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临危受命\"与\"代人受过\"说质疑 张春生 亦鸣 ...

“临危受命”与“代人受过”说质疑      张春生 天津师专学报   1998年12月
近年来，史学界关于张自忠留守北平这个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张自忠留平是通过“逼宫”夺权的方式取得的（1），另一种认为是“临危受命”（2），与此相联系的是张自忠在北平的所作所为是否有罪。笔者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十多年，发现林治波先生在其著作《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张传》）中，关于此问题的论述有失公允，本文就下列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请教于林先生。
一． 是“临危受命”还是“逼宫”夺权
(一)“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曾于7月26日两次致电宋哲元要其速去保定指挥军事,这样,宋哲元有充足的时间选择留平之人, 其要抗战首选应是军队主力在北平附近,且一直力主抗战的冯治安.此等大事,并未由多方人员商讨,7月28日却决定张自忠留平,这么仓促决定，作为一个身经百战，且处于日蒋夹缝中的宋哲元可能吗？如果真象林先生所言“以张自忠为缓冲，借以分解失守平津的责任”（3）那林先生更是大错特错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国民政府对北平弃守的态度。日军大举进攻后，蒋介石即致电宋哲元：“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至平、津增缓部队，可直接令仿鲁随时加入也。。。。。。必以。”同日，又电令宋哲元“务必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后因形势变化，蒋介石又电令宋哲元到保定布防，并要求孙连仲、庞炳勋部迅速北上，以援平津，由此观之，蒋介石并未要求29军放弃平津。那29军的态度又如何呢？宋哲元决心抗战后，7月27日致电蒋介石“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势所关，现在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人民的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不稍有畏避也。”（5）当日，秦德纯委托严宽电告何应钦：“1。日致我通谍，限我29军俭午前撤退，我方已将该通谍送回；2。和平已绝，宋及29军将领已下决心与城共存亡。至城外各方面，俟布置完毕，即行应战。望转电何公速派大量飞机及军队来北”（6）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29军也不是要放弃北平，而是准备与日军血战到底。那么笔者要问，象林先生所言：张自忠在29军中有“稳健派”“主和派”之名，较之他人更易于同日本人打交道。“（7）那么，宋哲元应该想到张自忠留平之后，肯定会同日本人进行和谈，宋哲元敢这样做吗？宋哲元如血战，丢失平津情有可原，如和谈失地，对于杂牌军后果如何，宋哲元比谁都清楚，所以，我认为宋哲元如有派人留平的想法，也不会留下张自忠。林先生在《张传》中讲宋哲元以张自忠留平同日方斡旋，寻求重返平津的机会。（8）在这里他引用了宋哲元的高级幕僚吴锡祺、五式九的一段回忆：“宋离开北平之后，。。。。到保定的那天（7月29日），刚到曹家花园一落脚，就迫不及待的地叫秦德纯给杨兆庚打电话，询问北平的情况，。。。。。。不难看出，局势已经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他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的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9）这段话更令人难以想象，“七七事变”以来，宋哲元多次企求和平，但结果却换来的是战争，所以在7月27日，宋哲元抛弃幻想发表了自卫守土抗战通电，表明29军的抗战决心。然而在兵员损失严重，自己的爱将佟麟阁、赵登禹牺牲在战场上，且自己被赶到保定的情况下，他除了抗战，打回北平，还能有其它的选择吗？并且，这段史料中也有令人费解之处，宋哲元如是交权于张自忠，那么他要了解北平的情况完全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张自忠，为何要秦德纯问杨兆庚，内中详情，不得而知。
