告诉他们，福冒沟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兽医，有着一手祖传的治病技术，附近牲口生了毛病一般都是请他给治的。
“那为什么王子灵不去请老黄头而要舍近求远找吴呈一呢？”
“要么是因为他和吴呈一是亲戚，有话好说一崽吧。”
左先琨暗吃一惊： “什么？王子灵和吴呈一是亲戚？”
生产队长告诉侦察员，王子灵是吴呈一的表弟。
左先琨默默点头，寻思道：如此，这事儿越发可疑了。他和小汪、克里木交换了意见，马上给专案组打了电话。专案组让他们暂时按兵不动，待在大队部休息，待这边去了人再说。
三小时后，马文新带了5名侦察员赶到了大队部。一行人和左先琨等交换意见后，决定先弄清那4头牲口的患病原因后再说。
当天晚上，侦察员悄然走访了老黄头。那是一个面容清瘦的小老头，说话中气很足。侦察员原先的意思是想请他往饲养场看看那4头牲口再作议论的，可他一听侦察员的用意后，马上笑言： “不必去看了，我早就对那4头牲口的毛病有数了。”
据老黄头说，作为老兽医，他对附近牲口的患病情况向来十分关注，一听说有牲口生病了，就要暗作观察，这是生怕牲口患传染病迅速蔓延，需要预作防范。那4头牲口患病后，他曾乘王子灵不在的机会去过饲养场，看了看，认为并不是吃的饲料有问题，而是另有原因，估计有二：一是牲口脱力，二是在脱力后暴饮冷水。
“大爷，脱力是什么意思？”
“就是干了超体力的活儿，比如拉了重活，走了长途，跑得过猛，而导致体力支出过大，这时再暴饮冷水，就容易出毛病了。”
侦察员闻听之下，兴奋地交换着跟色。
侦察员就在福冒沟举行了案情分析紧急会议，决定即刻调查饲养员王子灵的情况和社会关系。
当天晚上，福冒沟的多名社员被分别悄悄地从睡梦中唤醒，接受侦察员的秘密调查。
调查工作一直进行到天明，总共调查了l7人，其中有王子灵的邻居，也有王子灵的亲戚、朋友，还有与王子灵有矛盾吵过架的冤家。侦察员综合调查材料，摸到了一个引入注目的情况：王子灵有两个朋友，住在邻近村子，其中一个曾做过走街穿巷的小炉匠；这三人最近接触频繁，常在一起喝酒。
专案组认为情况已经掌握得差不多，可以跟嫌疑人当面接触了，于是决定分别同时传讯王子灵和他的两个朋友。
1967年8月27日，上午11时许，侦察员几乎在同一时间讯问了王子灵和他的两个朋友关宝宗、钱青根。讯问进行得出乎意料之外的顺利，一小时后，三人都已经交代了作案经过——
原来，关宝宗、钱青根由于搭伴做过小炉匠的缘故，对金属的价值有一种模糊的认识。他们头脑中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一斤废铁可卖得1毛5分钱；一斤废钢可卖得3元钱。这数字对于一个工分只有几毛钱的农村人来说，已经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了，他们便动起了收集废铁烂铜的脑筋。可是，在新疆农村那种地方，收集此类物件谈何容易，于是他们便把脑筋动到了“不告而取”——偷。
方圆百里之内，要想偷到废金属，只有一个地方：枪械修理所、他们曾去那里转悠过，也捡到过一些边角散料，换成了酒钱烟钱。但是，那数字毕竟太小，不够刺激。终于，他们那罪恶的头脑里冒出了大干一次盗一门大炮的念头。按照关、钱两人的想法，他们把大炮盗到手以后，先藏在大漠里，等到过了风声就去拆散，把能够运得走的零部件全部运走，然后慢慢地抛售。
盗炮需要运输工具，于是他们就想到了饲养员王子灵。经联系，王子灵同意出借牲口，但要求届时血得分三分之一赃款。一切都准备定当后，他们就开始物色下手机会。这个机会他们寻找了半年之久，因为枪械所的大炮部放在所内操场上，是有战士看守着的；而试炮时又从不在外面过夜。就在他们即将失望的时候，终于候到了7月22日那个机会。当他们得知那门120大炮不拉回去，而只派几个民兵看守时，当即决定下手。起先他们以为民兵要昼夜看守着的，便决定杀害看守人后再拉炮。当晚，他们去福冒沟拉出了4头牲口，准备了猎枪、刀子，急奔现场时已是下半夜2点多钟。一看，现场无人，不禁大喜，便套上了牲口，把大炮拉了就走，藏于距现场5里远的一个沙丘旁。
