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称西方先进的人得看一看——中国古代锄地的理论，相 ...

   “锄禾日当午”一句童孺皆知，若要问农民为什么要冒着炎炎烈日终日锄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
   实际上，除草只是较为浅显的原因之一，锄地的核心是“松土保墒”。《齐民要术》就特别强调：“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缀” ；就是说锄地是不论次数的，没有草也要锄下去。这是为什么呢？
　近代土壤学揭示，土壤在过水后会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细管，还会在缩水过程中开裂；“松土”，就是切断毛细管，堵塞裂缝；从而“保墒”---抑制水分沿毛细管上行至地表蒸发和直接经裂缝蒸发。
　松土保墒一般在雨后土壤表面干燥到不泥泞时进行。用锄头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暄土”，暄土不会开裂；暄土层与下层之间的毛细管也被切断了，不再能从下层获得水分，因此会迅速干燥成无水分可供蒸发的“被子”，把下层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
　　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意思是：锄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土壤干旱，具体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腻、酥松。
　农谚“锄板底下有水”、“锄头自有三寸泽”就是对松土保墒功能的生动总结。
　松土保墒，又被现代农业学称作“暄土覆盖法”。覆盖，也是防止一切水分蒸发的最有效途径。分布在中国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砂田”就使用卵石来覆盖地表，竟然也能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生产出西瓜、蔬菜等高水产品。正宗“白兰瓜”，就出产于砂田。毫无疑问，和石片覆盖、秸秆覆盖、塑料薄膜覆盖相比，“暄土覆盖”具有“同质覆盖”的无比优越性；这也是中国古典农业的“超前性”所在。
　松土保墒的原理又和枪支等精密钢铁制件的“发蓝”工艺很有点类似。发蓝就是“以氧制氧”：让金属表面迅速氧化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铁薄膜，保护下层不再被继续氧化 。松土保墒则是以“表层干燥化”来防止“深层干燥化”。
　　
　　
　　中国古典农业发端于春秋时期。走出了石器时代刀耕火种的华夏先农，开始有意识地提高土壤对水分的保持能力，逐步建立起“深耕-易耨”的耕作体制。　　
　　“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层厚度。可以打破常年耕作踩塌形成的坚实“犁底层”，减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扩大作物的水、肥空间；可将下层“死土”翻起，熟化其结构，风化其养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保水性能和肥力。深耕还可加强雨季吸纳降水，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称为“深耕蓄墒”。　“易耨”（耨：nòu），就是经常锄地。松土除了保墒、刈草外，还可提高地温；因为蒸发消耗热量，减少蒸发就积累热量。农谚说的“多锄地发暖，勤锄地不板”就是这个道理。
    在古代中国，人们甚至把“锄地”作为判断国家制度的标准。“深耕易耨”演化为成语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表达了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就是说“让老百姓能够经常锄地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在孔、孟之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则以法家的“国治观”把“深耕易耨”作为国家安全的标志。
　　
　　《管子.八观》写到：
　　行其田野，观其耕耘，计其农事，则饥饱之国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谨，...以人猥计其野，...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只要看一下它怎么耕地、锄地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安全状况了。不能让百姓深耕勤锄，而是让百姓们凑到“非耕作场所”（猥计其野）去打麻将、赌“六合”、选“超女”，即使不发生旱、涝等自然灾害，也依然要被饥荒和动荡笼罩。　　
　　到北魏时期，出现了贾思勰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进一步把耕作体系发展为“耕-耙-耱-压-锄”，标志着中国以“保水”为核心的古典耕作体制的成熟和完善。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典农业又被称为“中耕农业”。“中耕”指的在播种与收获之间、在植株间进行的田间耕作管理。主要包括锄草、松土、培土、镇压、间苗等环节。中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独具特征；特别是锄头，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标志，是镰刀和犁铧不可篡越的。
　　
　　“中耕保墒”体制之所以单独在中国形成，除了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的气候背景迫使华夏先农去探索、实践这条道路外，还得力于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普及的条播（耧播）技术。---整齐、有间隔的分行栽培，使得中耕成为可能。而欧洲公元17世纪前都还是手工撒播，乱七八糟的植株间根本就没有人的立足之地和下锄空间；到18世纪欧洲才普遍采用条播技术。直到1731年，农技推广家杰思罗·塔尔还在努力劝说欧洲农民采用他的“马拉锄地法”。当宋代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北方古典农耕技术移植于南方、改革为江南“稻作体系”、取得平均亩产量343市斤的成就时，欧洲作物的亩产才约合76市斤。毫不吹牛地说，直到18世纪，欧洲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农业”；什么叫“intensive cultivation”或“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在日本，农史学家熊代幸雄、西山武一等认为：《齐民要术》所代表的“旱农的经验原理与现代旱农的科学原理已十分接近”。学者神谷庆治则惊叹不已：“即使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衡量，在《齐民要术》这样雄浑有力的科学论述前面，人们也不得不折服”...现代日本旱地农业所采取的最先进的技术理论与对策“和《齐民要术》中讲述的农学原理，却几乎完全一致，如出一辙”。
　　............
