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国人致命的缺点是没有逻辑思维！

芦笛
　　
　　
　　这个题目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
　　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麽？
　　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麽？
　　还配写什麽文章！你这不是自打耳光麽？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麽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在《枫华园》
　　上发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甚至把题目改
　　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导读者如何“意淫“的）。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
　　’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
　　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
　　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
　　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
　　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
　　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麽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
　　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
　　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
　　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麽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
　　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
　　乎是不那麽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
　　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
　　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
　　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
　　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
　　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
　　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
　　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象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
　　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
　　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
　　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
　　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
　　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
　　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麽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
　　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
　　都没有。
　　
　　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
　　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
　　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
　　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
　　“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
　　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
　　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
　　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
　　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
　　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
　　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
　　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
　　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
　　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
　　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
　　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
　　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
　　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
　　“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
　　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
　　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
　　“文理优劣“，直到“我思我在“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
　　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
　　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
　　“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
　　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
　　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
　　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
　　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
　　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
　　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林思云先生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林先生务必
　　不要介意。林先生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
　　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
　　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
　　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
　　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
　　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
　　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
　　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
　　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
　　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
　　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
　　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
　　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
　　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
　　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
　　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
　　示过他不相信有什麽“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
　　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
　　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
　　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
　　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
　　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
　　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
　　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
　　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
　　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
　　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
　　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
　　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
　　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
　　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
　　“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
　　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
　　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
　　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
　　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
　　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
　　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
　　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
　　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
　　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
　　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
　　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
　　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
　　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
　　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
　　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
　　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
　　“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
　　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
　　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
　　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
　　在却忘了说。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
　　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
　　《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
　　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
　　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麽归纳而来。要让它
　　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
　　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
　　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
　　也不知是什麽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
　　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
　　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
　　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
　　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
　　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
　　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
　　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
　　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
　　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
　　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
　　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
　　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
　　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
　　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
　　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麽“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
　　试问国民经济中什麽是纲，什麽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
　　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
　　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
　　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
　　（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麽不同。无论学哪一科，
　　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
　　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
　　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
　　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
　　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
　　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
　　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
　　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
　　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麽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
　　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
　　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社会制度又如何
　　“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
　　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麽都懂，什麽都会，什麽都敢信，什麽都敢说“的
　　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
　　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麽“鸡血疗法“、“针灸治
　　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
　　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
　　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
　　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接地
　　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
　　也算不得什麽。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
　　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
　　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
　　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
　　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
　　作法。其实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
　　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
　　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
　　投资的项目，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芦笛
　　
　　
　　这个题目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
　　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麽？
　　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麽？
　　还配写什麽文章！你这不是自打耳光麽？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麽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在《枫华园》
　　上发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甚至把题目改
　　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导读者如何“意淫“的）。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
　　’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
　　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
　　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
　　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
　　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
　　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麽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
　　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
　　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
　　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麽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
　　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
　　乎是不那麽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
　　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
　　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
　　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
　　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
　　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
　　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
　　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象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
　　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
　　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
　　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
　　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
　　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
　　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麽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
　　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
　　都没有。
　　
　　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
　　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
　　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
　　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
　　“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
　　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
　　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
　　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
　　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
　　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
　　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
　　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
　　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
　　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
　　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
　　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
　　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
　　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
　　“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
　　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
　　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
　　“文理优劣“，直到“我思我在“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
　　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
　　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
　　“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
　　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
　　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
　　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
　　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
　　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
　　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林思云先生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林先生务必
　　不要介意。林先生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
　　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
　　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
　　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
　　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
　　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
　　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
　　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
　　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
　　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
　　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
　　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
　　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
　　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
　　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
　　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
　　示过他不相信有什麽“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
　　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
　　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
　　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
　　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
　　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
　　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
　　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
　　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
　　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
　　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
　　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
　　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
　　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
　　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
　　“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
　　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
　　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
　　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
　　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
　　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
　　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
　　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
　　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
　　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
　　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
　　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
　　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
　　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
　　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
　　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
　　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
　　“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
　　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
　　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
　　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
　　在却忘了说。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
　　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
　　《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
　　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
　　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麽归纳而来。要让它
　　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
　　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
　　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
　　也不知是什麽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
　　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
　　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
　　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
　　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
　　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
　　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
　　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
　　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
　　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
　　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
　　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
　　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
　　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
　　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
　　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麽“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
　　试问国民经济中什麽是纲，什麽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
　　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
　　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
　　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
　　（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麽不同。无论学哪一科，
　　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
　　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
　　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
　　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
　　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
　　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
　　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
　　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
　　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麽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
　　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
　　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社会制度又如何
　　“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
　　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麽都懂，什麽都会，什麽都敢信，什麽都敢说“的
　　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
　　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麽“鸡血疗法“、“针灸治
　　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
　　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
　　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
　　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接地
　　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
　　也算不得什麽。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
　　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
　　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
　　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
　　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
　　作法。其实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
　　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
　　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
　　投资的项目，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