关、钱两人把牲口赶回福冒沟，没想到牲口过度劳累，路上又饮了大量冷水，当天就患了病。王子灵心中害怕，担心事情漏馅，于是便去找了表弟吴呈一，没有明说，只说用牲口干了私活生病了，要求治疗，又让保密。吴呈一照着做了，没想到最终还是被查明了真相。
当天下午，军方、警方派人押了关、钱两人去了现场，拉回了那门大炮。
至此， "120案件”，的侦查划上了句号。关宝宗、钱青根、王子灵三名罪犯，不久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执行于阿什尔汗。
1967年8月14日，从北京传来消息：林彪副主席很关心“120案件”，已经再次询问过侦查情况了。
林彪再次发话，这就意味着案件的侦破与否意义大如天了。谢富治接到林彪办公室的电话，也让秘书给新疆方面打了催促破案的电话。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看看侦查工作不大理想，便派了一名成员前往阿什尔汗督战。
8月16日，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议。会上，老公安左先琨提出了一个新思路：以前的侦查目标都定在残匪和造反派头上，现在经过调查看来似乎不存在这种可能，这样，是否可以考虑是这两种对象以外的第三种人。
有侦察员问： “你说的第三种人是指什么对象？”
左先琨缓缓开口道： “我在考虑，会不会是民间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作的案？”
有人提出：如果真如左先琨所说的是那类人作的案，那么他们的运输工具是怎样解决的？
左先琨对此显然也已经考虑过了，他的回答是： “他们当然不可能动用汽车，可是他们有替代物——用牲口拉！”
“牲口拉？！”
“对！牲口拉。战争年代，我们的部队也曾经用牲口拉过大炮，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像这么一门大炮，有3头健壮的牲口就可以拉走了。所以，我在想，我们已经查过汽车了，接下来该查一查牲口了。”
会议终于作出决定：从查牲口着手开拓一条新路子。
鉴于牲口拉大炮不可能走得很远，所以专案组决定先在本公社查。侦察员分头下到各个生产大队，一个一个小队走访。当时生产队的牲口都是属于集体的，由集体喂养，集中喂养点叫饲养场。牲口是农家之宝，种地就靠它，因此选出来喂养牲口的郡是出身好，表现好，为人本份的社员。这种人都有较高的觉悟，积极配合侦察员的调查，所以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侦察员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查完了全部生产队，未发现异常迹象。
对这个结果，大家的心理是有准备的。下一轮开始了对附近3个公社的调查，还是采取分头包干的办法。一上来查了几天也没有线索。到了第五天，侦察员小汪和阿什尔汗公安特派员克里木在去一个名叫福冒沟的村子调查时，发现那里有4头牲口生病了。他们问了饲养员，说已经请兽医来看过，说是因吃的饲料不对头而得了病。小汪两人也不懂，当时自然没有多加理会．，他们在当晚的碰头会上说了这件事。
这话儿引起了左先琨的注意： “牲口生病？那里一共有多少头牲口？”
小汪翻着本子： “一共12头牲口，其中有马6匹，牛3匹，骡子3匹；生病的是2匹马、2匹骡子。”
“是这些牲口中最健壮的？”
这个，小汪和克里木倒没有留意。
马文新开口了： “你们应该留意的，因为生病的牲口正好是4头，那是拉得动一门大炮的运输力。这样吧，你们明天再去那里走一趟，专门了解一下情况。”
左先琨说： “我和他们一起去。”
次日上午，左先琨、小汪和克里木三人驱车去了福冒沟，进村后，拉上生产队长直奔饲养场。一路上，左先琨向队长了解了饲养员的情况：名叫王子灵，回族，31岁，贫农成份，是去年经队委会讨论通过进饲养场的，表现还可以，养牲口也还算负责。 。