（二）林先生 在《张传》中谈到，宋哲元在临行前挥笔写下手谕：（1）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2）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3）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10 ）但是，至今这个关系到张自忠一生荣辱的手谕我们也没发现。我们已见到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不知为何？就是在外界对张自忠误解很深，并且直呼其为汉奸之时，他也没拿出来为自己辩护，这就令人对这则命令的来历产生怀疑，难道真象林先生所讲的那样，“帮人帮到底”吗？让我们看一看张 自忠向蒋报告的留平经过：“窃自忠自于七月二十八日奉宋委员长命令留守北平，代理冀察军政事宜，奉命之下，诚恐材具弗胜，一再坚辞，经宋委员长责以大义，不得已涕泣受命，允为维持十日，由宋委员长率队来平接应，以解北平危急，自宋委员长离平赴保后，职一面令驻城内石旅确保北平秩序，阻止日军进城；一面派员与宋委员长采取联络，并电令在津李文田督率所部，努力杀敌，并告诫官兵勿忘为中国国民，不必以交通梗阻为虑，嗣以平保联系断绝，而日军大批逼迫城郊，职当令石旅突围赴察，职亦率手枪队出城。不意石旅甫出得（德）胜门，敌人预设伏兵，三面袭击，以致石旅长与其部队失却联络，职亦中途折返城内。从此职困自孤城，一日数迁，居住被日人查封，形同日虏屡次冒险出城，均未办到。迟到九月三日，职不得已化妆只身离平赴津，在途三日，始抵天津，寓于美籍友人家中，至十日乘英商海口船赴烟台转济南来京，此经过之大概情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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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从这段话可看出，张自忠不仅将自己失职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极力美化自己在平津的所作所为，一点也看不出有“帮人帮到底”的意思。那再看看张自忠带去宋哲元给蒋的亲笔信：“张自忠抵济，曾经电陈，谅蒙钧览，张自忠此次转道南来，外间对之多抱怀疑态度，兹特令其晋京觐谒钧前，面陈经过，职对其平日之为人，知之甚切，决不至如外间之所传，以负国家数十年培养之厚也。”（12）分析一下宋哲元这段话，他讲“外间对之多抱怀疑态度。。。。。。决不至如外间之所传”，但外间所传为何？同时北平《晨报》、天津《益世报》、上海《申报》、《大公报》都著文抨击张自忠，直呼其为汉奸。由此可见，宋哲元在信中只讲张自忠并没有当汉奸，并没讲自己主动交权于张自忠，命其留守北平。但林先生在《张传》中，却把这段史料曲解为宋哲元为张自忠逼宫作辩护，岂不荒唐。倒是宋哲元在泊头与萧振瀛的一席话将内中详情点破“如此世变，非所预料，本正在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13）“不料下午三点荩臣（张自忠）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平，他有办法，余与绍文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幸仰之归拢部队南下”（14）宋哲元的这段话与戈定远、张克侠、张俊声、秦寄云的回忆录相对照，证明张自忠并非“临危受命”而是“逼宫夺权”，这大概就是其一直不敢将宋哲元手谕公布于众的原因所在。现在我们要分析宋哲元为什么事后又极力替张自忠求情，要其回队领军呢？因为29军是宋哲元费尽心机才保留下的一点武装，所以他轻易不肯交出这支军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自忠逼宫后，宋哲元很快交权于张自忠，他是不想因内讧而削弱自己和全国的抗日力量，故只好忍气吞声出走保定，张自忠南下后，宋哲元又不计前嫌，力保张自忠，使其悔悟，这才有了宋哲元死后张自忠捶胸大恸，后血洒疆场，成为民族英雄，这一千古美谈。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作为一个主管数省政权的行政首脑，其一直是由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没有这个权利，并且他要任命一个高级军官，还要报请中央批准，何况一个封疆大吏呢？宋哲元只有推荐之权，再由国民政府任命，但是一直到保定，我们也未见宋哲元向南京政府上报，倒是有宋到保定后，7月30日，因身体原因，向南京市政府自请离职“所有29军军长职务，委冯治安代理，并请中央明令发表”（15）这与交权于张自忠形成鲜明对比，实际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吗？
（四）林先生 在《张传》中讲，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在武衣库住宅召集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首先要分析一下这次会议的性质，如是高级将领会议，应有143师师长刘汝明、133师师长赵登禹，但实际情况并无此二人参加，再有从参加会议的人员构成来看，秦德纯时任北京市市长，张维藩兼北平戒严司令，冯治安兼北平卫戍司令，以此观之，这次会议是与北平有关的会议，这样的会议不可能有张自忠参加，那张自忠7月28日到平，目的是什么呢？
二．张自忠到底有没有罪
张自忠到底有没有罪？这是史学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林治波在其《张传》中一直讲是“代人受过”，其留平是“忍辱负重”。但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得出了与其相反的结论，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一） 从张自忠留平后的活动来看
