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业第三代领军人物除傅成玉外几乎全部落马

　近期，海内外石油腐败窝案持续发酵。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日前因涉嫌严重违纪而接受中纪委调查。苏是是继周永康、蒋洁敏、廖永远、王天普后第五位落马的原国家石油公司掌舵人。

　　由此，中国第三代石油人的代表人物中，除傅成玉外已几乎全部落马。这一结局为中国石油体制和高管选拔机制画上了惊叹号——“举国体制”弊端暴露无遗，资源和权力的绝对集中让腐败难以避免。

　　同时，以“举国体制”发展石油行业并非中国独有，巴西近期持续发酵的石油腐败窝案也是体制弊端的集中体现。

　　近日，巴西劳工党前财务主管瓦卡里及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前高管杜克又因贪污、洗钱和共谋罪被判刑。巴西联邦法官莫罗宣布，瓦卡里曾在巴西石油公司操纵投标和贿赂的过程中收取至少426万雷亚尔(约合108万美元)回扣。

　　据悉，瓦卡里受贿被认为与现任总统罗塞夫竞选有关，其中不少受贿资金以政治献金的形式收取。因此，牵扯其中罗塞夫总统也面临被弹劾风险，这让巴西石油腐败窝案的严重程度持续升级。巴西联邦审计法院院长奥古斯托·纳德斯此前公开表示，该腐败案可能是巴西“史上最大腐败丑闻”。

　　除了两国政府反腐得力之外，近期低迷的国际油价在暴露体制弊端中也居功至伟。此前，体制痼疾造成的贪腐漏洞，尚被高油价制造的行业繁荣所掩盖。直到2014年油价大跌，且至今低位徘徊，才使行业形势逆转，终于纸难包火。

　　曾几何时，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以其深海油气开发技术和巨大的石油勘探发现在业界享有盛誉，并被视为拉美最重要的企业之一。然而，这一方面得益于巴西上世纪90年代对石油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也在于其石油行业的“举国体制”发展道路。

　　其实，尽管进行了石油行业市场化改革，但巴西并未放弃“举国体制”，反而是在加强——政府仍然保持着对产业极强的控制。巴西一直强力地推行“本地化”(Local Content，简称LC)政策，在巴西能源局(ANP)主导的历次对外招标中，LC承诺都是一个重要评标指标，而且逐年提高。自2003年第5轮招标，到2009年的第10轮招标，LC承诺都在60%以上，目前已经达到80%的极高水平。

　　此外，巴西还通过资本控制的方式，塑造国有寡头。其总统罗塞夫就是在南美“向左转”过程中走出的左翼总统，奉行国家资本主义和举国体制。全盛时期，全球曾有半数深水钻井船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所控制。

　　与所有实行“举国体制”的国家相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打着国家的旗号，掌握着国内几乎所有油气资源，却缺乏有力的监督。

　　然而，曾经强大而高效的体制优势，也开始在低迷的油价之下暴露弊端。自从国际原油价格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断崖式”下跌，巴西政府“有形之手”强力扶植起来的石油行业，开始遭受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俄罗斯、委内瑞拉、中国以及中东各资源国的石油行业同样实行“举国体制”，也均受到低油价不同程度的冲击。

　　俄罗斯油气体制的特点是个人的强权独裁。政治强人普京在清除掉叶利钦扶植起来的一批能源寡头之后，又反手培养起自己一批新寡头。其中俄气素被称为俄罗斯的“国中之国”，与俄罗斯统治集团关系极为紧密，公司历任领导中出了一任总统、三任总理。

　　该公司贡献了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8%，保证了25%的国家预算，控制着俄罗斯65%的天然气储量——相当于全世界20%的天然气储量。

　　但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下降，俄气和俄油业绩下跌之严重，也已经接近纸包不住火的境地。在2014年底，俄气的净利润已惊人地下滑了86%。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分析师预计，2015年该公司营收将同比下降近30%。