说话间，已经到了饲养场，王子灵对侦察员去而复来似乎有些意外，把生产队长拉到一旁，悄问这是怎么回事。生产队长回答得很响： “怎么回事？谁叫你不小心伺候牲口的？一下子病了4头，人家就感兴趣了！”
王子灵看看侦察员，一双眼睛滴溜溜地打着转，不知他在动着什么脑筋。侦察员刚要跟他说话，他突然一个转身便往外奔，飞快地跳上自行车，踩了就走。
小汪一愣： “哎！这是怎么的？”
生产队长也弄了个稀不惜懂，跟着奔了几步，叫道： “你干什么？”
王子灵一边骑，一边抛下了一句话： “等一下，我去叫个人来。”
侦察员们便到里面去看牲口，圈里只有4头，或站或卧，正没精打采地嚼着草料。生产队长说： “生病的就是这4头牲口。”
左先琨问：“平时这4头牲口生不生病？”
生产队长说： “这是村里最好的4头牲口，平时从不生病，现在一生病，只好让它们在家歇着了。唤，只怕要耽误农活了。”
左先琨递给对方一支烟，两人点燃后抽着。左先琨用漫不经心的口吻问道： “它们是几时开始生病的？”
生产队长扳着手指头： “让我算算看……几时？好像是上月20日吧？”
“20日，那已经生了一个月了。”左先琨边说边寻思，倘真是20日开始生病的，那就没有什么戏唱了，这4头牲口20日生了病，22日就不会去拉大炮了，也拉不动。
这时，生产队长又开口了：“不对！不是20日，好像是23日。”
左先琨心里一喜： “23日？”
“对！那天我儿子生病，高烧发到40度，急得我那口子双脚直跳，我也差点掉眼泪。正在这当口，王子灵又来说牲口生病的事儿，给我那口子轰了出去。对，没错，是23日！”
这时，王子灵回来了。自行车后面载着一个穿中山装的男青年，看上去不大像农民。那人一下车就冲每个人点头，脸上挂满了笑容。
生产队长给侦察员介绍：“这是公社农技站的吴兽医。”
那人冲侦察员点头，自我介绍： “吴呈一。”
这时，王子灵突然急不可耐地插进来了： “你们有什么话问他好了，他是专给牲口看毛病的。”
侦察员打量着兽医，一会儿，小汪开口了：“吴同志，我们想了解一下这4头牲口患病的事，麻烦你给我们说几句好吗？”
吴呈一点点头：“这4头牲口是上个月下旬患病的，当时的症状是拉肚子、不吃食，王子灵就来找我，要我给看看。我根据症状，认为是吃的饲料有问题，患了肠炎，就给打了针，后来又弄点药让王子灵给牲口灌下去。这不，现在好多了，再调理一阵子就可以下地了。”
左先琨望着兽医： “吃的饲料有问题？牲口吃了什么东西才生这样的毛病的？”
吴呈一避开左先琨那两道锐利的眼光，望着王子灵： “这个，是饲养员的事了，我可不清楚。”
王子灵说： “我也不清楚，牲口是放养在外面的，谁知道它们吃了些什么东西。”
“以前有过这种事情吗？”
生产队长说： “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左先琨点点头，没有说话，沉思片刻后，他说： “走吧。”
左先琨三人和生产队长一起去了大队部，这时已是中午时分，便一边吃午饭一边和大队长、支部书记议着牲口生病的事。支书是个退伍军人，说话挺爽，考虑问题也有头脑。他问明牲口生病的事后，马上说： “你们村不是有一个老黄头，是给牲口治病的好手吗，怎么不找他看，倒去请了农技站的兽医？”
生产队长说： “我也不清楚哇，王子灵那时急急忙忙奔来说这事的时候，我那娃儿正发高烧，他说要去请人给牲口看看，我以为是请老黄头看，就点了头，后来才知道是请吴呈一给看的。”
侦察员马上从中捕捉到了疑点：“村里有兽医？”
生产队长告诉他们，福冒沟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兽医，有着一手祖传的治病技术，附近牲口生了毛病一般都是请他给治的。
“那为什么王子灵不去请老黄头而要舍近求远找吴呈一呢？”
“要么是因为他和吴呈一是亲戚，有话好说一崽吧。”
左先琨暗吃一惊： “什么？王子灵和吴呈一是亲戚？”
生产队长告诉侦察员，王子灵是吴呈一的表弟。
左先琨默默点头，寻思道：如此，这事儿越发可疑了。他和小汪、克里木交换了意见，马上给专案组打了电话。专案组让他们暂时按兵不动，待在大队部休息，待这边去了人再说。