张自忠在宋离平的第二天即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并用冀察政委会名义派张壁、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荪等为委员.同时发表潘毓桂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16）“并大开城门，撤除警备，且与松井商日兵开入问题。“（17）然林先生却在《张传》中讲“这是按照与宋哲元预先商定的计划行事，是出于应付日本人的要求”（18）这更是令人不可理解的事，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时蒋介石已调动庞炳勋、孙连仲的部队星夜兼程北上，赴沧州、保定布防，准备与日决战且宋哲元多次电请中央“速派大军由平浦线星夜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如派飞机到河间任丘一带，则于战局更有裨益”（19）这与“七•七事变‘前期’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故反对中央军北上的心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观之，宋哲元此时已抛弃了小集团的利益，准备为国家民族利益与日寇拚死作战，他可能与张自忠商量换上一些亲日派分子，使日人不战而占领平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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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留守平津的29军余部，张自忠又是如何处理的呢？这也是林先生多次为张自忠辩护的另一个理由，在这里他引用了张克侠的一段回忆“当我夜里回到怀仁堂时，张自忠用电话把我叫去，告诉我：“宋哲元和部队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要我通知军部及从西苑逃进城的人员急速出城追部队，明天清晨日军就要进城，来不及就快换便衣藏起来。”（20）他认为“该情节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张自忠留平的真相，张自忠若真的‘逼宫夺权’，附敌为奸，应当将部队收拢起来归自己指挥，或对他们置之不理，何以急切的命令他们出城追赶大部队或换便衣藏起来呢。”（21）然而，林先生又错了，张克侠当时任29军副参谋长，况且他率的部队不属于张自忠的38师，其中大部（包括张克侠）抗日情绪极高，张自忠如不叫他们走或躲，他能指挥的了吗？他的存在，岂不要惊醒了他的和平美梦吗 ？
相反，对于他能指挥的部队，他是如何做的呢？38师在李文田的率领下，于29日凌晨1时在天津袭击日军，战斗进展十分顺利，一直打到海光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但是到下午3时，张自忠的一纸命令，38师仃战南撤，天津沦陷，4000名警察没有任何反抗，全部被日军解除武装（22），他的这些行动还是“代人受过”吗？宋哲元叫他这样做了吗？他还能说没罪吗？
（二） 从张自忠的自述来分析
张自忠在向蒋介石报告其留平经过最后一段讲：“自忠受国家培植与钧座训诲，誓以至诚效命国家，倘有丝毫不忠实于国家及钧座之处甘受最严厉之处分，至于自忠有负任命，贻误大局一节，应如何惩处之处，敬惟钧座之命是听。”（23）如按其上段话所述，其根本没有“有负任命，贻误大局”相反已经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对国家有功，如有罪，应是宋哲元所犯，如何又有这一段话呢？岂不令人费解。且张自忠见蒋后说：“职当兵出身，是个老粗，不学无术，愚而自用，后来想和平解决华北局面，结果殆害国家，后悔无及，请委员长严厉处分，任何处分都是教育我改过学好”（24）这段话又作何解？
现在看一下萧振瀛的回忆，张自忠在济南见到他之后，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宋一昧（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本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部不听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不意演变如是”（25）张自忠如无罪，何出此言，如有宋哲元的任命，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之，并拿出宋哲元的任命书，何至于讲:“唯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1937年12月，张自忠到59军任代理军长之后，对将士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死在什么地方”（31）1938年台儿庄大战前夕，张自忠到李宗仁处报到，头一句话就说：“我是戴罪立功来了”从其言语可看出：张自忠一直承认自己有罪，但林先生在《张传》中却极力为其辩护，不知何意。由于张自忠的悔悟，所以他每每讲自己要以戴罪之身，战死疆场，果不其然。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血洒襄东。按常理讲，一般军、师长所居位置，通常距火线5——6华里（约为敌军山野炮射程之外）（27），集团军总部通常距火线19——20华里处。张自忠是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战死疆场的最高将领，他为何非要亲临火线，战死疆场呢？据载：张自忠在临上前线前给其部将冯治安等重庆好友留下许多遗言：表示自己要为国尽忠，战死疆场，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看到自己逼宫迫宋交权，但宋对自己却宽大无比，所以他只须以死才能报国，才能洗刷自己在平津期间所犯的罪，这也是张自忠率部屡立战功的原因。
