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系列---惊动蒋介石的特大贪污案

上海解放伊始，中共中央就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查清国民党败退时抢运了多少人民的财产，华东军政委员会将这一使命交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落实完成。为此，上海市人民政府专门组建了一个清查小组。该小组在着手进行此项工作时发现有一笔高达7位数的美金下落不明：从缴获接管的国民党方面留下的账目来看，这笔巨款未曾动过，但银行的金库里却根本没有这笔现金。
　　这笔巨款到哪里去了？清查小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走访了数以百计的旧政府留用人员，足迹涉及几十家机关、公司和工厂。最后，终于从国民党原上海地方法院留下的档案里，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1948年12月12日上午，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长官宣铁吾在虹口四川北路底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他正在讲话时，机要主任忽然急匆匆地边喊“报告”边闯进了会场，送上了一份紧急电报。
　　电报内容如下：“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司令官铁吾弟：接电速将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邮汇局上海分局局长沈镜拘捕，遇节可自行处置，毋须请示。事关重大，勿误为盼。切！切！ 蒋中正”。
　　蒋介石电报中的“遇节”的“节”，就是“节外生枝”。“遇节可自行处置，毋须请示”意即授权宣铁吾在执行拘捕上述徐、沈两人时如遇意外节外生枝的阻挠，可以按照宣铁吾自己的方式处置。蒋介石对于权力一直握得很紧，宣铁吾作为长期追随的忠实部属，接到过难计其数的命令，还从未获得过这样的信任，由此可见这个案件的重要程度。
　　这是一桩怎样的案件呢？这，还得从该案的主角徐继庄说起。徐继庄，浙江宁波人氏，其父徐青甫在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徐继庄本人追随蒋介石的时间也很早，上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经投奔蒋氏。北伐战争时期在蒋介石行营后勤部任职，执掌军备物资财权，颇显才干，深获蒋介石信任。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曾不无感叹道：“余有今日之成功，当有徐继庄之功劳，徐是我的好管家！”
　　几年之后，蒋介石决定出兵消灭江西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打仗需要财力，蒋介石在咨询财政部长宋子文后，决定创办一家自己可以直接掌控的银行，作为万一出现党国内部有人以控制财源的方式来阻挠其军事行动的防备手段。于是，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命令：为便于筹集前方军队的给养经费，特在汉口创办“鄂湘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任命徐继庄为该行行长。
　　徐继庄确实是理财好手，上任不久，就把“鄂湘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打理得像模像样。蒋介石于是就决定把“鄂湘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扩充为“中国农民银行”，仍由徐继庄任行长。那个时候，国民政府下辖“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被称为“四大金融支柱”，徐继庄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亲信，是其中的一根支柱，由此可见蒋对其的信任程度。当时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各种面额的钞票上，均印有徐继庄的签名硬印。
　　中国农民银行行长的职位显然是一个肥缺，因此一开始就为国民党CC系（注：即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持的国民党党务组织系统，以“二陈”最初创立的“中央俱乐部”英语Central Club的缩写字母CC作为简称）掌门人，旧中国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陈立夫所觊觎。这哥俩多次寻找机会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将农民银行交由他们执掌控制，但蒋介石始终不肯点头。“二陈”于是便改变策略，授意由他们控制的“中统”暗中密切注意徐继庄的举动，意图寻找岔子将徐扳倒。徐继庄自然知晓“二陈”的意图，便来了个针锋相对，凡是涉及到与中统局相关的业务往来，一定设置重重障碍。这样，久而久之，双方就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徐继庄在中国农民银行行长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几年，一直到抗战后期在重庆时，终于因在一起折腾黄金事件中操作失误，被神通广大的中统抓住了证据，“二陈”一状告到了蒋介石面前，这才终于把徐继庄拉下了台。不过，蒋介石另有打算，所以未将中国农民银行行长这一位置交由CC势力控制。
　　蒋介石对于徐继庄在经济、金融方面的才干还是充分器重和肯定的，所以，当1944年10月鉴于国际金融关系频繁而由国民政府下令组建“中华民国邮政储金汇业局”时，便重新起用徐继庄，委任其为该局局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邮汇局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上海，徐继庄想控制实权，于是就任命旧部属沈镜为国家邮汇局上海分局局长。沈镜一上任，就在上海分局机关内为徐继庄设立了个人办公室，便于隔三差五前往上海的徐继庄坐镇其内直接控制邮汇局上海分局。很快，徐继庄就重新成为中国金融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徐继庄重新成为金融要人之后，被手里所掌握的权势、金钱冲昏了头脑，把他就任局长时蒋介石亲口叮嘱的“小心、谨慎”训诫抛到了脑后，渐渐开始为所欲为起来。他经常出入于高档舞厅、戏院，结识了一个名叫谭丽萍的女演员。谭丽萍年轻漂亮且又风骚，很快就跟徐继庄勾搭上了，成为徐的固定姘头。徐继庄在取悦谭丽萍的过程中，花费了大量钱财，这都是沈镜提供的邮汇局的公款。上海解放伊始，中共中央就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查清国民党败退时抢运了多少人民的财产，华东军政委员会将这一使命交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落实完成。为此，上海市人民政府专门组建了一个清查小组。该小组在着手进行此项工作时发现有一笔高达7位数的美金下落不明：从缴获接管的国民党方面留下的账目来看，这笔巨款未曾动过，但银行的金库里却根本没有这笔现金。