三小时后，马文新带了5名侦察员赶到了大队部。一行人和左先琨等交换意见后，决定先弄清那4头牲口的患病原因后再说。
当天晚上，侦察员悄然走访了老黄头。那是一个面容清瘦的小老头，说话中气很足。侦察员原先的意思是想请他往饲养场看看那4头牲口再作议论的，可他一听侦察员的用意后，马上笑言： “不必去看了，我早就对那4头牲口的毛病有数了。”
据老黄头说，作为老兽医，他对附近牲口的患病情况向来十分关注，一听说有牲口生病了，就要暗作观察，这是生怕牲口患传染病迅速蔓延，需要预作防范。那4头牲口患病后，他曾乘王子灵不在的机会去过饲养场，看了看，认为并不是吃的饲料有问题，而是另有原因，估计有二：一是牲口脱力，二是在脱力后暴饮冷水。
“大爷，脱力是什么意思？”
“就是干了超体力的活儿，比如拉了重活，走了长途，跑得过猛，而导致体力支出过大，这时再暴饮冷水，就容易出毛病了。”
侦察员闻听之下，兴奋地交换着跟色。
侦察员就在福冒沟举行了案情分析紧急会议，决定即刻调查饲养员王子灵的情况和社会关系。
当天晚上，福冒沟的多名社员被分别悄悄地从睡梦中唤醒，接受侦察员的秘密调查。
调查工作一直进行到天明，总共调查了l7人，其中有王子灵的邻居，也有王子灵的亲戚、朋友，还有与王子灵有矛盾吵过架的冤家。侦察员综合调查材料，摸到了一个引入注目的情况：王子灵有两个朋友，住在邻近村子，其中一个曾做过走街穿巷的小炉匠；这三人最近接触频繁，常在一起喝酒。
专案组认为情况已经掌握得差不多，可以跟嫌疑人当面接触了，于是决定分别同时传讯王子灵和他的两个朋友。
1967年8月27日，上午11时许，侦察员几乎在同一时间讯问了王子灵和他的两个朋友关宝宗、钱青根。讯问进行得出乎意料之外的顺利，一小时后，三人都已经交代了作案经过——
原来，关宝宗、钱青根由于搭伴做过小炉匠的缘故，对金属的价值有一种模糊的认识。他们头脑中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一斤废铁可卖得1毛5分钱；一斤废钢可卖得3元钱。这数字对于一个工分只有几毛钱的农村人来说，已经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了，他们便动起了收集废铁烂铜的脑筋。可是，在新疆农村那种地方，收集此类物件谈何容易，于是他们便把脑筋动到了“不告而取”——偷。
方圆百里之内，要想偷到废金属，只有一个地方：枪械修理所、他们曾去那里转悠过，也捡到过一些边角散料，换成了酒钱烟钱。但是，那数字毕竟太小，不够刺激。终于，他们那罪恶的头脑里冒出了大干一次盗一门大炮的念头。按照关、钱两人的想法，他们把大炮盗到手以后，先藏在大漠里，等到过了风声就去拆散，把能够运得走的零部件全部运走，然后慢慢地抛售。
盗炮需要运输工具，于是他们就想到了饲养员王子灵。经联系，王子灵同意出借牲口，但要求届时血得分三分之一赃款。一切都准备定当后，他们就开始物色下手机会。这个机会他们寻找了半年之久，因为枪械所的大炮部放在所内操场上，是有战士看守着的；而试炮时又从不在外面过夜。就在他们即将失望的时候，终于候到了7月22日那个机会。当他们得知那门120大炮不拉回去，而只派几个民兵看守时，当即决定下手。起先他们以为民兵要昼夜看守着的，便决定杀害看守人后再拉炮。当晚，他们去福冒沟拉出了4头牲口，准备了猎枪、刀子，急奔现场时已是下半夜2点多钟。一看，现场无人，不禁大喜，便套上了牲口，把大炮拉了就走，藏于距现场5里远的一个沙丘旁。
关、钱两人把牲口赶回福冒沟，没想到牲口过度劳累，路上又饮了大量冷水，当天就患了病。王子灵心中害怕，担心事情漏馅，于是便去找了表弟吴呈一，没有明说，只说用牲口干了私活生病了，要求治疗，又让保密。吴呈一照着做了，没想到最终还是被查明了真相。
当天下午，军方、警方派人押了关、钱两人去了现场，拉回了那门大炮。
至此， "120案件”，的侦查划上了句号。关宝宗、钱青根、王子灵三名罪犯，不久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执行于阿什尔汗。