（三） 从国民政府对他的态度及其反应来看
平津丢失以后，南京政府颁布了对张自忠、刘汝明等的处分“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天津市长兼陆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143师师长刘汝明抗战不力，致受损失。。。。。。张自忠著撤职查办；刘汝明著撤职留任，戴罪立功。“（28）分析一下这道作战命令，刘汝明是丢失张家口的主要责任人，但国民政府只给他一个撤职留任的处分，而张自忠却是撤职查办。抗战期间，撤职查办应是很严厉的处分，原因是其罪过很大，如其是“代人受过”，那么受到惩处的首先是宋哲元，但结果呢？宋哲元的第29军升格为第一集团军，宋亲兼总司令，我们承认其中有《张传》中所讲的那些原因，但二者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宋的错误是在7月27日之前，他只顾自身的利益，贪图苟安，贻误战机，但这与蒋介石政府当时对日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但7月27日后，宋哲元力主抗战，并在行动上也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而张自忠却不然，他留守平津后，在中日交战的关键时刻，却大唱和谈，导致平津失陷，这就是张自忠遭到重罚的主要原因，期间虽经冯玉祥、宋哲元等的多次力保，张自忠自己也多次自请重责，总算减轻了一点处罚，事后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讲：忠受命留平，因才识浅陋，力尽援绝，有负党国使命，贻误之咎，实不敢辞。此次来京向委员长及中央报告经过，自请处分，国府仅予撤职查办，不立刻严遣。昨日晋谒委员长，复蒙策励有加，许以待命自赎，私衷钦戴，感激涕零，此后有效命机会，誓以未尽余生，在我领袖指导下，为国赴汤蹈火，决不敢辞。“临危受命”与“代人受过”说质疑      张春生 天津师专学报   1998年12月
近年来，史学界关于张自忠留守北平这个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张自忠留平是通过“逼宫”夺权的方式取得的（1），另一种认为是“临危受命”（2），与此相联系的是张自忠在北平的所作所为是否有罪。笔者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十多年，发现林治波先生在其著作《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张传》）中，关于此问题的论述有失公允，本文就下列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请教于林先生。
一． 是“临危受命”还是“逼宫”夺权
(一)“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曾于7月26日两次致电宋哲元要其速去保定指挥军事,这样,宋哲元有充足的时间选择留平之人, 其要抗战首选应是军队主力在北平附近,且一直力主抗战的冯治安.此等大事,并未由多方人员商讨,7月28日却决定张自忠留平,这么仓促决定，作为一个身经百战，且处于日蒋夹缝中的宋哲元可能吗？如果真象林先生所言“以张自忠为缓冲，借以分解失守平津的责任”（3）那林先生更是大错特错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国民政府对北平弃守的态度。日军大举进攻后，蒋介石即致电宋哲元：“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至平、津增缓部队，可直接令仿鲁随时加入也。。。。。。必以。”同日，又电令宋哲元“务必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后因形势变化，蒋介石又电令宋哲元到保定布防，并要求孙连仲、庞炳勋部迅速北上，以援平津，由此观之，蒋介石并未要求29军放弃平津。那29军的态度又如何呢？宋哲元决心抗战后，7月27日致电蒋介石“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势所关，现在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人民的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不稍有畏避也。”（5）当日，秦德纯委托严宽电告何应钦：“1。日致我通谍，限我29军俭午前撤退，我方已将该通谍送回；2。