　　如果国际油价在如此低位再持续两三年，则两巨头的垄断将被进一步瓦解，从而导致公司高层权力格局的变动。

　　中国自2013年中石油窝案爆发之后，也在持续发酵。“举国体制”下的政府强力控制，是中国和巴西石油腐败窝案背后共同的基因。尽管中石油窝案有油价之外更重要的原因，但油价下跌无疑让反腐风暴中的三大石油公司雪上加霜。

　　冲击之下，行业改革政策也趁机密集出台：先是原油进口对民企的放开，后有原油期货计划重启，年底又预计出台石油行业体制改革方案。而如果油价高企，风调雨顺，如此强度的改革恐怕将阻力重重。

　　由此可见，体制的历史路径依赖极难改变。无论继承左翼传统的巴西，还是传承前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和中国，都面临同样问题。

　　这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当年在西伯利亚秋明油田调研的遭遇。他想要查明苏联为什么不能生产更多的石油，他的解释是，错误仅仅部分在于石油工人。由于机器制造者无法生产出数量充足的高质量的设备和材料，即使工人们有正确的态度也寸步难行。另外，该地区的工人们没有足够的电力来运作设备。建筑工人不能及时反应，从而导致基础设施不完备。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建筑工人的工具和设备质量低，干劲不足，而这是住房和生活条件低劣造成的。

　　最终，戈尔巴乔夫谴责苏联中央计划者没能预见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如此之强，又使得只有动用“举国体制”才能解决问题，从而陷入无尽循环。

　　因此，只有在行业危机之际，市场力量才能突破行政力量提供倒逼改革的动力。这也是当前低油价或将提供改革良机的原因。三大石油公司在连年亏损之下，将原本利润微薄甚至无利可言的管网、油田、加油站等向非国资的第三方开放，则既能甩包袱，又可由高效的民企盘活资产。上世纪90年代初，民营加油站和油田崛起的盛况或可重现。

　　综上所述，如果未来几年不再出现类似2008年式的大宗商品超级牛市，则国有石油公司在市场力量的压力和倒逼之下，也许可以激发出某种高层默许的改革举措，在一定程度瓦解现有体制。但如果牛市重来，则石油公司反而觉得“不差钱”，更难以低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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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中国第三代石油人的代表人物中，除傅成玉外已几乎全部落马。这一结局为中国石油体制和高管选拔机制画上了惊叹号——“举国体制”弊端暴露无遗，资源和权力的绝对集中让腐败难以避免。

　　同时，以“举国体制”发展石油行业并非中国独有，巴西近期持续发酵的石油腐败窝案也是体制弊端的集中体现。

　　近日，巴西劳工党前财务主管瓦卡里及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前高管杜克又因贪污、洗钱和共谋罪被判刑。巴西联邦法官莫罗宣布，瓦卡里曾在巴西石油公司操纵投标和贿赂的过程中收取至少426万雷亚尔(约合108万美元)回扣。

　　据悉，瓦卡里受贿被认为与现任总统罗塞夫竞选有关，其中不少受贿资金以政治献金的形式收取。因此，牵扯其中罗塞夫总统也面临被弹劾风险，这让巴西石油腐败窝案的严重程度持续升级。巴西联邦审计法院院长奥古斯托·纳德斯此前公开表示，该腐败案可能是巴西“史上最大腐败丑闻”。

　　除了两国政府反腐得力之外，近期低迷的国际油价在暴露体制弊端中也居功至伟。此前，体制痼疾造成的贪腐漏洞，尚被高油价制造的行业繁荣所掩盖。直到2014年油价大跌，且至今低位徘徊，才使行业形势逆转，终于纸难包火。

　　曾几何时，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以其深海油气开发技术和巨大的石油勘探发现在业界享有盛誉，并被视为拉美最重要的企业之一。然而，这一方面得益于巴西上世纪90年代对石油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也在于其石油行业的“举国体制”发展道路。