此文能得已面世，还要感谢超大热心网友@yylljj 提供资料，在些特地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看到开头，就猜到结局了
f22 发表于 2015-10-25 08:09
看到开头，就猜到结局了
你这么厉害？
看到开头，就猜到结局了
你这么厉害？
你这么厉害？
天朝各种卖废品故事
天朝各种卖废品故事
漏洞太多了。炮在驻地12公里之外，卡车送人一个来回也最多一个小时，等要返回时车早回来了，怎么可能需要剩下的两辆中再安排一辆跑两次。有人报告炮丢了，部队无论如何也要先到现场看看，否则天知道炮是不是真的丢了。只要去了现场，一地的马蹄印，傻子都知道发生什么了。就算部队没有去人，报案者看不到那一地的马蹄印？
120迫击炮吧？
120迫击炮吧？
如果口径没错，应该是55式120迫击炮…
如果口径没错，应该是55式120迫击炮…
辽海秋风起 发表于 2015-10-25 09:39
漏洞太多了。炮在驻地12公里之外，卡车送人一个来回也最多一个小时，等要返回时车早回来了，怎么可能需要剩 ...
这些情节确实不太合常理，不过考虑到1967年，正闹温格，部队也就稀松了…估计是司机犯懒不想再跑了…
不过还有一个情节值得商榷，文中说炮的口径120毫米，我查了下，55式120迫击炮行军状态全炮重500千克，对于卡车来说，不能算重。迫击炮分解应该也不困难，无非是炮身，炮架，座板三大块，所以当时为啥不把故障炮拆散了，两辆车各拉一门好炮和一半故障炮零件回来不就行了？
辽海秋风起 发表于 2015-10-25 09:39
漏洞太多了。炮在驻地12公里之外，卡车送人一个来回也最多一个小时，等要返回时车早回来了，怎么可能需要剩 ...
这些情节确实不太合常理，不过考虑到1967年，正闹温格，部队也就稀松了…估计是司机犯懒不想再跑了…
不过还有一个情节值得商榷，文中说炮的口径120毫米，我查了下，55式120迫击炮行军状态全炮重500千克，对于卡车来说，不能算重。迫击炮分解应该也不困难，无非是炮身，炮架，座板三大块，所以当时为啥不把故障炮拆散了，两辆车各拉一门好炮和一半故障炮零件回来不就行了？
如果口径没错，应该是55式120迫击炮…
120迫不需要一辆卡车或者4头大牲口专门拉，我估计是54-122榴，作者把很多真实细节都处理了的，也就是春秋笔法
120迫不需要一辆卡车或者4头大牲口专门拉，我估计是54-122榴，作者把很多真实细节都处理了的，也就是春秋笔法
woheng 发表于 2015-10-25 11:18
120迫不需要一辆卡车或者4头大牲口专门拉，我估计是54-122榴，作者把很多真实细节都处理了的，也就是春秋 ...
我觉得可能就是122榴
woheng 发表于 2015-10-25 11:18
120迫不需要一辆卡车或者4头大牲口专门拉，我估计是54-122榴，作者把很多真实细节都处理了的，也就是春秋 ...
我觉得可能就是122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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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节确实不太合常理，不过考虑到1967年，正闹温格，部队也就稀松了…估计是司机犯懒不想再跑了…
...
部队再乱也不会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普通企业车丢了怎么也要去现场确认一下。
作者明显没有到过大西北，对那边的环境完全没有概念。新疆东南那一带地广人稀，什么一个公社两万人，什么试炮场几里外的小村子，都是想像中的。至于说公安开吉普车一天从案发地到青海的研究所根本不可能，那是要翻大山的，现在路修好了也得很长时间。再比如说案犯把炮藏在5里外的沙丘旁就更荒唐了，那点距离在戈壁滩上看起来就在眼皮底下，而且戈壁滩也没什么大沙丘，除非挖坑把炮埋了。
...