和平已绝，宋及29军将领已下决心与城共存亡。至城外各方面，俟布置完毕，即行应战。望转电何公速派大量飞机及军队来北”（6）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29军也不是要放弃北平，而是准备与日军血战到底。那么笔者要问，象林先生所言：张自忠在29军中有“稳健派”“主和派”之名，较之他人更易于同日本人打交道。“（7）那么，宋哲元应该想到张自忠留平之后，肯定会同日本人进行和谈，宋哲元敢这样做吗？宋哲元如血战，丢失平津情有可原，如和谈失地，对于杂牌军后果如何，宋哲元比谁都清楚，所以，我认为宋哲元如有派人留平的想法，也不会留下张自忠。林先生在《张传》中讲宋哲元以张自忠留平同日方斡旋，寻求重返平津的机会。（8）在这里他引用了宋哲元的高级幕僚吴锡祺、五式九的一段回忆：“宋离开北平之后，。。。。到保定的那天（7月29日），刚到曹家花园一落脚，就迫不及待的地叫秦德纯给杨兆庚打电话，询问北平的情况，。。。。。。不难看出，局势已经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他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的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9）这段话更令人难以想象，“七七事变”以来，宋哲元多次企求和平，但结果却换来的是战争，所以在7月27日，宋哲元抛弃幻想发表了自卫守土抗战通电，表明29军的抗战决心。然而在兵员损失严重，自己的爱将佟麟阁、赵登禹牺牲在战场上，且自己被赶到保定的情况下，他除了抗战，打回北平，还能有其它的选择吗？并且，这段史料中也有令人费解之处，宋哲元如是交权于张自忠，那么他要了解北平的情况完全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张自忠，为何要秦德纯问杨兆庚，内中详情，不得而知。
（二）林先生 在《张传》中谈到，宋哲元在临行前挥笔写下手谕：（1）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2）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3）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10 ）但是，至今这个关系到张自忠一生荣辱的手谕我们也没发现。我们已见到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不知为何？就是在外界对张自忠误解很深，并且直呼其为汉奸之时，他也没拿出来为自己辩护，这就令人对这则命令的来历产生怀疑，难道真象林先生所讲的那样，“帮人帮到底”吗？让我们看一看张 自忠向蒋报告的留平经过：“窃自忠自于七月二十八日奉宋委员长命令留守北平，代理冀察军政事宜，奉命之下，诚恐材具弗胜，一再坚辞，经宋委员长责以大义，不得已涕泣受命，允为维持十日，由宋委员长率队来平接应，以解北平危急，自宋委员长离平赴保后，职一面令驻城内石旅确保北平秩序，阻止日军进城；一面派员与宋委员长采取联络，并电令在津李文田督率所部，努力杀敌，并告诫官兵勿忘为中国国民，不必以交通梗阻为虑，嗣以平保联系断绝，而日军大批逼迫城郊，职当令石旅突围赴察，职亦率手枪队出城。不意石旅甫出得（德）胜门，敌人预设伏兵，三面袭击，以致石旅长与其部队失却联络，职亦中途折返城内。从此职困自孤城，一日数迁，居住被日人查封，形同日虏屡次冒险出城，均未办到。迟到九月三日，职不得已化妆只身离平赴津，在途三日，始抵天津，寓于美籍友人家中，至十日乘英商海口船赴烟台转济南来京，此经过之大概情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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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从这段话可看出，张自忠不仅将自己失职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极力美化自己在平津的所作所为，一点也看不出有“帮人帮到底”的意思。那再看看张自忠带去宋哲元给蒋的亲笔信：“张自忠抵济，曾经电陈，谅蒙钧览，张自忠此次转道南来，外间对之多抱怀疑态度，兹特令其晋京觐谒钧前，面陈经过，职对其平日之为人，知之甚切，决不至如外间之所传，以负国家数十年培养之厚也。”（12）分析一下宋哲元这段话，他讲“外间对之多抱怀疑态度。。。。。。决不至如外间之所传”，但外间所传为何？同时北平《晨报》、天津《益世报》、上海《申报》、《大公报》都著文抨击张自忠，直呼其为汉奸。由此可见，宋哲元在信中只讲张自忠并没有当汉奸，并没讲自己主动交权于张自忠，命其留守北平。但林先生在《张传》中，却把这段史料曲解为宋哲元为张自忠逼宫作辩护，岂不荒唐。倒是宋哲元在泊头与萧振瀛的一席话将内中详情点破“如此世变，非所预料，本正在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13）“不料下午三点荩臣（张自忠）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平，他有办法，余与绍文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幸仰之归拢部队南下”（14）宋哲元的这段话与戈定远、张克侠、张俊声、秦寄云的回忆录相对照，证明张自忠并非“临危受命”而是“逼宫夺权”，这大概就是其一直不敢将宋哲元手谕公布于众的原因所在。