       真正使“精耕细作”得到全面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农民们成群结队、忘乎所以，为一成不变的劳作参合了许多“不本分”的内容。先在田间出一出风头、赛一赛干劲，再到地头去“扫文盲”、念报纸、大批判、“提觉悟”。甚至连“广播体操太极拳”、“击鼓传花丢手绢”也被搬到了田边地垄。民兵干脆就带着枪支，在坟包青纱帐间展开军事行动。一时，女人的尖叫、男人的粗吼交织一片。
　　
　　后来，有人为这种劳动形式取了一个外号叫“大呼隆”；虽不十分雅听，倒也相当贴切。据说，这种劳动“出工不出效”。说实在话，在灌溉革命以后，“中耕保墒”就“比较效益”而论就毫无意义。“有草锄草”尚能节约肥料阳光，在除草剂不发达的年代还算可以；“无草松土”就有点“劳民伤财”。你保持的那点水分在灌溉条件下只要轻松推上马达、从容提起闸门就完全可以省略。虽说是节约了一点电力，但怎么也抵消不了体力活动对粮食的消耗；而且还磨损农机具、鞋底子。
　　
　　然而，若不经历史的深刻启示和水源危机的昭然明示，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种“无效劳动”减少了灌溉对环境水源的耗散，保证了灌溉的规模和持续；成为劳动转化为资源的典范。也正是“大呼隆”方式，在漫长的播种与收获间隔期间为相对闲余的人力提供了有乐趣、有约束、能普遍参加、能持之以恒的社会主义“人性化”劳动，为“精耕细作”从原则到制度建立了组织保障。
　　
　　同在1957年，毛主席先后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精耕细作”，科学地解决了“在灌溉条件下，还要不要坚持‘耕作保水’？”的问题。古老的“中耕保墒”技术，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跑线上获得了崭新的生命，被放到了和灌溉同样重要的地位上。
　　　　
　　中国北方农民数千年来面向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地锄地，锄地，为的就是用有限的水分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为了提高锄地效率和改善孤单枯燥的劳动环境,人们还结成“锄社”。在元代大农学家王祯的《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农民用传统手工方法“结社锄地”的乡村风俗画：
　　
　　在北方的村庄里，农民常结为锄社，一般由10家结为一社。先锄一家的田地，这家就为其余各家来锄地者提供饮食。其余各家轮流照此办理，在10 天内轮流完...这是完成锄地任务的快速方法而且是一件乐事。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么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秋收之后，锄社社员们都拿出酒和猪蹄来，参加庆祝丰收的盛宴。

三、大“水荒”的降临
　　
　　从“精耕细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种、浇、收的“懒汉耕作”，会损失多少水源？笔者进行了田间实验。实验结果为：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证实了民间“锄三省一”的说法；---锄三遍可少浇一水。见《附文四：“松土保墒”实验成果》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不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北方---“黄淮海流域”现有耕地面积7.0亿亩[41]（另一资料为5.85亿亩[42]）；年均降水566mm[43] ；灌溉面积3.46亿亩[44]，2005年的灌溉用水为915亿m3[45] ；7亿亩农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内的总“受水”为3556亿m3。　　
　　因放弃“松土保墒”加大的田间腾发总量每年为：3556亿m3×1/4=890亿m3；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的天然水量；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890亿m3的数字，揭示了中国北方发生“大水荒”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数字不仅印证了本文第一章关于“黄河流域20多年来水源总量减少6000多亿m3”的计算结果；也注解了为什么“大旱荒”起始于80年代后期---80年代初，“包产到户”对“耕作体制”的瓦解在经过“潜伏期”后表现出征状来了。之所以有3-5年的“潜伏期”，是因为水源储量的巨大缓冲能力和耕作习惯的渐渐“退潮”过程。
     以上选自　苏拉密：“制度性干旱”－－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转载)，作者用平实的语言告诉我们，中国这个靠农业起家的大国，是如何在千年前就发现了农业的精髓和深奥理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看不起自己国家的传承？

     现在农村里的人也变懒了，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的也缺乏种田积极性，锄地的越来越少，西方工业模式改变着我们的国家，一个小小的变化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篇文章真是发人深省啊。
   “锄禾日当午”一句童孺皆知，若要问农民为什么要冒着炎炎烈日终日锄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
   实际上，除草只是较为浅显的原因之一，锄地的核心是“松土保墒”。《齐民要术》就特别强调：“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缀” ；就是说锄地是不论次数的，没有草也要锄下去。这是为什么呢？
　近代土壤学揭示，土壤在过水后会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细管，还会在缩水过程中开裂；“松土”，就是切断毛细管，堵塞裂缝；从而“保墒”---抑制水分沿毛细管上行至地表蒸发和直接经裂缝蒸发。