部队再乱也不会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普通企业车丢了怎么也要去现场确认一下。
作者明显没有到过大西北，对那边的环境完全没有概念。新疆东南那一带地广人稀，什么一个公社两万人，什么试炮场几里外的小村子，都是想像中的。至于说公安开吉普车一天从案发地到青海的研究所根本不可能，那是要翻大山的，现在路修好了也得很长时间。再比如说案犯把炮藏在5里外的沙丘旁就更荒唐了，那点距离在戈壁滩上看起来就在眼皮底下，而且戈壁滩也没什么大沙丘，除非挖坑把炮埋了。
福田 发表于 2015-10-25 10:25
这些情节确实不太合常理，不过考虑到1967年，正闹温格，部队也就稀松了…估计是司机犯懒不想再跑了…
...
会不会是某种缴获的旧式野炮？
这些情节确实不太合常理，不过考虑到1967年，正闹温格，部队也就稀松了…估计是司机犯懒不想再跑了…
...
会不会是某种缴获的旧式野炮？
会不会是某种缴获的旧式野炮？
要是缴获的，炮弹和配件肯定成问题…再说1967年国内生产火炮肯定没问题，没必要给民兵缴获的炮
个人认为前面有人说的对，也可能是老式的苏制122榴弹炮…
要是缴获的，炮弹和配件肯定成问题…再说1967年国内生产火炮肯定没问题，没必要给民兵缴获的炮
个人认为前面有人说的对，也可能是老式的苏制122榴弹炮…
东方明系列的案子很多在细节描写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不知是保密需要的春秋笔法还是作者的自我想象。
东方明系列的案子很多在细节描写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不知是保密需要的春秋笔法还是作者的自我想象。
上班族东方明？
上班族东方明？
卖废品的居然能想到杀人盗炮拆零件，他们是有脑子呢还是没脑子？
应该就是122榴炮，如是120迫，分解后最重的件两人抬没任何问题，除此外，我军当时应该没有装备任何120口径的火炮。
应该就是122榴炮，如是120迫，分解后最重的件两人抬没任何问题，除此外，我军当时应该没有装备任何120口径的火炮。
此外，55式120迫也不能用车拉（很简单，没轮子），是分解后用骡马驮着走的，当年属于骡马炮兵的装备。
曾经看过一些文章提及这个案件，没有想到是这个情况，感谢楼主的上传
这个还不算冤的，毕竟是偷炮，80年代有人偷了雷达的磁控管准备当废铜卖，自以为就是一小偷小摸，抓到了也被毙了
120火炮，会不会是带轮子的120毫米迫击炮，这是一种大口径的重型迫击炮，这几个人可能是把火炮给分拆了用骡子来驮运的。
tu26160 发表于 2015-10-26 14:07
120火炮，会不会是带轮子的120毫米迫击炮，这是一种大口径的重型迫击炮，这几个人可能是把火炮给分拆了用骡 ...
我觉得不是，如果是120迫击炮的话，当时卡车就能把它拖走了
120火炮，会不会是带轮子的120毫米迫击炮，这是一种大口径的重型迫击炮，这几个人可能是把火炮给分拆了用骡 ...
我觉得不是，如果是120迫击炮的话，当时卡车就能把它拖走了
横扫美日 发表于 2015-10-26 14:11
我觉得不是，如果是120迫击炮的话，当时卡车就能把它拖走了
但是榴弹炮加农炮里头，我印象里没有120口径的，怀疑作者在里头做了艺术加工，可能是76毫米加农炮，这个口径，结合重量，几匹骡子拖走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觉得不是，如果是120迫击炮的话，当时卡车就能把它拖走了
但是榴弹炮加农炮里头，我印象里没有120口径的，怀疑作者在里头做了艺术加工，可能是76毫米加农炮，这个口径，结合重量，几匹骡子拖走的可能性比较大。
tu26160 发表于 2015-10-26 14:15
但是榴弹炮加农炮里头，我印象里没有120口径的，怀疑作者在里头做了艺术加工，可能是76毫米加农炮，这个 ...
榴弹炮的确没有120口径的，但考虑到东方明并非武器方面的专家，在写作时可能有误。如果是加农炮口径到有可能是85毫米的那种，比较重，得用卡车拉才行
但是榴弹炮加农炮里头，我印象里没有120口径的，怀疑作者在里头做了艺术加工，可能是76毫米加农炮，这个 ...