现在我们要分析宋哲元为什么事后又极力替张自忠求情，要其回队领军呢？因为29军是宋哲元费尽心机才保留下的一点武装，所以他轻易不肯交出这支军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自忠逼宫后，宋哲元很快交权于张自忠，他是不想因内讧而削弱自己和全国的抗日力量，故只好忍气吞声出走保定，张自忠南下后，宋哲元又不计前嫌，力保张自忠，使其悔悟，这才有了宋哲元死后张自忠捶胸大恸，后血洒疆场，成为民族英雄，这一千古美谈。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作为一个主管数省政权的行政首脑，其一直是由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没有这个权利，并且他要任命一个高级军官，还要报请中央批准，何况一个封疆大吏呢？宋哲元只有推荐之权，再由国民政府任命，但是一直到保定，我们也未见宋哲元向南京政府上报，倒是有宋到保定后，7月30日，因身体原因，向南京市政府自请离职“所有29军军长职务，委冯治安代理，并请中央明令发表”（15）这与交权于张自忠形成鲜明对比，实际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吗？
（四）林先生 在《张传》中讲，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在武衣库住宅召集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首先要分析一下这次会议的性质，如是高级将领会议，应有143师师长刘汝明、133师师长赵登禹，但实际情况并无此二人参加，再有从参加会议的人员构成来看，秦德纯时任北京市市长，张维藩兼北平戒严司令，冯治安兼北平卫戍司令，以此观之，这次会议是与北平有关的会议，这样的会议不可能有张自忠参加，那张自忠7月28日到平，目的是什么呢？
二．张自忠到底有没有罪
张自忠到底有没有罪？这是史学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林治波在其《张传》中一直讲是“代人受过”，其留平是“忍辱负重”。但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得出了与其相反的结论，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一） 从张自忠留平后的活动来看
张自忠在宋离平的第二天即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并用冀察政委会名义派张壁、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荪等为委员.同时发表潘毓桂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16）“并大开城门，撤除警备，且与松井商日兵开入问题。“（17）然林先生却在《张传》中讲“这是按照与宋哲元预先商定的计划行事，是出于应付日本人的要求”（18）这更是令人不可理解的事，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时蒋介石已调动庞炳勋、孙连仲的部队星夜兼程北上，赴沧州、保定布防，准备与日决战且宋哲元多次电请中央“速派大军由平浦线星夜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如派飞机到河间任丘一带，则于战局更有裨益”（19）这与“七•七事变‘前期’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故反对中央军北上的心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观之，宋哲元此时已抛弃了小集团的利益，准备为国家民族利益与日寇拚死作战，他可能与张自忠商量换上一些亲日派分子，使日人不战而占领平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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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留守平津的29军余部，张自忠又是如何处理的呢？这也是林先生多次为张自忠辩护的另一个理由，在这里他引用了张克侠的一段回忆“当我夜里回到怀仁堂时，张自忠用电话把我叫去，告诉我：“宋哲元和部队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要我通知军部及从西苑逃进城的人员急速出城追部队，明天清晨日军就要进城，来不及就快换便衣藏起来。”（20）他认为“该情节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张自忠留平的真相，张自忠若真的‘逼宫夺权’，附敌为奸，应当将部队收拢起来归自己指挥，或对他们置之不理，何以急切的命令他们出城追赶大部队或换便衣藏起来呢。”（21）然而，林先生又错了，张克侠当时任29军副参谋长，况且他率的部队不属于张自忠的38师，其中大部（包括张克侠）抗日情绪极高，张自忠如不叫他们走或躲，他能指挥的了吗？他的存在，岂不要惊醒了他的和平美梦吗 ？