　松土保墒一般在雨后土壤表面干燥到不泥泞时进行。用锄头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暄土”，暄土不会开裂；暄土层与下层之间的毛细管也被切断了，不再能从下层获得水分，因此会迅速干燥成无水分可供蒸发的“被子”，把下层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
　　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意思是：锄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土壤干旱，具体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腻、酥松。
　农谚“锄板底下有水”、“锄头自有三寸泽”就是对松土保墒功能的生动总结。
　松土保墒，又被现代农业学称作“暄土覆盖法”。覆盖，也是防止一切水分蒸发的最有效途径。分布在中国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砂田”就使用卵石来覆盖地表，竟然也能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生产出西瓜、蔬菜等高水产品。正宗“白兰瓜”，就出产于砂田。毫无疑问，和石片覆盖、秸秆覆盖、塑料薄膜覆盖相比，“暄土覆盖”具有“同质覆盖”的无比优越性；这也是中国古典农业的“超前性”所在。
　松土保墒的原理又和枪支等精密钢铁制件的“发蓝”工艺很有点类似。发蓝就是“以氧制氧”：让金属表面迅速氧化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铁薄膜，保护下层不再被继续氧化 。松土保墒则是以“表层干燥化”来防止“深层干燥化”。
　　
　　
　　中国古典农业发端于春秋时期。走出了石器时代刀耕火种的华夏先农，开始有意识地提高土壤对水分的保持能力，逐步建立起“深耕-易耨”的耕作体制。　　
　　“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层厚度。可以打破常年耕作踩塌形成的坚实“犁底层”，减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扩大作物的水、肥空间；可将下层“死土”翻起，熟化其结构，风化其养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保水性能和肥力。深耕还可加强雨季吸纳降水，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称为“深耕蓄墒”。　“易耨”（耨：nòu），就是经常锄地。松土除了保墒、刈草外，还可提高地温；因为蒸发消耗热量，减少蒸发就积累热量。农谚说的“多锄地发暖，勤锄地不板”就是这个道理。
    在古代中国，人们甚至把“锄地”作为判断国家制度的标准。“深耕易耨”演化为成语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表达了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就是说“让老百姓能够经常锄地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在孔、孟之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则以法家的“国治观”把“深耕易耨”作为国家安全的标志。
　　
　　《管子.八观》写到：
　　行其田野，观其耕耘，计其农事，则饥饱之国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谨，...以人猥计其野，...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只要看一下它怎么耕地、锄地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安全状况了。不能让百姓深耕勤锄，而是让百姓们凑到“非耕作场所”（猥计其野）去打麻将、赌“六合”、选“超女”，即使不发生旱、涝等自然灾害，也依然要被饥荒和动荡笼罩。　　
　　到北魏时期，出现了贾思勰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进一步把耕作体系发展为“耕-耙-耱-压-锄”，标志着中国以“保水”为核心的古典耕作体制的成熟和完善。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典农业又被称为“中耕农业”。“中耕”指的在播种与收获之间、在植株间进行的田间耕作管理。主要包括锄草、松土、培土、镇压、间苗等环节。中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独具特征；特别是锄头，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标志，是镰刀和犁铧不可篡越的。
　　
　　“中耕保墒”体制之所以单独在中国形成，除了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的气候背景迫使华夏先农去探索、实践这条道路外，还得力于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普及的条播（耧播）技术。---整齐、有间隔的分行栽培，使得中耕成为可能。而欧洲公元17世纪前都还是手工撒播，乱七八糟的植株间根本就没有人的立足之地和下锄空间；到18世纪欧洲才普遍采用条播技术。直到1731年，农技推广家杰思罗·塔尔还在努力劝说欧洲农民采用他的“马拉锄地法”。当宋代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北方古典农耕技术移植于南方、改革为江南“稻作体系”、取得平均亩产量343市斤的成就时，欧洲作物的亩产才约合76市斤。毫不吹牛地说，直到18世纪，欧洲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农业”；什么叫“intensive cultivation”或“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在日本，农史学家熊代幸雄、西山武一等认为：《齐民要术》所代表的“旱农的经验原理与现代旱农的科学原理已十分接近”。学者神谷庆治则惊叹不已：“即使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衡量，在《齐民要术》这样雄浑有力的科学论述前面，人们也不得不折服”...现代日本旱地农业所采取的最先进的技术理论与对策“和《齐民要术》中讲述的农学原理，却几乎完全一致，如出一辙”。
　　............