榴弹炮的确没有120口径的，但考虑到东方明并非武器方面的专家，在写作时可能有误。如果是加农炮口径到有可能是85毫米的那种，比较重，得用卡车拉才行
横扫美日 发表于 2015-10-26 14:35
榴弹炮的确没有120口径的，但考虑到东方明并非武器方面的专家，在写作时可能有误。如果是加农炮口径到有 ...
不排除作者为了保密的需要，特意修改了一些内容，考虑火炮用骡马可以拉动，因此判断如下
火炮本身重量不是非常大，口径不是很大，
120毫米火炮没有牵引式的，这个火炮要卡车拉，并且当时是损坏了维修的
有可能是从苏联进口或者仿制的76毫米榴弹炮或者85毫米加农炮，牵引式的。
榴弹炮的确没有120口径的，但考虑到东方明并非武器方面的专家，在写作时可能有误。如果是加农炮口径到有 ...
不排除作者为了保密的需要，特意修改了一些内容，考虑火炮用骡马可以拉动，因此判断如下
火炮本身重量不是非常大，口径不是很大，
120毫米火炮没有牵引式的，这个火炮要卡车拉，并且当时是损坏了维修的
有可能是从苏联进口或者仿制的76毫米榴弹炮或者85毫米加农炮，牵引式的。
tu26160 发表于 2015-10-26 14:37
不排除作者为了保密的需要，特意修改了一些内容，考虑火炮用骡马可以拉动，因此判断如下
火炮本身重量不 ...
分析得有道理，加十分
不排除作者为了保密的需要，特意修改了一些内容，考虑火炮用骡马可以拉动，因此判断如下
火炮本身重量不 ...
分析得有道理，加十分
福田 发表于 2015-10-25 10:25
这些情节确实不太合常理，不过考虑到1967年，正闹温格，部队也就稀松了…估计是司机犯懒不想再跑了…
...
有可能是脚盆的38式120榴，全重1257公斤
这些情节确实不太合常理，不过考虑到1967年，正闹温格，部队也就稀松了…估计是司机犯懒不想再跑了…
...
有可能是脚盆的38式120榴，全重1257公斤
亚伯拉悍马 发表于 2015-10-25 10:05
120迫击炮吧？
也可能是缴获脚盆的38式120榴
120迫击炮吧？
也可能是缴获脚盆的38式120榴
横扫美日 发表于 2015-10-25 11:37
我觉得可能就是122榴
这货在67年可是香勃勃，会给民兵？
我觉得可能就是122榴
这货在67年可是香勃勃，会给民兵？
tu26160 发表于 2015-10-26 14:37
不排除作者为了保密的需要，特意修改了一些内容，考虑火炮用骡马可以拉动，因此判断如下
火炮本身重量不 ...
鬼子有这口径榴弹炮，中国老早之前也有，4.7口径榴弹炮在一战前后还比较流行
tu26160 发表于 2015-10-26 14:37
不排除作者为了保密的需要，特意修改了一些内容，考虑火炮用骡马可以拉动，因此判断如下
火炮本身重量不 ...
鬼子有这口径榴弹炮，中国老早之前也有，4.7口径榴弹炮在一战前后还比较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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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老虎 发表于 2015-10-26 19:52
鬼子有这口径榴弹炮，中国老早之前也有，4.7口径榴弹炮在一战前后还比较流行
多谢提供信息
鬼子有这口径榴弹炮，中国老早之前也有，4.7口径榴弹炮在一战前后还比较流行
多谢提供信息
他一下子懵了，稍一定神，开口就骂，没有主语，因此也不知在骂谁，不过林德衡想多半是在骂他。而黄大豆却以为在骂他，吓得脸都变色了。
这段写得真逗，文字功底了得
这段写得真逗，文字功底了得
有可能是脚盆的38式120榴，全重1257公斤
可能性不大…1967年国内还有日本的榴弹炮？而且，试炮时打的教练蛋，缴获的炮，还有教练蛋生产？
估计是苏制榴弹炮的可能性大点，口径作者改过了
可能性不大…1967年国内还有日本的榴弹炮？而且，试炮时打的教练蛋，缴获的炮，还有教练蛋生产？
估计是苏制榴弹炮的可能性大点，口径作者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