相反，对于他能指挥的部队，他是如何做的呢？38师在李文田的率领下，于29日凌晨1时在天津袭击日军，战斗进展十分顺利，一直打到海光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但是到下午3时，张自忠的一纸命令，38师仃战南撤，天津沦陷，4000名警察没有任何反抗，全部被日军解除武装（22），他的这些行动还是“代人受过”吗？宋哲元叫他这样做了吗？他还能说没罪吗？
（二） 从张自忠的自述来分析
张自忠在向蒋介石报告其留平经过最后一段讲：“自忠受国家培植与钧座训诲，誓以至诚效命国家，倘有丝毫不忠实于国家及钧座之处甘受最严厉之处分，至于自忠有负任命，贻误大局一节，应如何惩处之处，敬惟钧座之命是听。”（23）如按其上段话所述，其根本没有“有负任命，贻误大局”相反已经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对国家有功，如有罪，应是宋哲元所犯，如何又有这一段话呢？岂不令人费解。且张自忠见蒋后说：“职当兵出身，是个老粗，不学无术，愚而自用，后来想和平解决华北局面，结果殆害国家，后悔无及，请委员长严厉处分，任何处分都是教育我改过学好”（24）这段话又作何解？
现在看一下萧振瀛的回忆，张自忠在济南见到他之后，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宋一昧（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本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部不听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不意演变如是”（25）张自忠如无罪，何出此言，如有宋哲元的任命，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之，并拿出宋哲元的任命书，何至于讲:“唯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1937年12月，张自忠到59军任代理军长之后，对将士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死在什么地方”（31）1938年台儿庄大战前夕，张自忠到李宗仁处报到，头一句话就说：“我是戴罪立功来了”从其言语可看出：张自忠一直承认自己有罪，但林先生在《张传》中却极力为其辩护，不知何意。由于张自忠的悔悟，所以他每每讲自己要以戴罪之身，战死疆场，果不其然。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血洒襄东。按常理讲，一般军、师长所居位置，通常距火线5——6华里（约为敌军山野炮射程之外）（27），集团军总部通常距火线19——20华里处。张自忠是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战死疆场的最高将领，他为何非要亲临火线，战死疆场呢？据载：张自忠在临上前线前给其部将冯治安等重庆好友留下许多遗言：表示自己要为国尽忠，战死疆场，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看到自己逼宫迫宋交权，但宋对自己却宽大无比，所以他只须以死才能报国，才能洗刷自己在平津期间所犯的罪，这也是张自忠率部屡立战功的原因。
（三） 从国民政府对他的态度及其反应来看
平津丢失以后，南京政府颁布了对张自忠、刘汝明等的处分“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天津市长兼陆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143师师长刘汝明抗战不力，致受损失。。。。。。张自忠著撤职查办；刘汝明著撤职留任，戴罪立功。“（28）分析一下这道作战命令，刘汝明是丢失张家口的主要责任人，但国民政府只给他一个撤职留任的处分，而张自忠却是撤职查办。抗战期间，撤职查办应是很严厉的处分，原因是其罪过很大，如其是“代人受过”，那么受到惩处的首先是宋哲元，但结果呢？宋哲元的第29军升格为第一集团军，宋亲兼总司令，我们承认其中有《张传》中所讲的那些原因，但二者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宋的错误是在7月27日之前，他只顾自身的利益，贪图苟安，贻误战机，但这与蒋介石政府当时对日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但7月27日后，宋哲元力主抗战，并在行动上也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而张自忠却不然，他留守平津后，在中日交战的关键时刻，却大唱和谈，导致平津失陷，这就是张自忠遭到重罚的主要原因，期间虽经冯玉祥、宋哲元等的多次力保，张自忠自己也多次自请重责，总算减轻了一点处罚，事后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讲：忠受命留平，因才识浅陋，力尽援绝，有负党国使命，贻误之咎，实不敢辞。此次来京向委员长及中央报告经过，自请处分，国府仅予撤职查办，不立刻严遣。昨日晋谒委员长，复蒙策励有加，许以待命自赎，私衷钦戴，感激涕零，此后有效命机会，誓以未尽余生，在我领袖指导下，为国赴汤蹈火，决不敢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