       真正使“精耕细作”得到全面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农民们成群结队、忘乎所以，为一成不变的劳作参合了许多“不本分”的内容。先在田间出一出风头、赛一赛干劲，再到地头去“扫文盲”、念报纸、大批判、“提觉悟”。甚至连“广播体操太极拳”、“击鼓传花丢手绢”也被搬到了田边地垄。民兵干脆就带着枪支，在坟包青纱帐间展开军事行动。一时，女人的尖叫、男人的粗吼交织一片。
　　
　　后来，有人为这种劳动形式取了一个外号叫“大呼隆”；虽不十分雅听，倒也相当贴切。据说，这种劳动“出工不出效”。说实在话，在灌溉革命以后，“中耕保墒”就“比较效益”而论就毫无意义。“有草锄草”尚能节约肥料阳光，在除草剂不发达的年代还算可以；“无草松土”就有点“劳民伤财”。你保持的那点水分在灌溉条件下只要轻松推上马达、从容提起闸门就完全可以省略。虽说是节约了一点电力，但怎么也抵消不了体力活动对粮食的消耗；而且还磨损农机具、鞋底子。
　　
　　然而，若不经历史的深刻启示和水源危机的昭然明示，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种“无效劳动”减少了灌溉对环境水源的耗散，保证了灌溉的规模和持续；成为劳动转化为资源的典范。也正是“大呼隆”方式，在漫长的播种与收获间隔期间为相对闲余的人力提供了有乐趣、有约束、能普遍参加、能持之以恒的社会主义“人性化”劳动，为“精耕细作”从原则到制度建立了组织保障。
　　
　　同在1957年，毛主席先后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精耕细作”，科学地解决了“在灌溉条件下，还要不要坚持‘耕作保水’？”的问题。古老的“中耕保墒”技术，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跑线上获得了崭新的生命，被放到了和灌溉同样重要的地位上。
　　　　
　　中国北方农民数千年来面向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地锄地，锄地，为的就是用有限的水分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为了提高锄地效率和改善孤单枯燥的劳动环境,人们还结成“锄社”。在元代大农学家王祯的《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农民用传统手工方法“结社锄地”的乡村风俗画：
　　
　　在北方的村庄里，农民常结为锄社，一般由10家结为一社。先锄一家的田地，这家就为其余各家来锄地者提供饮食。其余各家轮流照此办理，在10 天内轮流完...这是完成锄地任务的快速方法而且是一件乐事。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么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秋收之后，锄社社员们都拿出酒和猪蹄来，参加庆祝丰收的盛宴。

三、大“水荒”的降临
　　
　　从“精耕细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种、浇、收的“懒汉耕作”，会损失多少水源？笔者进行了田间实验。实验结果为：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证实了民间“锄三省一”的说法；---锄三遍可少浇一水。见《附文四：“松土保墒”实验成果》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不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北方---“黄淮海流域”现有耕地面积7.0亿亩[41]（另一资料为5.85亿亩[42]）；年均降水566mm[43] ；灌溉面积3.46亿亩[44]，2005年的灌溉用水为915亿m3[45] ；7亿亩农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内的总“受水”为3556亿m3。　　
　　因放弃“松土保墒”加大的田间腾发总量每年为：3556亿m3×1/4=890亿m3；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的天然水量；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890亿m3的数字，揭示了中国北方发生“大水荒”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数字不仅印证了本文第一章关于“黄河流域20多年来水源总量减少6000多亿m3”的计算结果；也注解了为什么“大旱荒”起始于80年代后期---80年代初，“包产到户”对“耕作体制”的瓦解在经过“潜伏期”后表现出征状来了。之所以有3-5年的“潜伏期”，是因为水源储量的巨大缓冲能力和耕作习惯的渐渐“退潮”过程。
     以上选自　苏拉密：“制度性干旱”－－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转载)，作者用平实的语言告诉我们，中国这个靠农业起家的大国，是如何在千年前就发现了农业的精髓和深奥理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看不起自己国家的传承？

     现在农村里的人也变懒了，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的也缺乏种田积极性，锄地的越来越少，西方工业模式改变着我们的国家，一个小小的变化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篇文章真是发人深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