　　这笔巨款到哪里去了？清查小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走访了数以百计的旧政府留用人员，足迹涉及几十家机关、公司和工厂。最后，终于从国民党原上海地方法院留下的档案里，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1948年12月12日上午，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长官宣铁吾在虹口四川北路底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他正在讲话时，机要主任忽然急匆匆地边喊“报告”边闯进了会场，送上了一份紧急电报。
　　电报内容如下：“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司令官铁吾弟：接电速将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邮汇局上海分局局长沈镜拘捕，遇节可自行处置，毋须请示。事关重大，勿误为盼。切！切！ 蒋中正”。
　　蒋介石电报中的“遇节”的“节”，就是“节外生枝”。“遇节可自行处置，毋须请示”意即授权宣铁吾在执行拘捕上述徐、沈两人时如遇意外节外生枝的阻挠，可以按照宣铁吾自己的方式处置。蒋介石对于权力一直握得很紧，宣铁吾作为长期追随的忠实部属，接到过难计其数的命令，还从未获得过这样的信任，由此可见这个案件的重要程度。
　　这是一桩怎样的案件呢？这，还得从该案的主角徐继庄说起。徐继庄，浙江宁波人氏，其父徐青甫在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徐继庄本人追随蒋介石的时间也很早，上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经投奔蒋氏。北伐战争时期在蒋介石行营后勤部任职，执掌军备物资财权，颇显才干，深获蒋介石信任。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曾不无感叹道：“余有今日之成功，当有徐继庄之功劳，徐是我的好管家！”
　　几年之后，蒋介石决定出兵消灭江西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打仗需要财力，蒋介石在咨询财政部长宋子文后，决定创办一家自己可以直接掌控的银行，作为万一出现党国内部有人以控制财源的方式来阻挠其军事行动的防备手段。于是，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命令：为便于筹集前方军队的给养经费，特在汉口创办“鄂湘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任命徐继庄为该行行长。
　　徐继庄确实是理财好手，上任不久，就把“鄂湘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打理得像模像样。蒋介石于是就决定把“鄂湘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扩充为“中国农民银行”，仍由徐继庄任行长。那个时候，国民政府下辖“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被称为“四大金融支柱”，徐继庄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亲信，是其中的一根支柱，由此可见蒋对其的信任程度。当时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各种面额的钞票上，均印有徐继庄的签名硬印。
　　中国农民银行行长的职位显然是一个肥缺，因此一开始就为国民党CC系（注：即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持的国民党党务组织系统，以“二陈”最初创立的“中央俱乐部”英语Central Club的缩写字母CC作为简称）掌门人，旧中国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陈立夫所觊觎。这哥俩多次寻找机会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将农民银行交由他们执掌控制，但蒋介石始终不肯点头。“二陈”于是便改变策略，授意由他们控制的“中统”暗中密切注意徐继庄的举动，意图寻找岔子将徐扳倒。徐继庄自然知晓“二陈”的意图，便来了个针锋相对，凡是涉及到与中统局相关的业务往来，一定设置重重障碍。这样，久而久之，双方就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徐继庄在中国农民银行行长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几年，一直到抗战后期在重庆时，终于因在一起折腾黄金事件中操作失误，被神通广大的中统抓住了证据，“二陈”一状告到了蒋介石面前，这才终于把徐继庄拉下了台。不过，蒋介石另有打算，所以未将中国农民银行行长这一位置交由CC势力控制。
　　蒋介石对于徐继庄在经济、金融方面的才干还是充分器重和肯定的，所以，当1944年10月鉴于国际金融关系频繁而由国民政府下令组建“中华民国邮政储金汇业局”时，便重新起用徐继庄，委任其为该局局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邮汇局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上海，徐继庄想控制实权，于是就任命旧部属沈镜为国家邮汇局上海分局局长。沈镜一上任，就在上海分局机关内为徐继庄设立了个人办公室，便于隔三差五前往上海的徐继庄坐镇其内直接控制邮汇局上海分局。很快，徐继庄就重新成为中国金融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徐继庄重新成为金融要人之后，被手里所掌握的权势、金钱冲昏了头脑，把他就任局长时蒋介石亲口叮嘱的“小心、谨慎”训诫抛到了脑后，渐渐开始为所欲为起来。他经常出入于高档舞厅、戏院，结识了一个名叫谭丽萍的女演员。谭丽萍年轻漂亮且又风骚，很快就跟徐继庄勾搭上了，成为徐的固定姘头。徐继庄在取悦谭丽萍的过程中，花费了大量钱财，这都是沈镜提供的邮汇局的公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