　　其实，尽管进行了石油行业市场化改革，但巴西并未放弃“举国体制”，反而是在加强——政府仍然保持着对产业极强的控制。巴西一直强力地推行“本地化”(Local Content，简称LC)政策，在巴西能源局(ANP)主导的历次对外招标中，LC承诺都是一个重要评标指标，而且逐年提高。自2003年第5轮招标，到2009年的第10轮招标，LC承诺都在60%以上，目前已经达到80%的极高水平。

　　此外，巴西还通过资本控制的方式，塑造国有寡头。其总统罗塞夫就是在南美“向左转”过程中走出的左翼总统，奉行国家资本主义和举国体制。全盛时期，全球曾有半数深水钻井船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所控制。

　　与所有实行“举国体制”的国家相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打着国家的旗号，掌握着国内几乎所有油气资源，却缺乏有力的监督。

　　然而，曾经强大而高效的体制优势，也开始在低迷的油价之下暴露弊端。自从国际原油价格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断崖式”下跌，巴西政府“有形之手”强力扶植起来的石油行业，开始遭受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俄罗斯、委内瑞拉、中国以及中东各资源国的石油行业同样实行“举国体制”，也均受到低油价不同程度的冲击。

　　俄罗斯油气体制的特点是个人的强权独裁。政治强人普京在清除掉叶利钦扶植起来的一批能源寡头之后，又反手培养起自己一批新寡头。其中俄气素被称为俄罗斯的“国中之国”，与俄罗斯统治集团关系极为紧密，公司历任领导中出了一任总统、三任总理。

　　该公司贡献了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8%，保证了25%的国家预算，控制着俄罗斯65%的天然气储量——相当于全世界20%的天然气储量。

　　但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下降，俄气和俄油业绩下跌之严重，也已经接近纸包不住火的境地。在2014年底，俄气的净利润已惊人地下滑了86%。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分析师预计，2015年该公司营收将同比下降近30%。

　　如果国际油价在如此低位再持续两三年，则两巨头的垄断将被进一步瓦解，从而导致公司高层权力格局的变动。

　　中国自2013年中石油窝案爆发之后，也在持续发酵。“举国体制”下的政府强力控制，是中国和巴西石油腐败窝案背后共同的基因。尽管中石油窝案有油价之外更重要的原因，但油价下跌无疑让反腐风暴中的三大石油公司雪上加霜。

　　冲击之下，行业改革政策也趁机密集出台：先是原油进口对民企的放开，后有原油期货计划重启，年底又预计出台石油行业体制改革方案。而如果油价高企，风调雨顺，如此强度的改革恐怕将阻力重重。

　　由此可见，体制的历史路径依赖极难改变。无论继承左翼传统的巴西，还是传承前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和中国，都面临同样问题。

　　这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当年在西伯利亚秋明油田调研的遭遇。他想要查明苏联为什么不能生产更多的石油，他的解释是，错误仅仅部分在于石油工人。由于机器制造者无法生产出数量充足的高质量的设备和材料，即使工人们有正确的态度也寸步难行。另外，该地区的工人们没有足够的电力来运作设备。建筑工人不能及时反应，从而导致基础设施不完备。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建筑工人的工具和设备质量低，干劲不足，而这是住房和生活条件低劣造成的。

　　最终，戈尔巴乔夫谴责苏联中央计划者没能预见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如此之强，又使得只有动用“举国体制”才能解决问题，从而陷入无尽循环。

　　因此，只有在行业危机之际，市场力量才能突破行政力量提供倒逼改革的动力。这也是当前低油价或将提供改革良机的原因。三大石油公司在连年亏损之下，将原本利润微薄甚至无利可言的管网、油田、加油站等向非国资的第三方开放，则既能甩包袱，又可由高效的民企盘活资产。上世纪90年代初，民营加油站和油田崛起的盛况或可重现。

　　综上所述，如果未来几年不再出现类似2008年式的大宗商品超级牛市，则国有石油公司在市场力量的压力和倒逼之下，也许可以激发出某种高层默许的改革举措，在一定程度瓦解现有体制。但如果牛市重来，则石油公司反而觉得“不差钱”，更难以低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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